《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二章 实现正常化 第一节 卡特政府举棋不定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总统以威尔逊为代表，外交中带有比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卡特执政时期，战后三十年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集中表现出来：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物价膨胀，经济不景气，美国社会产生了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在国际上，美国的“天定命运”被其他国家否定，美国政府需要树立起新的道义形象。卡特上任后，决意恢复人们对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价值观念的信仰，1 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外交中对人权问题情有独钟，希望在“人权”和“民 主”的传统上动员美国人民的支持，“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向所有盟国和友邦保证，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他还希望以人权作为武器，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扩大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为他的“世界秩序战略”服务。2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有一大堆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诸如：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中东形势，非洲事态，巴拿马运河区问题，3 等等，与这些问题相比，中美关系正常化似乎不是特别紧迫的事。在总统的国家安全班子1977年1月第一次开会讨论最紧迫的问题时，甚至没有提到对华政策。4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些总统本人就是很了解国际事务，很有战略眼光，在外交上敢作敢为的，早一点的如威尔逊、罗斯福，晚一点的如肯尼迪、尼克松。有一些总统本人入主白宫前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甚至本州问题，对国际事务所知不多，如杜鲁门、约翰逊、福特。卡特也属于后一类总统。作为乔治亚州的州长，他在政务中难得接触到中美关系。这样，他在外交方面，包括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就非常依仗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他们的主张也就对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人权外交，中东问题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的主张。他们最主要的分歧表现在对美苏缓和以及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看法。万斯认为，“讲到经济发展与战略实力，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 而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一个稳定的美苏关系将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环境”，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当时美苏关系的突出问题是要推进在1976年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既可以稳定美苏关系，又可以发展更加广泛的双边合作。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映”，因此正常化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5 　　 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对苏关系是重要的，但不能过于强调，以免产生对美苏伙伴关系的欣快症似的期望，导致别国对美苏主宰世界的担心；或产生对美苏冲突的歇斯底里般的担心。不能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他的全球事务。他也不认为缓和是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缓和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缓和不可避免地既包括合作又包括竞争，因此它必须既是全面的又是互惠的”。而且缓和必须既能避免战争，又能成为和平变化的工具。苏联的利益在于把缓和加以局限，使之成为单方面的行为。他“越来越关注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长远政治含义，担心苏联将会继续运用其实力或者在第三世界挑起纷争，或者将其意图在一些政治竞争中强加给美国”。苏联已经把缓和当成了“推动世界革命进程”的工具。他和一些学者和战略家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要利用中苏分裂使苏联的战略计划更加复杂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6 在卡特政府中，国防部长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看法相近。他倾向于从中苏竞争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 　　卡特本人“相信与苏联的缓和”，他认为“这表示在走向和平”, 并称，由于美苏缓和，“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已不那么尖锐”。7 而且在1977年他受到万斯的影响较多, 所以在1977 年卡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踌躇不前。由于缓和的衰落，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多，卡特总统到1978 年才真正“打定主意”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当然，卡特也不是完全不注意中美关系。早在1976年底， 大选获胜后不久，卡特就专门把基辛格请到乔治亚州他的家乡，向后者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 以及他多次访华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印象。1977年2月初，他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去白宫，黄镇在谈话中强调了苏联的威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黄镇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但一旦美国准备“兑现数年前达成的协定”，中国就愿意尽快实现正常化。卡特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访问中国多次，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黄镇的回答一如从前：“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这种访问就是不可能的。”8 1977年4月，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卡特派其次子齐普·卡特随团前往，并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希望最终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9 　　5月22 日，卡特在圣母大学作外交政策演讲，这是卡特上任后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在演讲中共讲了美国外交的五大问题：人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美苏关系，核不扩散，南非危机。在第四个问题中他提到了对华政策。可见对华政策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了。演讲中的提法是布热津斯基建议的： 　　 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公式来克服那些把两国分开的困难。10 　　卡特还任命刚退休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年长、富有经验，而且很强硬。早在60年代，肯尼迪总统就想让他出任驻外大使，他没有接受。这次他同意了。他与卡特总统私交甚厚，在卡特竞选时，伍德科克利用汽车工会为卡特助选，保证了卡特在密歇根州和其他一些州大获全胜。卡特对他颇为感激。大选之后，伍德科克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候选人的名单上，但他选择了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在年轻时从爱德加·斯诺报道中国的作品中了解了中国，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他是国内最早出来支持尼克松的人之一。11 7月中旬伍德科克正式走马上任。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将在中美建交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密歇根大学教授、著名中国学家欧森柏被卡特政府延聘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欧森柏上任之初，就仔细阅读了前两届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福特总统访华的材料是他从福特总统的家里取回来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关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欧森柏于是整理了一个备忘录，建议总统授权国务卿，一有机会就重申尼克松--福特的承诺，这就是： 　　 1， 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3， 在美国撤离台湾时不让日本取而代之； 4， 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形势的办法，美国将不在台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中支持台湾； 5， 美国将寻求正常化并力求实现。 　　布热津斯基对备忘录作了修改，呈递给总统。卡特圈了同意。备忘录到了国务院，万斯怒不可遏。他警告布热津斯基，以后在向总统递交有关外交政策备忘录时，事先要通过他。最后，万斯拒绝了备忘录的建议，认为向中国人做出保证为时尚早，国务院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要求撤消备忘录，结果备忘录的所以文本均被销毁。12 　　早在1976 年12月，万斯组织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仔细研究自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以来的所有文件，包括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记录，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法律和战略方面的问题，并设计一个一旦不能实现正常化保持现状的方案。1977年4月15日，万斯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 　　 必须让中国人懂得，我们并不把对华关系仅仅看作是一个方面的关系（即针对苏联），我们是在双边和国际关系的主要争议问题的大框架中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关于正常化本身，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如此急迫地去建立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以至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与安全。我们也不要人为地去设定最后期限。13 一方面，中美关系要服从美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就只能降到次要地位；一方面又要时时记得“不损害”台湾的利益，没有决心排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977年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这样举棋不定的。 布热津斯基4月30日提交给总统的对外政策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备忘录是他邀请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与他一起准备的，其目的是要向总统阐明美国的战略重点，比较具体地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甚至日期。布热津斯基向总统建议，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建设性的全球接触政策”。备忘录列出了十大政策目标，其中第五点是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因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的稳定因素，是和平的基石。”备忘录建议，美中两国在1977年开始谈判，在1979年前完成正常化，1979年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签订两国贸易与文化协定，并为两国长远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备忘录也提出“要与台湾保持充分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总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文件。实际上，以后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个日程表进行的。 14 6月，一个由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牵头的部际联合小组准备的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完成了。备忘录回顾了70年代以来对华政策的辩论，断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一定的紧迫性，美国应当满足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但美国也可以就每一项条件提出交换条件。6月底，万斯主持会议审议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并为他行将进行的访华做准备。当时卡特总统所寻求的交换条件是：第一，正常化不妨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二，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将不受损害；第三，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15 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没有设定一个时间表，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所以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意向性的文件。布热津斯基在会上力主在此次访问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减弱与台湾的关系，并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非常严肃地对待中美两国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但是大多数与会者持有异议，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能走得这么快，布热津斯基比较孤立。 　　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项涉及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在该文件的拟订过程中，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已经发生了交锋。布热津斯基主张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认为这一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步骤将会使苏联在处理有关美国的利益方面不致胆大妄为。国防部长布朗支持这种主张。万斯则向总统称， 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再没有别的什么”被苏联人看作是“更富有敌对意义”的了。它将使苏联重新评估削减美苏紧张状态到底有多少用处。他进而说，只要向中国转让可用于防卫的技术的风声走漏出去，就会对美苏关系产生影响。结果万斯的主张占了上风，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稿建议，在转让与军事有关的设备和技术方面，美国应当继续做到对苏联和中国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经过一系列官僚政治运作，这一稿有意透露给了新闻界。16 　　万斯访华前，布热津斯基再次向总统提交备忘录，阐明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美国应采取的政策，并建议立即试探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的可能性，以便一旦万斯访华不能在外交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两国尚可保持在战略领域的对话。他还具体建议成立一个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来审议一些对华出口许可证问题。卡特在备忘录上写了许多批语，然后退还给布热津斯基。他对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多表赞许。但他也写道：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要谨慎，我们“不要象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而要小心避免与国内支持我们的力量对立起来。”17 　　但到7月下旬，卡特总统在对华政策方面又有了比较积极的主张。7月30 日，他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由万斯、布热津斯基、布朗 、霍尔布鲁克、欧森柏等参加，会议讨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涵义和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为万斯即将访华做准备。万斯的意见是，对华关系正常化要等到与苏联的谈判走上轨道后再去进行。这时，副总统蒙戴尔提醒说，历史上民主党曾被指责为“丢失了中国”，如果现在让中国再重新回到苏联轨道，那么，民主党又将重新面临一代人的责难。最后，卡特的总结几乎出乎每个与会者的意料，他对万斯说，在北京“把一切都摊开来吧” ，“我从来没有从因循拖延中得到什么。把我们的立场全部讲清楚。”他表示愿意实现正常化，并准备面对国内那些指责他放弃台湾的批评。但他在台湾问题上也需要一些政治上的掩饰，需要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某种承诺，美国在与台湾脱离防御条约关系之后也将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让万斯准备一份公报草案，如果中方接受即可发表。8月初，卡特总统批准了万斯拟就的公报稿。18 　　正当万斯要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时，极右的参议员高华德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其中称， 当着八亿中国人在“没有基本人权”的状况下生活时，美国与台湾断交将“使美国蒙受耻辱”，果真卡特总统断绝与台湾的防御条约关系，他将要冒“遭到弹劾的”风险。19 行政局对华政策本来不高的热情又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其时，关于巴拿马运河区的条约经过6个月的紧张谈判行将签订并提交国会，国会中自然又有一场鏖战。卡特和万斯都认为，这种时候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只会得罪像高华德这样的右派议员，从而减少国会对条约的支持，而当时每一位国会议员的支持都是重要的。于是卡特对正常化的热情又消减了。万斯本来满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急于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这时他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了。而他根本不想讨论其他的问题，如对华技术转让、发展科技交流等。20 万斯的访问也就成了一次试探性行动，美国政府内很少有人期望，万斯访华将在某一方面推进中美关系。不仅如此，他又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条件中加了一条：美国应当要求，在正常化后派政府官员到驻台湾的非官方机构中代表美国。 21 　　8月22日，万斯国务卿抵达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华国锋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中美关系时将中国政府的立场公诸于众：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撤退驻台一切武装力量，废除同台湾的防御条约。22 　　23日，万斯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万斯说，只要双方能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总统就准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据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台防御条约即将“终止”，届时，美国将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事力量和设施, 但美国政府人员必须根据非官方的安排留在台湾，他们不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他还说，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发表反对美国声明的声明， 不要强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23 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国的原则立场相距甚远。黄华重申了中国关于建交的三项条件，表示不能接受万斯的方案。 　　与黄华会谈结束后，万斯与美方人员出来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子里散步。他们在一座小桥边收住脚步。万斯说， 看来中方不接受我们关于双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在第二天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不再出示他事先拟好的公报草稿。24 　　次日，邓小平会见万斯。万斯重复了头一天的表示，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也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从《上海公报》和美国领导人以前所阐述的立场后退。他念了一段他与基辛格会谈的记录，基辛格表示，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还提到，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曾表示，大选之后他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所说的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没有标志和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邓小平阐明中国的立场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中国担忧。25 　　邓小平和黄华都如此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是有的美国记者却对这次访问作了不实的报道。《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登载的一篇文章说，白宫相信，中国领导人在万斯访华时在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了比较有灵活性的立场，这次访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卡特总统赞扬万斯朝这个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万斯与中国领导人所讨论的条件将使台湾人“在自由中生活”，暗示美台关系不是正常化的障碍。难以确定这篇文章究竟是因为消息来源的错误还是出自记者的不实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政府错读了中方的意图。卡特总统在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万斯发回来的报告“非常令人鼓舞”。27日，他还不辞劳苦，异乎寻常地到安德鲁空军机场去迎接访问归来的万斯，称颂他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国务卿无功得奖，难怪受宠若惊。26 中国方面对于这种不实之词做出了反应。9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明确否认关于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美方所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灵活性，立场有了松动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退步，万斯从他前任的立场后退了。10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并警告说， 美国在玩弄中国、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9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及其一行。他在谈话中批评了西欧与美国的绥靖主义倾向，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往。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27 邓小平的谈话既表达了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又表明，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这应该是向美方发出的又一个明确的信息。 万斯访华之后，美国政府忙于关于与巴拿马的条约及其他事务，又把中美关系搁在了一边。伍德科克于9月下旬回美国伴随万斯出席联合国各国外长会议，他和国务卿一起在纽约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万斯说，邓小平9月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了解了中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将做出回应，但尚未准备就绪，待伍德科克返回北京时将向中国政府提出。28 这次会见表明，美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对华政策，纠正了对中国立场的误解。 　　数日后，万斯召集下属商议新的对华政策。伍德科克在会上说，要与中国人谈判一项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保证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把台湾看作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怎么能要求中国不收复自己的领土呢？这就好像要求林肯向英国人保证，不对邦联使用武力一样。但是为了保障台湾人的安全，总统也有权做一切保卫台湾免遭入侵的事情，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总统可以保留这个权力，而不必在谈判桌上讨论。霍尔布鲁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把它称作“伍德科克方式”。万斯没有表态。会议结束时，万斯告诉伍德科克，将在下星期一，10月3 日给他新的指示。29 　　此后，伍德科克几次催问国务院，回答都是：尚未准备就绪。10月14日，伍德科克又见到国务卿。万斯还是说，给他发新指示没有问题。伍德科克继续等待，但直到11月，新指示仍然没有发出。最后，霍尔布鲁克觉得还不如让伍德科克回北京任所去等待新指示。但伍德科克不是职业外交官，他不受国务院的气，也敢于对国务院说不，他倔强地表示，没有新指示他就不回北京，如果国务院给不出新指示，他就直接去找总统。国务院之所以一再拖延，是因为对到底是指示伍德科克开始与中国就建交进行新的谈判还是仅仅拖延时间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于伍德科克的坚持，他总算得到了国务卿的一纸文件。指示说，伍德科克可以告诉中国领导人，卡特政府已经了解了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美国不再寻求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在台湾保留官方存在；伍德科克将作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但暂勿开始谈判。伍德科克对这个指示是不满意的，但也只好如此。显然，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不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30 197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种种措施促进中美关系，至少使中美关系保持势头。 中国恢复了向美国购买小麦。中国政府接受美国能源部的邀请，派出一个政府代表团访美，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代表团，打破了先前坚持的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不派官方团体的规矩。中国政府还以中国外交学会的名义分别邀请参议员杰克逊、肯尼迪、克蓝斯顿访华，他们均受到异常友好的接待。在中国领导人与他们的谈话中突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题。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也应邀访华。布什在从驻华联络处主任职位离任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年。一行中包括前中情局高级官员李洁明和布什的好友贝克。他们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其他礼遇，并访问了西藏，成为二十几年来第一批访问西藏的西方人之一。 10月，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时说，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正常化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那我们也要发表声明，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外国无权干涉。 　　布热津斯基对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停滞不前甚为不满。他要欧森柏向黄镇传话，希望中国政府邀请他访华。11月3日，黄镇在离任前去白宫出席副总统蒙戴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在宴会上，当着万斯的面，黄镇宣布，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布热津斯基访华，他现在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邀请。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场的国务院官员不胜诧异。万斯脸如死灰，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对华政策以后就不再归国务院管了。国务院官员背后骂布热津斯基是“卑鄙小人”，是“掉价的基辛格”，背着国务院搞小动作。31 在归途中，霍尔布鲁克在汽车上就打电话问欧森柏，这是不是他搞的鬼？万斯也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激动地说，这将使我们谈判努力受到损害。32 欧森柏担心的是，布热津斯基是否等到了总统足够的支持。此后数月，布热津斯基利用每天一早向总统简报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逐渐以他的想法影响总统，最后终于使卡特在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下定了决心。 　　　　　　　　　　　　 　　　　　　　　　　　　 　　　　　　　　　　　　第二节 实现正常化 　　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由于一系列原因而恶化。首先，被万斯作为美苏缓和中心环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迟迟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两国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但由于在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巡航导弹是否应列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最高限额之内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之中。33 其次，苏联乘着美国热衷于搞缓和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威胁美国利益。1976年，苏联借助古巴军队操纵安哥拉内政得手。1977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政府发生了政治转向，本来亲西方的埃塞俄比亚倒向了苏联，而本来接受苏联援助的索马里于1977年11月废除了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倒向了美国。两国本来在欧加登问题上存在边界争端，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利用古巴人打非洲人，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并派遣大批顾问前往非洲之角，及至1978年3月，在这一地区有800至1000名苏联顾问，有11000名古巴军人。34 苏联还迫使索马里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军。苏联之所以重视非洲之角，是由于那里有通红海的出海口，“在亚丁湾和印度洋有一流的港口”，“连接石油生产国同美洲欧洲极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就经过这里，西欧进口的原料有百分之七十是通过这些航道运输的。”35 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阵地。苏联在1977年春干涉扎伊尔受挫，但它并不甘心，在1978年5月又派遣雇佣军从安哥拉入侵扎伊尔南部沙巴地区。苏联还在南也门扩展影响及军事存在，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造成潜在威胁。第三，美国对苏联搞人权外交，支持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 　　对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如何看待非洲之角的问题，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存在不同看法。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古巴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很难仅仅解释为地区问题，如果苏联“擅自利用地区冲突为更广泛的国际目标服务”， 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了联系。而万斯却断定，非洲之角的问题基本是地区纠纷，两者之间没有联系，“说两者之间有联系是错误的， 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说将破坏美苏之间的气氛，而如果两国不能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条约，那将是卡特政府第一任期的一个缺憾。36 　　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头几个月给总统的一些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战略态势在恶化”，美苏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非洲之角的事态表明，苏联有能力将其意志强加给第三世界，这将使那些受苏联指使的国家更具侵略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国在美苏中这个三角关系中相对有利的地位。苏联对缓和的态度是有选择的：在一些事务性方面苏联是同意缓和的，但它不准备在政治性问题上与美国搞缓和，“实际上，苏联在实行有选择的缓和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善于利用第三世界的动乱尽可能增大我们的困难，尽可能促进它自己的利益。现在“必须使苏联人明白，如果要使缓和持久，那就必须是全面的和互惠的……我们对于某一特定冲突的有限行动必须要表现出我们的决心， 我们更广泛的反应必须使苏联在更广的范围内来掂量”他们行动的后果。37 　　卡特总统显然也不能对第三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安之若素。也是在布热津斯基的影响下，他对苏联的扩张逐渐表现出强硬的态度。1978年3月17日，卡特总统在北卡罗莱纳州威克佛莱斯特大学的讲演中抨击苏联“继续增强其军事实力并使之现代化，超过了防御所需要的水平”，并在投放其力量和代理人的力量方面“不加节制”，表现了“干涉地区冲突的不祥倾向”，如现今在非洲所做的那样。为此，美国必须保持相应的实力，使苏联“永远不能运用其核力量来对我们或我们的朋友实行威胁、胁迫或讹诈”。这篇演讲是卡特政府将实行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的一个信号。两个多月后，卡特总统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又专门作了关于对苏关系的演讲，他说， 　　 缓和对苏联来说似乎意味着为谋求政治利益和增长各方面的影响继续进行侵略斗争。苏联显然把军事实力和军事援助视为扩张其在国外影响的最佳途径……要么对抗，要么合作，苏联任便选择。美国对这两种可能都有足够的准备。38 这是卡特入主白宫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带火药味的讲话。自然，这些演讲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起草，而非国务院人员执笔的。美苏缓和的挫折使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势头大大增加。 　　早在1977年11月初，中国政府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但卡特总统当时在对华关系方面还没有拿定主意，他一时对是否应当让布热津斯基访华不置可否。万斯竭力反对布热津斯基访华。他担心布热津斯基访华会促进中美合作以对抗苏联，即便布热津斯基作为反苏强硬派的名声就会造成中美加强战略关系的印象，从而对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两个超级大国的缓和。万斯还担心，布热津斯基会离开既定政策，而执行他自己的政策，以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从部门关系来说，万斯担心从此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就会转归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而国务院会大权旁落。他认为美国政府只有两个外交政策的发言人：总统和国务卿。他也怕布热津斯基在进行正常化时不同国会充分商量。万斯赞成副总统蒙戴尔访华，因为蒙戴尔不主管对华政策，不会对他形成挑战。39 　　从2月初起，布热津斯基开始正式向总统提出他访华的事。他提出，如果他去访问远东，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对于恢复那里的均势将是有益的。但卡特没有立即答复。2月27日，布热津斯基又在给总统的一个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最近非洲之角的事态，需要向苏联发出一个敏感的信息，对他的远东之行做出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卡特仍然迟迟未作答复，而万斯则毫不掩饰地表示“强烈反对”。他当面对布热津斯基说，像布热津斯基这样接近总统的人不该去中国，这会产生太多的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的暗示。为了让总统批准他访华，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寻找同盟者。蒙戴尔和国防部长布朗支持他访华。蒙戴尔希望卡特政府取得又一个外交上的成功，布朗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支持对华关系正常化。蒙戴尔和布朗都帮着为布热津斯基说话， 弄得卡特都有些烦了。他在3月12 日说，他在考虑此事，他没有忘记此事，他倾向于遣使访华，但既然万斯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也要慎重考虑。直到3月中旬，卡特才做出决定，“还是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40 由此可见，是否派布热津斯基访华在当时就是一个对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的决定，是经过再三斟酌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与卡特总统对美国战略地位的认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密切相关。当然，卡特总统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参议院对美巴条约的批准在即，他要尽量避免一切可能的不利因素。3月16日， 第一个美巴条约在参院获得通过；翌日，美方通知中方，布热津斯基接受邀请。4月18日，第二个条约获得批准，美国政府正式决定了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日期。41 4月26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定于5月20日访华。台湾“大使”沈剑虹立即要求见国务院官员和欧森柏，希望美国考虑改变日期，因为这一天正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官员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欧森柏则只是冷冷地说了句：“无法改变”, 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沈剑虹又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遭到拒绝。42 　　另一位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美方官员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他对万斯国务卿的访华和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踌躇不定深感不满。他对联络处的同事说，他要回国去向总统“下战表”。1978年1月31日，伍德科克回到华盛顿。他随即应邀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汽车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台湾代表全中国， 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美国这样做就是在30年后还在参与中国的内战。自从6年前尼克松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其他别的国家都已经走过了这个大门，包括美国的所有盟国。美国应该“有勇气采取明显的步骤”，“正常的美中关系对这个世界的和平是绝对必须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伍德科克不是职业外交官，他说得那么明确、坦率，而没有使用外交辞令。传媒对伍德科克的演讲反应极为热烈，当晚所有的电视台对此都作了报道，翌日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发表了伍德科克的讲话。国务院对这个讲话十分恼火。第二天伍德科克即被召去国务院。万斯满脸阴沉。他说，不是他对讲话本身有什么意见，但这个时机实在不好。总统正在为国会批准美巴条约而进行殊死斗争，伍德科克的讲话可能给了反对派又一个把柄。然后国务院公开订正说，伍德科克的讲话事先没有请示国务院，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立场。伍德科克要见总统，国务院甚至不给他安排。自然这也难不到他。2月7日，伍德科克去了白宫。他原以为会受到总统的责备。不料，总统对他的讲话表示赞许。卡特说，“我已阅读了报上报道的你有关中国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赞同你的意见。”伍德科克还与卡特讨论了正常化的可能途径，并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商量。43 　　国防部长布朗也赞成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他在2月下旬关于美国国防的年度报告中对与中国的有效关系给予相当重视，说：“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对付苏联的战略砝码，而且这样的关系将能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地区安全的兴趣。”44 　　从国会也传来要求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呼声。1月29日，访华归来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敦促实现正常化。他认为中国是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亚洲和平的关键。另一位访华归来的参议员克兰斯顿也认为，“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45 　　进入1978年，中苏关系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苏联开始沿中苏边境部署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和可进行空袭的直升飞机，SS-20中程导弹。4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到中苏边境视察，并在离中苏边界25公里的哈巴罗夫斯克观看了摸拟中苏边境冲突的演习，同时，苏联海空军还在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大型联合演习。5月上旬，苏联还派飞机侵入黑龙江省，派军舰入侵中国水域， 派边防巡逻兵登上中国江岸，打伤中国居民。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写的文章中抨击苏联的扩军备战说：“整个欧洲，非洲，亚洲，它都想拿到手”。苏联“ 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战略武器 ，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出马，窜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活动，为其军队打气，进行战争鼓噪。”46 　　中国同样对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抱有严重担心。更使中国担心的是苏联在印度支那的扩张。1977年5月，越南加入了经互会下设的经济机构国际银行和由苏联发起成立的国际投资银行。苏联加速向越南提供工业产品和大量贷款。苏越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也在进一步增强。1977年3月和5月，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访问了莫斯科。7月，苏联的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岘港和金兰湾。从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加紧推行其“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1977年6月， 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老挝，与老挝签订了一项防务条约，实际上控制了老挝。同时，越南企图迫使柬埔寨就范，遭柬埔寨强烈反对。越南遂不断在柬越边境进行挑衅，到1977年底，竟公然大规模入侵柬埔寨。 　　在苏越关系增强的同时，中越关系迅速恶化。1977年初，越南政府为了“净化边境地区”，开始有计划地驱赶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境地区居民，随后，逐步发展到大批驱赶各地的华侨。6月，李先念在范文同访华时拒绝了他要中国增加援助的无理要求，批评了越南的边界政策和对华侨的政策，并警告说，越南对苏政策的倾向使中国感到不安。11月黎笋访华，他不仅未能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使双方的裂痕暴露无遗。 到1978年5月下旬，总共有7万多名华侨被驱赶回国。他们在出境前所有财产都被搜刮掠夺一空，景况十分凄惨。越南当局甚至在华侨回国途中开枪扫射。在胡志明市等地还发生了大批逮捕、打死和打伤华侨的事件。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更恶化了中越关系，使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这些事态也促使中国要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动力的另一来源。中国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重提现代化的目标，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著地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为会议的主题，并提出“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47 这预示着中国准备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量吸引投资。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显然是中国在引进技术、吸引投资方面需要首先加以考虑的。而中国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企业界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间发展经贸关系的巨大障碍。因为中国当然是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第一年，两国的贸易额增长了63%，而且一直保持着迅速增长的势头。1978年2月，中日签订了长达八年的贸易协定，4月，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双方保证增加贸易，并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这对美国企业界是个很大的刺激。据统计，1978年上半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比美国多3倍。48 　　1978年春，中美关系在酝酿着突破。中美双方都在做出努力。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经常会见，向韩叙阐明卡特政府的战略思考，并恢复基辛格时期的经常性的对话协商。从1978年1月起，美国政府考虑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并向欧洲盟国表示，对中国的武器出口主要由它们各自考虑决定。1978年初，英法积极打算向中国出售武器，但因要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而且西方各国的武器中常有美国制造的部件，有美国的技术，所以各国都要征求美国的意见。1977年，卡特总统曾再次重申了不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1978年，万斯仍然坚持在军售和技术转让方面要对苏联和中国“一碗水端平”，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赞成放宽对中国的限制。在1月的一次会上，卡特总统说，虽然我们不想影响法国的决定，当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不会感到关切。卡特政府这种对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不闻不问” 政策遭到苏联的反对。49 在日本首相访问美国时，卡特总统对正在谈判中的中日和平条约表示赞许。50 中国方面先后邀请了参议员杰克逊、由众议员亨利·罗伊斯和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他们分别受到了邓小平和副总理耿彪的接见。中国政府还邀请了一些美国工商界人士访华，如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罗伯特· 艾博特，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三世。邓小平还会见了由合众国际社社长兼总经理罗德里克·比顿为团长的合众国际社访华团。每有美国国会议员、商界人士和新闻界人士访华，伍德科克就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进行游说。同时中国对扩大中美贸易表现出强烈兴趣，年初中国政府的一个官方代表团来到美国访问。而以前的中国代表团都不具有官方身份。中国在4月购买了美国谷物，这是自1975年取消购买谷物以来第一次采购。 　　卡特总统批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万斯、布朗、蒙戴尔，甚至卡特本人都参与了准备工作。5月10 日，万斯就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向卡特递交备忘录。经过多次会议，决定布热津斯基访华将就广泛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并把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化推进。5月12日，卡特在与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说，他打算迅速实现正常化，如果布热津斯基发现正常化的机会，就应该抓住。但中方应该答应美方的两个基本条件：当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时，中方不要批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于是在欧森柏的帮助下， 布热津斯基草拟了总统对他访华的指示。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多次讨论中美关系方方面面的问题，估计美国的亚洲盟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们相信，日本、韩国、菲律宾等都会欢迎由于美中改善关系而引起的西太平洋的政治和军事稳定。16日，卡特召集布热津斯基、万斯、布朗、蒙戴尔等开会，讨论布热津斯基访华。会议决定，如果中国合作， 将在今年内实现正常化，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采取行动。与会者同意， 与中国改善关系会有助于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协定。51 卡特修改了布热津斯基草拟的指示，并于5月17日批准。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美中关系的战略意义。指示说： 　　 我们把对华关系看作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中心环节。美中两国具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有着平行的长远的战略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都反对任何大国的全球或地区霸权。这就是你的访问不是策略性的理由所在。这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战略利益的表现，这种利益既是基本的，又是长远的。 指示要求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说明，美国对于苏联的军备扩张，对于苏联利用代理人进行的扩张将予以坚决的回击。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指示要求布热津斯基毫不含混地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决心已下”，准备通过积极的谈判来排除正常化的种种障碍。1978年，美国准备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进一步扩大通过商业途径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机会，加强两国的接触，邀请中国贸易和军事代表团访美。更重要的是，指示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方面， 美国接受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做出的五点声明。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将单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要发表声明公开批驳；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目的的军事装备。52 　　万斯不能阻止布热津斯基访华，又另出一个主意。他建议，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并到白宫作客。这回轮到布热津斯基出来反对了。他说，不但中国人会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内部发生重大分裂的进一步表示。最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将葛罗米柯的访问推迟到布热津斯基访华结束之后。53 　　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于5月20日到达北京。黄华外长与之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副总理与之进行了实质性谈话，华国锋主席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在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中，他一开始就说： 　　 我一开始就想向你表示我们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决心。我可以代表卡特总统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 在同一次会谈中，他又重复了这个意思。他介绍了美国对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看法，突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题。他说，我们时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他总结了苏联为攫取战略优势的所作所为：在西欧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使中东激进化，在南亚制造动乱，向印度洋进行渗透，以及包围中国。讲到中美关系，他认为《上海公报》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他重申以前两届政府声明的五点基本原则，他说， 卡特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的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起建设性的作用。 他表示美国准备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程序，以便于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还向黄华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诸如美中两国进行内阁级的互访，互相派遣贸易和军事代表团，中国在中东和平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通过秘密渠道与以色列接触，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制止越南扩张主义，等等。54 　　5月21日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见，中方参加者只有黄华和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美方参加的只有伍德科克和欧森柏。55 布热津斯基说， 　　 在这个小范围保密的情况下私下里说，总统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的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将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个原则。 布热津斯基接着说，美国还有一些国内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复杂、棘手，而且带有感情色彩，因此美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望。他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并重申前任政府的五点声明，表示，在建交之后，在台湾不会有美国的领事馆。他还说，在建交时，美国需要发表单方面的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希望不会明显遭到中国方面的批驳。布热津斯基一再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并建议双方从6月开始进行高度机密的谈判。邓小平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56 他说， 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57 在邓小平设宴招待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说，待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他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5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布热津斯基一行。这是事先没有列入计划的临时安排，表明中国方面对布热津斯基访华的重视。在会见中，布热津斯基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两件礼物：美国宇航员带上月球去过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月球上取回来的一块石头。卡特在一张便条上亲笔写道： 　　 华主席，送给你和中国人民一块月亮上的石头，象征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 吉米·卡特。 　　布热津斯基在23 日告别宴会的致辞中说，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有用的、重要的、建设性的，“它将有利于按《上海公报》的精神实现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的共同看法超过我们的分歧”，他对北京的访问表明，中美两国“各自的行动可以在我们有共同关切的许多领域互相支持”。他表示要把他的结论告诉卡特总统，这就是：“我们两国势必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和全世界人类的利益而相互接近。”58 　　除了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外，布热津斯基的随行人员也与中国的相应官员分别进行了会谈。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布拉莫维茨 向中方负责官员介绍了一般军事情报的状况，尤其是中苏边界苏军的部署状况，甚至提供了一些苏军设置的照片；霍尔布鲁克就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与中方官员进行了磋商；国家安全内委员会内素以主张实行强硬路线著称的官员亨廷顿向中方官员介绍了《总统参考备忘录》第十号的内容和美苏关系的状况;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主任和空间与防御科学副顾问休伯曼 也与中国同行探讨了互相交换情报，包括搜集苏联情报的问题。休伯曼是在卡特总统的指示下随团来访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莫斯科和北京都知道，美国已准备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59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圆满结束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接着对日本进行访问。在东京，他除了简报他的北京之行外，还把中国的一个信息传达给日本政府：中国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谈判已进行了四年，迟迟不能签字的原因是，日本担心条约中反对任何国家在本地区建立霸权的条款会得罪苏联。布热津斯基关于卡特总统已下定决心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通报给福田纠夫首相壮了胆。3个月后，中日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60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从1973年以来，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 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1976年，卡特政府也还举棋不定。如今，在经过5年的踌躇不前之后，布热津斯基的访问给正常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正常化由此进入了实施阶段，而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已经为正常化的谈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这次访问的另一意义是，由于双方领导人坦率地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取得诸多共识，两国领导人之间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种互信关系对于双方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求得互相谅解，达成妥协方案是尤其重要的。61 　　布热津斯基访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法国《世界报》称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中的决定性里程碑”。《法兰克福镜报》指出，“中国领导人像接待基辛格那样接待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可以把此视为个人的成功。”而塔斯社则报道说，布热津斯基“比任何美国官员”更需要让中国反对苏联。62 　　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曾造访霍尔布鲁克和欧森柏，提醒他们，当初基辛格每次访华，回来之后必定接见他，向他通报情况，他希望这次布热津斯基访问归来也能这样。霍尔布鲁克和欧森柏都答应了。但布热津斯基回国后却避而不见沈剑虹。 　　万斯虽不乐意布热津斯基访华，但国务院毕竟不想让他完全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权。而且既然对华关系正常化是总统的决定，国务院也要进行配合。此前，万斯已经向总统呈递备忘录，建议在12月中旬公开宣布中美建交，并建议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以庆祝两国建交。这样，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将与美中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而国会对正常化的运作可稍早于批准美苏协定。接下来，就又要准备大选了。布热津斯基对万斯的备忘录表示同意。而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对华关系正常化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两者孰先孰后并没有做出决定。6月20日，总统召开只有布热津斯基、万斯、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参加的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在一张纸上匆匆作了记录： 　　 　　美中： 　　（1）必须十分机密。 　　（2）中国急于改善关系，在布访问前做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 （3）暂定12月15日。但只能让很少的人知道。我们的公开立场是：我们确实想改善关系，并使之正常化。 　　（4）在国会中，中国问题应置于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前。 （5）（与台湾）残留关系：是否要扩大选择，而不仅仅是私人组织？贸易代表团？出售军火代表团？由万斯做出法律评估。 　　（6）由伍德科克进行谈判。欧森柏与霍尔布鲁克负责此事…… （7）伍德科克采取行动。建议每十天谈一次。议程可为：1、陈述立场；2、和平解决（台湾问题）；3、美台贸易；4、公报与方式。 　　（8）下周初提出陈述立场的指示草案。 　　（9）伍德科克探索到期一年前通知中华民国的可能性作为摆脱困境的办法。63 　　 　　卡特在一个备忘录上批示：他不相信（1）国会（2）白宫（3）国务院（4）国防部能保守秘密。关于伍德科克与中方谈判的情况只能让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与伍德科克往返的函电都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不是通过国务院的。64 这就是说，美国在接受中国的三项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正常化后还将有效一年，然后终止；第二，美国在正常化时将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第三，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65 　　布热津斯基访华回国后，伍德科克立即准备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谈判。美国政府给伍德科克的指示是：首先，与中方共同商讨如何进行正常化谈判的种种细节；接着就两国政府双边协定的方方面面进行磋商；然后就两国关系可能影响的复杂问题尽可能取得一致；最后解决导致建交的最后的争议问题。伍德科克应当每两周与黄华会谈一次，并对突出问题分别进行讨论，而不是一下子把美国的立场都摆到桌面上。7月14日，中方提出，美方首先把所有主要的问题做一个介绍。但美方没有这样做。从7月到9月中旬，基本上还是各说个的，双方没有接触到建交中的实质问题。也许是美国方面故意拖延谈判，因为反正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 　　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及新主任柴泽民经常会见。布热津斯基主要向他们介绍国际形势，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埃及和以色列会谈的情况， 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他们也谈到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柴泽民是一个“非常能干、前后一贯和效率很高的谈判者”。柴泽民一开始就告诉布热津斯基，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越早实现关系正常化越好。66 　　中美之间的第三个接触渠道是中国驻美联络处与国务院的正常外交往来。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的抗议都是通过这个渠道提出的，而在另外两个渠道则在进行正常化的谈判。67 　　布热津斯基还在继续落实他访华的成果，促成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和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华。普雷斯原定于7月下旬访苏。布热津斯基征得中方同意，安排他在7月上旬访华。在建交之前，普雷斯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认定，中美两国官方的广泛的学术交流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在访华之前他已经在为这种交流项目进行准备。68 普雷斯率领了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于7月6日到10日访华，代表团包括了美国科技界一些著名领导人、美国一些政府部门负责科技的部长助理。这是当时美国政府派往国外的阵容最强大的一个科技代表团。代表团与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就科技交流举行了会谈，探讨了两国在农业、医药、生物科学、能源、气象学、海洋学、勘探自然资源及空间科学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对代表团访华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69 普雷斯访华归来后即着手扩展两国的科技交流，中美关系又有了新的推动。70 10月24至11月5日，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率美国能源代表团访华。余秋里副总理与代表团就扩大两国能源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会谈，李先念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见了代表团。71 这两次访问既有实际的成果，又对正在进行中的建交谈判起了促进作用。 　　对华关系正常化要处理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布热津斯基访问归来后，卡特就指示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与有关政府部门配合，撰写了两份报告：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这两份报告成为后来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谈判正常化过程中的依据之一。72 　　这时，越南又成为干扰中美关系的因素。1978年年中，越南主动表示对改善美越关系感兴趣。9月，越南还放弃了对美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万斯和霍尔布鲁克提议把美越关系提上日程。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越南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美中两国的建交谈判正处在十分敏感的阶段，中越关系又在不断恶化，这时提出越南问题显然不合时宜，中国政府必定认为这是“亲苏反华”的举动。 　　卡特本人却还拿不定主意。9月初他告诉布热津斯基：“对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我们要斟酌利弊，也许可着眼于同时承认中国和越南。”9月28日，布热津斯基再次向总统表示反对提出美越关系正常化问题，认为这会损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卡特在一份简报上写道：“请先告诉我中国人的反应。”由于卡特本人一度犹豫，国务院就更加起劲。霍尔布鲁克要求越南方面先表现出灵活态度，然后美国做出相应姿态。在9月27日纽约与越南外交官的会见中，他原则上同意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如果越南放弃以赔偿或美国的财政援助作为先决条件。10月，两国开始就正常化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诸如两国冻结的财产、互设使馆等。但由华侨危机和边界冲突引起的中越关系恶化在继续发展，越南针对柬埔寨的入侵准备也在加速进行，9月，苏联向越南转让了大量军事装备， 在柬东部的柬越边界出现了一支反政府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0月初，当黄华在纽约会见万斯时，他坦率表示，当着苏联正要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时，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要三思而行。10月11日在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商讨中美关系的一次会上，卡特决定推迟美越关系正常化。11月4日，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实际结成军事同盟，越南即将对柬埔寨进行的侵略得到苏联的公开支持。美越建交也就无从谈起了。73 　　9月中旬，卡特在戴维营调处埃以会谈成功。这是卡特政府的一大外交成就。深受鼓舞的卡特总统决意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也加快步伐。这时，正值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赴华盛顿履新不久。9月17日，卡特乘着接见他的机会说，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一件事，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而不对台湾的安全做出承诺，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是至关重要的。74 　　10月初，黄华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日，黄华会见万斯。他坦率地告诉万斯，中国政府对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还要同台湾保持安全关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不能同意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后美国还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这一条件，那就会危及正常化谈判， 中方可能撤出谈判。75 由于售台武器问题，中美建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10月11日，卡特召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布热津斯基在场。卡特要求对与中国的谈判做出评估，看是否能实现预定的1979年1月1日建交的目标。伍德科克认为这是可能的，他进而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将支持与中国建交，国会也将认同。76 他建议不要再在谈判中讨论对台军售问题，而直接向中方提出公报稿。布热津斯基、欧森柏也都赞成这种做法。布热津斯基提出把建交日期定为1979年1月15日，以示美方准备迅速实现正常化。但卡特总统却怕夜长梦多，把日期提前到1月1日。77 他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向美国人民宣布三项重大成就：戴维营埃以会谈的成功、美中关系正常化、与苏联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协定。78 　　中国方面这时也急需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越两国就华侨问题的谈判破裂，越南的排华愈演愈烈；越南还不断在中越边界挑起纠纷，制造事端，中国愈来愈感到来自南方的挑衅，感到苏联对中国南北夹攻的威胁。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如箭在弦。中国正在考虑对越南进行有限的惩罚性打击。在国内，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不断巩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邓小平重新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人心，邓小平正在筹划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宏图大略。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为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交大局， 而首先就要稳定中美关系。在海峡两岸关系方面，中国政府也正在酝酿对台湾发出新的信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海峡两岸关系无疑将是一个推动。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利用各种渠道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0月下旬，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在10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79 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了东南亚数国。14日，在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他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80 可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他已经在酝酿“一国两制”的理论了。11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时说，他期待着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当时机成熟时，这只要“两秒钟”就够了，然后他就可以去访问美国。欧森柏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他立即奔向最近的电话， 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消息告诉了布热津斯基,后者随即向总统做了汇报。81 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又说，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这件事，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他又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政治决断。美国也有院外集团，像日本的台湾帮一样。但是，在发表《上海公报》时，院外集团也没有办法了。我说过，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82 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 　　 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83 28日，他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说： 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84 　　邓小平一次一次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信息，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大大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12月2日，伍德科克把美方草拟的建交公报交给黄华。4日，他又告诉黄华，美国将在发表建交公报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时，由于黄华有病，由韩念龙代部长进行谈判。在12月上旬的一次谈判中，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公报稿。中方也把1月1日定作建交的日期。韩念龙还表示，在美方发表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时，中方可以不公开批驳，但将阐述自己的立场。他还告知伍德科克，邓小平将于12月13日会见他。85 　　得知这一消息，美方决定加快谈判的步伐。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一起研究了中方的公报草稿，提出了美方的修改意见。卡特还要布热津斯基通过柴泽民明白无误地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布热津斯基于11日会见柴泽民，强调要做出决断，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他说，“现在我想像朋友一样对你说”，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解决， 很快就能达成协定，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在1月访问华盛顿。如果两国能迅速实现正常化，美国就可以立即向华国锋或邓小平发出邀请，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在1979年1月访问华盛顿。他希望邓小平能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问美国。布热津斯基早些时候已经告诉柴泽民，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迅速建交，那就得等到1979年很迟的时候，因为国会中的议程安排得很满。柴泽民立即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国内作了汇报。86 　　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并告知邓，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在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问：这就是说，在一年里条约仍然有效。那么美国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在对台军售方面不向台湾做出“新的承诺”？已经达成交易的武器仍可继续交付，但不能再有新的交易。他要求，对台军售就此终止。接着他还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伍德科克静静地听着，他不敢把卡特总统 9月对柴泽民大使说的那番话和盘托出。而只是答应把邓小平的要求向华盛顿汇报。邓小平还欣然接受了卡特总统的访美邀请。87 　　华盛顿与北京有13 个小时的时差，伍德科克正好利用这个时差来向华盛顿汇报。读过伍德科克的报告后，布热津斯基立即约见柴泽民，建议12月15日（星期五）晚9时（华盛顿时间，北京时间 16日上午10时）为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的日期，邓小平访美将定在1979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因为在伊朗事件上走漏风声而大吃苦头，这回卡特决定不能再事先泄露出去。88 关于售台武器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领导人之间存在误解。美国答应的是在1979年内美国不与台湾作新的军售交易，但1979年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是美国从此终止对台军售。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可以不作公开声明。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定会有人提出此事。布热津斯基拟出的回答是：在正常化谈判中，“美国清楚表明，它将继续与台湾的贸易，包括在防御条约终止后出售有限的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中国方面不赞成美国在此事上的立场，但这不影响双方同意关系正常化。”89 　　12月14日，伍德科克两次见邓小平，一次为向他通报，卡特总统希望在12月15日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一次为斟酌公报内容。邓小平有些困惑不解，美国还没有对他不就对台军售向台湾做出“新的承诺”做出回答，就要急急忙忙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伍德科克解释说，总统担心走漏风声，他希望他是第一个把两国建交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的人。伍德科克还说，可能总统会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这一消息。邓小平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并接受了卡特总统的对他发出的访美邀请。90 　　其时，万斯正在中东访问。卡特总统打电话到耶路撒冷，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展顺利，再过48小时他就要宣布两国建交的消息了。万斯颇感震惊。在他去中东之前曾经说好，如果中美建交谈判顺利，就在1979年1月1日发布消息，也就是说，在他与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的会谈一星期之后；他将要与苏联外长谈定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后细节。他希望能像原来商定的那样推迟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否则苏联方面一定会感到意外和沮丧。但卡特没有改变注意。91 　　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之后。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这显然与他原来所理解的不同。布热津斯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甚至还存在着误解。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从1980年起，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地提到。但白宫仍不放心。卡特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除非中方了解，他可以向国会保证，在正常化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仍将继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自然，售台武器是有限的、是防御性的，但美国总统要保留这个权利。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在正常化后美国要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力。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10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左右，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说完后，伍德科克说道，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过渡时期，不但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峡两岸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最后，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反的作用。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之后接着谈。他说，他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无权表示同意，但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92 　　这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两天前，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号角，成为即将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国内政策上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的同时，也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抉择。 　　当布热津斯基15日一早（华盛顿时间）到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报已经放在他的桌上了。他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安排，并去向卡特报告。8时45分，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向他说明了最新的事态，但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将对台军售保守秘密，这是不现实的。国会中会吵吵嚷嚷，台湾也会将它公开。但他又保证，美国不会主动公布对台军售的消息。“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会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仍将向台湾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将表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军售，但双方同意关系实现正常化。布热津斯基要柴泽民立即向邓小平汇报。93 　　15日晚，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整个联络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对联络处美方工作人员都严格保密的。他们还在等待华盛顿的一个电文，华盛顿将把即将做出的声明通知他们。凌晨两点多种（北京时间），华盛顿的电文到了。芮效俭立即将它送往中国政府外交部。16日是星期六，伍德科克没有让联络处工作人员休息，相反，他召集了全体美方工作人员（约三十人）会议，向他们宣布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工作人员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然后，他们都留在会议室，等待着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从短波收音机里收听卡特总统的广播讲话。94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95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96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当记者问到 “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 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97 　　当华国锋总理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邓小平在后台坐阵。邓小平是中美建交这精彩一幕中国方面的总导演，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 　　卡特总统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占全球1/4人口的富有才能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在世界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后的年代中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我相信，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但他同时也说：“我们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我特别注意我国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不要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接着，卡特又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赞扬了伍德科克的杰出工作。他说，“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既能同台湾，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牢固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又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十亿人民发展新的繁荣的贸易关系。”98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从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有过热战，又有过冷战，有过长期的对抗和隔绝，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的结晶。这一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开始的过程经过8年艰辛努力现在结出了硕果。99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它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它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促进。虽然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必须面对新的形势。1979年1月1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既坚持了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又表明了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灵活态度。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代表团时谈到：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高华德时，邓小平诚恳地说，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5日，邓小平在会见27位美国来访的记者时再次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政策。他说： 　　 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这个良好的愿望。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100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些讲话及此后的另一些表态，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合乎情理，顺乎民心，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第三节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历史的必然，是两国关系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最后的谈判确实又有相当的戏剧性。卡特政府既瞒着国会，更对盟国和台湾保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瞒着国务院。除了直接进行谈判的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只有总统、布热津斯基、欧森柏等少数几个人知道谈判最后几天的进展情况，知道中美双方将于何时宣布建交的消息。101 12月15日， 在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之前数小时，白宫和国务院忙着与有关方面打招呼。卡特总统本人给日本首相和一些盟国领导人打了电话，还告诉了尼克松和福特。尼克松极为兴奋。 　　12月15日晚（北京时间），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接到国务院通知，要他在“大使馆”等待消息。午夜时分，他收到了中美建交公报和美国政府声明的传真，国务院并指示他在建交公报发表之前两小时通知蒋经国。他强烈要求立即通知蒋经国。国务院同意了，但不准蒋经国在公报正式公布之前公开这个消息，而只能让极少数他的亲信知道。凌晨2时许，安克志驱车直奔蒋的官邸。2时30分，安克志向蒋通报了中美即将建交的消息，蒋经国极为震惊。安克志走后，他立即召集“行政院长”孙运璇，“外交部长”沈昌焕，及其他数位高级官员紧急磋商。8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10时，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公报正式公布之时，蒋经国发表声明，呼吁台湾人“共渡此一难关”。但他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抗议”一类字眼，显然还是要为美台断交之后的关系留有余地。102 台湾“外长”沈昌焕立即“引咎辞职”。消息传出，台湾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人群聚集在美国“大使馆”、美军俱乐部和“大使”官邸前，向美国政府表示抗议，有人还焚烧了美国国旗和汽车。 　　12月18 日，沈剑虹去国务院见霍尔布鲁克。他质问说，美国政府以前一再保证，美国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将同台湾商量，美国为什么违反诺言？霍尔布鲁克只是解释说，伍德科克在北京的谈判进行得太快， 来不及与台湾方面商量。沈剑虹后来回忆录说：“我甚至没有看到霍尔布鲁克脸上有一丝一毫的遗憾的表示”。 霍尔布鲁克至少告诉他，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将于27日至29日访问台北，商谈1979年以后的美台新关系。 　　在华盛顿，台湾驻美“大使馆”立即进行各种“善后”工作。按照国际惯例，在一个国家政权更迭时，新的大使馆理所当然继承以前大使馆的一切财产。为了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的大使馆取得台湾“大使馆”在华盛顿的财产，台湾当局决定转移这些财产。12月18日，沈剑虹邀集了一些律师和大使馆的朋友会商，最后决定把所有财产，包括双橡树的“大使”官邸、马萨诸塞大街上的“大使馆”等，都转移给一个叫做“自由中国之友协会”的组织，亲台的高华德参议员和科克兰律师是这个组织的两主席。 22日，转移财产的文件递交到了哥伦比亚特区政府。 29日，沈剑虹无可奈何地离华盛顿回台湾。103 12月31日， 台湾驻美大使馆降旗，台湾“外交部”宣布同美国断交，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由此正式结束。一些台湾驻美“使馆”人员起劲到各地组织反政府示威，其中有一人被美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104 　　12月27日，克里斯托弗一行抵台北。美国代表团在机场遭到显然受到政府鼓动的游行者的袭击，他们包围车队，投掷鸡蛋、西红柿、烂泥，有人甚至爬到汽车上进行威胁。克里斯托弗与安克志均略受玻璃碎片割伤。美国国务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霍尔布鲁克破例出席当天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要台湾当局对美国代表团安全“负完全责任”。28日晨。蒋经国接见美国代表团，对机场示威事件表示遗憾，并保证代表团在台期间的安全。105 　　28日，美台双方开始谈判，双方立场严重对立。克里斯托弗提出美国的四点立场：第一，美国政府拟维持除《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所有其他条约，卡特总统将在年底颁发行政命令通知联邦政府各机构，继续履行这些条约和协定；106 第二，美台双边关系维持至1979年2月底；第三，美国拟依据其国内法律设立一新机构处理双边的新关系；第三，建议成立一工作小组，研究未来新机构和其他安排。在为时一天半的谈判中，台湾立场集中在要求美方承认台湾当局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法理”与“事实”的存在及法律地位。美方自然不能同意这一要求，指出，美国业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台湾任何方式的承认都是违反卡特总统的政策的。29日，蒋经国再次接见代表团，他提出台湾方面的五项原则：第一，美国应对伤害台湾后果负责；第二，继续承认台湾的“法律地位和国际人格”；第三，重申对台湾安全的保证；第四，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第五，双方互设“政府间之代表机构”。这次谈判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双方各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在华盛顿继续谈判。107 　　12月30日，即在美台断交的前一天，卡特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其中说，“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在解释所有美国的法律、规定或命令中，提到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和类似实体的条款以及应用这些法律、规定或命令时，应把台湾包括在内”；将有一个法人形式的非官方机构来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这一机构的名称不久将公布；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现有的国际协议和安排继续有效，从1979年1月1日起，将由各部门和机构根据它们的条款并通过这一机构加以实施和执行；他将要求国会制定有关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108 这个行政命令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 它只承认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民间关系，这是对蒋经国提出的互设“政府间代表机构”的反驳；另一方面，命令又把台湾当作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看待。 　　从1979年1月到2月26日，美台之间在华盛顿举行了三个回合共17次正式会谈。台方的主要代表是“外交部”政务次长杨西昆，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双方的主要分歧仍在于：台方坚持未来双方关系必须具有“官方的性质”，必须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交往，拒绝以双方的非官方机构来处理未来关系。美方坚持中美建交公报的立场，美台关系必须建立在非官方、非政府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就是双方未来新机构的性质、名称、有关人员的特权、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等问题。台方建议新机构名称中应带有“代表团”（Mission）或“局”（Bureau）一类字样，遭美方拒绝。1月10日，美方通知台方，美国未来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名称为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国起先将其译为“美洲在台湾协会” 。后经台湾方面一再交涉，遂将译名改为 “美国在台湾协会”。该协会总部设在华盛顿, 它与国务院有契约关系，国务院向它布置任务，同时提供相应的经费。美国政府各部门与台湾当局的交涉均经由这一机构实施，其性质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成立相应机构。109 　　按照美国在台协会的注册文件，该协会的宗旨在于“从事慈善、教育及科学活动，并推广此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使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在没有正式代表或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维持商业、文化或其他关系”；第二，“代表美国及其人民进行及执行对台湾人民的计划、交易及其他关系的利益”；第三，“使国际协定及安排在符合上述一、二项的情况下执行”；第四，“代表美国人民履行原由政府履行的职责”。110 可见，美国在台湾协会履行的是大使馆的部分职责。 　　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台湾方面起先坚持蒋经国上述五项原则，力图使未来的机构具有官方或准官方的性质，它们起先想用“中华民国在美国协会”这样的名称，遭美方拒绝。美国反对使用任何带有“中国、中国的、中华民国”这一类字眼，甚至反对使用“台湾”，因为这可能产生“一中一台”的问题。双方反复辩驳，谈判一度僵持。在几个星期的僵局之后，美国向台湾方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台湾方面2月10日前设立非政府机构，否则就完全断绝与台湾的关系。111 沙利文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也说，如果美台双方迟迟未能就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达成协议，美国准备2月10日至15日间撤退原驻台北使馆人员，并在3 月1日终止所有使领馆业务。美方并将此紧急计划通知了杨西昆。112 这时，美方谈判者之一、中美建交前任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的费浩伟私下建议台湾方面使用“北美事务协会或委员会”一类名称。台湾于是提出以“北美事务协调办事处”(Coordination Office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作为台湾驻美机构名称。美方不同意在名称中使用Office一词。2月7日，台湾当局终于同意在行政院内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作为美国在台湾协会之对等机构。关于双方机构的“官方性质”，最后同意，美方把它解释成完全是民间的， 但台湾要怎样解释美国就睁一眼，闭一眼。113 　　2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立。蒋经国发表谈话解释这一决定，他说：“为了重建中美两国间的新关系，我国已决定设立新的机构……由于现实的需要，我们不得不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勇敢，来处理当前变局”。蒋经国这里说的倒是实话。20多年来，台湾当局的存在本身都是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和扶植，台湾经济的发展又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和对美经贸关系，台湾有求于美国之处甚多；台湾也可以和美国讨价还价，但最后还是要听美国的。114 新闻局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强调，美台关系“具官方性质”，美国国务院对此未予反驳。当然，在谈判过程中，美方也不是没有做出一点让步。比如，台湾在美国原有“大使馆”一处，“总领馆”或“领事馆”14处。谈判开始时，美方仅同意台湾在美国4个地方设立机构，经双方多次交涉，美方才同意增至8处。115 　　对卡特政府来说，比调整与台湾关系更难的是处理与国会的关系。与一个国家建交或断交是行政当局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必经国会批准。但在此问题上，在三件事情上国会手中握有大权。第一，美国驻外大使必须经参议院听证确认，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当然也不例外。卡特总统已任命伍德科克为首任大使，伍德科克的听证会将是参议员们发表意见的一个好机会。不仅如此，参议员们还有权推迟听证会，或者不批准对他的任命，那就会使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第二，美国政府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所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说到，美国政府将调整法律与规定，以便在没有政府代表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与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及其他非政府关系。行政当局将要提出的新的法律和将要成立的机构必须经由国会认可。第三，中美建交后，自然会达成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用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双边关系，行政当局将要求国会批准这些条约和协定，尤其是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须经国会审议，116 这就给了国会许多可以就对华关系发表种种意见，甚至做出决定的机会。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后， 美国参议院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为了防止行政当局不与国会商议就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什么步骤，参议院于7月提出了《国际安全援助法》修正案，或曰《多尔--斯通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影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的任何政策改变都须事先经过参议院与行政当局的磋商”。该修正案以94票对0票获得通过，并于9月26日由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后不久， 高华德与24名议员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总统未经与参议院商量并征得参议院同意，不得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废止和影响美台之间和其他防御条约。117 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最后阶段进展迅速，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虽对此都多少有思想准备，但建交消息对他们仍然显得突然。当时国会已经休会，议员们都已回到各自家乡， 准备过圣诞节了。12月15日当天，白宫打电话到一些议员家乡，请他们赶回华盛顿，卡特才将数小时后他将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的消息告诉他们，而绝大多数议员则是同一般公众一起在电视上和广播中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在美国国会中，真正反对中美建交的议员是少数，绝大多数议员都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但不少议员对卡特政府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连一些民主党议员，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格伦也说，在卡特总统上电视前一小时才通知几位议员这种做法，似乎称不上磋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扎布罗基和该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沃尔夫在12月19 日还致函卡特总统，在支持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对他不履行《多尔--斯通修正案》表示强烈不满。信中说，“毫无疑问，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在公开宣布之前不到三小时才通知（国会）是怎么也算不上磋商的”。至于那些本来十分亲台的议员，更是起劲地反对正常化，尤其是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高华德称，在终止美台条约问题上，“总统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他藐视宪法，公然对抗国会”,因为国会本来已经通过了修正案，美国与台湾的条约有任何改变都要事先与国会磋商。118 12月22日， 高华德和其他25名参众议员对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提出起诉。他们指控卡特和万斯违反法律，藐视成规，在结束与台湾的条约时没有给国会以投票表决的机会。高华德指出：“正如总统本人不能废除一项法律一样，他也不能废除条约，条约本身也是法律。他应该征求国会，至少是参议院的同意才能废除它。”白宫的辩护律师的立场是：首先，总统废止条约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威和责任----处理国家的外交和执行法律，总统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代表；其次，在制订条约时参议院有权提供建议，予以认可，但条约一经制定，实施条约的条款，包括与条约有效期有关的条款的问题就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了，因此，卡特总统有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再次，该条约规定，任一缔约方须在条约终止前一年通知对方，其中并没有提到参议院和国会，没有提到在通知对方时要征得立法部门的同意。因此这个条约的终止是完全按照条约规定行事的。白宫还从美国一些法律权威所写的法律论著中引经据典，总的意思是说，参议院的权力是批准条约，而无权对总统实施条约说三道四；总统有权终止条约，事先就终止条约通知国会不是总统的宪法义务。白宫还援引了美国历史上12起由总统废止条约的先例，说明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119 1979年底，最高法院驳回了高华德等的诉状，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总之，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善后与台湾的关系。第一，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1980年1月1日起将予以终止外，继续执行美台之间的其余59个条约和协定；第二，国务院的律师会同其他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立即着手就调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拟订一项新的法案；第三,成立了美国在台湾协会，并于1月16日将其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哥伦比亚特区予以注册。协会的总部将设在华盛顿，在台北设主要办事处，在高雄设分部。 　　1月26日，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台湾授权法案》，法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规定，“美国的任何法律、规定和命令中凡涉及外国（foreign country），国（nation），国家（state），政府（government），或类似实体者……应包括台湾的人民在内”。这就是说，美国的法律和条约像以前一样继续适用于在台湾的人民。为了避免“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之嫌，法案中在提到台湾时，没有再用“政府”或“当局”的称呼，也不用“台湾人民”（people of Taiwan），而是坚持使用“在台湾的人民”（people on Taiwan）。“台湾将保留这种资格，它可以参加在其他情况下需要得到承认或保持外交关系才能参加的计划。”美国各政府部门将通过非官方团体“美国在台湾协会”来实施“同在台湾的人民”的各种项目、交易和其他关系。第二部分规定了美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在台湾协会之间的关系，诸如政府部门可向协会出售、出租或出借资产，可接受协会服务，可允许本部们的雇员离开本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到协会工作，协会享有免税待遇等等。第三部分规定由国务卿向协会拨款。总的说来，法案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的规定，完全没有涉及台湾的安全问题。120 　　这一提案与一些国会议员们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倾向于通过立法来修改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加强对台湾的关注。针对这种情绪，卡特总统在1979年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这个法案为保持美国与“在台湾的人民”的贸易和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估计到国会议员对这个法案可能的不满，预先警告说：对于国会提出的任何与中美建交公报相矛盾或违反建交公报的立法他都不能批准。121 卡特的这一警告使一些议员反感。行政当局还示意，国会应该在3月1日之前完成关于台湾的立法，否则美台关系的继续就没有法律基础了。这就是说，留给国会的时间只有一个月稍多。这更使一些国会议员感到恼火。用扎布罗基的话说，他们是在行政当局强加给他们的最后期限的“枪口下”工作的。122 一些议员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十分强烈。 　　1979年1月15日，美国第96届国会开幕。在头几天里，参众两院就提出了十几个与台湾有关的议案，旨在保留和挽救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和防务关系。例如，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 · 斯通和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 · 多尔的议案要求给予台湾驻华盛顿的联络机构的人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并防止台湾被从国际机构中驱逐出去。 民主党参议员迪康西尼等的议案要求政府承诺，“如果台湾政府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美国将防卫和保卫台湾”。 丹佛斯等十六位议员的议案要求“表达美国对于台湾人民安全的持续关切”，并提出一旦发生对台湾武力攻击时美国应终止与中国的外交与商业关系，向台湾提供防卫所需的军事援助，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起“中国侵略台湾案”，并采取其他措施 。但也不是所有议案都是反对行政部门的，肯尼迪与克蓝斯顿和其他25位议员的议案就与政府的立场接近，他们要求，确认美国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如发生对台湾的和平、繁荣和福祉的威胁时行政部门要及时与国会商量。123 　　2月5、6、7、8、21、22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国务院提交的《台湾授权法案》举行听证会。委员会15名成员中， 民主党9人，共和党6人，一般说来，这个比例有利于通过一项与行政部门意见比较一致的立法。外委会主席是爱达荷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丘奇。他与卡特虽同属一党，但两人却又是政治竞争者，1976年，丘奇曾在总统提名中击败卡特，也被认为是1980年可能再次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人选。外委会另一资深成员为纽约州共和党人贾维茨，他在国会中颇有影响，在共和党内口碑颇佳，对台湾安全问题很感兴趣， 曾两次访问台湾，对台湾的“经济奇迹”有深刻印象。在听证会中作证的各方面证人共25位，包括国会中的亲台的极右派共和党参议员高华德、多尔、赫尔姆斯, 自由派议员肯尼迪和克蓝斯顿，中间派议员迪康西尼, 丹佛斯；行政官员中有：国防部长布朗，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务院法律顾问韩塞尔，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斯，美国驻台末任大使安克志；学者中有：极亲台的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中心教授科莱因,124 与台湾颇有瓜葛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旭成（华裔）125，斯坦福大学国际法教授李浩(华裔)，极亲台的南卡罗莱那大学教授沃克，著名中国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鲍大可，史瓦斯摩学院政治学教授李侃如，伯克莱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卡拉皮诺，退休外交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立夫（曾任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61至1965年任美国驻台使团副团长）；工商界人士有：台北美侨商会会长派克，美台经济协会会长、前财政部长大卫· 肯尼迪，还有已退休的曾于1974至1977年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斯奈德。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阿马科斯特等在秘密听证会中提供了证词。 　　2月5日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以后国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会议由外委会主席丘奇主持。会场济济一堂，各报社和电台均派人出席，美国三大电视网派出了摄影人员和记者，公共电视网还实况转播了整个过程。这与平常有的听证会冷冷清清，甚至证人数目超过旁听者的情况大不相同。 　　丘奇的开幕词语调是温和的。他肯定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期待已久的事”，受到了从新西兰到日本美国所有的朋友和盟友的欢迎。他同时也提出，行政当局提交的法案“令人遗憾地不够全面”，“美国必须重视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尤其要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1980年1月1日）以后的情况，以与中美建交公报相一致的方式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促使美台贸易的继续增长，保证台湾继续得到美国的贷款和吸引美国的投资。126 在听证会中，证人们主要就以下五个问题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第一 ，关于中美建交和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绝大多数证人虽然对卡特政府事先未与国会充分磋商表示不满，但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没有表示异议。但也有少数证人对正常化本身进行了猛烈攻击，克莱因是其中的代表。他称《台湾授权法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烤制的幸运甜饼”，“是对国会的直接怠慢”。指责卡特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把一个友好国家出卖给它的死敌，是极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将损害美国作为一个盟国在全世界的信誉。”“卡特总统没有法律上的理由仅仅因为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中华民国断交”，因为“事实上有两个中国和两个中国政府，这种状况已经存在30年了。”高华德仍然抓住卡特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大做文章，他提出，应该由参议院2/3票来决定，是否终止或继续一项美国与外国的条约。多尔赞同高华德的意见，认为“任何影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有效性的政策改变都应该事先与国会磋商”，他认为台湾有资格继续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127 　　但丘奇反驳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提出了要由参议院 2/3来批准一项条约，但他从未看到在他们的著作中写着，废止一项条约也要进行表决，并要2/3票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肯尼迪也反驳说，他仔细地研究了宪法和历史案件，他“个人确信，总统完全有权采取措施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包括终止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他称赞总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是“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克蓝斯顿也认为，高华德的议案是“宪法上无效，政治上不明智，实际上没有必要的。”128 　　第二，中美建交与亚太安全。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裴西说，近年来，美国的安全与地区的安全常常因为美国的敌人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而受到损害，比如在伊朗、南非等。他担心，同样的情况可能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发生在台湾海峡地区。有的参议员则用更激烈的言辞攻击正常化危害了地区安全和美国的安全。贾维茨、多尔和丹佛斯说，从日本、南朝鲜、台湾到菲律宾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对于和平和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不仅美国，而且日本、南朝鲜和菲律宾都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息息相关”，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防御条约“是互相补充的，缺了一个，就像三脚架少了一条腿，这对另外两条腿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台湾的安全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要求参议院从整体安全的涵义来考察废止美台防御条约的问题。129 　　但许多证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和平，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国防部长布朗说，由于中苏分裂导致的“中国政策取向的改变影响并改善了美国的安全环境”，“中美两国有互相平行的重要利益，使两国可以对许多全球性的争端保持互相一致的立场，这对我们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为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在许多方面寻求更温和的政策”，如支持一个强大的北约，支持美国与日本保持防卫关系，积极鼓励东盟内聚力的增长，防止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战争，等等，这些都 “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作证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将在亚洲导致更健全，更稳定的互相依赖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对地区的安全是有利的”。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马科斯特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其他因素使这一地区的紧张状态降低，因而也减少了对美国军事上的要求，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台湾保持军事存在，美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军事调整是恰当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也确认，“总的说来，只要在以后我们对台湾采取正确的做法，这（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和西太平洋人民的安全是有益无害的。”130 　　第三．台湾的安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否对台湾的未来安全造成了威胁，这是一些议员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听证会上翻来覆去争论最多的问题。不少参议员和证人都表示，与中国关于正常化的谈判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从中国得到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保证；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提到台湾的安全问题，仅仅美国单方面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远不足以支持台湾的安全和美国本身的安全利益。贾维茨称，美国必须“非常强硬，非常明确”地向中国指出，“美国不能容忍对台湾使用武力，或相当于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行为，如抵制、封锁或其他巧妙的行为”。高华德提出，“整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允许这个国家被用军事手段加以消灭？这不会很快发生，但最后，他们能做到。可以通过条约来做到。可以通过抵制来做到。甚至可以通过立法反对与台湾进行贸易的国家来做到。”他要求明确解决这一问题，在《台湾授权法案》中加入“对台湾安全的强烈承诺”，表明美国将反对“共产党中国对台湾政府与人民的侵略”的立场。多尔、迪康西尼也称，“美国国会必须清楚表明不能容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应向台湾承诺，“在它遇到武力侵略时，美国将保障它的安全”。张旭成建议，“国会通过相关的决议，保证美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保卫台湾反对威胁”，以替代刚刚宣布终止的防御条约的功能。131 　　同样有许多议员和证人持相反的观点。布朗指出，新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有一个“附带的刺激，那就是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更克制的态度”，中国政府军事上的关注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台湾；就实力而言，中国现在不能用军事手段取得台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克里斯托弗指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台湾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理由是：一，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已经把美国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意向表示得十分清楚，邓小平也发表了许多与此有关的声明；二，中国四化建设的宏伟纲领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中国如对台湾使用武力，必然破坏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导致放弃现代化计划。这种政策的逆转是“很不可能的”；三，台湾在军事上是强大的，而且美国还在继续向台湾有选择地提供防御性武器。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入侵台湾”。 格伦参议员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因进攻台湾而危及它与美国的新的关系，即使中国政府现在着手准备，在以后五到十年内它也没有可能进攻台湾。 裴西参议员也相信，中国“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采取任何公开的军事行动”。 克蓝斯顿参议员指出，中国不做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主要是出于国家尊严和主权，而不是说，使用武力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许多证人都持类似的观点。如鲍大可认为，“直接的军事入侵在最近这些年内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北京必须估计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更广泛的国际影响”。由于对军事行动的种种制约因素，“北京将感到必须继续表现出耐心，并尝试通过用政治上的吸引力来实现和平统一，或微妙地使用压力，或两者并用”。 高立夫说，“对美和对日关系与北京越来越利害相关，北京将越来越不愿意因为进攻台湾而损害了这些资产”。 李侃如分析了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三个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苏争端、美国关于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防御性武器的承诺。他认为由于这些因素，中国政府“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台湾采取了极为和解的路线”，“中国未来对台政策的最可能的前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对强大和繁荣的台湾采取具有灵活性的政策……从而使统一变得远不如现在这样具有威胁性”。132 　　第四，未来美台关系。其中三个问题尤其引起重视。一，高华德等议员和一些证人批评《台湾授权法案》中只提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关系”，而不提“政府关系”，他们要求所有在提到“在台湾的人民”的地方都加上“政府”。多尔认为，如果能够保留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某种政府关系，即使不是完全的政府关系，也比匆忙设立什么协会要好。”133 二，高华德、 斯通等议员要求给予台湾在美代表人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法律顾问韩塞尔反驳说，由于美台之间不再具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概念。但美国将给予“功能性特权”，如免除关税和所得税，保障他们的通讯，包括使用信差和邮袋不受侵犯，办公地点不受侵犯等。克蓝斯顿议员也指出，只有我们正式给予外交承认的国家的外交使团的人员才能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给予台湾代表这种权利是与美台之间的民间关系是不相称的。高华德主张用“倒联络处”的办法，说，既然在正式承认北京之前可以用联络处的办法，现在对台湾为什么就不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克里斯托弗解释说，过去使用联络处的办法是准备通过这种办法让中美关系发展成完全的外交关系，因此这种办法对台湾显然是不适用的。134 三，许多议员和一些工商界人士关心，在美国与台湾断交之后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能否得到保证。美台之间的贸易占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几乎1/3，台湾出口的40%；美国对台投资占了台湾外资的30%，台湾是美国银行的第三大主顾。他们担心， 在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模式下，各种商业交涉会不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向他们保证，在新的民间关系的模式下美台之间的贸易将继续增长，进出口银行仍然可以为对台湾的出口做担保，美台之间的商业纠纷仍然既可以在美国受理，也可以在台湾受理，美国商人与台湾私营企业及政府开设的公司之间的协议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美国政府人员与台湾当局之间的非官方协定也是可能的。克里斯托弗举例说，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分别增长了五倍甚至更多，他相信，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民间安排的状况下也会继续增长。安克志也证明，台湾经济没有因中美关系正常化而遭遇危机。135 　　第五，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迪康西尼参议员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的现实将导致两个中国的发展，就象我们看到的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一样……美国不应该以其行动帮助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吸纳亲西方的台湾政府”。赫尔姆斯质问克里斯托弗：“和平统一是不是政府的理想目标？”克里斯托弗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如果有这样的统一，那就应该是和平的；“重要的是，这必须是和平的，而不是破坏地区稳定的。但我们的立场并不是鼓励在台湾的人民去做什么违背他们意愿的事。”他还对中国政府鼓励海峡两岸亲人团聚、促进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等措施表示赞许。136 　　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也于2月14至15日举行了听证会，克里斯托弗只是照读了他在参议院的证词。安克志、美台商会主席大卫·肯尼迪、科莱因等仍被请来作证。但众议院的听证会既无电视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多少听众，远没有参议院听证会那样风光。辩论的问题与参议院中辩论的问题大同小异。 　　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期间，丘奇与贾维茨已经在着手对《台湾授权法案》进行修改。贾维茨提出的修正案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所说的“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改换成：对台湾的攻击是“对台湾人民及美国在西太平洋之和平与安全之共同危害”，修正案还提出美国应采取行动来保卫在该地区的利益。137 丘奇将这个修正案交给克里斯托弗，后者觉得措辞太强硬了。外委会成员意见也有分歧：不少议员与克里斯托弗有同感；个别人，如赫尔姆斯则嫌用语还不够强硬。行政部门加强了对国会的游说。克里斯托弗与国会保持经常的联系，万斯国务卿也向丘奇和贾维茨表示不能接受这一修改。卡特总统还亲自出马。2月8日，他邀请丘奇到白宫共进午餐，并告知，如果修改后的条文违反了既定政策，他将予以否决。午餐后，丘奇撤回了对这个修正案的支持，并称，这是匆匆拟就的暂时性提议。 　　 　　显然是为了呼应国会关于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卡特在2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如果灾难真的发生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我们将重新评估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但这是总统经常性的责任。我们已经保护了我们在一个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与台湾的贸易、文化、防御关系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台湾面临不必要的危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国会和总统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部署太平洋舰队，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未来国会和总统决定参战，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来保卫台湾人民，或这个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有义务保卫的国家和人民的话。所以我们仍然有绝对的灵活性来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138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声明，是卡特总统关于对华政策所发表的言论中措辞最强硬的一次。卡特以为这样的声明可以表示他在台湾问题上是不妥协的，殊不知他说走了火。作为总统，把应对未来的虚拟的可能性和困难所采取的措施说得那么具体、那么言之凿凿实在是很不妥当的。显然，他说完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妥，三天后，2月12日， 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作了“纠偏性”的表态，他说， 我不会接受国会的任何决议或对立法的修正，如果它们与我们对中国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抵触的话，而这些承诺是我们与中国的新的正常的关系的基础。我认为，任何决议或修正案，如果走得这么远，以至向台湾提供防卫承诺，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39 参议院外委会还于2月8日下午举行了伍德科克出任首任驻华大使的听证会，并迅速通过了任命案。但丘奇也采纳了赫尔姆斯的建议，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暂缓全院表决任命案，而等待外委会完成关于台湾法案的工作。因为伍德科克应于3月1日赴任，暂缓表决自然是对行政当局的又一牵制。 其时，丘奇与贾维茨几经商讨，对议案进行了修改，成为《丘奇—贾维茨修正案》。该议案对行政当局的提案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将美国对台政策概括为： 　　一，同台湾人民保持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关系；二，表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任何有关台湾的前途的决定都将通过和平的方式；三，认为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四，向台湾人民提供防御性武器。140 这一修正案被外委会所采纳，国务院负责与国会联络的助理国务卿贝奈特也表示可以容忍这一议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法案文字修订会议于2月21日举行。141 　　3月7日至13日，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与台湾关系法》草案，中心议题仍然是台湾安全和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其间，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 ·裴西提出的两项修正案引起轩然大波。在第一项修正案中，他认为丘奇—贾维茨修正案中所说“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还不能恰当表达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民的意愿，因为这个说法用过多次， 美国对苏联统治东欧表示了严重关切，美国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也表示了严重关切，但是美国做了什么呢？于是他提出把“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改成：“美国的政策把以任何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视为对西太平洋和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他还说，这还不是最强硬的措辞，他没有提“就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美国不是没有台湾就不能生存，但美国的安全利益会因此受到重大影响。在第二项修正案中，他要求在总统应将对台湾安全和美国利益的威胁通知国会之后加上：“就有关适当行动与国会磋商”一类词语。这一修正案在外委会中引起热烈争论。丘奇表示他愿意接受第二项，但反对第一项。理由是，其一，不能把“严重关切”一词孤立起来，丘奇—贾维茨修正案中不仅说了“严重关切”，而且还有它的整个上下文，还有其他提法，诸如“美中建交是基于台湾问题将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这样的期望”，这就是说，如果采用非和平的方式，那么中国从建交中得到的好处就会统统付诸东流；其二，修正案中已经说了，非和平的方式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个提法已经够重了，如果美国的安全不是与西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那么美国就不会在过去25年中卷入那里的两次战争；其三，修正案已经规定了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湾的安全做了承诺，裴西的提案是多此一举。142 　　这时，卡特总统再次会见丘奇，对裴西议案措辞表示关切。143 卡特在赴中东访问前，又指派曾任参议员的副总统蒙戴尔出面向参议员进行游说。蒙戴尔、克里斯托弗和白宫专门负责国会游说工作的官员弗兰克·穆尔等四出奔走，上下游说于参众两院之间。最后，裴西议案在外委会以10票对4票未获通过，在参院全体表决时又以50票对42票被否决。3月13日，参议院《与台湾关系法》草案文本以90票对6票在全体会议获得通过。 众议院3月8日和13日举行全体会议对草案文本进行辩论。3月13日，草案以345票对55票获得通过。 两院在辩论过程中都对草案文本作了若干修改，但要提交总统的必须是两院一致的文本。为此由参众议员各8名组成了共同磋商委员会。3月19至20日，委员会协商通过了一致的文本。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字，《与台湾关系法》正式成立。卡特在签署时发表的讲话中说， 这项法令是与我们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取得的谅解相一致的……我期待着在今后数年中深化和扩大美中关系，以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144 　　国会两院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与行政当局最初提交给国会的《台湾授权法案》在内容上有着实质性差别。《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处理美国在台湾协会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关系及关于协会运作的技术性规定，而《与台湾关系法》除保留原法案的技术性规定外，还增添了许多政治性、政策性的内容，从而改变了原法案的性质。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又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对台湾防御需要做出的这类决定，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建议所做出的估计；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145 　　台湾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该法却把完全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就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这两条实际上规定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当然，这种义务不象将予以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那么明确，人们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将来的政府在执行这些条款时也可以有所选择，这是用心良苦的模棱两可。146 　　二，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第四条“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中规定： 　　 不存在外交关系或承认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意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1979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年12月31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按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这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147 　　此外，该法还规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国会其他有关委员会应监督该法的执行情况，美国在台湾协会的工作程序，并向各自的议员汇报它们监督的情况。这就更赋予美国在台湾协会以某种官方性质。 　　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在正常化谈判中双方达成的最后谅解是，两国实现正常化，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先挂起来，建交以后继续谈判。而现在，美国国会却要单方面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与建交谈判中双方的谅解不符。对于这样一个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违反建交公报的法律，中国政府当然表示十分关切。在国会辩论《与台湾关系法》期间，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奉命向美国国务卿万斯转达口信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制订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对涉及中国领土台湾的任何立法，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万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将影响国会，但不能控制它。148 　　3月16日，黄华外长约见伍德科克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个议案得以按照目前的措辞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对中美两国刚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黄华外长要求美国政府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149 　　美国不顾中方一再表示的严正立场，仍然成立了《与台湾关系法》，对此中方十分气愤。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丘奇为首的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150 4月2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政府，指出《与台湾关系法》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损害。中国政府决不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151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美国政府于7月6日复照说，美国将遵守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152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它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格格不入。它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成为中美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主要制约和严重障碍。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作为与台湾交往的一个经常性渠道。。153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以及台湾当局都是把它视作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该协会理事主席和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等人选都是在行政机构和国会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有时这种磋商可以长达一年多。154 《与台湾关系法》不可能对所有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国务院对于如何具体体现“非官方关系”有一个“指导”方针，如高层官员不互访，不在国务院和白宫接待台湾来访官员，等等。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1994年克林顿政府进行审议才有所改动。155 　　　　　　　　　　第三节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历史的必然，是两国关系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最后的谈判确实又有相当的戏剧性。卡特政府既瞒着国会，更对盟国和台湾保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瞒着国务院。除了直接进行谈判的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只有总统、布热津斯基、欧森柏等少数几个人知道谈判最后几天的进展情况，知道中美双方将于何时宣布建交的消息。156 12月15日， 在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之前数小时，白宫和国务院忙着与有关方面打招呼。卡特总统本人给日本首相和一些盟国领导人打了电话，还告诉了尼克松和福特。尼克松极为兴奋。 　　12月15日晚（北京时间），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接到国务院通知，要他在“大使馆”等待消息。午夜时分，他收到了中美建交公报和美国政府声明的传真，国务院并指示他在建交公报发表之前两小时通知蒋经国。他强烈要求立即通知蒋经国。国务院同意了，但不准蒋经国在公报正式公布之前公开这个消息，而只能让极少数他的亲信知道。凌晨2时许，安克志驱车直奔蒋的官邸。2时30分，安克志向蒋通报了中美即将建交的消息，蒋经国极为震惊。安克志走后，他立即召集“行政院长”孙运璇，“外交部长”沈昌焕，及其他数位高级官员紧急磋商。8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10时，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公报正式公布之时，蒋经国发表声明，呼吁台湾人“共渡此一难关”。但他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抗议”一类字眼，显然还是要为美台断交之后的关系留有余地。157 台湾“外长”沈昌焕立即“引咎辞职”。消息传出，台湾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人群聚集在美国“大使馆”、美军俱乐部和“大使”官邸前，向美国政府表示抗议，有人还焚烧了美国国旗和汽车。 　　12月18 日，沈剑虹去国务院见霍尔布鲁克。他质问说，美国政府以前一再保证，美国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将同台湾商量，美国为什么违反诺言？霍尔布鲁克只是解释说，伍德科克在北京的谈判进行得太快， 来不及与台湾方面商量。沈剑虹后来回忆录说：“我甚至没有看到霍尔布鲁克脸上有一丝一毫的遗憾的表示”。 霍尔布鲁克至少告诉他，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将于27日至29日访问台北，商谈1979年以后的美台新关系。 　　在华盛顿，台湾驻美“大使馆”立即进行各种“善后”工作。按照国际惯例，在一个国家政权更迭时，新的大使馆理所当然继承以前大使馆的一切财产。为了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的大使馆取得台湾“大使馆”在华盛顿的财产，台湾当局决定转移这些财产。12月18日，沈剑虹邀集了一些律师和大使馆的朋友会商，最后决定把所有财产，包括双橡树的“大使”官邸、马萨诸塞大街上的“大使馆”等，都转移给一个叫做“自由中国之友协会”的组织，亲台的高华德参议员和科克兰律师是这个组织的两主席。 22日，转移财产的文件递交到了哥伦比亚特区政府。 29日，沈剑虹无可奈何地离华盛顿回台湾。158 12月31日， 台湾驻美大使馆降旗，台湾“外交部”宣布同美国断交，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由此正式结束。一些台湾驻美“使馆”人员起劲到各地组织反政府示威，其中有一人被美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159 　　12月27日，克里斯托弗一行抵台北。美国代表团在机场遭到显然受到政府鼓动的游行者的袭击，他们包围车队，投掷鸡蛋、西红柿、烂泥，有人甚至爬到汽车上进行威胁。克里斯托弗与安克志均略受玻璃碎片割伤。美国国务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霍尔布鲁克破例出席当天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要台湾当局对美国代表团安全“负完全责任”。28日晨。蒋经国接见美国代表团，对机场示威事件表示遗憾，并保证代表团在台期间的安全。160 　　28日，美台双方开始谈判，双方立场严重对立。克里斯托弗提出美国的四点立场：第一，美国政府拟维持除《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所有其他条约，卡特总统将在年底颁发行政命令通知联邦政府各机构，继续履行这些条约和协定；161 第二，美台双边关系维持至1979年2月底；第三，美国拟依据其国内法律设立一新机构处理双边的新关系；第三，建议成立一工作小组，研究未来新机构和其他安排。在为时一天半的谈判中，台湾立场集中在要求美方承认台湾当局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法理”与“事实”的存在及法律地位。美方自然不能同意这一要求，指出，美国业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台湾任何方式的承认都是违反卡特总统的政策的。29日，蒋经国再次接见代表团，他提出台湾方面的五项原则：第一，美国应对伤害台湾后果负责；第二，继续承认台湾的“法律地位和国际人格”；第三，重申对台湾安全的保证；第四，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第五，双方互设“政府间之代表机构”。这次谈判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双方各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在华盛顿继续谈判。162 　　12月30日，即在美台断交的前一天，卡特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其中说，“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在解释所有美国的法律、规定或命令中，提到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和类似实体的条款以及应用这些法律、规定或命令时，应把台湾包括在内”；将有一个法人形式的非官方机构来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这一机构的名称不久将公布；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现有的国际协议和安排继续有效，从1979年1月1日起，将由各部门和机构根据它们的条款并通过这一机构加以实施和执行；他将要求国会制定有关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163 这个行政命令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 它只承认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民间关系，这是对蒋经国提出的互设“政府间代表机构”的反驳；另一方面，命令又把台湾当作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看待。 　　从1979年1月到2月26日，美台之间在华盛顿举行了三个回合共17次正式会谈。台方的主要代表是“外交部”政务次长杨西昆，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双方的主要分歧仍在于：台方坚持未来双方关系必须具有“官方的性质”，必须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交往，拒绝以双方的非官方机构来处理未来关系。美方坚持中美建交公报的立场，美台关系必须建立在非官方、非政府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就是双方未来新机构的性质、名称、有关人员的特权、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等问题。台方建议新机构名称中应带有“代表团”（Mission）或“局”（Bureau）一类字样，遭美方拒绝。1月10日，美方通知台方，美国未来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名称为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国起先将其译为“美洲在台湾协会” 。后经台湾方面一再交涉，遂将译名改为 “美国在台湾协会”。该协会总部设在华盛顿, 它与国务院有契约关系，国务院向它布置任务，同时提供相应的经费。美国政府各部门与台湾当局的交涉均经由这一机构实施，其性质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成立相应机构。164 　　按照美国在台协会的注册文件，该协会的宗旨在于“从事慈善、教育及科学活动，并推广此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使美国人民及台湾人民在没有正式代表或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维持商业、文化或其他关系”；第二，“代表美国及其人民进行及执行对台湾人民的计划、交易及其他关系的利益”；第三，“使国际协定及安排在符合上述一、二项的情况下执行”；第四，“代表美国人民履行原由政府履行的职责”。165 可见，美国在台湾协会履行的是大使馆的部分职责。 　　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台湾方面起先坚持蒋经国上述五项原则，力图使未来的机构具有官方或准官方的性质，它们起先想用“中华民国在美国协会”这样的名称，遭美方拒绝。美国反对使用任何带有“中国、中国的、中华民国”这一类字眼，甚至反对使用“台湾”，因为这可能产生“一中一台”的问题。双方反复辩驳，谈判一度僵持。在几个星期的僵局之后，美国向台湾方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台湾方面2月10日前设立非政府机构，否则就完全断绝与台湾的关系。166 沙利文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也说，如果美台双方迟迟未能就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达成协议，美国准备2月10日至15日间撤退原驻台北使馆人员，并在3 月1日终止所有使领馆业务。美方并将此紧急计划通知了杨西昆。167 这时，美方谈判者之一、中美建交前任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的费浩伟私下建议台湾方面使用“北美事务协会或委员会”一类名称。台湾于是提出以“北美事务协调办事处”(Coordination Office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作为台湾驻美机构名称。美方不同意在名称中使用Office一词。2月7日，台湾当局终于同意在行政院内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作为美国在台湾协会之对等机构。关于双方机构的“官方性质”，最后同意，美方把它解释成完全是民间的， 但台湾要怎样解释美国就睁一眼，闭一眼。168 　　2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立。蒋经国发表谈话解释这一决定，他说：“为了重建中美两国间的新关系，我国已决定设立新的机构……由于现实的需要，我们不得不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勇敢，来处理当前变局”。蒋经国这里说的倒是实话。20多年来，台湾当局的存在本身都是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和扶植，台湾经济的发展又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和对美经贸关系，台湾有求于美国之处甚多；台湾也可以和美国讨价还价，但最后还是要听美国的。169 新闻局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强调，美台关系“具官方性质”，美国国务院对此未予反驳。当然，在谈判过程中，美方也不是没有做出一点让步。比如，台湾在美国原有“大使馆”一处，“总领馆”或“领事馆”14处。谈判开始时，美方仅同意台湾在美国4个地方设立机构，经双方多次交涉，美方才同意增至8处。170 　　对卡特政府来说，比调整与台湾关系更难的是处理与国会的关系。与一个国家建交或断交是行政当局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必经国会批准。但在此问题上，在三件事情上国会手中握有大权。第一，美国驻外大使必须经参议院听证确认，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当然也不例外。卡特总统已任命伍德科克为首任大使，伍德科克的听证会将是参议员们发表意见的一个好机会。不仅如此，参议员们还有权推迟听证会，或者不批准对他的任命，那就会使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第二，美国政府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所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说到，美国政府将调整法律与规定，以便在没有政府代表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与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及其他非政府关系。行政当局将要提出的新的法律和将要成立的机构必须经由国会认可。第三，中美建交后，自然会达成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用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双边关系，行政当局将要求国会批准这些条约和协定，尤其是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须经国会审议，171 这就给了国会许多可以就对华关系发表种种意见，甚至做出决定的机会。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后， 美国参议院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为了防止行政当局不与国会商议就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什么步骤，参议院于7月提出了《国际安全援助法》修正案，或曰《多尔--斯通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影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的任何政策改变都须事先经过参议院与行政当局的磋商”。该修正案以94票对0票获得通过，并于9月26日由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后不久， 高华德与24名议员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总统未经与参议院商量并征得参议院同意，不得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废止和影响美台之间和其他防御条约。172 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最后阶段进展迅速，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虽对此都多少有思想准备，但建交消息对他们仍然显得突然。当时国会已经休会，议员们都已回到各自家乡， 准备过圣诞节了。12月15日当天，白宫打电话到一些议员家乡，请他们赶回华盛顿，卡特才将数小时后他将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的消息告诉他们，而绝大多数议员则是同一般公众一起在电视上和广播中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在美国国会中，真正反对中美建交的议员是少数，绝大多数议员都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但不少议员对卡特政府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连一些民主党议员，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格伦也说，在卡特总统上电视前一小时才通知几位议员这种做法，似乎称不上磋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扎布罗基和该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沃尔夫在12月19 日还致函卡特总统，在支持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对他不履行《多尔--斯通修正案》表示强烈不满。信中说，“毫无疑问，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在公开宣布之前不到三小时才通知（国会）是怎么也算不上磋商的”。至于那些本来十分亲台的议员，更是起劲地反对正常化，尤其是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高华德称，在终止美台条约问题上，“总统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他藐视宪法，公然对抗国会”,因为国会本来已经通过了修正案，美国与台湾的条约有任何改变都要事先与国会磋商。173 12月22日， 高华德和其他25名参众议员对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提出起诉。他们指控卡特和万斯违反法律，藐视成规，在结束与台湾的条约时没有给国会以投票表决的机会。高华德指出：“正如总统本人不能废除一项法律一样，他也不能废除条约，条约本身也是法律。他应该征求国会，至少是参议院的同意才能废除它。”白宫的辩护律师的立场是：首先，总统废止条约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威和责任----处理国家的外交和执行法律，总统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代表；其次，在制订条约时参议院有权提供建议，予以认可，但条约一经制定，实施条约的条款，包括与条约有效期有关的条款的问题就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了，因此，卡特总统有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再次，该条约规定，任一缔约方须在条约终止前一年通知对方，其中并没有提到参议院和国会，没有提到在通知对方时要征得立法部门的同意。因此这个条约的终止是完全按照条约规定行事的。白宫还从美国一些法律权威所写的法律论著中引经据典，总的意思是说，参议院的权力是批准条约，而无权对总统实施条约说三道四；总统有权终止条约，事先就终止条约通知国会不是总统的宪法义务。白宫还援引了美国历史上12起由总统废止条约的先例，说明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174 1979年底，最高法院驳回了高华德等的诉状，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总之，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善后与台湾的关系。第一，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1980年1月1日起将予以终止外，继续执行美台之间的其余59个条约和协定；第二，国务院的律师会同其他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立即着手就调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拟订一项新的法案；第三,成立了美国在台湾协会，并于1月16日将其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哥伦比亚特区予以注册。协会的总部将设在华盛顿，在台北设主要办事处，在高雄设分部。 　　1月26日，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台湾授权法案》，法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规定，“美国的任何法律、规定和命令中凡涉及外国（foreign country），国（nation），国家（state），政府（government），或类似实体者……应包括台湾的人民在内”。这就是说，美国的法律和条约像以前一样继续适用于在台湾的人民。为了避免“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之嫌，法案中在提到台湾时，没有再用“政府”或“当局”的称呼，也不用“台湾人民”（people of Taiwan），而是坚持使用“在台湾的人民”（people on Taiwan）。“台湾将保留这种资格，它可以参加在其他情况下需要得到承认或保持外交关系才能参加的计划。”美国各政府部门将通过非官方团体“美国在台湾协会”来实施“同在台湾的人民”的各种项目、交易和其他关系。第二部分规定了美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在台湾协会之间的关系，诸如政府部门可向协会出售、出租或出借资产，可接受协会服务，可允许本部们的雇员离开本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到协会工作，协会享有免税待遇等等。第三部分规定由国务卿向协会拨款。总的说来，法案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的规定，完全没有涉及台湾的安全问题。175 　　这一提案与一些国会议员们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倾向于通过立法来修改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加强对台湾的关注。针对这种情绪，卡特总统在1979年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这个法案为保持美国与“在台湾的人民”的贸易和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估计到国会议员对这个法案可能的不满，预先警告说：对于国会提出的任何与中美建交公报相矛盾或违反建交公报的立法他都不能批准。176 卡特的这一警告使一些议员反感。行政当局还示意，国会应该在3月1日之前完成关于台湾的立法，否则美台关系的继续就没有法律基础了。这就是说，留给国会的时间只有一个月稍多。这更使一些国会议员感到恼火。用扎布罗基的话说，他们是在行政当局强加给他们的最后期限的“枪口下”工作的。177 一些议员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十分强烈。 　　1979年1月15日，美国第96届国会开幕。在头几天里，参众两院就提出了十几个与台湾有关的议案，旨在保留和挽救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和防务关系。例如，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 · 斯通和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 · 多尔的议案要求给予台湾驻华盛顿的联络机构的人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并防止台湾被从国际机构中驱逐出去。 民主党参议员迪康西尼等的议案要求政府承诺，“如果台湾政府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美国将防卫和保卫台湾”。 丹佛斯等十六位议员的议案要求“表达美国对于台湾人民安全的持续关切”，并提出一旦发生对台湾武力攻击时美国应终止与中国的外交与商业关系，向台湾提供防卫所需的军事援助，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起“中国侵略台湾案”，并采取其他措施 。但也不是所有议案都是反对行政部门的，肯尼迪与克蓝斯顿和其他25位议员的议案就与政府的立场接近，他们要求，确认美国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如发生对台湾的和平、繁荣和福祉的威胁时行政部门要及时与国会商量。178 　　2月5、6、7、8、21、22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国务院提交的《台湾授权法案》举行听证会。委员会15名成员中， 民主党9人，共和党6人，一般说来，这个比例有利于通过一项与行政部门意见比较一致的立法。外委会主席是爱达荷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丘奇。他与卡特虽同属一党，但两人却又是政治竞争者，1976年，丘奇曾在总统提名中击败卡特，也被认为是1980年可能再次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人选。外委会另一资深成员为纽约州共和党人贾维茨，他在国会中颇有影响，在共和党内口碑颇佳，对台湾安全问题很感兴趣， 曾两次访问台湾，对台湾的“经济奇迹”有深刻印象。在听证会中作证的各方面证人共25位，包括国会中的亲台的极右派共和党参议员高华德、多尔、赫尔姆斯, 自由派议员肯尼迪和克蓝斯顿，中间派议员迪康西尼, 丹佛斯；行政官员中有：国防部长布朗，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务院法律顾问韩塞尔，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斯，美国驻台末任大使安克志；学者中有：极亲台的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中心教授科莱因,179 与台湾颇有瓜葛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旭成（华裔）180，斯坦福大学国际法教授李浩(华裔)，极亲台的南卡罗莱那大学教授沃克，著名中国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鲍大可，史瓦斯摩学院政治学教授李侃如，伯克莱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卡拉皮诺，退休外交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立夫（曾任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61至1965年任美国驻台使团副团长）；工商界人士有：台北美侨商会会长派克，美台经济协会会长、前财政部长大卫· 肯尼迪，还有已退休的曾于1974至1977年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斯奈德。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助理国防部部长帮办阿马科斯特等在秘密听证会中提供了证词。 　　2月5日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以后国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会议由外委会主席丘奇主持。会场济济一堂，各报社和电台均派人出席，美国三大电视网派出了摄影人员和记者，公共电视网还实况转播了整个过程。这与平常有的听证会冷冷清清，甚至证人数目超过旁听者的情况大不相同。 　　丘奇的开幕词语调是温和的。他肯定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期待已久的事”，受到了从新西兰到日本美国所有的朋友和盟友的欢迎。他同时也提出，行政当局提交的法案“令人遗憾地不够全面”，“美国必须重视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尤其要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1980年1月1日）以后的情况，以与中美建交公报相一致的方式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促使美台贸易的继续增长，保证台湾继续得到美国的贷款和吸引美国的投资。181 在听证会中，证人们主要就以下五个问题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第一 ，关于中美建交和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绝大多数证人虽然对卡特政府事先未与国会充分磋商表示不满，但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没有表示异议。但也有少数证人对正常化本身进行了猛烈攻击，克莱因是其中的代表。他称《台湾授权法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烤制的幸运甜饼”，“是对国会的直接怠慢”。指责卡特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把一个友好国家出卖给它的死敌，是极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将损害美国作为一个盟国在全世界的信誉。”“卡特总统没有法律上的理由仅仅因为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中华民国断交”，因为“事实上有两个中国和两个中国政府，这种状况已经存在30年了。”高华德仍然抓住卡特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大做文章，他提出，应该由参议院2/3票来决定，是否终止或继续一项美国与外国的条约。多尔赞同高华德的意见，认为“任何影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有效性的政策改变都应该事先与国会磋商”，他认为台湾有资格继续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182 　　但丘奇反驳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提出了要由参议院 2/3来批准一项条约，但他从未看到在他们的著作中写着，废止一项条约也要进行表决，并要2/3票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肯尼迪也反驳说，他仔细地研究了宪法和历史案件，他“个人确信，总统完全有权采取措施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包括终止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他称赞总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是“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克蓝斯顿也认为，高华德的议案是“宪法上无效，政治上不明智，实际上没有必要的。”183 　　第二，中美建交与亚太安全。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裴西说，近年来，美国的安全与地区的安全常常因为美国的敌人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而受到损害，比如在伊朗、南非等。他担心，同样的情况可能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发生在台湾海峡地区。有的参议员则用更激烈的言辞攻击正常化危害了地区安全和美国的安全。贾维茨、多尔和丹佛斯说，从日本、南朝鲜、台湾到菲律宾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对于和平和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不仅美国，而且日本、南朝鲜和菲律宾都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息息相关”，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防御条约“是互相补充的，缺了一个，就像三脚架少了一条腿，这对另外两条腿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台湾的安全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要求参议院从整体安全的涵义来考察废止美台防御条约的问题。184 　　但许多证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和平，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国防部长布朗说，由于中苏分裂导致的“中国政策取向的改变影响并改善了美国的安全环境”，“中美两国有互相平行的重要利益，使两国可以对许多全球性的争端保持互相一致的立场，这对我们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为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在许多方面寻求更温和的政策”，如支持一个强大的北约，支持美国与日本保持防卫关系，积极鼓励东盟内聚力的增长，防止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战争，等等，这些都 “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作证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将在亚洲导致更健全，更稳定的互相依赖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对地区的安全是有利的”。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马科斯特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其他因素使这一地区的紧张状态降低，因而也减少了对美国军事上的要求，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台湾保持军事存在，美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军事调整是恰当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也确认，“总的说来，只要在以后我们对台湾采取正确的做法，这（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和西太平洋人民的安全是有益无害的。”185 　　第三．台湾的安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否对台湾的未来安全造成了威胁，这是一些议员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听证会上翻来覆去争论最多的问题。不少参议员和证人都表示，与中国关于正常化的谈判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从中国得到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保证；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提到台湾的安全问题，仅仅美国单方面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远不足以支持台湾的安全和美国本身的安全利益。贾维茨称，美国必须“非常强硬，非常明确”地向中国指出，“美国不能容忍对台湾使用武力，或相当于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行为，如抵制、封锁或其他巧妙的行为”。高华德提出，“整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允许这个国家被用军事手段加以消灭？这不会很快发生，但最后，他们能做到。可以通过条约来做到。可以通过抵制来做到。甚至可以通过立法反对与台湾进行贸易的国家来做到。”他要求明确解决这一问题，在《台湾授权法案》中加入“对台湾安全的强烈承诺”，表明美国将反对“共产党中国对台湾政府与人民的侵略”的立场。多尔、迪康西尼也称，“美国国会必须清楚表明不能容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应向台湾承诺，“在它遇到武力侵略时，美国将保障它的安全”。张旭成建议，“国会通过相关的决议，保证美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保卫台湾反对威胁”，以替代刚刚宣布终止的防御条约的功能。186 　　同样有许多议员和证人持相反的观点。布朗指出，新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有一个“附带的刺激，那就是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更克制的态度”，中国政府军事上的关注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台湾；就实力而言，中国现在不能用军事手段取得台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克里斯托弗指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台湾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理由是：一，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已经把美国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意向表示得十分清楚，邓小平也发表了许多与此有关的声明；二，中国四化建设的宏伟纲领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中国如对台湾使用武力，必然破坏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导致放弃现代化计划。这种政策的逆转是“很不可能的”；三，台湾在军事上是强大的，而且美国还在继续向台湾有选择地提供防御性武器。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入侵台湾”。 格伦参议员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因进攻台湾而危及它与美国的新的关系，即使中国政府现在着手准备，在以后五到十年内它也没有可能进攻台湾。 裴西参议员也相信，中国“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采取任何公开的军事行动”。 克蓝斯顿参议员指出，中国不做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主要是出于国家尊严和主权，而不是说，使用武力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许多证人都持类似的观点。如鲍大可认为，“直接的军事入侵在最近这些年内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北京必须估计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更广泛的国际影响”。由于对军事行动的种种制约因素，“北京将感到必须继续表现出耐心，并尝试通过用政治上的吸引力来实现和平统一，或微妙地使用压力，或两者并用”。 高立夫说，“对美和对日关系与北京越来越利害相关，北京将越来越不愿意因为进攻台湾而损害了这些资产”。 李侃如分析了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三个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苏争端、美国关于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防御性武器的承诺。他认为由于这些因素，中国政府“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台湾采取了极为和解的路线”，“中国未来对台政策的最可能的前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对强大和繁荣的台湾采取具有灵活性的政策……从而使统一变得远不如现在这样具有威胁性”。187 　　第四，未来美台关系。其中三个问题尤其引起重视。一，高华德等议员和一些证人批评《台湾授权法案》中只提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关系”，而不提“政府关系”，他们要求所有在提到“在台湾的人民”的地方都加上“政府”。多尔认为，如果能够保留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某种政府关系，即使不是完全的政府关系，也比匆忙设立什么协会要好。”188 二，高华德、 斯通等议员要求给予台湾在美代表人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法律顾问韩塞尔反驳说，由于美台之间不再具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概念。但美国将给予“功能性特权”，如免除关税和所得税，保障他们的通讯，包括使用信差和邮袋不受侵犯，办公地点不受侵犯等。克蓝斯顿议员也指出，只有我们正式给予外交承认的国家的外交使团的人员才能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给予台湾代表这种权利是与美台之间的民间关系是不相称的。高华德主张用“倒联络处”的办法，说，既然在正式承认北京之前可以用联络处的办法，现在对台湾为什么就不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克里斯托弗解释说，过去使用联络处的办法是准备通过这种办法让中美关系发展成完全的外交关系，因此这种办法对台湾显然是不适用的。189 三，许多议员和一些工商界人士关心，在美国与台湾断交之后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能否得到保证。美台之间的贸易占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几乎1/3，台湾出口的40%；美国对台投资占了台湾外资的30%，台湾是美国银行的第三大主顾。他们担心， 在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模式下，各种商业交涉会不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向他们保证，在新的民间关系的模式下美台之间的贸易将继续增长，进出口银行仍然可以为对台湾的出口做担保，美台之间的商业纠纷仍然既可以在美国受理，也可以在台湾受理，美国商人与台湾私营企业及政府开设的公司之间的协议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美国政府人员与台湾当局之间的非官方协定也是可能的。克里斯托弗举例说，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分别增长了五倍甚至更多，他相信，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民间安排的状况下也会继续增长。安克志也证明，台湾经济没有因中美关系正常化而遭遇危机。190 　　第五，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迪康西尼参议员认为，“当前世界政治的现实将导致两个中国的发展，就象我们看到的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一样……美国不应该以其行动帮助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吸纳亲西方的台湾政府”。赫尔姆斯质问克里斯托弗：“和平统一是不是政府的理想目标？”克里斯托弗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如果有这样的统一，那就应该是和平的；“重要的是，这必须是和平的，而不是破坏地区稳定的。但我们的立场并不是鼓励在台湾的人民去做什么违背他们意愿的事。”他还对中国政府鼓励海峡两岸亲人团聚、促进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等措施表示赞许。191 　　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也于2月14至15日举行了听证会，克里斯托弗只是照读了他在参议院的证词。安克志、美台商会主席大卫·肯尼迪、科莱因等仍被请来作证。但众议院的听证会既无电视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多少听众，远没有参议院听证会那样风光。辩论的问题与参议院中辩论的问题大同小异。 　　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期间，丘奇与贾维茨已经在着手对《台湾授权法案》进行修改。贾维茨提出的修正案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所说的“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改换成：对台湾的攻击是“对台湾人民及美国在西太平洋之和平与安全之共同危害”，修正案还提出美国应采取行动来保卫在该地区的利益。192 丘奇将这个修正案交给克里斯托弗，后者觉得措辞太强硬了。外委会成员意见也有分歧：不少议员与克里斯托弗有同感；个别人，如赫尔姆斯则嫌用语还不够强硬。行政部门加强了对国会的游说。克里斯托弗与国会保持经常的联系，万斯国务卿也向丘奇和贾维茨表示不能接受这一修改。卡特总统还亲自出马。2月8日，他邀请丘奇到白宫共进午餐，并告知，如果修改后的条文违反了既定政策，他将予以否决。午餐后，丘奇撤回了对这个修正案的支持，并称，这是匆匆拟就的暂时性提议。 　　 　　显然是为了呼应国会关于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卡特在2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如果灾难真的发生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我们将重新评估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但这是总统经常性的责任。我们已经保护了我们在一个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与台湾的贸易、文化、防御关系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台湾面临不必要的危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国会和总统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部署太平洋舰队，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未来国会和总统决定参战，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来保卫台湾人民，或这个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有义务保卫的国家和人民的话。所以我们仍然有绝对的灵活性来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193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声明，是卡特总统关于对华政策所发表的言论中措辞最强硬的一次。卡特以为这样的声明可以表示他在台湾问题上是不妥协的，殊不知他说走了火。作为总统，把应对未来的虚拟的可能性和困难所采取的措施说得那么具体、那么言之凿凿实在是很不妥当的。显然，他说完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妥，三天后，2月12日， 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作了“纠偏性”的表态，他说， 我不会接受国会的任何决议或对立法的修正，如果它们与我们对中国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抵触的话，而这些承诺是我们与中国的新的正常的关系的基础。我认为，任何决议或修正案，如果走得这么远，以至向台湾提供防卫承诺，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94 参议院外委会还于2月8日下午举行了伍德科克出任首任驻华大使的听证会，并迅速通过了任命案。但丘奇也采纳了赫尔姆斯的建议，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暂缓全院表决任命案，而等待外委会完成关于台湾法案的工作。因为伍德科克应于3月1日赴任，暂缓表决自然是对行政当局的又一牵制。 其时，丘奇与贾维茨几经商讨，对议案进行了修改，成为《丘奇—贾维茨修正案》。该议案对行政当局的提案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将美国对台政策概括为： 　　一，同台湾人民保持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关系；二，表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任何有关台湾的前途的决定都将通过和平的方式；三，认为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四，向台湾人民提供防御性武器。195 这一修正案被外委会所采纳，国务院负责与国会联络的助理国务卿贝奈特也表示可以容忍这一议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法案文字修订会议于2月21日举行。196 　　3月7日至13日，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与台湾关系法》草案，中心议题仍然是台湾安全和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其间，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 ·裴西提出的两项修正案引起轩然大波。在第一项修正案中，他认为丘奇—贾维茨修正案中所说“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还不能恰当表达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民的意愿，因为这个说法用过多次， 美国对苏联统治东欧表示了严重关切，美国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也表示了严重关切，但是美国做了什么呢？于是他提出把“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改成：“美国的政策把以任何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视为对西太平洋和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他还说，这还不是最强硬的措辞，他没有提“就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美国不是没有台湾就不能生存，但美国的安全利益会因此受到重大影响。在第二项修正案中，他要求在总统应将对台湾安全和美国利益的威胁通知国会之后加上：“就有关适当行动与国会磋商”一类词语。这一修正案在外委会中引起热烈争论。丘奇表示他愿意接受第二项，但反对第一项。理由是，其一，不能把“严重关切”一词孤立起来，丘奇—贾维茨修正案中不仅说了“严重关切”，而且还有它的整个上下文，还有其他提法，诸如“美中建交是基于台湾问题将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这样的期望”，这就是说，如果采用非和平的方式，那么中国从建交中得到的好处就会统统付诸东流；其二，修正案中已经说了，非和平的方式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个提法已经够重了，如果美国的安全不是与西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那么美国就不会在过去25年中卷入那里的两次战争；其三，修正案已经规定了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湾的安全做了承诺，裴西的提案是多此一举。197 　　这时，卡特总统再次会见丘奇，对裴西议案措辞表示关切。198 卡特在赴中东访问前，又指派曾任参议员的副总统蒙戴尔出面向参议员进行游说。蒙戴尔、克里斯托弗和白宫专门负责国会游说工作的官员弗兰克·穆尔等四出奔走，上下游说于参众两院之间。最后，裴西议案在外委会以10票对4票未获通过，在参院全体表决时又以50票对42票被否决。3月13日，参议院《与台湾关系法》草案文本以90票对6票在全体会议获得通过。 众议院3月8日和13日举行全体会议对草案文本进行辩论。3月13日，草案以345票对55票获得通过。 两院在辩论过程中都对草案文本作了若干修改，但要提交总统的必须是两院一致的文本。为此由参众议员各8名组成了共同磋商委员会。3月19至20日，委员会协商通过了一致的文本。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字，《与台湾关系法》正式成立。卡特在签署时发表的讲话中说， 这项法令是与我们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取得的谅解相一致的……我期待着在今后数年中深化和扩大美中关系，以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199 　　国会两院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与行政当局最初提交给国会的《台湾授权法案》在内容上有着实质性差别。《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处理美国在台湾协会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关系及关于协会运作的技术性规定，而《与台湾关系法》除保留原法案的技术性规定外，还增添了许多政治性、政策性的内容，从而改变了原法案的性质。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又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对台湾防御需要做出的这类决定，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建议所做出的估计；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200 　　台湾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该法却把完全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就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这两条实际上规定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当然，这种义务不象将予以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那么明确，人们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将来的政府在执行这些条款时也可以有所选择，这是用心良苦的模棱两可。201 　　二，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第四条“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中规定： 　　 不存在外交关系或承认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意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1979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年12月31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按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这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202 　　此外，该法还规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国会其他有关委员会应监督该法的执行情况，美国在台湾协会的工作程序，并向各自的议员汇报它们监督的情况。这就更赋予美国在台湾协会以某种官方性质。 　　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在正常化谈判中双方达成的最后谅解是，两国实现正常化，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先挂起来，建交以后继续谈判。而现在，美国国会却要单方面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与建交谈判中双方的谅解不符。对于这样一个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违反建交公报的法律，中国政府当然表示十分关切。在国会辩论《与台湾关系法》期间，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奉命向美国国务卿万斯转达口信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制订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对涉及中国领土台湾的任何立法，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万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将影响国会，但不能控制它。203 　　3月16日，黄华外长约见伍德科克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个议案得以按照目前的措辞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对中美两国刚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黄华外长要求美国政府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204 　　美国不顾中方一再表示的严正立场，仍然成立了《与台湾关系法》，对此中方十分气愤。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丘奇为首的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205 4月2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政府，指出《与台湾关系法》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损害。中国政府决不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206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美国政府于7月6日复照说，美国将遵守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207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它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格格不入。它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成为中美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主要制约和严重障碍。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作为与台湾交往的一个经常性渠道。。208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以及台湾当局都是把它视作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该协会理事主席和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等人选都是在行政机构和国会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有时这种磋商可以长达一年多。209 《与台湾关系法》不可能对所有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国务院对于如何具体体现“非官方关系”有一个“指导”方针，如高层官员不互访，不在国务院和白宫接待台湾来访官员，等等。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1994年克林顿政府进行审议才有所改动。210 　　　　　　　　　　 　　　　　　第四节 新的起点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致电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两国建交。下午，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211 在这里，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见他对中美建交的重视。晚上，他出席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他特别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212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1979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军事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不同层次的互访十分频繁，两国关系恰似开了闸门的江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确实证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在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互相信任和了解，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在中美建交之前，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都已经访问过中国，所以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访问的一种回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首次访美。虽然从名义上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清楚，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拿大主意的人。213 因此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的副总理，而是把他当作中国最高的决策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按照最高的规格，给予热情、隆重、周到的接待。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当邓小平一行在当地时间28日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副总统蒙戴尔、国务卿万斯等前往欢迎。这一天，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同时飘扬着中美两国的国旗，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 　　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并鸣礼炮19响。29日上下午和30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会谈是“极其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美方参加会谈的有：蒙戴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欧森柏。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扩张，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的工作。卡特同意邓小平的看法，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赞成中美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很多困难，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等问题。邓小平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转向依靠苏联；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约束不住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214 　　在29日下午的小范围的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支持下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犹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是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做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邓小平是“以一种严肃的、非常特别的平静的、坚定的和强硬的方式”阐述中国的立场的。卡特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要和他的助手们商量后才能给以答复。现在越南因为侵略柬埔寨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不要因为中国军队向河内进军而在国际上唤起对越南的同情。邓小平还说，如果对越南不加以束缚，他们会变本加厉。中国将采取有限行动，然后撤回军队。他以1962年中印边界的军事冲突为例，说，越南人必须得到同样的惩罚。215 　　翌日上午，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单独见面，只有译员在场，讨论 “教训越南”的问题。卡特总统拿出他亲自草拟的一个便条，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它“语调温和，内容清醒，强调了克制态度的重要性，指出了国际上可能的负面效应”。邓小平对卡特的评论表示感谢。同时重申，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中国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行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就是10到20天。他估计到国际上对这次行动会有不同意见，但到最后，多数意见会赞成中国的行动。卡特说，美国不是怕苏联，美国是希望把苏联和越南孤立起来，不要因为采取军事行动而使他们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虑，但卡特得到的印象是：“决定已经做出，越南将受到惩罚。”鉴于这种情况，在邓小平访问期间，布热津斯基已经拟订了美国对中国行将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美国将同时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布热津斯基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避免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又可以把美国的立场表达出来。216 　　两国领导人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不要让台湾当局感到，有人在继续向他们出售武器，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他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要绝对谨慎。217 　　会谈以后，卡特总统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218 布热津斯基评论说，讨论是“非常坦率的，其方式是朋友之间、甚至盟国之间所特有的，而不是4个星期前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方式。”在正式会谈结束时，布热津斯基感到深受鼓舞，因为“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了”。219 　　29日晚，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的故乡乔治亚州运来的各种颜色的山茶花，表现出主人对此次宴会的格外重视。220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家全国性的电视网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卡特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中美建交“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对一个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义务。我们相信，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国将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一种合作的作用。我们的新关系特别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邓小平在答词中宣告：“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邓小平在致辞中突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他说：双方在建交公报中“庄严地做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221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还出席了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还与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并接受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和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还走访了国会，会见了多数党领袖博德和少数当领袖欧尼尔, 与国会议员共进午餐。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高能物理协定，为期5年； 　　黄华外长和万斯国务卿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 　　邓小平和卡特亲自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两国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对方开会一次。协定为期5年。 　　方毅还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普雷斯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所达成的谅解，将此作为履行刚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 　　邓小平和卡特还亲自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222 　　除了华盛顿，邓小平还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邓小平一行所到之处，受到美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在亚特兰大，来自美国17个州的州长参加了乔治亚州州长巴斯比举行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宴会。邓小平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一再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在谈到两国的贸易前景时，他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223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他还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会对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局势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空前的大事。这次访问与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开创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纪元，使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立即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访问大大增进了两国政界和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象上是非常重要的。224 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225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双方已经商定，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和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即将访华。正待布卢门撒尔要访华时，中国边防部队从2月17日起在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奋起自卫还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实行挑衅的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打击。尽管美国对此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对中美关系还是一个严竣考验。在中越边界战争爆发之后，卡特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同意布热津斯基先前设想的方案，即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会议还决定致函苏联，要求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的步骤，尤其是军事部署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还特地建议加上一句话：美国也准备保持同样的克制，言外之意是：如果苏联不保持克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步骤。起先，国务院对这样的对策并无不同意见。但当国际上对中越边界战争越来越关注时，国务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取消布卢门撒尔预定的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以前美国曾因苏联的类似行动取消过美国内阁级官员的访苏。布热津斯基提出，中越之间的危机不应影响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而如果取消布卢门撒尔的访问，那就必然对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造成影响。霍尔布鲁克也同意这一主张。而且英国工业大臣也没有因此而取消对中国的访问。万斯孤掌难鸣。卡特总统在布热津斯基的报告上批道：“布卢门撒尔应该去。”布卢门撒尔于2月24日至3月4日如期访华。苏联远东军区于3月中旬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但这给人的印象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后，布热津斯基写道：“由于卡特总统的坚定，新的中美关系经受住了炮火的考验。”226 布卢门撒尔到中国后，对中国对越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出了批评。布热津斯基不知道这是布卢门撒尔自作主张，还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他与卡特商量后急电布卢门撒尔，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应当专讲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要涉及其他。227 　　中越边界打响后，勃烈日涅夫打电话给卡特，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但卡特决定不对苏联特别道歉。2月27日，他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秘密协定，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中国要进攻越南。他要求中国在进攻后尽快撤军，并指出，超级大国应该保持克制。228 除了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在1979年和1980年中访问中国的美国内阁级官员有：商务部长克雷普斯（1979年5月 6 日到 15日），美国总统贸易谈判代表施特劳斯（ 5月26日至6月2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 6月21日至30日），副总统蒙戴尔（8月 25至31 日），国防部长布朗（1980年1月5日至13日），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艾斯丘（ 10月17至22日），劳工部长马歇尔（ 12月15日至19日），等。 　　在这两年中访问美国的中国同级官员有：副总理康世恩（1979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财政部长张劲夫（7月10日至24日），农业部长霍士廉（7月21至8月3日），外贸部长李强（10月22日至11月1日），国家经委主任袁葆华（11月5日至12月7日），林业部长罗玉川（1980年4月24至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5月5日至6月18日），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飙（5月25至6月6日），教育部长蒋南翔（6月4日至20日），农业部长霍士廉（7月5日至8月5日），邮电部长王子纲（10月2日至9日），五机部部长张珍（11月21日至12月16日），等。 　　此外，还有多位美国的州长和市长、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访问了中国。` 　　两国之间频繁的互访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在这两年中，以下三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和交流。 　　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美中两国政府先后冻结了对方在本国的财产。229 1973年，两国开始讨论关于偿还资产的问题，但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实际上难以达成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当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时，他和中国财政部长张金福进行了讨论，并基本达成协议。在5月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时，双方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解冻了中国的所有财产，总额是8050万美元，中国也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大约是美国财务要求总额1.97亿美元的41%。用副国务卿克里斯多托弗的话说，这一协议的达成“排除了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230 　　1979年9月9日，中国政府授权中国银行负责收回被美政府冻结的资产。10月1日，中国政府支付了首批3000万美元。余下的5050万美元将分五期支付，到1984年10月1日付清。1980年1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从1月31 日午夜11时 59分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被冻结的8050万美元资产予以解冻。 　　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是否享有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之间能否顺利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关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的贸易额很小，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突出。在正常化之后，如果中国仍不享有最惠国待遇，那么过高的关税就会成为贸易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突出出来。国务院仍追求对苏联和中国的对等政策，认为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应该对中苏“一碗水端平”，也不与中苏发展军事关系。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并不反对对等政策或平衡政策，但认为，中国与苏联相比较弱，而且中国对美国在某些方面有所帮助，如果机械地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实际上是对较强者有利的政策。因此这种平衡政策要把中苏两国之间的差距计算在内。这种关于平衡政策的争论首先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现出来。1979年3月，万斯和布卢门撒尔提出，可以同时向中国和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布热津斯基担心，由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处于微妙阶段，在伊朗的动乱中苏联反对美国，苏联还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的行动，参议院会否决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可能同时使中国不能享有最惠国待遇。蒙戴尔在月底的一次会上提出了苏联关于移民和人权的问题，从而使苏联的最惠国待遇告吹。卡特政府决定结束这种平衡政策，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而不等待苏美关系的发展。5月14日，在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两国草签了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建立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231 7月7日，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和美国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关税和手续税费方面互享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贸易公司和商号等商贸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内的对方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等等。232 这一贸易协定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一协定必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何时提交国会，仍然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当时参议院中正在辩论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主张，在美苏关系稳定下来，走上正轨之前，暂缓向国会提交中美贸易协定，以免美苏中三角关系失调。他们认为，美国已经漫不经心地介入了中苏争端，并倒向了中国一边，美国不断向中国倾斜正是导致苏联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美国政府中另一些官员提出，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捆在一起，简直就是以苏联的固执来惩罚中国。233 卡特总统在6、7月间也还没有打定主意。最后，卡特总统支持了蒙戴尔和布热津斯基等的主张，在诸如出口控制、进出口银行贷款、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双边关系的问题上，把中苏两国清楚地分开。在7月27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一俟参议院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有所进展，就向国会提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卡特第一次表示要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有了总统这句话，蒙戴尔更加努力工作，迫使万斯答应，在年底以前将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提交国会，宣布中国为“友好国家”，从而可以使中国免除限制共产党国家的某些约束，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使用转向信贷。8月3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确认了这些决定。234 蒙戴尔副总统８月访华时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将放弃在诸多经济问题上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235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正在采取重要步骤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他列举了四项：第一，卡特总统决定在今年年底以前把中美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审议，其中规定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236 第二，两国将签订一项发展中国水电事业的协定，美国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水电事业。第三，美国准备让进出口银行在今后五年内按个案处理的办法向中国提供总额２０亿美元的贷款。如中国建设速度需要，还可增加。第四，卡特政府将在今年内寻求国会授权他通过提供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的担保和保险的办法，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237 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在蒙戴尔访华期间两国之间又达成了一批协议，“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双方在1979年1月安排的议程，而这些议程双方原先估计也许要18个月才能实现。”238 　　10月23日，卡特总统将中美贸易协定和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公告正式提交国会。卡特总统在致参众两院领袖的信中说：“这个协定的缔结是我们为使两国关系为两国提供更大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它也将进一步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239 11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作证时说：“仅仅外交承认不会自动保证正常和互利关系的发展”，通过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通过这个贸易协定，将能排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并为贸易创造刺激，这对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非歧视性的待遇，中美贸易就会萎缩。由于美苏之间早在1972年就签订了贸易协定，而行政当局一直没有提交给国会，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平衡政策又被提了出来。克里斯托弗解释说，美国愿意发展与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对其中一方采取的措施必须取决于同时对另一方采取相同的措施。美苏贸易协定何时提交国会取决于美苏关系的具体状况，而不取决与美中关系。240 1 月 24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对8票和294对88票通过了这个协定。1980年2月1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贸易协定开始生效。2月14日，柴泽民大使在纽约的一次中美贸易关系研讨会上在谈到美国在华投资时引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我国将充分保证美国合营者的合法权益；他们在我国投资所得的收益，将不会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收益，我们还将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241 7月31 日，美参众两院批准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8月8日，卡特签署了上述法案和一项总统决定，认为海外投资公司的上述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242 　　两国贸易协定的通过和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诚然，反对苏联的威胁是中美两国关系解冻、接近、直至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之所在。但实际上，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在经济上两国互有需要。近一百年来，美国商界有三次对中国市场表现了特别的兴趣。第一次是19世纪末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但当时，美国实际上没有能力与英国（在长江流域）和日本（在东北）竞争，美国的商业利益相对而言仍然是比较弱小的。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如英、法）的势力大大削弱了，有的国家（如德、日）势力可以说消失殆尽，只有美国通过战时结盟与中国建立了真正的特殊关系。美国商界以为美国在中国发展商业利益的机会真的来了，因此迫不及待在1946年11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殊不知，国民政府没过几年就寿终正寝，美国商界的中国市场梦也随之破灭了，商约只是在台湾继续执行。第三次就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使美国商界感到，中国这个一直被美国商界认为是潜在的巨大市场，现在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就在1978年12月16日，即两国领导人宣布正常化后的第二天，《旧金山考察记事报》的一条标题把中国形容为 “（美国）商界的一颗巨大多汁的新梅”。文章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的话说，与中国的商业纽带的潜力似乎是“无可限量的”。243 但如果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能建筑在协定基础上，不能制度化、正常化，尤其是如果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不能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那么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就没有可能得到任何长足发展。而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要向全世界开放，没有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两国的贸易协定完全反映了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时，两国关系有两条最主要的纽带：战略和经济。在此后的岁月中，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战略这个纽带难以继续加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纽带在一个时期中是大大地削弱了。但经过两国关系十年的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大大加强，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造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状况，因此即使中美关系在198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强烈的冲击，一次又一次地大起大落，但两国关系仍然能 顽强地恢复过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经贸关系这个纽带在起作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1980年6月4日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虽然战略因素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核心考虑，但是70年代初那个有名的三边外交的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对华关系了。美国广泛的利益已经参与其中，如同盟友和朋友的利益参与这个世界上诸多大国中心越来越复杂的互动一样”。 244 　　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主要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都感到有必要发展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和接触。在福特政府时期，双方都已经谨慎地就此作了试探。1978年，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感觉到，中美两国间在防务方面的某种合作是可取的，两国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年，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布拉莫维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主任和空间与防御科学副顾问休伯曼随同布热津斯基访华，是双方在向建立正式的军事交流关系发展的一个试探。此后不久，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率领一个科技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了一些美国敏感的军事高科技机构的代表，包括美国宇航项目的负责人。245 1979年1月，卡特总统亲自参与了推进中美战略关系。他在瓜得罗普与英、德、法等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如果西方盟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更宽松的态度，美国不会感到不快。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开始与中国进行某种“特别谈判”。布热津斯基一直主持其事，直到这年年底中美达成非正式协定。246 　　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是否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邓小平访美以后，这种争论更趋激烈。但苏联在阿富汗卷入的加深、对波斯湾潜在的威胁、在南也门势力的增长，伊朗危机及苏联利用伊朗危机反对美国， 以及苏联利用原先美国在越南建造的海空军设施，等等，都使布热津斯基和布朗越来越感觉到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必要性。4月下旬，在每周一次的三人午餐会上，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终于在这一方面对万斯占了上风。接着，美国告诉英国政府，美国对英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没有异议，并让他们不要把事情提交给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免麻烦。同时，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高层次上做出美国愿意进行中美安全合作的表示。卡特接受了这一建议，5月3日，他与中国大使柴泽民作了一次长谈，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从而使两国的军事合作跨过了门槛。翌日，卡特将这次谈话内容向布朗作了介绍，并称，“让苏联人认为美中正孕育着军事关系不是件坏事。”247 　　7月11日，布热津斯基在给万斯和布朗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从戴维营送来的便条表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向我们自己和苏联指出，我们可能别无选择，不得不反击他们（苏联）的行动（古巴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在南也门建立军火库，古巴在中美洲潜在的军事可能性的增加）”。248 此后不久，布热津斯基、布朗和万斯同意向中国提供民用的先进成象系统，配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的喷气飞机。 　　8月下旬蒙戴尔副总统访问中国。他于27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尊重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两国关系所作的特殊贡献。尽管我们两国的制度有时产生深刻的分歧，我们决心同你们一道发展我们在战略和双边关系方面的许多平行利益。因此， 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或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惟其如此，美国实现了与贵国关系的正常化，惟其如此，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的新的友好关系。249 这样，蒙戴尔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中美两国将发展战略关系，反对中国就是反对美国。在此以前，在此以后，从来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作过这样明确无误的宣示。蒙戴尔的访华是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推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布朗访华的建议，得到蒙戴尔的赞同和卡特的首肯。在蒙戴尔访华期间，他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中方立即做出回应，向布朗发出了访华邀请。此事在美国政府中再次引起争议。万斯认为这样的访问是不合时宜的。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指出，这事必须尽快决定，否则就会作为政府内部不和的又一例子泄露出去。在9月14日的早餐会上，卡特决定在一两个星期内需要宣布布朗访华的消息。布朗本人愿意10月中旬访华。万斯立即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仍然必须使对华和对苏关系保持平衡，布朗的访问是对苏联不必要的刺激。9月18日，万斯又向卡特提出一个很长的备忘录，指出，美国不应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因为这可能导致最后与中国达成一项协定。“这种政策将意味着美国最终放弃改善美苏关系的希望。这不但将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而且会使欧洲盟国和日本预感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和布朗也向总统提出了备忘录。布朗指出，由于当前美苏关系中的困难，他的访华正当其时。布朗还说，美国原已邀请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访美，但遭苏联拒绝。布热津斯基要求总统批准布朗访华，并由万斯出面事先告诉苏联，这次访问的实质将由苏联的行为来决定。19日，卡特总统正式批准布朗访华。250 　　决定布朗访华以后，访问的具体内容仍然是美国政府内部辩论的内容。12月9日，万斯向总统提交备忘录称，他不再提倡“机械的一碗水端平的政策”，但是美中战略关系方面必须非常缓慢地发展，因为这种关系与其说会使苏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不如说会引起苏联的“恐惧和非理性”的反应。他反对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以免产生破坏稳定的后果。 布朗看了这个备忘录之后于13日也提出了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控制的具体建议。他说，虽然“目前”还不宜向中国出售武器，但也不应当事先排除这种可能性。不管怎样，美国应当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示，美国是在向着一个“强大的安全的友好的中国”的目标前进。19日，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草拟的备忘录上签字并转发给了万斯和布朗。卡特批准，在布朗访华之前，万斯应当采取措施放宽有关中国的规定。他授权布朗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战略磋商。 1979年12月29日，苏联公然入侵了阿富汗。多勃雷宁大使向美国政府保证，此事三四个星期就会过去，苏联并不认为此事会严重影响美苏关系。但其实不然。美国做出了迅速反应：参议院推迟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波斯湾采取新的安全政策。此事也大大加速了中美两国发展战略关系的步伐。布热津斯基敦促总统在布朗访华期间解禁原先不许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军事装备。于是就在布朗访华前夕，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等。251 　　1980年1月5日至13日，布朗率代表团访华。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布朗离华盛顿的当天，卡特总统指示布朗告诉中方，美国准备考虑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武器。252 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月6日欢迎布朗的宴会上说，这次访问 　　 使我们两国国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相互结识并且就各自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这对增进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强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会是很有益的。 徐向前谴责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野蛮行径，指出：“苏联的侵略与扩张是使世界和平和各国独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根源。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联合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懈。”253 布朗在致答词中说： 现在美国认识到了一个安全、强大、和平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攸关……我们已开始意识到两国的防务机构之间进行接触的益处。我将准备讨论安排这种专业性的接触和交流……所有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是有益的，无害于第三者。但它将提醒其他人，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以相互补充的行动做出回答。这将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固，并捍卫我们各自的重大利益。254 　　这是继蒙戴尔副总统访华后，美国政府又一次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宣示比较原则，后者的表示更加具体，说明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防务方面的“专业性”的交流和合作，正在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并表示两国将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这对苏联自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 　　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分别会见了布朗。邓小平在1月8日会见布朗时说，苏联的战略重点虽是在西方，但它现在同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连在一起了，变化就在这里。去年访美时，我向卡特总统强调，从东面算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这样一个局势，当然也包括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我在华盛顿访问时也多次说，我们不反对谈判，也不反对签订这样那样的协议，但这样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255 　　耿飙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与布朗于1月7日进行了会谈。双方广泛地讨论了国际形势，尤其是就苏联入侵阿富汗给本地区形势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两国应做出的适当反应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双方还探讨了鼓励和扩大两国防务机构接触的途径。1月9日，布朗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和富有成果的，两国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会谈增进了双方对南亚地区形势看法的相互了解，并为今后的合作找到了道路。在同日的告别宴会上，他进一步表示，通过会谈，“我发现我们对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是相似的”，两国的“战略利益是相吻合的”，会谈“有助于保证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将会得到相互的加强”，“我们扩大了两国防务机构之间的来往计划”。徐向前副总理在宴会上说，“两国负责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和建立的联系，在当前形势下，更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新发展，而且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将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56 总之，布朗部长的访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是举世瞩目的一次访问。中美建交一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现在两国又扩展了防务领域的交往。中美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布朗访问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在1月24日发表声明称，布朗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准备向中国转让美国不会向苏联出售的民用技术，美国准备以个案处理的原则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民两用的辅助性设备，如卡车、通讯设施、一些型号的预警雷达等。3月，国务院在《军品管制简讯》第81期上宣布了六大类可向中国出售的辅助性军事设备。4月1日，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小组作证时说，美国的安全不仅取决与美国本身的力量，“而且取决于全球力量的均衡，而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强大、安全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相关。”因为美中两国不再认为对方是对手，不再需要互相防范，美国就可以把资源集中用于应付真正的挑战。他还说，美国向中国出售的，必须不是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和弹药，必须不是可用于化学、放射、生物、核子和导弹项目的物品和技术，必须是美国准备向所有朋友出售的。美国军火管理局在审查每一项出口时，将谨慎地考虑美国的安全，盟国的安全，每一项技术的可能的最终用途， 在中国当前的军事状态下它的适用性。而且中方应向美方保证，不将美国转让的设施和技术再转让给第三者。美国对这些设备零部件的供应可以使美国有效地监督中美之间协议的执行。257 　　5月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应布朗的邀请访问美国。为购买有关设备，刘华清一行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屋汽车公司、哈尼威尔等大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5月25至6月6日，耿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访问美国。他会见了卡特总统、蒙戴尔副总统，并同布朗、布热津斯基和新任国务卿马斯基，258 就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进行了会谈。布朗5月29日说，他和耿飚一致同意，他们之间的会谈“极为成功”，他们对地缘战略形势的估计有着类似的看法。双方拟订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价格资料。259 　　布朗访华后不久，4月，美国商业部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国集团）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这样，包括运输机、远程通讯设备、军用直升飞机等就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了。耿飚访美以后，五角大楼正式宣布，决定向中国出售战术性防空雷达、运输用直升机、试验喷汽机引擎用的压力功能转换器、大型拖车、早期预警雷达天线、雷达干扰装置、对流层通讯器材、战术无线电装备运输机等九项军事装备。260 7月，商业部又一次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9月，负责国防研究和工程的助理国防部长佩里率领的一个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设施进行具体的调查，与中国官员共同探讨中国吸收先进军事技术的可能性。这时已有400项非杀伤性武器的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 。佩里回国后提交了一份24页的报告，其中说：“我们应当在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方面加快行动，而且应对哪一层次的技术可以向中国转让制定出一个指导方针”。报告还探讨了向中国提供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261 尽管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有了初步发展，但美方一再表示， 两国是朋友而非盟友的关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他说： 我们两国的观点和政策可能时不时地会是平行的，但几乎不可能是相同的。两国的社会建筑在完全不同的哲学理念之上，两国的价值观念和机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除非出现对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直接攻击，我们将是朋友，而非盟友。262 总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头两年中，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两国政府之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 项之多（中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公司或两国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不计在内）： 1979年1月 科技合作协定 文化协定 高能物理合作协议 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5月 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 举办贸易展览会的协议 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 大气技术合作议定书 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 计量和标准合作议定书 邮电业务谅解备忘录 6月 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议定书 教育交流计划谅解备忘录 7月 贸易协定 8月 扩大文化交流协议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议定书 　　 　　1980年1月 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 　　 科技合作议定书 　　 地震研究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地学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农业年度合作计划议定书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谅解备忘录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宇航局关于在中国建立陆地资源卫星地面站的谅解备忘录 2月 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议定书 3月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 8月 民航协定 海运协定 　　 纺织品协定 　　 领事条约 　　 9月 民航运输协定（草签） 　　 10月 粮食贸易协议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协议（草签） 这些协定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使两国关系建立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之上，而不再是正常化之前少数人之间的有限行动。正如霍尔布鲁克所说：“美国广泛的利益已参与其中，未来的政府即使要扭转潮流也将是困难的 。”263 民航协定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30多年来没有例行的定期直达航班的历史；海运协定使两国船只可以在对方港口停靠，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的商业机会。所有这些协定，象千丝万缕的纽带，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使两国关系不仅成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官方的关系，而且成为两国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不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而且使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加深，从而提高了中美关系抵御风浪的能力。 　　 　　两国的教育交流也迅速发展。1978年7月，当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来华访问时，他试探性地提出，中国可以派50名学生去美国。但中方的回答却是，中国打算派500名，而且由中国政府自己负担学生的费用。10月，两国草签了《教育交流谅解备忘录》。此项协议后来纳入了1979年1月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这项计划很快就开花结果。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了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1980年则派出了4324名，到1983年已猛增到19000名。264 许多美国大学开始同中国的相应学府建立交流计划。中国派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中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排头兵，同时，他们也为提高所在国的教育和学术水平做出了一定贡献。1981年12月，美国教育测试局做出在中国进行托福考试（TOEFL）和毕业成绩考试（GRE）的安排，从而为评估中国学者和学生的申请建立了正常的机制。265 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平均每半年都有25个文化和体育的代表团访美，美国也有许多音乐体育团体访华。266 　　不但在中央和联邦政府的层面上，而且在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层面上，两国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80年底，15个中国省市与美国相应的州市建立了交流计划，16家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80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267 正如 霍尔布鲁克所说，从1979年1月1日以来 “两国关系发展的速度令全世界震惊。”268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年中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2/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有好感，与1977年的调查的结果大不相同。269 1 卡特总统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保持信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2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和未来潮流的载体”。 See Zbigiew Brzr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tus.Giroux, 1983 ). P.3. 3 根据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的条约，美国廉价购得了单独开凿运河区及对运河和运河区“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的权力。巴拿马人民对此甚为不满，进行了长期的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从约翰逊政府开始，美国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一问题。在1976年大选中，巴拿马运河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争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美国的切身利益，引起美国全国的关注。 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4， Power and Principle, pp.51-52. 5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44，76-78. 6 Power and Principle, pp.3,7,147-149，200；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 pp.233-234. 着重号是原有的。用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话说，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相差太大。 7 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I, pp.956-957, 959. 8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 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 1992 ) , pp.188-189. 9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I, p.702. 10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I, p.961. 11 A Great Wall, pp.239-240. 12 Power and Principle, p.198; A Great Wall, pp.237-239. 欧森柏好赖为卡特总统图书馆抢救了一个文本。 13 Hard Choices, p.76. 14 Power and Principle, pp.53-56. 着重号是原有的。 15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p.70-73 ; Michel Oksenberg, “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1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6-117； 郝雨帆：《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第180页。 17 Power and Principle, pp.199-200. 卡特对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见中的表现甚为不满，他还对基辛格在这些会谈中数落曼斯菲尔德，甚至万斯等民主党人感到恼怒。See A Great Wall, p.237. 19 Michel Oksenberg, “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A Great Wall, p.242; Hard Choices, p.77-79. 19 A Great Wall, pp.242-243. 2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7. 21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2. 22 《新华月报》1977年8月号，第20页。 23 《当代中国外交》，第27页；Hard Choices, pp.81-82. 24 伍德科克早就料到，万斯不会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出他草拟的公报稿。因为万斯的先遣组人员给他带来了霍尔布鲁克的便条，其中说，“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万斯将向中方提出的建议包括了在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岛的官方存在要继续下去的内容。”看到这一便条后，伍德科克心里全明白了，卡特还没有下定决心。A Great Wall, p.245. 25《当代中国外交》，第227-228页；Hard Choices, pp.82-82；A Great Wall, p.245. 2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10;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7, Vol.II, pp.1516,1520. 这种错读是由于万斯作了不实的报告引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有待考证。 27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2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1-112；A Great Wall, p.246. 29 A Great Wall, p.246-247. 3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12.伍德科克返回北京任所后于11月14日向黄华叙述了新指示的内容。这个新指示当然也没有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起什么推动作用。 31 A Great Wall, p.250. 32 Power and Principle, p. 203. 33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 第782-787页。 34 《新华月报》1978年3月号，第292页。 35 《红旗》杂志1978年第4期第95页。 36 Power and Principle, pp.185-186. 37 Power and Principle, pp.186-188. 38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8,Vol. I, pp.531-533,1054-19567. 39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3-204; Hard Choices, p.11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3-114. 40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4-206；Jim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85 41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第806页；”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42 James C.H. Shen, The U.S. and Free China.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 D.C.: Acropolis Books Ltd, 1983), p.217. 43 A Great Wall, pp.249-251;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4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5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6 《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第46 页。 47 《新华月报》1978年3月号第9页。 48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49 See Hard Choices, p.114,120. 50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51 Keeping Faith, p.194-195. 52 Power and Principle, 207-209, Appendix I. 关于“五点声明”，见本书第 页。 53 Power and Principle, 208. 54 《当代中国外交》，第228页；Power and Principle, pp. 211-212 ；About Face, pp.88-89. 55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能参加这次会见而大为不满，但布热津斯基有总统给他的指令：与邓的会谈应是小范围的、秘密的，霍尔布鲁克也无可奈何。See Power and Principle, p.213，About Face, p.87. 56 Power and Principle, pp.211-218；About Face, p.88-89 . 在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对邓小平说，“甚至在正常化之后，‘在历史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将继续保持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Power and principle, p.214. 但卡特总统给他的指示并没有要他向中方提出售台武器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或读过这次谈话记录的其他人也不认可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在给卡特总统的汇报中也说，“我们没有直接谈到售台武器问题”。See A Great Wall, pp.254-255.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58 《新华月报》1978年第5期第249-250页。 59 Power and Principle, p.209;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31；About Face, p.87. 其中之一是红外线大地测量扫描仪，这在以前是不许可向中国出口的。布热津斯基还告诉中方，虽然美国还不能向中国出口武器， 但美国不反对欧洲盟国出售武器。据称，布热津斯基问中方，中国需要什么武器装备，中方提供了一个包括47项的清单。然后布热津斯基把单子转交给欧洲盟国，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卖，你们斟酌吧。See About Face, p.86. 60 《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23-224页。 61 布热津斯基回国向卡特汇报他的访华情况时，卡特看出，“他被中国人慑服了”， 以致调侃他说：“他被诱惑了”。 Keeping Faith, p.196. 62 Power and Principle, p.219. 63 Power and Principle, p.224. 64 About Face, p.89-90. 65 Keeping Faith, p.197. 66 Power and Principle, p.226-227. 67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6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69 《新华月报》1978年7月号，第211-213页。代表团也转达了美国愿将多种受到限制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意图，这些技术将不向苏联出售，包括上面提到的陆空红外线扫描设备，这套设备在1977年万斯访华时没有获准出口。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30-131 70 欧森柏认为，卡特政府与其前任的一个区别是，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科学文化交流只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卡特总统及其下属认为，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可以用作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是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71 《新华月报》1978年10月号，第241-242页。 72 采访美国前情报官员。 73 Power and Principle, p.22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27；About Face, p.90 . 74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 A Great Wall, p.257. 75 A Great Wall, p.257. 76 A Great Wall, p258. 77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 A Great Wall, p.258. 据布热津斯基称，后来他在1981年访华时，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他，正是公报上所建议的时间使中国政府最终对卡特政府认真对待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再怀疑了。 7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79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88页。 80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1页。 81 A Great Wall, p.260; Keeping Faith, pp.197-198. 82 参见《跨越鸿沟》，第315页。 83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5页。 84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7页。 85 A Great Wall, p.261；Keeping Faith, p.198. 86 Power and Principle, p.230；Keeping Faith, p.19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36; A Great Wall, p.261.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后来没有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 87 A Great Wall, 262-263.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称：本条约无限期有效。缔约一方得于废约之通知送达缔约国另一方一年后予以终止。见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88 这是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做出的决定，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只是在当天下午挺晚的时候才知道，霍尔布鲁克只是在当天晚上才知道。Keeping Faith, p.199；Hard Choices, pp.109-110；A Great Wall, 265. 89 Power and Principle, p.231；Keeping Faith, p.199. 后来国防部长布朗在参议院作证时解释说，美国之所以答应在1979年之内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因为，第一，美国政府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以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来抵消美中关系正常化，何况美国已经批准了在1979 财年向台湾出售大宗武器，台湾并非急需达成新的武器交易；第二，美国将在1979年为售台武器制订一个新的法律基础和新的军售程序。见Taiwan.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Ninety -Six Congress, First Session. February 5,6,7,8,21, 22, 1979.(Washington, D.C., 1979) ( hereafter as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 p.163. 90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8；A Great Wall, p.267. 91 Hard Choices, pp.109-110. 92 《当代中国外交》，第230页；A Great Wall, pp.268-269;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4； 采访芮效俭 93 A Great Wall, pp.270. 94 采访芮效俭。 95 在这里，公报的中文版用的是“承认”，英文版用的是 acknowledge, 即“认识到”，也就是说，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立场。在谈判公报时使用的是英语。芮效俭向他的中方对手指出“承认”与“认识到” 的区别，问这是实质性的还是修饰性的。中方官员说，这只是修饰性的，不改变原义。See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p.41；采访芮效俭。 96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US Department of Sate Bulletin, Vol.79, No.2072 ( January 1979) , pp.25-26. 97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 日。 98 Public Paper : Carter, 1978, II, pp.2265-2268. 99 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一大外交建树。另一外交成就是调处埃及以色列和谈成功。这从亚特兰大的卡特总统博物馆的陈列中可以明显看出。 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记述了，在公报公布前后的一两天之内，他是多么兴奋，以致像孩子一样同布热津斯基开玩笑。 100 《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101 芮效俭讲到，本来他12月下旬有一次出行，但伍德科克不想让他离开，因为谈判正在紧张关头。所以他只好取消旅行，但他又不能告诉他妻子取消旅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12月16日清晨，他才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妻子。采访芮效俭。 102 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 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103 The U.S. and Free China, p.254,248；《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3-24页。 104 Ramon, H. Myers,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p.31. 105 采访李柏思。 106 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外，当时美国与台湾还有59项各种经济、贸易和文化协定. 107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63-464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6-29页；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55-259. 10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p.973-974. 109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53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A Unique Relationship，32-33. 110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1页。 111 Chiu Hungda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90), p.14. 112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 113 费浩伟曾向杨西昆建议，美国当然要把美台之间的新关系解释为完全是非官方的，但美国要做的只是在国会的立法中不明确地写出其官方性质，美国没有可能阻止台湾对新的美台关系做别的解释。杨西昆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S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p.14. 114 从1952年到1968年，美国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就达15亿美元。更不要说军事援助了。A Unique Relationship,pp.2，33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9页。 115 转引自《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1-33页。后增加到10处，见A Unique Relationship.p.14. 116 最惠国待遇问题来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02节的规定，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冷战的产物，它规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满足有关自由移民的条件后，在美国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总统需要在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到期前60天向国会提出给予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参众任何一院可以简单多数否决总统决定。总统有权否决两院决定。但如果两院以2/3多数推翻总统决定，则对该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得延长。这个修正案本来是针对苏联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的。中国不存在移民问题。但如果美国给中国的贸易待遇优于苏联，“那么美国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就不均衡了”。因此对华最惠国待遇也需要总统每年提出，国会每年审议。See Keeping Faith,p.202. 117 Michael S. Frost, Taiwan’s Security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Executive and Congressional Strategy in 1978-1979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2), p.25. 118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74-77页；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6-227；Stephen P. Gil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eds.,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 Lanham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pp.206-207；Hard Choices, pp.118-119. 119 See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52-253；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3 ( February, 1979), pp.25-26. 120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 163;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pp.211-213；China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67-268. 121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170. 122 Robert Sutter, “The TR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A Unique Relationship, p.57. 12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399,293,422,373. 124 此人1958至1962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后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1974年离开政府后任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是蒋经国的私人朋友。 125 此人后来追随民进党，在2000年陈水扁从选举中胜出后成为民进党立法委员。 126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209-210. 127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579-580,364,403. 128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 pp.365,373,390,378. 129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 pp.71-72，388，405-406，421. 130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35-38,43,72,668,740. 13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3, 29, 50, 293, 360, 399, 416, 421-422, 433, 469. 132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5-38, 47, 59, 24, 73, 377, 601, 439, 457. 13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3, 398. 134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0, 293, 56, 377, 362. 135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 71-76, 126. 136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416, 64. 13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 p.105;《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5页。 138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243. 139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257. 140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p.105. 141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8—130页。 142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775-779. 143 卡特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采取坚定立场，如果国会的修改违反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我只好否决这项立法。那样，任何以有效的方式与台湾打交道就都成为非法的了。See Keeping Faith, pp.210-211. 144 Public Papers , Carter, 1979 (1980), Vol.I, pp.640-641. 14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p.989-994.中文译文见《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67-169页。 146 美国在台湾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解释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时说，第一，我们当时拟订这项法律时，不可能知道10年、20年后台湾海峡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选择规定得太具体；第二，不能事先束缚未来总统的手脚，他应该有权根据当时的事态做出决定；第三，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将由政治上的决定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将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的态度，以及行政当局的判断。采访卜睿哲。傅立民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1979年的国会怎么能够决定此后直到永远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根据宪法，外交政策的决定权是属于总统的。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采访傅立民。 147 参见刘丰名：《现代国际法纲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148 《当代中国外交》，第232页。 149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 150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6页。 151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52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86-387页。 153 采访卜睿哲。美国在台协会不是美国与台湾交往的唯一渠道，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国防部的低级官员，都在与台湾直接交往。在一些社会交往的场合，如美台商贸理事会会议，就不一定有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在场。另外低层的官员也可以直接接触。但如果是政策层面（助理部长帮办）以上的接触一般有在台协会人员参与。采访卜睿哲。 154 如现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的任命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155 见本书第 页。 156 芮效俭讲到，本来他12月下旬有一次出行，但伍德科克不想让他离开，因为谈判正在紧张关头。所以他只好取消旅行，但他又不能告诉他妻子取消旅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12月16日清晨，他才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妻子。采访芮效俭。 157 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 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158 The U.S. and Free China, p.254,248；《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3-24页。 159 Ramon, H. Myers,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p.31. 160 采访李柏思。 161 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外，当时美国与台湾还有59项各种经济、贸易和文化协定. 162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63-464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6-29页；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55-259. 16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p.973-974. 164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53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A Unique Relationship，32-33. 165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1页。 166 Chiu Hungda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90), p.14. 167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 168 费浩伟曾向杨西昆建议，美国当然要把美台之间的新关系解释为完全是非官方的，但美国要做的只是在国会的立法中不明确地写出其官方性质，美国没有可能阻止台湾对新的美台关系做别的解释。杨西昆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S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p.14. 169 从1952年到1968年，美国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就达15亿美元。更不要说军事援助了。A Unique Relationship,pp.2，33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9页。 170 转引自《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1-33页。后增加到10处，见A Unique Relationship.p.14. 171 最惠国待遇问题来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02节的规定，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冷战的产物，它规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满足有关自由移民的条件后，在美国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总统需要在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到期前60天向国会提出给予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参众任何一院可以简单多数否决总统决定。总统有权否决两院决定。但如果两院以2/3多数推翻总统决定，则对该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得延长。这个修正案本来是针对苏联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的。中国不存在移民问题。但如果美国给中国的贸易待遇优于苏联，“那么美国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就不均衡了”。因此对华最惠国待遇也需要总统每年提出，国会每年审议。See Keeping Faith,p.202. 172 Michael S. Frost, Taiwan’s Security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Executive and Congressional Strategy in 1978-1979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2), p.25. 173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74-77页；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6-227；Stephen P. Gil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eds.,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 Lanham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pp.206-207；Hard Choices, pp.118-119. 174 See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52-253；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3 ( February, 1979), pp.25-26. 175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 163;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pp.211-213；China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67-268. 176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170. 177 Robert Sutter, “The TR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A Unique Relationship, p.57. 178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399,293,422,373. 179 此人1958至1962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后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1974年离开政府后任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是蒋经国的私人朋友。 180 此人后来追随民进党，在2000年陈水扁从选举中胜出后成为民进党立法委员。 18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209-210. 182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579-580,364,403. 18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 pp.365,373,390,378. 184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 pp.71-72，388，405-406，421. 185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35-38,43,72,668,740. 186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3, 29, 50, 293, 360, 399, 416, 421-422, 433, 469. 187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5-38, 47, 59, 24, 73, 377, 601, 439, 457. 188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3, 398. 189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0, 293, 56, 377, 362. 190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 71-76, 126. 19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416, 64. 192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 p.105;《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5页。 193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243. 194 Public Papers, Carter, 1979 (1980), Vol.I, p.257. 19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p.105. 196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8—130页。 197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p.775-779. 198 卡特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采取坚定立场，如果国会的修改违反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我只好否决这项立法。那样，任何以有效的方式与台湾打交道就都成为非法的了。See Keeping Faith, pp.210-211. 199 Public Papers , Carter, 1979 (1980), Vol.I, pp.640-641. 200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 pp.989-994.中文译文见《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67-169页。 201 美国在台湾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解释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时说，第一，我们当时拟订这项法律时，不可能知道10年、20年后台湾海峡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选择规定得太具体；第二，不能事先束缚未来总统的手脚，他应该有权根据当时的事态做出决定；第三，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将由政治上的决定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将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的态度，以及行政当局的判断。采访卜睿哲。傅立民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1979年的国会怎么能够决定此后直到永远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根据宪法，外交政策的决定权是属于总统的。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采访傅立民。 202 参见刘丰名：《现代国际法纲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203 《当代中国外交》，第232页。 204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 205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6页。 206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07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86-387页。 208 采访卜睿哲。美国在台协会不是美国与台湾交往的唯一渠道，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国防部的低级官员，都在与台湾直接交往。在一些社会交往的场合，如美台商贸理事会会议，就不一定有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在场。另外低层的官员也可以直接接触。但如果是政策层面（助理部长帮办）以上的接触一般有在台协会人员参与。采访卜睿哲。 209 如现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的任命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210 见本书第 页。 2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4页。 212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213 美国人称他作“后座驾驶员”（back- seat driver）。 214 Keeping Faith, pp.204-206. 215 Keeping Faith, pp.204-206; 《峰谷间的震荡》，第 25页。在与卡特总统的正式会谈之前，邓小平于28晚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席间邓小平谈到，他想与卡特总统私下谈谈越南问题。布热津斯基从邓小平的语调中感觉到，他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对卡特总统讲。29日晨，布热津斯基在例行的向总统的汇报中提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鉴于中国已经表态不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坐视不管，建议在总统欢迎宴会的祝酒词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去掉“新的中美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这类表示。Power and Principle, pp.406，409. 216 Keeping Faith, pp.208-209； Power and Principle, p.410-411. 217 《当代中国外交》，第231页；A Great Wall, p.277. 218 《峰谷间的震荡》，第18-19页；《新华月报》1979年2月号，第152页。 219 Power and Principle, p.406-407. 220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卡特政府任期四年中最高雅的一次宴会。Power and Principle, p.407. 221 《新华月报》1979年2月号第147-151页；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79, No. 2024 (March 1979), pp.1-6. 222 以上协定和文件的英文本见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79, No. 2024 (March 1979), pp.6-11. 223 《新华月报》1979年2月号第162页。 224 卡特总统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邓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强硬、明智、坦率、有勇气、有个性、自信、友善，跟他会谈是一种乐趣。”他认为接待邓小平的访美是他总统任期中的令人愉快的经历之一。Keeping Faith, p.202. 225 Power and Principle，p.458. 226 Power and Principle, p.412-413. 227 Power and Principle, p.414.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1979年1月1日实现的，但美国大使馆正式设立的日子是3月1日，因为伍德科克大使的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在此以前，美国驻华联络处继续工作。采访芮效俭。 228 A Great Wall, p.279； 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480页。 229 见《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105-106页。 23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79, No.2029 (August 1979), pp.40-41; Vol. 80, No.2034 ( January 1980 ), p. 9; Fragile Relationship, pp.139-140. 在美国的这些财务要求中，个人财产1450万，教会和其他非盈利机构 5830万，商号财产1.241亿。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2. 231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 23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p. 994-997. 233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09. 234 Power and Principle, p.418. 235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09. 236 这一条提前在１０月就实现了。Power and Principle, p.418. 237 《新华月报》1979年8月号第165页。 23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23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p. 999. 24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0, No.2034 (January 1980 ), p.9. 241 《人民日报》1980年2月16日。 242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页。 243 Fragile Relationship, p. 127. 24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8. 245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46. 246 Power and Principle, pp.419-420. 247 Power and Principle, pp.420. 248 Power and Principle, p.421.. 24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999. 250 Power and Principle, pp.423 251 About Face, p.110-111；Power and Principle, pp.424。后来多勃雷宁大使在回忆录中写道：阿富汗战争“是苏美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才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的缓和10年转到里根执政时的对抗年月。”“我经历了许多次美国的反苏运动，但这次运动的强烈和规模程度我以前从未遇到。”见《信赖》，第507-509页。 252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253 《人民日报》1980年1月 7 日。 25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1001.中译文参见《新华月报》1980年1月号第162-163页。欧森柏指出，这是第一次美方的反苏调门高过中方。见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90. 255 《新华月报》1980年1月号第162页；并见《峰谷间的震荡》，第48页。 25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1002；《新华月报》1980年1月号第164-166页 25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2，1004—1005. 258 万斯因与卡特政见不和，于1980年4月28日辞去国务卿职务。 259 《新华月报》1980年5月号第184页。 260 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1979-1980》，（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第4页。 261 Power and Principle, pp.424；About Face, pp.110-111. 26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8. 26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6. 26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59. 265 Fragile Relationship, p.127. 26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16. 267 Fragile Relationship, p.127. 26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5. 26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 p.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