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四章 稳定大局 第一节 中国重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到1982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公报的签订，中国与美国打了十年交道，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在苏联力图寻求全球扩张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十年的经验也使中国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除了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台湾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年深日久，美国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存在着强烈的亲台势力。主要由于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那么艰难，用了近7年的时间。甚至在建交公报即将发表的时候，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还可能使谈判功败垂成。两国关系刚刚实现正常化，美国就成立了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实质上继续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而且一旦成为法律，这种立场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固定下来，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两国建交未几，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问题又把中美关系带到了危险的境地。双方又经过十分艰难的谈判，才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关系渡过了又一个危机。但公报并没有最后解决问题，它只是把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了不确定的未来，所以中美关系中的这个最大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 中美关系发生又一次危机的潜在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公报达成后，美国右翼顽固势力不断发议论，写文章，重弹“两个中国”的老调，并扬言要在国会搞一个反对联合公报的决议，一再向里根政府施加压力。而国务院竟在给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信中说，公报“只是总统的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上所作的承诺“不是一项行政协定，并不具有国际法所有的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倒是联合公报的执行要受《与台湾关系法》的约束。1 这些情况都引起中国政府的密切注意。2 　　除了台湾问题，十年的交道也使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从一方面来说，发展和改善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分别是在两党执政时签订的。另一方面，对华政策又不止一次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热点，甚至焦点，成为美国党派斗争的“政治足球”。40年代末50年代初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70年代以来的情况也是这样。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受到部分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抱怨美国对中国作了种种让步，而没有从中国得到相应的回报，所得到的只是发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空洞承诺。有一份报纸竟用了这样的标题：《他们得到了台湾，而我们得到了春卷》。3 卡特总统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遭到共和党右派的攻击，最典型的是里根对卡特的攻击。这种情况也使中国决策者意识到，要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稍后，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美籍华人学者时所发表的谈话正表示了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识，他说： 　　 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4 　　从60年代末以来，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中国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开与美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外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家目标的变化实现了重大转变。由于苏联扩张主义成为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中国在国际上实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即所谓“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中国的对美政策强调的是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这种共同的战略需要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中国的这个方针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维护了世界和平。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适时转变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里根执政后，打出了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整国威的旗号，增加军费开支，力争夺回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加强与盟国的传统关系，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另一方面，苏联由于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在阿富汗又陷入泥潭，逐渐失去了战略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寻求改善苏中关系的积极变化。1982年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苏联“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恢复关系。2月1日，苏联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会谈。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继续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概念’”，“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 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5 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拒绝勃列日涅夫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攻击，并说，“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6 5月13至21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12月被任命为副外长）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进行了会谈。5月2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称，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举行边界谈判。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与苏方商谈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事宜。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立即恢复边界谈判。 　　中美苏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也使中国决策者能更加充分、更加深远地考虑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外交方针。显然，原来中国所奉行的“一条线”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从1982年起，中国政府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1982年，中国领导人频频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强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2月15日，赵紫阳总理在会见联合国亚太经社执行秘书基勃里亚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对推动全球谈判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基点应该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上。”2月24日，赵紫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7 3月18日，赵紫阳在会见上沃尔特外交合作部长蒂安塔尔时又说，“我们要着重发展南南合作，这也是推动南北对话，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际行动”。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斯时强调：“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和加强合作非常重要。”8 　　同时，中国分析世界形势时，不再强调苏联的扩张，而是恢复了对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抨击。4月19日，赵紫阳在为索马里第二副总统库勒米举行的宴会上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遍及各个角落。事实一再表明，它们要对别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剥削和侵略，并使世界和平与安宁受到严重威胁…… 主要受害者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同日，赵紫阳在与几内亚比绍国家元首维埃拉的会谈中，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成三句话：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认为当今世界紧张动荡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4月25日，黄华外长在欢迎冰岛外长约翰内森时指出，80年代的国际形势不是缓和，而是动荡、紧张。其来源是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霸权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一项急迫任务。4月29日， 赵紫阳在同来访的卢森堡首相维尔纳会谈时指出，“当今世界局势是紧张动荡、复杂多变，其根源在于两霸争夺。”9 　　从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出发，中国领导人进一步阐明，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邓小平8月2日会见法国外长谢松时说， 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 　　 　　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10 　　 　　黄华外长在8月20日与德奎利亚尔的会谈中强调了中国外交的总方针，他说，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联合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这种霸权主义来自何方。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明白、坦率的表述。而在一年前中国强调的仍然是“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把联合反霸斗争，不断推向前进”。11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向外交部指示，要对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联松动关系。12 在十二大上，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正式作为中国在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际战略为全党所确认。邓小平在9月1日 的开幕词中对中国三十多年的外交做了十分概括、十分简练的总结，他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3 鉴于中苏关系仍然处在对抗的状态，这里的“任何外国”显然是指美国。这个说法与邓小平早些时候在中美谈判关于美国武器售台公报时的一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其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就不在是就某个具体事件做出的议论，而是一种带根本性的方针和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就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因为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当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构筑起遏制中国的半月形防线时，14 中国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反对美国遏制的斗争；也正是因为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当着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中国不惜与苏联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两极世界的国际格局下，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某个大国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以及当着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和局限。在中国外交中曾经有过以美国划线和以苏联划线的情况，影响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进入80年代，对中国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或正在回到正常轨道，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确实已经有可能实行比以前更完全、更不受干扰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了。 　　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更具体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再次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政策…… 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在讲到世界形势时，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他强调了要“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阐述中东形势时指名道姓地批抨击了“美国霸权主义”，这是近几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所没有过的。他还强调了中国外交向第三世界倾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第三世界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情况”，并认为南南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在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肯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此后的发展，同时指出， 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这是因为，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又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 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做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 　　 　　令人瞩目的是，胡耀邦在报告中对苏联的提议做出了回应，他说：“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15 这就是说，在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中国都将坚持原则立场。在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对苏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安全。自然，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美关系比中苏关系要好得多。但中国将同时寻求继续改善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便不断改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 1982年12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点和任务，对1978年3月通过的宪法进行了修改。在新修改的宪法中对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外交方针予以确认。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 现在的世界处于剧烈的动荡不安中，今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动荡不安的局面就不会终止。在我国外部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如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6 　　中国在经过了50年代的联苏反美、70年代的联美反苏之后，在80年代初重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只有在这样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才能营造对现代化建设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中国对美政策也将依据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确定。这一独立自主方针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中美关系并不是依赖于第三国，即不是由于，或不仅仅由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而存在、而发展的。在后来冷战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这种独立自主政策更显出其深远意义。 美国自然密切注视着中国外交方针的这种变化。许多美国官员私下欢迎中苏重开谈判，因为中苏紧张状态的缓和会有助于处理一些重大国际争端，如柬埔寨问题和朝鲜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驻重兵，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武装侵占阿富汗。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尤其是后两条，也能使美苏关系得到改善。自然，中国恢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引起美国决策者的不满。1982年12月，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说：“总的说来，我们欢迎有助于缓和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态发展。我们欢迎苏联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装装门面的削减威胁邻国的军队。”他还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对中国人把我们称作‘霸权主义者’，希望中国人最好不要把我们与苏联人并提为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渊薮。”美国也还有一种担心，中国可能以牺牲美国利益来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7 第二节 问题成堆 《八·一七公报》的签订使中美关系渡过了一次危机，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万事大吉。1982到1983年中美关系中可以说是麻烦不断。其中有些是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直接有关的，另一些是两国关系其他方面出现的摩擦。 关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的谈判 中美第一个纺织品协议是1980年9月签订的。尽管它没有充分反映当时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已达到的水平，但中国仍严格按照协议规定将其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美国政府在协议签署的20个月时间内曾先后四次提出协商要求，扩大中国纺织品向美国出口的限制范围。到1982年8月，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品类已由原先规定的8种增加到15种，并有4种正在谈判中。美方曾多次宣布单方面限制，甚至实行卡关，对中国纺织品生产和出口造成损害，也给美国进口商造成严重损失。而美国一些报刊却还在散布，“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长太快”，扬言要削减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额水平，扩大限制范围。18 甚至美国官方也声称，如果达不成协议，美方将要实施单方面限制。实际上，中国对美纺织品输出虽有增长，但在美国进口总额中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根据美国官方统计，1981年美国进口纺织品总额近100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的仅占5.9亿美元，不到美国总进口的6%。和一些美国纺织品的主要供应国相比，不到它们水平的1/3。再者，在整个中美贸易中，中国处于逆差。1981年的逆差达29亿美元。中美之间包括纤维在内的纺织品贸易中国也处于严重的逆差。 　　第一个纺织品协议应于1982年年底到期。8月，中美两国在北京开始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的谈判。在第一轮谈判（8月 13 日至 16日）中，美方代表提出要扩大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范围，压低限额水平，取消某些灵活条款，把年增长降到平均不到1%，并要求修改协商条款，使美方拥有任意行动的自由。中方代表团团长李登山在谈判中批驳了美方论点，指出，中国对美纺织品的增长几乎从零开始，1981年中国对美的全部纺织品出口，按中国的统计为4.2亿美元；按美国的统计也不到6亿美元。与一些对美主要供应国相比，差额甚大。而且中国的出口产品中相当大部分是坯布，是供美国印染、服装业做原料用的。中国对美的服装出口只占美国纺织品进口总额的3.1%。同时，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类别和产品范围也是有限的。1981年中国对美出口只有54个类别，只占美国全部进口类别的一半。因此，说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给美国发展工业生产和就业市场造成了困难，干扰了市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方要求，新的协议应当体现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各项原则，给中国纺织品输美一个公平合理的、不受歧视的待遇，中国在纺织品输美的增长率、配额类别等方面的状况应有明显改善。19 美国要求把中国纺织品输美的增长率限制在1%，中国要求6%，双方立场差距甚大，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9月27 至10月6日，双方又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仍未达成协议。以后，双方又举行了两轮谈判，均未取得成果。在第三轮谈判之后，美方不顾中方反对，于12月28日公布了准备对中国纺织品实行单边限制的细节，企图迫使中方做出让步。在1983年1月6日至13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中方做出了很大让步，如同意美方要求将限制范围从原提的21类增加到28类，在限额水平、年增长率等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让步，但并未得到美方响应。中方又提出在谈判取得正式协议前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安排，这个建议又遭美方拒绝。20 　　1983年1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休斯宣布，由于美中两国第一个纺织品协议于1982年12月31日到期，新的协议谈判至今迄未达成协议，美国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行单方面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做出反应。1月19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贸管理局负责人授权正式宣布，鉴于美国决定对32类中国纺织品实行单方面限制，中国决定立即停止批准今年从美国进口棉花、化学纤维和大豆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其他农产品的计划。21 中美之间爆发了建交以来的第一次贸易战。其结果，中美贸易在经过了1978至1981年的增长之后，1982、1983两年连续下降。22 　　在中美经贸领域，除了上述争议，1979年美国进出口银行承诺的对华20亿美元贷款也一直没有兑现。直到1983年5月，进出口银行才向中国提供了5700万美元的贷款。美国对华实际投资仍然几乎等于零。 　　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 　　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在清政府行将寿终正寝的1911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经过一再争夺和妥协，于5月达成协议，并在 1971—1989年中美贸易（美方统计数字） 单位； 百万美元 年 份 美国输华 中国输美 总 额 贸易平衡 1971 0.0 　　4．7 　　4.7 -4.7 1972 　　60.2 　　32．2 　　92.4 28.0 1973 689．1 　　63．5 　　752.6 625.6 1974 806．9 　　114．4 　　921.2 692.5 1975 303．6 　　157．9 　　461.6 145.7 1976 134．4 　　201．5 　　335.9 -67.1 1977 171．3 　　200．7 　　372.1 -29.4 1978 820．7 　　324．0 　1144.6 496.7 1979 1724．0 　　592．3 　2316.3 1131.7 1980 3754．4 　　1058．3 　4812.7 2696.1 1981 3602．7 　　1865．3 　5468.0 1737.4 1982 2912．1 　　2283．7 　5195.8 628.4 1983 　2176．1 　　2244．1 　4420.2 -68.0 1984 　3004．0 　　3064．8 　6068.8 -60.0 1985 　3851．7 　　3861．7 　7713.4 -9.9 1986 　3105．4 　　4770．9 　7876.3 -1665.5 1987 　3488．4 　　6293．5 　9781.8 -2805.1 1988 　5022．9 　　8512．2 　13515.3 -3489.3 1989 　5807．4 　11988.5 　17795.9 -6181.0 资料来源：Fragile Relationship, p.364. 一年后迫使清政府在《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上签字。在清末，列强在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和让与权的争夺中，特别注意争夺铁路借款权，因为铁路借款权带来一连串的特权和利益,争夺铁路成为扩展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的重要手段。西方学者也指出，争夺铁路的策略就是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策略…… 铁路的让与权现在具有国家和政治的性质，它是用以划分[在中国]政治利益区域的。23 《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与其他一系列的铁路借款合同一样，也有种种掠夺性的规定。第一，合同规定，借款额为6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0年，95 折扣。这样，不算通货膨胀的因素，借款到期后（1951年），债务国需偿还1470多万镑，而实际得到的借款却是570万镑，列强财团通过折扣和高额利息就榨取了高额利润。第二，合同还规定，借款除以铁路产业本身及其收入作为担保外，还以湖北湖南两省厘金、湖北省川淮盐局江防经费等项收入作为担保，这样，列强就通过它们把持的海关，控制了两省的财权。合同甚至称，中国政府如要修改海关税则，也要先与银行商明，这真是对中国内政肆无忌惮的干涉。第三，合同原规定将贷款一半存于两家中国银行，但不过三年，四国银行团以中国银行“信用未孚”为借口，拒绝将贷款存于这两家银行，这样，它们一边向债务国收取利息，一边又把贷款放在自己银行，坐吃利息，实行双重剥削。第四，合同规定，各段铁路总工程师分别由四个贷款国国民担任，铁路财务由各银行审核，这样列强就控制了铁路的部分人事和经营权。第五，合同虽然规定所需铁路器材由汉阳铁厂自行制造供用，但又说，倘汉阳铁厂不及按时供应，则由经理人员由外洋购买，从而使债权国又得到了供应铁路器材的特权。这样，债权国的投资者将得到利润，债权国的工厂将得到订货。24 所有这些规定在清末的众多铁路合同中是相当典型的。十分显然，《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属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列，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所当然属于恶性债务。惟其如此，合同签订之初，就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湖北、湖南、四川各省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清政府覆灭的导火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早就昭告全世界，对旧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予以废除。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全面继承”的问题，对于像湖广铁路借款这样的恶性债务，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予继承的。 　　以这个合同为根据的债券从1938年起即已停付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时也未付，在市场上早已成为一张废纸。但在美国却有人用微不足道的低价收购这种债券，企图牟取暴利。1979年11月起，美国公民杰克逊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控告中国，要求偿还债券本利上亿美元。该法院受理此案，荒唐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并于1979年11月13日向中国外长黄华发出传票，要求他于收到传票后20天内提出答辩，否则作“缺席判决”。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 　　这个法院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按照国际法，主权国家是独立的、平等的，一个国家不受另一国家的法律和法院管辖，这就是所谓“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度。中国政府遂多次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不受外国法院管辖。25 但美国政府以三权分立、不能干涉司法判决为由，表示无能为力。1982年9月1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偿还原告4100多万美元，并称，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一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依据原告的请求强制执行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 　　1983年2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吴学谦外长在同他会谈时坚决拒绝美国法院的无理判决，并向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备忘录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历届旧政府的外债，一概不予承认，也不承担偿还的义务…… 恶债不予继承是国际法久已公认的一项原则”；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如果美方无视国际法，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备忘录最后“希望美国政府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按照国际法原则行事，采取积极步骤，制止事态发展，妥善处理此案，不使它给中美关系以及两国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损害。”26 2月5日，邓小平会见舒尔茨，就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要谈话。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他斩钉截铁地说， 　　 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 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27 　　 　　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为美国地方法院的无理判决和美国政府的立场进行辩护。声明一方面说，美国法律承认，“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主权豁免的概念”，但又说，这不是“绝对的”，“可以因为其商业方面的行为对其提出诉讼”。声明还说，国务院“对这起诉讼的是非曲直没有表态”，“从未直接卷入这类案件”，并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解决这一问题”。28 国务院一方面推卸责任，一方面还要把美国法律强加给中国，中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 　　胡娜“政治庇护”事件 　　胡娜是中国青年女子网球选手。1982年7月她随中国网球队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国际网球比赛。7月20日她在一些人的引诱下离队出走，26日又由别人宣布她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983年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给胡娜“政治庇护”，由此造成中美关系中的又一纠纷。 　　胡娜出身于四川省的一个体育世家，她是在家庭的鼓励和中国体育部门长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她处处受到信任、重视和关怀，而从未受过什么“政治迫害”。1979至1982年3年中，她曾10次出国参加各种比赛，仅美国就去了3次。在国际网球比赛中，她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新兴的中国网坛上胡娜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她也因此被选为四川省新长征突击手、四川省劳模、成都市劳模、成都市青联委员。1983年1月31日，中国网球协会在致舒尔茨国务卿的信中还说，如果胡娜回国，仍将选派她出席同年7 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女子网球比赛。 　　胡娜出走的整个过程是美国一些人与台湾方面相勾结，对胡娜进行诱骗、胁迫的结果。胡娜年轻少识，在美国无亲无故，不通语言，也根本不懂得“政治避难”是怎么回事。在她离队的第二天，就有从台湾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刘某出面替她说话。然后，又有人将她藏匿达8个月之久。美国亲台保守势力极力推波助澜，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制度，还领着胡娜到处招摇撞骗，寻求所谓支持。美国政府对此听之任之。就连美国体育界也说，有人做了些不名誉、不道德的事骗走了胡娜。29 刚刚访华归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在4月12日接见记者时也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政府给予胡娜政治庇护的决定。他认为这一决定和中国做出的反应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变得暗淡了。美国政府必须把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作为当务之急。30 　　中国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尊严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此事予以高度关注。早在1982年8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大使恒安石时曾提到胡娜事件，他敦促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以堵塞中美关系中的“这些漏洞”。9月8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再次说到：最近我们有个网球队员留在美国，你们美国报纸也说，是美国人做了一些不干不净的手脚把她挖走了。像网球运动员这样的事不解决，我们的日子也能过。但是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后还敢派什么人去交流呢？31 中国政府多次与美方交涉，希望美国政府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以维护中美文化、体育交流和中美关系大局。但美国政府却不顾国际惯例，为迎合亲台右派势力，一意孤行，做出给予胡娜“政治庇护”的决定，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损害。 　　在舒尔茨访华时，邓小平于2月5日会见舒尔茨。他就胡娜事件说，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32 本来，美国政府可以有三种选择：如果顾全中美关系的大局，就应该送胡娜回国，这是上策；不然就让胡娜留在美国读书，这是中策；给予胡娜政治避难，这是下策。给予政治避难的涵义是，如果当事人回国，会受到本国政府的政治迫害。美国政府内部对于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也有争议。对于国务院这一突出意识形态因素的对中国不友好的决定，连美国大使恒安石也甚感不满。33 　　1983年4月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4月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是美方长期策划、蓄意制造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6日晚，齐怀远又在特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今晚9时30分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7日，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丁谷约见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傅立民，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义上是应受到谴责的，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两国政府文化协定所规定的 “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更广泛的接触以利于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宗旨，破坏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正常气氛，在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设置了障碍。为此，他代表文化部郑重声明：自即日起中国政府停止执行根据中美文化协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82和198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34 同时，中国体育总会决定停止1983年中美体育双边交往，并且不参加1983年在美国举行的十项体育赛事。 中国政府采取上述措施完全是被迫的。但美国政府一些人却说中国“反应过度”，辩白说“美国政府无意制造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说什么“美国决定给予胡娜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定的事件，应该在美中全面关系的范围内来看待这一事件”。35 其实，恰恰因为美国没有顾全两国全面关系，背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两国关系的举动。4月14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庇护胡娜是件坏事，如果双方都谨慎地、诚实地行事，双方文化交流计划是可以恢复的。36 4月15日，舒尔茨国务卿在一次演讲中为胡娜事件辩护说，给予政治庇护不是由国务院或总统做出的决定，而是由移民归化局根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一个半司法的决定。他接着说，美国与别的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难民的国家，这就是说，我们对那类问题具有一种本能。这是其他国家的人很难加以理解的。37 1983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来访者时再次指出：像胡娜事件，也是观察中美关系的一个角度，这虽是个别问题，但要看得深些，其中有实质性的内容。38 　　与台湾有关的问题 　　《八·一七公报》的签订使中美关系度过了一次危机，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一直吵吵嚷嚷，指责行政当局对中国让步太大，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里根政府为抚慰保守势力，也在不断做出曲解公报言辞、违背公报精神的表态。尤其严重的是里根总统1983年2月接见美国《世事》周刊记者的谈话。里根在谈话中一再强调，美国把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联系在一起”，声称“提到减少武器供应的全部字句都是以在 [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这方面取得进展为条件的”，他进而把公报内容归纳为：“如果有朝一日两方认为它们能够以和平方式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了。公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更多的意思。”他在谈话中虽也提到要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恪守”、“履行”《与台湾关系法》，还说，美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向他们 [台湾] 出售武器”。里根的这番公然违反公报的表态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2月26日，新华社记者发表述评，指出，里根的谈话“是以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作为指导美中关系的原则，而把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的根本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态度的一个严重倒退”。述评要求美国政府切切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而不是损害中美关系的事。39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问题上再次把台湾问题搅合在一起。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3月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但他又称：“驱逐台湾将会对美国继续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和为这一银行提供资金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明目张胆地主张‘一中一台’，美国还以向该行提供的资金作为贯彻这一主张的工具，对亚行进行威胁。2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既然龙伯格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那么， 以任何借口阻挠该行撤消台湾当局的资格是站不住脚的，是法理所不容的。他要求美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40 没过3个月，又发生了泛美航空公司重飞台湾航线的问题。根据1980年8月中美两国签订的民航协定和9月签订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国政府批准泛美航空公司作为美国第一家指定空运企业飞行中国。泛美航空公司在争取开航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向中方做出停飞台北的明确承诺。但泛美航空公司背弃承诺，重飞台湾航线；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申述的立场，又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双方主管当局就此进行磋商的建议，认为泛美航空公司申请复航台北航向完全是商业行为，符合中美建交公报，批准泛美航空公司的要求，使之于1983年6月14 日开航台北。为此，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桢6月16日约见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傅立民，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照会驳斥了美方所谓泛美开航台北纯系私人商业行为的说法，指出，国际航空关系，尤其是开辟定期航班，必须经过有关国家政府的批准，绝非一般的商业行为，美国政府批准泛美飞行台湾航线，批准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增加在美通航点，也证明“华航”和泛美的这类行为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而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批准泛美飞台，这是明显无视中国主权的表现。同日，中国民航局国际司司长李树藩约见美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卜道维向他递交了中国民航局的一份函件，表示中国民航局停止给予泛美使用中国航路和机场的权利，要求美国政府另行指定一家不飞台湾的航空公司飞行中国航线，并提议双方航空当局根据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有关规定，尽早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41 台湾设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机构直接受理、颁发前往所谓“中华民国”的签证一事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台湾当局在一些已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代表机构，直接受理、颁发签证，还拉拢这些国家也在台湾设立相应的机构，并在台湾直接受理颁发签证。台湾当局力图借此同这些国家建立一种实际上的“官方关系”，破坏这些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而在这些活动中，美国做得最为过分。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照会了这些国家的驻华代表机构。照会指出，颁发签证属一国政府性职能，是一项官方行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二、三、五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把台湾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活动。照会重申：中国政府不仅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允许台湾设立，甚至与之互设带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进行官方性质的来往，也一贯反对任何国家允许台湾当局设立的任何机构行使领事职能或者在台湾设立任何行使领事职能的机构。42 　　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造成中美关系的动荡和倒退，遭到美国朝野有识之士的抨击。前总统卡特2月初在同《洛杉矶时报》编辑谈话时，批评里根没有提出一项明确的、清楚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尽管里根总统大大改变了他谴责《上海公报》和说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出卖我们在台湾的真正的中国朋友的态度。我认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台政策到底是什么。”他还说，他当年刚刚当选总统而尚未就职时，国务卿基辛格曾向他介绍说，“他认为中国人决不会欺骗你，他们是信守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的。这是我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从来没有改变过。”43 2月28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上海公报签署十一周年美中关系听证会。美中友协成员、波士顿东北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霍利·卡特在听证会上说：“现政府既表示愿与中国发展安全和稳定的关系，同时又发表强烈的亲台言论，这些前后矛盾的声明很难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种不打笔墨官司的气氛。这清楚表明美国在美中关系问题上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了一贯的双重信息。”美中贸易委员会执行主席、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如果说十一年来获得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台湾问题如不谨慎处理，就会破坏美中关系。他强调，台湾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必须留待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现在是台湾的那些顽固派拒绝同中国政府谈判。3月1日，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聚会上指出，里根政府的行动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正在背离[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里根政府的行动给人一种不同于前总统卡特、福特和尼克松的印象，那就是“一般地说并没有采取只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至少是在暗中创造某种使人觉得有两个国家的形式”。他谴责里根政府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美中关系。44 　　　　　　　　　　　 第三节 打破僵局 1982年6 月，舒尔茨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舒尔茨与黑格在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方面有两大不同。首先，他不象黑格那样强调苏联的威胁，突出美国在战略方面的弱点。相反，他突出美国在扭转战略平衡态势方面的成果，并表现出对美国这方面能力的坚定信心。其次，相应的是，他不象黑格那样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也不大重视基辛格战略大三角逻辑的重要性。黑格认为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利益来说，中国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45 舒尔茨也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潜在的巨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但他认为由于美国太重视了美中关系，造成中国不断要求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的主要原因。而他认为，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来说，日本比中国更重要。在他结束东亚之行回国后于3月5日作的一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美日之间的伙伴关系，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虽然也说，“美中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将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但又说：“两国关系中的挫折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反映了他对中美关系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46 难怪有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说：“在过去两年中，里根班子从把北京视为对付莫斯科的主要外交砝码的一个极端，走向了把中国仅仅看作亚洲一个远落后于日本的挣扎中的巨人的另一个极端。”47 　　1983年2月舒尔茨国务卿访华时，中美关系中正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舒尔茨觉得美国过于担心两国关系滑坡， 这给了中国太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访华前告诉记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和进行“对话”，他不想给中国人“带去礼物”，他不会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48 新任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夫威茨 49 给舒尔茨草拟的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备忘录说：“你此行的目的是制止[中美关系的]放任自流，使两国关系置于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恢复中美关系的势头，以便使我们能够逐步地恢复两国关系中变得衰落的那些重要方面， 同时在主要的领域，如果不是全部领域，实现稳定的拓展”。50 这段充满官僚习气的公事公办的文字空洞、模糊，没有为舒尔茨访华提出什么明确的目标和政策。 舒尔茨于2月2日抵北京。吴学谦外长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又一次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说：“我们将始终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来确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他进而指出，为了使两国关系今后能健康地发展，无疑需要进一步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消除障碍，驱散阴云。吴学谦和舒尔茨共进行了8个小时的三轮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有关双边关系的讨论中，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经济贸易包括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问题，以及文化和人员交流问题。2月4日赵紫阳会见了舒尔茨。舒尔茨转交了里根总统邀请赵紫阳访问美国的信函，赵紫阳表示感谢，但说，具体时间尚难确定，今后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5日，邓小平会见了舒尔茨，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51 　　舒尔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明确地表现了两国观点的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方指出，要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必须消除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就无法建立相互信任，两国关系也不能健康发展。中方指出，美国官方对《八·一七公报》作了歪曲的解释，美国高级官员还出席台湾当局在美机构举行的所谓“国庆”招待会，52 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波士顿增设办事处，美国提出的售台武器限额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部门自己公布的最高年度额，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53 舒尔茨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中国方面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应予废除。在经济、贸易、文化、技术交流方面，中国领导人指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歧视和限制政策也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的。54 舒尔茨的访问没有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什么问题，但两国领导人也都在努力避免使中美关系走下坡路。尤其舒尔茨国务卿上任未几，双方都还不熟悉，所以这次访问带有某种试探、摸底的性质。正如有的美国作家所评述的，舒尔茨结束访华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作了一次艰难的访问而没有与东道国发生大的冲突。55 但舒尔茨访华也没有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对这种状况显然很不满意。 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这种种麻烦和摩擦使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感到忧虑。1983年3月下旬，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率众议院代表团来华访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3月28日会见他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自从70年代以来取得了进展，但还有一些障碍和绊脚石妨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台湾问题是发展两国关系的赘疣。也是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只要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台湾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希望两国立法机构能为去掉两国关系中的赘疣而做出努力。赵紫阳在3月29日会见他时说，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不满意的。1982年 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以及舒尔茨国务卿访华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方面这样直率地对国务卿访华提出批评是不多见的。56 两国关系只能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两国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是互有需要的，两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经济合作，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邓小平在30日会见奥尼尔一行时回顾了中美关系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后指出， 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新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 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57 他希望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消除两国之间的分歧，建立互相信任方面做出努力。 　　奥尼尔向中国领导人表示，通过访问他对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烈情绪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他将向美国人民说明他这次访问所取得的认识。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做出努力，以增进中美关系。他在北京接见美国记者时更谈到，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失误“的，现在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误解”。“我们现在真正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意识到关系一直在恶化这个事实，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58 这样，在《八· 一七公报》签订后的几个月中，中美关系实际处于相当紧张的僵持状态。美国没有同意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公报使中美关系因售台武器问题而发生倒退的危险暂时消除了；虽然美国不打算切切实实地遵守公报，但一时也不会走得离公报太远；台湾问题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双方也不想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而使两国关系全面冻结。实际上，随着两国关系的建立，随着各方面的联系的不断增强，两国关系中内在的动力就会发挥出来，增强起来。1983年春，双方都在考虑如何打破僵局的问题。 5月初，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拜会布什副总统。他在谈话中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长得多。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最终解决之前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中国政府对现状是不满意的。但在台湾问题存在的这个长时期内中美两国还是要建立起互相信任，而这样做最好的领域就是技术方面。59 1983年5月21 日，里根总统批准将中国重新归类，即由P组改为V组，正式列入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 中美之间的一系列互访帮助逐步改善了两国关系。5月8日至11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基沃斯率领20名美国政府专家访华，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赵紫阳在11日会见基沃斯一行时坦率地表示了对中美关系的现状的不满。他希望美国政府做出努力减少和消除中美关系中的障碍，使两国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基沃斯表示，美国政府非常珍视发展中美关系，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两国应该合作得更好一些。访问期间，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与基沃斯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运输、航空学、核子学和生物医学4项联合研究合作协定。这些协定使两国科技合作研究项目达到了20个。基沃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两国联合委员会目前的计划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科学和技术合作”。60 5月21日至26日，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率领的由33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华，出席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其中包括：第一、双方同意尽快恢复中美关于纺织品协议的第七轮谈判，并希望努力达成协议；第二、中方原则同意尽早与美方商谈工业合作协议，使美国企业能及时做出投标；第三、双方开始谈判一项关于投资的双边协定；第四、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法律的专家于今明两年内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关于经济和贸易法律的研讨会，以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经贸合作机会；第五、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派一个美国工商投资代表团访华。鲍德里奇还表示，虽然里根总统在1981年6月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采取放宽对华技术限制的政策，但在将政策转变成具体行动时，美方仍有许多困难。现在美国正在迅速改善这个过程。赵紫阳在25日会见鲍德里奇一行时对会议的成果表示欢迎，并说，已经取得的进展同中美两国的潜力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鲍德里奇转交了里根总统给赵紫阳的信，并称，里根十分重视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化费了大量的时间。他还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在许多方面是互为补充的，并表示了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和技术合作的良好愿望。 　　6月1日，鲍德里奇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讲到中国时他说，举行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决定本身就表示，尽管两国间存在着政治分歧，但两国政府愿意扩大两国在贸易及其他方面的关系。61 6月21日，鲍德里奇宣布，美国政府为提高准许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水平，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中国列入与西欧盟国同类国家，不一定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62 9月27日，鲍德里奇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作证。他回顾说，在1981年6月里根的有关指示以后63， 美国有关政府部门认为“两倍”技术很难衡量和掌握。于是，在1983年5月他出访中国之前，里根决定将中国置于与一些友好国家相同的V类，并指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部际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新的对华技术转让的指导方针，它旨在大量增加对华技术和设备出口，同时对确实敏感的技术和设备仍然实行国家安全控制。美国还将与巴统盟国协调政策。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新的指导方针下，对华技术出口分作绿区、中间区和红区三个区域。中国需要的技术75 %属于绿区，对于这些技术只需办理例行的批准手续。非常高级的技术属于中间区，需要由国防部和其他部门逐项进行审查。除非这些商品和技术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美国也会加以批准。只有最先进、最敏感的技术属于红区，对这些技术美国甚至对盟国一般也是保密的。今后一个部际小组将会每季一次审查美国对华新的技术出口政策。64 　　中美双方代表经过12个月的7轮谈判，终于在7月25日达成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以取代1983年初满期的协议。新协议有效期为五年。双方在新协议中都做出了让步。协议规定两国纺织品贸易的年增长率为3%，高于美国主张的1. 5%到2%，而低于中国要求的6%。新协议限制的范围比旧协议更广，从14种扩大为34种。8月16日，里根在戴维营的一次讲话中说，由于新协议的达成，我们的纺织品制造商可以相信，进口的纺织品不会如洪水般涌入美国市场；新协议也意味着农场主有更多的商机。同时它也保证中国可以在美国销售它的商品，这对两国的良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65 由于这项协议的达成，9月8日，中国宣布取消1月开始实施的对购买美国棉花、大豆和化纤的禁令。新协议的达成消除了中美关系中的一大障碍。66 9月26日，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已购买美国小麦20万吨，根据协议，中国将在年底前购买美国600万吨谷物。67 　　关于湖广铁路案，中国政府虽然继续坚持主权豁免的主张，但最后于1983年年中同意聘请律师，对联邦地区法院做出的原判提出上诉。在此基础上，美国司法部填写了一份“法庭之友”的简要意见，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中国政府不应被认为是清朝财政债务的继承人。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均派了律师出庭。同年，地区法院重申此案，撤消了原判，并做出新的判决：中国政府无须向美国债券持有者做出偿付。原告不服，上诉到美国第十一巡回法院。该巡回法院于1986年7月做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原告又于8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87年3月9日做出裁定，驳回复审要求，拒绝受理此案。68 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也以温伯格国防部长的访华为标志而得到恢复。9月下旬温伯格对中国的访问距上次布朗访华3 年多了，是里根政府中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高层军方人士。温伯格认为，在美国公开声明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政策，从而表明美国把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之后，两国探讨更紧密的军事关系的时机已到。为此，就要让中方知道，美国国防部长乃至总统本人都对美中两国之间未来的军事关系感到兴趣。要传达这种信息的最好办法是个人的访问。温伯格访华的另一目的是为1984年赵紫阳总理访美做准备。69 9月22日，温伯格在前往亚洲访问途中在座机上对记者说，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遏制苏联侵略，是维护世界稳定和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表示美国愿为尽量实现中美共同利益而努力，希望有机会继续加强这种关系。70 25日，温伯格一行抵北京。张爱萍国防部长在欢迎宴会上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他同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对我友好的国家进行真诚而有效的合作，以促进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发展。温伯格说，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确认双方共同利益和两国之间的差异的持久关系。两国在防务、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接触，都有助于对持久和珍贵的友好关系所必要的相互了解。在26日张爱萍和温伯格的会谈中，温伯格仍然强调了苏联海空军力量的增长，及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使用这种力量的可能性。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是另一主要问题。中方希望签署一项协定，能使中国直接与美国公司磋商具体的采购事项。而美国希望列出一张中方希望采购的清单，把技术转让建立在政府与政府的基础之上。最后双方同意由两国的参谋人员就具体技术合作进行商谈。71 27日，赵紫阳总理在会见温伯格之前接见了美国记者。当问到中国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武器时，赵紫阳说，如果美国愿意卖，我们又有需要又有能力买的话，也不排除向美国买一点武器的可能性。但在国防现代化问题上，我们主要是靠自力更生。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是不能靠购买武器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在回答中国是否有意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问题时，赵紫阳强调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对待每一个国际问题，都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在谈到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时，他说，中国一向把技术转让问题不是作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作为中美双方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问题来看待。他对美国不久前宣布的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指出，这个原则还有待于实践和具体化，还要看行动。 　　赵紫阳在会见温伯格时对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希望美国政府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切实履行《八 · 一七公报》原则，使中美关系能够健康发展。赵紫阳还表示接受里根总统邀请，期待着不久访问美国。邓小平在28日会见温伯格。邓小平指出，三年来，中美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核心问题还是个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排除了，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当温伯格在北京访问时，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白宫发言人都宣布了赵紫阳总理将于1984年1月访美，里根总统将于1984年4月访华。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里根总统相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是本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72 温伯格在离京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访问表示满意，并称，虽然双方在一些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上是接近的，双方重申了这一点。”他认为，双方“在了解彼此的立场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两国各种军事专家的互访将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合作。73 稍后，吴学谦外长于10月11至14日访问了美国，为赵紫阳总理的访问做准备。吴学谦在访美期间指出，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最近出现了好转的征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因素。美国政府决定放宽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两国贸易协定延长3年，并签订了纺织品协定。核能合作也取得了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写入中国的宪法，成为国策，而决不是权宜之计，中美经贸科技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这种合作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无疑将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吴学谦在访问期间还着重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要求美国不要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74 11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对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朝着有资格获得美国非军事核技术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75 国务院发言人在10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吴学谦与舒尔茨的会谈是“友好的、坦率的、建设性的”，“非常建设性的”。他还就双方对军民两用技术对华转让、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问题的谈判作了简要介绍。76 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好事多磨。刚刚有了一些起色，美国国会一些人又提出台湾问题来阻挠这种改善的进程。早在1983年2月，参议员克莱本·佩尔、格伦和肯尼迪等提出了一项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其中说，国会的意见是：“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和平解决，免除威胁，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并与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公报相一致的方式加以解决”。 11月9日，参议院外委会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布朗阐述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已经表达了这个决议案的意思，而“免除威胁，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等措辞则“可能被认为是在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中添加了新的、未加确定的因素”。他认为这个决议与美国的现行政策并不是矛盾的，但这样一种新的阐述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对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的正式规定的某种更改。他还说，近来，中美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两国首脑的互访在即，如果通过这个决议将会使中美关系产生新的纠纷。77 尽管如此，参议院外委会还是于15日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不几天，国会参众两院又分别在11月17、18日 通过一项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法案，其中有一项修正案称：“台湾即中华民国应继续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并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该行的问题如何处理，台湾即中华民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地位应保持不变。”这两项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胡耀邦总书记25日在日本国会的演说中加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色彩，他说：“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外来欺侮，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我们永远不称霸，也不会屈服于任何霸权主义的压力。”当着中苏之间的副外长级会谈已经举行时，这里的霸权主义显然首先是指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胡耀邦更清楚地指出：“关于中美领导人互访的事情，前两个月双方达成过协议。但是前一些时候发生了一两件事。我们已表示了抗议。两国领导人互访能否成行，还要看美国政府对中美友好的诚意。”78 美国方面立即对胡耀邦的讲话做出反应。28日，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里根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已经清楚地、前后一致地多次予以阐明。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不认为参议院的法案或关于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修正案应当影响赵紫阳总理的访美。里根总统期待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30日，里根在签署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法案时又发表声明：“修正案中使用的一些术语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相一致的。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要清楚表明，我签署这一法案并不反映四位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任何变化，也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政府的承认政策的改变。”79 12月1日，舒尔茨又在与记者共进早餐时说，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已经阐明了美国对最近事态的立场，这不影响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互访能否进行要由中国来决定。80 既然美国政府一再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决定不改变两国首脑互访的决定。1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了赵紫阳出访的日期。 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1984年1月3日，赵紫阳在出访之前会见了美国和加拿大记者，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进行四化建设，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也希望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稳定、持久的关系。中国虽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但是愿意同它对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也希望美国同苏联缓和关系。赵紫阳在肯定中美关系五年来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指出，中美关系有过曲折和起伏，还有困难和障碍，他希望这些障碍得以排除，使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针对里根常常讲到“台湾的老朋友”，赵紫阳指出，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保持友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这种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朋友关系而介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他对《八·一七公报》的执行情况表示不满，说：公报发表一年多了，美国售台武器数量未见减少，性能还有提高。中国人民对此是十分不满意的。他希望美国领导人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做违反中美之间已经达成的三个公报的原则的事，不干涉、不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能做到这些，中美关系是可以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的。81 1月7日，赵紫阳一行从北京启程。随同出访的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贾石等。赵紫阳一行在夏威夷和威廉斯堡作短暂停留，于9日抵达华盛顿。 　　10日，赵紫阳和里根进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认真的。关于中美双边关系，赵紫阳指出，中美关系能否稳定持久，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两国关系的根本障碍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个障碍不彻底排除，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即使有所发展也是不巩固、不稳定的。如处理不当，甚至可能遭到破坏。这是非常危险的。关于《八·一七公报》，他说，中国人民期待，至晚1984年将看到美国履行公报的实际行动。里根则说，处理这些分歧的关键是遵守两国达成的三个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存在着分歧，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又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美国认真对待对老朋友承担的义务，我们不会回避那种义务，这就是整个问题的主导方面。 　　赵紫阳针锋相对地指出，里根提到的台湾老朋友，希望指的是台湾人民，而不是台湾当局。是指民间关系，而不是官方关系。中国人一向讲信义，不忘老朋友。但是从来不因朋友关系介入别国内政，也不把朋友关系置于国家关系之上。相信这也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要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这双方一致。但我们不能对外国承诺不采取其他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的内政。但我们确有诚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和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对美国无其他要求，不要求美国施加压力来促使台湾和我们统一，只希望美国不要干预，对统一造成什么障碍，不要做任何事情助长台湾拒绝会谈的立场。他希望美方严格执行《八·一七公报》。 关于中美经济技术合作，赵紫阳说，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潜力很大，但远未发挥出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搞好交通、能源、水电等基础设施。日本和欧洲都向中国提供长期优惠贷款，但美国还没有。他希望美国改变对中国带歧视性的立法。如美能解决这个问题，中美贸易、中美技术合作将可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苏联，赵紫阳指出，中国现在也同苏联对话，但看来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 　　赵紫阳还表示，中国反对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82 10日和11日，赵紫阳还会见了国务卿舒尔茨、财政部长里甘、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国防部长温伯格，同他们就两国间的科技、经贸和军事交流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1日上午，赵紫阳会见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众议院代议长托马斯·弗利，与他们就中美关系和发展双边的贸易和技术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下午，赵紫阳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他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采取什么等距离政策。对待国际事务，我们的根本原则是根据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在谈到如何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时，他希望美国朋友注意掌握一条原则：中国就是中国。不要拿这一种或那一种模式去看待中国。中国是要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日，赵紫阳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他举行的午宴上讲话，介绍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他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不变。“中国已经开放了的大门永远不会再关上，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中国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只能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和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他表示，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是遵照国际惯例办事的，中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改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他同时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同样，中美政治关系的挫折也不能不对中美经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希望美国经济界人士发挥各自的影响，帮助克服目前中美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困难。83 赵紫阳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12日，赵紫阳和里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一项原则性协定，将由中美联合商务贸易委员会负责实施。赵东宛和基沃斯签署了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这是1979年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继续，延长期为五年。签署协定前，里根和赵紫阳都发表了讲话。 里根说： 通过与赵总理的工作会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良好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决心要确保将我们的关系置于一种稳固的持久的基础之上…… 我们之间达成的协定和谅解使我更加确信：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上发展、政治上稳定 的中国是符合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赵紫阳说： 协定的签订象征着我们两国关系中已有成果应当保持，新的领域要开辟。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广阔的前景。84 离开华盛顿后，赵紫阳又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在旧金山会见美国西部华侨和华人代表及记者的招待会上，赵紫阳着重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式和政策， 强调说，“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利益”，“第一，不吃掉台湾，第二，不化掉台湾。”当时，中英两国正就香港回归中国问题进行会谈。赵紫阳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对香港的政策，表示，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85 赵紫阳总理在访问中向美国各界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阐述了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和对香港的政策，增进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扩大了两国的经贸合作，使两年来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稳定下来，访问取得了预想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中美关系得到稳定之后，2月22日，邓小平接见了由布热津斯基任高级顾问的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 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深入浅出地向客人阐明了“一国两制”的重要理论，提出了用新的思路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国的全球战略是否有些变化。邓小平说，我们对全球战略看法的一些变化，主要来自美国的变化。来自美国的变化中最深刻的是台湾问题，当然不只是台湾问题。他说，《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美国应该从南朝鲜、台湾、以色列、南非这四艘“航空母舰”的圈子里走出来，否则，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问题上取得主动。在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碍。我们坚持这一点。但这不妨碍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改善和发展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对稳定国际局势是有益处的。86 3月中旬，美国财政部长里甘率40人代表团抵达北京，来华参加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赵紫阳会见了代表团，对会议的顺利举行表示高兴。他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希望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家来华投资和开办企业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里甘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感到鼓舞，他认为中国经济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他在回国后给里根的报告中写道，中国肯定是在向着自由企业市场的方向发展。87 4月26日至5月 1日，里根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随同来访的有：国务卿舒尔茨、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等。李先念主席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设晚宴欢迎里根总统。27日，赵紫阳总理与里根总统进行了两轮会谈。在第一轮会谈中，双方就国际问题友好、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在第二轮会谈中，双方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赵紫阳说，中美关系仍处于幼苗阶段，需要双方精心加以培育。两国之间的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政府也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目前美国仍有人在鼓吹“美台关系”升级甚至“台湾独立”。我们要警惕这种动向。他希望美国售台武器不仅应有减少的趋向，而且应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里根表示，美国愿意恪守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问题是一个需要由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美国无意进行干涉，但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他说，美国珍惜同中国的关系，两国贸易关系中的有些障碍已经克服，双边贸易应当继续稳步发展。 当天下午，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里根总统，主要就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交换了意见。胡耀邦说，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长期不变的方针，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希望世界长期和平、稳定，不赞成强权政治。我们现在不搞扩张主义，也要教育子子孙孙永远不搞扩张主义。同日，里根还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学术界人士发表了演讲。88 27日晚，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里根总统。他在讲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政府领导人多次承诺恪守中美之间三项公报和严格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这些承诺在行动中得到认真的贯彻，希望经过双方的继续努力，使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长期稳步地向前发展。里根在讲话中赞颂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并说，“一个强大的而致力于和平的中国符合国际安定的最大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里根，双方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 　　 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在谈到两国经贸往来时，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中美贸易只有五十多亿美元，小得很，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零点几。到本世纪末，中国的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一万亿美元后，中美贸易额不知要大多少。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89 邓小平在这里谈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贸易的前景现在已经实现。当我们今天再读到这段文字时，我们一方面感到非常亲切，一方面不由得深深钦佩他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 28日，里根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30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五项协定和议定书：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文化协定1984年和1985年执行计划，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合作议定书，科学技术情报合作议定书，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草签）。 赵紫阳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欣赏里根在访华期间一再强调的互敬互惠精神。他认为，只要双方都本着这一精神进行协商，中美两国就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内更好地开展合作。里根在讲话中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二次大战后的重大外交事件之一。”他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在进行更多接触的同时，继续加深了解，使这种新的友谊成熟和发展。90 30日，里根离北京赴上海访问，并于5月1日回国。 5月1日，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在参院外委会介绍里根的中国之行时说，里根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经济上发展的、与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不断拓展关系的中国，可以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总统这次访问的目的“不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或寻求戏剧性的新突破，而是要增强和巩固这种极端重要关系的基础”，是要把中美关系置于“更加稳定和更加全面的基础之上”，以避免使中美关系“从敌视和怀疑的一个极端走向亢奋和感情用事的另一极端”。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里根的这次访问的反应都是“相当赞赏或十分赞赏的”。9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5月7日载文道：“经过十年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美中两国终于在里根总统对这个共产党大国的五天历史性访问中坐下来认真地讨论事情，并使两国关系走上新的轨道。”92 赵紫阳访美和里根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从邓小平1979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二次访问美国，是中美建交以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互访。中美关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两国从建交以后，各种分歧、摩擦就没有断过。但在建交之前，两国关系中究竟会有些什么问题，领导人是不可能完全预测的。通过正常化之后四五年两国关系的实践，双方对这种关系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对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对两国关系中的现有麻烦和潜在的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的前景都有了比较现实的看法。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两国关系经过了一连串的波折起伏之后，这次高层互访使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下来，为此后数年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1 《人民日报》1982年9月23日。 2 参见本书第 页邓小平接见布热津斯基等的谈话。 3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62. 4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 页。 5 彼得· 琼斯、西安 · 凯维尔著、郭学德等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293页。 6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7 《人民日报》1982年2月16日、25日。 8 《人民日报》1982年3月19、26日。 9 《人民日报》1982年4月20、25、30日。 10 《人民日报》1982年8月22、21日；《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9页 11《人民日报》1981年9月4日。 12 参见熊志勇：《美国与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13 《人民日报》1982年9月2日。 14 参见《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 150页。 15 《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16 《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 1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2. pp.1056-1057； Fragile Relationship, pp. 123-124. 18 由于中国对美纺织品输出起点低，几乎从零开始，因此增长率必然较快。据美方统计，正常化前的1978年只有1.311亿美元，1979年增至2.363亿美元，1980年增至4.246亿美元，1981年增至7.292亿美元。See Fragile Relationship, p.365.Table A-3. 19 《人民日报》1982年8月12、19日。 20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 21 《人民日报》1983年1月20日。 22 中方的贸易统计数字见本书第 页。 23 Nathan Albert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1948), p.234. 2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22-736页。 25 中国学者关于湖广铁路借款的恶债性质和主权豁免原则的论述见：傅铸：《美国法院对“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审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人民日报》1983年2月25日；蓝明良：《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光明日报》1983年2月26日；陈体强：《湖广铁路债券案与主权豁免问题》，《世界知识》1983年第六期；刘大群：《湖广铁路借款的恶债性质》，《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四期, 等。 26 《人民日报》1983年2月10日。 27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8页。 28 《人民日报》1983年2月13日。 29 《人民日报》1983年4月9日 。 3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16页。 31 参见《峰谷间的震荡》，第116-117页。 32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8页。 33 A Great Wall, p.333. 34 《人民日报》1983年4月6、7、8日。停止执行的项目是：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美；中美双方各派一个高水平的小型表演艺术团到对方国家进行访问演出；中美双方各在对方国家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小型艺术展览；中美双方各在本国为对方举办电影周并互派电影工作小组参加电影周活动；美国新闻界代表团访华；“美国之音”专业人员来华进行业务技术交流；“北京电台”台长和“美国之音”台长各率代表团互访；美国类似的外文出版代表团访华。此外还有一个前两年的遗留项目：中国艺术展览赴美展出。 35 《人民日报》1983年4月9日。 3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17页。 3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1002. 38 参见《峰谷间的震荡》，第119页。事隔20年，当记者在台湾采访胡娜时，她谈起当年赴美国比赛而未随队回国的事件时说，主要是自己太想成为职业网球选手了。在她相继获得全国所有冠军、亚洲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比赛冠军后，苦于无法再提高。当时中国选手参加国际比赛机会少，成为真正职业网球选手的梦想很遥远。又有台湾的介入。她说，“那时实在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见廖 立羽：《人生，也有第二次发球》，《参考消息》2003年7月22日。 39 《人民日报》1983年2月26日。 40 《人民日报》1983年3月24、30日。 41 《人民日报》1983年6月17日。 42 《人民日报》1983年7月6日。 43 《人民日报》1983年2月12日。 44 《人民日报》1983年3月3日。 45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194. 46 George P. S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93), pp.381-382，38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205-206;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p.135-136. 舒尔茨在这次讲话中引用了里根在日本首相中曾根1983年1月访问美国时的一段讲话：“没有两个国家比美国和日本更相互依赖了。 我们的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为使这种伙伴关系继续富有活力，我们对自己的人民和相互之间都有着强烈的职责。” Se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Reagan ), 1983, Vol.1, p. 19. 47 A Great Wall, p.330. 48 Turmoil and Triumph, p.386;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 13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216. 49 舒尔茨上任后对黑格班子的主要成员进行了清洗，霍尔德里奇被派去印度尼西亚任大使，中国处处长罗普也被赶出了国务院。 50 A Great Wall, p.330-331. 51 见上节。 52 1982年10月5日，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举行“双十国庆”招待会，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等高级官员应邀出席，并且代表里根总统表示祝贺。与此同时，美国有五个州和九个市宣布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日”，有些州市官员还参加了纪念“双十”的活动。为此，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见《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3日。 53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在1983年向台湾出售近8亿美元武器，在1984年出售7.6亿。依照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的设计，如果美国售台武器以8.35亿作为基数，每年减少2000万元，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对台军售可以维持40年甚至更长时间。See A Great Wall, p.332. 54 《人民日报》1983年2月7日。 55 A Great Wall, p.332. 56 以前的一次是1978年万斯国务卿访华之后，见本书第 页。 57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51页。 58 《人民日报》1983年3月29、30、31日，4月1日。 59 Turmoil and Triumph，p.394. 60 《人民日报》1983年5月12日；《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19页。 6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1002-1003； 《人民日报》1983年5月26日。 62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24页。在此之前，卡特政府在1980年4月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将中国从Y类（主要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转入P类。 63 见本书第 页。 6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1005-1007。里根政府的这项新政策于11月21日生效。在11月 中旬举行的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国际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负责贸易管理的代理助理商务部长威廉·阿尔奇说，“新政策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的最高利益的”，它将能“大大增加美国企业参与中国现代化的计划的机会”。见《人民日报》1983年11月3日。 6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1005. 66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42. 6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32页。 68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142 ；《峰谷间的震荡》，第161页。 69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0 ), pp.255-256. 7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31页。 71 《人民日报》1983年9月26日；Fighting for Peace，271-272. 72 《人民日报》1983年 9月28、29日。 7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p.7-1008. 74 《人民日报》1983年 10月15、16日。 75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35页。 7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p.1008-1010. 7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p.1010-1011. 7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p.1012；《人民日报》1983年 11月19、20、23、24、26、27日。1982年以来，中苏关系有了一些松动。1982年初，苏联领导人吉洪诺夫、契尔年科、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发表了一些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言论。1982年10月，两国开始副外长级会谈。但由于苏联坚持会谈不涉及第三国利益，与中国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的主张相悖，因此在三年中两国关系没有明显的改善。 7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3，1012-1013. 8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40页。 81 《人民日报》1984年1月4日。 82 参见《峰谷间的震荡》，第141-142页； 《人民日报》1984年1月12日；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4，p.684. 83 《人民日报》1984年1月12、13日。 8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4，pp.672-674；《人民日报》1984年1月14日。 85 《人民日报》1984年1月14、15、17、18日。 86 《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278页；《人民日报》1984年2月23日。 87 An American Life, p.368. 88 中方在广播和刊登这篇讲话的中文稿时删去了其中的两部分：一部分是里根抨击苏联扩张的，一部分是讲美国的民主和宗教价值观的。次日，总统的发言人斯皮克斯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不满。Se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4,p.674. 89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1-282页；参见《峰谷间的震荡》，第151-152页；《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90 《人民日报》1984年 5月1日；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4，p.682. 9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4，pp.683-686. 92 Turmoil and Triumph, p.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