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五章 平稳发展 从1984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到1989年春这5年多，中美关系的发展比较平稳。舒尔茨国务卿在1984年7月18日在火奴鲁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与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牢固和稳定。我们已经摆脱了夸大了的担心和不现实的期望，我们集中关注两国重要的共同利益。”1 赵紫阳总理在11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的一个代表团时说，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的方面，这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障碍还存在。他着重指出：“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废除《与台湾关系法》还有困难，它至少要做到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其次是遵守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在售台武器方面有明显的减少，在质量上不超过过去的水平。”2 在此后数年中，台湾问题基本稳定，没有出现新的危机；两国关系中虽然仍然有麻烦问题，或者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但没有出现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使双边关系保持了不断改善的势头；两国在经贸、文化、科技及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全面展开，并取得较大发展，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使中美关系内在的潜力逐渐发挥出来。这是中美建交后难得的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 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基于中美两国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对美国来说，就是怎样看待中国，估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说从1972年中美两国开始和解到1979年建交，及建交以后的几年，共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从1982年中国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后，这种动力在中美关系中起的作用就在逐渐削弱，而其他方面的推动作用在逐渐增强。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因素，看到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作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认识到中美关系好则两国双赢，中美关系坏则两国受损。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将证明，这种内在动力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和波折，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3 　　 第一节 频繁的高层互访 　　中美两国保持了密切的高层接触，在此后数年中最主要的高层互访有：1985年7月李先念国家主席访美，10月布什副总统访华，1987年3月 舒尔茨国务卿访华，5月杨尚昆军委副主席访美，以及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 　　1985年7月21日至31日，李先念国家主席在访问加拿大之后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美国。随同访问的有副总理李鹏、国务委员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兆国、驻美大使韩叙和副外长朱启桢。在李先念访问之前，布什副总统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写道：“在过去一两年中，我们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人进行了高级的非常频繁和富有成果的交往…… 通过所有这些官方交往，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虽然我们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有一致看法并进行互利合作。”4 7月23日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他在欢迎辞中简述了中美关系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后说：“中美两国人民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奠定了牢固的友好相处的基础，这是很可以引以自豪的。我们的关系日趋成熟，是因为双方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一时的考虑出发的，而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双方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友好相处对双方都大有裨益”。李先念在欢迎仪式上指出：“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那些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正确政策和行动，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和显示力量；而那些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事物，不论如何盘根错节，也难免被历史的浪潮淘洗净尽。”5 23日上午，李先念与里根举行会谈。李先念表示希望，在里根的第二任期中中美两国关系能够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障碍，加快步伐，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他向里根简单介绍了“一国两制”的设想，指出，这个解决方案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如果能够实现，将会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中美关系。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积极的态度。他对中美经贸关系总的情况表示满意，同时也对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示关切。他说，美国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限制越来越多，长此下去，两国的贸易不能不受影响。他还希望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加快进度，尽早解决“巴黎统筹委员会”审查这样的问题。下午李先念与舒尔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希望美苏之间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和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取得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结果。他还表示，中国继续支持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的抗越斗争，支持三方加强团结，将来抗越斗争胜利后，中国将不支持三方爱国力量中的任何一派掌权，也不赞成排除其中的任何一派。6 这是中国政府在柬埔寨问题上第一次表明这样的立场。 23日下午，中美两国之间签订了四项协定：李鹏和美国能源部长赫林顿（John Herrington ）签署了核能合作协定；李鹏和舒尔茨签署教育合作交流议定书；姬鹏飞和美国新闻署署长威克签署文化协定两年执行计划；韩叙和美国负责海洋和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夫签署渔业协定。 24日，李先念主席出席了美中贸易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举行的盛大午宴，并在宴会上讲话。他重申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自己不称霸，并坚决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他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了阐述，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面向全世界的，对任何国家都不歧视。同日，李先念还出席了两个华人团体和美中友协举行的招待会。他在讲话中强调，“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设想也适用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希望旅美侨胞和华人为增进海峡两岸的沟通发挥更大的作用。7 25日，李先念到达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芝加哥访问。他在当地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赞赏芝加哥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并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家到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既欢迎大企业家，也欢迎中小企业家。26日晚，李先念参加了芝加哥总领馆的开馆仪式。27日，李先念一行到洛杉矶访问。他在洛杉矶市市长布雷德利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着重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民最关心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的立场。29日，李先念一行抵达夏威夷。李先念一行在访美期间除了同美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还同美国国会领导人、美国企业、经济、科技各界及华侨和华裔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李先念访美时，里根刚刚做完一个肿瘤手术，还在康复期间。他仍按照原定计划亲自接待李先念，表示了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1985年10月13至18日，布什副总统访问中国，这是1975年以来他第四次访华。赵紫阳总理、李鹏副总理分别同布什举行了会谈，胡耀邦总书记、邓小平主任、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分别会见了布什。邓小平在会见布什时指出，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国就会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个世纪长期、稳定、持续、均衡地发展。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总的看来关系是正常的。两国之间曾有过一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地发展。15日，布什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美国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美国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他认为两国近几年来已经建立了牢固的、有着广泛基础的重要关系。布什在北京还参观了中美合资企业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 　　16日，布什向中国方面通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同意，在办理对华贸易时将采用新的程序。新的程序一旦实施，有待巴统审批的一多半的项目就可以不经审批了。16日，布什去四川参加成都总领馆开馆典礼，并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美国同中国在近海投资、煤炭、电讯、交通、核能的合作有良好的前景，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双方应做出进一步努力以发展两国的经济联系，美方必须完成技术出口管理的修订工作，以加快审批程序；中方应完善经济立法，更好保护外国投资。8 10月19日，布什在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抵达香港。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达成后，美国各界对香港的未来十分关心。布什在当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出席了香港工商界和社团领导人举行的午餐会。他在午餐会的致词中对中英协议表示欢迎。并说：“如果中国继续开放其经济，香港与中国的联系就可能成为美港关系中一个主要力量源泉”。美国是香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香港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在香港的业务活动“正在日益加强”。他说，“我带来的信息是，美国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9 1987年3月1日至6日，舒尔茨国务卿访问中国。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于2月28日在香港停留，并同港督进行了会谈。他离港前发表声明说，香港是让能量和人类智慧发挥作用的“典范”，美国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投资者，香港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与香港经济联系稳固，美国非常重视香港的繁荣稳定。10 　　3月1日，舒尔茨到北京。李先念主席、赵紫阳总理、邓小平主任先后会见了舒尔茨国务卿。李鹏副总理、张爱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也分别会见了舒尔茨。吴学谦外长与舒尔茨进行了正式会谈。赵紫阳在会见舒尔茨时指出，回顾《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只要双方严格执行两国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所规定的原则，两国关系的发展就顺利；反之，就会出现困难和挫折。我希望今后中美双方能更严格地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舒尔茨表示，美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两国关系的发展对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都是重要的。李先念在会见中说，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比较平稳，但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问题——台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他希望美国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 当时，中国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总书记因对学潮负有一定责任而于1987年1月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这在国际上引起震动，人们对中国是否能坚持改革开放有种种猜疑。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强调说， 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1 邓小平的谈话深刻说明了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阐释。它消除了客人对中国是否改变政策的疑虑。3日下午，舒尔茨到大连访问，并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以“中国和美国面临着未来的经济挑战”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中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对亚洲、对世界各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对中美经济合作充满了信心，表示：“我们相信，进行合作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是符合我们两国最大利益的。”经济学家出身的舒尔茨还谈到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5日，舒尔茨到上海访问。他在江泽民市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美国将继续信守阐述中美关系基本政策的三个公报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是基于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2 4月2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西古尔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展望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用‘成熟’一个词来加以概括。在建交8年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相互用正常的方式来打交道。”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仍有分歧，“但我们可以在互不辩驳的气氛中来讨论这些分歧，不让它们妨碍了我们寻求改善两国整体关系的途径。”中美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极好的开端”，现在是要把它继续推向前进，进入一个“新的更加成熟阶段”。接着，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作了全面而扼要的阐述。首先，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中美两国的共识是：继续对付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挑战；为此与中国及其他主要的东亚国家保持利益一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来寻求美国的利益；台湾的未来应由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自己来确定，美国的利益仅仅在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美国欢迎中国的努力，因为“我们相信，在现代化事业上的合作能给我们双方带来利益”。他还表示，美国要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以便由两岸双方逐步实现和平解决。最后他表示相信，“当前中美关系的成熟和稳定将能使我们以建设性的合作的方式来处理以后的问题”。13 西古尔在这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表现了美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稳步前进的愿望。应该说，这时美国政府确实也认识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 5月15至27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团长、国务委员方毅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代表团团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丁衡高、驻美大使韩叙。16日，杨尚昆一行抵达夏威夷，访问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参观了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纪念馆。17日，杨尚昆一行抵达华盛顿。杨尚昆等与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会议员分别进行了会见和会谈。20日下午，里根在白宫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他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做出努力，使美中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要按照历次联合公报的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杨尚昆对1984年赵紫阳和里根互访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他说，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希望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平稳发展，希望中苏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同时也希望美苏关系缓和、东西欧关系缓和、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关系缓和。裁减军备、消除地区热点，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他还说，中国希望美苏继续对话，达成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协议。20日上午，杨尚昆等到美国新闻署参加了中美文化交流协定第五个执行计划的签字仪式。21日，杨尚昆一行到达纽约访问。杨尚昆在美中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午宴上、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一再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改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加强和发展同美国关系的愿望不会改变。23日，杨尚昆到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访问，并出席了麦道公司的欢迎晚宴。2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了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25日，杨尚昆一行抵达洛杉矶访问，并到圣迭戈市北岛参观了海军航空站和“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27日，朱启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美取得成功。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在另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中国的统一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保持政治磋商，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加强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往来，并认为发展中美关系的潜力是很大的。双方相信，中美三个公报确定的共同原则将使两国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4 1988年12月15日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十周年的日子。中美双方都举行了官方和民间的纪念庆祝活动。12月14日，里根总统在白宫接见中国大使韩叙。里根说，他的三位前任，尽管党派和观点不同，都致力于使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更加接近。他对他能继续和扩大这种努力感到满意。他表示相信，美中关系是基于两国之间的三个公报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两国在今后的岁月将能缔造更加强固的纽带，并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世界。15 15日，舒尔茨国务卿举行宴会，庆祝中美建交十周年。他盛赞了中美关系十年来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后指出：“当我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时我感到鼓舞。我们两国的关系在三个公报中有着坚实的基础……美国的政策仍然牢牢地以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基础。”16 李鹏总理和里根总统互致贺电。李鹏在贺电中说，十年的历史证明，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只要双方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关系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和障碍，健康地向前发展。他希望中美关系今后将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里根总统在贺信中说，中美关系在建交后的十年中不断发展并日趋成熟，为今后更加牢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他为任职这八年来美中关系的成绩感到自豪，并希望扩大两国的“友谊和合作”。17 1988年, 布什赢得美国大选。12月22日，圣诞节前夕， 布什一家祖孙三代共十八人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官邸作客。官邸里花团锦簇，温暖如春。美国待任总统到一个国家的大使馆过圣诞节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是一种特别的友好表示。双方共叙友情，气氛十分融洽、亲切和热烈。1989年2月16日，布什总统就国际形势、地区冲突和中美关系书面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他回顾了从他卸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以来13年中美关系方方面面的发展，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讲到台湾问题时，他说：“美国政府意识到，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台湾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台湾海峡两岸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旅行的机会对紧张气氛的缓和做出了贡献，希望这种倾向将继续下去。美国政府承诺遵守1972、1979和1982年的三个公报，它们为今后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 　　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的消息宣布以后，19 布什非常希望能在苏联领袖访问之前访华，使中美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保持发展势头。但在总统就职后不久就出访又与美国的惯例不合，而且也没有访华的特别的理由。1月7日，日本天皇病逝。布什决定参加于2月24日举行的葬礼。这也给了布什到中国进行访问的一次机会。安排国事访问太匆忙了。中美双方很快商定布什进行工作访问。这是布什自1975年以来第五次访华。杨尚昆国家主席、李鹏总理设宴欢迎布什总统，李鹏与布什举行了会谈，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分别会见了布什。双方对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总的说来表示满意，中方并希望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布什一再表示，美国珍惜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关系，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在继续发展，而且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表示，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国公开宣布这一原则，以反对岛内的分裂主义分子。他还说，美国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欢迎中苏关系的改善，这将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中方表示，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50年代，中国不寻求与苏联结盟，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对戈尔巴乔夫要听其言，观其行。邓小平与布什进行了长谈。他强调了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性，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鉴于当时正在酝酿之中的北京政治风波，他的讲话可以说是阐明了中国政府处理未来事态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讲到中美、中苏关系时，他表示，中国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国内外政策、做出战略决策的。中国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中美关系不是战略联盟，但可以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的精神来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20 从而消除了布什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担心。 　　　 　　　　 第二节 军事交流 　　中美两国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情报方面的合作，高层互访，功能性合作，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和出售武器。 　　情报合作 　　由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中美关系从解冻到正常化的主要动力，因此中美两国军事上的交流和合作在两国关系建立之初就开始了。这种关系是从情报方面的合作开始的。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结果，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失去了位于伊朗北部地区的两个对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反弹道导弹试验场进行监测的两个监测站。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开始向中方提出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区建立监测站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是“西方的耳目”。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双方就此达成原则协定，然后又商定了细则。中美联合情报站由美方提供设备、建站并提供情报人员，中方人员进行协助；双方共享情报。1980年，在新疆建立了跟踪苏联导弹试验的两个电子监测站。中美两国的情报人员开始进行合作。21 此后，从1984年到1987年在中国又建起了9个地震监测站，用于对苏联的地下核试验进行测算，中美两国共享情报。22 　　高层互访 　　两国军方高层人士的互访是两国军事交流的主要内容。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布朗和耿飙实现互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也访问了美国。互访中双方就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流达成了协议， 美国也宣布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1981到1982年间，两国关系由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而遇到困难，军方的交流也受到影响。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具有重要意义。23 首先，它恢复了由布朗访华开始的中美双方军方的高层对话，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其次，它为两国军方关系的拓展建立了一种框架，从此以后，两军各军兵种之间的功能性交流开展起来；第三，访问期间双方讨论了两军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为这种合作打下了基础。 　　温伯格一行还访问了西安、上海，观看了北京卫戍区组织的军事表演，参观了西安附近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上海附近的东海舰队基地。 　　作为对温伯格访华的回访，张爱萍于1984年6月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赵紫阳和里根刚刚进行了互访，两国关系已经摆脱了1981至1983年的重重阴霾，而且得到了新的发展。张爱萍与温伯格在去年北京会谈的基础上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加强两国防务、军事技术合作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第二次会谈特地在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指挥室举行，而这里连对美国的盟国都没有开放过。张爱萍一行会见了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维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6月12日，也就是张爱萍会见里根总统的当天早上，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待遇”的文件，这样中国就可以用现金购买美国的武器了。张爱萍还访问了得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军事基地。张爱萍没有料到的是，温伯格还颇费苦心地安排了抗日战争时期被张爱萍所在的新四军三师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与张爱萍见面，张爱萍也出人意外地把被救的5名飞行员在新四军基地活动的照片册送给了温伯格，这样双方从感情上大大地拉近了。24 6月13日，张爱萍和温伯格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从而为两国将来的军事交流和合作确定了基本原则。这是两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军事技术合作的协议。协议中提到的主要是三个项目：生产反坦克导弹以对付中苏边境的大量苏联坦克，大口径炮炮弹的生产，改造中国原有的歼8歼击机的电子系统。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和平利用空间技术协议，为后来中国发射“亚洲1号”通讯卫星起到了启动和保障作用。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访问18天，除华盛顿外，还访问了5个州、参观了4个军事基地、1所军事院校和与军工有关的8家大公司。 　　在两国国防部长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其中包括： 　　1984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访华，他同海军司令刘华清、国防部长张爱萍就双边防务问题进行了会谈，赵紫阳总理会见了他。莱曼还到外地参观了中国的海军基地。 　　11月，由中国海军副参谋长陈裕铭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美，就中国水面舰队现代化问题对美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 　　1985年1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上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劳海军上将访华，这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军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与维西进行了会谈，张爱萍会见了维西一行。赵紫阳在会见维西时表示，希望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美国政府能够采取切实步骤和进一步行动，履行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使两国关系获得健康的发展。25 　　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布尔说，自温伯格访华以来，美中两国一直在制定一项“进行逐步的有分寸的军事合作计划”。两国一直在讨论加强中国沿海地区防务能力，特别是反潜战能力的办法。1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伯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维西访华“表明两国都决心继续发展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美国“确实继续同中国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防务，特别是在反坦克、防空以及指挥和控制方面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工业基地和设施”。26 　　1月底2月初，美国负责工程的海军部长助理梅尔文·佩斯利访华，讨论向中国海军出售武器和先进防务技术的具体项目问题。 　　10月初，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率美国空军代表团访华。加布里埃尔与中国空军司令王海就两国空军的合作进行了会谈。这样，两国的军事交流扩大到了海陆空三军。张爱萍会见了加布里埃尔一行。代表团还访问了上海、西安、杭州、鞍山和天津等地。 　　11月，海军司令刘华清访美。刘华清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进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海军部长莱曼和其他美国国防官员。刘华清一行还参观了佛罗里达、圣地亚哥和夏威夷的海军基地。 　　1986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访华， 与刘华清继续商谈两国海军的合作。 　　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访问了美国。这是对维西将军访华的回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陪同访问的有副总参谋长韩怀志等。杨得志和温伯格就国际局势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了看法。杨得志还会见了布什副总统。杨得志一行访问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参观了夏威夷等地的军事设施。 　　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3年后重访中国。邓小平、赵紫阳分别会见了温伯格。宾主对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感到满意。邓小平对温伯格推动两国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的发展的努力表示赞赏。赵紫阳指出，双方关系还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技术转让有更大的发展。温伯格与张爱萍就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以及美向中国转让技术、军售和美舰访华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预定两小时，结果却谈了近四小时。双方都十分坦率，谈得非常成功。温伯格还在国防大学发表了演讲。他是第一个在这里作演讲的美国来访者。10日，温伯格参观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次访问得到邓小平的亲自赞同。邓小平在同温伯格谈话时表示，中国卫星的航天技术总的讲比美国低，他欢迎温伯格到西昌实地考察，鉴别一下究竟如何。温伯格对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力、工作环境、生活条件作了考察。在结束访问时，他告诉记者：“这个中心的确具有发射卫星的能力，而且还有很大潜力。这个中心还在进一步改善设施，以便执行中国自己的空间计划，并发射 [外国的] 商业卫星。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7 　　几乎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洪学志率领解放军后勤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温伯格再次访华后，两军高层人士的互访更加频繁。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维克哈姆访华；1987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访华；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王海访美；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6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斯海军上将对中国进行了10天访问，与中国同行讨论了舰队互访和苏联加强在太平洋军事力量的问题；9月，美国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访华，奥尔德里奇还率团访问了西藏。1988年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卢奇访华。邓小平主任和李鹏总理会见了他，秦基伟国防部长与之就国际形势、柬埔寨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问题及中美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卡卢奇的访问使中美两国的军事交往在美国国防系统领导人更换的时刻保持了连续性和势头。10月26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罗斯特来华访问。秦基伟会见了特罗斯特一行，他们还参观了青岛海军基地和中国核潜艇部队。28 　　所有这些高层互访都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军在许多具体项目上的合作。1987年3月18日，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防务小组举行听证会，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阿米蒂奇作证说，美中的防务关系是以高级官员互访对话、军事交流以及技术合作为特点的。这种关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的。改善美中关系“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基本利益，并大大有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海斯上将在作证时说，中国在地区威慑因素，进而在世界威慑因素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长远看，中国将继续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29 　　功能性的合作 随着两国高层互访和交流的开展，两军功能性的合作也逐渐开展起来。早在1980和1981年两军之间在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但只是在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以后，这种功能性的交往才实现了机制化。随同温伯格访华的美国陆军训练部副主任里查森将军会见了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张彤讨论了1984年开展一系列功能性交往的计划，并达成一致意见。1984年，中国军事训练代表团和后勤代表团分别于4月和5月访问了美国，美军相应代表团于10月和11月访问了中国。每个代表团中都有各军种的代表。1985年 8月美国陆军训练部主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讨论会。１９８６年１月中美两军第一次进行了实地接触。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在南海举行代号为PASSEX的军事演习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相遇，双方互致问候，表示友好。 1986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歌舞团访问了美国。歌舞团在华盛顿的国家剧院举行了演出，然后到各地军事单位举行演出。美国空军管乐队在6月访问了中国。11月5日，美国第七舰队的“里夫斯号”巡洋舰、“奥尔登多夫号”驱逐舰、“伦兹号”护卫舰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莱昂斯的率领下访问了青岛港，这是美国舰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口，也是中美两军第一次大规模的面对面的接触。3000名美国海军将士穿着军服访问了青岛市。访问进行得极为顺利。莱昂斯上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对全球关系，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关系起着稳定的作用。中美合作是维持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30 美国舰队访华后10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代表团访问了美国。12月1日，美国国防部质量保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同在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务代表团和第一个空军维修保养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1987年 的功能性交流包括美国联合中级管理人员1月访华，美国空军后勤部司令2月访华，由美国陆军部副部长霍林斯率领的美国系统分析小组3月访华，由尚曼中将率领的美国海军训练代表团4月访华。 　　 　　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 中美军事关系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美国对华军售分属两个领域：军民两用的技术和设备是由商业部颁发许可证的；军用的物品和技术属于对外军售项目，列入国际军火清单控制范围，由国务院颁发许可证。后一类物品可以直接通过商业渠道由中国直接向持有许可证的公司购买，也可以通过对外军售部门办理，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之上。 中美两国的军事技术转让的准备工作从1978年正常化时即已开始。在正常化之前和正常化之后，美国实际上都鼓励西方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1980年美国开始向中国转让极少量的民用的先进成象设备和配有先进导航仪器的小型的喷气飞机。在1980年1月布朗访华时告诉中方，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转让非杀伤性武器。布朗访华后，国务院宣布了六大类可以向中国出售的辅助性军事设备。4月，美国商业部把中国从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集团国家）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允许向中国出售辅助性军事设备。31 但可以出口是一回事，真正的出口又是一回事。1980年美国实际向中国出口的这类设备数量极少。在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向美国购买的只不过是一些S-70C直升机、舰艇用的LM2500燃油涡轮发动机、海岸防空雷达、以及一些通讯设备。1983年6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宣布，美国政府为提高准许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水平，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中国列入与西欧盟国同类国家，不一定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32 再次放宽了对中国的出口技术控制。 　　 正如鲍德里奇所说的，中国虽然列入了V类，但实际并没有享受与美国的盟国同等的待遇。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时双方就军售和技术转让重新进行了讨论。为此，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熟悉技术转让程序、对何种技术可以安全地加以转让了解最多的副国防部长帮办魏德。33 两国的参谋人员连日就两军的技术合作举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认真商谈。中国着眼于技术转让，以便使中国能得到生产技术和系统， 从而生产中国防卫所需的武器系统和军事设备。只有那些中国国防急需，而中国一时还不能生产的，中国才希望得到最终成品。中方倾向于达成一个框架，规定何种技术可以向中方转让；美方坚持对技术转让采取逐项审查、个案处理的办法，美国与别的国家的协定大体上是这样的。中方希望达成一项协定，使他们能直接与美国的厂商打交道，与之谈判转让条件； 美方希望通过某种系统或项目进行两国的技术交流，将技术交流建立在政府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之上。最后，双方同意签署一个会谈纪要，明确记载各自的观点。后来又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在1984年3月下旬达成协议，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34 在美国国内，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个具体的军事部门还要相互协调立场，并及时向国会进行通报。在讨论过程中，中美双方技术层面的官员又进行了多次互访。最后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属于以下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防空、地对舰反潜艇战。 　　1984年6月张爱萍国防部长访美期间，美方答应向中国提供喷气截击机用的先进电子设备和在美国基地为中国培训驾驶员。中方则同意向美国出售一批歼—7飞机（仿苏联米格21 型飞机），供美军演习使用。美国还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以及提供炮兵使用的火箭增程弹、高爆炸药和穿甲弹等的生产技术。8月，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同中国签订了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24架S-70C型直升飞机合同。35 1985年下半年，中国方面开始向美方提出在火炮方面的技术转让要求，相当于3000万美元。11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由18名美国防工业总经理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其中包括波音、福特、休斯飞机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玛丽埃塔、罗克尔国际公司等大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沙利文说，长期以来，美国政策的一种设想就是，防务关系正常化是整个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他表示，这次访问不是为了出售武器，是为了建立起一个讨论和熟悉情况的进程，这个进程很可能导致将来向出售军事装备和建立某种形式的美中合办军工企业。36 1985年12月，中国提出了把歼8飞机的控制系统现代化的项目。经通知国会和巴统，美中双方于1986年10月在温伯格再次访问中国期间签订了协议。 歼8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双引擎、三角形机翼的高空拦截机，用于对付苏联轰炸机的威胁。纽约长岛的格拉曼公司得到了这项合同。项目的金额约为5亿美元，预计要六年才能完成。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电脑系统等。在这个项目中没有设计和生产技术的转让，也没有武器出售。为了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俄亥俄州的赖特— 帕特森空军基地派驻了一个五人小组。主管此事的贝克准将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说，这一项目在提交巴统和国会之前，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研究，认为它与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转让考虑是完全吻合的。他说：“中国防空能力的这种有限的升级将增强中国保卫领空的能力。而且，由于这个项目能增进中国反对外来威胁的安全，它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另外，中美双方还就出售或合作生产陶式反坦克导弹、改进型霍克防空导弹、轻型反潜艇鱼雷等项目进行了具体磋商。37 1987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政府准备向中国出售价值6200万美元的四组跟踪火力炮兵雷达和无线电设备。这套设备能使中国军队从对方炮弹的轨道测出对方炮兵群的位置。中国的军事人员还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塞尔要塞进行操作训练。 在反潜战方面，双方进行了联合生产鱼雷的讨论。美国向中国出售了四枚“马克— 46” —2型鱼雷供试验和评测。中国的7名学员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海军武器训练中心接受训练。 1987年10月，由于伊朗形势紧张，美国指控中国向伊朗转让蚕式导弹，暂停了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审议。数月过后，审议恢复。1988年3月吴学谦外长访美时，舒尔茨告诉吴学谦，美国已经恢复审议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此后，对华转让军事技术问题又受到美国对中国出口导弹的指控的干扰。在1988年7月舒尔茨访华时，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表示，除沙特阿拉伯外，中国没有向其他国家出售导弹。9月，卡卢奇国防部长访华时，双方又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卡卢奇时强调，中国是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秦基伟国防部长与卡卢奇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美双边关系及出售导弹问题交换了意见。卡卢奇在离京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秦基伟一致同意继续发展双边军事关系，加强高层互访、功能性的军事交流和军事合作这三个支柱。记者翻来覆去地追问关于中国出售导弹的情况，追问他是否得到了中国方面有关的保证。他强调说，这不是什么保证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政策，中方深入地阐明了中国的政策，表示在向外国出售武器时“采取慎重和严肃的态度”，将对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也不干涉武器购买国的内政。讨论是坦率的，比以前的几次讨论都好，他感到“十分满意”，“完全满意”，他相信中国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他的结论是：现在我们可以不再考虑此事了。在讲到具体的军事合作时，他提到美中两国将在歼8截击机的航空电子设备、弹药改进、雷达系统以及鱼雷等方面进行技术合作。38 卡卢奇的访问在两位新任国防部长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互相信任关系，将5年前开始的两军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是卡卢奇访华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它将通知国会和盟国，美打算有条件批准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休斯飞机公司为澳大利亚制造的通讯卫星及一颗名为“亚洲卫星”的卫星。国务院发言人称，颁发卫星出口许可证的条件是，美中双方达成政府间协议，以保证这些卫星技术不被滥用或转作他用。12月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政府最近正式签署了 《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并草签了《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1989年1月26日，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等事宜正式签署了有关商业发射服务贸易问题的协议备忘录。这样，中美之间就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的一切法律事宜均已完成。39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4, No. 2090 ( September 1984), p.3. 2 《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3日。 3 舒尔茨在1985年6月23日为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午宴上的致辞中说：“今天我们可以指出令人瞩目的事实：两国间广泛的互利利益和合作的前景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使我们走到一起的考虑。我们扩大了、拓展了和加深了两国间的纽带这种状况，是甚至我们中间的乐观主义者在十年前也难以预料的。”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5（1986），pp.712. 4 《人民日报》1985年7月5日。 5 《人民日报》1985年7月24日；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5（1986），pp.711-712. 6 《人民日报》1985年7月25日。 7 《人民日报》1985年7月26日。 8 《人民日报》1985年 10月16、17日。 9 《中美关系的轨迹》， 第190-191。 10《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19页。 11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77页。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7, No.2121 ( February 1987), pp.6-11. 1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7, No.2124 ( July 1987), pp.41-43. 14 《人民日报》1987年5月17-29日。 15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8 ( 1991), p.1624. 1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8 (1989), pp.537-538. 17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6日。 1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Bush）, 1989, pp.127-131. 19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准备与中国方面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准备减少在中苏边界的驻军，准备在1989年底以前撤退部分驻阿富汗的军队。1989年1月，越南外交部发表了越柬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如果能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协定，越南准备在9月以前撤出全部驻柬军队。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双方确定戈尔巴乔夫于5月访华，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 20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20-421页；《人民日报》1989年2月26、27日、10月29日；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 p.91-94. 21 About Face, p.98. 22 Fragile Relationship, p.166. 23 参见本书第 页。 24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月18日；Fighting for Peace, p.282. 温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去年他去中国访问时，张爱萍的接待十分周到，采取了非常合作的态度。第一次会见时的种种拘束和生硬统统消失了，我们已经成了十分要好的个人朋友。 25 《人民日报》1985年1月15 日。 2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73页。 27 《嘹望》1986年第42期第7页。温伯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第一次那种生硬、犹豫和小心翼翼的感觉。中美两国的军方关系已经达到了极大改善的水平。Fighting for Peace, pp.284，286. 28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61页。 29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20-221页。 3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12页。 31 见本书第 页。 32 见本书第 页。 33 Fighting for Peace, p.257，263，271; Edward Ross,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in Joyce K. Kallgren, Noordin Sopiee, and Soedjati Djiwandono, eds, ASEAN and China. An Evolving Relationship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8, pp.89-90. 34 Fighting for Peace，271-274, 282 35 《美国与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第306页。 3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92页。 37 《美国与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第306页。 3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8 (1989), pp.535-53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57-258。 39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58、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