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六章 急风骤雨 第一节 北京政治风波与美国施压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外地一些地方发生了政治风波。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和政府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涉。4月27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威勒说：“美国相信和支持和平集会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我们希望中国的游行示威如果继续下去仍然是和平的，当局将采取克制的行动。” 5月14日 ，国务卿贝克在接见记者时又表示：“我们支持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我们支持自决，支持言论自由、民主化。”1 但一些国会议员对这样的表态仍感不足，要求政府作更明确的表示。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主席索拉兹5月21日敦促总统公开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会晤来“明确公开地表示”同中国示威者“站在一起”。2 6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 　　当时，为了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和各大报纸已经给在北京的办事处增派了记者，后来，为了报道示威游行，它们又增派了采编人员。美国四大电视网的节目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瑞 、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德· 杰宁 、 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 布罗克 、 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伯讷德·肖都到了北京。北京的政治风波立即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占了压倒地位。占用了大量的报纸版面和电视播放时间。每天都有几十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报纸上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据统计，1989年上半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网广播了近六百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而1988年全年不到50篇。在报道的高潮，4月中旬到6月中旬，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近1/4是播送有关中国的新闻的。无线电广播节目近一半主要新闻是关于中国的。3 这些报道或者夸大事实，或者加以歪曲，误导美国公众。一百多年来，美国人，不论是传教士还是外交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他们认为中国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他们相信美国的影响力，传教士想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想按照美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美国人以为经济改革必定导致政治改革，中国必定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美国人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的梦想现在就要实现了。美国公众舆论变得对中国很有好感。4 美国传媒关于学生示威游行的报道更使美国人兴高采烈。现在一夜之间，美国人感到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180度的转变，美国舆论的反应迅速而强烈。 　　6月3日深夜（美国东部时间），在缅因州肯尼班克港度周末的布什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驻华大使李洁明询问情况。李洁明说星期一早上（北京时间）北京的情况是平静的，但他担心美国留学生的安全。布什当即就中国事态发表声明，对使用武力“深表痛惜”，“敦促以非武力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他同时说，在过去二十年中，美中两国通过巨大的努力建设了对双方都有益的建设性关系。他希望这种对两国都如此重要的关系得以继续发展。5 　　6月5日，以共和党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高科技贸易，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参议员保罗·西蒙要求对所有与中国的非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制裁。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米切尔 也要求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6 布什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起哄非常不满。他在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赫尔姆斯总是想搞乱这一 [中美] 关系”，索拉兹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7 布什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十年来的发展历史，熟悉中国领导人，他知道该怎样与他们打交道，他心里有数，不受那些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国会议员的言论的蛊惑。8 　　6月5日晨8点，尼克松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里看。从长远看，美中两国要有良好的关系。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保持某种影响，要使中国保持克制，要有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杠杆，那就必须与中国接触。9 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他不打算召回驻华大使，他不想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不准备割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从而使从1972年以来经过如此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关系毁于一旦。他要保持对话渠道畅通。5日 下午，布什与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碰头，确定美国对事态的反应。布什对他们说：“我了解中国人。我知道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10 斯考克罗夫特赞成总统的意见，而贝克则认为，如果总统不对事件进行措辞更强硬的谴责，并采取一些制裁措施，那么国会就会采取主动，通过比布什可能采取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布什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他说，“关于中国我们要做的是不要把视线从他们（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事情移开，既不把人权的灾难合理化，也要说，我们要在同这些大国打交道的大框架中来对待此事。”这天下午（华盛顿时间），布什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称“美国不能原谅暴力攻击的行为，不能无视这种行为给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造成的后果”。他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通过红十字会向在袭击中受伤者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重新研究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但在同一次讲话中，布什又说：“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刻，而要采取理智的、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远利益，又要承认中国国内局势的复杂性。”他表示， 他不准备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说：“在商业方面，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恰恰认为，正是商业上的接触导致了要求更多的自由”。11 从此，布什在制裁中国和维护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 　　6 日，美国司法部长索恩堡根据总统命令指示移民归化局，现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留下，就不要强使他们回去。该命令有效期为一年。12 7日，国务卿贝克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建议“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布什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希望美国和一切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组织、人士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希望美国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允许方励之夫妇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约见美国大使李洁明，对此提出严重抗议。13 中国外交部并通知美方，推迟预定的钱其琛外长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 　　 美国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对布什总统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态度大为不满。人权观察组织立即向总统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召回驻华大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暂停贸易发展计划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项目下的各种商业刺激措施，终止所有军售，禁止向中国进一步转让技术，以及反对国际机构向中国发放贷款。该组织还于6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呼吁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有关当局在办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参议员赫尔姆斯和众议员索拉兹同时在“面对全国”电视栏目中露面，要求对北京政治风波做出更强烈的反应。索拉兹还警告说：“如果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主动改变美国的政策，国会将代他做。”14 针对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的要求，布什在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美国宣布采取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后，许多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如果中国目前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在适当时期采取进一步措施。但他同时又说：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想做的是尽我所能保持这种关系，我希望未来的局势能允许我保持这种关系。”15 同日 ，贝克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排除了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并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认为，保持这种联系是重要的，因为主要是这些联系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放。”但同日，美国国防部通知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下令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从而中断了改良中国55架歼8型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16 9日，美国科学院院长普赖斯通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暂停两国间的科学交流活动。13日，美商业部取消了向中国出售核电厂的许可证，这批设备价值5亿美元。17 在国会的压力下，国务卿贝克感到对中国实行新的制裁措施是与中国进行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6月20日，他告诉国会，政府正在考虑新的制裁措施。但他事先并没有与总统进行商量，而他对国会的讲话却使总统非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不可。于是当天晚上，美国政府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表示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对华贷款事宜，这影响到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18 但白宫的声明同时又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19 美国政府取消了原定的美国商业部长莫斯巴赫尔和财政部长布雷迪对中国的访问。20 22日，美波音公司称，根据总统命令，美国政府已经中止了对中国销售4架波音757-200大型喷气客机和6架CH-47 “支努干”军用直升飞机的交易。21 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施压，并再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她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22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采取相应的步骤对中国实行制裁。在6月末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欧洲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迟了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暂时停止与中国政府官员的接触，不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以及终止与中国的军事接触等。7月的七国集团会议也采取了类似立场。日本加入了对中国制裁的行列。这样，共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23 　　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采取的方针是稳住阵脚，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动摇。邓小平告诫中央领导同志：“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24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中国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退缩，而是迅速稳定了国内局势，站稳了脚跟。 美国国会继续要求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种各样的议案接连提出。6月29日，众议院以418对0票通过对中国制裁的修正案，修正案要求把对中国已经实施的制裁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制裁措施：把出售武器的禁令扩大到警察装备；暂停实施一项在中国促进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计划；中止执行核合作协议；反对提高对华技术转让水平；等等。但修正案又说，如果总统能向国会证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有重大改进，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可以不予实行。25 　　行政当局反对国会对对华政策的过多干涉，认为这是白宫权限范围内的事，而且布什仍然认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他在6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你看一下世界，你就会懂得太平洋地区的活力。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现在要得到那种关系是很难了。在当前，因为种种原因，要得到我认为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我将尽力而为找到办法来寻求改善这种关系。 　　 　　在众议院投票之前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又说，是“美国总统决定他认为什么是对的和最好的…… 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必须考虑许多我当众议员时从不考虑的事。”26 众议院的修正案通过后，7月13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斯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时说，总统6月5日和20日宣布采取的措施对中国的事态做出了“坚定的、适度的、经过仔细斟酌的”反应，其目的在于：毫不含混地表明美国支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社会；可以对中国的事态迅即做出反应；有助于增进美国长远的战略和外交利益。这是将美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对人权的关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政策。强制性的经济制裁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长远的经济地位。他还说，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方面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立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行政当局认为如同众议院通过的那种立法将“严重限制总统根据迅速变化的局势立即做出反应的能力”，导致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已被一般地证明是无效的，实行制裁的国家却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27 显然，布什政府一方面要对中国实行制裁，一方面又不愿意使中美关系倒退太远，以至损害了美国的根本战略和经济利益。但第二天，7月14日，参议院还是通过了由民主党（多数党）领袖米切尔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较之众院的法案稍为缓和，并赋予总统更大的自由权，总统可根据他对国家利益的评估决定取消制裁。白宫于是支持了这个法案。 显然，在北京政治动乱发生后，白宫与国会在对中国实行制裁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国会突出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天安门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为冲突的主题。”28 白宫在考虑价值观念的同时，还要掂量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和经济利益，不想因为追求美国的价值观而太多地损害美国的现实利益，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尤其当时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布什一直关心的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不要损害美国的利益。布什1989年2月下旬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了解预定的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想法。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向他保证，中国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中国希望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希望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邓小平还讲了中俄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历史，告诉布什，戈尔巴乔夫访华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复活，不是结成一个反对美国的亚洲联盟。布什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满意，同时他也决心要以尼克松的传统加强中美两国关系。29 第二，党派政治的影响。从4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就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足球”，就是进行党派斗争的工具。现在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民主党想要证明，新的共和党总统是软弱的。30 民主党人尤其历来举着“倡导人权”的旗帜，现在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党争斗的焦点，当时是民主党的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现在，当着中美关系面临重新正常化时，它又成为两党争斗的焦点，但现在恰恰相反，是共和党掌管白宫，而民主党主导国会。 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6月8日，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但中国驻美使馆经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6月 20日 ，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 通过韩叙大使转交。他在信一开头就说，他是怀着对邓小平的“极大的尊敬”，“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 laopengyou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他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这种我们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他接着写道：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曾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很遗憾未能如愿。首先，我是本着真正友好的精神写这封信的，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存在着困难的环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我只是想使你相信，我们希望这件困难的事情能以这样一种既使你满意、又不违反我们对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承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时，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它们。 他希望，除了两国的大使之外， 能有“特别的渠道”保持两国交往畅通，还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布什知道这一举动相当冒险，因此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看过这封信。31 6月2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国大使馆，交给了韩叙大使，同时表示，布什想以秘密的方式与邓小平直接沟通。韩叙大使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非常赞成派遣特使的想法。不到24个小时，韩叙大使回复美方，中方同意接待秘使。布什当即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为秘使。32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斯考克罗夫特是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基辛格的副手，他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1975年又曾随福特总统访华，会见过邓小平。1981年福特作为前总统访华时，斯考克罗夫特又随同前来，再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并设宴招待他们二人。所以，斯考克罗夫特是亲身参与了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发展过程的，与邓小平也有旧交。贝克国务卿坚持，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应该同行。其实，贝克和伊格尔伯格对这次遣使都不热心，但这是总统的决定。此次出访极为秘密。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没有将这次访问告诉他们最亲近的人，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基米特。贝克国务卿担心电报可能泄露机密，将李洁明大使突然召回华盛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向他宣布派遣特使的决定。李洁明在国务院和华盛顿也不能堂堂皇皇地出入，以免接触国务院官员和报界。他甚至没有与刚刚被任命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联系。布什要他们向中国领导人说明，他决意维护美中两国的重要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人民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是永久性的，但现在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这样做。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事态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应，以及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对事件的参与者宽宏大量，尽快使事态恢复正常。 　　就在众议院投票表决前一天, 6月3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开始了他们秘密的北京之行。在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被除去，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换上了便装。7月1日，一架黑色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架飞机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空军基地直接飞来，在空中加油以节省时间并避开耳目。中方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这次飞行，并且没有及时通知有关的防空部队，因此，这架“不明身份”的飞机在飞近上海时，中国防空部队一阵紧张，因为它看起来像一架小型的B—52轰炸机。幸亏有关部队及时请示上级，并立即报告到了国家主席、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那里，才避免了一场误会。飞机上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三位乘客：斯考克罗夫特及其执行助理、伊格尔伯格。当他们三人到达北京时，没有一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李洁明大使到韩国去探望妻子去了。因此在北京的美国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秘密访问。33 　　7月2日，邓小平和李鹏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 李鹏总理、吴学谦外长、钱其琛副外长在座。他说，布什是他的朋友，在过去一些年中他认为布什是可以信赖的，布什不大说什么空话和言不由衷的话。但他批评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美国卷得太深了”，现在光靠友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可能使两国关系破裂的，他说： 　　 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34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最近的行动也许是中国的内政，但中国要考虑它对美国和对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那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希望美国不要火上加油。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态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他同时对必须维持美中两国关系深信不疑。他希望这样来处理事件，过一段时间两国就能有健康的关系。但这很不容易， 而且要付出代价。而且事态的发展也有可能使布什总统不能这样做。中国所做的和中国的行为方式对美国以及西方的舆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35 这次秘密出使是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刻的一次沟通，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的飞机离开北京回国。36 　　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到美国，立即前往布什在缅因州的别墅汇报情况。根据汇报，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他在信中表示理解中国对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想法。他还表示，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他和日本首相一起缓和了对中国的批评。他表示他个人致力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37 布什致邓小平的信和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试图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7月7日，布什批准对4架波音757大型喷气客机的出口解禁，这笔交易价值1. 4亿美元。这种客机的导航系统被认为是一种军民两用技术，这项解禁实际上是对制裁的一个突破。当着国会要求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时，布什采取的这项解禁虽然只是一项具体的商业销售，但却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示。 1989年7月下旬，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美方暗示东道国法国将中美两国外长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其琛。 7月31日，两国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双方的合作表示满意。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它“对我们双方来说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关系。”但是美国单方面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他希望中国政府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事态做出反应的方式。他希望中国不要转向关起大门，变得孤立。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其琛向贝克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表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他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背景不同，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双方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中国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在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双方应该对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38 一星期后，美国国务院修改了劝阻美国人去中国旅行的通告，并批准260名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正如贝克所表示的，这时在国外普遍有一种担心，中国是否会逆转改革开放的政策，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局面。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反复阐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向他们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8月8日，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签署土地划片开发的合同，美国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仪式。该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平息政治风波后中国同外商签署的最大的一个项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会见了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和李洁明，对公司的远见表示赞许，对李洁明参加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发这条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富强。39 　　9月间，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阐明他对中国和国际问题的看法。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他说， 　　 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 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40 　　 　　19日，他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和由他率领的访华团，批评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是根据一些谎言和歪曲了的事实做出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样处理问题是太肤浅了。41 　　为了进一步向国内外公开表明中国的政策，9月26日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江泽民和常委们反复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战略目标，都不会改变。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42 　　9月27日，在纽约参加第44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再次举行会谈。贝克说，总统和他本人都希望加强中美关系，但如果公众舆论表现出相反态度，他们也就很难这样做了。他建议中方取消戒严，减少反美宣传，以改善中美关系的气氛。钱其琛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只能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美关系。中国是不怕压力的。他希望恢复执行中美双边的科技交流协议，恢复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履行由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的协定。43 10月2日，钱其琛在纽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对纯属自己的国内事务采取何种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避免以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不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中国表示赞赏，希望见诸行动。他还说，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44 　　　　　　　　　　　 第二节 制止关系滑坡 　　1989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在继续做出努力，制止中美关系滑坡。10月，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先后访问了北京。10月3日，李鹏会见了前国务卿、美国环球联合公司董事长黑格。李鹏对黑格说：“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不会忘记尼克松、基辛格和你等老朋友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李鹏向黑格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双方还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就一些国际问题以及环球联合公司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45 　　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访问了中国。他在行前曾经和布什总统详细讨论了这次访问，并给邓小平写了信。邓小平表示同意他来访。尼克松在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知名中国学家欧森柏的陪同下到北京。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李鹏、李瑞环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尼克松，并与他就中美关系和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说，中国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说，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西方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 　　 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 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 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他肯定地告诉客人，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他也表示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有信心的，因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的作用。他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46 　　江泽民在会见尼克松时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杨尚昆在宴请尼克松的祝酒词中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之间有着重大的长远的共同利益，两国迟早要走到一起。他欢迎尼克松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并表示将响应美国方面为此而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47 　　尼克松回国以后，布什于11月5日在白宫设宴招待他，并听取汇报。他强调了中国希望美国采取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他还指出，中国政府力图避免指责布什个人的做法说明，中国政府仍愿意与布什打交道。48 当他建议与中国恢复高层接触时，他获悉，布什即将派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11月7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对中国的私人访问是很有益的，他没有带去我的口信，他也没有半官方的使命。他是中国尊敬的老朋友，他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开中美关系的人，他可以很坦率地与中国领导人交谈。他的访问是非常建设性的。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原因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希望能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而尼克松的访问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至少帮助了我思考问题。49 　　尼克松回国后，就他对中国的访问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一份报告。他首先指出，中美关系处在1972年他访华以来17年中最差的状况，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美双方对6月中国发生的事态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差距是不可弥合的。他在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便冷战结束了，苏联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恢复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美国是否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行核不扩散政策；第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平衡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把中国作为一张牌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让苏联把中国作为一张牌；第三，中国必将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不可能把巨大的中国市场留给日本、欧洲等其他工业化国家；第四，美国不能冒在下个世纪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手的危险；第五，没有地球上1/5人口的合作，不可能解决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他同时写道，恢复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与西方大国的接触和合作是对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接着，他就美国可以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在华投资者的支持，恢复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借贷组织对中国主要项目的支持，恢复两国之间官方的高层接触。他说，孤立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领导人，使他们对美国产生反感和仇恨，这样做是没有意义和事与愿违的。鉴于当时国会中正在讨论进一步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参众两院先后于11月15、16日通过），尼克松写道，对中国施加进一步的制裁可能使我们感觉好一些，但这将伤害千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报告最后说，现在不是孤立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而是与他们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时候。50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基辛格又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以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荣毅仁、姚依林、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与基辛格就当前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友好、诚挚地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基辛格也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布什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国内强烈的反对面前，他难以这样做，除非他得到明确的信息：中国考虑美国对人权的关注。他同意，“双方都要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回到比较顺畅的路上”。51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 　　 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52 　　 　　钱其琛会见并宴请基辛格。钱其琛称赞了基辛格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严峻时刻，又一次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战略家的远见来到中国，他说，回顾历史，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差别现在和将来也不应成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他希望尽快结束中美间这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共同开辟未来。基辛格在致答词中说，多年来，中美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他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但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53 基辛格带回了邓小平给布什的关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信。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问虽然纯属私人的性质，但由于他们是中国领导人信任的老朋友，可以与中国领导人非常坦率地交换意见；又由于他们了解中美关系的过去，关注其现状， 对中美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真知灼见，在两国关系处于困难关头的特殊时刻，在高层互访暂时冻结的情况下，他们的访问使双方保持了接触的渠道，有助于双方的沟通。 11月15、16日，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参众两院先前于6、7月通过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54 的基础上，经两院会商委员会修改后分别通过的。修正案不仅支持先前已经采取的制裁措施，而且要求政府中止向贸易发展办公室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提供资金。该修正案还在意向性声明中称美要明确地使其对华政策同西藏的局势相联系，要求总统重新研究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及所有的双边贸易协定，重新研究在高技术出口方面给予中国的待遇。19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李洁明大使，就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他希望美国政府能从维护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反对国会的这个法案。20、22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相继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55 修正案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之间引起争论。如果使该项修正案成为法律，那就是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两国将变得更加隔膜和敌视，将中美关系的恢复推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布什总统苦于不知怎样才能恢复中美关系，他当然不想强化对中国的制裁。法案中有一项条款，禁止政府使用美国援助款项支持外国执行与美国法律相违的政策。布什政府提出，该款“将会限制美国外交政策的行动”。众院于是撤消了该项条款。但参院却争议不休而未作决定。21日深夜，布什因这一条款否决了国务院授权法及其修正案，包含在其中的对华制裁修正案也被否决。国会两院已于11月23日感恩节前夕休会，要到1990年1月23日复会正式工作。56 　　 　　在国会休会前，11月19、20日，参众两院还分别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该法案最初是由佩洛西在6月21日提出的，故又称佩洛西议案。佩洛西是加利福尼亚州初出茅庐的民主党众议员，她1987年才进入国会，当时刚刚在她的第二任期。她在提出这个法案之前，在国会中是默默无闻的。该法案以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可能受到“政治迫害”为由，决定全部豁免持J-1签证的中国公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两年的要求，准许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延长4年，在这4年中可以申请移民地位或就业签证，并可免受驱逐，允许工作。7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参议院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修正，11月19日、20日，众参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经参议院修正的议案。法案还得到一些大学校长们的支持。在国会辩论议案时，行政当局已经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议案束缚了总统在进行外交事务方面的手脚，会对在美国的中国人给予移民和签证方面的无条件豁免造成不良的先例，中国政府将会做出报复，从而给中美两国间的长远的文化学术交流增加困难。57 而行政当局采取的措施是准许延长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1年。24日，中国副外交长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贝霖，就这一严重损害两国教育交流、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行动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要求公费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服务符合国际惯例。中美双方曾于1987年6月就此达成明确的谅解。美国国会通过的上述法案不仅直接违反国际惯例，而且严重破坏了中美双边协议。他说，美方多次表示，反对国会通过上述法案。他希望美国政府言行一致，立即采取行动，阻止这一法案成为法律。58 　　11月30日，布什否决了这一法案。他在当天致国会的备忘录中说，他在6月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今天他决定颁布一项行政命令来扩充以前采取的措施，实施议案的内容。这些措施包括全部豁免持J-1签证的中国公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两年的要求，直至1994年1月1日；1989年6月5日在美国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中国公民继续具有合法身份；1989年6月5日具有合法身份的中国公民有权接受雇佣，等等。布什认为，既然行政命令就可以保护中国留学生，就没有必要成立一项法律。他还说：“在我们与中国的卓有成效的学生与学者交流项目中保持灵活性是重要的…… 我希望看到这种交流继续下去，因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技术和思想的交流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表示“相信，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声明的那样，中国将回到…… 改革的政策。我还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访问者将愿意回到中国，把他们在美国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用于帮助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59 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乔治·米切尔指责布什的否决是“严重的错误”。行政当局动员了一切力量防止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白宫和国会展开了紧张的角逐。前驻华大使洛德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反对总统的否决。1月24日，众议院投票以390对25否决了总统的否决。布什政府公布了一个报告，以说明美国政府如何保护中国留学生。国务卿贝克、白宫主管苏努努、运输部长斯基纳、副总统奎尔, 乃至布什本人都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尼克松也给国会议员打电话。布什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列举中国政府近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表示美国的政策是有效的，北京的戒严已经取消， 中国政府允许美国之音记者重返中国，中国政府同意讨论今后的学术交流问题，中国释放了在天安门事件中拘捕的500多人。最后，参议院以62票对37票支持佩洛西议案，也就是说，只差5票不够2/3，总统否决得以成立。60 布什的否决加剧了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互相对立，在此后两年中，这种对立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将一再表现出来。 　　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带给白宫的明确信息是： 中国方面准备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达成谅解。布什于是打算再派特使访华。12月2至3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谈。这为布什向中国派遣特使提供了机会。从1972年以来，美方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已经成了惯例。布什总统明知， 这一措施又会在国内引起争议，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但他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再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是公开的。中美双方对访问都十分重视。9日，白宫就斯考克罗夫特一行访华发表声明说，“总统将中国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国家。他虽然为今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感到遗憾，但中国仍旧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总统已经断定，向中国领导人通报同苏联领导人的讨论情况是重要的，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因此，总统正在努力使今年6月后变得紧张的两国关系正常化。10日，贝克在美国广播公司就斯考克罗夫特一行访华作电视讲话说，美国对天安门发生的事“仍然感到痛惜”，但从地缘战略角度看，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希望尽力找到办法维持这种关系”。61 　　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他们不仅会见了新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等中国领导人，而且还见到了已经在11月初退休的邓小平。邓小平在会见一开始就说：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他还表示，“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表示了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和对布什总统的信任。他强调了中国稳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谈到中美关系对世界形势的重要性时，他说：“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他还重申，“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最后，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62 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问候，并对邓小平星期天抽时间会见客人表示感谢。 　　江泽民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时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寻求共同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把美中关系置于积极的轨道上，而脱离过去几个月的消极轨道。李鹏在会见时希望中美双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多做实事，希望他们这次访问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钱其琛与斯考克罗夫特一行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客人。钱其琛在讲话中强调，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仍能向前发展，充分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一些重要分歧，但这些分歧不能抹杀两国间的重大共同利益。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场而又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途径，两国应该加强接触，互相沟通。斯考克罗夫特在祝酒时说：“我们今天来，还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并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新领域——经济、政治和战略。我们是为减少我们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的。 ”他强调说：“总统的强烈愿望是这次同中方的会谈取得进展，并为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他表示，在这次会谈中将寻求勾画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领域，而且双方越早完成这个任务越好。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对布什总统派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表示赞赏。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美关系。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有益的。它增进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克服中美关系中的困难，有利于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中美双方交换意见的结果表明：双方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双方都认为，中美在广泛的领域里存在重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3 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对中国的访问在美国引起新的争议。电视镜头转播了斯考克罗夫特与中国领导人干杯的场面，这一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美国的各大报纸上。这尤其使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感到不快。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切尔指责说，布什“以一种最不恰当、最令人尴尬、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中国政府屈服”，是“对压制性的共产党政府的令人尴尬的叩头”，是美国发出的“一个错误信号”。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则称布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国内自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公开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舆论界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著名的中国学家欧森柏和鲍大可赞成总统与中国领导人重开对话的决定，认为这是“无畏的领导者之举”。更多的报刊文章批评这次出访，认为政府不必要派遣这样高层的官员前往中国，可以派一些低层的官员去进行试探，看看能做些什么；这违反了布什政府自己宣布的禁令，白宫行动诡秘，让步太多，获益太少。《华盛顿邮报》在一星期之内发表了三篇社论和数篇署名文章批评斯考克罗夫特北京之行。 但布什政府坚持认为，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并不违反暂停同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因为它不属于中美官员定期互访的范围。64 　　11日，布什在白宫在对记者谈到斯考克罗夫特一行最近对中国的访问时说： 　　 我不想孤立中国人民，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们现在有一些制裁…… 但我不想看到中国处于被彻底孤立的状况。我不想采取任何伤害中国人民的进一步措施。 布什还对中方在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中表示不向中东出售导弹表示赞赏。65 12月18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6月对中国的秘密访问被CNN泄露出来，这又引起轩然大波，并更成为某些国会议员和传媒攻击布什的把柄。他们把这次访问称做对北京的“匆忙的”“叩头”之旅，是对美国理想的“出卖”。他们攻击总统自己违反了他的中断与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责问：如果这次访问仅仅是向中国表示抗议，为什么要秘密进行？总统到底向谁保密？中国人当然是知道此事的，那么总统为什么要向美国人民保密？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们抓住这一机会向布什本人及其政策发起猛烈攻击，甚至威胁要采取新的立法措施来扭转这种妥协的行为。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商业部长的罗纳德 ·布朗批评说：“布什总统的表现证明，他看不到人的生命、人权和外交政策的联系。”前驻华大使洛德把这次访问称作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朝贡” ，其效果只会加强北京的强硬领导人。 甚至共和党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爱德华也把这次访问称做是“荒谬的，令人怒不可遏”，攻击布什“在此事中失去了道德上的准绳”。66 　　当时许多美国政治家、传媒反对布什政府采取措施与中国恢复关系还有两个根本的理由。第一，1988至1989年， 东欧发生剧变，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所有这些事态在华盛顿产生的一个普遍的感觉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再继续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也是这样。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在任命他的听证会上说，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寿终正寝促使美国的情报部门去“想……想象不到的事情。显然，我们同样需要考虑中国未来的可能的选择。”一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如前驻华大使洛德1989年秋写道：中国现“政府显然只是过渡性的政权”。他在1990年初在国会作证时说，他估计三年之内，“在北京就会有一个更温和、更人道的政府”。这种看法在当时对华政策的辩论中是有代表性的。67 第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力图改善对美国的关系，随着美苏紧张状态的缓和，在冷战的长时期中中国曾经起到的对抗苏联的作用对美国来说正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过去因为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即对苏联的人权状况严格批评，而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视而不见；现在，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双重标准”也该结束了。洛德就是竭力主张这样做的。第三，以前美国政府谈论中国的作用是从正面来说的，即中国对遏制苏联扩张何等重要。而现在，当伊格尔伯格在1990年2月国会听证会上解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中国对解决“导弹和原子武器的扩散、化学武器的扩散和环境污染”这些国际问题的作用。这就是说，以前人们谈论的是中国能为美国做些什么，而现在是如果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什么伤害（出口导弹和核技术等）68 　　在国会和媒体的攻击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12月19日，白宫发言人费茨沃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总统的禁令是中断交流，而不是中断接触。在此期间，李洁明大使与中国政府有接触，贝克国务卿与钱其琛外长有接触。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切断接触，而只是切断交流以表示我们的反对。至于秘密，道理很简单，总统不想使之成为一个公开的姿态。而这次秘密访问所要转达的信息是我们如何关注中国的事态，这与总统公开表达的信息、他和国会磋商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加以公开。当有记者问到第二次访问时，费茨沃特说，第二次访问是要表示，寻求恢复两国关系的可能性的时机已到。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又被问到6月派秘使访华的问题。他回答说：作为总统，我感到有责任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实行我国的外交政策。记者追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各种各样的秘密外交使团呢？布什说：不一定有那么多，但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政府内部的辩论确实有许多是没有暴光的。如果没有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也许对华关系永远也不能打开。你们的任务是使尽可能多的事情暴光，而我的任务是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实施国家的外交政策。69 1990年1月7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向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说，他们的两次访华“是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所必要的”，秘密外交是为实现同中国保持接触的目标，以使两国关系不致失控。他们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70 　　 斯考克罗夫特一行访华前后，中美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两国关系。 　　10月，美国允许6月离开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军事官员回到美国，继续中国歼—8战斗机的电子改造项目。12月19日，布什总统决定向中国出口三颗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通讯卫星。中美两国曾于1988年12月就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71 这三颗卫星中有两颗是澳大利亚卫星公司订购的，美国政府先前已颁发了许可证。另一颗是中英合资的亚洲卫星公司订购的。出口许可证已在巴统获得通过。但在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暂停了许可证的实施和审批。布什现在采取的这一步骤是在对中国的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布什政府同时决定取消一项不准进出口银行向在中国经营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提供资助的禁令。布什在同日致参众两院议长的信中说，他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取消这项禁令的。72 在政府的支持下，进出口银行向对华贸易项目提供了自1989年6月以来的第一笔贷款，金额为975万美元。2月8日，它又宣布向为上海地铁项目提供设备和服务的美国公司提供2310万美元的贷款。73 1月11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宣布，美国将支持世界银行在个案处理的原则基础上向中国发放的“人道主义、人的基本需要类型的贷款”。1990年2月至5月间，美国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4笔总计4.4亿美元的职业教育、农业开发、地震重建和森林保护项目的贷款。74 　　中国方面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针对美国十分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12月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公开声明，关于中国向叙利亚出售中程导弹的传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除了1987年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少量导弹外，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也没有出售计划。75 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之音在华的两名记者，12月13日，外交部告知美国使馆，中国允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来华。76 中国政府曾于1989年8月通知美方中断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现在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这一计划，但限于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而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中国还表示重新接受美国和平队人员。鉴于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1990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自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1月10日，美国副总统奎尔表示，取消戒严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11日，布什对记者表示：“我把解除戒严看作是非常积极的步骤…… 我不想以切断联系来孤立中国，使时针倒转。我欢迎解除戒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77 同时，中国政府对因北京政治动乱而被拘捕的人员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处理。 上述佩洛西议案被否决后，国会并不甘心，经过一番准备，1990年1月国会复会后又重新讨论这一议案，试图推翻总统的否决。白宫和国会又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角逐。白宫再次组织有关官员，直至总统本人游说国会。前驻华大使洛德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反对总统的否决。1月24日，众议院投票以390对25推翻了总统的否决，再次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布什政府知道，要争取众议院的支持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参议院。1月24日，布什会见参议院领袖，向他们列举了中方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希望参议院全面看待美中关系，认识维持两国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然后，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这一议案说：“我否决这一议案，却可以向 [中国] 留学生提供更多的保护，同时保持中国学者来美国学习的大门敞开。而佩洛西议案的代价是使明天的中国学者不能得到机会，这一点人们应当非常非常清楚。这一议案完全是多余的，其长远的政策后果是严重的，而国会只能责备它自己。” 25日，参议院进行投票表决，虽以62：37再次通过佩洛西议案， 但未能取得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67票。当天中午，布什在与报纸出版商的午餐会上对这一投票结果表示赞许。78 布什的否决再次遭到国会广泛的批评。 国会未能推翻布什对佩洛西议案的否决后，又于1月30日重新讨论包含有制裁中国条款的《1990和1991财年国务院授权法》，结果获得通过。布什批评该法包含了“不明智地约束总统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的条款，但还是签署了该法。2月2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美国大使李洁明，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就此谴责美国国会某些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1990年间，两国关系又逐步有所恢复。4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一项声明中说，美有关方面同中国国家教委就今秋开始的1990年至1991年度的交流计划达成正式协议，从而恢复了富布赖特学者交流计划。13日，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美两国一致同意恢复执行向四川省派遣和平队志愿人员计划。26日，布什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谈及对华政策时称，美中关系“对全球和地区具有战略重要性”，美中“保持对话是必要的”。5月1日，中国政府解除了对拉萨的戒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欢迎。6月 ，中美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谈，解决了方励之滞留在美国大使馆长达一年的问题。79 　　1990年7月7日至26日，以上海市长朱镕基为首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这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后，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官方代表团对美国进行的较长时间的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会见了包括斯考克罗夫特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和工商界人士。这次访问既表示了中国对外坚持开放的意向，也向美国各界展现了中国著名市长的机智、幽默、开放、通情达理的形象。80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由此引发了海湾危机，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入侵问题，于是拥有否决票的中国如何投票对联合国的授权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为了使中国不投否决票，美国同意邀请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美国。钱其琛抵达纽约后立即会见了贝克国务卿，双方就解决海湾危机及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进行表决，中国投了弃权票。随后，钱其琛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30日上午，钱其琛抵达华盛顿，与贝克国务卿等美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要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为此要增加相互往来和接触。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钱其琛，并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布什说，美中关系有“许多积极和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次访问实际上打破了1989年6月以来美国终止与中国的高层互访的制裁，具有重要意义。81 第三节 最惠国待遇之争 　　从1990到1992年，布什政府与国会之间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正如著名中国学家何汉理所说，在这几年中，最惠国待遇这把“达摩克里斯剑”一直悬在中美关系的头上。82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两国关系的内在动力。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工商界一直把中国看作潜在的巨大市场。 但这个市场却一直没有得到开发。中国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实业界感到他们的祖辈所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对中国市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83 在中国方面，中国正聚精会神地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也需要开拓对外市场。双方互有需要，互补互利，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迅速增长。84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最惠国待遇又是这种关系的基础。在最惠国待遇条件下，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的平均关税是8.4%。而一旦取消这种待遇，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将提高到47.5%。中国对美出口势必锐减。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也将大大下滑。而这又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投资。因为在中国的美国工厂生产的商品返销回美国算作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它同样要被征以高额的关税。果真如此，中美经贸关系将严重受挫，整个中美关系将严重倒退。因此对华最惠国待遇也就成了中美关系基础的基础。能否保持它成了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恢复并在不久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0年中国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第一次取得最惠国待遇地位，卡特总统放弃对中国使用杰克逊—瓦尼克法案。但这种放弃的有效期只是一年，所以美国每年都要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按照法律，总统最晚需要在6月3日向国会提出关于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国会有三个月时间（即到9月3日）进行辩论，是否同意总统的要求。如果国会提出否决，总统可以在半个月内行使否决权。如果国会再次投票，参众两院分别以2/3多数反对总统的否决，则国会得以推翻总统的否决。自从国会1980年第一次批准对华最惠国待遇之后，每年的审议不过是例行公事，几乎没有什么辩论。但北京政治动乱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布什于1990年1月否决了佩洛西关于中国留学生问题的议案后，国会迅速转向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且将这一问题作为对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在当时的美国第101届国会（1989--1990）中，435名众议员中有260名为民主党人，175名为共和党人；在100名参议员中，民主党人55名，共和党人45名。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党。他们把布什的对华政策当作是党派斗争的有效工具加以利用。在布什执政时期， 民主党基本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旁观者。他们目睹美国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布什打了很漂亮的一仗。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看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可以向布什的外交政策挑战，可以使总统处于困境。在1990、91和92年，对华最惠国待遇成为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间的主要争议，也是国会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斗争的焦点。 　　1990年 3月佩洛西向国会议员散发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参加一个关于反对布什对华政策的“中国工作小组”，最初加入的有30位民主党人和11位共和党人。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列在他们议程的首位。5月16日，国会举行了第一次关于中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一些公司和企业出面作证。美国玩具制造商在会上说，如果不再从中国购买玩具，“1990年的圣诞节肯定是过不成了，1991年的圣诞节也十分可能过不成”。美国小麦种植者协会给国会写道，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其代价之高是美国小麦种植者所承担不起的”。5月22日，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向美国购买40万吨小麦。85 但总的来说，美国商界还没有作好进行这场斗争的准备，而国会却已经迅速动员起来。 　　5月24日，布什总统顶住国会压力，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他说，经过周详考虑后，继续保持中国的这种地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他解释说，最惠国待遇实际是正常贸易待遇；保持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最好手段；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中国同样会取消美国的相应地位，从而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投资和出口，影响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反对孤立中国，支持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86 6月6日和21日，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在参议院外委会一小组委员会、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众议院贸易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总统做出的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决定符合美国利益，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谋求扩大美中建设性关系。87 　　1990年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再次突显出来。布什政府为了赢得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海湾地区集结兵力的谅解，加强了对华外交。10月16日，在众议院投票表决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前，贝克向议员们表示，中国在海湾危机中起着建设性作用，如果国会通过反对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议，必将损害美国的重要外交利益，布什总统不得不予以否决。88 10月18日，众议院经过辩论仍然以384票对30票通过参众两院联合决议，不批准布什总统的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决定，并通过由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洲小组主席索拉兹提出的方案，即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并附带了四个修正案。次日，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强烈反对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指出，该项法案如付诸实施，会对美国在中国实行的经济、人权和其他政策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参议院多数党主席米切尔借口联邦预算案等立法工作紧张，没有将两院联合决议提交参议院表决，这项议案遂不了了之。89 实际上，海湾危机才是参议院没有采取立法行动的主要原因。90 1990年 12月19日，总统又采取了两项步骤：批准进出口银行为在华从事贸易的公司提供贷款；批准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在中国发射。1991年1月，白宫又宣布，对于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将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向基本的人权需要提供贷款。尽管还没有全面恢复对华贷款，但至少已经打开了门缝。 　　进入1991年，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的争议再起，而且更加激烈。1992 年大选临近，民主党为了改变共和党连续执政12年的局面，要抓住共和党政府的一切弱点加以攻击。除了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外，对华政策也是他们可以利用来进行党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把柄。因此1991年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之争具有更浓厚的党派斗争的色彩。美国商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积极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进行游说；或者为了使国会支持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谈判，或者因为中国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根据美方的统计，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1989年是34.9亿美元，而到1990年达到104.17亿美元。91 　　4月29日，布什总统表示，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非常重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5月8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在世界新闻协会于华盛顿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中国对中美关系和最惠国待遇的立场。9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有利于双方，中方绝不接受延长这一待遇的附加条件。 　　从4月底到5月，国会中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议案：佩洛西提出关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附加条件的议案，众议员所罗门提出拒绝延长的议案，参议员赫尔姆斯和米切尔分别提出有条件延长的议案。 　　美国国会中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鲍卡斯（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并不支持米切尔的议案。他认为如果行政当局自己已经对中国实行了制裁，就没有必要再在国会通过这样的议案。他虽然也同意把该项议案送往参议院，但他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没有给予倾向性的推荐。5月21 日，他在参议院举行的会议上说，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的变化”。92 　　5月15日，布什宣布他将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在与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磋商后会见记者时说： 　　 我希望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继续下去，我为此已经打了很有力的一棒。我不想孤立中国。我想起当我在中国担任与大使相当的职务的日子。确实在中国还有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制度，但与1975年那个时候相比，情况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93 就在布什发表上述讲话的第二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5月16日提出的一项议案规定，除非中国满足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否则将在半年内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人，停止“宗教迫害”，停止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停止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减少贸易逆差，停止违反人权，停止向中东出口导弹和导弹部件，参加国际反扩散的努力。米切尔说：“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而不附带苛刻条件只能发出错误的信息…… 我相信，现在是改变对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时候了，是承认总统的政策已经遭到失败的时候了。对于一项失败的政策的回答不应该是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94 　　 　　这一法案起先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得到通过，后来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国会少数党（共和党）领袖多尔表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的决定，而不是“要在1992年的政治季节中把总统打得鼻青脸肿。” 95 　　5月27日，布什总统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将向国会建议无条件地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符合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利益。他认为，鼓励中国自由市场力量的最好方式是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不受损害，而经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产生要求更大政治自由的压力。他认为，“要推进我们所珍视的理想只有伸出我们的手去，展示我们最好的方面，耐心地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即使要冒遭到拒绝的风险。”他还说：“如果我们取消最惠国待遇，或者附加了使对华贸易不可能进行的条件，那我们就将惩罚南方，尤其是广东省，而那正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对中央集权的挑战最强烈的区域。”96 　　29日，布什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国会。同时，他批准了一些对中国的惩罚措施，如对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的更严格的限制。97 反对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国会议员则认为，最惠国待遇可以用作促使中国实行政治变革的杠杆。米切尔攻击总统的决定“没有任何道义和逻辑的基础”，“是不道德的”， 国会将推翻这一决定。 98 　　在国会5月29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力劝国会不要牺牲美中关系。霍尔布鲁克表示，对华最惠国待遇不应与具体的关于人权的条件相联系，要求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和“履行其国际承诺”这样的比较松散的条件更适宜于促使中国向民主和外向型的改革型的中国发展。99 　　6月4日至7日，布什邀请两党13名参议员到白宫，力劝他们支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参加这次会见的温和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格说：“总统不是说，‘不，永远不’对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他的立场是，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延长最惠国待遇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能使用哪些其他手段来影响中国”。7日，布什再次表示反对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任何条件。6月12日，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附带任何确有意义的条件…… 都会导致断绝我们认为如此重要的关系。” 100 　　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斯· 曼指出，白宫和国会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上的争议还牵涉到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对各自职能的认可。总统认为这是外交问题，而外交传统是总统的领地，他不愿国会多插手；而国会认为这是贸易问题，“与直接的外交问题相比，国会有各种权力来发挥影响。”而这场辩论的基础是，国会把贸易当作影响外交的首要手段，又把人权问题引入了外交领域。共和党众议员米勒总结当时的形势时说，布什总统越是坚持不能对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任何条件，国会越是坚持要取消它。“如果总统的立场是，他仅仅接受无条件的延长，对讨论任何刺激或非刺激或条件都不感兴趣，那么我想，你会看到国会中要求彻底取消的情绪的继续增长。” 101 　　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不仅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辩论，也是国会中不同意见的一场大争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克莱本·佩尔说：“如果我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基本一致的，那我会接受总统的立场。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孤立越南和柬埔寨呢？那里的人民也渴望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民主党众议员托里切利说：“冷战要求我们与自己的原则妥协”，但现在在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美国已经不那么仰仗中国的支持来对抗苏联了，美国可以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不少国会议员还认为，布什总统之所以坚持对华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因为他受制于自己1974至1975年在中国任职的经验，他相信他最清楚地知道中国对失去最惠国待遇可能做出的反应。索拉兹说：“我的感觉是，如果总统不把他自己当作是日常处理中国问题的官员，他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共和党众议员波特认为：“总统局限于他自己的经历，但不幸的是，这是很久以前的经历了…… 我想他在这一点上盲从了。”但支持总统的议员说，与许多国会议员相比，布什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长远，他的视野更广阔，历史经验证明，孤立中国只能导致更多的压制。他们认为布什在海湾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使那些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感到挫折，他们就抓住对华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大做文章，希望赢得一场容易的政治胜利。6月4日，参议院两党领袖讨论这一问题时就表明了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多数党领袖米切尔认为对华最惠国待遇“使美国面临一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选择”，并指责布什无条件延长是“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而少数党领袖多尔则说：“关于我们的对华政策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一点没有分歧。但一个大大的分歧在于，如何最好地去达到这些我们都一致同意的目的。”102 在确定对华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两院的议案先在这两个委员会通过，然后提交全体大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本特森认为在国会通过不附带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不可能的。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参议员多数对对华最惠国待遇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也希望对米切尔的议案进行一些修改。103 　　6月下旬，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附带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议案。6月25日，米切尔与本特森等一起提出了一项经过修正的议案。米切尔表示：“本项立法不是对微观处理美中关系的侵入性的努力。我们看到本届政府的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影响力。显然，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了。这是完全的失败。”104 　　6月27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讨论多数党领袖米切尔的议案时，白宫游说的作用显示出来。一些共和党议员虽然先前曾表示支持他的议案，但当投票时却没有投赞成票。一些议员说，这一议案将会断送美中关系，使美国对中国失去影响力，放弃中国国内的改革者。多尔说：“这个议案看起来很好，但效果不佳”。米切尔也没有得到所有民主党同仁的支持。鲍卡斯表示，如果行政当局自己就同意对中国实行制裁，国会就没有必要提出附带条件的法案。结果该委员会以11比9的表决结果同意将米切尔的议案送往参议院，但没有同意对该议案予以赞成的推荐。105 　　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党派的分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支持米切尔的议案，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支持布什总统。华盛顿州是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州，1990对华贸易额达到31亿美元。由于中国购买波音飞机，它是向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州。中国为波音公司生产波音737的尾翼，如果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这种尾翼的关税将高达27.5。该公司更关心的是，中国将可能实行贸易报复，不再购买波音的飞机，那波音可能遭到的损失就是一年上十亿甚至几十亿美元。所以该州的议员应该最有理由支持对华最惠国待遇。但该州的两位参议员在1990年却出现了交叉支持的情况。共和党参议员戈登支持米切尔的议案，而民主党的参议员亚当斯虽然也强烈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他认为取消最惠国待遇是一种错误的反应，支持了布什总统的决定。1991年的情况也是这样。亚当斯在给华盛顿商界的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取消最惠国待遇给中国人民的重大的负面影响” 。 他和布什总统一样也有中国情结。他在卡特政府中担任运输部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后来他在华盛顿州当律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是他的客户。华盛顿州的商界支持他的选择，但他却受到该州工会组织的压力，而工会组织的支持对他1992年竞选下一届参议员是至关重要的。当地24个工会组织联合会的领导佩拉佐说，他要向亚当斯解释，这不是在对一些特别的利益集团说话，这是在对全体人民说话。106 　　戈登则直接受到白宫的压力。1990年1月他是投票支持否决布什总统对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议案（即佩洛西议案）的8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107 在贸易方面，华盛顿州既与中国大陆进行大宗贸易，也与台湾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实际上，1989年，该州与台湾的贸易额达到40亿美元，比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还大。他在1986年争取连任参议员的竞选失败后，进入一家西雅图的律师事务所，台湾的一家钢铁企业是他的客户之一。但他不愿意被看作是米切尔和民主党人的盟友，不愿意站在总统的对立面，因此软化了他的立场。他在对华盛顿州商界的讲话中希望总统避免与国会的“否决战”。他希望总统与国会进一步谈判，达成一些比较温和的条件。对于米切尔的议案他明显地表示不满，认为“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108 　　多数共和党议员虽然不满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他们认为米切尔的议案是为了与总统作对。他们希望，或者在该议案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时对其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来替代该议案。米切尔的议案不但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农产品生产州，如肯塔基、蒙大拿、阿拉巴马、新墨西哥、北达科特的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他们担心因此而失掉每年上十亿美元的对华出口。上述鲍卡斯参议员就来自蒙大拿州。 　　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辩论同样十分激烈。众议员们起先提出了三个议案。后来，委员会主席罗斯腾考夫斯基说服佩洛西、索拉兹和皮斯将他们各自的议案进行修改，合成一个议案。他认为这样的议案比较容易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议案同意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年，但到1992年，如果中国不能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各个方面取得“重大的全面的进展”，就将取消最惠国待遇。在辩论中，许多共和党人说，委员会不应该通过中国做不到的过于苛刻的条件，以至迫使布什总统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罗斯腾考夫斯基和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吉本斯都倾向共和党人的意见。但多数民主党议员却倾向于附加苛刻的条件，一些共和党议员也附和这一意见。结果，提出的条件多达14项，包括：提供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人员的名单，释放被拘捕者，停止“强制人工流产”和绝育，不扩散核武器和部件，不阻止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不出口劳改产品，遵循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在西藏遵守人权，停止宗教迫害，实行出版自由，停止对在美国的中国人的骚扰，允许人权组织访问犯人，停止刑罚和改善犯人状况。109 在这样范围广泛和条件苛刻的议案通过后，罗斯腾考夫斯基不无感慨地说：“这只能使总统否决的胃口更大，使推翻总统否决的可能更小。” 吉本斯评论道：“我看佩罗西议案恰恰成了一辆垃圾车。每个人都把他想的东西往上扔。” 　　7月10日，众议院以313票对112票通过佩洛西议案，即HR2212号议案。这一投票结果超过了2/3赞成，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否决，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领袖米歇尔据理力争，说：“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等于是在惩罚中国领导人之前先对中国人民进行地毯式轰炸。”但许多共和党议员还是投了赞成票。尽管如此，人们对这项议案的最后结果是很清楚的。罗斯腾考夫斯基评述说：“通过一项将遭到否决的议案，而这种否决多半是会成立的，这只是给我们一种空洞的胜利。” 就是支持该项议案的一些人对议案本身也持怀疑态度。索拉兹说，他支持该议案表示对北京的不满，但议案的条件是太难满足了。他希望在参众两院磋商联合议案时对条件再加筛选，把不必要的条件去掉。110 　　在参议院，议员们对米切尔议案有不同的意见。有些支持者认为条件还不够强硬，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利要求政府求助盟国孤立中国，即在美国断绝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要乘此机会去获取中国的商机。大多数民主党议员支持这项议案，但也有的坚持自己的立场，如鲍卡斯。他嘲笑一些要求更苛刻的条件的人说：“他们的两难处境是，条件越是苛刻，议案越可能陷入泥潭”。不少共和党人不支持这项议案，但一些保守的共和党议员，北达科他州的赫尔姆斯、密西西比州的洛特、佛罗里达州的康尼·马克、怀俄明州的瓦洛普等却比许多民主党议员更强烈地反对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111 　　6月19日， 与中国有重要贸易利益的一些农业州的参议员，如蒙大拿州的鲍卡斯、多尔等15位不支持米切尔的议案的两党议员中间派联盟（其中包括4名民主党人、11名共和党人）致函总统，提出了与总统妥协的条件。他们支持总统的政策，表示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一个错误的办法”，应该使用“聪明的武器”把美国的更强硬的政策集中在某些专门的问题上。但同时要求总统让人们看到“行政当局在采取行动的显著证据”，要求政府在国会议员们普遍关注的人权、贸易赤字、武器扩散、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等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措施。112 7月19日，布什复函鲍卡斯，表示白宫正在执行的五项政策是：如果下个月在与中国关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谈判中没有显著进展，将对中国行使301条款；继续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的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用于人道主义目的；海关将严格执法，禁止中国劳改产品的输入；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中国遵守核不扩散和其他军控条约；并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他还说： 　　 我准备对你和你的同事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措施。我也正在这样做。但是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者附加条件，那将对美国的利益带来重大的损害，对我列出的这些主动措施毫无助益。113 　　 　　对白宫宣布的这些措施，鲍卡斯表示支持，他认为总统的政策是“建设性的、鼓励中国实行改革的政策”，而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是愤怒情绪的“空洞的表示”。但许多民主党议员批评说，白宫的这一声明仅仅是温温乎乎的反应，仅仅是把现在已有的东西又重复说了一遍。114 　　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22日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布什总统7月19日信中坚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欢迎。115 　　6、7月间，白宫和米切尔都在为自己争取支持，但米切尔的情况不妙。他赢得了6个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却失去了7位民主党议员的票。最后的决战发生在7月23日。这天，参议院以55票对44票通过了米切尔议案，即S1367号议案，但支持票远远少于2/3（67票）。米切尔在投票之后说，胜负并不是一切，“当我采取我的立场时，我不是以胜负作为基础的。” 7月24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我们对参议院的表决结果非常满意。这个结果显示总统的否决力量。总统说，他将否决这一议案。他将这样做。” 116 参众两院分别通过HR2212和S1367号议案后，两院应该组织会商委员会进行磋商，消除两个议案之间的分歧，把两个议案合成一个，然后送交总统。11月下旬，两院会商委员会通过以HR2112号议案作为联合议案的决定，27日，众议院以409对21票通过这一决定。但米切尔感到如果在参议院再进行一次表决，赞成票也没有增加的迹象。于是参议院没有把两院会商委员会的决定付诸表决。117 这样，布什政府在1991年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中又赢得了胜利。 　　1991年11月15至17日，贝克国务卿访华。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贝克，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与他进行了会谈。中方表示，中国将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将不向叙利亚出售M-9、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支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美方表示，美国将取消关于不得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和卫星技术的禁令。中方重申，中国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支持朝鲜半岛非核化。在贸易方面，中方同意派代表团赴美就知识产权问题与美方进行谈判。在人权方面，中方同意与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夫特继续举行对话。1992年2月1日，钱其琛致函贝克，确认中国将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1990年6月因中国两家公司出口高技术设备对其施加的制裁。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对取消制裁一事解释说，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这可能意味着在其他一些同样有争议的领域，如核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取得同样的让步。118 1992年1月底，李鹏总理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在此之前，20名参议员（其中18名民主党人，2名共和党人）和一些众议员写信给布什总统敦促他不要会见李鹏，并称否则会破坏美国已经向中国发出的“有关人权的强硬信息”。1月3日，布什还是在联合国会见了李鹏。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119 布什的批评者指责说，这是给中国“送了大礼”。米切尔称，这次会晤“突出表明布什对华政策的失败”。120 　　1992年是大选年。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继续在对华政策上大做文章。加之1991年国会反复折腾最后也没有把议案送交总统，因此1992年国会两院早早就着手准备了。2月25日，参议院对经两院会商委员会通过的HR2112号议案进行投票，结果以59票对39票通过。赞成票比上年略有增加，但离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2/3（67票）还差不少。同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总统否决这一议案。3月2日，布什总统对议案予以否决。他在退还议案的信中说: 　　 我们手上握有有效处理这些我们关注的问题的政策工具，而且有现实的成功希望。 本届政府在各个不同方面的全面接触政策要求中国领导人负责任地行动，同时对中国的错误行为的后果也不抱任何疑问。 我们的做法是针对我们关注的某一具体领域采取适当的政策工具，以产生所要求的结果。 HR2112号议案严重损伤美国在华的实业利益，惩罚美国工人，减少美国人的就业机会。附带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严重损害中国倾向西方的、正在现代化的分子，削弱香港，增强反对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力量。121 　　 　　3月11日，众议院以357对61票推翻总统的上述否决。但参议院3月18日的投票结果是60对38票，离所需的否决票尚少7票。总统否决得以成立。在该项投票中，9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布什总统， 而5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鲍卡斯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单方面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对美国的伤害远大于中国。尤其是“没有别的国家会援引我们的先例，我们将独自行动。”122 6月2日，在进行党内提名的总统预选期间，布什总统宣布，他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白宫发言人费茨沃特在宣布这一决定时称：“如果我们希望影响中国，孤立中国就是错误的” 。他强调：“维持与中国接触的建设性政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23 　　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主流发誓要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契机，从总统手中夺回对外交政策的主导权。众议员皮斯和佩洛西又提出了新的议案（HR5318），该议案的条件与上年HR2112议案大致相同，但仅仅针对中国国营企业的出口产品，民营企业、合作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品不受影响。皮斯解释说，这样区分是考虑到先前有的众议员的批评，认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能损害美国的实业利益。但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松井批评说，要把哪些是、哪些不是国营企业的产品区别开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更诚实的做法是现在就断绝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当中国行为符合我们需要时再恢复这种关系。“现在我们似乎是想两者兼而得之。”耐克公司的游说人韩森表示，公司仍然反对这项议案。124 6月29日，皮斯又对这项议案进行了修改，把自动得到最惠国待遇的范围只限于由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7月2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了这项议案。7月21日，众议院以339票对62票通过这项议案。125 7月30日鲍卡斯和其他9位反对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参议员致函布什总统，信中指出，与中国在人权、武器不扩散和贸易等方面的谈判看来正在取得进展，“但同时也要坦率承认，在有些领域还可以做得更多。”8月4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唱名表决通过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附加条件的议案。该议案与众议院通过的实际相同。少数党领袖多尔等认为对此附加条件与其说是针对中国政府，不如说是为了使布什总统难堪。他说：“这是美国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狩猎季节的开始…… 是对布什总统的任意射击。”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查费说：“我们为什么要再做一次呢？……我们明明知道这是没有什么用的。”米切尔回击说：“这是每年‘对中国季节的道歉’”。126 9月14日，参议院以唱名投票法通过了众议院提出的HR5318号议案。9月28日，布什总统否决了该议案。他在把议案退还众议院时表示： 　　 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附加条件，其结果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稍晚取消，不会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HR5318号议案给我们的双边贸易加上了行不通的限制。遭到惩罚的包括中国生气勃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和香港，以及那些支持改革和以与外界的接触作为支持的中国人。 美国人也将受到影响。今年我国对中国的出口将达到80亿美元。中国对失去最惠国待遇的报复将使我们失去这个正在增长的市场，以及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工作。我们将把我们的市场份额让给我们的国外竞争者，他们对对华贸易没有附加任何限制…… 我们的政策寻求处理那些对我们具有至关重要的关注的问题， 并着眼于那个人口占全人类1/4的国家与我们的关系的未来。最惠国待遇是使我们的影响作用于中国的手段。全面接触是我们所使用的将这种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变化的过程。我们对华政策中这两个关键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强有力的东西，缺了其中一个也就使另一个失去效用。我们继续推进我们广泛的政策目标，而不必使美国人受到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我们政策中的这两个因素都是齐备的。127 　　 　　9月30日，众议院以345票对74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但10月1日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59票对40票，离推翻否决所需的67票差了8票。布什总统的否决得以成立。 　　 　　1992年下半年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 　　早在80年代初，台湾就向美国求购先进的战斗机。128 此后，F-16战斗机一直是台湾每年向美国提出的要求购买的武器清单中的第一个项目。129 到1992年，美国国防部越来越感觉到台湾和大陆之间在空军战斗力方面的失衡。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台湾失去了150架飞机。美国先前提供给台湾的F-5E和F-104屡屡失事，以至得了“寡妇制造者”的恶名，飞机总数由500架下降到了350架。而大陆的战斗机却在不断增加，还购买了 苏-27喷气战斗机。这样，大陆空军比台湾空军占有了明显的优势。1992年台湾积极进行游说，要求购买F-16战斗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在1月飞到华盛顿，与副总统奎尔共进早餐。这是从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双方最高级官员的会晤。130 　　里根政府时期，美苏激烈竞争，里根发起“战略防御计划”，大搞扩军备战，国防开支一路飙升，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布什当政以来，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又加上庞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布什政府不断对国防开支进行削减，战斗机行业是一个典型例子。1987年，美国军用飞机行业向美国军方和国外运交了1199架军用飞机，价值240亿美元。到1989年，美国军用飞机工业只生产了1110架飞机，价值170亿美元。此后，对作战飞机的订货继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军火商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通过增加对外出口来增加收入。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来支持美国军火商：指示美国驻外使馆向美国军品生产厂家提供更多帮助，在国务院成立防御贸易中心，建议北约成员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之间成立一个防务关贸总协定组织，允许在公开的条件下武器和防御技术的自由贸易。到布什任期的中期，美国陆军和空军首次公开支持出口诸如M-1A1-Abram 坦克和F-16隼式战斗机。131 　　在国际军火商对市场的竞争中，台湾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市场。从70年代以来，台湾保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台湾当时有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比较充裕的地区之一。而且台湾正在努力得到新式武器。法国的达索公司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台湾。1991年法国同意向台湾出售16艘护卫舰，价值40亿美元。台湾当局与法国达索公司就开始向该公司购买100架幻影2000-5战斗机开始了谈判，还附带了一项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核电站计划。如果所有这些计划实现，台湾的武器供应就不必再仅仅依靠美国，对美国军火商来说，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台湾这个市场。132 　　1992年春，布什政府内部一些官员已经提出了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如国防部长助理、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提出，应当向台湾出售50架这类飞机，以增强台湾的空中防卫能力。他不断向国防部长切尼和副部长沃尔夫威茨进言，结果，切尼领导的国防部到6、7月间已经在悄悄地努力推动F-16战斗机的交易。但到6月，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做出决定。国务院通知台湾方面，F-16战斗机仍然是禁止出售的。如果台湾真的需要先进的战斗机， 他们可以向法国购买幻影战斗机。133 　　1992年是大选年。在海湾战争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极高。1991年3月，他的支持率达到82%。但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到该年12月，他的支持率就下降到50%。到1992年4月，他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39%，而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人克林顿的支持率却一路飙升。134 7月29日，F-16战斗机的制造厂通用动力公司突然宣布，到1994年底，该公司将解雇它在沃思堡的部门的5800名工人。135 这一消息引来了对政府上述决定的猛烈批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说：法国政府正在积极促成幻影2000-5战斗机的交易，这“完全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愿意以牺牲6000美国人工作的代价来姑息北京的领导人，而法国政府所做的恰好相反。” 来自F-16战斗机生产地的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巴顿（共和党人）和吉林（民主党人）在国会充当了向政府施压的急先锋。7月14日，巴顿收到了通用动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紧急请求，希望他帮助扭转10年来限制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从7月中旬起，他和其他得克萨斯州的议员就不断向贝克（当时已经改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斯考克罗夫特、代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其他政府官员乃至布什本人进行游说。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议员则更借此攻击布什“更关心北京的共产党政权，而不关心孤星州工人的工作”。136 7月 30日，布什向得克萨斯广播电台的记者表示，他对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正进行“重新思考”。137 　　要求向台湾出售F-16的压力在继续增大。8月，由巴顿和吉林牵头，100名众议员（53名民主党、47名共和党）联名发出致布什的公开信，要求总统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出售，台湾不仅会购买法国的战斗机，而且还会购买法国的核电站和铁路技术。接着，54名参议员也联名向布什发出呼吁信，信中说：“向台湾出售F-15， F-16，还是 F-18并不要紧，问题的关键是台湾购买美国工人生产的美国飞机。” 138 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特森说，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是一笔 “梦寐以求的交易”，他批评政府拒绝这笔交易是一个“愚蠢的…… 呆板的政策”。得克萨斯州州长理查德指责政府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力，抱怨说：“我不知道乔治·布什与共产党中国之间有什么交易，但是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139 　　在国会的强大的压力下，在竞选形势的压力下，由国务院、国防部牵头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部际审查。这次审查导致了布什总统改变主意。9月2日，他出席沃思堡的竞选聚会。这次会的大幅标语是“谢谢总统先生，给美国以工作吧”。布什在会上宣布，他将授权向台湾出售在沃思堡生产的F-16战斗机。他说：“这一决定在我们考虑如何赢得国际竞争时，向美国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现在我们得把精力和注意力转向国内，来迎接国内的挑战，保障我们经济基础的安全，保证未来高工资高技术的工作存在于美国国内。能从空中投下导弹的国家，能创造技术奇迹的国家，在新时代经济竞争中能够并将生产世界需要的产品。” 他同时说，这并不表明“改变了本政府及以前列届政府的承诺”。140 在他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后没过几天，白宫又宣布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9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这两宗交易，一宗是给得克萨斯州的通用动力公司的，一宗是给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麦道公司的，这两个州与得克萨斯州一样，在竞选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州。而这两家公司是互相竞争的军火企业。这两笔交易的总金额为150亿美元，而1991年美国向第三世界出售的军火总共是142亿美元。141 这样，布什终于做出了卡特、里根所不敢做出的决定，向台湾出售了台湾求购了十年的先进武器。 　　布什在任副总统期间直接参与了《八·一七公报》的谈判，深知批准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是对该公报的严重违反。他事先要芮效俭大使私下转告中方，他很遗憾做出这一决定，希望中方能够谅解。布什事后对助手说，这是一个棘手的决定，他希望能争取连任成功，向中国人“做出补偿”。在白宫，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大使朱启桢说：“这一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既不是为了台湾，也不是冲着你们。这样做是因为它的生产线在得克萨斯州，而得州对总统至关重要。”142 必须说明，在《八·一七公报》达成后的数年中，美国基本是遵守在公报中的承诺的。1982年的售台武器价值5. 25亿美元，1984年为7.07亿美元，然后逐年有所下降，1991年为4.79亿美元。而150架F-16战斗机的价值是58亿美元，超过了1982至1991这十年售台武器的总和。143 　　9月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政府决定售台F-16战斗机一事提出最强烈抗议。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中国政府决定不参加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中东军控会议。9月7日，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克来北京就此事进行解释，刘华秋再次表示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为了缓和售台F-16战斗机的不良影响，布什政府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中美关系。9月11日，布什宣布取消对中国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的限制。12月 16日，美国商务部长富兰克林率团访华，与中方举行了中美商业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从而恢复了该委员会中断了三年的活动。一位官员说，这次访问的“一个没有说明的目的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希望继续重建与中国强大的商业关系”。富兰克林本人本不愿意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访问中国，但布什坚持，这次访问是重要的。在她结束6天访问回来的时候，她对批评这次出访的回答是，与中国“接触是继续促使他们进行市场改革的途径，这也是通向民主之路”。144 23日，布什政府又宣布恢复执行4项军用品协议，包括归还中国8架送到美国更新电子设备的歼—8战斗机、弹药生产线和4枚鱼雷。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这只是恢复中美之间中断长达三年半的军售协议，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新的武器的计划。 　　从1989年6月到1993年初布什政府结束这三年半时间， 是中美关系经受急风暴雨考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中国政府、布什政府、美国国会。中国政府既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不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又表示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滑坡，并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措施来恢复两国关系。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本来对共和党连续三届执政十分不满，苦于找不到向共和党政府发起进攻的把柄，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为他们手中的有力工具。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制裁，要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或者对这种地位附加苛刻的条件。他们的主张一旦得逞，那就是中美关系的大倒退，即使两国关系仍然勉强得以维持。如果那样，那么不管接下来的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中美关系的修复就都是十分困难的事。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以来，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党派斗争的因素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表现得这样突出、强烈。 　　布什总统懂得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即使是在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他比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都更了解中国。 因此虽然他也在北京政治动乱以后对中国施加了一些制裁措施，但他拒绝了国会提出的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尤其反对把这些制裁措施法律化，因为一旦法律化，主动权就到了国会手中，以后要改变也就成了困难的立法问题；而如果以行政命令来实行制裁，那么总统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加以改变，取消制裁，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他尤其奋力抵制了国会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压力，因为他知道最惠国待遇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知道一旦附加了条件，就会给中美关系套上枷锁，严重剥夺总统处理对华政策的机动能力， 甚至使总统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克林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了条件，除了别的负面影响外，结果是为难了他自己。当着国会中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时，布什总统提出了与中国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他与中国决策者一起，维持了中美关系。这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9 (1990), p.516. 2 Fragile Relationship, p.230. 3 Fragile Relationship, p.240. 4 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在1989年初，7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See Steve M.Teles,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oup in the Making of U.S.-China Policy”, in Robert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 and U.S.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44. 5 Public Papers: George Bush, 1989, Vol. I (1990), pp.669. 6 Robert S. Ros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Origins of Engagement”,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30. 7 《布什与中国》， 第108。 8 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写道，在那些年里，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国务院主导，也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掌管，而是布什总统自己负责的。他对中国知道得那么多，管得那么细，以致一些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提到总统时都把他当成国务院中国处的主管官员。见James A. Baker, III,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n, War and Peace, 19898—1992( New York: G.P. Putman’s Son, 1995), p.100. 9 A World Transformed , pp.89，98. 10 Herbert S. Parmet, George Bush. The Life of a Lone Star Yankee (New York: A Lisa Drew Book/ Scribner, 1997), p.398. 11 Public Papers: Bush, 1989, Vol. I (1990), pp.669-670. 1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9 , pp.527. 13 《人民日报》1989年6月7、9日；《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7页。 14 Fragile Relationship, p.230；《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7页。 15 Public Papers : Bush, 1989, Vol. I (1990), pp.695-696. 16 关于改良歼8机的项目见本书第 页。 1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8页。 18 Making China Policy, p.31. 当时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所罗门回忆道，贝克实际上并不想切断所有两国之间的高层联系，他心里想的是即将访华的商业部长莫斯巴赫尔取消他的访问。但宣布的决定却是暂停一切高层访问。总统对此感到极为烦恼。贝克也觉得他把事情办糟了，没有反映总统的真实想法。此后一段时间，贝克没有再积极过问中国的事态，反正“总统本人就是处理日常中国事务的官员”。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成了国务院与白宫在中国事务上的主要联络人。China Confidential, pp.446-447. 实际上，布什的后一项决定只是重复世界银行已经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世界银行董事会已经决定暂时不讨论中国提出的7. 65亿美元的贷款申请。《布什与中国》，第111页。 19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9, No.2149 (August 1989 ), p.77. 20 Fragile Relationship, p.226. 21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79页。 22 《人民日报》1989年6月23日。 23 Fragile Relationship, p.226. 24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 25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80、282页。 26 Fragile Relationship, p.226. 27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9, No.2151( October 1989 ), pp.27-28. 28 Harry Harding,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7), p.169. 29 A Great Wall, p.344-345；并见本书 页。 30 参见Fragile Relationship, p.244. 在布什总统任内，国会的参众两院民主党都是多数党，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从1994年11月中期选举以后，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都是共和党。有的美国学者这样总结在这两任政府中白宫与国会的斗争：在布什政府时期，国会以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上为难总统；在克林顿任内，国会以台湾问题为难总统。这样说虽不很全面，却是突出了重点。采访卜睿哲。 31 George Bush, All the Best: My Life In Letter an Other Writings (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 1999), pp.428-431.布什在信中用了“老朋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 32 A World Transformed, pp.102-103. 33 A World Transformed, pp100-111；About Face，p.206；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 78-80. 34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 35 A World Transformed, pp107-111. 36 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清楚，文化的冲突在我们之间形成了鸿沟。中国人对外国‘干涉’的反感是无所不在。他们关注的是安全和稳定，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自由和人权。”见A World Transformed, pp.110. 37 George Bush, All the Best: My Life in Letter and Other Writings, 428-431,435-437. 1989年7月14至16日，每年一度的七大国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在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对北京政治动乱的处理是“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38 《人民日报》1989年8月2日；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9 , pp.524-525；Politics of Diplomacy, p.110. 39 《人民日报》1989年8月12日。 40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7页。 41 《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 42 《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 43 Politics of Diplomacy, p.111-112. 44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4日。 45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4日。 4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440页。 47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9、11月1、2日。 48 《布什与中国》， 第118页。 49 Public Papers : Bush, 1989, Vol. II (1990), pp.1473-1474. 50 “ China. Advice from a Former President”, Time, November 20, 1989, pp.32-33. 51 Beyond Tiananmen, p.98. 52 《邓小平思想年谱》， 第442页。 53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11日。 54 见本书第 页。 55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0、21、23日；《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92-293页。 56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5日。 57 About Face，pp. 212- 214. 58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4-26日。 5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9 (1990), pp.527-528. 60 About Face， p.214; A Great Wall, p.366；Making China Policy，p.31; Beyond Tiananmen, pp.101-102. 61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96页。 6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63 《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0、11、15日。 64 《中美关系的轨迹》，296-297页；Fragile Relationship, p.256 ；About Face, 223. 65 Public Papers: Bush, 1989, Vol. II (1990), pp1683. 66 About Face，p.223. 67 About Face，p. 229. 68 About Face，pp.227-229；A Great Wall, pp. 366-368. 6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9, p.528-531. 70 《布什与中国》， 第121页。 71 见本书 页。 7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9, p.530. 从此时直到布什任期结束，布什总统一共批准了三次由中国火箭发射9枚美国卫星。但这9枚卫星并非全在布什总统任内发射，如1996年2月15日中国发射失败的劳拉公司的卫星就是布什在1992年9月批准的。布什1989年12月的决定使一些人权观察者大感意外，他们认为这是行政当局制裁政策的大倒退。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92. 73 《布什与中国》，第122页。 74 《布什与中国》，第122-123页。 75 《人民日报》1989年 12月12日。 7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9, p.529. 77 《中美关系的轨迹》，299页；Public Papers: Bush, 1990, Vol. I，pp.30-31. 78 Public Papers: Bush, 1990, Vol. I (1991)，pp.78-79 , 102-103. 并见A Great Wall, p.366; Making China Policy，p.31; Beyond Tiananmen, p.102. 79 北京政治动乱后，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大使馆。1990年6月，中国政府允许方励之赴美就医，对此，美国表示“欢迎”。26日，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在就方励之问题答记者问时说，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已释放了三批共881人。 80 采访蓝普顿。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蓝普顿参与了组织、安排和接待这次访问。 81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13页。 82 Lena H. Sun, “ 20 Years of Changing Sino-US Tie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1992, p.A-21. 83 China Confidential，pp.327-328. 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和国务院中国处处长塞耶认为，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人两次表现了异常的热情。 84 见本书第 页的表格。 85 About Face，pp.231- 232. 86 《布什与中国》， 第125页。 8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06-307页。 88 《布什与中国》， 第126页。 8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8，1991，p.1513. 90 《布什与中国》，第126页。 9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 April 27, 1991，p104. 92《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20页。 93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May 18，1991, p.1260；July 27, p.2056. 9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7, 1991, p.2056. 9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1991，p.122；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May 18, 1991, p.1260. 9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1991, p.121；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7, 1991, p.2056. 9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0, 1991, p.1972. 9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8，1991, p.1512； Beyond Tiananmen, p.120. 9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1，1991, p.1434. 100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 June 8, 1991, p.1512; June 15，1991, p.1568. 10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8, 1991, p.1513. 102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8, 1991, p.1513-4. 103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2，1991，p.1652. 10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7，1991，p.2056. 10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9,1991, p.1737 10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 June 29，1991，pp.1738-9. 107 在投票前，18位共和党参议员曾敦促布什总统签署该议案，后来为了共和党的团结一致多数改为支持布什总统，仍有8位议员支持该议案。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9, 1991, p.1739. 10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9, 1991，p.1739. 10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29，1991，p.1740-41. 米切尔的议案的条件与此大致相同，减少了一些条件，多了另外一些条件：不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降低关税，使美国产品得到更大的市场准入，遵守核、化学和生物武器不扩散的限制和控制。关于不出口劳改产品问题，详见本书 页。 110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13, 1991，p.1880. 11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0，1991，p.1971. 112 Robert Sutter, “ The U.S. Congress: Personal, Partisan, Political”, Making China Policy, p.95；《布什与中国》，第129页） 113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7，1991，p.2056. 11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0，1991，p.1972；July 27，1991，p.2054. 115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24页。 11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27，1991，pp.2055-6. 11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1992，pp.157. 118 Beyond Tiananmen, pp.130-131; Elaine Sciolino,”US Lifts Its Sanctions on China over High-Technology Transfe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1992, p.A-1. 119 John E. Yang, “China’s Li Snubs Bush on Rights; US –Sino Meeting Came Amid Protest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1992, p.A-17. 120 Beyond Tiananmen, pp.133；《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35页。 121 Public Papers : Bush, 1992, p.363. 122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92，p.158. 123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6, 1992, p.1594；Don Oberdorfer, ”Bush Faces Opposition on Renewal of Trade Benefits for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 1992, p.A-20. 12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ne 6, July 4，1992, pp.1594, 1933. 12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92，p.159. 12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 August 1992，p.160. 12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October 3, 1992, p.3094. 128 见本书第 章第 节。 129 About Face，p. 264. 130 About Face，pp. 264-5. 131 张清敏：《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100-102页。 132 张清敏：《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109页。 133 A Great Wall，p. 378；About Face, pp.265-6. 134 Robert Ross, ”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Origin of Engagement”, Making China Policy, p.33. 135 About Face, p.266. 136 Don Oberdorfer, “1982 Arms Policy with China Victim of Bush Campaign, Texas Lobbying”,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1992, p. A-31。该州州旗为一颗五角星，故又称孤星州。 137 About Face, p.267. 138 张清敏：《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109页。 139 张清敏：《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111页。 140 张清敏：《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112页；Don Oberdorfer, “1982 Arms Policy with China Victim of Bush Campaign, Texas Lobbying”,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1992, p. A-31. 141 About Face, p.268. 142 A Great Wall, p.378. 在此之前，7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主任包道格邀请朱启桢大使和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洁篪到白宫与总统一起喝茶，总统已经把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事向他们作了解释，并称，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事情，他必须得这样做。见Beyond Tiananmen, p.141. 143 Don Oberdorfer, “1982 Arms Policy with China, Victim of Bush Campaign, Texas Lobbying”,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1992, p. A-31. 144 Stuart Auerbach, “ Franklin Defends Costly Trip to China; U.S. Business Benefits, Commerce Secretary Say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3, 1992, p.A-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