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九章 好事多磨 第一节 经贸关系与中国“入世”谈判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经贸往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中，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52亿美元猛增到122.73亿美元， 年均增长15.08%。中国对美国出口由1979年的5.9亿美元增至44.1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由18.6亿美元增至78.6亿美元。（见表1、2） 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这一时期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而且高于美国和中国各自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根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起，美国就超过了西德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地区和日本。中美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8%上升到1989年的9.1%。 在80年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除原有的一些农副产品、畜产品、陶瓷和玩具外，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198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16.07亿平方码，金额达22 .4亿美元，纺织品和服装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此外，原油和成品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二大商品，每年出口原油量达300-400万吨，并出口一定数量成品油。自1987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轻工业品、有色金属等也有较大增长。 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农产品、化工原料和木材一直占较大比重。仅小麦每年进口量就达数百万吨。8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机电仪表等技术产品的比重迅速增加，由1984年的24%增加到1987年的42.2%，主要品种包括民用飞机、柴油机车、各类电子计算机、以及石油勘探开采、化工和发电设备.1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施压，实行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对中美贸易造成负面影响。2 　　　　　　　　表 1 1972—1988年中美贸易（中方统计） 　　　　　　　　　　　　　　　　　　　　　　　　　　　　　　　（单位：万美元）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总 额 　1972 331 957 1288 1972 22066 3972 26038 1974 37285 10286 47571 1975 34183 12888 47071 1976 16064 15604 31668 1977 11462 17963 29425 1978 72110 27067 99177 1979 185659 59501 245160 1980 383021 98106 481127 1981 438253 150579 588832 1982 371675 161925 533600 1983 232167 172017 402384 1984 366338 229971 596307 1985 437336 265160 702496 1986 352709 246643 599325 1987 380936 296266 677202 1988 565193 320996 826189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对外贸易》附录三 　　尽管如此，由于布什政府得以抵制国会的压力，保持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从而维护了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更给两国的双边贸易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所以在90年代，中美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增长。据中方统计， 199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28.4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在18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18%以上。1996年，按各自的统计，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1.6%，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42%。美国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1990年至1996年的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增长速度。（见表2） 　　 　　　　　　　　　表2 1989—2000年中美贸易（中方统计数字）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总 额 贸易平衡 1989 78.6 44.1 122.7 -34.5 1990 65.8 51.9 117.7 -13.9 　 1991 80.08 61.9 142 -18.1 1992 89 85.9 174.9 -3.1 1993 106.8 169.6 276.5 62.7 1994 139.7 214.6 354.3 74.9 1995 161.2 247.1 408.3 85.9 1996 161.5 266.8 428.4 105.3 1997 162.9 326.9 489.9 163.9 1998 169.6 379.9 549.3 210.1 1999 194.7 419.4 614.2 224.6 2000 223.6 521 744.7 297.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增长对两国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比较低廉的劳动成本，降低了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格，有助于舒缓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世界银行1994年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就中国而言，数百万工人从事对美出口的加工组装业，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一些技术相对先进的产品，也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中美贸易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以转口贸易为主，即无论中国对美国出口，还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大量货物都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据美方资料分析，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3 第二，以加工贸易为主。到80年代中期，一般贸易在中美贸易中仍占主导地位，所占比例在80% 以上。随着外国在华投资的逐渐增加，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1986年到1996年，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由5.82亿美元上升到615亿美元，在中国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88%上升到40.72%，年均增长率达59.4%，而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17.2%。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加工贸易在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50.8%上升到1997年的71.4%，高于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额的54.5%。4 即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为加工产品，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初级产品，加工后再出口。以转口和加工为主的贸易方式，促进了两国贸易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两国贸易统计与贸易实况之间的较大偏离。第三，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中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美国国内生产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如进口这些产品。而中国目前还不能生产大型民航客机等。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玩具、鞋类、纺织品、服装、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根据美国《商业日报》分析，1997年美国零售商共进口15亿双鞋， 价值超过134亿美元，其中10亿双是从中国进口的；到1997年为止，中国已从美国订购了387架波音和麦道飞机，价值183亿美元。美国出口的飞机在中国民航飞机中占60%。5 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与中美贸易同步发展的是美国对华投资。美国在华大规模直接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从1993年起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期，到2000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1309 个，合同投资金额 604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02亿美元。（见表 3）美资企业在数量和协议金额方面均仅次于香港而居发达国家之首。从1998年起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华投资有几个特点。第一，分布领域宽广，美国企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所有领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资正在迅速进入第三产业。第二，大公司投资比例高。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各国公司中，前20名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通用汽车、可口可乐、摩托罗拉、通用电气、柯达、杜邦、雪佛龙、宝洁、纽约人寿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恒康人寿保险。这11家公司的总投资已达75.8亿美元，约占美国在华实际投资的三分之一，显示了 大公司的实力。6 第三，技术比较先进。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把它们比较先 　　　　　　 　　　　　　　　　　　　表3 美国对华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美国 全国 比重% 美国 全国 比重% 美国 全国 比重% 1980-82 21 922 2.28 247.0 6012.3 4.11 208.5 1168.1 21.27 1983 32 470 6.81 477.52 1732.2 27.57 83.1 636.3 13.07 1984 62 1856 3.34 165.18 2651.2 6.23 256.2 1258.2 20.36 1985 100 3073 3.25 115.20 5932.3 19.42 357.2 1661.5 21.50 1986 102 1498 6.81 541.5 3330.4 16.26 326.2 2243.7 14.54 1987 104 2233 4.66 342.2 3708.8 9.23 262.8 2313.5 11.36 1988 269 5945 4.52 370.4 5297.1 6.99 236.0 3193.7 7.39 1989 276 5779 4.78 640.5 5599.8 11.44 284.3 3392.6 8.38 1990 357 7273 4.91 357.82 6596.11 5.42 455.99 3487.11 13.08 1991 694 12978 5.35 548.08 11976.82 4.58 323.20 4366.34 7.40 1992 3265 48764 6.70 3121.25 58123.51 5.37 511.05 11007.51 4.64 1993 6750 83437 8.09 6812.75 111435.66 6.11 2063.12 27514.95 7.50 1994 4223 47549 8.88 6010.18 82679.77 7.27 2490.80 33766.50 7.38 1995 3474 37011 9.39 7471.13 91281.53 8.18 3083.01 37520.53 8.22 1996 2517 24556 10.25 6915.76 73276.42 9.44 3443.33 41725.52 8.25 1997 2188 21001 10.42 4936.55 51003.53 9.68 3239.15 45257.04 7.16 1998 2238 19799 11.30 6483.73 52102.05 12.44 3898.44 45462.75 8.58 1999 2028 16918 11.99 6016.11 41223.02 14.59 4215.86 40318.71 10.46 2000 2609 22347 11.67 8000.9 62379.5 12.83 4383.9 40714.8 10.77 进的技术带进中国，从而带动了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口可乐带动中国软饮料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例。从90年代以来，通用汽车、IBM 、微软、摩托罗拉、惠普、宝洁、杜邦、朗讯科技等高科技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逐步实现技术研发本地化。第四，管理规范，水平较高。这些公司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随着资本进入中国，它们也把这套管理办法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相关行业提高管理水平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在1989年后的近十来年里，中美经贸关系受到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的影响。此外，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比较突出的还有三个问题：贸易平衡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市场准入问题。 　　贸易平衡问题。7 从表 2 中可以明显看出，以1993年为转折点，在此以前，中国连年入超，而从1993年起，中国由入超转为出超，而且贸易赢余大幅度上升，到2000年达到297亿美元。而美方统计显示，从1983年起，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存在逆差，到2000年已经达到838亿美元。这样，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中贸易逆差占了美国外贸总逆差的四分之一。（见表4） 　　为了弄清楚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差异过大及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1994年，美方同意中方倡议，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下成立双边贸易统计小组，进行专题研究。美方成员由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专家组成，中方成员由中国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的专家组成。双方专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比较了中国、美国和香港地区1992年和1993年的贸易统计数据，处理了几十万条记录，整理了几百套分析表，根据翔实的数据形成了《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和投资工作组贸易统计小组工作报告》。报告认为，美方由于对转口贸易的估算有误，导致高估 了对华贸易逆差。 　　第一，美方的进口统计包括了因转口而产生的增值。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认为，这种转口贸易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 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1992年和1993年香港向美国转口中国内地产品的增加值分别为52.3亿美元和63亿美元。美方将香港转口增加值也统计成来自中国的进口，从而大大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值。 　　　　　　 　　　　　　　　　表 4 1971-2000年的美中贸易（美方统计） （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对中国出口 从中国进口 总 额 贸易平衡 数 额 增长（%） 数 额 增长（%） 数 额 增长（%） 1990 48 -17.2 152 26.7 200 12.4 -104 1991 62 29.2 190 25.0 　252 26.0 -128 1992 75 21.0 257 35.3 332 31.7 -182 1993 88 17.3 315 22.6 403 21.4 -227 1994 93 5.7 388 23.2 481 19.4 -295 1995 118 26.9 456 17.5 574 19.3 -338 1996 120 1.7 515 12.9 635 10.6 -395 1997 128 6.7 625 21.4 753 18.6 -497 1998 143 10.9 712 13.9 855 13.4 -569 1999 131 -8.4 　818 15 949 13.3 -687 2000 162 24.0 1000 22.3 1163 22.6 -838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第二，美方的出口统计忽视了对华的转口出口。据联委会专家的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中，经香港转口的只占香港方面统计的四分之一左右。1992年和1993年经香港转口的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分别约有18亿美元和23亿美元未被计入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中。 此外，美国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1996年12月5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官员在美国《商业日报》上指出，由于出口不像进口那样能够通过征税为政府带来直接收入，所以美国出口统计可能漏掉了10%以上的记录。据此推算，1992年和1993年美国对华出口统计可能分别漏掉10亿美元以上。 考虑到上述因素，1992年和1993年美方对华贸易逆差分别高估了约80亿美元和96亿美元，即平均高估70%左右。1996年美方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被高估了160亿美元左右。 就统计方法而言，中美贸易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统计的。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认为，目前国际通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货物在该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按原产地统计，便将该国列为原产地国。但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来自进口，该国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不高。1996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中所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按原产地统计，将这2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实际上是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中国的结果。 中国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加工贸易出口的扩大。1990年至1996年，中国出口总额从621亿增加到1511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从254.2亿美元增加到843.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2.1%，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1%增加到55.8%，在对美出口中高达70%。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由此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而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但美国对东亚整个地区的逆差却变化很小。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从1987年到1995年，美国对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减少到78亿美元，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8亿美元增加到338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上述转移过程，也说明美国对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关系在总体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8 　　知识产权问题。90年代，中美两国间曾因知识产权问题发生三次激烈纠纷，每次都到了贸易战的边缘。 1989年5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发布了它的第一份“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报告虽然没有将任何国家确定为“重点外国”，却将中国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当年列入“重点观察名单”的总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与此相应，美国也没有发起针对任何国家的调查。1990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发布了它的第二份“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国再次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在1991年4月26日发布的“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中国被确定为“重点外国”，被指责为在知识产权法律、做法和政策中均有不足和缺陷。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专利法》有缺陷，尤其是不对化学品，包括药品和农业化学品，提供产品专利的保护；对首次发表于中国之外的美国作品，不提供版权保护；《著作权法》及有关规则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过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足。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指出，中国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的有效实施。9 这四个方面正是后来中美关于知识产权谈判的基本问题。 中国对美国的做法感到震惊和不解。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商标法》和《专利法》，已经颁布并且即将实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还规定将计算机软件作为一种特殊作品予以保护。中国也加入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国际公约。此外，中国还依据自己的法律制度，处理了一大批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些进展是有目共睹的，要求中国一下子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高度显然是不现实的。 然而，美国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不给予充分的保护，严重损害了美国厂商的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 。 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称，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是惟一的既不对美国药品和化学品提供产品专利保护，又不对美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的国家。“中国普遍存在着对各种知识产权的侵犯，造成了美国产业的巨大损失。”10 美国贸易代表在发起调查后，中美两国进行了数轮磋商。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是按照美国一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是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过渡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还是不顾中国国情一下子就要求中国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上，这不仅是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争论的焦点， 也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最后，谈判集中到了美方一再坚持的六个问题上：专利保护的范围和期限；专利的过渡性保护与强制许可的限制；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条件与期限；对录音制品的追溯保护；对著作权法的修订；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根据“特别301条款”的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应当在调查发起后的6个月内做出是否制裁和采取何种制裁措施的决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期3个月做出有关决定。在美国发起调查6个月后，1991年11月26日，希尔斯宣布，拟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6种商品, 包括箱包、服装、鞋类、玩具、钟表等，加征100%关税的清单，价值达15亿美元。中国随即提出了价值达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 列入清单的货物包括玉米、棉花、飞机、钢铁和化工制品等。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实业界对这种形势十分不安。12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与中国的谈判再延长一个月。11 　　正在这时，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有了初步的结果，提出了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草案。这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提供了参考依据。1992年1月初，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吴仪率代表团抵华盛顿进行谈判。 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战，中方在谈判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经过紧张工作， 1992年1月17日（华盛顿时间1月16日），在美国贸易代表做出制裁决定前的几个小时，中美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即《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承诺保护著作权、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保护电脑、软件、书籍和音响制品的版权。美国贸易代表随即宣布， 终止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做法的调查，并取消对中国的“重点外国”的确定。一场贸易战得以避免。 中国对执行1992年《谅解备忘录》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加大了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力度。但1994年6月，美国以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侵权行为失控为理由，再次要求对中国进行6个月的“特别301调查”。这一次，美国针对的是与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激光唱盘等产品的盗版问题， 声称中国的侵权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中美两国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共进行了七轮磋商。其间中国在打击音像制品盗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但美国仍表示不满，并将矛头指向盗版源头——工厂，特别盯上投资4000万美元生产音像制品的深菲公司。中方认为只要达成协议，可以考虑深菲问题。但是美方说：必须先关闭深菲，才能达成协议。中国为了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先关闭了南京一家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音像制品厂恰恰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中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1994年12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公布了价值达28亿美元的对华贸易报复征求意见清单，并称中国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满足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子、发电机、自行车、鞋、玩具等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两个小时后，中国公布了对美国的报复清单。1995年2月4日，坎特宣布了对华实施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随即做出反应，也宣布了对美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 美方清单将原定为28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削减为10.8亿美元，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如运动鞋、箱包等产品则不在其内。相比之下，中国对于美国的报复清单除贸易外还增加了投资一项。由于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竭力争取在中国合资生产汽车的许可， 因此这将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 清单公布后，在实施清单前的最后时刻， 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从美国飞抵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最后阶段的磋商。美国代表感受到了来自国内一些大企业总裁强大的压力，没有再对有关中国立法与执法的问题提出过分的要求，中国也做出了一些务实的让步，在坚持不同意美方在中国独资生产音像制品、软件和出版物等要求的同时，中国允许中美双方以合资的方式生产上述产品。双方的立场逐步接近。 1995年2月26日晚 ，巴尔舍夫斯基和中国国务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草签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美两国间长达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落下帷幕。12 协议签订后， 美国的一些企业和行业协会认为中国没有认真执行协议，要求贸易代表对中国施加压力，重新考虑对中国的制裁。1996年4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发布了当年度的“特别301条款”审查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认真执行1995年的知识产权协议，再次将中国确定为“重点外国”。报告说：“在知识产权，尤其是享有版权的唱片、音乐、影视作品和商业软件、游戏软件方面，中国仍然是广泛的侵权场所 ……中国在制止侵权产品的零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却没有制止在中国的大约31家工厂对CD、影视产品和CD-ROM的非法生产。没有防止侵权产品的出口，也没有兑现准许合法的影视产品进入其市场的承诺。”1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明提到，这次不需要对中国发起新的调查，只要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现有协议，就可以立即对中国实施制裁。 1996年5月15日，依据贸易法第306条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实施1995年的协议。据此，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征收惩罚性关税，价值30亿美元。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中国外经贸部发布公告，提出了反报复措施。美国贸易代表随即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清单举行了公众听证会， 并确定了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除非中国令人满意地执行了1995年的知识产权实施协议，制裁措施将于6月17日起实施。 　　在此期间，一方面，两国间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三次谈判在紧张进行；另一方面，中国加大执法力度，关闭了15家生产盗版制品的工厂，并宣布不再建立新的CD工厂，停止进口CD压缩机；严厉打击侵权产品的生产者、批发者、零售者和运输者，以及地下工厂和地下影院；海关严查侵权物品，在北京机场扣留了两万张侵权CD和VCD，广东海关查获了1.9万张VCD；就建立音像制品的合资企业、进口美国影片和确保公私实体使用合法的计算机软件等，确立了规则、程序或下发了通知，表明了中国认真执行1995年知识产权实施协议的意愿和决心。14 　　1996年6月17日，就在美方的贸易制裁生效之前，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三个知识产权协议。中美之间第三次贸易战又化险为夷。 　　市场准入问题。由于中美贸易赤字的存在和扩大，市场准入问题成为美国方面特别关注的问题。美国方面认为，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壁垒，存在非公平贸易的问题。 　　　1991年4月美国提出了中国市场准入问题，6月就此举行第一轮会谈，8月举行第二轮会谈。美方提出了关于减少中国市场准入壁垒的建议案，包括具体行动建议和开放生产的时间表，设计透明度、进口替代、进口许可证等许多问题，并要求中国在一个月内做出答复。此后，中美双方又经过数轮艰难谈判，双方又一次到了贸易战的边缘，终于在1992年10月10日签署了中美《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在一定的时间内使中国的进口管理体制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美方承诺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并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1993年底中国取消了238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1994年6月再次取消了195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中国还就美国的苹果、小麦、樱桃、家畜进口的动植物检疫放宽了限制。为了推进中国的复关，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中美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主要就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星期的谈判，但美国要价太高，以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6年4月，中国政府兑现江泽民主席1995年11月在大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作的诺言，把中国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4000多种的关税下调 30%， 使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低到23%； 同时，还取消了170多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取消了大部分外资企业的进口减免税收优惠政策。1997年3月，中国外经贸部负责人又表示，到2000年，中国将把关税平均水平降低到15%；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实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已由过去的1247项降低到384项，今后将进一步减少。1997年10月1日，中国再次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涉及总税目73.48%的4874个税号，平均降幅26%，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从23%降低到了17%。这次减税后，中国从1993年以来关税降低幅度已经达到60%；同时，在非关税措施、外贸管理、服务贸易等方面，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与世贸组织原则相一致的重要步骤。15 　　尽管如此，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仍然没有多少进展。中美谈判集中在关税、服务贸易和农产品关税配额这几个市场准入问题上。1999年1月， 朱镕基总理向来访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银行、保险和农业，以加入世贸组织。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年内中国政府将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从现在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在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中，双方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标准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中国原本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 创始缔约国之一,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中 断了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1982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资格，并于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5年10月3日—9日，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沈觉人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利用列席关贸总协定特别締约方大会的机会，在日内瓦分别同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共体代表团就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席位的问题进行了首次非正式磋商。1986年7月，中国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复关的申请。1987年3月, 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成立, 从此，中国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开始了漫长的复关谈判。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中国的复关谈判随即转为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中国申请复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的需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复关对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作为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理应参与制定21世纪世界的经济贸易规则。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的复关、入世谈判大致可以分做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谈判是从1986年7月提出复关申请到1989年5月中美第五轮关贸总协定双边磋商达成谅解。这期间，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进行了十几次双边磋商，并就中国复关的一些核心问题基本达成了谅解，而且中国工作组通过连续召开7次会议，也基本结束了中国外贸制度的答疑和综合评估工作，中国复关议定书基本成形，无论在多边谈判还是在双边磋商中已基本形成共识——1989年底结束复关谈判。这一时期美欧等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与统一实施、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和选择性保障条款等5个中心问题。这些基本是中国贸易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未全面涉及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各方面的反应表明，中国复关指日可待。 　　第二阶段，1989年6月至1992年2月。北京政治风波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对华实行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加之国内经济处于治理整顿阶段，复关的双边磋商和以日内瓦工作组会议形式进行的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入停顿，第8和第9次工作组会议均为象征性例会。 第三阶段，1992年2月到1994年底。复关谈判重新启动并进入敲定权利与义务的攻坚时期。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的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这些都要求加快复关谈判的步伐，尽快参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将于1995年1月成立，中国把复关时间定在 1994年底。中国在谈判中采取了务实和灵活的态度，把一些原则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暂时搁置一边，试图待具体复关条件谈妥后再回头讨论解决。但中国的主要谈判对象国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灵活态度，而是漫天要价，“滚动式要价”，即先提出一些要价，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加码，谋求中国做出新的承诺与让步，中美谈判的焦点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相互适用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没有接近。 　　第四阶段，1995年7月至1998年11月。1995年6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11月，中国复关谈判正式转为入世谈判。1996年2月，中美双方举行第十次磋商，中方对美方提出的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8项要求逐项做出反应。这些要求是美方在1995年11月提出的所谓中国入世“路线图”。1996年3月，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入世谈判中，中方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2）以乌拉圭回合协议为基础，承担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3）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中美双方此后的谈判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而且包括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市场准入等广泛的问题。 1996年6月14日，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访华，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举行正式磋商。经过5天坦率并富有建设性的会谈，17日双方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一致。这是中美双边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1997、1998年中美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双边关系明显改善。在两国首脑的会谈中，双方又一致认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的利益。”16 但美国政府仍然竭力谋求中国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在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时，中国方面提出，中国准备与美国达成一揽子协议：中国在包括金融保险业、移动电话业务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方面做出让步，并在基础电信方面也做出让步并做出开放时间表方面的承诺，同时要求美国在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1999年底中国入世、取消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制裁、取消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这些方面也做出承诺。但克林顿不肯表示明确态度。17 　　第五阶段， 1998年11月至1999年11月。1998年底和99年初，中美双方都在准备朱镕基总理访美。起先，双方都希望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因此在1999年2、3月份举行了密集谈判，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也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进一步承诺。但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强烈反弹，在所谓中国“窃取”核技术和卫星技术、李文和事件、《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等一系列问题上攻击克林顿政府，竭力毒化中美关系的气氛。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下，克林顿总统在是否实行“一揽子方案”问题上又犹豫起来。3月30日，巴尔舍夫斯基为磋商中国入世问题匆忙访华，并受到朱总理的接见。中方提出了一揽子让步方案，主要内容有：废除禁止外资参与通信事业的措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柑橘类和小麦等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中方希望在这个一揽子方案基础上达成协议。并强调，为了达成协议，双方都应该做出妥协。但巴尔舍夫斯基在会晤后发表声明说，两国谈判虽有重要进展，但双方还存在很大分歧。她的访华所传达的信息实际是，在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能否达成协议尚难断定。18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内部，甚至美国贸易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可以与中国达成“商业上可行的”协议意见分歧。巴尔舍夫斯基知道，商界强烈支持与中国达成一个有实质内容的协议，但国会不支持。因此她的态度也犹豫不定。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与中国达成协定，其中多半的原因是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商务部是支持的，但财政部犹豫。国务院也是支持的，但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则关注更多。在朱总理访美前夕，这种政府内部的辩论变得相当激烈。19 　　尽管如此，朱镕基总理仍于1999年4月6日如期开始对美国的访问，这是15年来中国总理首次访美。6日，朱总理访问洛杉矶。 7日下午，朱总理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的谈判地点由北京移到了华盛顿，中国谈判代表龙永图等也先期赴美。7日朱总理住进布莱尔国宾馆后，克林顿总统临时邀请他晚间到白宫进行家常式的小范围的非正式会晤，为次日的正式会晤提前进行沟通。双方谈了两个半小时，直到深夜11时半才结束。克林顿告诉朱镕基，目前美国国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声浪很大，除非取得可以抵挡国会议员炮火的“防弹”协议，否则双方最好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如果国会否决中美之间的协议，不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待遇——而这是协议的核心内容，那就将是灾难性的。克林顿还表示，美中双边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建议双方在次日的高峰会谈中至少解决一些市场开放议题，特别是签署农产品检疫标准的协议，并以联合声明的方式锁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作为峰会的主要成果。 朱镕基表示同意这一建议。随后，白宫立即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联合声明”草稿，双方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直至深夜。20 　　就在这天，克林顿总统在华盛顿和平研究所外交政策演讲会上阐述对华政策。他说， 我们的长期战略必须是鼓励中国进行这类发展——帮助中国国内发展成一个强大、繁荣和开放的社会……将中国 融入到有利于促进关于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机制中。我们必须创造机会，求同存异，与中国合作，一如我们坚决保护自己的利益。 讲到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问题时，他说：“底线是：如果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美国若对它说‘不’，将是莫名其妙的错误”。21 　　4月8日上午，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在白宫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当两位领导人刚刚宣布，中美将就中国入世谈判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发表联合声明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了把已经达成的内容确定下来，就在会场外向无法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们散发了一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长达17页的附件，接着又在网上加以公布。美方这一单方面的行动引起中方强烈不满。陪同朱总理访美的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能否发表联合声明，要看讨论的结果如何。国务委员吴仪也就联合声明问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李侃如发生了“争吵”。22 　　当晚，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盛大晚宴，热烈欢迎朱镕基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政要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朱总理的陪同人员共200多人出席了宴会。 　　4月9日早上，朱总理在下榻的国宾馆与近20位美国参、众议员共进早餐。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当天上午，朱镕基总理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97年3月戈尔访华时在北京举行的。两位领导人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环保方面的合作，为两国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朱总理和戈尔副总统还出席了美国10多家主要能源环保公司负责人举行的能源环保圆桌会议。 　　当天中午，戈尔副总统为朱镕基总理访美举行了午宴。两位领导人还出席了中美两个环境意向性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朱总理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采访。当晚，朱镕基总理应邀出席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协会等七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朱镕基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对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要价过高，而且对中国缺乏信任，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中国，克林顿总统缺乏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勇气。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正在举行关于农业合作协议的谈判。中方告诉美方，朱总理将于4月10日离开华盛顿，这个日程不会因为谈判进程而改变。9日晚，双方举行了通宵达旦的谈判，终于在10日清晨达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这是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一揽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在朱镕基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临上飞机前，双方达成了新的《联合声明》，它与美国单方面公布的“联合声明”有了很大改动，篇幅缩短了，关于开放市场的议题达成协议的内容取消了，三个附件也被取消了，但加上了美国支持中国入世的承诺。 《联合声明》说，中美两国 已经大大推进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共同目标。上述协议及在广泛的市场准入和议定书问题上所取得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欢迎这一重大进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此，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指示各自的贸易部长，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满意地解决遗留的重要问题，并尽快在强有力的商业条件下达成协议。23 与此同时，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24 国务委员吴仪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天上午，朱总理一行离华盛顿继续在美国的访问： 当日抵丹佛，11日中午抵芝加哥，12日晚抵纽约。 由于8日美方单方面公布了“联合声明”和附件，中美谈判的具体情况在美国变得广为人知。克林顿总统原来因为惧怕国会的反对才没有下决心与中国达成协议。但在4月13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员会成员几乎一致向巴尔舍夫斯基抱怨， 克林顿政府没有乘朱总理在华盛顿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是坐失良机。他们担心，中国会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指责克林顿不签订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他说：“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员查菲说“你们看到各种有关中国领导人在首脑会谈后气愤的讲话，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将立即与中国重开谈判，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好的协议。25 美国媒体也普遍批评克林顿总统缺乏政治勇气， 临事而惧。《纽约时报》引用一位贸易官员的话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统这样后退过。我们到现在还困惑不解。”文章还指出，当白宫在激烈辩论要不要与中国达成协议时，克林顿却忙于别的事情。3月底巴尔舍夫斯基对北京进行了关键性的访问，但她也不能明确知道，总统到底想要什么。文章又引用一个外交政策助手的话说，克林顿总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首脑会晤上来。26 有的文章还批评财政部长鲁宾的“出人意料的保护主义立场”。27 美国商界对克林顿政府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一些大公司总裁和商界代表人物对克林顿临阵退缩表示遗憾，他们互相串联，频繁活动，纷纷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给白宫，向政府施加压力。一些大出口商还在《华盛顿邮报》作整版的广告，要求政府在朱总理访美期间结束与中国的谈判。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向鲁宾抱怨说，“美国误了班车”。许多学者也向政府表示了这种意向。针对参议员威尔斯通要求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媒体和尊重法制”作为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条件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伊科诺米致函《纽约时报》质问说，参议院何不拨款支持两国元首达成的关于中国法制的项目呢？28 美国国会、商界这样强烈的批评是克林顿及其助手始料未及的。4月12日，白宫与20多位对华业务较多的大公司代表进行会晤。会上气氛紧张，几近吵架， 有的与会者形容“像着了火似的”。他们明白表示支持巴尔舍夫斯基，而对白宫经济顾问斯帕林十分冷淡。斯帕林与美中商会会长柯白激烈地争论起来。柯白责备白宫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贸易的协议前畏畏缩缩，踯躅不前，只是因为害怕在国会山会有一场恶战。斯帕林要求与会者保持冷静，并解释说，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协议，他只是在等着一个好的协议。“在这方面我们大家是一致的。” 柯白和几位大公司的执行官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不，我们并不一致！”这次吹风会后，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向克林顿建议，请朱总理把中方的谈判人员派回华盛顿继续谈判。29 4月13日下午，克林顿打电话到朱镕基在纽约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谈了约20分钟。克林顿建议，与朱总理再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将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两国将尽快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朱总理表示，在五天之内发表三个“联合声明”，太多了吧。克林顿还建议，两国的贸易代表立即恢复谈判，他们可以现在就恢复，在朱总理去加拿大访问时把谈判代表留在美国，在朱总理回国前就达成协议；当然也可以等朱总理回国以后美国谈判人员立即去中国重开谈判。 朱总理选择了后者，这样，双方同意将于4月底以前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30 当晚，朱镕基总理在由纽约经济俱乐部主办的1500人晚餐会上发表演讲，就中美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朱总理说，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尽管中美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些在中美交往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并相信中美关系能排除干扰，不断前进。朱总理再次重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威胁论”应当改为“中国机遇论”。中美应该是合作的伙伴。 14日上午，朱镕基总理结束在纽约访问后抵达波士顿，并在马州理工学院发表了精彩演讲，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作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解释。朱总理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有理有据，谈笑风生，给在场的1200多名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场反映极为热烈。 朱镕基总理结束访美后，继续对加拿大进行访问，并于4月18日回到北京。紧接着，美国的谈判小组也就到了北京。4月22日，双方重开谈判，但到4月底， 仍不能弥合分歧。于是决定，5月中旬在北京重开谈判。31 5月8日，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中，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顿时跌入低谷。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暂告中断。 　　 第二节 飞来横祸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南斯拉夫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猛烈空袭。5月8日，一架美国飞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了5枚导弹，其中3枚导弹分别从不同方位直接命中使馆大楼，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使馆馆舍受到严重毁坏。 　　消息传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5月8日当天上午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严厉谴责北约的暴行，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8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向美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和谴责，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立即停止轰炸。王英凡表示，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32 　　1997、98年中美两国实现了首脑互访，并确定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中国民众正在期盼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殊不知，美国反华势力却卷土重来，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中美高峰会议强烈反弹，他们不择手段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想方设法妖魔化中国，大大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克林顿政府则口惠而实不至，在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中一再提高要价，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民的期盼变成惶惑，变成失望，变成愤怒。中国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就像在一堆干柴上点了一个火种，中国人民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如火山喷发般爆发出来，自5月8日下午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爆发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几十万高校学生聚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各地总领馆门前，高举“反对霸权，反对侵略”、“捍卫主权，还我使馆”、“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等横幅，高声宣读抗议书。中国各地各界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愤怒抗议美国的暴行。这是从中国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中国国内日渐高涨的反美情绪，北约国家领导人先后做出表态，5月8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也分别致函或致口信，表示深切遗憾和慰问。 　　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也一再表示歉意，声称这是一起“错误的意外事件”。5月8日晨（华盛顿时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发表联合声明，声称“错误的情报”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原因，表示：“这次轰炸是个失误，参加瞄准目标的人错误地认为，联盟物资供应局是在这个被击中的地方。要攻击的目标是那个军队供应设施，当然不是中国大使馆。” 同日下午，克林顿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风灾后对记者的简短谈话中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谨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表示我真诚的歉意并表示哀悼。”但他同时又斥责那些把这种行为称作“野蛮”的人，说米洛舍维奇的“种族灭绝”政策才是野蛮的，从而使他的道歉变了味。当日晚，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连同其他高级官员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表示道歉，并请中国大使转交给唐家璇外长的道歉信。之后，美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声明对这一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表示深切遗憾。9日，尚慕杰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表示沉痛哀悼，向无辜死难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转交了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函。克林顿在信中再次表示对使馆被炸所带来的痛苦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哀悼，同时表达了对于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学生示威游行“威胁”的安全问题的关切，强调了保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人员安全的重要性。33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表明中国政府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的决心和意志，同时，避免形势失控，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外交上的不利局面。9日（星期日）下午6时，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谴责了北约的野蛮暴行，称赞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表示： 　　 　　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34 　　 　　10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北京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这是自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来两国之间又一次暂时取消许多领域的交往，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当天，唐家璇正式照会尚慕杰，向美方提出四项严正要求：（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四）严惩肇事者。11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再次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敦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切实行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交待。35 　　对于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克林顿政府立即做出了回应。5月10日，克林顿在白宫再一次向记者公开表示：“我已向江主席表示了道歉”，“我要再一次对中国人民和领导人说，我道歉， 我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表示要致力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36 随后，奥尔布赖特重申对于北约“错误轰炸”导致中国驻南使馆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悲痛，表示将就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向中方做出全面解释，并表示要“继续与中国寻求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关系。”37 　　5月13日， 江泽民主席在欢迎驻南使馆人员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时，他说， 　　 中国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驻南使馆的暴行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不能因为反对霸权主义而放弃发展关系，也不能因发展关系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38 　　 　　这是一个冷静、全面和高瞻远瞩的讲话，是一个把群众情绪引向正确发展方向的讲话。讲话正确地阐明了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6月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社论中更明确地做了阐述。其中说，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自然还包括要发展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尽管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充满曲折，美国国内还存在敌视中国和干涉中国的反华势力，但广大美国人民是主张对华友好的。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建立和发展健康与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社论又一次强调，“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 　　5月14日晚，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要求与其通了电话，接受了对方的道歉。江泽民表示，当务之急，美国政府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迅速公布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克林顿表示，“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我个人的歉意。” 他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他表示中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他将尽最大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39 　　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的以上反复表态中可以看出，5月8日袭击事件的发生对中美关系来说是飞来横祸，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因为这一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不想看到双边关系因此而蒙受太大的损害。本来，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中美关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过程，直到任期接近末了的1996年5月克林顿政府才真正转变政策，1997和98年的首脑互访及由此带来的两国关系改善实在来之不易。此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反华逆流说明，美国国内对于对华政策仍无共识，改善中美关系美国的国内基础仍然脆弱；“炸馆”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挫折表明，中美关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仍然薄弱。 但两国领导人又都清楚，中美两国间是有重大共同利益的，中美关系对两国都是重要的。因此不能任其随波逐流，不能使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双边关系从此一蹶不振。中美关系的恢复还是有基础的。 　　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在答记者问时对美国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首先，她坚持美国并非故意袭击中国使馆，这是误炸，美国要对此事进行调查，要通报结果。她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美决心不让这起由美国造成的可怕事件使美国偏离与中国共同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美希望继续进行高层互访，开展军方合作。北约对南联盟局势的干预并不意味着为将来的干预开创先例，美不可能为改变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而干预中国，中国有核威慑力量，这样做风险太大了。美中实际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没有重大利害冲突。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世界上更加活跃，美国和中国没有理由不很好地合作。40 　　炸馆以后的两三个月中，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大辩论，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这种辩论更多地是在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举行的学术会议上进行的，在这些会上与会者基本上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不管发表什么观点，不会因此得咎，不会遭到批判，不会被说成是“左”了，或是“右”了。各个研究机构也都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辩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辩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的。一、科索沃战争是不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模式？二、和平和发展还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三、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不是严重恶化了？四、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美政策？ 　　第一个问题是使中国学者最担心的问题。因为，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第二，美国和北约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坚持北约东扩，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第三，在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美国又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北约要对周围地区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而且有的北约军队领导人公然声称，这周围地区的概念是从北非到印度洋；第四，美日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新指针改变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性质，包括了“周边事态”；第五，虽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讨论“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科索沃战争是这种干预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国家主权的观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何况美国一些官员把它称作“克林顿主义”，显然有把它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意向；第六，科索沃战争是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以后美国还会不会常常绕开联合国，而以西方七大国或八大国来替代安理会？ 　　一些学者虽然也有上述担心，但认为即使美国要一再进行这样的干涉，那也是很困难的。美国国内有反对的声音；美国的盟国不会总赞成美国的主张，在科索沃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就不太积极，而德国希望在轰炸开始后立即进行谈判；“人道主义灾难”到处都有，美国不可能处处干涉，如卢旺达美国就拒绝派出维和部队；即使干涉，也未必处处得手，如索马里；各处的情况各不相同，美国的政策也不一样，不大可能把科索沃战争模式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些学者有深深的怀疑。他们认为，第一，虽然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但世界很不安宁，地区冲突、种族问题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第二，冷战时期成立的军事同盟的继续和扩大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第三，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贫穷国家和贫穷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从而产生了新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另一些学者认为，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首先，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地区冲突，它不一定具有全球影响，也没有改变时代的性质；其次，国际政治仍然在向着多极化发展，在前几年中我们对这种趋势有些过分乐观，现在看来，这种发展趋势是曲折的，但仍然在继续。 　　第三个问题直接牵涉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讨论更加热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确实恶化了，原因是：第一，美国要将霸权强加给全世界，而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根本原则，两者必然发生冲突；第二，美国不但维持和加强了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还在加强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遏制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依然存在；第三，在东亚地区有一些热点，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在中国还有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如疆独、藏独，从而给美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在科索沃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本地区发生；第四，美国已经与日本就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达成协定，美国也表示，不排除台湾获得战区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果真把台湾纳入这个系统，那就对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了新的重大障碍。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因科索沃战争发生根本改变，理由是：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比冷战时期复杂化了，美国与其盟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如法国就赞成多极化，而且各国也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即使美国想对中国采取高压手段，它的盟国是否追随美国是很难说的；第二，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改观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美国再要像冷战时期那样组织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了；第三，战区导弹系统不但费用昂贵，而且到底有多大效用还很难说。 　　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的对策。如果中国的安全环境真地恶化了，中国面临着美国直接的威胁，那么中国的整个战略就要重新考虑，中国就要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所准备。但许多学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如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两国之间确实有广泛和深远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之间仍然是互相需要的，中国先前的评估仍然是符合实际的，对于中国来说，基本的问题仍然是聚精会神搞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应当以为四化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基本出发点。 　　 　　炸馆以后，两国之间保持了进行沟通的外交渠道。中方在宣布推迟大部分领域交往的同时，并没有把贸易包括在内，表明中国希望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不致受到影响，希望继续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克林顿政府也希望通过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来恢复中美关系的势头，推动中美关系整体形势的改善。6月3日，他在白宫表示，将继续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因为这种关系对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益的。他还说， 　　 继续实行一种有原则的、有目的的接触政策将加强这种推动中国朝着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前进的努力。这是实现中国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的途径，是通向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未来的途径。 我们睁大眼睛地、不抱幻想地实行接触政策。我们继续坦率地说出我们之间的分歧，坚定地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决心在商业上可行的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这不是对中国的恩惠，而是打开和改革中国市场的一个途径，是使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一个途径……41 　　 　　这是美方发出的一个信息，表示支持中国入世的承诺没有改变。但鉴于“炸馆”事件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炸馆”事件正在处理之中，也鉴于美国国内的反华逆流，中国方面显然认为当时恢复谈判时机尚未成熟。 　　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对轰炸中国使馆的起因进行了调查，6月16日，美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率团来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调查结果。美方代表团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的代表组成，中国外长唐家璇和副外长杨洁篪分别与其进行了会谈。 　　根据美方的报告，这是一起由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原因有三：一是定位方法不当。美方要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但在查找这一目标时使用了绘制于1997年的旧地图，同时，在定位过程中，美国有关情报人员违反操作规定，使用陆军野战时确定目标的方法，根据街道的布局和门牌号顺序确定目标，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普通的地理定位，完全不适用于空袭的精确定位；二是数据库未及时更新。中国驻南使馆的新地址未被输入美国情报和军事部门的数据库，而美国拍摄的卫星图像也没有显示出中国驻南使馆的明显标志；三是审查不仔细。美国及欧洲盟军各级审查程序未能查出纠正上述两项失误。 　　中国方面认真听取了报告之后，认为美方以上解释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和逻辑的合理性，难以令人信服。许多地图上都正确表明了中国驻南使馆的位置，美方不可能不知道确切位置，而且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与中国驻南使馆相距甚远，二者的建筑外观大相径庭，美国拥有各种最先进的侦察手段，不可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中方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误炸”的结论，美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切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以实际行动做出交待。 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出迅速、充分、有效的赔偿，美国方面表示愿意就此进行讨论。另外，针对中国严惩肇事者的要求，美中情局和国防部仍在继续进行调查。42 　　这次报告之后，双方都发表了评论。中国新华社对美国调查报告的内容作了详细、准确的总结，加以公开发表。李肇星大使在17日对记者强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过程，需要中美两国长期共同努力，目前这一关系受到很大伤害，美国应负全面责任，修补关系的关键是美方要做出全面的交待，这是当务之急。43 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福利表示，中国领导人自5月7日以来一直坚持声称对中国使馆的轰炸是有意的袭击，而并非错误所致，我们当然也没有期待仅仅这次报告就能使中方领导人改变他们的想法，这需要时间。但他表示高兴的是，新华社详细发表了这份报告，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得到这些消息，并自己进行分析。44 皮克林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立即前往欧洲，向正在参加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汇报访问的结果。 　　在6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再次表示了对“炸馆”事件的道歉。当有记者问到，科索沃战争有什么使他感到出乎意料时，他说， 　　 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我既感到惊讶有觉得心碎的是，由于地图的错误炸了中国使馆。那真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们的制度会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那是这场战争最使我感到意外的事…… 我为轰炸大使馆感到极端抱歉。45 　　皮克林访华后，双方分别做出了一些修补关系的努力。中国在6月21日宣布暂停核试验，并正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国家。6月28日，美国贸易副代表费舍在新加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时与龙永图进行了与世贸谈判无关的“愉快的讨论”。当记者问及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时，他表示，美国迫切希望恢复谈判，但目前“球在中国的场地里”。46 7月1日，克林顿政府不顾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无端指控，宣布美将放宽高性能计算机和芯片出口的限制，适用对象包括中国。这不仅符合美国计算机制造商的利益，而且同时为改善中美关系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尚慕杰大使在离任前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有迹象表明，两国政府都珍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将很快得到修复，并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较好时期。” 尚慕杰大使在他的三年多任期中曾经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了种种努力，又经历了“炸馆”事件引起的暴风雨，但他不改初衷，依然乐观地认为，中美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能，而且极有可能在今后10年内完成。47 7月9日，克林顿对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说，他希望美中两国女子足球队的比赛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表示，“美中关系一直是建设性的”， 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这条道路上来”。10日，他异乎寻常地在白宫接见了中国女足队员，并与她们合影。11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又就两国女子足球队的优异成绩互致贺信。48 　　正当中美两国关系开始缓慢恢复的时候， 7月9日，台湾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突然宣称：台湾当局自“1991年定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台湾当局首次毫不避讳地公开否定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破坏两岸关系稳定的基本框架。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各方批评纷至沓来。10日，台湾当局发表“四点说明”，为李登辉进行辩护，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以来，即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表示，李登辉的新阐述，将作为未来推展两岸关系和务实外交的法律基础和政治保障。随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表示，两岸关系已从“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走向“两个国家”，两岸会谈就是“国与国的会谈”。一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更是在14日就“两国论”举行专门会议，试图将“两个中国”写入宪法，并将视大陆和国际间的反应，与国民党协商修宪事宜。49 　　李登辉分裂中国蓄谋已久。他上台以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务实外交”，以拓展台湾的所谓“生存空间”为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据报载，他的一帮幕僚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研究“强化中华民国国际主权地位”问题，计划在1999年进行修宪时以提案的方式修改宪法中有关“中华民国”的主权部分，然后再在10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李登辉却临时改变主意，在未事先通知其高层幕僚，也没有与美国进行沟通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抛出“两国论”。李登辉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 　　首先，这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1993年4月举行汪辜会谈后，两岸交流由于李登辉1995年访美引发的台海事件而一再推迟。后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终于在1998年10月实现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应大陆海协会的邀请，于10月14日率参访团前往中国大陆与汪道涵进行了会谈。 会上，汪道涵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表示，江泽民主席指出，两岸会谈的第一步应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通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1）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做出安排；（2）进一步加强两会间多层次的交流和互访；（3）对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加强个案协助；（4）汪道涵会长接受辜振甫的邀请，初步计划在1999年秋天访问台湾。50 18日，钱其琛国务委员会见了辜振甫，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敦促尽快进行两岸政治谈判。此次会谈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岸1995以来的紧张关系，展现了“一个中国”框架下开启政治性谈判的可能性，把两岸举行政治谈判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按照这些共识，汪道涵将于1999年秋访问台湾，第三次汪辜会谈很可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开启两岸政治性对话，这种事态发展是李登辉极不愿意看到的。为了破坏第三次汪辜会谈，给会谈设置障碍，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抛出了“两国论”。 　　其次，这与美国对台政策有关。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时公开宣布了“三不”政策，台湾当局一方面极力淡化这一表态，一方面仍然十分不满。一段时间来，美国学者乃至政府官员都在倡导两岸订立“中程协定”，51 鼓励两岸进行对话。李登辉对此也极为不满。他认为所谓“中程协定”也是对台湾地位的弱化、矮化。如今他提出“两国论”，要与大陆取得完全“对等地位”。 　　再次，随着2000年3月台湾领导人选举的临近，李登辉在任期内所剩时间无几，他主宰台湾政坛的机会也很有限了。 他有意在下台之前，将两岸关系的轨道铺好，以“两国论”为继任者定下基调，并借此操纵台湾的政治局势。“两国论”的提出正是他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最后一搏。 　　对于李登辉的分裂企图，中国政府进行了强烈的驳斥和严正警告。7月1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20日，国台办发表谈话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按照李登辉“两国论”进行修宪的图谋，这种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实现“台湾独立”的企图是一个更加严重和危险的分裂步骤，是对和平统一的极大挑衅。52 　　李登辉的分裂企图在台湾一样不得人心。台湾媒体、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发表言论，批评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一贯的政策依据，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基础，结果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李登辉的言论同样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加拿大等国纷纷表示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事先没有与美国政府通气，这使美国政府极为不满。53 克林顿政府对台湾单方面抛弃美国的既定政策原则和两岸稳定的框架、进行政治挑衅的行为毫不客气地迅速做出了反应。7月12日，白宫副发言人福利表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13日，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例行记者会上一再强调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次重申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鲁宾表示美国政府建议两岸进行“面对面”的“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不希望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发表言论或采取行动阻碍两岸对话的进行。54 在台北，张戴佑会见李登辉，要求他对“两国论”做出解释。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坦伯格打电话给曾任国安会秘书长的丁懋时，警告说，美国不会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的做法。55 　　美国媒体也连续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应重申和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华盛顿邮报》7月8日发表了沈大伟的文章，其中说：“尽管北京和台北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尽管形势非常复杂，‘一个中国’的框架在过去20多年中成为从本质上说来极其敏感的形势得以保持稳定的原则基础。台北不应该从这个原则后退，而应该拥抱这个原则，并与北京进行真诚的对话，去重新定义‘一个中国’的意义。” 56《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反复无常的台湾问题》的社论说：“李登辉突然宣布了关于台湾地位的新定义，毫无必要地激怒北京，并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文章为美国决策者支招说：“尤其是，华盛顿应该让李登辉清楚地懂得，虽然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但美国相信，没有必要地与北京对抗对台湾的前途毫无好处。”57 　　7月18日，应克林顿总统的主动要求， 江泽民主席与他通了电话，交换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江主席指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希望美国切实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克林顿总统去年访华时公开重申以及最近白宫再次强调的“三不”政策，这对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恢复与改善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坚定承诺，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完全可以相信他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历次谈话。58 “炸馆”两个多月来两国首脑再次通过电话交谈，在事关中美关系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显然有助于恢复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气氛。 　　7月21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两岸关系的三个重要支柱，即“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对话及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意犹未尽地以肯定语气描述了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并以此说明北京将给予统一后的台湾比香港更宽松的环境。59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分别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一立场。与此同时，助理国务卿罗思、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前往北京，进一步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李登辉的“两国论”不是在美国的鼓励和认可下发表的，甚至事先没有告诉美国。美国希望推进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60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则前往台湾，要求李登辉做出解释，对李登辉事先未与美国商量突然发表“两国论”表示不满和深深的关注。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取消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61 总之，在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的十几天里，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明确表示不赞同“两国论”，希望维护美国对华政策原则基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现状，不要再给由于“炸馆”造成的中美关系的挫折雪上加霜。李登辉以为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有机可乘。殊不知，他的突然发难不但没有在中美两国关系中间打入楔子，反而为中美关系打破僵局，走出低谷创造了契机，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美关系的恢复。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7月25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和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前夕举行自“炸馆”以来的首次会晤，双方讨论了对轰炸大使馆事件、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宣布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计划在9月中旬在新西兰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此后，中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为两国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气氛。 　　关于“炸馆”问题，中国政府明显地减少了对美国的批评。在美国方面，福利于7月7日宣布，美国已完成全部调查，愿意向中国通报进一步的调查结果，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惩罚措施。62 7月22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和国防部副部长哈姆雷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调查表明没有人有意将中国使馆确定为袭击目标。 哈姆雷说：“最初的错误出在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确定目标的方法。如果我们早知道他们用以确定目标的方法是靠不住的，我们就不会去轰炸那个目标了”， 云云。63 　　中美双方代表在7月15—16日、28—30日分别举行了关于“炸馆”事件的两轮谈判，在第二轮谈判中，就中国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承诺将尽快向中国政府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费。双方还决定将继续举行有关中国使馆财产损失赔偿的谈判。这一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之间因炸馆事件造成的紧张关系，表明两国关系的恢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双方同样开始恢复在商业领域的官方接触和交流。 7月27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戴维· 阿伦自炸馆事件后首次访问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贸易会谈，讨论了去年第1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涉及的减少市场障碍、增进美国出口的问题。双方对会谈的气氛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是在27日，美国众议院批准将美国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延长一年。克林顿总统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决定，称这是“两党高度一致的表决”，并再次表示“决心在商业上可行的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64 　　随着紧张关系的缓和，恢复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时机已到。 9月6日，中美双方重开谈判。9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会见记者时，乘着中澳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达成协议的机会，向美国发出了强烈信息。他说： 　　 从今年8月开始，美国就不断传来信息，要同中国恢复进行谈判。最近，克林顿总统专门就中美恢复谈判问题给我写信，我复信表示同意，谈判又开始了。 中美双方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1997年我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本来是要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但是，据说由于美国国会方面的原因没有能谈。今年春天，美国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据说又是因为美国国会的原因没有谈成。中澳两国现在已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协议。中美之间谈得好不好，能不能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65 　　 　　9月11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利用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举行的机会， 举行了正式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两国领导人把他们预先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开门见山地表示，从“炸馆“以来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美两国关系应该恢复正常，继续前进。66 　　关于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在此次会晤之前已达成默契，美国保证向台湾施压，不让“两国论”载入宪法，北京则保证台湾“总统”大选前，不对台举行类似1996年的军事演习。美国的施压已见结果，尽管台湾没有收回“两国论”，但“陆委会”已在8月份做出书面说明，表示李登辉“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言论，并非谋求台湾独立，不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不把“两国论”写入宪法。针对美国售台武器的行为和美国催促汪道涵按原计划访台的要求，江泽民在9月8日访问澳大利亚时已传达了信息，表示无法理解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5.5亿美元先进武器装备的做法。要实现汪道涵访台，必须要做到以下两条：一是李登辉公开收回“两国论”；二是李登辉只能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而绝不能用所谓“总统”的身份接待汪道涵。67 　　此次会晤中，双方再次确认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江泽民表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破坏了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破坏了中美关系并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事实证明，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绊脚石。克林顿公开批评李登辉，指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给中国和美国都制造了许多麻烦，他愿意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68 　　双方着重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出了正式恢复谈判的指示。江泽民表示，中方对加入世贸组织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中国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希望尽快成功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做出努力。 　　关于中美关系，江泽民重申中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表示中美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克林顿表示，美国政府和他本人高度重视推进美中关系。他十分希望能促使美中关系在一系列广泛领域里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两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69 　　中美首脑新西兰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克服了因“炸馆”事件带来的种种困难，中美关系已经全面恢复。 　　中美首脑新西兰会晤后，两国加紧了关于中国入世谈判的步伐。10月下旬，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应邀访问中国。当时朱镕基总理正在甘肃考察。萨默斯、李侃如等赶赴兰州，与10月24日与朱镕基总理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会晤。会晤虽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气氛“非常有益、热情和坦诚”，对于双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沟通极有好处。 70 10月上旬和11月上旬，中美两国首脑又两次通电话，决定加速完成中美谈判，以期在11月份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之前达成协议。 　　11月10日，由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本来双方感觉可以在两天之内结束谈判，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谈判表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如服务贸易，仍然有很大分歧。两天谈判结束后，白宫宣布谈判延长一天。第三天，谈判仍然艰难。有消息说，美方表示愿意放弃坚持外资控制电信公司51%的股权，中国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外资以49%为上限。在保险业方面，中国坚持在中国入世5年后才开放，而美国要求以3年为期。在纺织品出口方面，中国坚持输美纺织品配额限制在2005年取消，但美方说至少必须维持10年。12日的谈判仍无结果。71 美国代表放风说，他们已经订好了13日回国的机票。但他们实际上不想无功而返。巴尔舍夫斯基坚持要见朱镕基总理，要了解中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想法。72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十分关心正在进行的谈判。12日谈判结束后，克林顿出来表示，两国的谈判只剩下一些“具体的”和“少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没有放弃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希望。 　　中国方面在13日（星期六）凌晨3点15分叫醒了巴尔舍夫斯基，通知她，朱镕基总理将在13日上午会见美国谈判代表。13日上午，朱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与他们谈了90分钟。 朱总理鼓励美国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认为协议已经指日可待。这天下午，双方继续谈判，直至14日凌晨。美国大使馆曾表示，可能会在14日凌晨发布消息。但会谈结束后却没有消息。清晨，巴尔舍夫斯基的手下已通知酒店退房。他们把行李都搬上了车，但随后又搬了下来，显然是突然改变了主意。 　　14日这一天，美国代表团在外经贸部与美国大使馆之间多次往返，显然是不断在向华盛顿汇报和请示。据斯帕林后来介绍说，14日谈判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要求扩大电信、保险和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而中国坚持立场，不肯妥协。他们问克林顿，是否要软化一点立场，以期取得协议。克林顿很干脆地说：“不，你们已竭尽所能了。”美国代表团决定15日离开北京回国。73 　　15日清晨，美国谈判代表团的行李已经送到了机场。这时朱镕基总理和中方谈判代表传来话，希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吴仪参加了上午的会谈。朱镕基总理突然来到外经贸部再次会见美国代表。他对有争议的七个问题中的两项做出了让步，但认为美方应当在其他问题上让步。情况紧急，当即，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躲进一间女厕所，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安卡拉参加北约的首脑会议。克林顿同意了朱镕基的安排。74 下午，谈判继续举行。3时50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在外经贸部签署。外经贸部部长、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石广生表示，协议的达成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巴尔舍夫斯基说，协议的达成使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固定装置”，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固定。75 　　签字仪式结束后，代表团随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们。他对双方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赞赏。他指出，双边协议的签署，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他表示相信，这一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由此可见，只要中美双方牢牢把握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我们就一定能够将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76 　　获悉中美之间的谈判顺利结束，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克林顿总统发表讲话说，他对协议的签署表示高兴，这是美中关系发展进程中意义深远的一步，签署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道路，对美、中以及世界经济均有益。他还保证立即着手实行协议中美国的最重要承诺：促使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77 15日，巴尔舍夫斯基和斯帕林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十三年的谈判，中国和美国终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有力的、商业上可行的协议，对此我们倍感喜悦。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利于全球贸易体系，有利于美中两国的长期关系。”78 在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巴尔舍夫斯基还表示，这一协议的签订“会有助于以最本质的方式稳定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美好的事物会显现出来，两国间全面关系的状况也将更加稳定。”79 　　在两国关系复归正常的同时，中美双方于12月16日就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将向中方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中国使馆财产损失的赔偿；中方将赔偿美方287万美元，以支付美方轰炸引发的中国人民反美示威中损坏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建筑。80 　　1999年对于中美关系是极不平凡、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一年。这一年在中美关系中上演了令人大悲大喜的活剧。“炸馆”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比1989年和1995年更低的低谷，北京等一些地方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以及对美国使馆采取的做法甚至使一些美国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这就突出说明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仍然薄弱，两国之间仍然缺乏互信。但这场危机没有持续多久。台湾的李登辉机关算尽，本来想乘着中美关系恶化之机捞取好处，不曾想却帮了中美关系的忙，帮助了两国恢复关系。年底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的达成，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对中美关系又是一个大的促进。这又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确实有着难舍难分的共同利益。经过这一年的反反复复，人们会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三节 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待遇的通过 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达成后，并不能自动兑现。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所有成员国都享受多边的最惠国待遇。但根据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案》（通称《杰克逊—瓦尼克法案》）规定，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自动取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要使中国享受这种待遇，必须有国会专门立法。于是, 让国会通过这一立法，就成为克林顿政府任期最后一年最主要的内政也是外交方面的任务。 　　美国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反对给予中国PNTR地位的势力。如同1997年对华政策大辩论一样，民主党的极端自由派和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再次结成联盟，反对对华PNTR。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坚信给予中国PNTR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一方面也清楚，要达到这一目的，在国会还有一场鏖战，因此在中美协议达成后立即开始了全面的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动员工作。 　　2000年1月10日，克林顿在白宫宣布, 为解决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待遇问题组成了专门班子，由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负责全面工作，由商务部长戴利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里凯蒂领导对国会的游说工作，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作战室”（War Room）。81 19日，克林顿在白宫召开顾问团会议，讨论如何促使国会批准对华PNTR。会后，戴利表示，整个内阁以及整个行政部门都将致力于游说国会，包括跟议员谈话，跟利益集团对话，联合商业界和农业界的力量对国会进行游说，以获得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干净的表决”。当时形势的一个特点是，民主党的支持集团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都反对给予中国PNTR，因此要取得本党议员的支持反而变得十分困难。克林顿政府决心尽可能取得国会中共和党人的支持，并将此作为工作的重点。82 24日，克林顿在《新民主党人》杂志上撰文表示，把寻求国会支持对华PNTR作为新一年中的首要任务，他从巨大的经济利益、加快中国民主进程、增强美国国家安全等方面阐述对华PNTR的好处。同日，克林顿致函参众两院领袖，向他们解释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寻求得到国会的支持。他说， 　　 美国必须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待遇，否则就会失去我们谈判达成的协议带给我们的所有好处……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待遇，那么我们的亚洲和欧洲竞争者就会收获这些好处，而美国的农场主和商人被远远地抛在后头。83 　　1月27日在《国情咨文》中，29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克林顿都一再敦促国会尽快给予中国PNTR，并称，不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84 克林顿总统真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加以宣传了。 除了总统本人，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全体总动员，准备打“一场艰难的战斗”。经济事务官员，如商务部长戴利、国家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农业部长格利克曼等自不必说，甚至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国防部长科恩等也都参与进来，分别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演讲，从各个不同角度阐释对华PNTR的必要性。 2月4日，巴尔舍夫斯基在全国州议员代表会议上力陈对华PNTR的好处，寻求州议员的支持。16日，她又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她向议员们具体解释了与中国的协议的内容，表示国会批准对华PNTR“至关重要”，中国所享受的待遇与美国以往每年给予中国的待遇“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但美国却由此获得种种巨大经济利益，否则，亚洲、拉美、加拿大、欧洲的竞争对手将从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得到好处，而美国农场主和商业界将被甩在后面。85 向有关各界具体解释中美协议的内容，动员有关产业界的支持来向国会议员施加压力，是白宫使用的一种战略。2月10日，白宫发布新闻：中国将在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做出巨大让步。根据双边协议，中国对农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将从22%降到17.5%，到2004年1月，对美国的主要农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平均31%降到14%，对家禽、油菜籽、猪肉、牛肉、奶酪等的关税甚至还要低些。美国农场主将从中得到巨大利益是显而易见的。86 15日，农业部长格利克曼在华盛顿商业俱乐部的演讲中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使美国农业出口在2005年前每年增加20亿美元，这对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农场主和正在挣扎的农业经济来说是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87 24日和28日，格利克曼分别在弗吉尼亚“2000年农业前景论坛”和全国农业协会第98次全国大会上都一再强调了与中国缔结的协议对美国农业的利益和重要性。 为争取美国农业界和那些犹豫不决的议员的支持，以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卡斯和堪萨斯共和党参议员罗伯茨为首的53名参议员联名致函中国主席江泽民，呼吁中国为PNTR的通过做出努力，立即实施去年4月份中美双方签署的双边《农业合作协议》，使得美国的小麦、肉类和柑橘尽快出口到中国，向那些在双边关系中仍在观望的人们证明协议的效益。88 　　　除了一般性的号召以外，克林顿政府的成员开始与参众两院议员进行一一对话，了解每位议员的态度和立场，争取支持者的帮助，试图说服那些比较动摇的议员。克林顿本人找一百多位两党议员谈过话。这种工作从两国的协议刚刚通过就开始了。比如1999年12月8日，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就邀请了数名议员到白宫，与他们进行座谈。克林顿的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国会议员中反对给予中国PNTR的，实际上不是反对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其他问题的不满，如人权状况、贸易赤字、劳工权利、核扩散、环境问题、台湾问题， 他们希望保留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杠杆，一旦通过了对华PNTR，这个杠杆就失去了，他们作为国会议员也就难以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影响。如佩洛西、克里斯托弗·史密斯等都是这样。他们把许多毫不相关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认为美国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就牺牲了价值观，就不顾国家安全。89 针对这种情况，克林顿政府强调，给予中国PNTR，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问题。2月16日，克林顿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理由是：第一，它有助于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而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第二，使中国参加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将能促使中国在别的国际组织中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从而减少武器和技术扩散的危险；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比过去20年中的经济开放的各种措施加在一起更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接触。他告诫国会，如不批准中国入世协议，“美国将后悔20年”，而批准该协议则是“光荣而聪明的选择”。90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也利用各种场合强调对华PNTR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2月8日，他在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这一协议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如同经济安全一样至关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日本和俄罗斯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的衰弱如同他们的强大一样可以构成巨大的挑战”，要鼓励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动美国整体国家利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深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它将促使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它将更加焕发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而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想象，人们在经济上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而在政治上是受到抑制的”。91 他还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今日美国报》上撰文，呼吁国会和各界批准对华PNTR。 克林顿亲自向企业家和公司雇员发表演说，表示中美世贸协议不仅有利于美国对华出口，还有利于促进亚洲和平和稳定，有利于促使中国就是否走政治改革道路的问题做出决定。在2月24日对美国企业家理事会的数十名企业家发表演讲时他说， 我相信，这一协议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我们的每一种担心都会变得更大，问题将会变得更糟。因此我相信，这一协议不仅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会促使中国在其他方面发生正面的变化。 他指出，“这样的机会一代人才能出现一次，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将会后悔一个时代。”92 3月8日，克林顿正式向国会提交给予中国PNTR的议案。当天，克林顿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敦促国会尽快表决通过该议案，因为“国会将要表决的不是中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国会只能决定美国是否愿意分享中国入世带来的经济收益。” 而且，“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无疑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和卡特总统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能够影响中国发生积极变化的最具重大意义 的机会。”93 　　　根据美国法律，议案将在众议院首先进行表决，待众议院通过后再提交参议院。克林顿政府充分估计到对华PNTR可能遇到的困难，在提交议案后，内阁全体出动，在国会听证会作证，奔赴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不断强调对华PNTR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并且一再指出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说，克林顿在这一议案上投入的时间、资源和精力几乎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立法斗争。94 4月25日，格利克曼率领4名众议员和1名州长组成的代表团访华，让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以及美国在华利益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还深入反对派的核心部门，向联合航空公司货运处的工会工人说明对华PNTR的重要性。国防部长科恩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多次撰文阐述与中国为敌的严重后果。针对一部分议员对人权、劳工、台湾问题的关注，4月6日奥尔布赖特和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中国PNTR，除了经济损失外，还意味着向中国发出危险的信号，不利于美国就人权和劳工等问题同中国的对话，并增加大陆对台湾的敌意。95 5月2日，克林顿和伯杰分别在华盛顿和纽约发表讲话，警告不给予中国PNTR的负面作用。克林顿说，拒绝对华PNTR将是“非常不明智而且危险的举动”。96 伯杰说，“拒绝PNTR会产生一连串的负面作用，破坏亚洲的稳定，降低台湾海峡两岸对话的可能性，美中之间发展更具建设性关系的愿望也会随之破灭。拒绝PNTR将是对我们三十多年来鼓励中国发生积极变化的最美好的愿望的最严重的打击。”97 为保证PNTR 的顺利通过，中国方面采取与美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在3月9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与国之间给予最惠国待遇是正常的事，中国赞赏美国政府和工商界为推动解决此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并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配合。中国坚持认为，所通过的PNTR必须是“干净、利落”，不附带任何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不仅会极大地损害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还会影响两国贸易的发展。 14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发表中国决心加入世贸组织的谈话，并认为，中国加入的决心不以美国国会态度为转移 。98 　　　由于给予中国PNTR事关重大，美国政治势力进行了重新组合。反对势力来自两党，拥护者也暂时抛弃党派成见，联起手来。一向同克林顿作对的共和党领导层和议员，在这个关乎美国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关乎自身选票的问题上，罕见地与克林顿政府站在了一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抛开党派偏见，呼吁国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联手合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坚决站在政府一边，支持给予中国PNTR。他在4月5日宣布无论是否获得足够的票数都要在5月22日这一周进行表决，并表示，要通过议案，需要克林顿所领导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敦促众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表明他的立场。99 　　这对克林顿政府来说是个好消息，只有尽早在众院进行投票表决，才可能争取时间在国会夏季休会之前获得议案的通过，因为到下半年，两党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到大选上。然而，克林顿自己的民主党内部却严重分裂， 代表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的、代表人权利益集团的等各种势力互相结合，企图在议案中附带各种各样与贸易无关的条件，甚至挫败对华PNTR议案。4月19日，格普哈特在圣· 路易斯韦伯斯特大学演讲，公开宣布坚决反对今年给予中国PNTR地位，因为他相信“人权、劳工权力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维持每年一度的贸易审议仍然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革人权政策的最佳方式”。 100 另外一部分民主党议员仍然在自由贸易和工会组织之间徘徊不定、左右为难。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塞拉诺4月5日在拨款小组委员会表示，他不记得任何其他时候要面对如此大的投票压力。101 　　对华PNTR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国会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游说战。反对者主要是两类组织：工会组织和人权利益集团。号称有1300万成员的以美国劳联—产联为首的联盟对国会发起了全面而强大的攻势，反对对华PNTR。4月12日，15000人聚集在国会山，他们扬言，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将进行报复。他们挨家挨户地到议员办公室进行游说，警告说，这项协议将造成美国失去80多万个就业机会。 对华PNTR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大企业组织了强大的游说团，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以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为首的联盟为这场运动拨款1200多万美元，这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大的一笔游说资金。商业团体的电子邮件和传真雪片般飞往国会。企业界领导人还承诺对支持该法案的民主党议员给予支持。在企业界的努力下，格普哈特私下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命令民主党人反对这项法案。 随着表决日期的逐渐临近，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较量变得愈加激烈。4月25日，白宫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由149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包括13名诺贝尔奖得主、10余名历届政府总统经济顾问——联名发表的《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信中列举了中国入世可以给美国民众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指出，“中国入世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以这样的方式增长，从而将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获得直接的利益。这将使中国境外的企业获得对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市场的更多的准入，改善全球的资源配置”。102 克林顿还把前任总统和政府关于动员起来支持对华PNTR。 5月8日， 前总统福特、卡特、布什联名致函国会，敦促给予中国PNTR。10日，克林顿邀请福特、卡特以及众多前政府官员，包括前国务卿黑格、克里斯托弗，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莱克、斯考克罗夫特等，以及国会议员到白宫，在东大厅召开了支持给予中国PNTR的“群英会”。基辛格在会上说，拒绝美中达成的协议就等于赞同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敌对关系，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支持这样的选择。5月18日，克林顿又把在美国德高望重的“经济沙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请到白宫，在玫瑰园发表演说。格林斯潘强调，“PNTR的表决结果将对自由世界的贸易体系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具有深远意义”，103 越临近表决，众议院内部的争论也变得越激烈。众院民主党督导邦尼尔、众议员佩洛西以人权为由持反对态度。内华达共和党人吉本斯把中国看作美国的敌人，称PNTR是“十分不明智而且危险的贸易政策”。俄亥俄民主党人布朗以人权、核扩散、劳工等问题为理由强烈反对PNTR。弗吉尼亚共和党人沃尔夫，新泽西共和党人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加州共和党人罗尔巴克尔，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费尔普斯等纷纷表示要投反对票。众院多数党领袖阿尔米则敦促议员们支持PNTR，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坎宁安同样表示支持。4日，三位议员包括密歇根共和党人克诺伦贝格，佐治亚共和党人林德和华盛顿州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呼吁同僚们支持PNTR。104 10日，一直支持PNTR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阿切尔宣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开放中国市场有助于改善人权和环境状况，75%相信开放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增加。105 　　为了争取反对中国入世和持观望态度的议员改变立场，使国会比较顺利通过议案，白宫在5月3日出台了一项贸易监督方案，准备成立由专家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审查中国的行为，并在商务部设立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新职位，详细审查中国执行贸易承诺的情况。戴利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表示,商务部将立即执行“积极的”5点计划，确保中国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义务。计划包括：（1）成立快速反应小组，逐步增加小组人数，希望最终在中国常驻负责审查的专家；（2）快速反应小组调查市场准入和商务问题，以避免官僚程序可能出现的拖延，把问题解决在出现贸易冲突之前；（3）监视中国对美进口是否有急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确保中国按协议开放市场；（4）与中国分享美国执行世贸组织法规的实际经验，帮助中国调整国内法律，使之与世贸组织规则保持一致；（5）政府开设国内培训班，帮助美国企业了解美国的合法权利以及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应尽的义务。106 出于同样目的，克林顿政府还向国会做出了妥协，支持莱文等众议员提出的旨在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的议案。资深的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莱文是支持中国的PNTR的，但他同时主张成立一个专门小组， 由国会议员和和政府官员组成，“以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系列领域改善其记录，如人权，实行劳动标准，发展法制社会”，并观察中国是否执行了它所做出的承诺。107 这一建议在国会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5月9日，内布拉斯加资深共和党众议员毕赖特和莱文正式提出法案，作为两党一致的努力。该法案建议，“国会-政府中国委员会”由23人组成，5人由总统任命，参众两院各有9人参加。5月19日，毕赖特和莱文正式提出长达61页题为《2000年美中关系法案》的平行议案。后来，在众议院表决前一天，5月23日，莱文等在众院规则委员会会议上，要求把议案纳入PNTR议案，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修正案出现。 　　 5月23日众议院开始关于对华PNTR议案的辩论。这一天，克林顿总统又给众议院写了一封长信。他说， 　　 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中国PNTR……那么中国人民将把这一表决看作是走向对抗的表决。这将削弱那些力求变革的人，而加强那些以一切代价反对变革的人。这将使我们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能力化为乌有。这将使我们在亚洲的盟友感到惊讶，它们都敦促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常化。这将使世界质疑我们的领导。 这正是国会面临的抉择。我们可以尝试着推动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同时自己得到利益；也可以把它推向错误的方向，而自己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人民争得繁荣，如果我们要坚持自由，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争得和平和安全，那么，我相信选择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向中国提供永久正常贸易待遇。108 　　24日,众议院以237对197票通过给予中国PNTR的法案。克林顿随后在白宫发表讲话说，“今天众议院的表决为美国的持续繁荣、中国的改革和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采取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张开手臂的积极影响要大于握紧拳头的影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发表声明，赞扬众议院的决定，表示该议案将为“今后多年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打下基础”。 109 　　中国方面也随即做出反应。5月25日，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一方面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对华PNTR法案表示欢迎，认为议案的通过是明智的，另一方面指出：法案同时包含了借口人权等问题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这是中国政府所坚决反对和不能接受的，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和不满，并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110 众议院通过议案后, 克林顿政府一再催促参院尽快对议案进行表决。6月1日，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美中商会表示，议案的表决拖得时间越长，失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风险就越大，希望参院能在6月12日开始讨论，最好在周末结束前进行表决。111 　　 但参议院却一再拖延PNTR议案的表决。5月25日，汤普森（田纳西州共和党人）和托里切利（新泽西州民主党人）等向参议院提出第2645号法案，题为《防止中国扩散武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报告，汇报中国防扩散情况。6月6日，该法案被列入参议院立法日程。当天，10名民主党参议员写信给多数党领袖洛特和少数党领袖达施勒，敦促在7月4日（美国国庆）休会前通过PNTR。然而，洛特却在6月30日提出，要在7月10日开始关于《防止中国扩散武器法案》的讨论，并且提出在讨论PNTR议案之前还要讨论其他几项更为重要的拨款法案，显然是横生枝节，故意拖延。这主要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既然本届政府把对华PNTR作为任期最后一年的一项重要立法，作为外交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为民主党制造困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林顿政府的“克星”赫尔姆斯(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人)公然扬言：“我将使他们享受就一系列修正案进行表决的乐趣。” 赫尔姆斯在7月19日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抨击中国人权和劳工权，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并非有原则的外交政策。他竟然宣称：“道德标准仍然是美国特色、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些以“捍卫人权” 为己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也从中作梗。威尔斯通（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甚至扬言美国应重新谈判对华PNTR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理由是目前的PNTR议案没有包括人权、宗教自由、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条件。112 7月10日国会复会后参议院并未讨论PNTR议案。这一拖延激怒了工商界。他们毫不掩饰地警告负责共和党筹款事宜的参议员麦康奈尔，如果不安排表决，他们将推迟提供竞选捐款。在日益增大的压力下，洛特改变了态度。7月26日，洛特向参院提出动议，对PNTR采取“结束辩论动议” 的办法，根据参议院规则第22款，只要得到3/5议员的同意，该议案可以“结束辩论”进行表决，即在9月份国会复会后优先表决该议案，并将额外辩论的时间限制在30小时以内，从而减少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无限制增加修正案所导致的困难。113 同日，参议院以86对12票通过这一动议，票数超过了所需的3/5。 7月31日开始，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时期。 　　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安排了富有意义的访问和交流活动。美国国防部长科恩7月11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去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两军关系中断以来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中国的首次访问。14日，科恩在访问上海证券交易所时发表题为《 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待遇对美国安全十分必要》的讲话，他指出，“事实是中美人民已互相依存，共同享受两国关系带来的和平和繁荣”，我们的共同繁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由贸易的力量，“商业使得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共同的利益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他还说， 在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变得密不可分的当今社会，给予中国PNTR 无论对[美国]经济安全还是国家安全都十分必要。我们确信，如果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多的利益，就会倾向于与美国合作来解决更广泛的问题。114 9月4日，江泽民主席应邀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8日上午，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晤。江泽民指出，中美关系尽管几经风雨，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实说明，中美两国保持并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要站得高、看得远，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特别是处理好台湾问题，使中美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克林顿表示，他担任总统的八年里，中美两国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亲自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国拓展了各种沟通渠道，并努力争取人民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支持。美方真诚希望两国实现真正的合作，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也希望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成功。双方还重申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115 中国政府决定值新千年之际，加大与国外的文化艺术交流，让世界更多更好地认识中国。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文化部联合主办了“走近中国——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这是近年来中国在国外举行的最大型的国际文化活动， 受到中美两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克林顿总统和安南秘书长分别给活动发了贺词。江泽民在贺词中说，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对世界文明进步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中华文化美国行” 活动，为美国人民打开了一个窗口，从中他们可以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从未中断的灿烂文化，了解当代中国人民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对促进中美两国乃至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发挥积极的作用。克林顿在贺词中说，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每一个社会最丰富的表达方式之一。艺术赋予我们超越地域、语言、文化障碍的力量，并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共有的远见和价值。他祝愿“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能够成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桥梁”，进一步促进美中关系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116 这项活动包括三大内容：大型展览、文艺演出、主题演讲。活动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圣路易斯、洛杉矶、旧金山等9个大城市举行，历时25天，约10万人次观看了展览或文艺演出，或听取了演讲。 8月24日，中国中央民族乐团首次在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演出，揭开了“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的序幕。乐团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7个城市演出10场，轰动10场，吸引观众两万人。尤其在德梅因、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等美国内地城市，非华裔美国人占观众的八至九成。9月8日，中国中央民族乐团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行演出。正在这里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江泽民主席邀请美国著名企业界人士一起观看了演出。 “走近中国”大型展览是这一活动的又一重头戏。展览向美国观众展示中国旅游风光、工艺珍品和服装服饰，介绍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9月5日，展览在纽约著名的贾维茨展览中心隆重开幕。美国副国务卿利伯曼、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前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及美国商界、政界和友好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钱其琛副总理和利伯曼副国务卿为展览剪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致辞中说，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是两国关系的基石，“走近中国”展览就是为铺筑这样的基石而努力。展览是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礼物，特别是给那些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一个走近中国的机会。利伯曼代表美国政府致辞。他说：这次活动将使美国人民能通过亲身体会了解中国文化，开阔眼界，并将提供机会，使双方消除隔阂，建立长期的接触关系，增进相互了解。纽约州州长帕塔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展览会在纽约展出10天，吸引了五万多名观众。8000平方米的展厅时常爆满。有的观众为了一饱眼福甚至等上四个小时。 赵启正在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还作了题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的演讲，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和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玮则在纽约以《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抉择与承诺》和《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业》为主题分别发表了演讲。中国政府官员以一种不回避矛盾的开放姿态，谈笑风生，坦率、幽默地回答问题，他们在美国的讲台上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书面演讲的内容本身，而是现身说法地重新树立中国人的形象，纠正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 9月17日，深圳锦绣中华民族舞蹈团在洛杉矶帕萨迪歌剧院的演出为“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舞蹈团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圣何塞和洛杉矶表演了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 　　与此同时，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于9月7日至28日在美国进行演出。在出行前夕，江泽民主席题写了贺词。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分别为艺术团的演出题词、致欢迎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盐湖城等地演出了10场大型音乐舞蹈节目“我的梦”，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和高度评价。117 　　　 美国国会夏休以后，9月4日，参议院重开对华PNTR议案的讨论。虽然时间限定在30个小时，但辩论却是非常激烈的。虽然支持的议员占了绝对多数，但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能量却着实不小。赫尔姆斯、汤普森、威尔斯通、伯德（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等一再把与中美经贸无关的许多问题扯在一起，举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发表冗长的演讲，耸人听闻地强调中国的“威胁”。9月5日，赫尔姆斯在参院发表讲话说，美国是在拿68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支持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因此，美国不能实行“不惜代价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政策”，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牺牲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在中国促进民主的需要，对华PNTR议案是一个“在我二十八年的参议员生涯中在参议院辩论过的最愚蠢的法案”。118 9月7日，威尔斯通发表长篇讲话，把中美达成的中国入世协议称作是那些跨国公司“一厢情愿的单子”，那里没有一个字是关于人权的，没有丝毫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丝毫关于劳动者的权利、丝毫关于环境的内容”，美国公司并非为了开放中国的市场而支持PNTR，他们是想把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利用那里廉价的缺少权利和保护的劳动力。他说，“美国1992年至1999年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国流失68.3万个工作机会”，给予中国PNTR会导致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因此，中美协议“不是一项双赢的协议，而是双输的协议”。威尔斯通表示，他将提出关于宗教自由、人权、劳改产品、工人组织等一系列修正案。119 11日，肯塔基州共和党人邦宁竟然表示应该使用冷战时期对待苏联的“大棒政策”来对待现在的中国，他说：“在冷战时期，里根总统曾说，对于苏联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寻求和平。这种政策在当时行得通，它在现在也应该是我们面对中国的政策。”他认为，贸易“以前作为胡萝卜没有起作用，如果我们拿走每年一度的审议和可能实施的制裁这根棒子，贸易在将来肯定不会起作用。”120 赞成对华PNTR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罗思（德拉华州共和党人）、鲍卡斯、格拉斯利（衣阿华州共和党人）、格拉姆斯（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等一再列举大量事实，阐述给予中国PNTR的理由。威廉?罗思9月5日在参院表示要坚决支持对华PNTR，反对任何附加修正案。他说，不给予中国PNTR将使美国不能得到三任总统经过13年艰辛谈判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所能带给美国的全部利益，而把这些利益拱手让给欧洲和日本，从而使美国商界、农界和工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本人支持对华PNTR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德拉华州的选民将从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大大受益。而且，以贸易制裁对中国施压的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给予中国PNTR将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有助于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从美国战略利益、国家利益、经贸利益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应该给予中国PNTR。121 11日，他再次在参议院表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使美国资本投向更有效益的领域，使美国工业更有竞争力，并有利于美国保持低通胀、低利率，有利于美国股市的繁荣，有利于使美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122 9月6日，鲍卡斯议员在参院辩论中警告说，否决对中国的PNTR将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中国会认为美国的决策是要孤立中国，妨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阻止中国上升为地区性大国。美国不要期望中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中国国内反对改革的力量仍将存在。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增强改革派的力量。123 格拉斯利表示，中国是玉米和玉米产品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而衣阿华州则是全美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衣阿华州带来巨大的出口机会；中国市场对美国的进一步开放将为美国创造成千上万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关于人权和自由，他认为，永远不能指望把中国变成一个立宪民主制的典范，但经济和政治从来就是分不开的，可以通过使中国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为其经济和政治结构带来根本性变革。124 格拉姆斯6日在参院表示，议案早在6月初就应该已经通过，他对表决的拖延深表遗憾，希望不附加任何修正案，加快表决进程。针对汤普森等人提出的《防止中国扩散武器法案》， 他尖锐指出，这项法案的效果将会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减少扩散的目的，反而会导致两个国家之间产生敌意。他警告说：“如果敌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永久组成部分，那么美国将失去所有亚洲的盟友，民族主义将在这整个地区普遍高涨……多数亚洲国家将责备美国毫无必要地发起与中国的冷战。”125 根据规定，如果参议院通过的议案与众议院早先通过的不同，那么参众两院就要组成一个会商委员会，拟订出一个统一的议案，然后再交由参众两院分别批准。由于本届国会将于10月6日休会准备11月竞选，所剩时间极其有限。因此参议院对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议案的任何修正都将在实际上葬送PNTR议案。反对该议案的参议员提出了种种修正案，有攻击中国计划生育、宗教信仰等所谓人权问题的，有关于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的，有对中美贸易某一具体问题的，而在参议院辩论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是汤普森和托里切利提出的关于武器扩散问题的议案。 　　　9月7日，参议院否决了三个议案： 67对30票否决了威尔斯通提出的关于宗教自由的修正案，64对32票否决了伯德提出的“鼓励使用美国创造的清洁能源技术”的议案，81对13票否决了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人霍林斯提出的把“永久”从议案中去掉的提议。另外，议员们又提出了13个议案，议案内容包括中国协助调查美国战俘和战争中的失踪者、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及如果中国不遵守贸易协议总统要在5年后停止对华PNTR，如此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9月11日，汤普森提出将经过修改的《防止中国扩散武器法案》作为对华PNTR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总统对那些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家以及那些参与扩散的公司实施制裁。而当时中央情报局认定的国家是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个单子上的国家将随时予以增减。126 12日，赫尔姆斯号召参议员们支持这个修正案，他诬称，中国向伊朗、利比亚、北朝鲜、巴基斯坦等国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27 鲍卡斯立即对该议案表示反对，他指出，美国已经拥有针对导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这些武器部件扩散的广泛的法律体系，修正案是多此一举；而且该修正案束缚了未来总统的手脚，降低了总统利用制裁威胁作为杠杆迫使进行扩散的国家做出改变的灵活性。他说：“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一再看到单方面的制裁不起作用……这样做对中国的伤害微乎其微，对美国的经济伤害极其巨大，而给日本和欧洲带来实实在在的恩惠。而一旦失去了市场，以后再要争取回来可是极难极难的。”128 罗思也反对这一修正案。他指出，这项修正案“依赖的制裁范围太广，内容太不确定，以至很难真能有效遏制扩散。”也就是说，在意图和结果之间差距太大。129 9月13日，参议院以65对32票否决了汤普森修正案。另外，参议院还否决了伯德提出的关于防止市场混乱、实施保障措施的修正案，罗伯特?史密斯提出的要求国会与行政联合小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俘和战争中失踪者问题上合作以及计划生育、改善劳改犯人待遇的修正案，通过口头表决否决了伯德提出的要求中国保证向世贸组织汇报工业补贴信息的修正案，威尔斯通提出的关于监狱劳工的修正案，赫尔姆斯提出的要求在给予中国PNTR之前中国必须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的修正案。这样，参议院一天内否决了6项议案。14日，参议院又挫败了剩下的所有议案，包括霍林斯提出的四项议案，罗伯特?史密斯提出的议案。130 ９月19日下午，参议院以83对15票通过了给予中国PNTR的法案。 　　当天，克林顿发表讲话感谢国会通过对华PNTR，表示“这一标志性协议将使国内经济持续繁荣，促进中国经济自由，增加中国开放和我们所有人拥有更加和平未来的前景。”　奥尔布赖特也在当天赞扬国会超越党派政治的投票，表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将为美国的企业、农业和工人在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的市场中提供新的机会，通过进一步向美国出口开放中国的市场，美国将继续维持八年来的经济增长。131 28日，克林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机遇，我们的机遇》的文章，论述通过对华永久贸易关系地位促进中国改革和全球化。他认为，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是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进展。132 巴尔舍夫斯基回顾了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贸易政策，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华PNTR是美国十年来最重要的贸易和外交政策问题。13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发表评论说，美国国会通过对华PNTR符合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的规定。它有利于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长期稳定的环境，对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也具重要意义。他同时指出，参院通过的议案仍保留了众院文本中损害中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中国政府就此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方坚决反对的立场。134 10月10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众议院第4444号决议案（即对华PNTR议案），使之成为法律，中国与美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由此成立。克林顿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今天对于美国来说是个伟大的日子，而对于21世纪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这个签字仪式标志着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我们的努力始于近三十年前，由尼克松总统开辟道路，卡特总统继续努力，实现了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他还说，“要实现一个面貌一新的21世纪，没有任何事情比使中国走上正确道路更加意义重大。”　他对两党的合作表示赞扬，说：“我们战胜了恐惧、疑虑和真诚的歧见，终于携手建立了卓越的两党联盟。”135 美国国会的表决充分说明，发展中美关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华PNTR的通过将使中美经贸关系建立在世贸组织多边的非歧视性待遇的基础之上，以往由于对华正常贸易待遇的年度审议而产生的对中美经贸关系、乃至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冲击不复存在。　在９０年代，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成为整个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来源，而且在２１世纪更会是这样。因此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促进也就是对整个中美关系的推动，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摩擦和分歧，但既然两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它们就可以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多边框架内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制的轨道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这对于两国关系的机制化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对华PNTR这个双赢的立法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造福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10月12至14日，巴尔舍夫斯基受总统之命访问北京，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宾主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巴尔舍夫斯基在会晤后表示，朱总理毫不含糊地强调，中国不会从与美国的或与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协议的承诺退缩。之后，巴尔舍夫斯基与石广生部长就中美贸易关系和中国加入世贸问题举行了会谈。外经贸部发言人表示，会谈取得了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他说，双边谈判进程基本结束，目前已启动多边加入程序，着手入世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进入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冲刺阶段。136 11月中旬，江泽民主席在文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6日下午，江主席在他下榻的兰花园饭店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会晤，这是自1993年11月西雅图会晤以来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11次会晤。137 江泽民对克林顿执政期间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希望他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两国关系的发展。克林顿感谢江主席8年来同他进行的合作。江主席回顾两国关系发展历程时说，8年来，中美关系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但总的是向前发展的，是取得了重要的积极进展的。他强调，不论中美关系存在何种困难，只要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有发展关系的坚强信念和决心， 敢于面对挑战和困难，把握住双边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就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一个在亚洲、在世界发挥积极作用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美中关系的未来是合作的未来，而不是冲突的未来；是相互促进的未来，而不是相互遏制的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会有分歧，但通过对话可以消除分歧。他对记者表示，两国关系比他当年刚上任时更加牢固，两国在发展成熟、坦诚和有效的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相当积极的”。138 两国领导人深知，中美关系的现状得来不易，而他们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又都充满了希望。 　 2000年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是双方关于防扩散的谈判取得成功。11月2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无意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可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即能把至少500公斤有效载荷运载到至少300公里距离的导弹），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其出口控制制度，颁布全面的包括双用途物项在内的导弹相关物项的出口控制清单，包括直接用于导弹的设备、材料和技术，以及与导弹相关的双用途物质。中国政府将要求所有中国实体和个人必须事先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才可出口列入该清单的物项；在决定对清单所控物项是否发放出口许可证时，中国政府将考虑申请出口物项的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以及该物项被转用于发展可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计划的危险。对于向正在发展可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国家进行转让，即使是并未列入清单的物项，中国政府都将予以特别审查并谨慎处理，以防此类转让对这些国家发展可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起到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将尽早颁布出口控制清单及相关规定。在此之前，中国将继续采取现行措施，以落实不以任何方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可被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政策。139 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中国完善防扩散体制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它有利于维护国际防扩散体制，有利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融入国际社会。美国一直十分关心所谓扩散问题，一再就此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因此这一决定也将推动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在华盛顿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上述声明，鉴于中方承诺加强其导弹相关物项出口控制制度，美方决定放弃根据美国国内法律因中方实体过去向伊朗和巴基斯坦提供导弹援助而实施的经济制裁。他还宣布，鉴于导弹防扩散与和平利用空间合作之间的关系，美方现将恢复美国与中国公司之间开展商业性空间合作（如在中国发射美国卫星）的必要的许可证审批程序。此外，美中两国还将尽早恢复双方关于延长《1995年美中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协议》的讨论。140 　　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民主党执掌白宫已经8年，而且在此期间取得了美国经济持续的较高速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使共和党卯足了劲，要与民主党拼搏一场，大有不把民主党撵出白宫势不罢休的劲。如同本书前面所述，在1980年、1992年竞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一再受到选举政治影响一样，200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不可能不受这种影响。共和党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沃克?布什一方面积极赞成对华PNTR，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硬的对华态度。1999年11月19日，布什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作对外政策演讲，这是他表示参加竞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他在整个竞选期间的唯一的专门的对外政策演讲。讲到中国时，他说， 　　 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清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和伙伴关系的透镜。中国正在崛起，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我们的利益是清楚的：我们欢迎一个自由和繁荣的中国。我们不想有冲突。我们不想威胁中国。在一些领域中，我们必须尝试进行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获得在朝鲜半岛的和平……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必须正面加以面对的。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不抱恶意地与中国打交道，但也必须不抱幻想。141 　　在另外一个场合，布什更把中国称作“战略竞争者”。在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共和党人的一种手法。本来1997年两国领导人并没有说，现实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而只是表明他们建设这样一种关系的愿望。共和党人把愿望说成是现实，然后加以攻击。当时正在希腊访问的克林顿驳斥布什的提法说，美国与所有大国之间“都既是竞争关系， 又是伙伴关系”，纯粹地把一个国家说成是“竞争对手”，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因为这预示今后20年它们之间将会是“一种敌对关系”。他还说，美中之间会出现一些分歧，但应看到，双方间也有合作。142 　　2000年8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竞选纲领，这是阐述共和党的内政外交全面执政纲领的一个文件。其中多处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如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是“总统令人尴尬的叩头”；政府对美国的核和导弹机密疏于防范；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不予包括，不符合美国利益，如此等等。在讲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时，纲领强调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的同盟关系，认为这对于“建设和扩展东亚的和平、安全、民主和繁荣至关重要”。在讲到中国时，纲领把中国称作“在亚洲对美国的关键挑战”。纲领重复了“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的说法，纲领肯定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同时以强烈的措辞表示将“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反对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143 对于共和党的这个纲领是不能太认真地予以对待的，因为其中有许多是竞选的宣传，有夸张其词的地方，它与其说代表了共和党的真正的政策，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竞选的需要，党派斗争的需要。但毕竟其中有许多说法是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不一致的。竞选结果布什艰难地胜出。人们不禁对新总统到底会执行怎样的对华政策怀有几分担心。 1 卢世光等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396页。 2见本书第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1997年3月。 4 李长久：《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特点和前景》，郭益耀、郑伟民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5 李长久：《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特点和前景》， 《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 第101页。 6 参见陈宝森：《中美携手迈向21世纪——论中国与美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第87页。 7 关于本问题的阐述主要根据《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8 有的学者把这种情况称做“贸易平衡转移效应”，见周世俭：《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前景》，《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第148页。 9 USTR: Report to Congress on Section 301 Developments( January 1995-June 1996 )。( http://www.ustr.gov/reports/301report)参见李明德：《“特别301条款”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178页。 10 《“特别301条款” 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第179页。 11 Beyond Tiananmen, p.132. 12 关于此次谈判情况详见胡涵钧《当代中美贸易》（ 1972－2001 ）第193－195页。 13 参见《“特别301条款”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第213-214页。 14 参见《“特别301条款”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第221-222页 15 参见巩小华、宋连生：《中国入世全景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56-58、62页。 16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8页。 17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第84-85页。 18 《参考消息》1999年3月31日，4月1日。采访巴尔舍夫斯基。 19 Beyond Tiananmen, p.360，366. 20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第133页；Beyond Tiananmen, p.367. 21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9, Vol. I, pp.506-511. 2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这两个文件事先没有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商量，李侃如事先也不知道此事。在当天晚上的国宴上，龙永图告诉了他此事，他才知道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让美国人明白，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谈判，从而争取更多的支持。但这给公众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朱总理已经同意了联合声明。采访李侃如。 23 《人民日报》1999年4月11日。 24 《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解决了小麦、肉类、柑橘的检疫问题。中国解除了对美国西北部地区7个州小麦进口的禁令，争取了这些州的国会议员和农场主的支持，政治效果非常好。同时中方做出这个决定是进行过非常慎重的研究的，完全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25 Paul Blustein, “Senators Criticize Lack of Pact with China ”, Washington Post, April 14, 1999, Katharine Q. Seelye, “After Criticism, Clinton Moves to Restart Talks with Chines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1999, p.A-1. 26 David E. Sanger, “How U.S. and China Failed to Close Trade Deal”,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99, p.A-1. 27 Hailing Cooper, “ Rubin Advised Against China WTO Deal—Clinton Was Pushed to Win Still More Concessions, Boosting Chances on Hill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6, 1999. 根据本文和其他一些文章的披露，在克林顿政府中，在是否与中国达成协议问题上意见明显分歧。赞成立即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是：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伯杰等，反对的是鲁宾、总统经济顾问斯帕林（ Gene Sperling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和商务部长戴利。鲁宾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他坚持认为，国会的反对极端强烈。商界将会支持，但这种支持不足以克服国会的反对。只要美国继续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将做出进一步的让步。那样一项协议就会在国会获得通过。而如果现在达成协议，然后遭到国会否决，那对中美关系的打击将会更大。并见 Beyond Tiananmen ,p.367.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4月19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思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文章。他把当时的情况与半个世界前“失去中国”的情况相比较，认为，如果美国因为不能与中国缔结中国入世的协议，美国就到了又一次“失去中国的边缘”，“抓不住这个时刻不仅对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同样对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都是巨大的错误”。William V. Roth, Jr., “ Let China Join the WTO”, Washington Post, April 19, 1999, p.A-19. 　　事搁数年，2002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采访巴尔舍夫斯基，要她事后做一个冷静的判断，到底是否应该在当时与中国达成协议。她沉吟片刻，最后说：“还是应该在当时达成协议。”李侃如说，当时国会中的反对确实非常强烈。共和党与克林顿对着干，如果在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时达成协议，共和党人会说，政府给了朱总理太多东西，他们反而会反对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民主党人中保护主义势力又很大。尽管如此，他个人认为克林顿仍然可以赢得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但当时反对意见占了上风。采访李侃如。 28 Elizabeth Economy, “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99, p.A-14.在1997年10月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联合声明》中规定两国将促进法律合作，包括法律专家的交流、法官和律师的培训，等等。但国会却拒绝为两国的法律合作拨款。文章所指的正是这一情况。 29 David E. Sanger, “How Push by China and U.S. Business Won over Clinton”,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p.A-1. 30 David E. Sanger, “How Push by China and U.S. Business Won over Clinton”,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1999, p.A-1. 李侃如在谈到美国急于恢复谈判时说，夜长梦多，中国方面会在是否达成协议问题上犹豫起来，国内会有人批评协议，而且中国也会等待与欧盟和日本的谈判结果，这样谈判就可能拖很长时间。 31 4月25日，美国大使馆为美国谈判代表团来华举行招待会。席间，李侃如对笔者说：“如果双方领导人真下决心，我们一个晚上就能完成谈判。谈判取决于政治上的判断。”可见，当时双方的立场确实已经相当接近，剩下的问题已经不多了。 32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第6页。 33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9, Vol. II, p. 732；Beyond Tiananmen, p.371-372. 34 《人民日报》1999年5月10日。 35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第10—11页。 36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9, Vol. II, p. 733. 37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第11页。 38 《人民日报》1999年5月14日。 39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第16页。 40 《参考资料》，1999年5月24日，第2页。 41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Bulletin, June 4，1999, pp.7-8. 42 《新华月报》，1999年第7期，第34—35页。 43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60页。 44 “Unofficial Transcript: State Department Noon Briefing”, June 17, 1999, Bulletin, 18 June., 1999, pp.22-26. 45 “ The President News Conference ”, June 25, 1999,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9, Vol. I, p.1017-1018. 46 “Fisher/Esserman June 28 Press Conference”, Bulletin, 29 June. 1999, pp.14-15. 47《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61页。 4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62-263页。 49 《参考消息》，1999年7月21日。 50 《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6日。 51 见本书第 、 页。 52 《新华月报》，1999年第8期， 第40—41页。 53 据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不仅没有向美国政府打招呼，甚至连他自己的“行政院长”肖万长、“外交部长”胡志强、“陆委会”主任苏起等都不知道。他的“两国论”只是他和几个亲密顾问，如林碧 火召、蔡英文等几个人一起策划的。 54 Michael Laris, “ Taiwan Jettison ‘One China’ Formula; Irate Beijing Warns Step is ‘Dangerou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3, 1999, p.A-14;“Transcript: State Department Noon Briefing”, July 13, 1999, Bulletin, July 14 1999, pp.3-6. 55 Beyond Tiananmen, p.382. 56 David Shambaugh, “ Two China, But Only One Answer”,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1999, p.B-1. 57 “The Volatile Issue of Taiwan”, 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99, p.A-22. 58 《新华月报》，1999年第8期，第40页。 59 《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263页。 60 采访李侃如。 61 Beyond Tiananmen, p.382. 62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NATO Bombing of Chinese Embassy in Beijing Complete ”, Bulletin, July 8, 1999, p. 1. 63 “ Report on :Hearing on NATO Bombing of Chinese Embassy ”, Bulletin, July 23, 1999, pp.23-24. 64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Bulletin, July 28, 1999, p.22. 65 《新华月报》，1999年第10期，第25页。 66 采访巴尔舍夫斯基。 67 《新华月报》，1999年第10期， 第25页。 68 两国首脑会晤之后，9月13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仍非常敏感，美立场的坚定有助于形势的稳定，但台海形势仍有紧张因素，今后必须谨慎加以应对。” 10月27—29日，皮克林副国务卿应邀再次访华，他表示，美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他还重申美政府宣布的“三不”政策。他明确表示，克林顿政府继续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一旦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克林顿总统将予否决，反对使其成为正式法律。见《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79页。美国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作证见本书第 页。 69 《新华月报》，1999年第10期，第31—32页。 70 采访李侃如。 71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 第242页。 72 Beyond Tiananmen, p.387. 73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 第245页。 74 Beyond Tiananmen, p.387. 75 《中国入世全景写真》， 第249页。 76 《新华月报》，1999年第12期，第26页。 77 《新华月报》，1999年第12期，第27页。 78 “U.S. China Sign Historic Trade Agreement”, Backgrounder, 18 November 1999. 79 “USTR Barshefsky’s Press Remarks Following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on the WTO ”, Backgrounder, 18 November 1999.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巴尔舍夫斯基举例简单介绍了协议的内容如下：中国将把全面的平均关税从现在的22.1%降到17%, 农业方面，关税将降至14%到15%；中国将批准不通过中国的中间商直接进出口的权力；中国将在5年内逐步取消所有的进口定额和数量限制；中国同意外国金融机构从中国入世之日起可提供汽车融资，到2006年，中国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将由现行的80%至100%降至25%；中国允许以收入分享为基础进口电影；同意建立合资公司分销音像产品；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将于2005年取消，但此后美国有4年采取特殊的反进口大幅度增加的保护方法；中国允许自入世之日起外资在中国的电信业投资49%，第二年增加到50%；在入世5年后，外国银行在中国享有国民待遇。 8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4页。 81 “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dministration Efforts to Grant China Permanent Trade Relations Status”, Washington File, January 11, 2000, p.1. 82 “ White House Briefing with Commerce Secretary William Daley”, Washington File, January 19 , 2000, pp.39-42. 83 “Text of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Washington File, January 26, 2000, pp.1-4. 8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8页。 85 “Special Supplement: USTR Barshefsky Urges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8, 2000, pp.1-14. 86 “The U.S. –China WTO Accsesion Deal: A Strong Deal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U.S. Agriculture”,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11, 2000, pp.24-27. 87 “ Glickman Says China’s WTO Entry to Boost U.S. Exports”,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7, 2000, pp.29-30. 88 “ Letter on U.S.-China Agriculture Deal”,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5, 2000, pp.7-9. 89 “Unofficial Transcript: February 16 House Ways and Means China Hearing”,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18, 2000, pp.15-16. 90 “President Clinton Press Conference”,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16, 2000, pp.11-12. 91 “ Remarks by Samuel Berger,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8, 2000,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4 ,2000, pp.12-16. 92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to the Business Council”, February 24, 2000,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25, 2000, pp.1-7. 93 “ Clinton Letter to Congress on China Permanent NTR Status”, March 8, 2000, Washington File, March 9,2000, p.11. 94 “ White House Daily Briefing”, May 2, 2000, Washington File, May 4, 2000, pp.1-2. 95《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49页。 96《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51页。 97 “Remarks by by Samuel Berger,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ay 2, 2000, Washington File, May 4,2000, pp.7-13. 9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46- 447页。 99 “ House Speaker Schedule China Trade Vote or Late May”, Washington File, April 6,2000, pp.8-10. 100 “ Representative Gephardt April 19 on China’s Trade Status, WTO”, Washington File, April 20, pp.7-8. 101 “ House Speaker Schedule China Trade Vote or Late May”, Washington File, April,6 2000, p.9. 102 “ U.S. Economists Sign Letters Supporting China’s WTO Entry”, Washington File, April, 27 2000, p.12-15. 103 “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nd Federal Chairman Alan Greespan on Permanent Normal Trad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File, May 19,2000, p. 2. 104 “Two Lawmakers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Trade Status”, Washington File, May 4, 2000, p.32 ; “Three Lawmakers Urge Support for China PNTR”, Washington File, May 9, 2000, pp.4-6. 105 “ Ways and Means Chairman Archer Release Poll on China PNTR”, Washington File, May 11,2000, pp.6-7. 106 “Oral Testimony by Commerce Secretary William M. Daley.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May 3 on China Trade”, Washington File, May 4, 2000, pp.5-8. 107 “ Representative Sander Levin Feb. 16 Statement in China, WTO”,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8, 2000, p.31; “February 16 House Ways and Means China Hearing”,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18, 2000, p.16; 108 “President Clinton’s Letter to Congress on PNTR for China”, May 23, 2000, Washington File, May 25, 2000, pp.3-6. 109 “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on Passage of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y 24, 2000, “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May 24, 2000, Washington File, May 26, 2000, pp.1-3. 110《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53页。 111 “Remarks U.S. – China Business Council by Ambassador Charlene Barshefsky”, June 1, 2000, Washington File, June 6, 2000, pp.1-4. 112 “Senator Helms July 19 Remarks on Implications of China PNTR”, “Senator Wellstone July 19 Statement on PNTR for China”, Washington File, July21, 2000,pp.6-12. 113 “Senator Lott Files Motion for Cloture vote on China PNTR Bill”, July 27, 2000, Washington File, July 28,2000, pp.2-5. 114 William Cohen, “ PNTR for China Necessary to National Security”, Backgrounder, August 4, 2000, pp.2-3. 115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307页。 11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456页。 117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57页。 118 “Helms Calls Permanent Trade Status for China ‘Ill- Advised ’”, September 5,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6 , 2000, p.25-27. 119 “Senator Wellstone to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PNTR Bill”, September 7,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8 , 2000, pp.13-25. 120 “Senator Bunning Says China Does Not Deserve PNTR”, September 9,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12,2000, pp.22-28. 121 “Senator Finance Committee Chairman September 5 on China Trade ”,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6, 2000, pp.18-25. 122 “Senator Roth Says PNTR for China Would Benefit U.S.”, September 11, 2000,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2, 2000, pp.18-20. 123 “Senator Baucus Urges ‘Yes ‘Vote on China PNTR”, September 6,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7, 2000, pp.6-8. 124 “ Senator Grassley Urges Senate to Proceed with PNTR Vote”, September 6,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6, 2000, pp.8-13. 125 “Senator Grams September 6 Remarks Supporting China PNTR”,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8,2000, pp.1-7. 126 “Draft Summary of Thompson Amendment to PNTR Bill”, September 11,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2, 2000, pp.13-14. 127 “Senator Helms Backs Thompson Amendment to China PNTR Bill ”, September 12,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3 , 2000, pp.1-6. 128 “Senator Baucus September 11 on China Proliferation, Trade”,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2 , 2000, pp.20-22. 129 “Senators Clash over Thompson Amendment to China PNTR Bill”, September 12,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3, 2000, pp.32-33. 130 “ Senate Sweeps Away Proposed Amendment to China PNTR Bill”, September 15,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18, 2000, pp.2-4. 131 “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enate Passage of China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September 19, 2000,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September 19, 2000,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0, 2000, pp.1-2. 132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 China’s Opportunity, And Ours”, Backgrounder, September 28 , 2000. 133 “ Trade Policy 1992—2000: The Clinton Record and the Road Ahead”,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9, 2000, pp.12-19. 134 实际上，在通过对华ＰＮＴＲ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毕赖特和莱文所建议的所谓“国会－政府联合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由政府、参众两院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两主席是参议员鲍卡斯和众议员毕赖特，这个委员会专门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另一个委员会所谓“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 该委员会的１２名成员由国会领袖任命，它所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安全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遵守情况，中国的“武器扩散”情况，中国对传媒的“控制”情况，等等。该委员会应当每年发表一个报告，但其实它的第一个评估报告是在２００２年６月发表的。２００３年起，该委员会改名为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35 Backgrounder, October20, 2000 13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60页。 137 这11次会晤是：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了7次，1995年11月大坂会议克林顿总统因为联邦预算问题没有参加；1995年10月联合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和2000年10月千年首脑会议期间， 1997和1998年首脑互访。 13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11—312页。 139 《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2日。 140 “Statement by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Richard Boucher, Spokesman”, November 22, 2000,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2, 2000, p.1. 141 “George W. Bush Foreign Policy Speech”, November 19, 1999. 142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1页。 143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Principled American Leadership”.www.rn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