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病狮 亚洲虎们极力效仿的榜样是一个就在身侧的繁荣兴旺的国家——日本。它们以仰慕的眼光看着它们这位邻居、这块二战时曾受到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的日出之地先是实现了自立，迅速渗透了美国这个全球巨人的市场，然后又获得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在三四十年间完成的。它们看到了一个奉行保护主义的日本，除受过教育并一心工作的劳动力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源的日本，是怎样建成一部工业机器并随后将之变成出口的动力之源的。该动力源起初依靠的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随后又在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取得了优势。 日本起初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后逐渐将其某些制度自由化，这多半是在美国专家的压力下进行的。它牢牢控制着信贷，将其导向它认为对工业化有重要意义的部门。日本的经验给与其比邻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少在增长初期，它们采取了依靠产业政策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企业制度来促进增长的做法。 第一代亚洲虎面临与日本同样的难题：如何使受到战争破坏的经济走向和平与繁荣？为确保领土安全，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象日本一样与美国结盟。朝鲜和台湾直接受到美国保护伞的保护，而香港是英国殖民地，间接地与北约和美国盟国连结在一起。这样各国可以减轻防务负担，将力量集中到至关重要的生存任务上来。 自1990年以来，日本受到了或衰退或停滞的打击。其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片混乱，银行和保险公司也陷入困境。所有这些确实使笼罩在日本奇迹头上的光环不复存在，但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借款客户，从1983年以来，它已接受近1万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其邻居是虎，那么日本就是亚洲之狮，尽管现在是头病狮。 要理解当今世界的形势，我们就必须对日本奇迹的历史和这一奇迹在九十年代失去光芒的原因进行分析。我认为，在这十年中东亚和拉美都日本化了，而已经感染其邻居的日本经济流感，将很快传遍世界。 东亚的日本化 “日本化”一词的含义是什么？该词代表的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伴以货币或信用膨胀导致的股市泡沫。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首先是为满足国外的口味和需要，而将提高国内工资和消费放在第二位，其发展就是出口导向式的发展。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也许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1950年，日本需要原材料和外国技术。对日本来说，那时集中力量出口是完全合理的。然而，该国并不需要出口顺差，收支平衡的贸易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甚至可能更好些。问题在于在日本及其追随者中，对出口的重视变成了对出口的迷恋。你将会看到，这种迷恋与美国对全球化和金融放松管制的迷恋相结合，现在已使世界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迷恋出口的经济需要依靠外国市场来实现增长，由于忽视国内经济的需求，这种经济受到外国及其经济政策的支配。其贸易顺差随着外国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其国内需求几无增长。这样一来迷恋出口的经济体就会成为世界的眼中钉，因为世界要为此承担贸易赤字。日本在八十年代是这样一个国家，九十年代更是。 日本化的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信用和货币迅速膨胀带来的股市泡沫。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并不是头一个出现股价狂涨现象的国家，美国在二十年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日本的狂热达到了新的水平，支撑它的不是利润增长而是信用膨胀。这就使日本的资产泡沫和二十年代美国的泡沫区别开来。两家的泡沫最终都破灭了，而破灭时都带来了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1997年末，日本的银行系统濒临崩溃。这些银行曾慷慨地向小虎们提供借款，而后者的增长已开始放慢。人们担心，进一步的损失将导致某些大的放款机构公然破产，这些机构的偿付能力靠的是某些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利率的支持。按国际标准，有几家银行已失去偿付能力，但仅略高于1%的存款利率使资金成本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于这些银行仍能继续营业。 九月初，大藏省宣布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跌，跌幅为按季度算3%，按年率算12%。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就意味着该国已进入衰退期。未来的前景似乎更为黯淡。由于巨额外债和庞大的贸易赤字，邻近的韩国迅速陷入七月份始于泰国的货币危机。由此导致的资本外逃使韩圆大幅度贬值。这个国家猛然意识到其外债负担已成倍增加。负债的银行和公司需要比原来多得多的韩圆以偿还它们从海外借贷的美元。 韩圆的贬值意味着已经变得虚弱的日元必须进一步贬值。货币贬值可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就象1995年比索危机时在墨西哥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各国在国际市场上彼此竞争时，一种货币的贬值会很快传播到邻近的国家。这是市场的规律。但日本已拥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这肯定会导致日本货物在海外进一步的跌价受到抵制。 如果日元贬值幅度和韩圆一样大，韩国和日本的产品在各自市场上的价格将不会发生变化。但双方产品在其他国家市场上的价格都将下跌，因为廉价的货币意味着以这种货币标价的产品更便宜了。 由于日本产品已遍布世界，这可能导致紧张局面，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然而，如果日元不进行与韩圆相应的贬值，日本的很多生意就会被韩国公司夺走。这就是受到削弱的日本在1997年末处于严重衰退甚至萧条的边缘的原因。 它为什么要把事情弄成这样？该国为什么没在1990年后问题刚出现时调整其经济而是浪费了七年宝贵的时间？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研究。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政治和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 快速增长时期 在许多方面，战后的日本都取得了复苏、重建和获得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传奇式成就。1950年后，在仅仅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片废墟上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巨人。如果一国经济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就会认为那是巨大的成就。而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增长，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再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被彻底改变。战败的污名和耻辱消失了。反之，该国成了其他有抱负的国家的榜样。 日本在五十年代的年增长率略低于10%，而六十年代则略高于这个数字。但在这两个十年中，其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富足程度都有了令人瞩目的飞跃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实际平均工资也是如此。表5以1990年为基年提供了实际工资指数、国家税负、税后工资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国家税负是国家税、地方税和社会保险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5表明，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仅38万日元增至1973年的204万日元。也就是说仅仅23年就猛增了437%。税前实际工资指数从1950年的195增至1973年的794，同样长的时间里猛增了307%。307除以437等于0703，因此，实际工资的增长相当于全国生产率增长的703%。 即使从税后工资来看，日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飞速提高。从1950年到1973年间的国家税负上升，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国家和地方税的税率基本保持未变。税后实际工资指数从1955年的21增长至1973年的595——猛增182%。不过，这一快速增长时期中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平稳。表6将表5的数据换成了增长率，从该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1950年到1955年，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大致相当。但是此后的十年中，工资的增长只大约相当于生产率增长的一半。而在再往后的八年中，工资的增长赶上了生产率的增长，其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几乎持平。这表明实际工资最初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滞后可能是工会力量消长的反映。工会强大时，工资增长就快，工会软弱时，工资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表5 正式雇员实际工资指数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950~1975（1990=100） 年份 实际工资 国家税负 税后工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50 195 -- -- 038 1955 264 20 211 052 1960 331 20 265 077 1965 398 227 308 112 1970 586 243 444 177 1973 794 250 595 204 1975 802 258 595 207 表6 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平均增长率：1955~1975（百分比） 年份 工资增长 税后工资增长 生产率增长 1955 354 -- 368 1960 254 256 481 1965 202 162 455 1970 472 442 580 1973 355 340 153 1975 1 0 0 资料来源：《1995年日本统计年鉴》；《1994年经济统计年报》；《1995年日本年鉴》；中村高房，《战后日本经济》，1995年第二版；南亮之进，《日本的经济发展》，1994年第二版。 全国生产率的提高反映出包括农业、制造业、建筑和服务业在内的许多领域的效率的提高。这就是平衡的增长，所有的重要产业都繁荣兴旺。 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最快，其次是建筑、农业和服务业。这表明，最快的生产率增长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第二产业即制造业部门，第一和第三产业部门随后。这就是经济政策应着眼于保护第二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原因。第二产业可以大大提高生活水平。 日本是如何从很低的起点上获得产业效率令人瞩目的增长的？是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通过对自己在战争期间开发的技术在和平时期的利用。战时技术的发展为战后日本创造了教育和技术基础，这一基础得到了和平的利用。它对吸引外国技术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新的发明无法得到得用。 为建立起抵抗共产主义的壁垒，美国鼓励其公司向日本出口技术。日本进口了一个又一个产业的成套机械设备。这当然带来了令人头痛的贸易逆差的问题。钢铁、造船、化学、机械、纺织、电力和其他许多产业因此以最新生产技术进行了改造。在某些产业中，日本技术如此先进，甚至超过了它们的美国竞争者。 该国缓慢但坚决地前进，并在造船、纺织和石化等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但其汽车产业获益最大，如今它在世界市场上已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五十年代早期，日本开始缓慢地向这个方向前进。尼桑、五十铃和日野公司从欧洲获得汽车技术，而丰田和公爵公司则自已开发。 在这个十年中的后半期，这些公司开始制造小型车。六十年代早期本田和Subaru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65年后日本发展成为大的轿车出口国。今天该国在产品种类和质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各种尺寸、豪华程度和样式的日本轿车遍布世界。 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工业化通常伴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因而农业的生产率也能得到迅速提高。农业产出增加，而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建筑和服务业雇用的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同样的情况也在日本出现，只是其到来的速度异乎寻常。 很明显，1950年后日本迅速向多样化经济的方向前进，在这种经济中第二产业部门的雇用人数至少应占三分之一。该国在六十中期达到了这一水平。多样化的成果是巨大的，在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它做出了很大贡献。 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增加了战前很低的农业收入。这与其他各产业工资的上升一起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工资的上升和不平等程度的下降都意味着消费者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从而与生产的增长保持同步。 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储蓄也迅速增长。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如果储蓄率迅速上升，国内需求由于国内供给的不足而下降，就会导致生产过剩。而这又会导致生产的收缩和失业。 但是，日本企业支出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和吸收国内的储蓄。其储蓄率从1950年的仅5%上升至1975年的25%。只要投资支出能吸收储蓄，需求就足以消化国民产出，因而也就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实际上，高储蓄率支持了资本形成、新技术和增长。 没有足够的储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日本需要资本，其人民起而应付挑战。他们接受教育，努力工作并将其大部分收入储存起来。 当然，如果收入增长迅速，就更容易进行更多的储蓄，但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对自己的支出进行自我约束。尽管人们工作勤勉，但如没有适当的计划和政府政策，这种强劲的增长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什么样的政策导致了这种经济奇迹？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高度竞争 战前，日本产业是高度垄断的。有很多象财阀那样组织起来的地区性垄断组织。它们保持低工资、高利润。它们还阻止其他企业家进入其经营领域，并实际上将其工人当农奴使唤。战败后，美军占领了日本。美国认为财阀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分解垄断组织。 财阀的所有者被解除了在自己公司中担任的高级职位，其股份被出售给公众。占领军当局还决定将其他大公司也分解成更小的企业。包括日本钢铁公司（Nippon Steel）、三井矿业公司（Mitsui Mining）在内的十八家这类大公司实际上被分解成了更小的企业。经济学家中村高房就此总结道：“这些措施为作为战后日本产业的特征的激烈竞争创造了条件。我们将会看到，在竞争的压力下进行的厂房和设备的增加以及技术渐进导致了经济的增长。”（第27页） 产业的高度竞争是占领军当局给日本的重要礼物，光靠日本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与控制着政治的富人利益集团进行对抗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的行为对该国具有破坏性。美国政府没能在其自己的国家中也引入同样的竞争政策，困为这类措施总是受到巨型企业及其雇用的经济学家的阻挠。 财阀的Obanto（总经理们）失去其特权地位后，出现了一种从年轻一代人中雇用企业管理人员的趋势。年轻的经理们精力充沛，具有远见。他们彼此在产品质量和技术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所有这些都刺激了创新并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年轻的经理们彼此间在引进技术和使用新的管理技能方面也展开了竞争。 为控制成本，各公司大大扩展了战争期间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分包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公司将不同部件的生产分配给不同的分包商，后者都是小公司，因而支付的工资也较低。 产业竞争兴起之前，分包商受到巨型公司的剥削。而如今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必须将新技术也传授给分包商。这样，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不仅出现在大公司，也出现在小的分包公司。因此，在战后的日本，大小公司都繁荣兴旺。 保护主义 只要与国内的竞争相结合，保护主义就能良好地运转，1920年前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就是如此，因为它们需要创建能支付高薪的高效和多样化的产业。战后日本在许多方面效仿这种政策。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关税被提高，而大多数原材料和资本品则仍能享受低关税或免关税的待遇。 1950年，可征税的进口品的平均关税率从10%猛增至18%以上。这些关税一直保持高水平，直到1970年，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协议才使它们慢慢下降。 将外汇分配给优先发展的产业是另一种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方法。政府对每一领域的总进口额制定预算，并针对不同的产业分配一定数量的外汇，大多数用以进口原材料。这不仅是控制产业发展方向、也是限制不想要的进口的有效方法。 汽车产业得到了较大的优先权。因此没有外汇分配用于汽车进口，这种进口在五十年代实际上被禁止。这样就确保了汽车业能得到整个国内市场。它因而能进行有风险的投资，并吸收进口技术，而激烈的国内竞争则确保了它的高质量。 与此相似，通过对石油进口的限制，煤炭产业也受到了保护。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很紧。政府希望通过保持农场主的产品的高价来为他们提供帮助。这就是日本对柑桔、苹果和牛肉征收高关税并禁止进口大米的原因。该政府以此来寻求发展多样化的经济。 在五十年代晚期，在大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在全世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压力，它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六十年代，这种压力强化了，大多数国家在肯尼迪回合削减了关税。不过，尽管日本降低了它对大多数产业的关税，它仍保持了众多管制措施，有效地限制了进口。于是，日本出口增长迅速，进口却不是这样。 此外，农业仍不受肯尼迪回合关税削减的限制。这样，农场主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与国家其他人保持同步。政府不遗余力地确保农业经济的活力。《1952年农业土地法》不仅确保种植大米的农场主在产品价格上的平价，还确保其收入的平价。按价格平价的规定，大米价格将与农场主购买的工业品的价格成比例增长。而按收入平价的规定，大米的价格将高于价格平价的有关规定。 这样，农业的收入将能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收入一起增长。1960年，有关规定又被修改以确保农场主收入的增长能与城市工资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步。 传统经济学家严厉批评日本禁止大米进口的政策。但它这样做是出于人道目的，是为减少不平等并保持农业作为产业的生命力。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样的保护主义并不妨碍经济增长，因为不平等程度较低刺激了消费者支出，从而防止了生产过剩。 贸易平衡 1950年增长过程刚开始时，日本可出口的东西不多。它也缺乏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日元那时还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该国的发展受到了外汇短缺的严重阻碍。 此时，朝鲜战争于1950爆发。这对急需原材料的日本工业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由于战争的需求，日本的出口价格和出口值都急剧上升。驻冲绳的美军也花费了大量美元。因此，朝鲜战争一举消除了日本外汇的短缺，并实际上促使其走上了一条飞越式发展的道路。日本的主要产业进口的原材料大大增加，并在两三年内使其产出增加了一倍。 进口在其经济奇迹的实现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进口的大多是机械和原材料。它们对企业投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对直接消费来说并非如此。由于储蓄率的增长和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贷款，国内投资的资金是充足的；但如果没有新技术和原材料，这些投资是无法实现的。 进口原材料、厂房和设备的需要意味着日本的经常项目贸易总处于逆差状态，这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的。这种贸易逆差可以产生高增长，因为进口方面的顺差是因能增加未来的生产的投资而产生的。而生产的增长可以产生出口顺差。因此，今天的进口顺差将由以后的出口顺差来弥补，就长期如一二十年而言，贸易是平衡的。这是美国在十九世纪曾走过的路，日本在1950年后相当成功地进行了效仿。 实际上，1967年后日本的外贸帐户就开始出现顺差，七十年代及以后都少有逆差。外汇不再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事实上，它从来就不是制约因素，因为日本的增长仍然是惊人的。它只是个令人烦恼的小问题，在该国引起了某种不确定感。 政府奉行贸易平衡的政策，定期做出努力平衡其经常项目。一旦赤字高涨，政府就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支出，从而减少进口。因此，其政策以保持进出口之间的平衡为目标。从1950年到1973年，就长期而言，日本的贸易的平衡的，1967年它的逆差被此后的顺差所抵消。 平衡预算 从1950年到至少1960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预算平衡政策。实际上，这一点在《1947年金融法令》中有明确说明，它包括有一个附录，规定禁止发行长期债券来为赤字支出筹资。这是该国对战争期间过度发行债券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反应。 《金融法令》并未禁止发行债券来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资本项目筹资，但直到1965年，连建设债券也没有发行过。政府奉行的是严格的预算平衡政策。1965年，财政收入因经济衰退而严重不足。政府于是开始发行建设债券，但数额很小。总体而言，直到1975年，日本政府仍坚持预算平衡原则。 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私人储蓄只能流向资本形成领域。政府并未使用或滥用流向企业投资的储蓄。后来，建设债券的发行也有助于资本形成。这样，直到1975年，政府的预算政策实际上是刺激了投资。 然而，政府支出膨胀得很快。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在由猛增的投资引发的需求增长的刺激下，价格也稳定地、大幅度地上升。1954年，税收制度变成了严厉的累进制，以致于税收收入的增速超过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未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值。）这就是其财政收入猛增、增速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快15%的原因。收入的这种增长使政府能增加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 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支出是对税收收入的明智的使用，因为这增加了可提高私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一般资本。在五十年代，政府的支出着重于土地开发和防洪，而六十年代其着重点转向道路和桥梁。这一转变是为适应汽车业的国内发展，而且随着轿车变得越来越普遍，也需要建设道路以提高交通的效率。 政府的支出还增加了国内需求，而这又鼓励了生产。由于储蓄率高且在1960年继续上升，即使是平衡的预算也刺激了需求。这是因为政府通常并不将其税收收入储存起来。如果减税，公众增加的支出会少些，因为其所增加的税后收入的一部分将变成储蓄的增长。 比如，假设政府削减税收10万亿日元。那么按照预算平衡政策，其支出也将下降相同的数额。公众拥有的税后收入则增加了10万亿日元。如果储蓄率是20%，那么消费者支出只会增加8万亿日元。减税政策最终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了2万亿日元。当税收增加时，情况正好相反。 因此，税收收入大幅增加时，预算平衡政策就将大大增加国内需求。当税收的增长导致政府增加对诸如道路、桥梁、机场之类的基础设施的支出时，这一政策在刺激增长方面就更加有效。所以，预算平衡政策能从许多方面刺激增长。 第一，它使企业投资能充分吸收私人储蓄。第二，它增加了国内需求，从而为更多的产出和就业提供了支持。最后，它既不会带来赤字，也不会带来债务，因而不会给后代带来利息负担。 相比之下，如今各国奉行的赤字预算政策吸收了私人储蓄，减少了投资并带来了后代得偿还的债务。给孩子留下债务遗产是这种政策最恶劣的一面。 对银行的管制 占领军当局曾关闭了几家被怀疑与战时的军国主义政府合作的银行。这造成了大产业筹资方面的一个真空地带。老的银行后来被允许以不同的名字重新开业。1951年，日本发展银行建立，以为重要的产业提供低息资金。不久，又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以促进出口。此外，政府还建立了一些金融公司来为各行各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所有这些机构和商业银行都由被称为日本银行的中央银行进行控制。 1950年后，政府的金融活动迅速增加。由于大多数金融机构需要政府资金，日本银行对它们具有了很大的控制权。政府由此保持了对商业银行活动的严格控制。 五十和六十年代日本的股市尚不发达，尽管它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建立。其投机性总是很强，许多人不信任它。储蓄者将他们的资金存放在政府控制的邮政储蓄系统或商业银行中。公司也无法从股市筹资，它们通过商业贷款尤其是大银行如城市银行的贷款来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由于股票交易所不发达，银行资本大多用于生产性目的。 日本银行向城市银行提供贷款已成为战后时期向产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方式。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贴现率来管理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贴现率即城市银行得到贷款时向日本银行支付的利率。这些贷款是向私营部门提供现金货币的最重要的方式。 日本银行通过名为“窗口指导”的政策来管理商业银行的活动。各银行被告知于何时何地增加其贷款。贴现率和窗口指导常用于应付贸易赤字带来的危机。 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增长时期的物价迅速上涨。1950年至1973年其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这本应抬高利率，但并未抬高。一般说来，高通货膨胀率会导致高利率，但在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到1973年，利率是逐渐下降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日本银行保持低贴现率，并对城市银行提供充裕的贷款以使货币量快速增长。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经济中浪费资本的投机活动很少。高储蓄率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因而尽管货币增长率很高，经常超过15%，但通货膨胀率仍被限制在平均5%的范围内。 真实利率即货币的真实成本为实际利率减通货膨胀率。1955年后，银行收取的利率稳步下降，在6%到8%之间波动。由于通货膨胀率为5%，真实利率因而在1%到3%之间波动。这种极低的利率在刺激企业投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通货膨胀是高增长时期一个始终存在的特点，也完全不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众所周知，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在日本确实如此，因为其中央银行向城市银行提供充裕的贷款，并印发大量的货币来满足其产业的资本需要。 由于货币增长率高，国内需求总大于国内供给，导致持续的物价上涨压力。五十年代，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4%，到六十年代，它随着货币增长的加速而上升为56%。 1950到1973年间，消费者价格增长了三倍，但经济依然繁荣。传统理论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至多应为每年3%左右，超过这一水平将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失业和公众的焦虑。 和通常一样，日本的经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常识。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两种通货膨胀加以区分——即投资驱动的通货膨胀和消费驱动的通货膨胀。 投资驱动的通货膨胀不仅无害于、甚至有益于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正是高增长时期发生的情况。货币的迅速增长确实导致了过度的国内需求，但这得到了高投资支出和资本形成的引导。这对引进新技术是必需的，而新技术能大大提高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公司间的激烈竞争，生产率的提高又能提高实际工资。因此，尽管有货币的迅速增长和通货膨胀，也许正是因为有它们，生活水平仍大大提高。实际上，在六十年代，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率加速的同时，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更快。 所以说，当经济学家谴责通货膨胀为灾祸时，他们实际上谈论的是消费驱动的通货膨胀，它当然是延续贫困的罪魁。当高货币增长率为消费提供资金，尤其是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时，它不会带来任何生产力。高政府支出还将窒息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损害生产效率。这样，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必然下降。 可以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投资驱动的通货膨胀就象投资驱动的贸易赤字，它对经济可能是有益的，尤其是当在一国正在追赶世界其他国家时。日本快速增长时期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多印钞票有益于国家。 至于投机方面，渐进主义的思想只部分地得到遵守。尽管股票投机有限，土地投机却非常厉害，尤其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土地价格指数从1950年的555猛增到1960年的867——仅仅十年间猛增十六倍。实际上，从六十年代直到1991年，土地投机问题一直存在。 这是对资本的一种浪费，如果这得以避免，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更快。尽管有这种浪费，日本在这一快速增长时期取得的经济成就仍然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表明了投资驱动政策和竞争性保护主义的力量，高进口壁垒与国内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在其中结合了起来。其结果是，由于国内竞争的压力，公司被迫进行高效率的经营，但它们又不会受到来自国外的低工资或缺乏环境保护意识者的损害。（我在《美国大骗局》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 综述 现在让我们把目前已得出的结论做一个总结。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又没有自然资源，日本在1950至1973年间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从无任何一个国家能再现其平均每年增长10%这一成就。其成功的秘密何在？即日本有意或无意间奉行的渐进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守的经济政策。地区垄断组织如财阀解体，其他一些也分成了较小的公司。所有这些都在公司和产业之间制造了激烈的竞争。 与此相似，土地所有权也被转给了佃农；劳工工会合法化，将60%的劳动力包括了进去。尽管这些措施是外界强加的，其他的如对公司的忠诚和终身雇佣制则是从日本内部演化而来。 其他一些渐进政策也是由内部演化而来。这包括保护主义、严格控制利率和银行、贸易和预算平衡政策、较低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对环境的关注，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尽管姗姗来迟。于是，仅仅25年间，渐进的经济政策就使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站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全球经济巨人。 日本的停滞：1975~1997 可是，1975年后，自二战以来日本一直奉行的某些渐进主义的政策被抛弃了。从那时起，生活水平就停滞不前，剥削劳工的迹象也开始出现。 二战后的改革或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或是据常识来进行的。后来，随着该国日益繁荣，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到著名的美国大学去学习经济学。他们在那儿学习了赤字预算、股票投机、放松金融管制和进行公司兼并的好处。他们将这些优点传授给其政策制定者，而后者忠实地听从他们的意见。这些政策被证明是严重错误的。 在贸易政策方面，日本并未接受美国学者所鼓吹的自由贸易，但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它放弃了对贸易平衡的关注，变得对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出口很有兴趣。他们需要的不再仅仅是原材料、厂房和设备的进口，而是将出口视为经济增长所必需。贸易平衡政策被贸易顺差政策取代。日本开始缓慢但稳定地走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在其一直持续到1975年的第一个增长时期中，日本在原材料方面依赖国外。而在第二个时期，日本既需要国外的原材料、又需要国外为其制成品提供需求。 因此，1975年后其政策发生了许多变化，快速增长的时期结束了。尽管日本忙于征服国际市场，其国内基础却变得薄弱了。如今，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不仅是二战以来、而且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停滞不前的生活水平 对许多人来说，我关于日本从1975年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的说法多少有些令人吃惊。毕竟，一直到1990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都在稳步增长，并且增速快于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在当今世界上，日本仍是一个债主。它还是对外援助方面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我知道这些。然而，从1973年起，日本的生活水平就停滞不前。 表7提供了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国家税负、税后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就其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从1973年到1996年仍有很大增长。 表7 实际工资指数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3~1996年（1990年=100） 年份 实际工资 国家税负（%） 税后实际工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73 794 250 595 204 1975 802 258 595 207 1980 855 313 587 246 1985 898 346 587 285 1990 1000 396 604 34 1993 998 386 613 359 1996 10000 375 625 380 资料来源：与表5相同，外加《1997年美国统计年鉴》。 以1990年为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4万日元上升至380万日元。23年间增长了86%，尽管这与日本在快速增长时期取得的成就相比黯然失色，但相对七国集团中其他国家而言增速仍然很高。但如果看实际工资，那么它在二十多年里只增长了26%。这就是说年平均为12%——远不及第一个时期所创造的实际工资增长300%以上的纪录。 可是，即使是实际工资的这种增长也是一种误导。对大多数工人尤其是年轻和中年工人来说，其生活水平是由实得工资也即税后实际工资决定的。 实得工资指数1973年是595，1996年是625。由于税收的上升抵消了实际工资任何微小的增长，因而它几乎没有变化。按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内生产率提高了86%，即便如此情况也没什么不同。 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到哪儿去了呢？由于劳工从这种提高中所获甚少，它必然是被政府或其他资源拥有者如资本或土地所有者所获。由于国家税负从250提高到375，提高了50%，生产率提高的一半被政府部门所获。而另一半则以更高的利润和租金的形式为资本和土地拥有者所获。1973年以来，商业用房和住宅租金当然要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速快得多。 为便于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把日本战后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划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0年持续到1975年，可称为平衡的或渐进政策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75年至今，可称为传统政策时期。 平衡预算让位于赤字预算；贸易平衡政策被贸易顺差政策取代。劳工工会变得软弱，由于公司的兼并，竞争程度下降。本已很强的土地投机因股票投机而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银行的管制放松了，这实际上增加了它们的成本，并使它们易于通过投机性的贷款来冒险。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政府放松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大量的资本被浪费。 在渐进政策时期，经济增长异常强劲，税后实际工资指数从1955年的211上升至1973年的595，这相当于在十八年中里上升182%。而另一方面，国内劳动生产率也从052升至204，提高292%。由于182除以292等于062，我们可以断定税后实际工资上升的62%来自生产率的提高，换言之，减去税收后，生产率的提高中62%被劳工获得。 由于税负从20升至25，上升了25%，政府获得了生产率提高中的四分之一；生产率增长中剩余的13%归于资本和土地。这意味着，由于收入税的累进性已变得很强，政府从一般较高的资本收入中取走了很大一块。 在渐进政策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工资差别的缩小。另一个是六十年代中期及此后社会福利支出在政府支出中份额的上升。 在第二个时期，生产率提高了86%，但税后实际工资基本未变。1985年前，工资指数稍有下降，随后到1996年止缓慢上升。随着工资增长的停滞，工资差别也有增加，导致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不过，累进税制度使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仍受到控制。 如前所述，政府获取了生产率提高中的大约一半，其余被资本和其他部门获得。公司利润急剧上升，尤其是从1975至1985年，当时税后工资稍有下降（见俊雄黑川有关著作，第145页）。此外，由于法律允许很高的贬值率，国内现金储备的增加比报告的利润大得多。 六十年代，公司兼并开始出现，七十年代急剧增加。结果，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下降的产业集中程度自此又开始上升。其不同产业的集中率慢慢接近了美国的水平。这一比率是该产业中最大的三家公司所控制的市场份额。七十年代，许多产业中这一比率都提高了，高度竞争让位于巨型寡头公司。 尽管这一变化并未大幅度减少各公司受到的竞争压力，但它使工会削弱到这一程度，以致于它们无力使工资的增长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应。与其他国家的公司相比，日本公司仍非常具有竞争力，但劳工的谈判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损害。这是尽管国内劳动生产率有可观的增长，但税后实际工资未能增长的主要原因。显然，工厂的经济民主程度受到了损害。 我们因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实得工资而言，日本经济从1975年起便陷于停滞。由于税后实际工资是生活水平最好的标准，因此日本从那一年起已陷入衰退。现在，日本正面临就业和实际收入下降的严重危机，而这场危机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变化。其中某些变化如1973年的石油冲击是该国不能控制的，但其他许多则属政策错误。现在让我们看看七十年代这些政策是如何演变的。 预算赤字 直到1965年，中央政府的预算还是平衡的。《1947年金融法令》允许发行建设债券来为社会一般资本的公共投资筹资，但即使是这些债券也没有发行。直到1965年它采取的是严格平衡的财政政策。 从1965年到1974年，它确实发行了建设债券来为赤字支出筹资，但数额很小，且目的是为通过改善其基础设施来帮助私营部门的资本形成。严格说来，建设债券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赤字财政。它们也不代表政府的赤字预算政策（关于这种观点，见伊滕TAKOFOSHI，第165页）。 真正的赤字预算政策始于1975年，当时政府大幅度增加支出以对付失业。那一年，战后日本第一次发行了赤字融资债券，人们常称之为“赤字债券”。基于这一理由，1975年是一个转折年，从此开始明显地背离预算平衡这一渐进政策。 起初，政府把这些债券看成是临时性的，预算将尽可能快地重新实现平衡，且在1980年前肯定要实现。然而，1980年其赤字实际上仍在增加，直到1997年赤字依然继续存在。 197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05%。1975年，跃升至35%，并从此慢慢上升，到1979年达到顶峰时为6%。此后，赤字所占的比例稳步下降，1990年达到13%的低点。当年没有发行赤字债券。不过那只是暂时停止。1995年末，基于地方和中央政府债券发行的赤字比例已猛增至75%。 从1975年到1990年，其平均赤字比例为4%，高于同期美国3%的平均赤字比例。就预算赤字而言，美国被认为是世界头号。但如果对赤字比例进行比较，那么日本还超过了美国。 公平地说，必须指出美国的赤字大多数是消费驱动的，而日本的赤字即使在1975年以后也有一点投资因素。但在这方面超过了美国表明日本对赤字支出的态度已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日本的政策现在由美国学者指导，他们认为赤字财政是对付失业的一种方法。 这种政策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这完全是供给与需求的问题。当国内供给比需求少时，赤字财政大大抬高了价格，加剧通货膨胀。七十年代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油价的急剧上升导致国内供给大幅度下降。那时以赤字债券来对付失业显然是错误的。但这是美国专家及其日本学生建议采取的政策，两国都为其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国内需求小于国内供给时，赤字财政是有效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是受到控制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发行债券，因为政府必须为债券支付利息。这时应用多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预算赤字。 用债券来为赤字融资将给后代带来永久性的问题，而解决的实际上是临时性的问题。这就是1988年日本的20%的预算要用以支付利息的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当年为15%。由于过去发行的债券，两国都积累了巨额债务，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日本的负担更重。即使其利率在九十年代大幅度下降，现在的利息负担依然沉重。 不平衡的贸易 与第一个增长时期相背离的另一点是政府贸易平衡的政策。直到1967年，日本一直有小额贸易逆差。这种逆差由投资驱动，创造了新的高薪工作并扩大了生产能力。而这又在1967年后带来贸易顺差，弥补了早期的逆差。 尽管常有小额贸易逆差，但政府的政策是使之处于受控状态。这种政策本身是贸易平衡政策。贸易逆差一旦大幅度上升，日本银行就提高利率，降低货币的增长率从而减少国内需求，降低赤字。因此，尽管1967年前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但政府政策本身是要使之降低，维持贸易平衡。1975年后这一政策完全改变。 从1968年到1972年，其外贸经常项目的顺差不断增加。此后，由于石油价格的上升，直到1975年均为逆差。1975至1997年间，其经常项目只在1979年和1980年出现过两次逆差。因此，从贸易走向和政策来看，1975年也是转折年。 1967年以来其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美顺差的增加，到1970年时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为这造成了美元的大量外流。维持原有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越来越困难。为保持贸易平衡，日元本应重新向上定值，但日本政府拒绝采取这种政策。过去的外汇短缺曾抑制其增长速度并导致高利率而限制其生产扩张，这一点牢牢地铭刻在整个日本民族的记忆中。 尽管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这个国家，使它从战后彻底灰心丧气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巨人，日本仍坚信自己在外来打击面前是脆弱的。这种观念由于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而得到了加强，尽管日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好地应付了这一冲击。因此，一种难以动摇的态度深深扎根于日本人心中，即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并增加出口。即使在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妨碍着它的国内政策。 在美国的压力下，1971年12月日元被重新定值为308日元兑换1美元。在美国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威胁下，日本勉强接受下来。然而这并未解决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继续施加压力，最终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采用了浮动汇率制。1973年，日元再次重新定值，在265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值基础上开始了新体制。不过，石油冲击的影响使其在1975年又回到1美元兑换300日元的水平。此后日本出口恢复了上升态势，汇率也再未回到300日元的水平。 1973年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政策制定者相信，未来的增长不得不依靠出口。他们不再象第一个增长时期所做的那样扩大国内需求基础，而是转向海外需求。 日本银行定期干预外汇市场以限制会危及日本日本出口的日元升值。贸易平衡政策需要日元的国际货币值大幅度上升，但日本银行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这一政策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日元升值，外国货物在日本的价格就下跌。如果允许日元自由升值，外国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将便宜得足以控制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如能得到控制，快速增长将自动恢复，因为七十年代的投资率实际上更高。只要投资率高，增长幅度必然较大。可是，政府选择的是以赤字债券和干预外汇市场来对付失业。结果尽管七十年代的投资率仍在上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却下降了。 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缓了日元升值的速度。但各公司及日本政府如此着迷于出口，以致于它们劝说工会在需求旺盛的时期限制其工资需求。在面临日元升值的情况下，这是在竞争中战胜全球市场上的其他公司并增加出口的唯一途径。 如果日元升值，那么增加出口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自己的价格，为此就必须使工资上涨远低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面对日元的升值，政府和公司增加出口顺差的热望导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当然，为使其接受这种决定，工会必须是软弱的。 贸易顺差政策限制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同时，预算赤字政策及其导致的税负的增加使这有限的增长几乎为零。这两项政策都制造了一种不平衡的经济。正如中村对此所做的中肯的描述中所说：“在高增长时期，仅国内需求就能为10%的增长打下基础，……而进出口几乎相互抵消。但从1975年到1985年，大约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由海外需求来支持的。”（第115页） 197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为37亿美元，到1985年已增长为490亿美元。顺差的增长意味着国内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于是，日本变得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和汇率的稳定。 贸易顺差政策不仅限制了实际工资的增长，还增加了日本在面对外国的发展时的脆弱性。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因为最初正是长久以来对脆弱性的恐惧促使政府依靠贸易顺差政策。对不顾一切地出口的强调实际上增强了它的依赖性。 由于七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要降低美元汇率，1985年，日元又开始升值。当时日本公司对其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于它们再次降低价格来限制日元的又一次升值的影响。结果，尽管日元汇率从1985年的238上升了100点，升至1989年的138，其贸易顺差仍高达570亿美元。1995年，其顺差达历史新高，达1300亿美元。此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缓慢下降。但1997年美元开始升值。这可能将再次增加其出口而减少进口。 土地价格和住宅 日本近70%的土地是山地和森林，因此尽管其总面积相当大，可居住地区仍极为有限。土地极其稀缺，且由于住宅和产业需求的不断扩大，战后以来土地价格一直稳步大幅度上升。 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不管是战争、饥荒还是萧条，日本的土地价格都只会向一个方向运动——上升。这一信念自1991年以来当然已受到无情打击。到1995年末，大城市的地价已下跌一半。不可想象的事发生了。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价格的下跌会是不可想象的呢？答案要在历史中找。其土地价格指数1936年为1，1945年上升至2，1955年升至55，1960年升至867，1970年升至4318，1980年升至10000，一直上升至1991年达到其顶峰20928。从1升至20928——这就是日本在仅仅55年间土地价格的膨胀程度。毫无疑问，人们相信他们在土地上投资是绝对可靠的。 然而，也应该看到市场规则是不能被永久压制的。一种资产的价值上升如此之快，其市场显然非常不平衡。半个多世纪来，土地显然是无穷无尽的投机的对象。这种投机很普遍，即将在渐进政策时期亦是如此。各级银行彼此竞争以土地为抵押品来发放贷款。毕竟土地不会贬值，其价格只会上升。怎么会人人都错呢？ 土地如此昂贵，住宅价格必然上涨。1990年达到最高值时，东京一套公寓的平均成本为1亿日元。据《亚洲商业》的记者约翰•沃若诺夫说：“一套按日本标准很好、但按国外标准没什么了不起的房子很容易卖到5亿日元。而即使是外国人也觉得很好的房子可能值20亿日元。”（第129页） 价格如此惊人，很少有人能在东京买房。1990年，在日本一套居所的平均成本是年收入的57倍，而在东京是87倍。与此相比，美国是34倍，德国是46倍。因此，其他国家的住宅人均占地面积比日本高得多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了。 五十年代以来，其住宅价格指数就一直比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得快。结果，人们自己拥有住宅的百分比从那以后一直下降。1958年，71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到1973年，这一数字下降为592%。1995年这一数字为60%，几无变化。 七国集团各国中日本的储蓄率仅次于意大利，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居住面积则最小，住宅平均成本最高。住宅成本和储蓄率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与其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住宅最便宜，居住面积最大，而储蓄率最低。 自有住宅与消费机会是相联系的。如果有人买了房子，他还需要冰箱、地毯、家具、空调、洗碗机、绘画作品和其他许多东西。自有住宅的比例高，消费必然高或者说储蓄率必然低。 对家用设备的需求随居住面积的扩大而上升。更大的住宅需要更多的家具、更大的冰箱和地毯等等。因此，美国住宅成本最低，居住面积最大，储蓄率也最低。与之相比，日本住宅成本最高，居住面积最小，因而也其储蓄率在七国集团中也位居前列。 高储蓄率导致消费少，并从而导致国内需求少。这样，在那些住宅昂贵的国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会加大。这是各经济体应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宅的原因之一，这可以带来消费机会，并因而为高生产、低失业提供足够的需求基础。 在日本，住宅是昂贵的，即使在该国采取许多其他的渐进政策的前半个增长时期也是如此。但那时高地价不会造成伤害。当时存在对成百上千的其他东西的被压抑的需求。战后该国实际上处于饥馑之中。因此，在其第一个增长时期中，高昂的住宅价格并未妨碍发展。人们得先买相机、手表、家用器具、轿车、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等等。尽管住宅成本上升，需求仍是充足的，有大量的消费机会。 在第一个时期，负担得起的住宅也许并不能提高增长率，增长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只有更多的美元供给才能刺激它更快地增长，而其增长之快已属异乎寻常。 然而，1975年后，对小机械和器具的被压抑的需求已几乎不存在，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有赖于更大的、人们负担得起的住宅。现在土地和住宅价格的上升开始有害了。为降低储蓄率，有必要提高拥有自己住宅的比例。这应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与此相背的事继续发生。土地和住宅越来越昂贵。即使政府扩大对住宅的投资，自有住宅的比例仍保持在低水平不变。 住宅新开工数在1987后甚至下降，且在九十年代继续下降。对七国集团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负担得起的住宅可带来更高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这正是日本在国内创造高需求基础最需要的。高昂的住宅价格在渐进政策时期无关紧要，但现在它肯定窒息了国内需求，这不仅涉及住房和建筑业，还涉及所有其他与自有住宅相关的产品。 放松金融管制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其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是放松金融管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逐步解除了对银行的控制，允许它们和证券业开发新产品。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自1975年以来的债券发行，另一个原因是来自美国学者和政府的压力，它们要日本进行与美国金融市场类似的金融创新。 银行和证券业曾一直受到大藏省的严格控制。它们在经营和开设新的分支机构时都必须得到许可证。利率并不允许根据信贷市场的情况自由变动。对存款支付的利息有最高限额。政府债券发行价格也受到严格控制。银行、保险公司和股票经纪人的海外投资也是受限制的。简言之，在渐进政策时期，金融部门受到严格的控制下。 所有这些规定的目的是要使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只除由贸易逆差带来的紧急情况而外，在那种情况下，利率将被提高以减少投资支出。低利率政策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在股市投机中浪费资本。为此存款利息也保持低水平。 这种政策起源于1929年和三十年代初的世界股市崩溃后的一个时期。那时一国接一国投机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大萧条。正是在那时政府决定对利率和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些金融机构处理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进行鲁莽投资的诱惑很大。 到七十年代末，三十年代的惨痛教训已经被遗忘。1977年，美国政府开始解除金融控制。1979年后放松管制的步伐加快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新产品被创造出来以把储蓄者吸引到银行以及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来。其中某些产品是为增加储蓄而设计的。而另外一些如期权、利率期货、与投票指数相关的投资和其他许多产品则引诱人们将其储蓄投入盈利和亏损的可能性都很大的高风险投资赌博。这是二十年代的回归，那时投资与赌博是一回事。 由于1974年日本开始发行赤字债券，债券价格难以控制。政府债务的规模很大，而政府继续借债使其债券市场的形成成为必要。七十年代末期，债券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换句话说，与债券价格成反方向运动的利率开始波动。因此，长期利率的管制必须放松。 由于日本从其贸易顺差中积累了美元，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放松了。此外，来自美国的压力不断加强，东京股票交易所引入了已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新金融产品。1985年后，短期利率的管制也放松了。和美国一样，日本的银行得到允许，可以对不同的帐户支付更高的利息。 因此，金融产业在1975年到1985年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以后的泡沫经济奠定了基础。它们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它们引诱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进入能提供大量各种新信用工具或诱人机会的股票市场。第二，它们增加了银行存款的成本。这些影响与一直存在的土地投资一起导致了1989年末以前不断增长的经济泡沫。 泡沫经济 自战争结束以来，对银行、公司和个人来说土地投机就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在土地稀缺的经济体，银行总渴望以土地为抵押来进行贷款。为控制贫困的发展，1974年对土地转让或出售征收巨额资本收益税。这个办法是想打击投机，1975年由于价格的下跌，它也确实起了作用。然而，从第二年起地价又恢复了上升的的势头。 资本收益税起到了预定的作用，它打击了土地的出售。但卖主既寥寥，土地价格也就不可能长期受抑制。这种税还鼓励了股票投机。土地所有者不出售土地，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其颇有价值的财产来借款，并把资金用于购买公司股份。对赌徒和奸商来说，资本收益税使土地市场不再吸引人，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正在迅速发展的股票交易所。 1975年底，日经股票指数为4358点。1980年末它已跃升至7116点。1979年石油价格大涨丝毫未能使股票投资者的热情冷却下来。1985年末日经指数升至13113点。十年间股价上涨了三倍。某些人从其股票投资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这是个容易获利、容易赚钱的时代。千万富翁在一夜间出现。对贪婪和野心不再有任何制约。人们相信价格不可能会下跌，不仅土地价格不可能，股票价格也不可能。 更令人激动的事还在后面。美国对其贸易逆差和日本的贸易顺差越来越不能忍受。由于广场协议，日元恢复了它历史性的升值趋势。为减轻日元升值的打击，也是因为美国的压力，日本银行降低了官方贴现率（ODR），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1986年，尽管放松管制增加了银行资金成本，利率还是下降。 银行很高兴能补充其贷款，因为它们能通过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地在股票市场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存款成本确实上升了，但它们还能获得另一个几乎无尽的资金来源——不断发展的东京股票交易所。 银行成本的上升也是银行日益转向股票市场的原因。这迫使银行寻求更高的回报以补偿不断上升的成本，而更高的回报可以很容易地从猛增的股票价格中得到。因此，利率管制的放松对股市泡沫的膨胀只能负部分责任，就象它对二十年代的世界的影响一样。 那些在股市上赚了钱的人将他们的利润用在土地投资方面。这样，随着股票市场的飚升，地价也猛增。依靠其价值极高的抵押品，土地所有者增加借贷，并将其资金重又投入股市。这样，一个市场价格的上升对另一个市场的价格提供了支持。这种竞赛还不断继续。土地市场对股市提供支持，而股市又支持土地价格，泡沫也不断扩大。这些价格的上涨没有尽头。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某种原因日本银行继续降低其贴现率。这就象火上浇油。更低的利率只能使泡沫继续膨胀。 低利率和资产价格膨胀刺激了投资繁荣。公司象有无限的国内需求的五十年代那样在新厂房和设备上支出资金。国内生产总值猛增，泡沫也如此。 实际上，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导致了全球性股价泡沫。我的著作《1990年全球大萧条》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中出版的。我曾警告可能在1987年末和1989年末发生股市崩溃。 1987年10月19日，全球股市崩溃，人人为此目瞪口呆。然而在日本恐慌并不持久。六个月内股价就完全恢复，其上涨仍看不到尽头。 1985年，日经指数停在13113点的水平上。1989年末，它已达38916点。在1975年后的十年里该股指增长了三倍。1985年后仅四年它又增长了三倍。这些年里货币供应量增加了52%，增加的货币中许多都流入了资产市场。 然而，1989年中期时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泡沫将会破裂。对螺旋上升的资产价格感到忧虑的日本银行已开始提高贴现率。可是没有人认真对待这种小幅上升。贴现率再次上升。由于醉心于快速赢利的成功，还是无人注意。 1989年末，全球异常寒冷的天气使石油价格突然升高。这与升高的利率一起刺破了股市泡沫，从1990年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令人吃惊的是地价泡沫仍在膨胀。直到日本银行严格限制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后，地价泡沫才也在1990年9月破裂。从那时起，泡沫经济就陷入了危机。 结论 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渐进政策，这些政策创造了年均10%的快速增长时代。在这一时期，税前和税后的实际工资都大幅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减轻，经济多样化，日本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日本所遵循的渐进政策就是预算平衡，贸易平衡，严格管制银行，国内竞争激烈但外国竞争很少，土地改革和终身雇佣制。 然而，1975年后这些政策被一项接一项地抛弃。预算不再平衡，贸易平衡让位于贸易顺差，银行管制放松，高度竞争让位于严格控制工会的寡头产业，不平等程度也被允许增加。结果，尽管有可观的经济和生产率增长，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保持原样。此外，在土地、股票、财产、外贸和住宅以及其他许多主要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所有这些不平衡加起来名为泡沫经济，1990年初它破灭了。 1991年4月正式进入衰退，到1997年末仍未表现出多少复苏的迹象。实际上，从失业、银行倒闭、公司破产、预算赤字和债务方面来看，该国正遭受三十年代的上一次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很显然，解决的办法在仅25年间就将日本转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巨人的渐进政策中——在美国训练的学者和对出口情绪化的坚持的影响下被抛弃了的那些政策。 令人悲哀的是，1975年后尽管其生产率继续增长，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人们继续做出其与原来同样的牺牲即高储蓄率和长工作时间，但这种情况仍然出现。如今这个国家正面临着混乱和萧条。 4 全球投机泡沫 二十世纪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它曾经历了许多世界性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泡沫。所有泡沫最终都破灭了。某些持续了十年以上，某些时间短些，但每次泡沫最终都被意料之外的全球性事件或市场力量的内在动力所刺破。 某些人把如今的经济称为信息经济，数据和图表都迅速而大量地流动。计算机、传真机、电话和喷气式飞机组成巨大的、不断运动的通讯链条把这个星球联系了起来。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获得信息的世界，泡沫究竟为什么能产生。难道投机者不知道过去所有的泡沫无一例外地全都破灭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一旦骑上虎背，想毫发无伤或不带恶果地从它背上下来是极其困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吗？ 由于泡沫在我们的历史上不断地重复出现，人类本性和制度中必然有某些东西使它们的出现不可避免。如果泡沫的破灭并不痛苦，人们很容易忽视其根本的原因。但不危险的泡沫是极少见的。泡沫破灭时，总造成大量的破产、破碎的家庭、失业、犯罪和饥饿。不仅投机者、整个社会都要和他们一起受罪。这就是对投机泡沫要在失控之前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因。 二十年代的泡沫 本世纪的第一个泡沫二十年代发生在美国。通常总是一种资产的价格膨胀引发另外某些资产的价格类似的膨胀。一般情况下，当股票价格飞涨时，房地产的价格、有时艺术品的价格也会上升。在二十年代的泡沫中，股票价格和美国某些地区尤其是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价格一起猛涨。得自股票市场的利润被用于对财产部门的投资，反之亦然。 1926年，财产泡沫破灭了，但股票泡沫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那时其剧烈的破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萧条。图1展示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道•琼斯指数的轨迹。道•琼斯指数从1920年的72点猛增至1929年10月的360点，然后就开始暴跌。到1933末，它已剧跌至60点，下跌80%以上，几乎回到了1920年的起点。[图1，原文第111页] 日本的泡沫 二十年代的股票泡沫持续了整整十年，其中只有几个小的中断。七十年代日本出现了类似的泡沫，持续了整整十五年才停滞并崩溃。我们以前对其演变情况进行过研究，然而为比较还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 图2追踪的是日经指数从1975年到1985年再到1989年及此后的演变轨迹。该指数在第一个阶段增长了三倍，在第二个阶段又增长了三倍。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泡沫，它在1990年初开始破灭。那时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值都已出现暴跌，在以后的两年中还时常下跌，此后它们基本保持稳定并回升。1997年，日本的股票价格再次开始了它们的自由落体运动，当年日经指数猛跌了20%以上，11月14日达到15082点的低点。 有趣的是，和美国二十年代的泡沫一样，日本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泡沫也是既有股价的飞涨又有财产价格的飞涨。二者互相促进，而世界先是惊奇地看着这一切，随即抨击其为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投机狂潮。 美国的泡沫：1982~1997 日本的泡沫从1975年持续至1989年，1990年破灭。美国的类似的泡沫始于1982年，在1997年11月末进仍在持续。在八十年代初的衰退中，道•琼斯指数在1982年6月达到804点的低点；此后，随着联邦储备系统（联储）为对付经济萧条而降低利率，它又开始上升。利率下降刺激股票价格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其他的诸如债券之类的金融工具由于收益率较低而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其次，由于可用于资本项目筹资的资金的借贷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长。再次，利率的下降诱使人们购买许多人以信贷方式购买的新住宅和家用设备，从而刺激经济并最终刺激公司利润的增长。最后，由于人们将借来的资金投入股票或财产市场，较低的借贷成本可能鼓励投机。尤其是在资产市场能获得许多新的工具如期权和其他衍生工具时，投机将会增加。 美国的泡沫始于1982年，缓慢膨胀至1986年。1987年初，它开始飞涨，8月25日道•琼斯指数从1900点左右升至当时的历史最高点2722点，仅八个月就猛升43%。将它与道•琼斯指数就长期而言年均约10%的增幅相比较就可以说明问题。10月12日至16日的一星期内，该股票价格指数下跌95%，下一个星期一即10月19日它暴跌508点即下跌226%，直跌至1738点。无论是以绝对值还是以百分比衡量，这都是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图2、图3，原文第113、114页] 黑色星期一动摇了整个世界市场，包括热得发烫的东京市场。次日，日经指数下跌15%。严重程度前所未有的1987年股市崩溃是否制止住了投机狂热？是的，但只是几个月时间。1988年，泡沫又开始膨胀，在美国较缓慢，而在日本却很迅速。由于担心重蹈1987年10月大崩溃的覆辙，华尔街的专家和学者对日本金融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东京的权威们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并声称日本与众不同，不可能出现长期下跌。他们认为，1987年的大崩溃是小意外，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在一个自1950年以来就一直强劲增长的国家长久持续下去。在日本没有人再相信这样的话：国家和人一样，也需要从其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在美国，股票价格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直到1990年8月由于伊拉克入侵盛产石油的王国科威特，石油价格猛涨为止。但随着次年1月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彻底失败，道•琼斯指数又恢复了上升势头，这一次的上涨极其过分。 1991年初该股票指数为2600点；到1997年8月7日，它达到8259点这一历史新高，与15年前即1982年6月的低点804点相比猛增了10倍以上。在日本，日经指数已从1975年的4358点升至1989年最后一天时的38916点。这是高达793%的狂长，但美国的泡沫甚至超过了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泡沫。道•琼斯指数从低谷到顶峰猛增了927%。因此，作为道•琼斯指数之家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被认为迎来了市场的黄金时代也就不奇怪了。 华尔街的基本因素 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飞涨的原因何在？纽约的华尔街权威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尽管他们谁也没有预见到八十和九十年代的股票狂热。至于本人，我至少曾在《1990年大萧条》中预见到了八十年代股市的飚升，甚至还预料到1987年末股市严重萎缩的可能性。当然，日本股市是在1990年崩溃并开始长期萎缩的。本书后面将会说明，日经指数的崩溃引发了一长串的事件，从而最终导致了1997年的货币和股市危机。 因此，1990年被证明是个转折性的年份。在这一年，首先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陷于瘫痪，然后为七年之后即1997年开始的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的崩溃打下了基础。在《美国大骗局》一书中，我列举了自1978年以来我所做的30项预测，其中只有两项未按时实现。我认为这两项将在1998和1999年实现。 黑色星期一之后不久，我和一位金融分析家安德鲁•托比亚斯一起出席了唐纳休展览（DONAHUE SHOW）。我对托比亚斯先生说，道•琼斯指数将能达到4000点，然后将暴跌。托比亚斯先生在次月的《金钱》杂志中如实记述了我们的谈话。 坦率地说，尽管在我1978年的著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中指出，2000年前将发生某些事从而使美国人激烈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富裕阶层，但我从未预见到1990年的股市狂热，也没有其他任何人预见到了这一点。正如我将在下一章中指出的，这可能发生在1998年，而原因则是一系列的股市危机。 华尔街的权威们声称这次的情况不同，这让人想起早先提出的、现在仍存在的“日本不同”的老调。常在CNN、CNBC和其他与商业有关的电视台金融节目中露面的金融分析家和经纪人，以及流行报纸的作家和多年处于飞涨的道•琼斯指数的狂热中的政客，都同意这一说法：这次的基本因素是健康的。换句话说，承认过去的股票狂热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强大的经济的支持。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那么大多数专家都同意的那些基本因素是什么呢？ 我曾听过许多遍的一种符咒般的说法是，如今我们拥有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和低失业率，这种组合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还从未有过。权威们是在说谎吗？不。1997年末，美国三十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仅为微不足道的6%，通货膨胀率仅为25%，而失业率低于5%。不，他们没有说谎。信息是对的，但它又是错误的信息。 没有一个分析家提醒公众注意1929年时的情况，当时通货膨胀为零，债券收益率为4%，失业率为3%。从所谓华尔街基本因素来看，灾难性的1929年应比现在好得多。可股市崩溃了，大萧条也开始了。在下一章中我将对真正的经济基本因素进行讨论。 亚洲虎的泡沫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将货物、服务和资产市场联系起来了。在日本发生泡沫的同时，美国将泡沫向全球扩散。附录中所附图表说明了这些情况，一幅图表胜过洋洋千言。 由于数据问题，这些表只涉及1987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虽然世界的投机狂热始于1982年。当然，日本股价飞涨开始的时间早得多，但并未伴随有其他重要经济体的类似的飞涨。日本的狂热结束得也早些，而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狂热一直持续到1997年。在以下的讨论中，除非另外说明，，一国股市的演变轨迹只以其本国货币来表示。 和其他地区一样，小虎即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经济中的泡沫也在1988年重新出现。韩国股市于1994年达到其顶峰，以其本国货币即韩元或以美国来计算，都在七年间上升了81%。此后，由于贸易赤字的上升，市场开始下跌。韩国市场的飞涨只持续了一年即1988年，在此期间它飞涨了67%。在那以后，在长久的下跌趋势在1991年开始前，它蹒跚前进。[图4，原文第119页] 1988年和1989年，台湾的股票价格飞涨，在仅两年中上升了264%。此后其价格暴跌，到1992年下跌63%，到1996年又恢复上升势头，飞涨128%。台湾市场的波动之剧烈臭名昭著；但是，1987年至1996年的九年间，其股票价格仍上涨了204%。 香港市场和台湾的一样难以预料，1987年至1993年间其股票价格猛增400%。此后两年其股价暴跌，1996年又完全恢复，并在1997年达到历史新高。总体而言，从1987年到1996年，其股票价值上升426%，显然有资格成为全球投机泡沫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新加坡元计算，1987年至1993年新加坡的股票价格飚升173%，年均增长约29%。但如以美元来计算，其上升幅度大得多，达257%。这是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软弱地位的一种反映，尤其是在1985年以后。1993年后，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趋势，至今未能回升。 显然，除香港而外，小虎们并未出现象九十年代美国出现的那样的泡沫，尽管它们股票的价格曾剧烈波动。然而，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直到1997年中期，香港都处于投机泡沫之中，而台湾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远高于其1987年时的水平。[图5、6，原文第121、122页] 小小虎的泡沫 小小虎们的经济尽管已持续繁荣几十年，但其规模仍比邻居小得多，股票价格因而也更容易波动。1987年至1996年间，以印尼盾计算，印度尼西亚的股票价格猛涨812%；以美元计算，猛涨408%。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业绩都令人瞩目。1991年，当印尼出口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时，该国股票市场确曾暴跌，但此后其市场迅速恢复。 1987年至1996年，以林吉特和美元计，马来西亚股市都上涨了330%以上。但其顶峰和新加坡一样都出现在1993年，1996年末股票价格回升至原有水平。 菲律宾股市的情况基本相同。1987年至1996年间，以当地采购币计算，其股票价格上升了544%，顶峰也出现在1993年。以美元计算，其上升幅度之大也令人瞩目。 泰国的股票价格也是在1993年达到最高点，但它崩溃后就再未能回升。不过，1987年至1996年泰国股票价格上升了220%以上，以当地货币和美元计算都是如此。 显然，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小虎的股票市场都与全球性的泡沫纠缠在了一起，尽管是以它们自己的多变的方式进行的。到1997年中期，其中大多数市场的价格有所下跌，但与1987末时的谷底相比已大大膨胀。 欧洲的泡沫 西欧有其自己的与美国的趋势相同的泡沫。从历史来看，在欧洲和在美国发生的事件总是关系密切、共同发展的。美国是个全球经济巨人，其商业势力范围非常广阔。和二十年代一样，在美国出现的投机狂潮也将在欧洲出现。在意大利、法国、瑞典、德国、荷兰和其他地方，股市都热闹非凡。以美元计算，从1982年年中到1987年达到顶峰，意大利股票价格上涨了450%，瑞典股票价格上涨400%，荷兰股票价格上涨340%，瑞士股票价格也上涨了400%。 1987年股市崩溃对西欧的影响似乎比它对其他任何地方的影响都大。从那时起，由于多种原因，欧洲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 英国似乎是唯一一个躲过这种趋势的国家。总体而言，欧洲的平均失业率接近于12%，在1997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都接近这一平均数，而西班牙的失业率则高达22%。人们一般认为高失业率会使股市受到制约。但只有意大利股市降了温，至少以美元计算是如此。在1987年以来浓厚的投机气氛中，美国泡沫的影响似乎遍及每一个国家。 甚至有庞大失业人群的西班牙的股票价格以本国货币计算也上涨了82%。1987年12月到1997年10月，以美元或本国货币计算，法国股票价格都上涨了220%以上；德国股市的上涨超过225%，而英国股市的上涨也在175%以上。在上百万人处于失业境地时，投机者在西欧却兴高彩烈。[图7、8。原文第125、126页] 拉美 拉美处于美国的商业势力范围之中，但该地区股市的变化无常也是臭名昭著。如以其本国货币计算，阿根廷和巴西股票价格的变化轨迹甚至无法描绘，因为其回报率是人们无法想象的。然而，其通货膨胀率数字也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理解其股票市场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美元值来对它们进行研究。以此标准计算，阿根廷股票价格指数从1987年的100点达到1991年末的顶峰时的1596点，而在1992年暴跌至975点，1996末又上涨至1447点。其股票价格九年间猛涨了1347%，这种业绩确实惊人。 巴西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其本国货币计算的股票回报率难以把握，以美元计算的回报率从1987年到1996年上升了698%，但上下波动剧烈。与阿根廷相比，其市场情况与阿根廷相比稍温和些，但肯定已属泡沫。 与阿根廷和巴西相比，智利的经济更为稳定。直到1994年，以本国和外国货币计算，智利的股市都在稳定而又迅速地上升。此后其股票价格指数下跌，但1996年时仍远远超过1987年的水平。以其本国货币计算，九年间的股票收益率为1277%，以美元计算，相应的回报率为654%。 最后，让我们看看墨西哥的情况。它是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生效。美国和墨西哥的专家们都声称该协定能为两国带来巨大的好处。然而，伴随该协定而来的是比索危机，这一危机动摇了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小虎和拉美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的基础。墨西哥货币危机是1994年和1995年新兴市场股票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由于紧邻在其北方的巨人，纽约股票交易所以及美国资本的南向流动对黑西哥股市影响很大。[图9、10，原文第128、129页] 以美元计算，名为BOLSA的墨西哥股票价格指数从1987年到1993年暴涨1642%——无论用哪一种定义，这都显然属于投机泡沫。然而，该指数于1994年崩溃，一年之内猛跌44%；次年，随着墨西哥完全陷入经济萧条，该指数又下跌23%。工厂倒闭，失业猛增，实际工资下降，但美国的经济学家还在吹嘘该国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得到的好处。 由于担心比索危机蔓延到其他新兴市场并最终累及美国，从而危及自己再次当选的机会，克林顿总统迅速安排进行一揽子援助以援救墨西哥，防止它延期偿还外国债务。墨西哥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了500亿美元贷款。 大规模一揽子援助稳定了美国南面这个国家正在衰退中的经济，其股票价格在1995年末开始回升。但如今人们迅速获得利润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致于投机者们很快就忘记了BOLSA指数的痛苦教训。1996年，墨西哥股票价格的美元值上升了16%，到1997年9月又上升了30%。 其他国家 在各发达国家中，丹麦、比利时和荷兰的股市在1987年至1996年间也有显著上升。例如，到1996年末，以其各自的本国货币计算，丹麦股票价格指数猛升了215%，比利时股票价格指数上升138%，荷兰的指数上升228%。相形之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股票价格的上涨也颇可观，但并未达到美国确立的标准。在这一时期，加拿大股票价格只上涨了82%，澳大利亚的只上涨了88%。不过，近年来东欧的股市上涨步伐并未放慢。 颇具讽刺意味而又颇为有趣的是，各卫星国刚摆脱苏联的控制，其投机活动便大大增加。1994年至1996年，以美元计算，匈牙利股票价格在仅两年间上涨了64%；俄罗斯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其股票价格的上涨幅度达80%，而波兰的股票价格在1992年至1996年之间猛涨了470%。人们以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因极高的增长率而热得发烫，因而导致了如此之高的股票投资回报率。 然而事实上，东欧是通货膨胀、低效、不确定性和环境污染的温床。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俄罗斯的产出实际上大幅度下降而失业率猛增。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情况。1992年前，它的保护主义倾向比现在强得多。随着贸易的自由化，外国资本也流入印度，1993和1994年其股票价格显著上涨。但此后其政治的不稳定导致股市下跌，直到1997年末情况仍未好转。 概述 现在让我们对迄今为止已讨论过的问题作一番概述。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股票价格大大上涨。这是在1975年从日本发端的，其股票市场迅速走出了1973年石油价格冲击导致的全球经济萧条。从1982年起，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正在东京不断加强的投机狂热。1987年股市崩溃，但此后很快回升。 于是，全球的股票狂热持续下来，但在1990年被突然打断，日本市场遭受严重损失。结果这是地区性的事件，世界其他地区的股票价格继续上扬。临近1994年末时，比索危机对股市造成又一次打击，几个新兴市场的股市开始下跌。 然而，道•琼期指数和欧洲股市对此并不在意。1997年亚洲和拉美出现了股市崩溃，但还不足以使世界最大的位于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出现大的震荡。因此，尽管九十年代已出现几次股市崩溃，全球投机泡沫却并未破灭。尽管价格上涨速度有所放慢，但1982年以来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几乎失控的股市看涨情绪15年后仍在持续。 信息错误的经济 许多人将198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称为信息经济，其中思想在国际间大量而实时地流动。但把这种全球系统称为信息错误的经济更为合适，这只是因为公众从专家和政客那儿听来的观点并不客观，这些观点完全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被富人们捧为杰出教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建议，要社会将税负从富人身上转移至其他人身上以刺激投资和增长，显然，这种建议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 这是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观点，它使人想起关于王权神授的信条，按照这种信条，国王寻求独裁权力是为防止人们陷入无政府状态。可是谁来防止人们受到国王的伤害呢？与此相似，当富人的收入税下降时，谁能使穷人免交为政府支出筹资所需的高税收？ 不管怎么说，当五十和六十年代美国的最高边际收入税率超过80%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4%以上。当八十年代减少了一半多时，产出和投资的增长都大大放慢。可有谁知道这些呢？我们所听到的全是错误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说是低收入税而不是令低收入群体受累的低社会保险税和低销售税刺激了投资和增长。 我们身处信息错误的经济之中，由于电视和广播无所不在的影响，公众已完全相信了由富人们的御用文人们炮制的说词。 上述的全球股市泡沫也是由同样的错误信息导致的。我们先来看看华尔街的经纪人及其同伙在各国都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九十年代由新技术导致的生产率的高增长使许多国家企业利润大增，从而导致了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扬。 按其说法，股市大涨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强，通货膨胀受到了控制。这将压低利率，使债券的吸引力减少而股票的吸引力增强。低利率还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使利润进一步上升。这样，股票价格就会一再猛涨。 按照在美国和欧洲的交易所中流行的说法，美国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利率低，基本因素如此健康以致于股票价格首先在美国上涨，然而其他地区也上涨，因为美国火车头能牵引世界这列火车前进。 然而，华尔街银行家和经纪人没有说明的是，他们大加吹嘘的这些基本因素过去也出现过，但并未带来股市的黄金时代。二十年代时利润大增，而全世界的利率都下降。道•琼斯指数从1920年的72点猛增至1929年9月顶峰时的360点。这一上涨幅度高达400%，但尚不及八十和九十年代的超过900%的幅度。 尽管有1987年的大崩溃，道•琼斯指数和其他几种指数仍年复一年地持续猛涨，这另有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两大经济体即日本和德国的货币和信贷的大幅度增长。 在美国国内，在主席格林斯潘领导下的联储对信贷保持严格控制。根据供求规律，要为产出的扩张筹资就需要货币。假设产值增长了100美元；那么为出售新增产品，消费者必须得到更多的货币以购买额外的产出。而货币的供给来自于联邦储备系统印制的票据或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 经济学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定理，即由于长期而言人们使用现金或使用信用卡的习惯不变（以技术语言来说，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如果不存在投机的话，货币的增长等于产值的增长。如果货币的增长超过了以该货币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那么富余的货币就用在了为公司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投机筹资方面。 为弄清一国是否存在投机现象，我们应将其货币增长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进行比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产出的货币值，即以现价计算的产出总值。各国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都首先估算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然后按价格变化对它进行调整。 我们来看看1987年至1996年间的美国经济。IMF的名为《国际金融统计》的出版物的第34条提供了各国货币供应量数据。该出版物还包括有有关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时期中，美国的股票价格上涨了一倍多，但其货币供应只增长了49%，而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8%。 显然，美国的银行系统不应为股市的狂热负责。那么投机泡沫的资金从何而来？来自日本和德国，它们都有巨额对美贸易顺差。1987年至1996年间，德国的货币增长了138%，相比之下，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仅为78%。其富余的货币不仅为国内的投机狂热、还为美国的投机狂热提供资金。 同期日本的货币供应猛增103%，但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44%。其部分余钱显然流入了美国的股票交易所，而另一部分则流入了东京的交易所，直到1990年泡沫破灭。此后，日本的资金疯狂地涌向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从而引发了资产价格膨胀。 通常情况下，当泡沫经济破灭时，衰退随之而来，货币供应量将大幅度下跌。三十年代早期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但这一次，由于美国专家们倡导的放松金融管制，九十年代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大幅度上升的。 1990年股市崩溃后不久，货币增长率极低，为每年约2%。但日本银行随后将利率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以降低摇摇欲坠的银行的存款成本，而接着货币供应便暴长起来。个人从银行贷款，用于在世界各地股市的投资。日本的银行还向美国和东亚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提供近乎免费的资金（1%的存款利息近乎零），从而加剧了全球的泡沫。1975年前，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 由于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富余资金，如今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泡沫经济。即使是在1990年泡沫就已破灭的日本也仍是全球泡沫的组成部分，因为其政府未能采取任何认真的行动。他们继续执行其通过保持日元相对美元、马克和英镑的低水平来促进出口的旧政策。 八十年代，日本的银行对国内的土地投机者提供不良贷款；九十年代，它们又对亚洲虎经济中的投机者提供不良贷款。于是，日本的泡沫继续存在。 临近1997年末时，四家著名金融机构即北海道拓殖银行、尼桑人寿保险公司、三洋证券和山一证券公司倒闭。山一证券公司的倒闭是二战以来日本最大的企业倒闭事件。从前无法想象、政治上不能容许的事在泡沫破灭七年后的1997年发生了。 在其他的股市极热的国家，货币的增长率也高得异乎寻常。在欧洲，丹麦、荷兰、挪威和芬兰的货币增长率都很高，而诸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类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小小亚洲虎们都出现过货币增长率远远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情况，而拉美各国根本没有任何货币纪律可言。除出现货币过度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外，智利和墨西哥的信贷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因此，新兴市场的股票交易所不仅受到德国和日本资金的支持，还得到其自己的信贷增长的促进。 道•琼斯指数或称道指的第一次编制是在1885年。1982年11月，它越过了1000点的水平。道指越过1000点用了近一个世纪；但在此后的15年，它飞速越过了8000点。供给与需求的天然法则突然改变了吗？不。但世界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通过由美国经纪人和银行家促进的金融放松管制，人们渴望迅速赚取巨额利润，世界货币和信贷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猛增。这一点而不是所谓的基本因素才是许多国家如今陷于其中的全球泡沫产生的原因。美国的千万富翁想变成亿万富翁，他们并不在乎在这一过程是否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即使是最近出现的、由放松金融管制导致的九十年代中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也不能使他们担忧。 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美国大肆放松金融管制。利率不再由政府决定。银行可以对支票存款帐户支付利息，这种做法是在三十年代被规定为非法的。由于这些和其他的措施，储蓄和贷款业中出现了许多欺诈行为。这类公司有许多破产，而纳税人承担了到期的票据，因为停业的公司的存款是由政府担保的。该国已为放松管制这一灾难性政策付出了总计达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 由于一味贪婪，这种放松管制的追随者忘记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宝贵的教训。他们继续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健全的经济政策来推进，现在全球经济已到了悬崖的边缘，随时可能崩溃。只要再出现几次象三十年代那样的竞争性贬值浪潮，世界经济秩序就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