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危机期间的 国家干预 １９２９年秋，美国爆发了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迅速向外蔓延，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经济损失最重、影响程度最深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时刻，胡佛政府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但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绝不仅仅是胡佛个人的失败。胡佛干预经济的失败，正如他采取干预经济的政策一样，都标志了统治美国经济百年之久的放任主义的失败。 一、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危机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末，从股票市场价格狂泄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三十年代大危机”，大批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业生产持续３年下降。到１９３２年，全国工业生产指数比危机前的１９２９年下降了４７．３％，如果拿危机中全国工业生产的最低点（１９３２年７月）与危机前的最高点（１９２９年５月）相比，工业生产则下降了５５．６％。重工业部门生产下降的幅度尤为惊人，其中钢铁生产下降近８０％，汽车业下降９５％。破产的企业达１３万多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２９年的１０３８亿美元下降至１９３３年的５５８亿美元；同期的国民收入从８７４亿美元降至３９６亿美元，降幅达５４．７％。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１９２６年为１００）从１９２９年的１０４．９下降到１９３２年的４８．２，降幅为５４％。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２０年代，美国农业一直处于慢性危机的境地，如果拿１９３２年的数字与未进入农业危机的１９１９年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１５７．６相比，那么降幅则达到６９．４％。１９３３年全国全失业人口１２８０万人，占当时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２４．８％。【注释】 Economic Statistics Bureau of Washington,D.C., 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Vol.5. No.4. Washington,D.C. 1951.【注尾】工业建筑投资在危机的头３年中从９．４９亿美元降为０．７４亿美元。炼钢工业开工率到１９３２年夏只占生产能力的１２％。钢铁业中的“巨人”——美国钢铁公司雇用的全时制工人从１９２９年２２．５万人下降到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时的０人，而１９３３年雇用的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仅及１９２９年全时制工人的一半。【注释】 William E. Leuchtenberg,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New York. 1963. Pp.1,19.【注尾】 到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间，生产下降达到谷底。此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特种萧条”时期，直到１９４１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１９２９年。这就是说，在整个３０年代期间，美国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危机。因此，美国经济学家称３０年代为“危机的十年”或“萧条的十年”。【注释】 由亨利•戴维、哈罗德•福克纳等人主编的《美国经济史》第９卷书名即为《萧条的十年》（布罗德斯•米切尔著）。此外，米尔顿•弗雷德曼、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阿尔文•汉森等大批经济学家均持此观点。可以说，经济学家在这上面没有什么争论。【注尾】 大危机的原因 从美国经济发展史来看，自１７９０年以来，美国经历过数十次经济危机。到１９２９年以前，持续时间超过５年的危机仅有两次，即１８４０年危机和１８７３年危机，两次危机均持续７年。１８４０年危机的深重程度甚于１８７３年危机，使生产收缩了２０％多。但比起“三十年代大危机”来，它们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三十年代大危机持续时间达１０年之久，经济收缩高达５０％。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经济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动荡这个问题历来使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头痛。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探讨这次大危机的原因，但正如莱维•巴特勒在８０年代所承认的：“事实上，这场萧条乃至任何其他萧条的基本原因至今仍然困惑着专家们。”【注释】 莱维•巴特拉：《１９９０年大萧条》。上海三联。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页。【注尾】 在探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时，西方经济学家虽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却几乎一致地否认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萨缪尔森认为，大危机不过是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注释】 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California. 1973. Pp.19-22.【注尾】 弗雷德曼则断定：“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远远不是私有企业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注释】 米尔顿•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５０页。【注尾】 其实，在认真地考察了三十崐年代经济大危机前美国的经济状况后，只要不带偏见，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大危机爆发前，即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期间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财富的集中了。根据官方统计，从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９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８３４亿美元增加到１０３８亿美元，国民收入从６９１亿美元增加到８７４亿美元，分别增长２４．５％和２６．５％，而同期美国工人和职员的工薪收入则从４４１亿美元增加到５０８亿美元，只增长１５．２％。【注释】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Pp.224,230. 百分比为作者根据上述数字计算得出。【注尾】 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２０年代由于“泰勒制”和“福特制”的推广而有了迅速提高，结果却导致劳动力价值相对和绝对下降。在制造业中，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在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９年间增长了８％，可每人每个工时的产量却增加了３２％；煤矿工人每个工时的产量增加了４％，但每小时的工资却降低了１４％。【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p.325-326.【注尾】工人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从官方的统计表中，我们发现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９年公司完税后的纯利收入从４３亿美元猛增到８４亿美元，增长率竟高达９５．３％！【注释】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P.230.【注尾】这充分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在２０年代联邦政府实行的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政策下，攫取了工人所创造财富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财富日益集中于他们手中。到１９２９年时，占美国人口５％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几乎占了全部个人收入的１／３。【注释】 Goronwy Reeds, The Great Slump. London. 1970. P.63.【注尾】甚至有的统计指出：１９２９年时，占美国人口１％的最富有者手中持有的财富占了当时美国全部国民财富的３６．３％。【注释】 巴特拉：《１９９０年大萧条》。第９５页。【注尾】 这种状况使得美国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这些富人的消费和投资，而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则相对急剧下降。当生产的增长与社会购买力下降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时，经济危机的形势便形成了。 财富集聚于少数人和企业手中的状况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１９２９年，美国企业手中握有的资金比实际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还要多。这从下面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可以得到证明。整个２０年代，美国全部工业的总开工率只有７０－８０％，【注释】 Fite ＆ Ree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537.【注尾】 即便不计库存积压商品，工业生产能力也大大超过了当时的社会消费能力；此外，公司债券收益从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９年间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中优等债券收益率下降８％，一般债券收益率下降１９％，而具有签约价格买卖权的债券收益率则下降了４５％。【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322.【注尾】 公司债券收益下降的事实说明当时的投资是充分的，所缺乏的东西并非资金，而是可容纳丰富产品的市场。这种状况正是由于财富过分地集中于少数人和企业手中而造成的。 由于市场相对萎缩，许多生产部门都发出了“生产力过剩”的抱怨。支撑了２０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工业三大支柱之一的建筑业最先呈现出衰退的征兆。在大多数工业部门投资额仍在增长的时期，住房建筑业的投资则从１９２６年起便逐年下降，到１９２９年时降至３７亿美元，甚至低于建筑业投资开始上升前的１９２３年３８亿美元的水平。【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ecade. P.319.【注尾】住房建筑业投资的下降并非由于资金短缺，而是表现出房屋建筑已经走到了房屋需求的前面，因此，投向该部门的资金转向了其它能够获利更多的投资方向上去了。由于生产力“过剩”，当时美国富豪和企业手中集聚的巨额资金很少投入真正的工业生产，而是大部分转入了当时看来似乎能够迅速生利的行当——股票交易。 在考察２０年代美国经济状况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疯狂的股票投机生意。据有据可查的数字，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包括纽约的其它交易所）这一家交易所中登记上市的股票市价，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时就达６７４．７２亿美元，而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时，这个数字仅为２７０．７３亿美元。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日，即股票市场崩溃前夕，这个数字又激增至８７０．７４亿美元。该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数量从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的４．３３亿股增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的７．５７亿股；同年１０月１日，又增至１０．４８亿股。每股的崐平均价格从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的６２．４５美元增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日的８９．０９美元；尽管１９２９年头９个月该交易所上市股票增加了近３亿股，但每股的平均价格仅从８９．０９美元降至８３．０６亿美元。【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295.【注尾】 许多公司是在发行新股票时才开始在该交易所登记，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上述股票平均价格的增幅远不止此。根据总的统计数字，从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９年，股票平均价格上涨了１７６％，其中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平均价格涨幅高达２１７％，工业股票价格涨幅为１８５％，参加交易的股票数量增加了３７７％。【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p.327,322.【注尾】 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如此活跃，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反常的。一般来说，股票市场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投资的场所，也是投机的舞台。在正常情况下，工商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和投资银行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吸引游资；并把聚集起来的资金投向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领域，股票市场起着投资场所的作用。诚然，即使在这种正常情况下，也无法避免股票市场的投机作用，只不过是这种作用远小于投资的作用而已。然而在非常情况下，例如社会生产力已相对过剩，工商业投资充分时，股票市场的这种活跃只能意味着投机的猖獗。因为生产部门已经资金过剩，通过股票市场聚集起来的资金不可能再投向生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要生利，既然正常的生产渠道无法再为这些资本生利，那么它就要寻求非正常的渠道。 １９２９年初，美国全部工业股票的卖出价平均高于工业利润达１６倍以上，而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只有２５％，这就为大规模的股票出售和购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如果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形成股市的活跃，要想大规模购买股票，必须还要有资金。当时，购买股票的资金一般是通过短期拆借市场筹集的。拆借市场利率在１９２９年３月底时是１２％，此后迅速上升为１５％和１７％，最后在６月前达到２０％，【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p.304-305. 【注尾】 这说明拆借市场异常活跃。它的资金来自何方呢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拆借市场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企业的流动资金。【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331.【注尾】这不仅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企业的投资充分、资金过剩，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企业提供贷款，让别人借走这些贷款去购买企业自己不断发行的高价股票，以此赚取比通过生产所能够获得的更多的利润。这就是１９２９年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于是，股票市场筹集的资本通过虚伪的生产投资形式重新回到了股票市场中，这种资本在股票市场中的再投入不断地重复，推动了股市的狂涨。因此，财富和资金集中于少数富豪和企业手中是造成股票市场大规模投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此外，在证券交易中，股票市场的操纵活动和控股公司的畸型发展也对股市的狂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无线电设备公司在１９２９年３月份的５天中，通过操纵市场的办法，以高价售出新发行的１８７９００张股票，然后又使这些股票的价格跌下来。仅这一次它们就从公众手中赚取了５００万美元的巨款。在控股公司中，克利夫兰的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仅用了自己的５０万美元，加上其他合伙人的另外５０万美元，就控制了总长２９４３１英里的８条一级铁路。除了最初的１００万美元外，其余所需款项大部分来自他们创建的保险公司发行的新股票。这类控股公司的内部隶属关系极其复杂，有的多达十几级，很少有人能够理清。如芝加哥的萨缪尔•英萨尔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资产１２亿美元，子公司不少于１１１个。连当时美国著名的经济界人士、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欧文•扬格（即“扬格计划”的起草人。英萨尔是他的顾问）后来在国会作证时也承认：他本人，甚至英萨尔本人也搞不清楚他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司的内部关系及其所属各子公司之间的联锁财务关系。【注释】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303.【注尾】 股票市场疯狂的投机活动造成了经济繁荣的假象，掩盖了已经临头的危机形势。通常，作为生产投资的股票，股息来源于生产和产品销售的利润。股票价格的涨落一般是取决于发行股票的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的好坏。因此，股市的涨落作为经济运动的晴雨表可以反映出经济的盈缩。然而在１９２９年的美国，股票售价已经高出生产利润许多倍，股市的上扬和狂涨已经不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反映了。如果仍然把它作为经济运动的晴雨表，就很容易被它的表象蒙蔽而得出经济崐繁荣的错误判断，从而造成经济战略上的全盘失误。难怪直到１９２９年春，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大约６个月，以胡佛总统为首、包括联邦政府财政、运输、劳工、科技、教育等各部主要领导在内的一个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美国最近的经济变化》的报告中，开篇便自鸣得意地写道：“增长，而不是结构的变化，是理解我们近来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从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９年，美国经济“没有任何严重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已经成为在一种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消费者”。“我们的形势是幸运的，我们的势头是惊人的。”【注释】 Conference of Unemployment,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9. Introduction Pp.9,17,14,22.【注尾】正是在这种错误判断的指导下，大危机爆发之初，联邦政府和工商业巨头多次宣称：国家经济是在“一个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注释】 Robert McElvaine,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 1929-1941. New York. 1984. P.66; Ralph F.de Bedts,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1933 though World War II. Vol.1. Illinois. 1973. P.8. 【注尾】 对危机的全然无视和有意无意的掩盖使危机对人们的心理和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更大的震动。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股票市场疯狂的投机活动也促使信贷过分膨胀，从而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各环节、各部门的发展要协调、要平衡、要有秩序，这是由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一旦经济秩序被打乱，经济各环节、各部门间失衡，危机便成为可能。而当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间的平衡被打破，生产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的增长时，经济危机便到来了。１９２９年的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原因，导致危机的这些因素和条件都已具备。因此，当股票市场发生动荡时，已经成型的危机终于如洪水猛兽一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迅速地向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蔓延开来。 危机缘何持续十年 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爆发的原因也许并不象学者们争论的那么复杂，真正复杂而“至今仍然困惑着专家们”的，实际上是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危机程度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深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首先是１９２９年经济活动为什么会下降的问题。其次是经济活动在开始下降以后，这一次为什么如此不幸，竟一再反复地下降，并在整整十年内始终处于低水平，这个问题则重要得多。”【注释】 John K.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New York. 1979. P.156.【注尾】 在大危机发生的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它的时候，应该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了。可以说，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爆发的，而它的持续和深化，除了由它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反作用（如美国海外市场萎缩；一些国家采取的取消金本位或提高利率等反危机措施使得流入美国的黄金被截流或倒流等）外，基本上也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发展的。这样，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持续深化的原因主要应该是在其国内，在其经济自身的发展之中，而不是象赫伯特•胡佛所顽固坚持的：“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现在是存在于美国之外。”【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1929-1931. Vol.1. New York. 1970. P.429.【注尾】 美国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由于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大规模的集中，进而在某些经济领域、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中形成了垄断。在此期间，国会虽然分别于１８９０年和１９１４年通过了两个著名的反托拉斯法，但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２０世纪初，垄断还是成了美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制度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要求表现其社会化的本性。这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不可抗拒的根本规律。马克思在其科学巨著《资本论》中已雄辩地证实了这一规律的存在。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解体、以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的历史有力地映证了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垄断取代自由竞争而成为主要特征、并进而向国家垄断发展的趋势也无可辩驳地显示出这一规律。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时期，正是生产的社会化达到垄断已经成熟、要求国家干预，即向国家垄断过渡的时期。 事实上，在大危机爆发后的美国，要求国家干预的呼声骤然高涨。煤矿工人联合会在２０年代煤炭工业不景气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包括联邦发放许可证、控制产崐量、暂停执行反托拉斯法、每周工作３０小时、保证工人谈判集体合同的权利等措施在内的稳定煤炭生产的计划。大危机爆发后，由于看到没有其它工业的稳定，煤炭工业也不可能稳定，因此他们要求将这个计划的原则扩展到一切经济领域。服装工业工会也要求政府实行控制和计划，并促进工业协作。劳联甚至以总罢工相威胁，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限制最高工时的议案。 当时不仅是工人，就是不少资本家也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石油界的巨头们在大危机爆发后曾试图通过自愿的协议和州立法来分派生产、控制石油业。这些尝试失败后，他们开始乞灵于联邦政府支配石油工业的方式。一些煤矿的矿主甚至要求联邦独自支配煤炭工业，表示愿意在政府制定的任何价格上把煤矿卖给联邦政府。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杰拉尔德•斯沃普提出了一个工商业卡特尔化的计划，要求把全国工商业强制动员进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同业公会，由这些同业公会来管制物价和生产、指导经营活动。美国商会则强烈支持这个“斯沃普计划”。商会主席哈里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已经脱离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时代……商业的繁荣和就业要获得最好的支持，将依赖于一种明智的有计划的商业结构。”【注释】Arthur M.Schlisinger,Jr.,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 Boston. 1957. Pp.182-183.【注尾】美国钢铁建筑协会的查尔斯•艾伯特认为，斯沃普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在工业中建立一种“交通警察”的制度，“在这个国家中，我们不能再有不负责任、孤陋寡闻、顽固不化和不愿协作的个人主义了。”【注释】Murray N.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Kansas. 1975. P.246.【注尾】 这些要求表明，工商业界的不少人士都“相信美国工业需要更多的组织、更多的计划、以及更多的估算需求和建立生产目标的尝试”。【注释】Rexford G.Tugwell,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New York. 1957. P.283.【注尾】 工人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是希望国家承担起保证经济安全的责任，同时对资本家无休止的贪婪和压榨有一定的约束；资本家要求国家干预则是想借此来保住甚至提高利润。尽管要求国家干预的目的不同，但这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物质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共同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已经充分表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已经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需要国家从总体上对经济进行一定的计划、控制和调节，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否则，由于自由放任而造成的生产、流通、分配等领域内的无政府状态，将使经济长期处于混乱、失衡的状况中，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计划与调节是任何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不过是随着生产规模的不同而不同罢了。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计划和调节一般都表现为企业内部的计划与调节。但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企业的规模不同，计划与调节的方式及效果也不相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几个人、十几个人的企业是典型的企业规模形式，原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范围一般只限于很小的地区，产品的产量也很有限，没有任何企业具有能够左右整个国民经济变化的能力。直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美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合伙企业）中，业主们依然是集所有权和管理权于一身，并且一般采用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和极简单的复式簿记的会计方式。在许多工场中还采取将原料供给工人，由工人在自己家中完成产品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即使是在雇用工人较多的工场中，也仅用监工来管理生产，工人们在简单的机械上或以手工来完成生产产品的全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人定期收购后，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注释】Alfred D.Chandler,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5-16;50-64.【注尾】在这种生产和管理方式下运行的企业，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减少了的市场需求迅速变更生产计划、缩减生产能力、降低产品价格、处理积压产品，以求渡过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缩减了生产能力后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企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产。但正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破产以及其它众多的企业在危机期间根据市场需求减少的程度不约而同地采取的适合本企业的有效调节手段，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下降，从而与社会消费水平逐渐相适应，进而使经济危机的形势得以缓解。因此，在这种生产规模的阶段上，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来渡过，而破产的企业还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尽管整个生产的发展会受到经济危机的不断抑制。 ……大地膨胀，产品行销全国，产量迅速提高，生产管理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大的股份公司中，由于投资者的队伍扩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再象个人企业主或企业合伙人那样独自或合伙拥有企业的产权，家长式的管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转变为由股东们选出的一些代表（通常是大股东），以公司或企业全部资产的受托管理人身份来进行管理。由于企业规模扩大，生产和流通过程变得复杂化了，各类经济活动的数量大增。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和市场的需要，公司和企业只得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使得管理逐渐专业化和技术化，以至最后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企业的管理权便逐渐落入一批精通这门学问的人手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也自然分离。在大企业中，通常是由功能不同的各部门（这些部门一般包括计划、生产、运输、销售、法律等管理部门）组成的中心管理机构来监督和协调整个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根据资料的统计，在１９２９年时的美国，最大的２００家非金融公司资产总额已达８１０亿美元，约占全国财富的２２％。【注释】Fite ＆ Ree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543.【注尾】到１９３２年时，１３家控股公司掌握了美国３／４的私人电力，其中３家最大的控股公司控制了这些私人电力的４０％。【注释】A.M.Schlesinger,Jr.,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Boston. 1960. Pp.303-304.【注尾】这种大垄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国民经济的任何变化也会反过来对它们产生命运攸关的影响。 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这种大企业也要采取各种调节措施来应付危机。它们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那样，缩减生产、解雇工人以缓解危机的打击。然而不同的是，由于企业规模大、分工细、管理复杂，调整原计划远没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那么容易，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和震动也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大垄断企业可以凭借着已经攫取到的高额垄断利润作为雄厚的资本，持久地使生产缩减而不致使企业倒闭；它们还可以凭借着自己在市场和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在缩减生产的同时，保持产品的垄断价格不降或少降。这些都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所无法办到的。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的大企业正是如此行事的：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美国私人投资总额从１５８亿美元下降到９亿美元，降幅达９４．３％，而同期的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则从９１．６下降为７０．２，降幅仅２３％。【注释】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Pp.224,114.【注尾】 产品价格的不降或少降使消费者仍然无力购买，而长时期的缩减生产则使整个经济难以复苏。尽管大企业的这些调节措施减少了自身在危机中的损失，但整个经济危机的形势则无法缓解。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大企业的这些调节措施已无法使整个经济摆脱危机，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失灵了。 马克思在谈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曾指出：“它在一定部门内形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注释】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第５０４页。【注尾】 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表明：垄断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全国性规模的生产要求全国范围的调节。任何大垄断企业，无论其规模如何庞大，组织如何精密，管理如何成功，资财如何雄厚，都无力承担起这种经济调节的任务。况且大垄断企业之间为了私利而勾心斗角，也使得没有任何垄断组织和垄断寡头具有担负全国性经济调节任务的权威。唯一具备这种权威、并有能力完成这种宏观调节任务的，只能是增加了这种调节功能的国家。三十年代大危机爆发前夕，摩根银行曾尝试象在１９０７年经济危机中所作的那样，运用自己和其它金融巨头的财力阻止股市的狂泄和危机的爆发。当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４日纽约股票市场第一次狂泄时，以摩根为首的几名金融巨头于当天中午１２时在华尔街摩根财团办事处紧急聚会，商讨对付股票抛售浪潮的办法。会议决定筹集一笔可观的资金来购买抛售的股票，以维持股市价格。究竟他们筹集了多少资金，人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有的经济学家估计有３０００万美元，有人则估计有２．４亿美元之钜。不过，由于有了这笔资金的投入，股市暂时被稳定住了，但人们盼望的刹住这场危机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当２８日股票市场再度刮起抛售风时，９２５万股股票被抛售出来。金融巨头们被迫再次聚集到摩根办事处。由于股票的票面价值和售价早已超出了实际拥有财富的价值，即使这些财神倾家荡产也无力全部吃进；更何况他们之中无人想为稳定整个经济而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和损失。面对崐着全国性的股票抛售浪潮，金融巨头们终于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无能。２８日晚间，他们在一项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宣布：他们并未承担维持任何股票价格的义务，而只是想保持一个有秩序的市场。阻挡股票抛售浪潮的堤坝决口了。２９日股票市场的崩溃被作为三十年代大危机开端的日子载入了史册。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急切呼唤和要求国家走上干预经济的舞台。 二、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尽管经济发展的进程已经开始要求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在３０年代的美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经济要求的人屈指可数。危机期间柄政的胡佛政府其实是信奉放任主义哲学的共和党政府，但迫于危机的严重形势和公众的呼声，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危机。 １９２９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初，胡佛召集了一系列的“白宫会议”来商讨对付危机的办法。第一次会议的出席者包括亨利•福特、比埃尔•杜邦等工业巨头。胡佛要求他们及全国的工商企业与政府通力合作，在保持现有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展现有营业规模，增加投资，以扩大就业。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又要求出席会议的威廉•格林、约翰•刘易斯等劳工领袖保证使劳工遵守合同，不举行罢工，不对资方提出过分要求。胡佛反危机措施的总体设想是建立一种“自愿合作”的体制来稳定工业的形势：在工商业领域中，建立劳资之间的自愿合作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企业与政府的自愿合作体制。他把度过危机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种“自愿合作”局面的形成上。与此同时，他要求国会减税，以减轻企业负担，使其能够增加工业投资，恢复建筑和经济活动；他还要求采取措施来刺激出口。他希望这些措施的实行和“自愿合作”的局面能够重振美国的工商业。 在与企业界领袖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后，胡佛曾欣慰地表示：“所幸的是，我们的企业界领袖与政府机构之间合作的明智感觉、能力和意愿给了这些行动以有力的保证。”【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ngs of Herbert Hoover, 1929-1931. Vol.1. New York. P.134.【注尾】 然而，不幸的是，企业界虽然允诺与政府合作，保持现有工资水平并尽可能增加投资，但是，当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时，它们非但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增加投资，反而把投资从１９２９年的１５８亿美元降为１９３０年的１０２亿美元，１９３１年又减至５４亿美元，到１９３２年只剩下区区的９亿美元了。【注释】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Vol.5. No.4. P.224.【注尾】企业界削减生产的结果使得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失业则大幅度增加。这样，胡佛设想的在企业与政府自愿合作基础上复兴工业的计划便随之破产。 为了应付这种形势，胡佛一方面继续规劝企业界保持现有经营规模，一方面则要求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担负起救济的责任。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胡佛建立了联邦紧急就业委员会（１９３１年以联邦“失业救济局”取而代之），但实际上，这些联邦救济机构有名无实，并未真正承担起救济任务。根据胡佛的意愿，它们不过是帮助筹集资金的机构。实际的救济任务，依然由私人慈善机构和州、地方政府来承担，而这些机构的资金不足，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耗尽，根本无力承担任何救济任务。因此，在胡佛任内，联邦救济始终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 为了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胡佛被迫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提出了一项举办联邦公共工程，“改善水路、港口、洪灾控制、公共建筑、公路和航运的最伟大的计划”，要求国会拨款１至１．５亿美元来“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进一步的就业机会”。【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p.432-433.【注尾】 尽管国会立即对此作出响应，于１２月２０日授权总统将１．１６亿美元用于对付失业问题，然而，面对当时的７００万失业人口，这１．１６亿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在２０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期间，美国的农业却一直处于产品过剩、价格下跌的艰难境地。尽管联邦政府颁布了几个关税法来保护农产品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威胁，并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为农场主提供低息贷款，但对农业困境的改善没有起多大作用。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８年，国会两次通过了“麦克奈利－豪根法案”，但均被柯立芝总统否决。该法案主张通过市场协议和分配销售额来控制出售农产品的数量，以维持和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政府津贴来刺激农产品的出口。法案崐规定，联邦政府成立一个农业委员会，作用在于在合理的、能够使农场主受益的价格上购买剩余农产品，然后储存或在适当的价格上向国外销售这些农产品，用这种方法来维持或提高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柯立芝认为，这是由联邦政府来固定价格的一种“蠢举”，胡佛则支持柯立芝的作法。 １９２９年４月，胡佛上台之初，在讨论有关农业救济和关税改革问题的国会特别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农业政策主张：建立联邦农业委员会来帮助农场主成立合作社；反对麦克奈利－豪根式的法案。他指出：“为了使我们不可能用官僚主义的和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来损害农民和我国全体公民的自由，某些关键的原则必须坚持。我们一定不能损害创造性……政府的机构不应从事农产品的购买、销售及固定价格的活动，因为这些行动只能导致官僚主义和控制。只要有了合理利率的信贷和便利的服务，政府的资金就不应贷出，政府的便利条件也不应再重复提供。”【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34.【注尾】 用胡佛在竞选时演讲中的话来说，他对于农业的基本观念就是：“农业应该由它自己的成员来控制，由他们来组织进行它自己的经济斗争，并决定它自己的命运。”【注释】Hoover, The New Day: Campaign Speeches of Herbert Hoover: 1928. California. 1928. P.53.【注尾】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胡佛敦促国会于１９２９年６月通过了《农产品销售法》。这个胡佛式的法案规定建立联邦农业局，该局再通过５亿美元的借贷资金来帮助农场主建立全国范围的销售合作社和农产品价格稳定公司。农产品的具体销售活动和价格的维持则由这些农场主的自助机构去进行。农场主自助机构无权强制限制生产，只能通过农场主的自愿行动或说服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公正地说，这些农民自助性质的合作机构成立之初，曾通过大规模的销售活动帮助贮存和处理了不少的剩余农产品，对农业价格的暂时稳定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这些组织无权限制生产，而说服又不总是见效，因此剩余农产品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非但不见减少，反而越积越多，农产品价格也由此一跌再跌。小麦从１９２９年每蒲式耳平均１．０４美元跌至１９３０年的０．６７美元，１９３２年又跌至０．３至０．３９美元之间；棉花价格每磅从０．１７美元跌到０．０５至０．０７美元，甚至低于生产成本。【注释】Ralph F.de Bedts,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1933 though World War II. Illinoirs. 1957. P.14.【注尾】胡佛政府的农业反危机措施终于失败。 胡佛反危机措施的杰作也许应该算是１９３２年１月建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这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金融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信贷公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濒临破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其它金融机构和铁路（因为银行拥有大部分铁路债券）提供紧急贷款，以维持风雨飘摇的金融体系。该公司原始资本是财政部认捐的５亿美元，并且拥有另借１５亿美元资本的法定权利。后来的几项法律（如１９３２年７月的《紧急救济和建筑法》、《联邦住宅贷款法》等）又多次扩大了它的资本授权额。到１９３２年７月，该公司的资本授权额已达３８亿美元。应该说，复兴金融公司的建立大大突破了胡佛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学说的金科玉律，是胡佛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走得最远的一项措施。 然而，从该公司在胡佛时期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却远没有达到重建和复兴经济的目的。到１９３２年底，复兴金融公司的实际贷款额为２３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提供给了银行，【注释】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264.【注尾】 对延缓这些银行的倒闭和国家信贷机器的破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胡佛时期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反危机机构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因为胡佛本人以及国会为其设置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做到这一点。１９３２年７月，国会拨款３亿美元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贫困救济计划。这笔拨款本来就太少，却以通过复兴金融公司以贷款方式发放。处于普遍的财政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担心无力偿还而不愿接受，复兴金融公司也害怕贷款无法收回而处处谨慎小心，致使这３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拨出后１０周才用了０．３５亿美元，【注释】E. Abbott, Public Assistance: American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Vol.1. Chicago. 1940. P.732.【注尾】 而此时，公众的贫困状况正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切实有效的联邦救济。 复兴金融公司向银行系统发放的２０亿美元并未能阻止国家信贷机器的破产。由于公众已对银行失去了信任，挤兑风潮吹遍全国。１９３２年间，由于付不出现崐金而倒闭的银行已超过１４００家，而进入１９３３年后，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从２月中旬开始，密歇根、路易斯安那、马里兰、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萨诸塞、伊利诺伊等州相继宣布银行“休假”或关闭；印地安纳、阿肯色、俄亥俄等州则立法限制资金的抽逃，还有一些州则允许银行在不接受破产管理的情况下自行调整银行的负债。到３月４日，除哥伦比亚特区外，全国有２３个州停止了银行的支付或仅允许银行在特殊的管理下进行营业。事实上，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体系已陷于崩溃。 胡佛的反危机措施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放任主义的失败 胡佛的哲学 胡佛反危机措施的形成及其失败，都是与他所信奉的哲学的荒谬紧密相关的。胡佛所信奉的哲学的核心是他所标榜的“刚毅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 ）和“美国制度”。 他认为，“美国制度”，即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生活的原则和形式”，产生于“自由主义”这一“伟大的社会哲学”，“这种哲学的最高信条是：自由是上帝赋予一切男人和女人的天然权利。任何权力，不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不能侵犯它；任何政府都不能否认它。”【注释】Herbert Hoover, The Challenge to Liberty. New York. 1934. Pp.3-5.【注尾】“这种制度认定，一个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并给予人民以均等的机会；它认定，一切幸福的基础存在于个人的发展之中；它认定，进步的总和只能由个人的进步来衡量；它认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稳步地在人民中间建立合作。”【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1929-1931. Vol.1. P.582.【注尾】在这种制度的结构中，“包含着对政府本身、任何团体、任何企业、任何阶级侵犯基本自由权利的否定……依靠它，个人将获得保证：他的这些权利会得到它的法庭——美国民主机构的正当保护。”【注释】Hoover, The Challenge to Liberty. Pp.4-5.【注尾】 胡佛毕生都认为“美国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年轻时，他就曾写道：“斯坦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注释】George Nash, The Life of Herbert Hoover: The Engineer, 1874-1914. New York. 1983. P.62.【注尾】 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在国外工作时，他经常与同事、朋友争执、冲突，由此而得到了“Hail Columbia”和“星条旗”的绰号。【注释】Nash, The Life of Herbert Hoover. Pp.62,502. 胡佛全名为Herbert Clark Hoover, 英文缩写为H.C.Hoover. 他的朋友们把H.C.的意义改为 Hail Columbia，此词原意为俚语的揍、骂、喧嚣，在这里是双关语，有“万岁，（美国的）哥伦比亚！”之意，讥讽胡佛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观点。【注尾】１９２２年他出版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一书，把他的这些观点系统化为自己的政治哲学。他也承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但认为这些并非“美国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矫正这些“小毛病”无须触动“美国制度”，只要通过与“小毛病”有关的各方面力量之间的“自愿合作”就能成功了。【注释】Lyons, Herbert Hoover. Pp.150-151;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170.【注尾】 正是这种“美国制度”完美无缺的顽固信念，使得胡佛在三十年代大危机期间屡次否认危机的原因在于美国自身，而把危机说成是由于外部原因所致。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他宣称：“这场危机是世界范围的。它的原因及影响仅仅有一部分存在于美国”，“某些原料，诸如银、铜、锌的生产已经过剩，这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过剩大部分是发生在美国之外。”【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316.【注尾】同年１２月，他更明确地提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现在是存在于美国之外，而我们的复兴则被没有根据的恐惧和这些外部因素造成的忧虑所延缓。”【注释】Hoover, 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429.【注尾】 直到１９３２年１１月胡佛下台前与当选总统罗斯福举行白宫会谈时，他仍在坚持这种基于“美国制度”的哲学的荒谬观点。【注释】Basil Rauch, The History of the New Deal. New York. 1944. Pp.48-49.【注尾】 如果认为危机的根源不在美国国内，胡佛也就绝不可能采取任何大的行动来改善和修补美国本身的经济制度，也绝不可能采取任何含有大变革意义的反危机措施；即使迫于恶劣的经济形势而采取了某些措施，也不可能真正治愈或战胜这场危崐机。这正是胡佛的反危机措施之所以不疼不痒、缩手缩脚，以至最终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刚毅的个人主义”是胡佛本人创造出来用以表达其经济和社会哲学的一个词。它与胡佛信奉的“美国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他的“美国制度”的基石。胡佛声称：“保持每一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个性是进步的一项保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全部教育制度和社会进步都依赖于个人及其个性和性格特质的发展。”“刚毅的个人主义确实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人中间所发现的一种杰出的不朽的品质。它赋予了诸如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以及不论种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些原则以必需的血液。它对于从正在失去光泽的遵奉国教的压力和错误的思想中拯救我们的灵魂和人格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注释】Hoover, The Challenge to Liberty. Pp.54-55.【注尾】 胡佛认为，正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因此，作为政府，就绝不能侵犯这种自由，压制个性的发展。相反，“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育和保证这种自由”，“通过自由的和普遍的教育，训练竞争者，并力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开端。政府是监督这些竞争公正进行的裁判员。”【注释】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398.【注尾】 不过，胡佛也并非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的盲目崇拜者。他也批评了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并明确宣布这种理论不是他的本意和信条。【注释】Hoover, The New Day: Campaingn Speeches of Herbert Hoover, 1928. P.164.【注尾】 他也主张，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作为所禁事物的监督者，而应该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严峻的紧急时刻，政府的仁慈要求使用各级政府（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的储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公共团体和人民免受超出了他们控制能力的外力的侵袭。”【注释】Edgar E. Robinson ＆Vaughn D. Bornet, Herbert Hoov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1975. P.301.【注尾】 他还曾划出了联邦政府能够采取建设性行动而又不损害“美国制度”的原则的３个领域，即（１）大型公共工程，包括“内陆河道、洪水控制、垦荒、公路和公共建筑”；（２）“促进教育、公共卫生、科研、公园、国家资源保护、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３）促进合作精神的成熟。【注释】Hoover, The New Day. Pp.182-183.【注尾】 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他甚至允诺要“管制私营企业”，管制公用事业公司的“经营和价格”。然而，在谈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时，胡佛总不忘强调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干预行动必须是在不践踏自由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美国制度”的基础的情况下来实施的，“进步产生于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合作之中，而不是产生于政府的限制之中。”【注释】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p.6,7.【注尾】“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鼓励和帮助被我们的公民所控制的、被他们从自己的需要和自身的经验出发所促进的、被一种公共利益托管人的感觉所指导的公共机构的创建和发展……”【注释】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P.382.【注尾】 由此可见，胡佛是想以他倡导的“刚毅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传统自由放任理论所倡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他希望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工业化社会中的个体和个人自愿合作、相互促进，而政府则帮助和鼓励这种合作精神的发展。他是想开创一种在联邦政府指导下的“自愿合作”的经济新格局来代替经济生活中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局面。这就是胡佛的“干预”观。 胡佛的“干预”观 公正地说，胡佛的这种“干预观”与传统的放任主义并不等同，说他是自由放任的忠实信徒未免有些冤枉。然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胡佛的“干预观”并没有能够脱离放任主义的窠臼。放任主义认为，经济活动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能够自我调节，而无须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干预只能造成低效率和浪费，妨碍最大限度地发展国民经济。而胡佛的“干预”不仅没有能够超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水平，他还为自己所说的“干预”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最后界限，即只能通过鼓励和促进“自愿合作”的精神间接地进行干预，而绝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手段直接地进行干预，以免压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他甚至荒谬地提出：“即使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指导能够给我们更高的效率以代替更低的效率，对它的根本拒绝也依然不可更改和削弱。（因为）它将摧毁政治平等，崐它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滥用职权和腐化。它将抑制创造性和发明精神。它将逐渐损害领导能力的发展。它将束缚我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能力。它将消灭机会和平等。它将汲干自由和进步的精神。”【注释】Hoover, The New Day. P.163.【注尾】 这样，胡佛就用自己为“干预”所划定的最后界限把自己牢牢地限制在了放任主义的领域中。事实上，他正是以这样的“干预观”和这样的哲学指导了自己任内的全部经济政策和反危机措施。 １９３１年９月，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斯沃普提出工商业卡特尔化的计划，这是一种使用国家的强制手段来控制物价、限制生产的方法，在经济大危机的情况下，本来是值得一试的（后来新政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即采用了斯沃普计划的基本思想），但胡佛却认为该计划违背了“刚毅的个人主义”和“美国制度”的原则，根本不能接受。他不仅断然拒绝，还指责该计划是“法西斯主义”，表示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从后门“走私”进来。【注释】Robinson ＆ Bornet, Herbert Hoov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212.【注尾】 １９３２年５月美国第７２届国会开会期间，众议院议长约翰•Ｒ•加纳提出了一项救济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增拨９亿美元在各地举办３５００多项公共工程，修建２３００个邮电所，以增加就业、救济失业者。该议案要求的款额虽然远不足用，但却使胡佛感到震惊。由于这种以工代赈式的救济与胡佛的“美国制度”的原则严重冲突，也不符合他“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理论，因而遭到胡佛的极力反对和否决。议案提出的第二天，胡佛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责说：“这不是救济。它是迄今为止向美国国会所建议的最大的一项政治分肥。它是一次对国库的史无前例的劫掠。”“我们的国家不是建立在政治分肥基础上的，它也没有由于政治上的相互优惠而变得伟大。”【注释】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2. Pp.196,197.【注尾】 加纳的议案被否决后，他又与参议员瓦格纳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救济议案，要求给予复兴金融公司以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贷款权，使它能够直接把贷款提供给需要款项的个人和私营企业。该议案虽经国会通过，却又一次被胡佛以同样的理由否决了。胡佛提出：“联邦政府不应该直接把慈善的礼物送给私人”，这个议案将会“使预算不平衡”，“它将会把政府置于私营企业之中，从而践踏我们赖以立国的公共关系的每一项原则。”【注释】State Papers and Other Public Writings of Herbert Hoover. Vol.2. Pp.225,229,230.【注尾】 在农业政策和对于其它经济领域的政策中，胡佛同样是如此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哲学而置实际情况于不顾。然而，在实践中，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面前，一个无情的事实却是：胡佛的反危机措施遭到了全面的彻底的失败。经济危机在胡佛任内不仅没有象他所期望和预言的那样被克服，反而不断地深化。 胡佛反危机措施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他所信奉的哲学的失败。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敲响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理论的丧钟，为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打开了大门。社会经济生活中物质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阶级共同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特有现象也充分地表明：统治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百年之久的古典放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国家作为一种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处在这样一种经济大变革的时期，作为联邦政府首脑的胡佛，不是努力改变自己的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哲学，使之适应经济形势的要求；而是相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哲学，竭力使客观的经济形势来适应自己的哲学。 胡佛所坚持的哲学和“干预观”如果说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经济的自由放任时代还具有一点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危机时，它已经不能适应要求大规模的直接的政府干预的经济形势了。尽管胡佛在各经济领域中均采取了一些反危机措施，但却极力避免甚至反对大规模的直接的政府干预，而恪守“自愿合作”、“间接干预”的原则。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胡佛有时也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他的“复兴金融公司”便突破了“自愿合作”、“间接干预”的原则，但这种不情愿的让步又受到他所坚定信奉的哲学的种种限制。他把复兴金融公司仅仅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机构，并规定只向金融机构、铁路和农业机构等提供贷款，而不得向私人和私营企业贷款。１９３２年７月的《紧急救济和建筑法》虽然授权复兴金融公司可向州和地方当局的公共工程提供１５亿美元的贷款，但又规定贷款对象必须是那些能够迅速生利还本的项目。结果，到崐１９３３年底，该公司的这项贷款实际上只提供了０．６亿美元。【注释】Sidney Ratner, American Taxation: Its History as A Social Force in Democracy. New York. 1942. P.458.【注尾】 从根本上来说，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胡佛的干预，是自由放任中的干预；其实质，则是干预中的自由放任。胡佛的干预，可以看作是为旧的放任主义唱出了送葬的挽歌；但同时，他却竭力想使自由放任的灵魂和精神在一种新的躯壳（由“刚毅的个人主义”、“自愿合作”、“美国制度”构成）中重新复活。他是美国经济自由放任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但却不是国家干预时代的第一位总统。 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充分地展示了大规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然前景，并为实现这种前景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条件。胡佛由于自己信奉的哲学与大危机所揭示的前景根本冲突，因此他不能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这些条件来改造美国经济。这一使命落到了接替胡佛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