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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时间:1995-07-01
第 八 章 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一节 蒋介石访印与宋美龄访美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这 次出访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也是蒋 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耀武扬威,战场形势十分严 峻。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之间的交通以及唯一的出海 口仰光都受到极大威胁。印度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近3.5亿, 是盟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中国政府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 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的军事合作。但当时印度本身的局 势却并不安定,英印当局与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矛盾十分尖锐。 欧战爆发后,印度总督即于1939年9月4日宣布印度进入战 时状态。国大党谴责法西斯的侵略,但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 欧战爆发后,印度总督即于1939年9月4日宣布印度进入战 时状态。国大党谴责法西斯的侵略,但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 国大党当时的主张是:战时印度国家的首脑仍然是总督,中央立法 机关仍然保持根据原有法律建立的那种形式,但政府对立法机关 负责,而不对英国议会和政府负责。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英国答应 战后印度独立,国大党就支持英国作战。国大党要求遭英国政府拒 绝。1940年10月,甘地(Mohandas K.Gand5)宣布开始公民不服 从运动,国大党的口号是:“用金钱或人力支持英国作战是最愚笨 的事,而唯一有效的反战方式,乃是非暴力”①。印英当局逮捕了 2.5万至3万名国大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印当局鉴于印 度内部的骚动与美国的压力,释放了被捕的国大党人,但双方的矛 盾并末缓和。 印度国内各派政见不一,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国 大党代表了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印度教人,伊斯兰教联盟代表了占 人口l/4的伊斯兰教徒,各土邦王公统治着约1/4人口,这三部分 人互不信赖。伊斯兰教联盟主张伊斯兰自治,在东北的旁遮普及西 部的阿萨姆两省设立伊斯兰自治政府,以脱离印度教控制,而国大 党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各土邦王公与国大党之间也有较深隔阂。印 英当局巧妙利用这些矛盾,挑拨离间,以“交还政权的期间愈近,印 回间的冲突也日益迫近”为由①,拒绝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 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提出:亚洲 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进行蛊惑宣传,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 者”自居,要求“驱英、美出亚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进攻印 度,而印度人民又不积极支持战争,印英当局势难抵御日军,这可 能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通过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 国家宣言》及成立中国战区,仿佛一下子提高了国际地位。当美英 军队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时,中国军队于1941年12月 下旬至1月中旬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作战,把进攻的日军打得落花 流水,取得了盟国方面自珍珠港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蒋介石 从政治上到军事上感觉都很好。作为“亚洲最大国的领袖”,他自以 为应当也可能对印度局势发挥作用。他希望通过访问印度,劝说印 英当局和国大党双方作出让步:印英当局改变其殖民政策,允许印 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国大党暂缓要求完全独 立,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实行战时合作。蒋介石相信,他可 以对公平台理地处理印度问题“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此外,他还准 备乘机与英印当局讨论战时合作问题。1月下旬,蒋介石向驻华大 使卡尔表示他有意访问印度。卡尔在1月2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 说:“我强烈要求立即友好地赞同这项建议,对此蒋介石已下定决 心,他以高昂的热情提出此议,其用意是以令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他 全心全意进行合作的愿望。”①英国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蒋的提议, 27日,外交部复电卡尔,表示“热情欢迎”蒋的建议,并肯定蒋与印 度“行政和军事当局的接触对盟军在近东地区的协调作战极具价 值”。但关于蒋会见甘地、尼赫鲁(JawaharlalNehN)的建议,外交 部认为要到印度后与总督讨论才能确定⑥。 英国政府口上说“热情欢迎”蒋介石访印,实际上从一开始便 对蒋介石与国大党领导人的接触采取防范措施。2月3日,丘吉尔 亲自致电蒋介石说:“你这次只能作为印度总督的客人进行访问, 住在政府大院或总督在德里或加尔各答的私人宅邱”。关于蒋会见 国大党领导人的问题,丘吉尔说:“此事宜在你和印度总督对整个 形势进行讨论之后由他作出安排,否则,就可能会在英国和整个大 英帝国造成最为严重的影响”。他接着进一步提出:“不管怎样,如 果你会见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你就应该会见8000万穆斯林的代表 人物真纳(M,A.Jinnah)先生、4000万贱民的代表和统治8000 万人口的印度诸王公的代表”,“国大党虽然在几年前的省级选举 中获得了成功,但它并不能代表……印度各个民族。”丘吉尔在同 日给印度总督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示:“我们不可能同意让外国 元首充当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与甘地及尼赫鲁等人之间的 仲裁人……你要通过说明他很有必要会见印度其他公众团体的代 表,使他取消会见甘地等人的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他像 你所设想的那样在阿拉哈巴德或尼赫鲁可能停留的任何地方下车 与尼赫鲁会面……这类会见比任何事情都更有可能使泛亚洲情绪 通过印度所有的集市广泛传播。”①这就是说,英国首相同意了蒋 介石访问印度,但却不赞成他访问印度的主要目的,并干方百计设 置障碍以阻挠蒋介石实现其目的。 2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国民党中央政法学校教育长张道藩、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英国驻 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等人陪同离开重庆。 蒋介石一行途经缅甸腊戊,5日飞抵加尔各答。上述丘吉尔给蒋介 石的电报同时发往了缅甸和加尔各答,以便卡尔大使就近转交蒋。 卡尔和林里斯哥(Lord Unlith8。W)总督收到丘吉尔的电报后,却 感到难以执行首相指示。林里斯哥2月5日致电印度事务部说,蒋 介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会晤甘地和尼赫鲁,“任何劝说他改变主意 的企图都不会成功,如果他被阻止,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因 此他要求:“我应该有权在我认为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允许蒋会见 甘地和尼赫鲁,以便保持他对我们的信心和亲善”。卡尔还认为,丘 吉尔的电报会给蒋“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因此他只准备口头把 电报的主要内容告知蒋介石②。 蒋介石一行在加尔各答访问了两天。加尔各答是重要海港,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更成为盟国在东方的主要海运及空运中心。 这里是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的终点,许多美国援华物资是由此地经 萨地亚转运中国的。蒋介石于7日会晤孟加拉省省长赫伯特爵士 (Lord Herbert),请求其“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华者,予以 全力的帮助”①。蒋介石还参观了这里的兵工厂和铸钢厂。 8日,蒋介石一行离加尔各答,9日抵新德里,21日离印回国。 在十几天中,蒋介石同英、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 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国大党领袖、土邦王公贵族、印度教和伊斯 兰教领袖。 蒋介石在与印度总督林里斯哥、英军司令哈特莱(Hadley)的 多次会谈中了解了印度的防卫情况,讨论了中印军事合作问题。蒋 介石提出,印度需要保卫的海岸线太长,印度没有足够兵力,因此, 应集中兵力保卫东北和西北的重要战略据点,以维持中国与苏联 的交通,只要中印、印苏交通保持畅通无阻,“即使损失一些城市或 据点,也是不介意的”;他还说,为防日本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将供 给中国运输机,开辟从萨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以运输美国援华租 借物资,他希望印度对此予以合作。印英方面同意美国援华物资在 孟买或卡查克卸货,然后用火车或飞机运往萨地亚,在萨地亚除原 有机场外再建两个较大机场以供美国运输机使用①。 但蒋介石在促进印英当局与国大党改善关系方面却没有取得 什么成果。蒋介石在与林里斯哥的会谈中说:英国政府应该“立刻 宣布印度实行自治领之日期”,“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 用”。但印英当局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林里斯哥反话说:“印度没 有一党或一派可以圆满执行政权的,我以为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 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他直截 了当地表示反对蒋介石介入印度争端,说:“如果在民众心目中留 有印象,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非曲直,并且是 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鉴于当时蒋介石迫 切希望加强中印军事合作,并有求于印度,他进一步威胁说:“这种 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他要求蒋介石不伯不倚,既会见 国大党领导人,?也会见其他各党派领袖②。 蒋介石数次会见国大党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MlKalam Azad)和执行委员尼赫鲁,并作长时间的谈话。他建议国大党:一、 用间接的方法(即政治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方法(即暴力手段)达到 争取独立的目的;二、经过若干阶段达此目的,即先取得自治领地 位,然后独立;三、放弃不合作政策,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加速达 到民族独立的目的。他说,如果国大党放弃不合作主义,暂时停止 对印英政府的攻击,积极合作,积极参加民主阵线作战,定能赢得 盟国同情,则战后在和平会议上,“各国自必出力帮助”,这是争取 民族独立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国大党“抱残守 缺”,坚持不合作主义,不积极参战,则“不但不能增加同盟国对印 的同情,且将失去过去已有的同情”,“实是印度革命的损失”①。 阿柴德和尼赫鲁同意使用政治手段来争取印度独立,但对蒋 介石的主要劝告却听不进去。他们说,印度的问题“归根一句话,还 是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的问忍如果这方面能够得到解决的 办法,我们可以考虑;否则不行。”至于不合作主义,他们认为这是 国大党唯一的武器,是不能放弃的。尼赫鲁说,印英政府对于暴力 革命很有应付办法,但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感到棘手。“二十年 来,这种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力量,使英政府十分惧惮我们,承 认我们巨大的势力”,这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手段②。 甘地是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蒋介石自然 指望通过他影响国大党。但与甘地的会见却费了一番周折。蒋介 石本拟到甘地住处孟买附近的瓦尔达拜访甘地,印英当局和英国 政府都竭力反对,丘吉尔还在12日专门致电蒋介石说:“此间内阁 同僚均以为阁下提议在华尔达访问甘地先生之举,可能会影响我 们集中全印度力量以对抗日本的努力,此举或会无意中加重当地 派系间的政见”②。蒋介石被迫取消这一计划。对此,甘地、尼赫鲁 都表示十分失望和惋惜,蒋介石于是再次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同意 他去见甘地。18日,蒋终于在加尔各答同曾地见面,并作了长时间 的谈话。 甘地一开始就介绍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称这是“第一号 的武器”,它不是消极抵抗,不是弱者的武器,而是只有强者才能用 的,36年的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蒋介石说: “不合作运动用于印度,我并无异议……然而在印度之外,就为另 一个问题了。”他反复强调,印度此次参加民主阵线作战,是争取自 由的机会,此次不参战,“即失去一争取自由的机会”。又说:国大党 现在不必急于打倒英国,不要以为只有打倒英国才是争取独立的 唯一途径;而应当改变主张,作出参战的决定,那样就能赢得全世 界的同情,“将来和会派遣代表一节,资格上可以绝不发生任何问 题”,如和会不能给中印两国以真正自由,中印两国将联合起来再 作奋斗;但如果印度袖手旁观或取两可态度,这对中印两大民族和 世界反侵略阵线都是损失,世界人民对印度同情也将减少①。 甘地认为蒋介石误解了他的意思,解释说,“抵抗侵略是中印 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为此,国 大党将采取“不捣乱政策”,“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也不 阻挠军队开入中国。但是,现在印度的人力物力不论事实上还是法 律上都在英国政府手中,所以不能指望国大党“对于战争能有什么 积极和有效的贡献”。他要求蒋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印度获得 自由,以此来使国大党相信其主张。蒋介石说服甘地的希望又告落 空②。 蒋介石没有达到说服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各自作出让步,实行 战时合作的初衷,他对这两方面部不满意,反之亦然。他在2月21 日离开加尔各答时发表《告印度国民书》,公开阐明他对印度问题 的看法并再次向印度有关各方提出呼吁。他说:现在“只有两个壁 垒,凡为国家与人类求自由者,皆为站在反侵略阵线,其间决无中 立旁观之可能,……凡参加反侵略阵线之同盟者,无论何国,皆系 在整个反侵略民主阵线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 不合作之问题”,他吁请印度国民积极参加反侵赂阵线,“联合中、 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他又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有 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①。 印英当局虽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但当时的形势迫使英国 政府对于印度事态采取某些措施。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两 个多月里,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接连沦于放手,缅甸 也发发可危,英国在亚太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英国极盼得 到国大党的合作,以加强印度的防卫。3月下旬,英国政府派掌空 大臣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ps)访问印度,与有关各派进行协商。 克利普斯带来了一个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大 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给予自治领地 位;二、战争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机构来制定新宪法;三、不 愿加入印度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政府旧有关系, 或成立单独的自治领;四、战时对印度统治不作任何变更,印度各 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②。 国大党拒绝这一方案,主张英国从印度撤退,恢复印度自由, 建立全印的国民政府,然后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抵抗日本。4 月,尼赫鲁一再致函蒋介石,介绍印度情况,解释国大党主张。6月 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说,国大党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不是“以任 何方式”削弱对日本的抵抗,也不是妨碍中国的抵抗,国大党正是 为了防止印度重蹈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陷落的覆辙才要求这样做 的。他还保证将不采取草率行动,国大党的任何行动“将以不妨碍 中国或不鼓励日本侵略中、印为准则”,并“定以非武力为主……避 免与英国当局发生冲突”①。25日,英国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见蒋介石,称甘地将发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印度政府必 限制其活动”,在运动扩大之前“先行抑制”,他要求中国对印英当 局可能采取的措施表示谅解。蒋介石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26 日复函计地,强调“目前日本侵略,最为吾人迫切之祸患”,亚洲各 国应当团结一致“首谋应付此一大患”,希望国大党不要操切从 事⑧。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6月22日致电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 他向罗斯福转达甘地信的内容,并建议美国重视此事,“相机处 理”,使印度问题“有=公平合理之解决”。7月5日,宋子文电告 蒋,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是要蒋再劝告甘地“勿走极端,以免为敌利 用,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翌日,蒋指示驻印专员沈士华密告尼赫 鲁并转甘地,“此时国民大会应极端忍耐”,“以便联盟国对印增进 充分同情,伸得促进印度问题之早日解决”。 印度事态在继续发展。7月6日至14日,国大党执委会在瓦 尔达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甘地起草的《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④。 决议将交由8月8日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然后付诸实行。蒋 介石深感事态严重,于24日给罗斯福发了一份长电,促请他劝导 英国,使英国能为“本身荣誉与真正利益计”,用“非常之勇气与忍 耐,非常之远见与英断,从速消54局势恶化之原因”,而若用军警压 力相强制,则只能扩大骚乱与不安⑥。罗斯福耍了个滑头,他于29 日把蒋的电报转告丘吉尔,并问丘吉尔对这份电报作何感想。丘吉 尔断然拒绝美中两国干预印度事态,称“此刻来自联合国家其他成 员的建议会损害在印度现有的唯一政府的权威,导致印度出现真 正的危机”。8月8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认为美中两国现在暂不 采取行动较为明智(9。 与此同时,印英当局已经作出决定,准备一侯国大党全国委员 会会议通过执委会决议,立即逮捕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并宣布国 大党执委会、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为非法。8月8日,国大党 全国委员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甘地并 发出展开不服从运动的指令,当晚,孟买公交系统职工首先罢工。9 日凌晨,甘地和国大党执委遭到逮捕。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紧急呼吁后者“出而支持正义,以缓和印度之局势,而使之归于安 定”。12日,蒋介石接见薛穆,表示他没有料到印英当局会这么快 速捕甘地等国大党领袖,他强调,从盟国共同利益出发,现在仍应 寻求事态的和平解决,办法是由美国出面调停。他还说,让印度人 感觉到联合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同情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 人不应采取伤害印度人民感情的政策②。 罗斯福接到蒋介石lo日电报后,又像上次那样,把电报转告 丘吉尔,并问询他的意见。12日,罗斯福回电蒋介石称,美中两国 的最好立场是:不公开呼吁或表态,但如果争端双方都发出求助呼 吁,可以就友好调停的适宜性和可行性进行磋商⑦。这不音是拒绝 蒋介石的建议,因为英国政府历来是不愿让第三者插手它殖民地 的事情的。8月26日,丘吉尔给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 他强调印度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并无中生有地指责国大党 准备与日本妥协,借助日本军队镇压穆斯林和非印度族各邦及种 族,以建立起印度族的统治。他要求蒋介石遵守盟国之间互不干涉 内部事务的原则,如同英国对中国的国共矛盾不加干涉一样。他斩 钉截铁地表示,只要他当首相或政府成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蒋 介石所建议的调停①。至此,蒋介石调停英、印关系的努力最终失 从1942年11月到l 943年6月底,宋美龄在美国访问7个多 月,这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又一重要外交活动。 1942年9、lo月问,美国共和党领袖、1940年总统竞选的共和 党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Wilkiq)经罗斯福赞同,历访非洲、中 东、苏联和中国。这是一次没有什么特殊使命的友好访问。10月上 旬威尔基访问重庆时,蒋介石曾与威尔基就战时和战后的各种问 题交换看法。威尔基回国后写了一本《天下一家》②的小册子,介绍 他访问的各国的情况,对中国的抗日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援华。 威尔基还给罗斯福带去了宋美龄希望重新访问美国的口信,罗斯 福于10月26日回电称“亟盼能早日欢迎蒋夫人”②。11月27日, 宋美龄乘坐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用的一架波音307飞机抵达纽 约。在此后的7个月中,宋美龄在美国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就医疗 养四;二、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之间的交涉;三、广泛宣传中国抗 日,争取美国朗野的同情。她虽然是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的,但实 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是去美国从事对政府和民间的外交工作的。 宋美龄的访问受到美国政府热烈欢迎。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两 个多月后,宋美龄于1943年2月中旬在罗斯福的私邱纽约州海德 庄园住了六天,并曾于2月17日、4月14日、6月24日三次在白 宫受到罗斯福接见②,与总统的密友、顾问霍普金斯(Hany Hop- kins)更是过从频繁。她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更多的美援,尤其 是为陈纳德航空队争取更多的飞机、汽油和飞机零配件。她在与罗 斯福、霍普金斯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中反复重申了这一要求。 她刚到美国时,正值美英两国首脑和参谋长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年1月14至25日)前夕o。宋美龄对中国未被邀请参加此 次会议颇有微词。会议之后,2月初罗斯福派美空军参谋长阿诺德 (Henry H.Arn01d)访华,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就推迟反攻缅 甸进行安抚。阿诺德这时所答应的,只是给陈纳德航空队增加重型 轰炸机36架。蒋介石认为这仍然无济于事,于2月7日致电罗斯 福提出一系列援助要求,并于12日致电宋美龄发牢骚说:“兄致罗 总统函……乃我国残目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亦是极少之数量, 未知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不肯作切实之答应,令我 军民皆莫名其妙。阿诺德对此尚未能解决,故彼此来,兄认为并无 结果,有便与当局婉言之”②。2月19日,罗斯福与宋美龄联合举行 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记者达172人。她乘此机会向美国新闻 界呼吁:“我们不可能赤手空拳去打仗”,“我们需要军需品”,“我们 有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问题是我们 如何得到它们。”她接着要罗斯福对此作出回答。罗斯福强调了增 加对华军援运输上的困难,说这是“军事运输人员目前研究得最多 的一项任务”,也同时保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我们肯定要增加 这项援助,我认为很快会增加,并且希望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感 情问题。这是一个与赢得战争有关的实际问题”⑧。 宋美龄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的谈话中还详细谈到她关于战 后世界的主要看法。她表示,在和平会议上中国将和美国站在一 起,因为中国信任罗斯福及其政策。她主张立即采取某些步骤,使 四大国讨论战后事务,而罗斯福应成为这一团体的主席①。 宋美龄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很少, 与她原来在国内想象的相去甚远。宋美龄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诸 如没有语言障碍,了解西方文化和美国人的心理,在美国有广泛的 个人联系等等,从东到西,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场合发表多次演讲, 如2月18日在参议院、众议院、3月1日在纽约市政厅、2日在纽 约麦边逊广场、22日在芝加哥运动场、27日在旧金山市政厅、4月 4日在好莱坞,她在这些演讲中介绍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历程,表达 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呼吁加强中美战时合作。这对增进美国人民对 中国的了解、美国加强援华都起了一定作用。当时美国正在酝酿废 除《排华法》,宋美龄访美所动员起来的美国舆论也起到了促使废 除《排华法》的作用②。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宋美龄多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她的雄 辩,她润熟的英语,以及个人的魅力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追求轰动效应的美国记者用她的来访来渲染版面,形容 她“横扫”美国,“轰动全美”,1943年3月1日的6B4.代》周刊再次 以她作为封面人物。宋美龄在讲演中自然要宣传蒋介石,其结果, 她和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大为增长。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一个致命 伤是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化身,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等同于中国 的前途。宋美龄的访问对于促使这种政策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宋 美龄在美期间进一步密切了与一些人士的关系,如《时代》和《生 活》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她在洛杉矾及其他地方 的一些活动就是由卢斯安排的,而卢斯正是后来亲蒋反共的院外 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所以,宋美龄访美对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 负面效应也不应被忽视。 第二节 中美新约的签订 从1842年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 就进入了外人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代,众多的不平等条约是束缚、 桎梏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 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 曾经一再提出废约的要求①。在大革命期间,这种要求表现得尤其 强烈,中国在收回利权方面取得了个别的成果(如收回汉口、九江 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先是于1929年实行了关税自 主,随即开始同美英两国进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谈判进行得 很艰苦,但到1931年中英之间总算已谈定草约,与美国也达成了 类似的妥协。当时的条件是:天津、上海各保留领事裁判权5年、10 年,其他各地的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即行取消。但这个过程为“九 .一八”事变所打断。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后,国民政府又向美国 提出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经过三四年的交涉,当中美之间有可 能恢复谈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②。 ’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国民 政府此时的外交重点在于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不平等条约问 题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侵略矛头首先指向美英等西方大 国利益集中的东部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继续保留美英的领判权 和租界,有助于增加美英与日本的矛盾o。国民政府因此并不急于 废除领判权等特权。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这个问题,1938年1月1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中说,如果 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日本可以“考虑废除以往 所有的对华特殊权益(例如治外法权、租界、驻兵权)”②。这是日本 第一次以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投降。在 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妄称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 中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1939年12月日本与汪精 卫集团签订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中,日本也虚伪地表示 要“考虑交还租界和治外法权等”②。日本的这种说法无疑是虚妄 的,但这对同样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又在中国保留着不平等 条约特权的美英等国无疑是一种压力。1940年7月18日,英国首 相丘吉尔在下院表示,英国准备在和平恢复后,“与中国政府在互 惠平等的基础上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和修改条约的问 题”凹。次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就丘吉尔声 明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我国政府传统的及业经宣布的政策和意 图,是在条件允许时,就我国与其他国家放弃根据国际协定在华所 享有的治外法权及其他一切所谓特殊权利问题,迅速与中国进行 有秩序的协商,并达成协定。此项政策迄未变更。”⑤ 1941年4月,驻英大使郭泰棋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长。他取 道美国返华,并受命与美国政府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郭泰棋在华 盛顿受到罗斯福接见,并同国务卿赫尔、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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