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金融资本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 在对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的开拓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近年来美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拓与介入日益成为美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资本市场指筹措中长期资金的市场，其业务主要涉及银行与证券两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其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与运作的产物。进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是美国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本。 一、 美国银行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市场 １、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与评估 　　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生产性资本一样，美国银行资本在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前，也同样要进行资本运作环境的评估。不同的美资银行所分析的具体内容与因素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某些共同考虑的因素。 　　政治因素往往是最重要的，它影响着银行资本的安全。与其它行业不同，外国银行的稳定性与信用首先依赖于政局的稳定作为金融秩序的基础。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有效往往影响贷出资金在当地的运作，自然也会对所贷资金能否收回有较大的影响。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重要领导人是否会更替，是否导致政权更迭等均对美资贷出款项收回产生影响。古巴革命后废除对美国银行的债务，１９７０年代阿根廷、智利的政变，伊朗１９７９年革命后对美国资产的冻结，１９８０年后尼加拉瓜政府与美国的矛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美资银行的还款计划。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也往往被列入考虑因素之内。一国与邻国的关系，有无受到他国入侵的可能，有无边界争端与战争等，都是影响美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重要考虑因素。 　　经济因素的影响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影响银行资本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等多个方面。一般而言，工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生产与管理效率较高，其产品具有出口竞争能力，能够出口创汇的国家相对容易得到贷款。反之，则难以得到贷款。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依靠内部储蓄，适当借助外债的国家相对容易得到贷款，而外债过高的国家则难以得到贷款。对外开放度较大，能够获得先进技术的国家比相对封闭国家容易得到贷款。此外，由于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对如期归还债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国际收支状况便成为几乎所有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业务决策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持续性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难以获得贷款。 　　由于债务国国际收支顺差有利于美国债权银行收回贷款，因此美资银行一般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多元化持支持态度。一国投资环境，尤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对其整体经济的发展与债务的偿还有重要影响。因此，那些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为外资提供国民待遇，并实行保证利润的自由汇出等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认为是贷款风险较小的国家，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得美资银行贷款。 　　政策因素在美资银行决策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方面。一般而言，财政赤字较大，而财政政策宽松，意味着消费与投资支出膨胀，不利于出口，贷款风险相对较大。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美资银行在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安排债务或援助时，往往以发展中国家实行紧缩政策为条件。在货币政策方面，一般认为，紧缩货币供给，可降低通货膨胀；实行有利于储蓄与投资的利率政策则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些均有利于债务的偿还。因此实行这类政策的国家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贷款。此外，实行货币贬值，汇率下降的政策有利于出口增长与外债的偿还。实行此类政策的国家相对容易获得贷款。当然，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会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使美资银行对一国经济政策所能导致的后果的分析与判断过程更为复杂。 　　对某些具体指标的分析自然必不可少。如债务对出口额的比率，债务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到期支付债务额对出口额的比率，支付利息对出口额的比率等，均是美资银行在分析与决策中的重要考虑指标。上述各项中，比率高则风险大。此外，外汇储备也是重要指标，外汇储备多则风险相对较小。 　　上述因素实际上仅是评估与分析资金运作环境时遵循的原则与框架。面临具体项目时则具体分析。并非单独根据某一指标断定风险。尤其重要的是不可简单地以债务量的大小判定一国的风险状况。重债国的债务额未必大于非重债国的债务额。如在１９８６年，债务额达３００多亿美元的韩国并未被列入重债国，而玻璃维亚债务额仅为６亿美元时便列入重债国。 　　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中，对政府贷款及由政府提供担保的企业贷款占重要地位。因此，在评估风险时，除考虑常规性因素外，还需考虑另一项风险，即所谓国家风险。一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主权风险。指借款国的中央政府所具有的豁免权。中央政府宣布倒帐时债权银行无权起诉。但债务国为保持国际威信及再筹资等原因，一般不用此权。许多向美资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也往往以主动取消此权，服从美国法院判决为条件。二是信贷风险，指政府与私人企业一样发生延期偿债甚至倒帐问题。三是货币风险，指债权银行借入一种货币而后贷出另一种货币的情况下，因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这一风险实际上与债权银行本身的操作有关。四是政治风险，如政变、战争等。 　　据悉，美联储曾将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分为三类。一类是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贷款，一类是对无偿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再一类便是对有偿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的贷款。真正的风险主要来自第三类。也有资料显示，一些美国跨国银行曾根据不同状况将借款国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无信贷风险国家，均为发达国家；第二类为基本无信贷风险国家；第三类为有信贷风险但可克服的国家，一些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属于此类型；第四类为风险较大，需要重新安排债务，但最终能够偿还债务的国家；第五类为经济状况不佳，可能倒帐的高风险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四、五类。但实际上，美资银行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往往更注重于对具体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为此将分析筹资人的具体指标，如股本与负债总额比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利润率及变化趋势，贷款集中程度等。 美国跨国银行拥有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可搜集借款国的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情报。而美国的投资咨询评估等机构也可为美资银行提供服务。此外，美国银行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银行合作，借助其力量对借款国进行分析与评估，而后作出判断。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复杂性仍使美国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１９８０年代初，美国与伊朗关系恶化，包括美国银行资产在内的美国资产被伊朗冻结。这表明，即使借款银行本身经营完善，美资银行的风险仍难以避免，因此综合性评估更为重要。１９８０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至今，美国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无论是对商业贷款还是对发展中国家官方银行贷款，都更趋谨慎。 　　一些无力搜集情报与独立评估的银行则往往以美资银行的判断为重要参考进行操作。这使美资银行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筹资环境。 　２、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业务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吸收美国商品出口与直接投资的同时，也为美资银行提供了机会。战后，许多殖民地地区纷纷脱走向独立。美国银行乘这些国家与地区摆脱宗主国之机进行资本渗透。但从战后初期到５０年代，这一业务发展相对较慢，６０年代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贷款始于１９７０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美国银行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债权银行。美国参议院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报告曾透露，到１９７６年，各跨国银行拥有的非产油国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总额中，美国跨国银行的债权总额占了６５％以上。同年各跨国银行对石油输出国的债权总额中，美国跨国银行占５０％以上。１９７０年代末及１９８０年代初西方经济危机及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之后，再度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向跨国银行大规模举债。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额也再次大增。虽然由于其它发达国家银行的介入使美资银行的债权比重绝对优势不复存在，但仍居首位。到１９７０年代末，美国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超过其对发达国家的贷款总额。此后又不断发生变化与波动。但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美国银行的重要投资场所。 在较长的时间内，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相对较为集中，主要由１０至２０家银行垄断。１９８２年，美国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债权的６０％以上集中于少数几家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公司等历史上均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债权银行。债权的集中有时也意味着风险的集中。 美资银行不仅是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提供者，且有时还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组织者与牵头人。由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特别是向经济较产落后，政局相对不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涉及多种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一般商业银行对此均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应的是较高的利率及更为苛刻的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本身更为落后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往往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在出现支付危机时更是如此。即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或其它借款人承诺发达国家银行提出的条件，也会使发达国家债权银行面临难以监管和操作的复杂局面。但若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则不仅发展中国家本身难以度过难关，且难免通过金融市场危及发达国家的资金运作，甚至会使发达国家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受到毁灭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由美资银行出面，联合其它发达国家银行组成银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银团贷款。既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也使发达国家银行风险得到分散。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银团贷款中，美资银行往往还是最大款项的提供人。因此贷款的利率、期限等条件往往取决于美资银行，或在很在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便使美资银行有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国内政策影响的机会。较明显的事例便是８０年代初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美资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发生借贷关系时，通过银团贷款将高利率加于发展中国家。 此外，美资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多种经营，除存贷业务外，还涉入证券承销业，保险业，租赁业，代理业，咨询业，利用国际游资套汇，参与金融创新等。由于具有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美资银行在服务、资金提供，融资能力等方面往往胜当地银行一筹。这便促使美资银行与当地银行间形成既竞争有合作的关系。美资银行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向当地银行提供外汇，与当地银行进行联合贷款等。 为便于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一些美资银行还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设立了众多的机构。但在美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分行或子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合并等方式形成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银行在内的外国银行在进入与经营范畴等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因此除少数离岸中心外和一些小国或地区外，居主导地位的一般仍然是当地银行。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自由港，如开曼、巴哈马等，由于政策与法规方面的优惠，几成美资银行避税的天堂。即使国内银行业务不景气时，美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离岸银行业务，特别是在开曼、巴哈马等避税天堂的业务，仍然能够扩张。到１９７３年，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中已有１／５（２４０亿美元）处于这类地区。此后又不断发展 。 尽管美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设立不少机构，并贷出大量资金，但其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入介入仍然有限。许多协议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筹资人与美资银行按国际资本市场惯例与规则达成的,是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结果。因此不可简单地视为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规则的认可。此外，由于美国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信誉较低，因此不愿将贷款直接向其提供。这使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向发展中国家银行提供的，而后再由发展中国家银行向企业或项目提供贷款。 美国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有着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建设资金，而又无力筹集的情况下，美资银行通过其在资金、管理、信誉等方面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建设所必需的资金。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国际经济甚至政治方面在着较大的影响，而在操作与规则制度方面又以美资利益为中心，因此难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某些消极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介入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干预。 ３、对美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债权结构的分析 对外债权分布或许更能说明美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状况及发展中国家市场对美资银行的影响。美联储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是美资银行重要市场所在。 美国银行及其国外机构持有的对外国或地区的债权分布状况　　单位：亿美元 时间 债权额 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 （A） 对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额（B） （A）与（B）所占百分比 １９９８ １０５１６ ２７１ １４３４ １６％ １９９９ ９４５５ ３１４ １４９４ １９％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１０２７３ ２８９ １４５５ １７％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９１２７ ２７３ ２０３３ ２５％ ２００２年３月 ７９６０ ２７５ １９５９ ２８％ ２００２年９月 ８５１２ ２６４ １８８３ ２５％ 资料来源：参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 2002, A51，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March, 2003, A51。此统计包括美国银行的境外机构，不包括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机构，包括经纪人机构等有储蓄业务的其它美国储蓄机构。 上述数据说明，发展中国家是美国银行业的重要市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对美国银行业的正常运行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美国不得不重视债务问题，甚至主张减免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债权额本身具有波动性，但总体而言，在美国银行业对发展中国家业务中，拉美地区一直是其最重要市场，其次是亚洲，对非洲的业务相对较少。这在美联储公布的在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分布状况中有所显示。参见下表： 在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分布 　 单位：亿美元 拉美 亚洲 非洲 １９９８ ８５８ ５４９ ２８ １９９９ ８７１ ５９６ ２８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８４２ ５９１ ２１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１３５６ ６５６ ２０ ２００２年３月 １２５４ ６８４ ２０ ２００２年９月 １０６４ ７９９ ２１ 资料来源：参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 2002, A51，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March, 2003, A51。此统计包括美国银行的境外机构，不包括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机构，包括经纪人机构等有储蓄业务的其它美国储蓄机构。 对拉美的债权额较多显然与美国同拉美国家的特殊关系有关，也同美资银行在处理债务危机时对债务的重新安排有关。即使如此，也可看出经济发达与否与债权额分布的关系。美国银行对拉美的债权额主要集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其中墨西哥作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格外引人注目。美国银行１９９８年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７５０亿美元，约占对拉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８７％；１９９９年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７７０亿美元，约占对拉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８８％；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１１３６亿美元，约占对拉美拉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９０％ ；２００２年９月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９５６亿美元，约占对拉美拉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９０％ 。 在对亚洲的债权额中，由于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作为离岸银行中心而未被列入，因此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债权额显得更为突出。美国银行１９９８年对此两地的债权额２７０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４９％；１９９９年对两地的债权额为２７２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４６％；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５０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５１％；２００２年９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４２７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５３％ 。对非洲的债权额一直较低，主要集于埃及、摩洛哥等。这显然与非洲大陆经济普遍落后有关 。 美国银行及其国外机构持有的对外国或地区的债权中，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作为一个单项值得注意。１９９８年美国银行及其国外机构持有的对非石油输出国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债权额中，对拉美、亚洲、及非洲的债权额分别为８５８亿美元，５４９亿美元，及２８亿美元，而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则达９３９亿美元，超过对任何一洲的债权额。１９９９年对拉美的债权额超过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及２００１年１２的数据也是如此。２００２年３月的数据则显示，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也超过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 。但２００２年９月的数据表明，在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又超过了对亚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债权额，达９３３亿美元，但仍低于对拉美地区的债权额 。 在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中，从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香港和新加坡的债权额名列前茅。１９９９年对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１１亿美元，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的５２％；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３９亿美元，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债权额的４４％；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４４亿美元，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债权额的４７％；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２９２亿美元，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债权额的５２％ 。但此后，对百慕大和开曼群岛及其他英属西印度地区的债权额上升，使对香港和新加坡的债权额所占比重下降。２００２年９月的数据显示，对百慕大和开曼及其他英属西印度地区的债权额为５２６亿美元，占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的５６％，但对香港和新加坡的债权额仍高达２９９亿美元，占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的３２％ 。 尽管对外债权额不能代表一切，但就美国银行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上述债权关系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美资银行所能提供的主要是资金，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额不仅说明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状况，且能够从某些方面反映出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判定与评估。 首先，对于银行业而言，经济发展状况同样与市场大小呈正相关。美国银行债权额分布中，最大一部分仍然集于主要发达国家。这不仅与经济发展对银行业的需求有关，且与当地经济秩序有关。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资金，但其社会环境的复杂与秩序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美资银行对其业务的开拓。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状况同样与银行业的市场状况有关。上述数据表明，美国银行的债权额分布与当地经济发达与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对拉美债权所占比重较大。这虽然与美国同拉美国家间的特殊关系有关，但在拉美国家内部，美国银行的债权额分布也明显与经济发达与否有关。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额分布，则更显示出经济发达与否对银行业市场的重要影响。这一地区，美国银行对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债权额位居前茅。 再次，由于银行资本的运营相对灵活便利，其业务本身不直接涉及固定资产与实物的大量运行等原因，使得离岸中心能够起较大的作用。对于美国银行而言，离岸中心可视为进行资金运营的良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离岸中心可在为外资提供运营条件的同时，也为探索解决本国资金问题的途径提供了某种条件。但对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离岸中心往往与本国经济有一定的脱节，因此离岸中心虽然对美资银行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否代表一国的资本市场状况则不能一概而论。即便如此，离岸中心的银行业市场同样与当地经济发达与否相关。在美国银行对离岸中心的业务中，对香港与新加坡的债权额较为领先也可作为例证之一。 最后，美资银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业务，特别是在离岸中心的业务，往往以对方接受美国所接受的国际规则与惯例为条件。因此不能仅以业务量的大小判定该地区市场及整个经济状况发达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述百慕大和开曼等离岸中心均属此类。尽管从宏观上分析，经济状况发达与否同银行业市场容量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对具体国家与地区市场进行排序时则应谨慎。有时甚至有必要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分析。 ４、债务问题对美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体现为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与运作周期较长的话，则美国银行业对发展中国家业务的风险则体现为债务危机。这一危机会对美资银行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十分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曾使美资银行将其视为重要潜在市场。包括美资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纷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国际银行贷款的平均规模１９７５年的４９６亿美元上升为１９７９年的９２２亿美元，其中仅２０％的借款人为私人企业，大部分贷款流向发展中国家政府。１９７０年代中后期的贷款中，又有许多是银团贷款，从而使拖欠债务的风险得到分散 。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使银行忽视了风险，导致贷款过度现象的出现。但美国监管机构，尤其联储，以及美国政府却注意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过度的现象。在联储对外贷款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Lending of the Fed)的建议下，有关当局曾要求设在美国的国际银行在１９７７年底前提交一份国家风险报告，此后每６个月进行一次更新。到１９７９年，货币审计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Ｆ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eration)也要求提交这样的报告。此外，还设立了联邦金融机构审查委员会(Fede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s Council)。但美国的监管并未采取有力措施限制美国银行的海外活动 。 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不断增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确实曾有良好表现。这又促使美资银行进一步看好发展中国家市场，并增加对其贷款。虽然这些贷款均进行过严格的评估，但债务危机仍然于１９８０年代初发生了。１９８０年代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美国银行又是最大的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也最大。不少美国银行收缩业务。1984年出现了战后海外分行资产首次负增长，198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均于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美资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中，一部分为向政府机构或其所属企业提供的贷款，另一部分为向私人企业提供的贷款。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秩序与政治体制相对不完善，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管机制等原因，私人企业往往需要政府担保才能从美资银行得到贷款，使其成为政府承担债务责任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危机的出现往往会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甚至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也使债务问题更难解决。 在美资银行、美国政府，多边国际机构的努力下，债务危机并未转化成金融危机，但问题并未解决。所谓债务重新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只争取到时间，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出的所谓“经济稳定计划”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紧缩等措施，在一些国家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及社会动荡。要求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及跨国银行提供新贷款，债务国实行紧缩等政策的贝克计划受到冷落。债转股的方式也远未达到应有的效果。而以债权银行自愿减免部分债务本金及利息，债务国支付其余债务，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与方案实行经济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布雷迪计划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早在预料之中。花旗银行主席约翰．里德早在１９８７年就曾表示，对不发达国家贷款的２５％永远不能收回。但实际数字不断变化，难以确认。因此，债务问题甚至债务危机的出现，不仅没有导致银行界的混乱，且甚至没有影响银行的正常运转。 应当注意的是，资本市场中所谓的债务危机，主要是指因债务人无法及时偿债或支付利息，从而影响债权人资金运转，导致整个市场资金难以正常运行的现象。因此与债务额的大小并无必然的关系。具体的债务与利息的支付往往更多地与具体的投资项目收益有关。由于债务与利息往往以外币支付，而支付能力又通常被认为与收入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评估一国的债务状况时，也通常与收入及出口值相联系，尽管这一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偿债能力。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人均ＧＮＰ为７５５美元或以下，而债务现值与产品及服务出口之比大于２２０％，或债务现值与ＧＮＰ之比大于８０％的国家，为重债低收入国家；人均ＧＮＰ在７５６美元至９２６５美元之间，而债务现值与产品与服务出口之比大于２２０％，或债务现值与ＤＮＰ之比大于８０％的国家，为重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２００１年发布的数据表明，重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共３３个，重债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１９个 。那些重债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债务较重，而债务现值与产品及服务出口之比又大于２２０％的国家，常被视为高风险国家，也是容易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１９９７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２００２年的阿根廷危机等则超出了债务危机的范畴。虽然未造成美资银行的致命的损失，但却使发展中国家市场留下了不良记录。实际上，自１９８０年代债务危机以来，美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一直处于调整之中。１９９９年３月，克林顿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各国部长会议上呼吁国际组织经继续努力争取达成一项援助协议，该协议旨在解除发展中国家超过７００亿美元债务 。 债务危机未导致金融危机，也未对美国债权银行的运转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不会使美资银行远离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与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但其进一步的介入无疑受较大的影响。 一方面，债务危机对美资银行的信心造成较大的打击。为了降低风险，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一般都经过精心的评估与严格的论证及可行性分析，有时还参考了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相关内容。甚至还采取银团贷款等方式分散风险。但债务危机仍然使一些美资银行的某些业务陷入困境。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市场中资金运作面临着美资难以预见与应对的复杂因素。其中除政治动荡、经济波动等可见因素外，更包括整个社会的低效与无秩序等隐性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更难评估。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危机而进行的内部调整则直接对市场产生影响。债务危机本身既已说明，债务国经济陷入了某种仅用常规性经济手段难以克服的困境。而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几乎都涉及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紧缩性调整等内容。紧缩的实施通过对经济发展的抑制直接抑制了资金的需求，其中包括对美资的需求，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且这些措施还在一些国家与地区引起政治与社会动荡，使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介入更为谨慎。 二、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与美资的关系 　　与商品市场及直接投资市场一样，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也是在建设中逐步对美资开放的。 １，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 　　早在１９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便已有了较为原始的证券市场。早期建立证券市场的国家与地区主要有拉美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亚洲的印度、香港、斯里兰卡、土耳其，非洲的埃及、南非等。两次大战期间，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哥伦比亚等地建立了股票交易所。战后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又有所发展。但真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从１９６０年代以后开始的 。 　　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７０年代，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建设，纷纷选择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由于自身积累较慢，而从外部筹资不仅面临各种难以满足的附加条件，且数量有限。在此情况下，发展资本市场，进行证券筹资便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选择。这一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不仅在经济上不断取得成就，而且政治前景也被认为是较为明朗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证券市场也给予支持。此外，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也使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证券市场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一些国家与地区证券市场的交易量与市值甚至出现了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但到１９８０年代，由于经济衰退与债务危机等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证券市场出现投资人信心下降，市场交易锐减，股价暴跌等现象，其中以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的市场最为严重。在亚洲，新加坡、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市场状况相对较好。科威特市场因缺乏监管等原因而导致崩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较为复杂混乱，但各国有所不同 。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新技术的扩张，私有化或非国有化在世界的扩展，倡导市场化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等，使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证券市场面临新的机遇。这一点在亚洲表现十分明显。甚至在被认为是十分落后的非洲，一些国家也积极建设或恢复进行证券市场。喀麦隆、坦桑尼亚、马拉维等都于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筹建证券市场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１９９４年初的报告统计，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与地区债券筹资额已达４５６亿美元，超过１９９２年１４０亿美元的两倍多。若与１９９１年的９４亿美元相比，则增加了近４倍。以墨西哥为首的拉美国家国外发行债券额比１９９２年增长了２００％ 。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际金融公司发表的１９９７年新兴股票市场统计报告表明，１９９６年是新兴股市作为整体自１９９３年以来首次获利的一年。至该年底，７１个新兴股市市值已达１．６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１１％ 。关于１９９０年代后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问题第七章另有描述。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证券市场的发展还表现为交易品种的增加，衍生产品的开发，交易途径的拓宽，及对金融创新的参与。香港推出的股价指数期货交易，台湾于１９９８年７月推出股价指数期货合约，新加坡货币交易所推出日经２２５指数期货等，均为重要的交易品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场推出的境内上市外资股也是交易品种增加与金融创新活动的表现。 创业市场的建立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参与金融创新的另一表现形式。中小企业、新兴企业由于风险较大，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主板市场相对严格的上市条件又使其难以上市面上融资，而投资人也需要退出机制实现资金的再循环，于是便出现了创业市场。如新加坡的ＳSesdaq建立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韩国的KOSDAQ建立于１９９６年７月，香港的ＨＫGEM香港创业板市场建立于１９９９年。泰国的ＭＡＩ泰国证券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建立于１９９９年６月，马来西亚的ＭＥＳＤＡＱ建立于１９９７年５月。台湾场外证券市场（ＲＯＳＥ）等，均为较为发达的创业市场。 随着整个经济的变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在风险投资方面进行探索，意在通过建立与完善风险投资体系，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吸收全球风险投资额状况详见下表： 全球风险投资额分布　　　　单位：亿美元 亚太 中东非洲 拉丁美洲 1998 49 10 ２７ 1999 -- １4 　７ 2000 91 37 ３７ 资料来源：王亚民 朱荣林：《美欧风险投资业比较研究及启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办《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第２６页。 尽管风险投资的主要市场仍在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市场也有所发展。其中以色列、南非的风险投资市场近年来较为引人关注。２０００年两国风险投资额达３７亿美元，投资额与ＧＤＰ之比为１．６％，超过北美 。 ２，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开放 与商品市场及直接投资市场不同，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涉及巨额资金的快速流动问题。在资本领域内，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为明显的弱势，无法与外国资本，特别是国际游资相抗衡。而市场的不完善及监管效率的缺乏又使境外资金有机可乘。因此，为避免过度投机与市场动荡，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长期对本国证券市场实行不开放或有限开放的政策。但从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国资本实力的提高，监管体制的完善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证券市场开放度日益加强。 这一开放首先表现为放宽或取消外资准入的限制。这在相对发达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尤其明显。 台湾从１９９６年起允许外国自然人直接投资台股，同时全面开放投资信托业，台湾证券市场开始全面融入国际证券市场。１９９６年２月，台湾“中央银行”公布开放外资投资岛内股市的相关规定，境外自然人和法人投资限额分别为５００万和２０００万美元。此后，台湾又对海外投资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比例的限制有所放宽。到２０００年，其持股上限已从１５％提高到５０％。２０００年５月，台湾又宣布将于２００１年实现其完全开放证券市场的承诺，取消对海外投资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制。 １９９６年２月，韩国有关当局宣布，将于４月起将外国人持有的汉城上市股票的股份限额提高到１８％。１９９６年６月，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了一系列金融市场开放措施，其中包括自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起，准许外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在韩国设立分行，从1９９７年1月起取消单一外国公司在韩国投资信托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中的１０％的持股限制。１９９６年7月，韩国公布了较为详尽的股市自由化方案，其中包括发行自由定价和无限额股票发行计划等。同年底，韩国财政经济院又宣布，从１９９７年１月起，将允许小企业向外国投资人发行以外币标价的无担保债券，但外国投资人只能占发行额的一半。２００２年９月，美国投资银行莱曼兄弟与韩国第二大金融服务集团Woori签订１０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进入韩国市场。而Woori则计划次年上半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据协议，莱曼兄弟将购入２．５亿美元Woori可转换债券。 在新加坡，１９９７年６月，新加坡证交所决定放宽外币债券上市条件，降低上市费用，以鼓励国外机构更多地在该所上市。到２００１年初，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宣布，外国人今后可以投资股票、债券及产业，但不能以新元贷款购买住宅。金管局还允许摩根斯坦利和高盛等外国经营证券的企业用新元贷款资助集团的资本市场活动。 在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启动之初便有对境外资金开放的Ｂ股。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也导致大量境外机构进入，并与中方展开合作。２００２年月１０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国泰君安证券与德国安联集团作为发起人的国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获准筹建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同月，由华宝信托同法国兴业资产管理公司发起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也获证监会批准筹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０３年５月，瑞士银行有限公司、野村证券珠式会社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QFII)。ＯＦＩＩ制度的正式启动，使外资可以进入合法地进入以前仅对国内投资者开放的中国Ａ国市场。２００３年７月，瑞士银行首次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身份购入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及中兴通讯４只Ａ股股票。这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进行的第一单投资，标志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正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也意味着ＱＦＩＩ业务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已有９家境外机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除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外，还有野村证券朱式会社、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美国高盛公司、及摩根大通银行等。在监管合作方面，到２００３年６月中国证监会与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签署《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止，已有２２个境外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备忘录。 在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类此情况，如在科威特，科威特股票交易所总经理于１９９６年４月即已表示，科正在制定计划，以允许外国人投资科威特股票。 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其次表现为与发达国家市场及资本间合作的加强。 ２０００年３月，韩国证交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即已商定双方将建立联盟合作关系，合作包括交流信息与人员，上市公司到对方交易所挂牌交易，建立联网交易等。 ２０００年６月，新加坡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宣布，计划从２００１年起将已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４０只交易所上市基金安排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到２００１年底，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投资人已经能够通过电子系统可直接交易对方５０只股票。新加坡交易所在其正常交易时间前开放澳大利亚股票的电子联系服务，让本地投资人在澳大利亚市场正常交易时段内以澳元买卖当地股票。 　　在香港，联交所与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在１９９９年底签订监管协议，交换有关监管资讯，那斯达克市场和香港联交所之间的合作进入实质启动阶段。２０００年４月，香港联交所又与美国纳斯达克签订协议，安排两地公司相互在对方市场上市。 ２０００年６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十个主要证券交易所宣布共同设立２４小时全球证券交易市场。１０家中就有香港、墨西哥、及巴西的交易所。另６家交易所为阿姆斯特丹、布鲁赛尔、巴黎、东京、澳大利亚、及多伦多交易所。据悉，１０家交易所联手的目的在于与当时拟议中的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欧洲三位一体的全球交易系统抗衡。 与发达国家市场的合作还表现为ＡＤＲ的发行。亚洲、拉美、及非洲均有国家在美发行ＡＤＲ，其中墨西哥电信还挤入世界十大ＡＤＲ发行公司。到２００２年上半年止，亚洲约有１８个国家与地区的公司参与过ＡＤＲ的发行，其中台湾、香港、印度及日本发行数量较多。中国大陆发行过３６只ＡＤＲ，在数量上与韩国属同一档次。 　　与发达国家市场的合作不仅限于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1996年5月，马来西亚吉隆坡交易所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签订谅解备忘录，以促进彼此的信息交流，帮助两国投资人更好了了解对方市场。据悉，华尔街日报曾于２０００年５月透露过纽约交易所与加拿大、欧洲及拉丁美洲交易所商讨有关组织联盟事宜。２００１年９月，伊比利亚美洲股市联盟的１４国专家开会研究商讨建立拉美－西班牙－葡萄牙统一股市问题。 证券市场的开放最后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与联合。 由于同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证券市场的弱势地位更为明显，风险也更大。因此，一方面是为了扩大交易规模，拓宽筹资渠道，抵御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发达国家出现的市场合并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间出现了市场联合，统一市场规则，筹建统一市场等现象。 １９９６年底，科威特、黎巴嫩和埃及股票交易所决定从１９９７年第一周起开始实施联网交易，目的在于为三国投资人相互投资其他市场提供便利。 １９９７年月７月，南非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同纳米比亚股票交易所签订了旨在共享信息，增进地区金融合作的协议。 　　１９９７年８月，多哥商会国际合作负责人布罗姆宣布，西部非洲的证券交易市场将于年底前挂牌营业，西非证券交易所总部将设于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在西非经济货币联盟７个成员国设有分支机构，各个交易市场同时进行交易。同年１１月，西部非洲地区证券交易市场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成立。 　　１９９８年６月，中美洲证券交易所协会会长劳尔．拉卡约宣布，中美洲国家股市将加快一体化进程。中美洲证券交易所协会将在尼加拉瓜首都建立常设总部，以协调和方便地区股市交易。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非洲证券交易协会决定，该协会所属１８个证券交易所将实行统一交易规则，允许证券公司自由选择证券交易所进行跨国股票交易。 ２００２年７月，中非地区证券交易所筹建工作基本完成。交易所计划于２００２年月１２月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成立。这个区域性交易所将为喀麦隆、刚果（布）、加蓬、乍得、中非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使用共同货币非洲法郎的国家提供服务。 在2００３年上半年，阿拉伯国家证券交易和金融市场联合会已作出决定，将于２００３年９月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证券交易所，开通阿拉伯金融市场信息网络和阿拉伯国家货币清算专门机构，为今后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提供支持。 　　由于涉及更为敏感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对外合作经常遇到障碍，拟议中的计划与宣布方案有时难以如期实施。但总体而言，与商品市场及直接投资市场一样，其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合作已成为趋势。 ３，美国资本与发展中国家证券业务 　　与工商业及银行界一样，美国证券业金融机构对介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持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 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在无法通过自身积累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必然求助于国际资本市场。除通过发达国家银行进行间接筹资外，通过金融中介，特别是投资银行进行直接筹资便成了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此情况下，历史较长，操作经验丰富，市场信誉良好，资本实力雄厚的美国金融中介便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本市场直接筹资的首选中介。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资本市场证券筹资初期都借助于美国的投资银行。如１９８５年中国银行发行首批欧洲债券，美林集团便参与其中，为中国银行发行了1.5亿马克和1.5亿美元的长期债券, 以及两亿美元的欧洲浮动利率融资券。中国第一只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华晨金杯也得益于美国金融中介。１９９２年月１０月９日，沈阳金杯股分有限公司在美国华晨公司帮助下，于百慕达群岛注册中美合资华晨金杯中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揭开中国企业到美国证券市场间接上市的序幕。其主承销商为第一波士顿银行。１９９６年４月，台湾旺宏电子发行ＡＤＲ，成为在美国上市第一家台湾企业。 　　一般而言，美国的金融中介，特别是投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筹资时，主要承担主承销商、承销商、国际协调人等角色。但有时也在资产重组，股本设置，筹资工具的设计，衍生工具业务等方面产生影响。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第一波士顿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帝恩、摩根斯坦利、美洲银行、Ｊ．Ｐ摩根等都是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业务的重要金融机构。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经营资本市场业务是美国金融机构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另一项主要内容。这种合作可产生国际金融资本与当地资本结合的优势。１９９６年４月，美国Ｊ．Ｐ摩根与韩国三星证券公司宣布，将联合设立投资信托公司。这将是韩国第一家有外资参与的此类公司。在中国，由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大股东，摩根斯坦利参股３５％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当时也是这种优势结合的偿试。摩根斯坦利拟在技术引进，资金运作管理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而这一机构的业务则涉及境内外股票与债券的承销，自营与代理，基金的发起与管理，外汇资产管理，企业重组与并购等。有时这种优势结合会以收购的方式进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美国新桥��通用电气投资财团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使其成为外资机构收购的第一家韩国银行。 　　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介入还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双方市场间的合作。如前述新加坡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将已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４０只交易所上市基金安排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计划，香港联交所与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签订的有关交换监管资讯等内容的监管协议，香港联交所与美国纳斯达克签订有关安排两地公司相互在对方市场上市的协议，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发行ＡＤＲ等，均属此类。 除上述合作与筹资活动外，美资还直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与其它市场不同的是，由于证券市场资金流动便利，在美国资金量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资金实力较小的情况下，美资可能具有在短期内对一些国家的市场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有人曾对美资在１２个新兴市场市值中的比例进行估算，发现美国在不同的市场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当时美国资本所拥有的百分比超过其他外国资本所拥有的百分比。前者为４３％，而后者仅为３６％（见表６．１）。由于新兴市场资本总额较小，对于美国市场而言属于一小部分投资的资本额，对于许多新兴市场而言便是资本总额中较大的部分。以比尔．盖茨１９９７年所具有的财力，可在购买约旦、尼加拉瓜、斯里兰卡、委内瑞拉，津巴布维等国的所有证券之后仍有能力进行其他投资 。这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允许美资进入本国市场持谨慎态度。 表６．１：美国证券投资在一些新兴市场中所占比例估算 国家 美国拥有百分比 阿根廷 ２０ 巴西 ６ 智利 ４ 哥伦比亚 ６ 中国 － 印度 ２ 印尼 ６ 马来西亚 １ 墨西哥 ２１ 秘鲁 － 泰国 ６ 委内瑞拉 ４３ 资料来源：由Bekaert and Harvey(1999)据到１９９５年底为止的数据估算。参见Rene M. Stulz.:“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and Security Markets”,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Edited by Martin Feldste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99,P２６４。 三、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潜力与局限对美资的影响 追求利润的动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是决定美资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态度的基本因素。对于经济前景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美资介入其资本市场的积极性不亚于介入其贸易与直接投资领域的积极性。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的缺乏，国际接轨的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健立，金融监管体系的日益健全等，都使扩大境内外筹资成为必要和可能。在今后几十年中，在作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重点的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中，建设项目较大，资金需求量也较大，借助境外资金将成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重要方式。对于美资而言，这是与风险同在的机会。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美国跨国公司必然积极介入。实践已经证明，这有助于推动美资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介入。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其海外机构从本国筹资时会受到政府及监管机构的限制，于是便产生了海外筹资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本身往往难以满足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需求。这便产生了对跨国银行业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调动，现金管理，代收代支，外汇交易，以及保险、咨询等均需银行提供服务，而这些服务又不能仅靠发展中国家提供。因此，随着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扩张，美国跨国银行也会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此外，美国银行业与其它发达国家银行的竞争，某些发展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及产油国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需求与管理，及对外开放等，均促使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介入。 美资的介入在证券业也会有所表现。通过资本的运作与证券承销等方面的业务，美国金融机构可以获得双面甚至多面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直接筹资，美国金融机构可以从中获利。发展中国家在欧洲或其它地区筹资，美国金融机构同样可以获利。目前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均允许美国企业在其境内直接筹资，但若得到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又可从中获利。这种双面甚至多面获利的特点在工商业领域是很少有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介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方面，美国金融机构可获得远超过工商业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也会提高其资本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与商品市场及直接投资市场相比，资本市场在运用新技术、新的筹资与投资工具，实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更为便利，因此也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作用。起步于１９９０年代初的中国的证交所几乎从一开始便实行网络化无纸交易，并不断改进。马来西亚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于２０００年１月宣布将推出网上股票交易网站，正式启动股市网络交易。甚至在非洲，多哥商会国际合作负责人布罗姆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宣布将营业的西部非洲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是借助因特网实现各市场同时交易的。而许多发达国家从实物交易到无纸化交易，再到网络交易经历了上百年时间。由于可直接运用发达国家探索的成果，使发展中国家探索与开发成本大为降低。 网络化交易还可使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能够与发达国家一样实行跨国联合，统一规则等。这在前述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间的合作中已有体现。此外，一些原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投资与筹资工具，如指数交易、ＡＤＲ等，均可被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与运用。对发达国家探索与开发成果的运用，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探索的成本。后发优势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意味着美资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此外，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美资在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还推动美国评估业、律师业、会计师业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拓，并为非金融行业中的投资人与筹资者进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目前美国金融机构中，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境外筹资业务介入较多的主要有第一波士顿、美林、高盛、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斯坦利、雷曼等，均属美国和当今世界融资业中实力最强之列。在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这些机构有着较强的开拓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业务的欲望与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境外筹资业务也远未满足其建设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在进行筹资与其它金融合作中，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的需求、实力、潜力、信誉和共同的利益，都认识到彼此的合作不仅有潜在的必要，而且现实的合作条件也远未发挥。已有的成就不仅使美国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业务，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美国筹资市场与美国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会使美国金融机构在与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竞争开拓发展中国家业务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尽管如此，却不能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对美国金融资本吸引力过分高估。 首先，美国本身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且其业务范围与影响力已触及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因此，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不同，在世界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实际上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如香港、新加坡等地，虽然金融业相对发达，但欧美日资本的影响不可低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影响力十分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金融领域，美国本身的金融市场几乎处于龙头地位，并通过网络系统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与地区的资本市场相联系。这使美国资本可更多的利用本国资本市场通过网络等工具与手段完成业务。而这些业务又更多地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完成。因此，在打开资本市场方面，美资的态度虽然积极，但并不象打开商品与直接投资市场那样急于求成。 其次，市场条件与资金状况决定了与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机会更少。 资本市场的机会主要在于投资与筹资。就投资而言，在投资产品的种类、信息披露规则、投资避险机制、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显然发达国家市场更加完善，其中美国本身的市场几乎最为完善，机会也最多。至于筹资方面，发展中国家资金较少，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无资可筹。况且从宏观上讲，美国所缺少的并不是资金。但美资机构可为当地企业进行境外筹资。 与商业领域及直接投资领域相比，资本市场上的金融资本在跨国运作方面更为灵活。某项投资或筹资业务从筹划到完成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甚至关键主要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完成。因此，发展中国家筹资的成功，特别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筹资的成功，很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是依赖境外资本市场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视为本国资本市场运作的结果与良好的表现。 第三，发达的金融市场及网络技术的进步，使美国可以在本国筹集来自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境外资金，冒险进入发展中国家筹资的必要性较小。 有良好的经济状况为后盾，又具备完善有效的监管，以及充分的信息披露，使美国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为美国在本国市场筹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创造了条件。 新加坡《商业时报》曾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披露，新加坡投资人１９９６上半年在美国证券市场投资额３０亿美元，成为华尔街股票最大外国买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亚洲投资人将经济背景较好，监管制度较完善的美国金融市场视为避风港，致使不少资金进入美国市场。1994年，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企业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的各类证券总额仅为570亿美元，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流入美国的资金增长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这个数字达2280亿美元 。从数量上讲，上述资金对于美国资本市场而言或许影响不大，况且流入的资本可以随时流出。但却表明，美国本身所具有的发达的资本市场就可使其在境内筹到境外资金。 第四，影响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领域的社会与经济无序行为，同样影响资本市场，使美国资本面临的操作环境更为复杂。 与商业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相比，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为灵活，也更具有风险性。这使保证资本快速安全流动的保障机制便显示得格外重要。因此，在银行、证券、企业收购与兼并等领域，美国资本在要求对方提供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强调所在国的监管体制与国际运行规则接轨，而不仅仅是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商品市场及直接投资市场相比，其资本市场的规则、监管及开放程度离国际通行法规与惯例更远，更难以适应美国资本的运作要求。 在泰国金融危机之初，便有美国专家及官员将其原因归为“监督不充分”。在亚洲，银行常将存款投向集团企业。自１９９7－１９９８年金融危机至２００２年初，大量这类企业债券处于拖欠状态 。获取信用信息的渠道的缺乏更使金融资本难以安全运作。在最发达的消费信贷市场，如美国英国、加拿大，都有信用机构。银行能通过其分享到有关其客户的资料信息。通过信用机构，银行不仅能够获悉其未来借款人是否已经拖欠债务，且还能够了解其履行偿债义务的状况与速度等。而在发展中的东亚，到２００２初，只有台湾和韩国建立了“类似的”机构，新加坡正在建立一家这样的机构，上海与深圳则在探索。而香港则实行的是黑名单制。在亚洲多数地区，银行对其客户仍然一无所知 。即使在已有信用机构的国家与地区，这类机构的运作成熟仍需要时间。 在此状况下，尽管美国一再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领域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但在近期内，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便资本市场实现充分开放，美国资本也不得不以更谨慎的态度进行观察。美国资本对于投资中国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较为消极的态度便是一例。 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不完善等原因或许会使发展中国家市场有更多的投机的机会。但投机本身决定了流入的资本不会久留。对于相对狭小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而言，短期内大量投机资金的出入往往弊大于利。东南亚金融危机便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在资本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没有象在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那样的有利条件。 人口、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区别毕竟属于固有条件，在短期内，甚至中长期内都难以改变。因此，在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多少有些优势或潜力。但资本市场则不同，人口、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不仅难成优势，且甚至难以成为潜力。从实际情况看，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已借助于技术手段基本连为一体，而资本市场与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因素并无较大关系。曾有观点认为，在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业务的评估中，人口增长过快，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在获得美资贷款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 此外，尽管美国敦促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但并不认为开放步伐越快越好。这与其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的态度有所不同。 由于金融资本，特别是巨额国际游资，往往数量上比生产性资本庞大，在流动时比商业资本灵活。数额巨大与快速流动相结合，能够在短时期内产生使资本市场甚至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波动。这种波动造成的风险与机会是商业资本与生产性资本的投资领域难以相比的。巨额国际游资的力量之大，甚至发达国家也难以与之抗衡。因此，在开放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方面，美国与发展中国家本身都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在资本力量，还是监管力度，都较为脆弱。若资本市场开放过度而又操作失误，很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灾难性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外资作用便是一例。危机前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游资并非毫无警惕。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亚洲地区股市首脑在印尼开会，商讨如何对付大量私人资本流入造成的市场风险问题。但此后并无有效措施。在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１日，针对当时市场状况，由泰国商业银行出资设立的泰国股市稳定基金也曾入市，泰国股市当日指数上升１９．０９ 。但这一切并未能使泰国免于危机。 马哈迪尔指责外资引发金融危机时，所指的外资主要就是美国资本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此外,美洲豹基金等也参与了炒作。有观点认为，从市场行为上看，参与狙击炒作的外国资本的行为并无明显违规之处。这部分外资影响较大甚至能够“制造危机”的原因仅在于投资量较大而已。 就美国方面而言，巨额国际游资的运作及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监管的不利，在提供了机会的同时，也使投资人面临复杂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领域的连锁反应更具有跨国性，甚至可能涉及美国本身。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在国会众议院表示，亚洲金融风暴使美国企业盈利下降，并使美日企业竞争加剧。尽管美国市场作为整体并未受较大的影响。但亚洲的动荡使每一个投资人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金融资本的巨额快速流动的特点有时可使被忽视的因素产生全局性影响。这使人们对格林斯潘的“个人观点”不能简单地视为一家之言。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力量与监管力度较弱的情况下，即使是试图积极介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美国金融机构，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得越快越好。 结论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建设中的潜力及资金需求使美国资本有了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业务的机会，并且已经有所介入。但发展中国家资本实力较弱，监管缺乏力度，以及市场不完善等原因使美资在进一步介入中持谨慎态度。 美国银行资本在开展业务前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业务，运作环境，存在的风险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评估，其债权分布状况说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对而言更容易成为美资银行的市场。虽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估与分析，美资银行仍然在债务危机中受到损失。债务危机并未使美国银行资本远离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开放，及对外合作的加强，也为美资的介入提供了机会。在发行筹资工具，跨国市场合作等方面，双方取得一定的进展。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双方合作已有的进展，美资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间的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后发优势等，均可促使美资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进一步介入。但美国本身具有的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相对落后，美资通过现代化网络对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渗透，发展中国家缺乏有力的监管，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缺乏等，均对美资介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起消极影响。发展中国家通常所谓自然资源、人口、地域、廉价劳动力等优势或潜力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难以发挥积极作用。数量庞大流动迅速的金融资本的存在，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存在，使美国及发展中国家均在开放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方面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些因素的存在表明，尽管存在开发潜力，但至少在近期内，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对美资的吸引力不可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