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珊•桑塔格 潘小松 -------------------------------------------------------------------------------- 　　长夏是读书和写书评的时候。读书可以随心所欲，写书评就不那么自如，因为你至少要有感想。一向忙于刨食，最不容易得的大概是闲暇，而读书的感想恰恰是在闲暇里产生的。假如没有了 闲暇，书评容易形成苏珊·桑塔格批评的风格，尽管她是借惠特曼的嘴说出来的：“最伟大的诗人具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风格，他更是他本人的一个自由的传达渠道。”（见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苏珊·桑塔格文集”《反对阐释》卷“论风格”，程巍译）在惠特曼看来，典雅的修饰有碍于艺术家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假如那么简单地来理解苏珊·桑塔格对风格的看法，我们仍然不免进入阅读的误区，因为她还说过这样的话：“风格是艺术作品中的选择原则，是艺术家的意志的标记。既然人类意志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姿态，那么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有无穷无尽的潜在的风格。”她仍然承认“艺术是为意志创造出来的想象性装饰品。”意大利作家帕韦哲的一句话“最丰富的风格，是主人公的虚假的声音”是苏珊·桑塔格在另一篇文章里引来作题头的，恰恰又是我不太明白的。既然她“反对阐释”，我们就不阐释了。 　　在评论加缪的《日记》时，桑塔格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有丈夫的正派品德，有些作家则只具有诱惑人的情人天赋：“在艺术中，正如在生活中，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一个人被迫在两者之间作选择是件“天大的憾事”。艺术里的情人一如生活里的情人，“常常不得不位居其次”。苏珊·桑塔格认为现代文学的灵感来自“倒错”：“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丈夫感到内疚，全都想去当情人。”对于加缪的作品，桑塔格只欣赏他的“道德的美”，并不认为他具备一流思想家的素质。 　　苏珊·桑塔格的另一本批评文集《重点所在》（２００４年５月上海译文版，陶洁等译）是献给诗人毕晓普的，读起来更让人感觉有文学的亲切，题目也起得随和得多，比如“诗人的散文”篇。桑塔格善于引述，引述的好处是省得自己声嘶力竭去表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这是加缪写给《日瓦格医生》的作者的；桑塔格自己的话则是：“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一项成就。”诗人就不这样看了。瓦莱里说：“散文之于诗歌，犹如走路之于跳舞”。布罗茨基认为诗人高于散文作家，因为诗人能为散文，而散文作家不能为诗。苏珊·桑塔格自己未尝不是这么看的。在“智慧工程”篇里，她说“散文是一种比较罗嗦的文体……在文学经典的二分法系统中，诗歌的地位一向高于散文。诗歌代表文学中最严肃、最能启迪心智、最富有激情和最令人渴慕的一个方面。” 　　苏珊·桑塔格是谁？美国女作家，文化理论研究方面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谈后现代主义绕不开她。西方的女权主义研究者和文化分析专家请我们“审视她的形象”，端详书籍封面上她的照片，“以便在这个女人和她的作品之间建立联系”。苏珊·桑塔格自己也干过这事。她写评论本雅明的文章《在土星下》时，把本雅明年轻时和年老时的照片相对照，用富于感官性的心理投射来“回顾过去的人物形象”。《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作者安吉拉·默克罗比说：“苏珊·桑塔格的形象和本雅明的形象一样都很富有知性”。这个形象没有耳环和特殊发式，与时尚不相关，并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形成了。黑白的照片传达了“梦想者的情调”，有女性力量，在随意中透着潇洒。黑头发、黑眼睛、橄榄色的皮肤，不施粉黛。据说桑塔格的短篇小说集《我，等等等等》的封面上也有她一张全身照：黑长裤、黑马球衫、牛仔靴，“斜坐在窗台上，手臂支靠在一摞书和文章上”。在别人看来有些严肃，在作家那里则心满意足：在家里穿着黑衣服与书为伴。作为美国人而兼作家和批评家，桑塔格却很少探讨“美国本土的艺术”，她时常把眼光放在欧洲。她的两本书《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论摄影》常被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媒体研究领域的学者引用。我在一位美国朋友送的另一本书《作家的书桌》里见过苏珊·桑塔格的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很能反映这位女作家的个性：留披肩发，穿随意的衬衫，面向拍摄的人或者看照片的人；一手执笔，一手伏案。长案子上堆满了书籍文稿，一架老式电话。给客人留的是一个长条板凳。背景是ＯＬＩＶＥＴＩ打字机广告宣传画，画上一列火车由打字机牵引。错了，我看成笔的东西其实是一支香烟。这个画面里传统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结合的让人无可挑剔，也透出当今文化研究的无孔不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读“ＢＬＯＮＤＩＥ乐队”唱片封面宣传画，的确感觉到那位金发女郎“娇喘吁吁地发出金属丝一般尖细的声音”另有一种“文化”魅力；她那“在电话机旁守候”的心情与桑塔格在电话机前的那份自信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