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森．布莱尔丑闻看美国媒体的新闻自律 张国庆 2003年5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认定前该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屡次制造假新闻的行为”属实，并就此向其他报业同行和广大读者致歉。同日，27岁的杰森•布莱尔也登报道歉，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个人问题”，承认自己“丧失了新闻记者的诚实”。这一事件被视为《纽约时报》创刊152年以来的一大“耻辱”，对美国新闻界震动极大，而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典范的《纽约时报》发生如此丑闻，也使得人们对美国媒体的新闻自律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 事实上，自从1835年《纽约太阳报》 因造假新闻而受益后，假冒伪劣的新闻产品就与媒体的发展如影随形，而1890年代的黄色新闻盛行更是使人们对新闻业的健康发展予以关注，对新闻界的批评也开始多了起来。从1880年到1950年，报业批评的一大焦点是媒体的社会文化角色，特别是媒体的自律，其间“伦理”和“行为准则”成为了关键词。 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新闻媒介进行了新闻自律 的努力。1922年，美国成立了“美国报纸主编协会”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被认为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新闻自律组织，同时该组织还于1923年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业自律规约。此后，广播电视业的行为准则也相继出台。 进入1960年代，鉴于英国报业评议会 的成功运作，在明尼苏达州等地出现了一批地方报业评议会，1973年全国新闻评议会 也得以建立，其工作目标确定为“对涉及美国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的诉怨进行考查并提出报告，对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与此同时，一批新闻评论刊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促进美国媒体的新闻自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号外》（由“报道中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组织出版）、《我们时代的谎言》、《媒介准确性》等刊物指向十分明确。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新闻学评论》还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提高自我修养提供了一个论坛，并促进了“记者权力”集团的兴起，而在一些城市中，新闻工作者和管理层的定期会议也随之出现，成为另一种新闻自律的方式。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新闻自律的范围已经变得很广，包括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限制媒介借口“公众利益”滥用权力的可能，强调照片的拍摄和使用限制，禁止在新闻信息获取中的有偿行为，以及对报道真实性和公正性的要求。而本文仅从对布莱尔丑闻的反思入手，检讨美国媒体在报道真实性和公正性方面的自律机制及改进措施，同时也为中国媒体加强新闻自律提供参考。 美国媒体的内容监督和纠错机制 在当代美国，媒体和其他商业企业、公司没什么两样，电台、电视网大都以公司名义注册、经营和管理，报纸也以报业集团和公司形式为多。媒体最终目的是要营利，靠新闻赚钱，在这个经营链上，新闻是产品，听众（观众）和读者就是消费者，如果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新闻），就会失去信誉，也就失去了受众支持，这不仅会影响到报纸的销量，还会极大地影响到广告收入，进而还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值。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尤为看重，而上层对“报誉”的重视也直接转化为对媒体内部自律的重视，从而在组织和制度上加强了媒体的新闻自律。 不仅如此，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的珍视和长期形成的媒体价值观也使得各媒体十分重视“报誉”和公众信任，正如著名记者、前《时代周刊》编辑提夫特所言，一份报纸最重要的卖点就在其“报誉”，如果没有“报誉”，报社还不如干脆关门。归根结底，报纸是靠信任生存的。没有了信任，新闻业将无法存在。 如今，传媒公司的信誉、品牌已成为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传媒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纽约时报》为例，它不仅要坚持一百多年形成的新闻报道应真实可靠的新闻传统，贯彻新闻独立的政策——时报的新闻报道“应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无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还要坚持“内容为王”的市场战略，坚持“受众至上”。这就要求它要努力保证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否则将很难在内容上取胜，为受众和广告商所看重。而对于传媒公司来说，广告收入往往是支柱性收入 。为了保证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各媒体在加强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中主要有以下措施： （一）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入门教育”和“继续教育”。 与法律和医务界相比，美国新闻业的从业标准要低许多，新闻界对其新闻从业人员的资格并无一个最低标准，无需颁发或吊销执照，也无统一的行业标准，这就要求媒体在内部管理上要有更有效的制度，同时要特别注意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多方位的教育。 学校教育和实习教育是最基本的教育。今天大多数美国记者是新闻院校培养出来的，或至少也学习过一些职业训练的课程。这些职业训练的内容包括灌输诸如新闻自由、负责任的新闻等价值观，以及严格的以精确、精确、再精确为响亮口号的客观写作训练。没有上过新闻院校的记者也必须具有写作能力和在媒介机构工作的能力，这些机构对什么是其雇员的合理行为都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人们很快就能记住这些规定并受到它们的约束，不然就会被解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媒体十分重视与新闻院校建立密切联系。早在1930年代，《费城公报》主编弗雷德•谢德就提出了成立包括主要报业团体和新闻院系在内的联合委员会的设想，经过西北大学的努力，1939年，新闻教育工作者和5个主要的报纸组织成立了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广播电视、杂志出版、广告、商业传播和公共关系等50多个专业协会后来都参加了该理事会的工作，一种媒体与新闻院系之间的良好的人员流动和观念互动的体系也逐渐得以形成。这种体系对加强媒体自律有三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媒体可以把它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和新的要求便捷地传达给在新闻院校中学习的学生，使之在学生阶段就能够接受自律教育；二是新闻院校的专家学者们也可以给媒体提出诸多加强内部管理的建议，并成为一些媒体强化管理和处理危机的顾问；三是媒体通过给新闻院校的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对其进行新闻规范的教育，使之切身体会到自律的重要性。事实证明，这些准“入门教育”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一位电影制片人十分感慨地说，实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入门教育”，还是在读新闻学，他去一家大报实习。编辑部在2楼，广告部在4楼，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编辑部为了避嫌，不让广告部人员乘坐的电梯在2楼停。在美国媒体中，绝大多数编辑记者都希望能维护自己的形象和职业道德，这是媒体老板们求之不得的事，更是对那些前来实习的学生的最好的教育。 正式的入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进入新闻界最先需要接受的“入门教育”是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于1923年提出的关于新闻道德准则的《从业人员道德守则》，还有就是职业记者协会于1926年制订（修订于1973年）的道德准则。而鉴于公众对新闻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心存疑虑，一些媒体也纷纷制订了从业人员守则，其中著名的有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公正、准确和均衡等。而在《纽约时报》，在用人之前对“新人”进行彻底的培训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在它发给员工的守则中，坦率地写着“记者本身就是最终的事实核查者，通常也是惟一核查者”。而在布莱尔丑闻中，杰森•布莱尔不仅没有接受完整的新闻职业教育（仅仅是高中毕业），在进入《纽约时报》的过程中也没有接受严格的培训，成为“入门教育”的“漏网之鱼”，而这条臭鱼也最终坏了一锅汤，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沉痛的教育，也从反面证明了基础教育和入门教育的重要性。 但入门教育并非职业教育的终点。在《芝加哥论坛报》，所有记者，不论实习生还是新闻奖得主，都要参加为期三天的基本写作及报道技巧复习班，强化纠错意识。它的守则提醒员工，报道中若提及电话号码，必须拨通电话以确保号码正确；所提及的数据间若有数学关系，必须演算三次或使用计算器；由消息来源提供的地址必须核实。而在一些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被要求定期提供职业道德的培训，其培训对象不仅有记者、编辑、主持人，也有摄影师。 而将报道守则公布于众则不仅是一种对员工的教育，也成为了媒体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鉴于近年传媒错报、抄袭甚至假造新闻风波不绝于耳，一度陷身林奇事件的《华盛顿邮报》于2004年3月7日罕见地发表题为《我们用于报道的指引》的长文，由执行总编辑唐尼执笔，向读者交代该报内部对报道守则的检讨和基本原则。针对引述消息来源的问题，唐尼在文章中强调了三个报道原则，一是尽量明确交代消息来源，二是尽量解释匿名者背景，三是公正引述，也即在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时，要公允地交代前言后语背景，确保没断章取义。 （二）缜密的编辑流程是媒体自律的重要保障。 在美国媒体中，除了本已存在的严格的编辑流程（如选题、编辑、校对）外，根据自律的需要，还增加了一些特别的编辑环节，如事实核对、节目监控和法律顾问等。在时代周刊，为了避免发生类似布莱尔丑闻 这样的情况，设有一个专门核对事实的小组。而在NBC，则有着著名的FAB（即Fairness，公正；Accuracy，准确；Balance，均衡）制度，以其麾下的KNSD电视台为例，该台对周一到周五的全部新闻节目实施监控。每条节目都要经过一个FAB小组审查，小组由4人组成，包括一名出镜人员、一名管理人员、一名摄像师或剪接师、一名通常由副制片人或撰稿人担任的“不管部” 代表，但不包括制片人。小组既监控微观问题，也监控宏观问题。而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WJAR电视台则更进一步，不仅请来做过记者的律师做监察员，还请来一位社会人员做监察员，专门听取和搜集观众的意见。 由于许多新闻事件都会牵扯到法律问题，稍有不慎就会给媒体带来重大损失，为此，许多媒体都在编辑流程中加入了法律“看门人”的角色。以美国广播公司（ABC）为例，该公司每次播出的新闻最终审稿播出权不是编辑，而是公司的一位分管此业务的副总裁，他实际上是个律师，对新闻业务不太在行，但他是法律专家，他把关不看稿子的内容，也不看写作的水平高低，更不在乎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他只审查三条：一是新闻来源、出处；二是核实新闻是否真实可靠；三是此稿会不会引起任何官司，仅此而已。而在NBC，则有一套双重审查制度，要求所有节目都必须通过法律和新闻标准两道审查，法律方面的检查与管理人员对采编技巧的检查相互配合进行。 如今，对许多媒体的新闻部主管来说，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了解什么时候应该征询法律意见，懂得何时应该咨询律师。 （三）合理的纠错机制是媒体自律的重要形式。 对于媒体来说，不出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而合理、有效的纠错机制是减少错误的数量和负面影响的主要办法。这种纠错包括报刊或节目面世前内部纠错，也包括事后的公开纠错。 内部纠错主要有编辑部内部员工纠错和“旁观者”纠错两种方式。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有健全的内部纠错机制。在《纽约时报》，作为常规的编辑流程的重要内容，编辑有权力随时会向记者提出疑问，从而大大降低了出错率。而为了使员工能够放心地指出错误，《圣荷西信使报》规定，无论是谁的错误，指出问题都不算冒犯他人。 “旁观者”纠错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纠错手段。在《芝加哥论坛报》，“准确性原则”是事关报纸存亡的关键，为减少错误，他们聘请了校阅公司，每天逐字逐句地校阅报纸，找出可能的错漏。为了减少错误，一些媒体还出台了奖励措施。《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就曾出台一项政策，给那些一个月内没有重大错误的新闻助理发50美元奖金，从而大大减少了错误。还有一些媒体则对读者举报予以奖励。为了保障读者给媒体纠错通道的畅通，《堪萨斯城星报》还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如果向上司隐瞒读者正当的更正要求，有可能会被解职。 作为一种“报格”，一些媒体把及时更正和沟通读者作为重要的自律机制，并因此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受众的认可。以《纽约时报》为例，它的“更正”栏，每天刊出，并且几乎固定地放在第一部分的第二页，即A2页，位于“新闻简要与索引”的下面，保持它不变的和显著的位置，这样“它们能很容易地被找到”，而看当日的更正则成了时报职员和读者的一个消遣。“更正”栏主要是用来“处理对事实的改错”，不仅改正本报新闻报道、文章、图表、图片注释中的事实错误，也用来改正电视预告、讣告、广告中的事实错误。任何错误只要被发现并证实是错的，就会被时报编辑们自动地、及时地改正。与“更正”栏相邻的则是不定期刊出的“编者的话”栏目，用于“对文章增补信息详细解释或者改正编辑们认为属于公正、平衡或观点方面的重要缺陷之处”，和“更正”栏一样，遵守一经查清就立即刊登的原则。 （四）通过与读者的热线联系拓宽自律渠道。 由于美国媒体的公司化特征越发明显，不可避免地受到了20世纪发生的管理革命的影响。随着媒体公司的不断发展，管理人员的份量在不断加强，而关心消费者（受众）和关心雇员的组织目标也由此得到了强化，与读者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除了通过设立“更正”栏等向读者主动表明纠错诚意之外，一些媒体还通过设立“读者意见调查员”的方式加强与读者和观众的互动。1967年，《路易斯维尔信使新闻报》率先雇用了一名读者意见调查员（ombudsman，又称新闻监督专员），以监督报纸的表现并审读公众的抱怨。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华盛顿邮报》是最早任命读者意见调查员的报社，它的读者意见调查员不仅要倾听读者的诉苦，而且要纠正编辑记者甚至高级管理人员所犯的错误，还要对每周的工作提出总体评价和批评意见。 在设立这一职位的报社中，读者意见调查员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一方面，他们要对报社内部的诚信问题负责，对员工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在《华盛顿邮报》，这一职位被赋予以下职责：“努力预防编辑犯下任何有损报社形象和声誉的错误；如果编辑在工作中出现错误，他们可以代表报社进行调查和评判。”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媒体与读者沟通的重要桥梁。只要读者对“标题的大小、报道的偏见、比赛结果的错误”等问题发牢骚的话，读者意见调查员就有责任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他们进行沟通，并把重要问题及时向上反映，并拿出处理意见来。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定期写专栏，而这些专栏主要是围绕“如果你经营这个报纸的话”等话题展开，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处理每一件读者投诉，报纸又是如何改变偏见、纠正错误的，就一些读者不清楚的事情，读者意见调查员们还会在专栏中耐心予以解释。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却一直对读者意见调查员不以为然，直到爆发“杰森•布莱尔丑闻”。在如此大的媒体丑闻发生后，《纽约时报》高层痛苦地意识到，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地倾听来自读者的声音，也未能对一些不良的苗头和错误及时做出处理，而缺乏内部新闻督察机制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五) 自曝家丑和重大责任人引咎辞职。 在信誉危机面前，自曝家丑往往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也是一种重要的自律手段。在布莱尔作假事件查实后，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自曝家丑，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并以内页的整整四页的巨大篇幅向公众公开报道“杰森•布莱尔丑闻”，头版标题是《改正以往纪录；长期行骗的记者辞职》。此后，该报展开了深入的事件调查，有关报道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报纸的重要位置。 从5月11日到5月底，在短短的20天中，相关的文章就多达22篇，其中有关于报社高层领导者检讨自身错误的报道，有详细解释时报编辑防止欺骗重演的措施——包括建立检查时报经营管理费用纪录和跟踪记者所在位置等制度，有对时报内部管理机制的检查，有来自读者的对该报雇佣“有色人种”记者的政策的质疑。此外，报社还“请求那些对布莱尔的可能全部虚假或部分虚假的其他文章有所了解的读者发送电子邮件”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指定的邮箱，以求达到更全面无误地改正错误的新闻记载。5月29日，《纽约时报》又报道了另一位报社著名记者里克•布拉格因读者投诉其剽窃经查实而被迫辞职的消息，尽管有雪上加霜之险，但却给受众留下了用于担当的深刻印象。 不仅如此，《纽约时报》还通过重大责任人的引咎辞职进一步表达改错的诚意。2003年6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说，该报执行主编豪威尔•雷恩斯因受到其部下年轻记者剽窃他人作品丑闻的影响，而被迫宣布辞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也宣布辞职。第二天，《纽约时报》还发表社论沉痛进行自我反省，并承诺将以此案作为前车之鉴，重建读者对时报的信心。社论检讨了雷恩斯与博伊德下台的来龙去脉，承认当领导层的工作已经产生“质变”时，假如当权者一再努力挽回，反而会伤了内部大部分员工的士气。“一个伟大机构的利益应高于其领导人的前途”一一这也是雷恩斯与博伊德最后选择辞职的原因。作为一家有152年历史的世界知名大报，《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和总编同时辞职，是从未有过的事，尽管做出这个决定很痛苦，但却足以赢得世人的尊敬。 事实证明，这种自曝家丑的做法也是最好的危机管理方式。先在东窗事发以前开除了被验证是赝品的“千里马”，之后又郑重地在首版发表致歉信并大幅刊发相关的调查报告，整个过程没有“无可奉告”，所有的信息畅通无阻，充满诚意。对此，危机管理专家给予《纽约时报》以很高评价，认为不仅消减了布莱尔丑闻的负面影响，而且通过对局面的控制显示了一个强势媒体的历史积淀和现实责任感。 更主要的是，《纽约时报》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不但没有使自己伤筋动骨，还因此获得了读者的尊敬和信任。一位读者这样评价《纽约时报》在“杰森•布莱尔丑闻”中的作为：“你们对于杰森•布莱尔事情的反应是我将继续信任时报的原因之一。这个了解发生错误的原因的痛苦过程能够产生将成为新的预防措施的传播准则和程序。” 由此可见，任何一次危机都可能会成为一种转机，任何一次疏漏都可能成为更好地健全制度的良机，关键是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对社会和消费者有责任感。 此外，新闻界内部的互相监督也是媒体自律的重要方面。2003年4月29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华德•库尔茨发表文章，谨慎地提到“多家报纸投诉《纽约时报》借用引文”，主要案例是《圣安东尼奥快报》记者马卡利娜•霍南德斯意外发现《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4月26日发表的文章与自己在4月18日发表的文章很像，随即告诉自己的主编，主编大为光火，向《纽约时报》投诉。《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也给《纽约时报》以巨大压力，同时也为其他媒体敲响警钟。布莱尔丑闻使人们意识到，由于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日趋密切，在这个充满互动影响的世界里，欺骗和谎言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曝光。 布莱尔的丑闻给整个传媒界都带来剧烈震动，用《阿克伦灯塔报》的话说，丑闻伤害了所有人的信用。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各大媒体不仅注意新闻自律，还十分注意为其他媒体补漏，这已成为一种新闻界内部超越一己利益和竞争考虑的共识。 而对于出问题的媒体来说，与其让其他媒体曝光，不如自己曝光，赢得主动。早在1981年，《华盛顿邮报》就曾出于同样动机率先报出本报记者调查詹尼特•库克的造假事件 。此后，《洛杉矶时报》更是主动将其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动过手脚的伊拉克战场照片登上首页，并配以该报处理这一造假事件的长文。 行业规范也很起作用。由于各大媒体都十分珍惜声誉，制造假新闻的记者最不受欢迎，谁都不敢录用。在前例库克事发后，当事人不仅被报社开除，并勒令退回奖品，而且由于声名狼藉，再没有一家媒体敢雇用她，因为她的任何作品，都可能被人调侃地质疑：“这篇是真的还是假的？”相信没有哪家报社消受得起这份“幽默”。 媒体自律的不足之处和管理漏洞 作为一件近年来罕见的媒体丑闻，布莱尔事件不仅震撼了整个新闻界，也暴露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在新闻自律方面的不足之处和管理上的漏洞，促使人们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首先是任人唯亲问题。尽管雷恩斯否认对布莱尔高看一眼，但布莱尔一度与雷恩斯保持良好关系却是事实，为赢得雷恩斯的好感，他甚至还与雷恩斯波兰籍妻子的一位波兰裔朋友的女儿谈上了朋友。不仅如此，由于雷恩斯非常乐意将他喜欢的年轻记者培养成未来新闻界巨星，这样的愿望也在事实将他与布莱尔拴在了同一条绳上，在客观上助长了布莱尔的作假气焰，也使得相当一些编辑、记者敢怒而不敢言。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媒体中并不少见。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上下级沟通不畅。令《纽约时报》许多工作人员不满的是，雷恩斯的独断专行导致上下级沟通受阻：他常常是未经部门主管同意就调用人员，使主管编辑面临尴尬；他开会时喜欢“一言堂”，部下好像都是“速记员”般记下命令，而不是参与讨论；在许多时候他都是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在布莱尔丑闻曝光前，地方版的编辑曾给管理层发过电子邮件，大声疾呼：“我们应该马上停止布莱尔继续给我们写稿。”但是，以雷恩斯为代表的高层却置若罔闻，雷恩斯甚至声称，《纽约时报》的记者拿到了独家新闻，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恼羞成怒才抱怨的。 为了加强媒体内部的沟通，一些媒体采取了多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力求增加上下级之间的往来，创造公平的对话机会，以减少决策失误和工作失误。在ABC，有一种名为“走廊制作”的行之有效的不成文的制度。新闻部的高层经常在办公室走廊走动，使员工有机会说出自己的非正式看法，从而加强了彼此的沟通，避免了一些由于误解和沟通不畅导致的问题发生。此外，传媒专家还建议，新闻部的主管可以考虑每个月与记者或制片人、摄影师逐一面谈，然后再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进行有的放矢的沟通。 家丑不外扬也是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克服的错误思想。一项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1999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表明，有40%的人认为，许多错误之所以得不到更正，是因为采编人员不欲家丑外扬。尽管更正是媒体的习惯性做法，但有些媒体并不真的重视更正。一些读者抱怨，尽管有些媒体的总编在发表演说时一再表明欢迎读者致电指出错误，但当读者真的反映错误时，接待者却并不十分配合，更正意见很少能上达负责人。在布莱尔事件中，一些主管和编辑的家丑不外扬思想的作祟也在客观上延缓了丑闻的曝光，从而使《纽约时报》付出了更大的报誉代价。 缺乏专职的读者意见调查员也是一些媒体新闻自律的不足之处。在这个信息膨胀和信息霸权存在的时代，对于某个读者或是电视观众来说，大众传播工具像是一些庞然大物，而且常常显得十分骄横，不可一世，当他们发现媒体的错误时往往觉得要向媒体提供反馈信息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从而放弃这份“权利”，而一些媒体由于缺乏专职的读者意见调查员也错过了与受众进行及时沟通并鼓励更多受众行使监督权利的机会。 事实上，处理好读者来信是重要的媒体自律途径。在布莱尔丑闻曝光后，一名读者投函《纽约时报》揭露，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名记者布拉格2002年6月一则在佛罗里达州城镇阿巴拉契科拉的报道中“贪他人之功为己有”。当地民众没有见过布拉格当时在阿巴拉契科拉出现过，但后者却写出了有关报道。接受了布莱尔丑闻教训的《纽约时报》对此时十分重视，随即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篇文章主要是由跟着布拉格的实习记者约德实地采访后写的，而非布拉格本人所为，报社认为，文章应附加约德的署名。这直接导致了布拉格的辞职。这件事情也从一方面证明了媒体本身设立读者意见调查员职位是件有益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在美国这个有1400多份日报的传媒大国，目前却只有40名读者意见调查员，电台系统也只有1名专员。即便那些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也有一半没有设立读者意见调查员。很多媒体的老板和员工对读者意见调查员的作用都表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接待读者是编辑的工作，没必要多发一份薪水给读者意见调查员。在布莱尔丑闻曝光之前，《纽约时报》也一直不重视读者意见调查员的工作，坚持认为无需设立读者意见调查员一职。 缺乏对记者职业操守的监督也是导致布莱尔式造假事件发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根据《新闻周刊》和其他媒体披露，布莱尔惯性偷窥他人的私人档案、审核报告和编辑间互传的私人笔记，常常将自己与大新闻直接扯上关系；私生活方面，据说布莱尔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末都会吸食可卡因。这一切尽管似乎只是记者的个人行为，但它事关个人的专业道德操守，如果不加注意就很可能会最终酿成恶果。 对匿名新闻的不慎使用也是造成一些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失律的原因。在布莱尔丑闻曝光后，《主编与发行人》等新闻评论媒体分析称，《纽约时报》此次“翻车”，与该报向来“严重滥用匿名消息”有很大关系，并敦促该报从布莱尔丑闻中吸取教训。不过，在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完全不采用匿名新闻也是很难做到的。为此，一些媒体制订了详细、清晰的指引，以保证能够“合适”地引用，如除非关乎重大的社会或国家利益，否则不引用匿名消息；除非至少有两个消息来源，而且是第一手的渠道，否则不得报道匿名来源提供的消息；不得转述其他媒体报道的匿名消息等等。 作为自律手段的财务审计也存在漏洞。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记者的行动，一些媒体向员工提供采访事件的免费车票、饮料或报销采访旅行开支的优惠，但在布莱尔丑闻中，这项“优惠”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布莱尔尽管声称去了许多城市采访，却没有拿出车票等进行报销，而这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现代化电子通讯手段也成了造假的“武器”。在布莱尔事件中，杰森•布莱尔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但他却通过使用手机和电脑与报社联系的方式，创造了其正在外地四处奔波、辛勤工作的假象。从《纽约时报》发稿记录上看，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都留下了这位年轻记者那“勤奋工作的足迹”，其实，他只是呆在纽约用笔记本电脑搜寻信息，并用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编辑们联系。在许多时候，他的采访都是先通过电话进行，然后在互联网上搜索其它媒体的相关信息，运用他编故事的天才加以想象，一篇头条也就诞生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布莱尔曾撰写了5篇关于失踪女兵杰西卡的报道，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去过杰西卡家。 媒体自律的新发展 布莱尔丑闻引起了美国新闻界强烈反响，人们在进一步认识到媒体自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欣慰地看到了媒体自律的新的发展，其中读者意见调查员制度的强化和互联网特别是“博客”作用的增强尤为引人注目。 （一） 读者意见调查员制度得到进一步重视。 在“杰森•布莱尔事件”发生后，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反思到，如果《纽约时报》内部有一名读者意见调查员的话，这次丑闻很可能就会避免，至少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此，一些媒体开始重新认识读者意见调查员的作用，而长时间拒绝设置读者意见调查员的《纽约时报》，也开始考虑在报社内部设立读者意见调查员这一位置。在正式建立这一机制前，《纽约时报》创办了一个专门负责与“国内读者通信”的通信工作小组，在编辑和读者之间尽快修复由于布莱尔事件造成的读者对报纸不信任的损失。同属一个公司的《波士顿环球报》也把与读者联络的工作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并郑重其事地考虑要增设读者意见调查员。 在经过近半年的酝酿之后，2003年11月，《纽约时报》正式任命丹尼尔•奥克伦特为其历史上首位读者意见调查员。由于《纽约时报》在美国媒体中具有超重量级地位，而“布莱尔事件”的冲击力也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纽约时报》在加强媒体自律方面的反思和努力尤为引人注目。对《纽约时报》来说，设置读者意见调查员职位也许只是152年历史中前进的一小步，但对美国媒体自律的加强却可谓是一大步，越来越多的媒体将会意识到，仅靠个人的觉悟和一些编辑兼职式的“他律”无法有效防范布莱尔式的丑闻发生，只有健全机制才会把发生丑闻的概率减到最小。 （二）互联网投诉成为新的自律途径，互联网特别是博客 的作用不可小视。 事实上，通过自曝家丑，《纽约时报》已赢得了部分人的赞赏和同情，而报纸总编辑和执行主编也并不情愿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们未曾想到的是，Jim Romenesko的博客网站MediaNews 却很快便风暴的中心引向了他们。在雷恩斯表示不会因布莱尔丑闻而辞职之后，Jim Romenesko便在他的网站上刊登出《纽约时报》内部人士的会议纪要和电子邮件，这些传统媒体不敢发布的内容显然是那些对杰森•布莱尔已经愤怒之极的人士提供的。 这些带着“私秘性”争议的材料点燃了整个事件，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许多博客网站都卷入了进来，一些主流媒体也不再沉默，甚至《纽约时报》的一些员工也在博客网站愤怒声讨报社高层。自此以后，雷恩斯和博伊德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更为强烈的批评，外界批评他们忽略了布莱尔的错误，并对他们的工作质量表示怀疑。在重压之下，雷恩斯和博伊德不得不黯然离职。对此，《洛杉矶时报》将功劳归于互联网，媒体资深人士Tim Rutten称：“这是一个由网站、博客、在线新闻和电子邮件构建的新世界，而不是豪威尔•雷恩斯本人设定了他步步趋向下台的步伐。”用一句煽情的话说，“信息高速公路将雷恩斯驱出了出口！” 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是，如今，全球博客数量已经逼近1000万左右，占网民总数的1%-2%。布莱尔事件的曝光表明，以个人为中心的博客潮流已开始有力冲击传统媒体，尤其是对新闻界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而对媒体来说，多了千万双博客的眼睛，就等于多了千万个义务新闻监督员。 也正是意识到互联网的“新价值”，美国媒体开始更多地引入互联网自律手段，一方面通过对博客等的“揭秘”进行核实，以补充内部机制的自律功能，另一方面则创造条件，欢迎受众和社会各界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反馈信息，强化内部监督。 （三）新软件的发明也有助于减少错误。 作为一柄双刃剑，新的电子、通讯技术在为造假者所用的同时，也为媒体加强内部管理和新闻自律所用。为了提高准确率，许多媒体都借助计算机公司或自行研制开发功能软件，从校对文字到检查数据，不一而足。《圣荷西信使报》就发明了一套软件，供编辑检查图表、地图的正误，除了检查图案的类型是否正确，更检查图案的每个组成部分，包括数据、线条是否准确地反映所言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