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边主义理论构成的一些探索 [摘要]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多边主义的兴起，出现众多涉及多边主义的理论。在本文中，作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如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和全球治理进行概括和介绍，以求对多边主义理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 多边主义；一体化；相互依赖；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一个直到最近20年才广泛流行起来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阅较早以前出版的辞书，甚至找不到这个词汇。关于多边主义，存在着许多定义，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要确定多边主义的含义，必须首先评估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其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赋予多边主义以具体的意义。” 尽管人们对多边主义有多种定义，但是从总体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 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从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是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 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 随着与多边主义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兴起和日益普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这种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与此有关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各种与多边主义有关的理论。 一体化理论 最早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是一体化理论。它是一种研究国际社会协作与聚合过程的理论。有关一体化的定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结合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可以说它们被一体化了。尽管一体化追求一种比多边主义更高层次的制度目标，但是，它在寻求一体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可以说是与多边主义基本重合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体化理论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大基本派别，它们分别是早期机能主义学派、新机能主义学派和通讯理论。 早期机能主义学派以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日趋复杂，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技术性或非政治性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在国家一级上提出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要，而且在国际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家们的合作，这使各种职能性国际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职能性合作组织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过去的政治性机构，这样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同时，由于在一些领域，技术性、职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这种有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或一体化呢？为此，米特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论”（doctrine of ramification）。他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技术领域的合作。这样，一个部门的职能合作或一体化便可以分枝、长杈，扩大到其他许多部门。例如，几国间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这种职能合作行动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种职能合作将会逐渐渗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门；经济的统一即使不至于废弃政治部门，也会为政治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新机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 N Lindberg）和约瑟夫·奈。新机能主义在很大程度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欧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考察之上。在理论上，该学派主张将政治问题与经济福利问题分开，前者叫做“高级政治”（high 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在“高级政治”领域，“权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权力斗争依然是核心问题。而在“福利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人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体化。战后西欧社会，福利政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西欧一体化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条件。新机能主义十分强调超国家组织在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把他们与早期机能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超国家组织而非职能专家机构是对国际一体化过程加以领导的政治机关，它运用某些政治技巧，寻找和确定扩大一体化新的问题领域，帮助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确定一致的目标并采取联合行动，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加以弥合和调节，从而推进一体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增进。尽管新机能主义把“福利政治”和“高级政治”分开，但他们并未完全割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们一般把经济领域的职能合作视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个步骤，而不是要以取代政治合作。特别是到后来，一些新机能主义者根据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逐步抛弃了那种以为饶过政治问题（高级政治问题），甩开政治部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某一政治系统所以能够获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员广泛共享某些价值，并对该系统的结构表示一般的赞同。这样的系统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础上的。这种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趋于一体化。而要使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沟通是构成组织的结合剂，只有沟通能够使社会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和一起行动。为此，他把各种形式的政治单位都视为一种信号交流的系统。输入、输出、反馈，这一切都有赖于该单位内部以及它同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渠道。以沟通理论为基础，多伊奇对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政治共同体，它不仅把维持共同体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共同体需要具备12项必要条件，包括主要价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其好处抱有预期、参与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同体外部相比获得显著利益、共同体内形成了实质性和不可割断的社会沟通、共同体内政治精英分子扩大、人员的地理和社会交流增加、相互沟通和交易渠道多样化、将要一体化的诸单位之间沟通与交易中的报酬的全部补偿、诸政治单位中间各种群体角色相当频繁的某种互换、相互行为有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出现下述六项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共同体都可能解体：共同体及成员所受各种负担急剧增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过快以致超过共同体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种差异迅速增加、行政机构和政治精英的能力严重衰减、政治权贵相对闭塞、政府与社会权贵不能按照民众的要求实行必要的改良和调整。 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以争取和维持和平为主要目的，加入这种共同体的诸单位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共同体比较容易建立和维持，它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价值相容、各成员国的政府以及相应的阶层相互之间拥有对信息和行动做出迅速适当和非暴力的反应的能力、相互之间对有关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 相互依赖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和奈。该理论对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所谓相互依赖代表着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广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当代世界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性组织的内部联系。在今天，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的联系和依赖大大加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跨国组织的作用。（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领域，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手段来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实现双赢的空间有了很大增加，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日趋密切的连动关系，它们之间协商、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 为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人们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原先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权力政治”，这种国际政治观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此，应当倡导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具体来说就是“问题政治”（Issue Politics）或“议程政治”（Agenda Politics）。所谓“问题政治观”（issue politics view）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问题领域（issue area），围绕这些问题领域形成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这些问题领域的形成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质，而非仅仅由国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动机所派生。比如，促进国际贸易、避免金融危机、解决种族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并变得利害攸关时，就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有所前进，和平就可以维持。问题政治观认为，与其说国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国家对安全的关心和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一定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价值与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而问题政治观不再象权力政治观那样，把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首要问题，而是把没有先后次序的多种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议程，在这种议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当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后，应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国际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欧汉、奈等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问题政治或议程政治还不能取代权力政治，但是，它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市场失灵”的现象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环境下，每个国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秩序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国际间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向所有国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保护和经济制裁等领域。例如，在缺少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管理贸易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双方的事务和意愿。单位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关税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抵制这种关税制度，那么情况就会非常糟糕，这种行为导致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单位国家实行自我克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然而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这种政策的意愿，结果同样也会很糟糕。这样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和规范，于是世界各国就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确立贸易的公平标准，裁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以及贸易壁垒，监督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解决产生的各种争端。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彼特·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玛尔萨·芬那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约翰·拉格（John G. Guggie）等，这一理论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从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到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均势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国际体系问题、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至具体的概念如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主权、制度等，都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创立了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的哲学范式。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社会性。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发生转化时，它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 将这一基本认识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着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构造，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组成国际社会，而由于国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国际社会就通过他们的共同行为构造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建构主义也将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认为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出行为模式。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影响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同样“构成性”地影响着国家的认同。例如，当某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不仅必须遵守其中的规则，而且由于加入已经改变了自身以前的认同和利益，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社会的合法成员，其国际身份也随之变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非常关注有关集体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问题，认为，在社会互动频数急剧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之间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 结构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认为一种具有很强“胶粘力”的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把许多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之中，它可以对其中各国权力的应用加以某种限制，进而减缓由于无政府和权力转移而导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种稳定和持久的秩序。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是一种结构和约制，是一种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制度结构影响到了一个政治体内权力在个体和集体中的分配方式：给一些人提供优势和资源，同时限制他们的选择。制度不仅促进合作，同时还强有力地约束参与国的选择和行动。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体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之间一个交易的过程。霸权国美国得到了根据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和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领导权得到了二等国家和弱国的默认，为其长久保存权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霸权国同意约束和限定，根据与弱国和二等国家一样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的监督。这样的弱国和二等国家也可以积极地向霸权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必担心遭到强权的压制。从收益转换和平衡的角度来看，霸权国放弃战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换取保证其未来稳定收益的制度和规则。弱国和二等国家在战后早期得到较有利的回报和对强权的限制，但他们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得失应该持平。 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捆绑机制。通常来说，国家间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时，一般会保留退出的选择。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们缔结了很难退出的长期经济、政治和安全承诺，在主权国家可以做到的范围内“锁定”了相互承诺和联系。捆绑机制内容庞杂，包括条约、联盟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责任、相互关系中的一致标准和原则等等。这些机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为成员国创造了发言机会，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2），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 hegemony）。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其中的霸权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密切相关，并以此带动了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关系的显著增长。美国国家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决策分散化构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有大量的决策通道和制衡方式。“这种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透明的画面、通道、代表权、通讯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提供了表现和满足它们利益的方式。” 这“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好象是一个‘受邀的帝国’，二等强国自愿追随而不是抵抗领导国”。 （3），公民认同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内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之上的。这种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采取了两种相关联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其二，在上层精英那里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更加狭隘和敌对性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当现有的制度构造与上述认同感相吻合时，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续有力，并且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认同”。 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引起了人们探求新的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市政学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都没有给治理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 罗西瑙(J. N. 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章制度，它们虽然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奥兰·杨（Oran Yuang）也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实行一套社会制度，以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从广义上讲，就是减少集体行动给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造成的问题。 奥托·切姆佩则把治理看作是在没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办好事情的一种能力。 在所有有关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委员会在1995年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 这样，治理的规定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它是一个过程，涉及公、私部门，是以调和而不是支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就是各种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主要观念，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调”构成了治理活动的主要内容，“项目规划”、“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构成了治理的三个关键词。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同时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的频繁波动、资本跨国流动的日益增加、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贸易的不断扩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国家层次的问题；在环境领域，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沙漠化等都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边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协调和规划。由于世界政府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证明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那么为了解决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可行的选择或许就是通过政府间、社群间的互动，实现某种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主张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等都应当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这种理论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强调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各种层次的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在治理的途径上，这一理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法治的方法，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强调大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使得国家在国际系统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处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法治社会更加接近。 通过对上述有关多边主义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从多边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国际体系的层面对多边主义加以阐释的。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范式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所应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它们分别从国际制度的生成和维护、多边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以及以集体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等多种角度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理论不能涵盖多边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