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的指挥棒 随着虐俘事件的层层黑幕被揭开，《华盛顿邮报》似乎正在找回昔日的感觉，那种感觉属于格雷厄姆时代，属于过去，也可能属于未来。在2004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奖之际，面对着《洛杉矶时报》的辉煌胜利，《华盛顿邮报》正在卖力地进行着虐俘事件的揭丑工作，希望明年会有一个好收成。 一家小报的成功无疑也震撼了《华盛顿邮报》。作为一个“冷门”，名不见经传的俄亥俄州托莱多市报纸《刀锋》因为其对于越战时美军暴行的调查报道一举获得了本年度的调查报道奖。为了调查当年越战时期美军著名部队“老虎排”的暴行，该报记者迈克尔·D·萨拉赫、米奇·韦斯和乔·马赫尔从美国到越南一路取证9个月，终于使当年不为人知的美军暴行大白天下。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那些正在进行伊战揭丑工作的人们。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今年普利策奖的奖项“分配”。尽管去年美国在伊拉克取得了迅速的“胜利”，但除了《华盛顿邮报》黎巴嫩籍记者安东尼·沙迪德及《达拉斯晨报》记者组因对伊战和战后伊局势的文字和摄影报道分别赢得“国际报道”和“突发新闻摄影”两个奖项之外，其他所有获奖题材都和伊战无关。 而在2002年因“9.11”事件报道大获全胜的《纽约时报》也多少有些失落，因为“9.11”这样的正面的危机或战争题材并不多，多的是伊拉克战争那样充满争议和血泪的题材，在维护政府形象和坚持新闻责任之间，许多报纸都需要做出选择，而普利策奖恰恰是一份推动人们做出选择的力量。 “看到”这些，沉睡着的普利策也许会笑起来，因为他的“指挥棒”在持久地发挥着效用。纵观普利策新闻奖的87年历史，可以说它准确地表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和为之服务的主流报界的基本状况。当美国参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举国一致对外时，普利策奖反映了这种情绪。1917年首度颁发的新闻奖即是明证。当三K党的恶行震惊全国时，许多南方报纸因勇敢报道和评论三K党的活动而获奖。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报界中有良知的记者经常成为普利策奖关注的对象。在以往，至少有两名作家拒绝过普利策文学奖，但是这种情形从未在新闻工作者身上发生过。从本质上说，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 事实证明，一个需要持续进步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指挥棒。如美国学者所言，在一个民主化、法制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仍然会有民主和法制的死角，这个死角通常需要由新闻媒介来消灭。在国家一级，美国新闻界认为总统和政客是靠不住的，得不时掀一掀他们捂住的盖子。在地方上，政治是否修明则主要依赖新闻媒介；而公众利益服务首先就是为社区服务。 从这种意义上说，《洛杉矶时报》的成功颇具指向性。与讨伐精神日益减弱的《华盛顿邮报》相比，《洛杉矶时报》始终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它的社论直言不讳，见解独到，在维护新闻自由和揭露政府的骗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尽管《洛杉矶时报》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报纸，但它在近年却由坚定地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弱者的命运，从加利福尼亚州森林大火到利比里亚血腥内战，惟独绕过了曾让鹰派志得意满的伊拉克战争。 在经历了“9.11”后漫长的沉默之后，美国媒体正在努力找回昔日自在、自信和自由的感觉。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媒体开始就伊拉克战争、国内就业等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给白宫的“新闻消毒”工作平添了许多不便。但最让白宫和五角大楼恼火的还要数《纽约客》。这份明年很有可能问鼎普利策奖的杂志，在此番的虐俘事件中表现尤为活跃，其新闻报道如今已进入全美最佳行列。与一些态度暧昧、犹豫不决的主流媒体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家同样老资格的媒体却表现出锐气和勇气，敢于向空前强势的布什政府叫板，敢于揭群鹰云集的五角大楼的老底，在表现出自身责任感和尊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美国媒体乃至美国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