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与实力目录实力差距（）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超级力量（）后现代天堂（）美国缔造的世界（）西方还是那个“西方”吗？（）适应霸权（）译后记（） 献给莉莉和戴维 现在到了停止装假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认为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的所有重要问题，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和对实力的渴求上，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摈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伊曼努尔·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困境，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译者注：托马斯·霍布斯，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利维坦》（Leviatan）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不是暂时的，它不是美国选举或一个大灾难事件导致的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是深刻的，渊源已久，而且还将可能是持久的。当涉及国家优先考虑事项、判断面临的威胁、界定受到的挑战、并确定和实施外交与防务政策时，美欧双方就分道扬镳了。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更容易看出这些差异。对于逐渐扩大的分歧，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敏感，可能是因为欧洲人害怕分歧。欧洲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致相信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再分享共同的“战略文化”。欧洲人在极为偏激的漫画里描述美国被一种“死亡文化”主导着，美国社会充满暴力。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枪，死刑处罚大行其道。其结果自然造成美国神经质地好战。即便那些不如此极端的人，也承认美国和欧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比起欧洲来，美国会更快地借助实力，对外交方式更缺乏耐心。美国人一般将世界分为好与恶，分为朋友与敌人。欧洲人眼中的世界则要复杂得多。面对真实或潜在的对手时，美国人一般倾向强制而不是劝说，强调制裁而非诱导良好行为，总之是大棒多于胡萝卜。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追求的最终结果是：解决问题，消除威胁。自然而然地，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更强的单边主义，而不是通过国际机制如联合国来采取行动，更不愿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 他们对于国际法持有更多怀疑，当他们认为必要或仅仅是有用时就会超越国际法的框架和限制。 一个有代表性的法国观察家这样描述：“美国人思想里倾向于强调军事、技术和单边解决国际问题，这可能是以牺牲政治合作为代价的。”参见Gilles Andreani, “The Disarray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Survival 41 (Winter 1999-2000): 42-61欧洲人坚持以更细腻和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试图以微妙的方式间接地影响他人。他们能够忍受更多失败，对久而未果更具耐心。他们一般赞成平和地对待问题，更愿意采用协商、外交和劝说方式，而非强迫他人。争端发生后，他们会很快呼吁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来调解。他们试图利用商业和经济关系将各国联结起来。他们通常强调过程重于结果，认为过程最终具有实质意义。当然，这样描述欧洲人有双重讽刺意味：过于夸张，也过于简单。人们不能这样一般性地概括欧洲人：英国人就比欧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更赞成“美国”的实力观点。英国人对帝国辉煌的追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缔结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历史上他们总是疏远其他欧洲人——这些都使得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法国人与德国人混为一谈：前者骄傲而独立，但却令人吃惊地缺乏安全感，后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在自信和自我怀疑中游移。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却拥有完全不同于其西欧邻国的历史。他们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恐惧感，自然导致他们更认同美国人以霍布斯世界的观点看待现实。此外，大西洋两岸的各个国家内部自然也有不同的观点。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与社会党意见不同；美国的民主党通常看起来比共和党更“欧洲化”——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比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显得更“欧洲化”。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对美国外交的“强硬”本质就像欧洲人一样感到不舒服；而一些欧洲人对实力的看重恰与美国人没什么差别。然而，以上的讽刺说法的确抓住了现实的本质：今天的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分歧。鲍威尔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共同之处，仍然比鲍威尔与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外长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当涉及使用武力时，大多数美国主流民主党人的看法与共和党人的看法更加一致，远远超出他们与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共同看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使是美国自由派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比起欧洲的自由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为善恶分明。克林顿政府轰炸了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苏丹。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欧洲政府不会这样做，事实上他们对美国的黩武主义感到震惊。1999年，如果不是为美国所迫，欧洲国家是否会轰炸贝尔格莱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波斯尼亚是一个特例。当时一些欧洲人，主要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有时比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更赞成采取军事行动。（在科索沃危机中，布莱尔也是较早就提出进行空中打击甚至动用地面部队。）欧洲在波斯尼亚派驻地面部队而美国没有，当面临挑战时，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被证明是不成功的。2002年10月，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支持一项决议案，授权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开战。这让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英国议院里的议员们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些恐惧。是什么导致这些战略观点如此差异？近年来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大西洋两岸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否认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没有把这种分歧当一回事，他们认为跨大西洋联盟的关系紧张在过去也时有发生。那些认真看待目前分歧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则热衷于批评美国，而不是试图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行事，或者说，为什么欧洲人如此行事。现在是走出否认和指责、面对问题根源的时候了。其实，许多欧洲人和一些美国人认为这些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并非源自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民族特性。以历史的眼光看，欧洲人现在自认为更加和平的这种战略文化，其实是相当新的。相对于统治了欧洲几百年历史——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另外一种战略文化，这种和平战略文化代表着一种进步。曾经热情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政府和民族崇尚的是强权政治，他们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例如，德国曾经在俾斯麦的统治下，试图通过武力增强民族观念；而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在拿破仑的统帅下，挥舞着利剑追求平等和博爱；英国更为甚之，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整整三个世纪里靠着加农炮的火力传播自由文明的福址。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实现的欧洲秩序，也“正如所有以前的秩序一样，是通过战争建立的。”Michael Howard, The Invention of Peace (New Haven, 2001)当今欧洲人的世界观，恰如成立欧盟本身，能追根溯源回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然而，过去三百年的欧洲大国政治却没有实现启蒙运动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理想设计。至于美国，如今在国际关系中极力依仗武力，倾向于单边主义而疏离国际法。这一切也不是历来如此的。事实上，美国也是启蒙运动的孩子。美利坚共和国建国初期，还对启蒙运动的理念无比推崇。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寄托了欧洲启蒙运动主义者的巨大希望。他们对欧洲大陆已感到绝望，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理性和人性”的地方，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迅速”。Robert R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1959), 1:242美国早期的外交文件体现了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则，尽管它的外交实践不像其言论那样一直忠实于启蒙运动精神。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与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们的主张没什么差别。他们赞美商业关系起到缓和国际冲突的作用，呼吁以国际法和国际舆论而非野蛮的武力来解决争端。年轻的美国在北美大陆上仗势欺凌弱小国家，但当它与欧洲大国打交道时，却是另一副姿态：它声称放弃武力，指责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帝国的强权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倒退。一些历史学家由此得出错误结论，认为美国建国的那一代人都是乌托邦主义者，真正地“排斥”强权政治，完全不能理解“外交关系中实力的重要性”。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61),p17但是，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甚至包括托马斯·杰斐逊都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洞悉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本质，当条件允许时就按欧洲规则行事，并经常希望能有更大的实力在强权政治的争斗中获胜。然而，当时他们非常现实，知道国家力量弱小，所以有意和无意地使用弱国战略在世界上谋取国家的一席之地。一方面，他们批评强权政治，反对战争和使用武力，将自己定位在比欧洲大国弱小许多的低下位置上。另一方面，他们赞美商业联系具有缓和与改善关系的作用，为美国在商业领域谋取与欧洲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们提出国际法是规范国家行为的最好手段，因为他们十分清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约束大英帝国和法国。他们阅读瓦泰尔（Vattel）的国际法，知道“国家实力强弱并不决定国家地位。矮子与巨人同样重要；小国的国家主权一点不少于最强大帝国的主权。”Gerald 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 Stanford, 1970), p134几代人以后，美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渐增长，对于国际法约束下的国家主权平等就不那么感兴趣了。而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不愿受国际法限制的是欧洲大国。两个世纪之后，美国和欧洲的角色和观点正好调换。其中部分原因是在过去两百年里，尤其是过去几十年里，两者的力量对比显著变化。当美国力量弱小时，它采取间接和弱国战略；如今美国力量强大以后，便处处以大国姿态行事。当欧洲国家力量强大时，它们崇拜实力，追求武力的荣耀，如今它们却以弱国的眼光看待世界。如此不同的角度，自然导致美欧在战略判断、威胁评估及解决手段上观点差异，对利益的盘算及对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但是，大西洋两岸的实力差距只能部分解释为什么美欧之间出现鸿沟。由于力量悬殊，美欧之间的意识形态也日益分裂。欧洲人上个世纪独特的历史经历，一直到欧盟的创建，使得欧洲人形成一套关于力量使用及其道德性的观念和原则。这些观念和原则与没有相同历史经历的美国人的看法迥然不同。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战略目标差异超出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且这种差异日益扩大令人担忧，因为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差距彼此相互强化，导致美欧分化趋势加剧，不可逆转。天堂与实力实力差距实力差距也许有人会问，以上论述有何新意？的确，欧洲作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集团的衰落由来已久。近一个世纪以前，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力量和自信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那场可怕的战争摧毁了1871年以来欧洲均势五极中的主要三极，即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战争还摧毁了欧洲经济，迫使欧洲在此后几十年里不得不依赖美国银行家的资本。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摧毁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意志和精神。直到1939年，英国在丘吉尔领导下才有所恢复，却已经来不及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战火了。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代，英国人对在帕斯尚达尔（Passchendaele）的残忍屠杀和其他地方的屠杀是无动于衷的。一战结束时英国甚至开始迅速裁减军队。而深感恐惧的法国则设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德国必然的重新崛起和卷土重来。二十年代初，法国竭力想与英国结盟，但是写有英美共同保障法国安全条款的凡尔赛条约，却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而徒有虚名。与此同时，饱受创伤的英国却认定法国而非德国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坚持不懈地要求法国裁军，到1934年裁减至德国的水平。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孤独的声音，警告“没完没了地要求法国削弱自身力量”是“极其危险的”。7 Winston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 Boston, 1948), p94 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第一次做出努力试图突破强权政治，从衰弱中孕育一种道德力量。一战的战胜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仰仗实力，而是信奉“集体安全”，并将这一信念贯彻到国际联盟的创建中。国联的一位领导成员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不让战争发生，是要消灭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新机制。”8 Edvard Benes quoted in EH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1948), p30但是，这个机制却没能发挥作用。其中部分原因是国联的领导成员既缺乏力量又缺乏意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欧洲人创建超国家法律机制来解决欧洲安全危机的是一个美国人，即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此时具有发言权，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迅速发展成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它在一战后期介入战争成为协约国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不幸的是，威尔逊此时已权力渐逝，他无法真正代表美国行事；而且，他也没有为美国的利益说话。结果美国拒绝加入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美国的拒绝加入彻底破灭了国联取得成功的微小希望。正如丘吉尔自嘲的回忆，“我们对威尔逊的意见言听计从，对构建这一和平事业充满希望。然而，我们却毫不客气地被告知应该对美国宪法有更好的理解。”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p12欧洲人被孤零零地抛下，独自对抗在三十年代重新崛起的、武装的、充满复仇欲望的德国。结果，“集体安全”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绥靖政策。 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其核心就是软弱。这一战略源自于对另一场欧洲大战的恐惧，而不是真的没有能力遏制德国。尽管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欧洲人在如何判断来自纳粹德国威胁的性质以及什么是遏制这一威胁的最好办法上，意见纷杂。尤为突出的是英国官员，他们一直低估德国的威胁，坚持认为威胁并不严重，并不需要为此采取行动。1933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说：“如果有确切证据表明德国在重新武装”，欧洲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形势还未发展到这一步。”AJP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83), p73-74绥靖政策的拥护者制造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使用武力既不必要也不恰当。一些人指出，德国和它的纳粹政府的切实痛苦应该得到西方大国的同情和理解。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解释的，凡尔赛条约过于严厉而且效果适得其反，如果德国政治家从此变得愤怒和复仇心切，那么只能责怪英国人和法国人自己。当希特勒抱怨德意志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西方民主国家默认了他的观点。而且，其他欧洲大国也不愿相信，由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他们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1936年，法国总理利昂·布卢姆（Léon Blum）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德国部长时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如果我们将意识形态分歧看作是无法克服的，那么我们之间将一事无成。”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p307许多欧洲人相信，尽管希特勒很糟糕，但他的取代者可能更糟。英国和法国官员曾一起努力设法促使希特勒签署协议，认为希特勒能够控制住德国社会存在的最极端势力。正如一位法国驻柏林官员所指出，“如果希特勒真的像他宣称的那样真诚地渴望和平，我们将庆祝我们已达成协议；如果他另有所图，或有一天他不得不屈从一些狂热分子而撕毁协议，我们至少推迟了战争的爆发，而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得分。”Anthony Adamthwaite,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6-1939 (London, 1977), p30; Kissinger, Diplomacy, p294 绥靖政策的目的是赢得时间和寄希望于能够满足希特勒。但这一战略却被证明对英国和法国具有灾难性后果。纳粹德国利用过去的每一年在暗地里发展经济和工业优势，重新武装军队，直到力量增长到欧洲民主大国无法抗衡的地步。当希特勒最终发动进攻时，欧洲国家竟无力阻挡。1940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贝尔（Joseph Goebbels）回忆此前二十几年的欧洲外交时，仍掩饰不住他的吃惊。 1933年法国总理应该这样说（如果我是法国总理我一定那么说）：“德国新总理就是那个写《我的奋斗》的家伙，那本书胡说八道，我们绝不容忍这么一个人在我们周围晃荡。让他滚蛋，否则我们将进军德国！”但是没人发出警告。他们任我们自行其事，任我们避开所有可能遭到的惩罚危险。然而当我们准备充分，全副武装，实力已超过他们时，他们却开始了战争！引自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or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1983), p341 可以设想，如果在不同的形势下将绥靖政策运用于不同的人和国家，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二十年代的德国及其领导人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 tav Stresemann）。然而，绥靖政策却被错误地用来对付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及其治下的德国。不过，说到底，绥靖政策并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软弱的后果。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那么因欧洲战略和外交的失败而酿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摧毁了欧洲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战后，欧洲国家已无力在海外殖民地部署足够的部队以维持横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帝国。在进行了五百多年的帝国统治后，他们不得不大规模收缩。这次收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影响力最严重的衰退。在此后不到十年时间，当冷战开始时，欧洲人在亚洲和中东的殖民领地和战略责任都在缩减，有时是他们自愿的，有时却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苏伊士危机就是后者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希望欧洲能够重建，成为世界的“第三力量”，能够恢复一定实力对抗苏联，以便让美国抽身退出欧洲。富兰克林·罗斯福、迪安·艾奇逊和其他美国观察家都相信大英帝国将与美国一起担负世界防御苏联的使命。在战后的最初日子里，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甚至设想伦敦与莫斯科为扩大世界影响力而竞争，美国则担当“不可缺少的仲裁人”。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55但是，此后英国政府却明确表示，英国将停止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到1947年，英国官员已预见到美国将很快“从我们发抖的手中夺过世界领导者的火炬。”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55此时欧洲要依靠美国来保障欧洲自身和世界的安全。英国和法国甚至不喜欢一个独立的欧洲集团和“第三力量”的概念，担心美国会利用这些概念作为借口而从欧洲撤出。如果美国撤出，欧洲将再次被抛下独自面对德国和当时的苏联。正如一个美国官员指出的，“（法国）对此抱有些微信心是因为它看到这个事实，即美国军队站在他们与红军之间。至于美军的数量多少，倒是无关紧要的。”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65二战结束以后的五十年里，欧洲在战略上严重依赖美国。势力曾经覆盖全球的欧洲大国如今只能蜷缩于欧洲本大陆。冷战期间，欧洲惟一的战略使命，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坚决抵抗苏联军队的进攻，保住领土不失，直到美军抵达。即使是这样的目标，欧洲也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去勉强完成。欧洲人一直不情愿在军事方面多花钱，不愿意花费美国政府所认为必要的财政投入。这是跨大西洋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从北约建立到肯尼迪政府大规模增加欧洲常规部队的“灵活反应”战略，再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议员们吵嚷着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共同防务”负担，欧洲一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正是冷战本身导致了美国与欧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美国人总体上希望欧洲拥有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能在北约的控制下，阻挡住苏联军队在欧洲领土上的进攻，这样，美国就无需动用核武器，无需承担大量战争伤亡的危险。但是，毫不奇怪的是，许多欧洲人最希望的威慑方式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满足于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希望美苏的对等威胁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能够确保欧洲安全。冷战初期，欧洲经济薄弱，也的确无力建立自我防卫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便冷战后期欧洲经济恢复以后，欧洲人对于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差距仍然不是特别感兴趣。美国提供的核保障，打消了欧洲人花费必要巨资重建军事大国地位的愿望。这种心理依赖也是冷战和核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个骄傲的高卢法国可能会通过脱离北约和建造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来试图逃离这种心理依赖。但是法国的核威慑力量除了一点点象征意义外，却丝毫没减少法国和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靠。 看起来，冷战期间欧洲的相对衰弱没有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太大麻烦，原因之一是由于冷战冲突的独特地理环境。尽管相对弱小的欧洲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但它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斗争的战略中心舞台。加之欧洲在历史上作为世界领袖的惯性，使得欧洲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并且这种国际影响超出了欧洲纯军事力量所能影响的范围。此外，美国的冷战战略是建立跨大西洋联盟。因此，保持“西方”的统一和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战略自然而然使欧洲对国际事务的意见得到重视，从而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有可能高估欧洲的力量。 对欧洲的这种重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巴尔干危机迫使美国人继续把欧洲作为其首要战略重点。北约联盟似乎找到了后冷战时期的新使命，即让欧洲大陆那些充满种族暴力冲突的地区实现和平，即便这些冲突比起二十世纪早期的冲突来规模要小许多。此外，占据美国政治和战略考虑首位的另一项伟大工程，是北约东扩——将前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纳入北约，以最终实现冷战胜利和创建一个“统一自由的”新欧洲。 “新”欧洲出现的最初，令人们对其抱有厚望。许多人希望通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Masstricht）译者注：马斯特里赫特是荷兰一小城，欧共体的领导人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此通过了计划到１９９９年实行欧洲全面联合的方案。的历史之举，将欧洲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以一种全新政治模式重塑古老欧洲的大国地位。“欧洲”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它不仅将控制和处理欧洲大陆发生的危机，如巴尔干种族冲突，而且将重新在国际事务最前沿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在九十年代，欧洲人还十分自信地宣称，统一后的欧洲将恢复往日的实力，被冷战及其结果摧毁的世界“多极化”格局也终将得到恢复。对此，绝大多数美国人怀着复杂的心情认同欧洲将来会成为超级大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预言，欧盟的联合将是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惟一重要举动”，将导致二十一世纪出现“真正的多极”。Samuel P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March/April 1999)：35-49 如果欧洲在九十年代实现了人们的期望，那么今天的世界很可能是另一副景象。美国和欧洲可能正在彼此力量大致平衡的基础上协商新的跨大西洋关系，而不是在今天的悬殊中挣扎。如果是那样的话，对美欧双方都有益。欧洲将分担全球安全的部分责任，而美国将在制订对外政策时更加尊重欧洲的利益和愿望。 然而，“新”欧洲并没有将人们的希望转为现实。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欧盟的确创造了奇迹。在大西洋两岸的希望和怀疑中，欧洲统一进展顺利。统一后的欧洲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跻身美国和亚洲经济大国之列，与它们平起平坐，讨论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如果冷战的结束，像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将世界带入一个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能决定国际事务的时代，那么欧盟将有实力规划世界秩序，其影响力将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减少军事力量决定国际事务的分量。而且欧洲人发现，经济力量并不是必然转化为战略和地缘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经济和军事巨人的美国所能运用的总体力量远远超过欧洲。 事实上，九十年代不但没有看到欧洲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相反却见证了欧洲军事力量相对美国的进一步衰落。九十年代初的巴尔干冲突暴露了欧洲的军事无能和政治混乱；九十年代末的科索沃冲突则暴露了大西洋两岸的军事技术的和发动现代战争能力的差距，这一差距后来日益扩大。到九十年代结束的时候，欧洲以外的世界已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洲大国，无论是单独的国家还是欧洲整体，对于在欧洲大陆以外冲突地区动用决定性军事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是微乎其微而不足以依赖的。欧洲可以在巴尔干派驻维和部队，事实上，他们确实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甚至阿富汗派驻了大规模维和部队，也许有一天也会向伊拉克派兵。但是，他们缺乏向潜在敌对地区派出战斗部队和维持战斗部队的能力，即使这些地区就在欧洲大陆上。在最好的情况下，欧洲的作用也仅限于在美国基本上独自完成决定性军事行动及控制局势后，派驻维持和平部队。一些欧洲人曾这样比喻，美国与欧洲的现实分工是：美国“制作晚餐”，欧洲“清洗盘子”。 美国人更愿意使用军事力量，并不总是意味着美国人更愿意冒伤亡的危险。军事力量的差异并不表示美国士兵更勇敢而欧洲士兵更懦弱。有时候，法国、英国甚至德国政府在让他们的士兵承担战争风险上，比美国总统麻烦要少。在九十年代中期巴尔干危机期间，以及后来的科索沃危机中，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就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更愿意派出地面部队打击塞尔维亚人。但是，美国与欧洲的军事力量差距，有时的确对欧洲人不利。美国力图避免伤亡，便投入巨资研发新军事技术。结果美国具备了令人畏惧的军事能力，能够在很远距离之外进行致命的精确打击，这使部队面临的风险降低很多。相反，欧洲军事技术落后，更多地依靠近距离的地面部队作战。这种差距在九十年代更加明显。美国军队在精确制导设备、联合打击行动以及通讯和情报收集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促使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愿意诉诸战争。而欧洲人不具备远距离发动致命打击的能力，所以发动任何攻击都将付出比美国人更大的代价。与美国相比，欧洲军事力量明显不足。这一现实应该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正是欧洲军队在冷战时期的特征。冷战对美国提出了战略性挑战，美国以遏制战略加以应对。遏制战略要求美国必须具备立即在几个远距离地区部署战斗力的军事能力。援引乔治·凯南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必须能够“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缘和政治的地方部署灵活机动的反应部队”。 X (George F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reprinted in James FHoge Jrand Fareed Zakaria, eds, The American En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97), p165欧洲在冷战时期的战略角色与此完全不同。欧洲的战略是有能力在苏联发动进攻时进行自卫和抵挡，而不是部署战斗力和进攻。除美国之外，英国和法国是最有能力在海外发起军事行动的国家。但是较之美国，它们的能力相去甚远。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他们必须拥有一只大规模地面部队，以保证在他们本国领土上成功阻挡苏联的侵略。他们的任务不要求他们发展机动部队以便派往遥远的地方作战。冷战后，那些提议欧洲应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地区发挥更多战略作用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实际上是要求欧洲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实现革命性变革。但是，期待欧洲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国际大国地位是不现实的，除非欧洲人愿意做出重大调整，愿意将很大一部分资源投入军事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愿意对其军事力量进行重新构建和实现现代化，以一支机动的可派驻海外作战的部队取代原有的仅能被动保卫自身领土安全的部队。然而有一点很清楚，欧洲选民并不愿意进行这样的革命性战略调整。欧洲人不仅不愿意为在海外部署战斗兵力掏钱，冷战后，他们甚至不愿意花钱维持一只充足的部队以应付欧洲大陆自身的小规模军事行动，而不需再依靠美国的帮助。当欧洲公众被问到，是应该为加强北约还是为实现独立的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而增加花费时，他们认为这两个问题都不重要，回答都是否定的。欧洲人并没有将苏联垮台看作是扩展欧洲战略领地的机会。相反，欧洲人认为是兑现和平红利的时机。对于欧洲而言，苏联的垮台不仅消灭了欧洲的战略对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消灭了地缘政治存在的必要。许多欧洲人都将冷战的结束看作是战略假期。所以，尽管有人谈论将欧洲建立为世界超级大国，但实际上欧洲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九十年代逐渐降低到两个百分点以下。欧洲的军事力量继续稳步落在美国之后。然而，冷战的结束对于大西洋另一岸的影响却很不同。尽管美国人也认为应兑现和平红利，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防开支有所减少或持平，但却一直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三个百分点之上。苏联帝国解体后，紧接着是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了侵略。美国为此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了五十多万部队，这是美国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尽管美国政府裁减军队，但数量远不如人们预计的那么多。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仅仅是美国必须保持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能力的战略考虑，就足以显示它与欧洲盟国的差异。欧洲人甚至缺乏在靠近家门口的地方进行小规模战争的能力，更别提在千里之外打一场大战了。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同时，正是由于苏联帝国的崩溃，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得到极大地提升，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曾经抗衡苏联的美国庞大军事机器，如今没有任何单一的对手可与之较量。如此的“单极时刻”只可能出现一种不出所料的自然结果，那就是美国更愿意在海外使用武力。没有苏联力量的制衡，美国能够随意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实行军事干涉。事实上，从老布什执政开始，美国就没有停止在海外进行军事干涉：1989年入侵巴拿马，1991年发动了波斯湾战争，1992年对索马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以及后来克林顿政府时期对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涉。虽然许多美国政治家谈论从世界各地收缩力量，但现实却是美国在海外干涉次数增多，甚至超过在绝大部分冷战时期进行的干涉。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美国在海外动用武力更加肆无忌惮。空中打击和导弹袭击等有限战争手段确实提高了美国使用武力的频率。由此，冷战结束扩大了业已存在的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实力鸿沟。?嚔天堂与实力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嚔天堂与实力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强国心理与弱国心理美欧之间如此巨大并且日益扩大的力量差异，怎么能不引起美欧战略观念和战略“文化”的日益差异？强国与弱国对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他们对危险和威胁的估计和判断不同，对安全的定义不同，对不安全的承受力也不同。军事强国比弱国更趋向于认为实力是解决国际关系的有效手段。事实上，强国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常常超出其应该依赖的程度。英国人曾经用一句古谚语批评美国的黩武嗜好：“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确实是这样。但是那些军事落后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恰好相反：当你没有锤子时，你希望什么看起来都不是钉子。虽然不能用强国和弱国观念和心理差异来完全解释当今美欧区别，但却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问题。美欧战略观念和战略“文化”的差异问题已不是一个新问题。冷战期间，美国军事的绝对优势和欧洲的相对弱势，导致美欧在美苏军备竞赛和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等问题上产生重要分歧，有时分歧还十分严重。戴高乐主义、德国“新东方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欧洲独立和统一的运动，不仅表现了欧洲人渴望尊重和行动自由，也反映出他们认为美国的冷战策略过于挑衅、过于耀武扬威、也过于危险。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几年，丘吉尔和欧洲其他领导人担心美国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过于温和。但事实却是美国人通常要求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遏制手段，而欧洲人对此加以拒绝。欧洲人认为他们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与苏联人打交道，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接触和诱导、发展商业和政治关系、以及耐心和克制来对付苏联。这种正统观点不时也得到美国人认同，特别是越战期间和之后，甚至美国领导人也持相同看法。这表明美国一度从弱国的角度判断和处理局势。欧洲人再三对美国的强硬冷战政策表示异议，反映出与美国相比之下欧洲力量的根本性和持久性衰落。在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时，欧洲只有很小的军事选择余地，比美国要脆弱得多。同时，欧洲的冷战战略可能也体现出欧洲人无法忘却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美国人自己并不采取措施缓和局面，相反他们认为欧洲的缓和战略是一种新型的绥靖政策，认为欧洲人又一次陷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恐惧之中。而欧洲人自己认为他们的政策是精妙之策，是一种可能避免像华盛顿那样过于对抗的政策。尽管如此，冷战时期美欧之间的争论更多的是策略之争，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争论。他们对使用武力的目的看法一致，没有争论。虽然看起来遭到苏联进攻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大西洋两岸都确切无疑地要集中军事力量来阻止苏联的进攻。冷战的结束，既加剧了美欧的力量对比，也消灭了美欧的共同敌人苏联。由于这两个原因，美欧各自的战略观念差异越来越大，而且他们之间争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大西洋两岸那些仍沉湎于往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家们都坚持认为，对于威胁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的危险的性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的分歧只是如何应对那些威胁。这样的分析令人愉快，却忽视了分歧日益增长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在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对国际安全和世界秩序无法抵挡的威胁这个问题上，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实质性分歧。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他们就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首先反映了彼此的实力差异。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最大分歧之一，是如何界定最值得关注的“新”威胁。美国政府特别强调“新”威胁是来自所谓的无赖国家或者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恶轴心国家”。而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却持有更冷静的看法。一位法国官员曾经告诉我说：“问题来自‘失败国家’而非‘无赖国家’。” 为什么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同样的威胁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欧洲人通常的解释是，由于美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两个大洋的庇护，美国人对于安全有着非理性的“绝对”安全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在美国教科书中普遍有这样的观点。欧洲人声称他们知道生活在危险之中、与邪恶国家毗邻是什么滋味，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这样，因此他们对于威胁的承受力要强许多，无论这些威胁来自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阿亚图拉控制的伊朗，还是北朝鲜。他们声称，美国人对这些政权所构成的威胁看得要严重许多。但是，这种文化解释除了让人过目一下并没有什么意义。美国在创建国家的最初几十年里，实际上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中。它被盘踞于北美大陆的充满敌意的欧洲殖民帝国包围着，不断面临外国支持的分离势力企图分裂国家的危险。这种不安全感正是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的核心主题。至于欧洲人对不安全和邪恶的忍耐力，则是被过高估计了。在过去三个世纪里的大多数时期，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屠杀而不是相互容忍。而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也不能彼此相安无事。有一些欧洲人恰恰以此为据，争辩说正因为欧洲遭受了如此巨大痛苦，所以他们比美国人对痛苦的忍耐力要强，并且对威胁的承受力也更强。但事实很可能正与此相反。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只是让他们对纳粹德国更为恐惧而不是更能忍受。正是这种恐惧心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绥靖主义战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欧洲对当今世界的威胁更能容忍，那就是欧洲的相对弱势。强国心理和弱国心理的差异很容易被人理解。对于一个只有一把小刀的人来说，他宁愿忍受黑熊在森林里徘徊觅食，也不会去杀死那头黑熊。因为仅仅用一把刀去捕猎黑熊的危险实在太大，不如悄悄躺下并祈祷黑熊不要对他发动攻击。但是，如果这个人有一支步枪，他对危险的估计可能大不一样。他宁愿用枪干掉黑熊，而不愿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险。正是这种人类最正常的心理导致美国和欧洲面对威胁的表现如此不同。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萨达姆所造成的危险远不如去铲除萨达姆所造成的危险大。但是，比欧洲强大的美国却对萨达姆和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容忍，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用强国心理和弱国心理来分析，美国和欧洲各自的判断都很有道理。欧洲人总喜欢说美国人有要解决问题的情结。的确，具有较强解决问题能力的国家，与没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国家相比，会更倾向于去试图解决问题。所以，美国人能够设想他们成功地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到2002年底时，会有70%以上的美国人赞成采取军事行动。对此，欧洲人的反应一点也不出乎预料，他们认为这种前景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令人恐惧。能力的匮乏不仅造成对威胁的容忍，也会导致否认威胁的存在。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做一件事时，他通常会尽量把这件事抛在脑后。根据一位欧洲舆论研究者史蒂文·埃弗茨（Steven Everts）的看法，美国和欧洲决策者所关注的“威胁”焦点就有很大不同。埃弗茨这样写到，美国人谈论外国“威胁”时，是指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但是，欧洲人所看到的“挑战”是“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埃弗茨指出，这里的分歧不是文化或哲学的分歧，而更多的是能力的分歧。欧洲人“所最担心的问题都是那些有可能通过政治接触和花费资金可以解决的问题。”Steven Everts, “Unilateral America, Lightweight Europe·: Managing Divergence in Transatlantic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February 2001换句话说，欧洲人关注的“挑战”性问题都是欧洲力量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不是那些因欧洲弱势而无能为力的“威胁”。如果今天欧洲的战略文化低估硬力量和军事实力的作用，却高估诸如经济和贸易等软力量的作用，那么，个中原因是否是欧洲军事力量薄弱而经济势力强大呢？美国人比其他人更快地意识到威胁的存在，甚至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威胁，是因为他们自信能够有办法应对那些威胁。不过，美国和欧洲对于威胁的不同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差异问题。它们还根植于现实政治，是现存国际秩序和力量分化的产物。即使伊拉克和其他无赖国家对欧洲构成威胁，但客观上其危险程度远不如它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那样严重。首先，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欧洲人乐得享用。自从欧洲从世界的混乱之地——从东亚到中东地区——大规模收缩力量，美国人将在上述地区建立秩序视为己任并担当重任开始，欧洲人便享用这种安全保障，至今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无论欧洲人是否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一般都相信，相对于潜在危险，一旦伊拉克或其他无赖国家崛起成为真实和现实的危险，美国人就将对其采取行动。如果说在冷战期间欧洲由于必须的原因而对自身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冷战结束后，欧洲人开始享用史无前例的“免费安全”。因为那些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地区都在欧洲之外，只有美国人能在那些地区有效地动用实力。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战略计划中，伊拉克、北朝鲜、伊朗或世界上其他任何无赖国家，都不是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也不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但欧洲人和美国人一致同意，它们是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从来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把萨达姆·侯赛因看成是对欧洲的威胁。大西洋两岸的力量差异导致了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那就是遏制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一直由美国而不是欧洲首当其冲去完成。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判断，尽管英国人在对伊拉克军事行动中派出数量可观的部队。甚至包括萨达姆。所以他一直将美国而非欧洲作为其主要敌人。在波斯湾、中东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包括欧洲），美国扮演着终结者的角色。欧洲人经常问美国人：“你们如此强大，为什么还觉得受到如此威胁？”而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和它具有的保护其他国家的责任感，使得美国成为被威胁的首要目标，而且经常是惟一目标。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种状况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2002年夏天，一项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民意测验清楚地揭示了大西洋两岸关于威胁看法的差别。尽管有广泛的报道说美国公众与欧洲公众的意见大体一致，但民意测验结果却表明更多的美国人不仅担心来自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的威胁，而且担心中国、俄罗斯、印巴冲突、甚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争端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总之，在这些所有重大问题上，美国人比欧洲人表达了更多的关切。这项民意测验是由杰曼·马歇尔基金会和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02年6月1日—7月6日主办的。在要求确定什么“可能对至关重要的利益”造成“非常严重威胁”时，91%的美国人选择的回答是“国际恐怖主义”，只有65%的欧洲人持同样答案。关于“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美欧之间有28个点的差距，86%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而只有58%的欧洲人有同样看法。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上，美欧的百分比分别是61%和49%；“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军事冲突”的百分比分别是67%和43%；“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的百分比分别是54%和32%；“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百分比分别是56%和19%；“俄罗斯政治动荡” 的百分比分别是27%和15%。尽管欧洲无论是离亚洲次大陆、中东还是俄罗斯的距离比美国都更近，为什么“被两个大洋保护”的美国人却比欧洲人更加担心在亚洲次大陆、中东或俄罗斯爆发冲突？原因是，美国人知道只要发生国际危机，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克什米尔，美国都将很有可能是第一个介入的国家。欧洲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担心所有不同性质的全球安全威胁，而欧洲人更关心地球变暖的问题。这表明美国和欧洲的公众都对各自国家的国际角色有着异乎寻常的正确理解。欧洲人总爱说，美国人是“牛仔”。事实确实如此。在美国看来现今世界是个没有法制的世界，当它不时地挥舞着枪炮去震慑和消灭那些违法歹徒之时，当它试图强制性推广和平和正义之时，它的行为的确像一个国际警察。虽然可能是自我任命的警察，它却受到广泛欢迎。按照这个“狂傲的西部人”的推理，欧洲更像是一个沙龙举办者。违法歹徒会袭击警察，却不会举枪瞄准沙龙举办者。事实上，从沙龙举办者的观点看，有的时候当警察试图以实力强加秩序时，其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违法歹徒，因为那个歹徒可能只是想要一杯饮料而已。 “9·11”之后，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走上街头抗议恐怖主义。对此，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理解是欧洲人与他们承担同样的危险和拥有共同利益：因为欧洲人知道他们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然而大多数欧洲人却不这么想，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欧洲是恐怖主义的下一个目标。欧洲人认为由于欧洲是美国的盟国，欧洲可能成为次要目标，但决不会是首要袭击目标；是美国，而不是欧洲，在中东地区进行帝国主义操纵行为，所以欧洲不会像美国那样遭遇到仇视和敌对。“9·11”之后，当欧洲人流着泪挥舞美国国旗时，他们是出于人类的真诚同情，是表达悲伤和对美国人的感情。不论怎样，“9·11”之后欧洲人与美国团结一致，更多的是受感情支配，而不是仔细盘算自我利益的结果。欧洲人发自内心的同情，丝毫未夹杂共担风险与责任之意。这样的同情没能将欧洲与美国拉近，没能让它们成为战略伙伴。相反，当美国人迅速完成寻找和摧毁奥萨马·本·拉登及基地组织，转向“反恐战争”的更大战略目标时，欧洲人从美国身边撤退了。美国和欧洲在定义威胁和如何应对威胁上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基础是强大的美国和相对弱势的欧洲在世界观方面更本质的分歧。欧洲人与美国人不只是在具体问题如伊拉克问题上不能达成共同意见，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诸如应该如何治理世界，国际机制及国际法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处理国际事务时如何在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之间保持平衡等。美欧之间的部分分歧与它们之间的力量差距有关。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欧洲的相对弱势，创建一个具有以下特点的世界和国际秩序将能够很大程度地满足欧洲的利益：即经济实力的软力量比军事实力的硬力量更为重要，国际法和国际机制比单个国家的力量更为重要，禁止大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国家不分实力强弱拥有平等权利，并且国家受到一致同意的国际行为规则保护。也正是由于欧洲的相对弱势，欧洲的重大利益还在于贬低和最终消灭无政府主义世界的野蛮法则，因为在无政府主义世界里，实力是国家安全和成功的最终决定因素。这样论述不是要指责欧洲。自古以来，弱国就一直谋求实现这样的世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当法国、英国和沙皇俄国等世界大国按照欧洲强权政治体系进行统治的时候，脆弱的美国经常遭受欧洲帝国欺凌，实现这样的世界就是美国追求的目标。而且欧洲其他小国也谋求实现这样的世界。在那个历史时期，他们常常遭到法国波旁王朝和其他大国君主的蔑视，被认为没有“存在的理由”。十八世纪时，在辽阔的海洋，美国是国际法的坚定拥护者，而号称“海洋情人”的英国海军却是坚决的反对者。在无政府主义世界里，小国总是担心会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大国却担心它们会受到规则的制约，不能任意恣行。在无政府主义世界里，大国只需依靠自身的实力来保障安全和实现繁荣。历史上强国与弱国的自然分歧，如今表现为大西洋两岸在单边主义问题上的争端。欧洲人普遍认为，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是欧洲人尽力维护世界秩序原则的证明。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欧洲人对于世界秩序原则的维护算不上全心全意，但比美国人是要尽力得多。但是欧洲人却不愿意承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对单边主义的敌意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无论是单个欧洲国家，还是“集体”欧洲都缺乏实施单边军事行动的能力，欧洲人自然反对其他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其他人也不能去做。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拥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是一件不花钱而现实收益颇大的好事。而对于美国来说，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民意测验连续显示美国人原则上赞成多边行动，他们甚至支持在联合国的名义下采取行动，毕竟联合国是美国人创立的。但事实却与此相反。美国人不仅有能力单独行动，而且也多次实施单边行动并取得成功。那些轻易做出的美国不能“单独行动”的断言，更多的是寄托一种希望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美国人当然宁愿与其他人联合行动，如果美国获得其他国家的加盟，其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不过，如果美国不能“单独行动”的断言确实反映了现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大西洋两岸关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了。今天的问题是——如果这是问题的话——美国的确能够“单独行动”，而且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想要一直保持单独行动的能力。根据地缘政治的逻辑，在坚持将多边主义作为规范国家行为的普遍性原则这一点上，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具有至关重大的利益。在今天的单极世界里，不管一项单边行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宣称单边主义违背国际原则，客观上美国的损失都会比其他大国要大。事实上，如果美国人赞成欧洲人的多边主义观点，美国人就应该比欧洲人更支持建立国际法制秩序的理想和原则。因为对于欧洲人而言，在一个根据多边主义原则治理的世界里，他们的理想和利益是结合一致的，而对美国而言，理想与利益的结合却还没实现。欧洲人畏惧美国的单边主义而寻求通过国际机制如联合国来遏制它。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那些没有单边行动能力的国家自然希望有某种机制来控制那些有单边行动能力的国家。从欧洲人的观点看，美国可能是一个仁慈温和的霸主，但是鉴于它的行为延滞了建立一个更能保障弱势国家安全的世界秩序，所以在客观上它是危险的。正如一位欧洲观察家指出的，近年来欧洲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美国“多边化”，Events, “Unilateral America, Lightweight Europe？”其原因之一正是欧洲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担心。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欧洲人坚持要求美国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类似的真正多边机制，它是二战后由美国设计而创立，目的是赋予当时的五“大国”以特权来决定国际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如今，安理会只有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如果美国能够被劝服提交安理会讨论并遵守安理会决议，那么至少理论上它仍是较弱国家如法国拥有控制美国行动的地方。对于欧洲人，联合国安理会是他们实力匮乏的替代品。尽管有亨廷顿和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的预言，事实上欧洲人并没有试图大规模提升力量以平衡和抵消美国的力量增长。很明显，即使美国搞单边主义，欧洲人也不认为它所造成的威胁十分严重，以至于欧洲必须增加军费来遏制美国。而且，欧洲人不愿冒着对美巨额贸易遭受损害的危险而试图运用经济实力对抗美国霸权。同时欧洲人也不愿意与中国联盟，尽管中国为抗衡美国而情愿将巨资投入国防开支。相反，欧洲人希望能够遏制美国却又不耗费自身力量。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微妙的间接手段了，欧洲人要通过诉诸道德良心来控制美国这个巨人。到目前为止，该办法效果还不错。美国是一个有道德良心的霸权国家，不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也不是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美国人自己从未宣称他们的行为因为“存在即合理”。他们没有声称拥有强国的权力，并像雅典人在麦洛斯那样坚持“强国可以在其势力所达任何处进行统治，弱国必须承受其遭蹂躏之痛苦”。美国人从未接受欧洲古老秩序的原则和马基雅维利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观点。美国是一个如此自由、进步的社会，以至于美国人信仰实力，确信实力是实现一个自由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必需手段。美国人甚至也赞赏欧洲人关于一个更有序的世界应该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而不是实力基础之上的理想。毕竟早在欧洲人还信奉强权政治的法则时，美国人就在为实现这样的世界而奋斗。但是，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的共同理念和理想却无法取代大西洋两岸关于世界秩序以及国际事务中实力的作用等问题上的观念冲突。?嚔天堂与实力超级力量?嚔天堂与实力超级力量超级力量目前大西洋两岸关系紧张并非开端于2001年1月乔治·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也并非始于“9·11”之后。其实，小布什上台初期，其蹩脚的外交就已加深了美国与欧洲在国际治理上的分歧。“9·11”事件则使二者的分歧进一步突出。这些分歧甚至在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时期已经凸显出来。早在1992年，双方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就开始相互指责。老布什政府拒绝采取行动，认为美国在波斯尼亚的战略义务远不如在世界其他地方重要。欧洲宣布它要采取行动，坚持认为“这是欧洲的时机”，但是，当事实证明，即便在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也无法采取行动时，它的宣言便成了一纸空文。当法国和德国刚开始有所举动，要建立类似欧洲独立防务部队时，布什政府就不乐意了。在欧洲人看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这不仅使美国失去防卫欧洲的兴趣，同时，对欧洲自我防卫的想法产生了敌意。Charles Grant, “European Defence PostKosovo？”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June1999, p2结果，欧洲人抱怨美国背信弃义，美国则反击欧洲人软弱和知恩不报。今天许多欧洲人认为克林顿时期是大西洋两岸关系融洽的时期，但正是那个时候，欧洲人开始抱怨冷战后美国的强大和傲慢。在克林顿时期，时任法国外长的休伯特·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创造了“超级力量”一词，认为美国太强大了，让人忧虑，只能用“超级力量”这个词形容。也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开始把美国当成一个“恃强凌弱的霸主”。这种抱怨特别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曾被一位美国的批评家夸张地描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如下外交专长的国务卿：用恐吓的言辞、乏味的吹嘘实力和本国的道德来教训别国的政府”。此评论是前国务院顾问小查理斯·米其林（Charles Maechling Jr）作出的，引自Thomas WLippman, Madeleine Albright and the New American Diplomacy (Boulder, CO, 2000), p165在九十年代，美欧分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伊拉克问题。1997年，当奥尔布赖特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提议，只要萨达姆·侯塞因在台上，自海湾战争后对伊实行的经济制裁就不能取消时，欧洲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应该以典型的欧洲方式鼓励伊拉克朝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以典型的美国方式，采取经济或军事高压政策恐吓它。1997年底，当克林顿政府试图加强对伊拉克施压，迫使其配合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时，法国加入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了美国这一提议。至此，大西洋两岸日益加剧的分歧昭然于世。1998年12月，克林顿政府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最终使用武力对伊拉克进行轰炸时，也只有英国对美国予以支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克林顿政府一直认为“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危险的，顽固的，目中无人的和孤立的”。只要萨达姆在台上，伊拉克就“绝不可能被归化和回到国际社会中”。助理国务卿马丁·印迪克（Martin Indyk）1999年4月22日在对外交委员会的讲话，同本书第66页①，p183然而，法国不这么认为，其他多数欧洲国家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所寻求的正是归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并让其回到国际社会。在小布什执政时期，那些在大西洋两岸引起波澜的争议性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的。克林顿执政时期，为了抵御来自像朝鲜这样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对美国的袭击，美国开始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此系统不但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有效性形成了威胁，也对欧洲人长期以来信奉的、作为其安全战略中心的“相互确保摧毁”原则形成了威胁。它还在美国得到保卫的同时，使欧洲仍然处于核攻击的脆弱境地，欧洲人对此当然不欢迎。克林顿政府参加了旨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东京气候条约谈判，却有意不将该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因为肯定要遭到否决。也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时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和一些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首先提出，要求美国军人享有新建立的国际法庭的豁免权。而该法庭正是欧洲人理想世界的典型象征，在那个世界里所有国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这点上，克林顿放弃了与欧洲的多边主义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向对手——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屈服了。但是，克林顿政府本身也认为那些条约并不完善，甚至，克林顿本人并不像其后来的著述中所说的那样“倾向欧洲”。无论在哪一方面，美欧政策的分歧在克林顿时期日益扩大都反映了一种严峻的现实：冷战后，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日益走向单边主义，而欧洲却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国际法律机制来限制这种单边主义。 1999年春的科索沃战争给了未来一种有趣的暗示。在这次针对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战争中，美欧联军获得了胜利。这是自北约成立50年以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却暴露了冷战后盟国之间的微妙分歧，这些分歧能够在科索沃战争中被克服，但以后未必能够经受得住不同的国际环境下不同的战争所带来的压力。这次战争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军事力量严重不平衡：军队大部分是美国空运的，投放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几乎所有的精确制导仪都是美国制造的，而且，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是欧洲无法匹敌的，这意味着99%的打击目标是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来确定的。美国对战争的主导让欧洲在两个方面感到烦恼。其一，这对欧洲人的荣誉感是沉重打击。正如一位英国分析家在战争之后所说，“甚至一直自诩为军事强国的英国也只不过提供了4%的飞机和4%的炸弹”。Tim Garden and John Roper, “Pooling Forces, ”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December 1999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多数德高望重的战略思想家也认为，科索沃战争只不过是“突出了欧洲军事力量的无能”。令人难堪的是，即便在近在咫尺的巴尔干地区，欧洲“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在美国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Chrisoph Bertram, Charles Grant, and Francois Heisbourg, “European Defence: The Next Step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CER Bulletin 14 (October/November 2000) 更麻烦的是，欧洲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不但让美国主导性地决定如何打这场战争，更使得美国在战争期间及战争前后的国际外交努力中具有最终发言权。例如，战争开始几天后，欧洲提议暂停轰炸，以便给米洛舍维奇一个结束危机的机会。但提议遭到了美国以及任北约总司令的美国人威斯利·K·克拉克将军的拒绝。大部分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希望轰炸逐渐升级，从而减少对塞尔维亚的损害，并以此来诱导米洛舍维奇在北约摧毁一切他所珍视之物之前结束这场斗争。但克拉克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美国的军事思想是，一旦开始使用武力，我们就要尽一切可能坚定不移。” Wesley·K·Clark, Waging Modern War ( New York, 2001), p499许多欧洲人想要将轰炸的目标对准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的塞尔维亚军队。但根据克拉克的回忆，“许多美国人相信，改变米洛舍维奇想法的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大可能狠狠地打击他和他的政权。”美国人也不想让他们的飞行员在低空飞行，因为这样容易被对方打下来。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或其他的战争，不管是美国人正确还是欧洲人正确，反正对于欧洲来说，令人郁闷的事实就是科索沃战争是用“美国的装备”，主要依照“美国原则”进行的。Garden and Roper, “Pooling Forces”尽管欧洲的经济强大，政治统一业已取得成功。但与美国相比，其军事软弱不仅使其外交虚弱，也大大削弱了其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处理欧洲危机的时候其作用也远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人也感到不痛快。克拉克将军及其同僚抱怨说，为了使盟国达成共识而作出的艰苦努力不但妨碍了战争的进度，也拖延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结束。克拉克指出，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没有能够向米洛舍维奇发出毫不含糊的警告”，是因为欧洲国家以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命令为由不愿采取行动——克拉克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欧洲的“法律问题”。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法律问题”是“为战争做出正确计划和准备的障碍”。Clark, Waging Modern War, pp420, 421在战争期间，克拉克及其同僚一再为了必须在美国军事原则和他所谓的“欧洲方式”之间再三寻求妥协而感到愤怒。同上, p449克拉克认为，“总是美国在推动对新的敏感目标进行升级轰炸，而一些盟国却总是对此表示怀疑和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为了使行动符合北约成员国的政治和法律考虑，我们不得不限制军事行动的性质，其代价是军事行动的效果差强人意”。同上，p426结果美欧打了一场欧洲人不高兴美国人也不欢喜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在一次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一位国防部长说科索沃战争给盟国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再也不要这样干了”。正如Clark wryly所说，“没有人为此而高兴。”同本书74页①，p417。幸运的是，1999年的那场战争中，盟国之间没有出什么问题，因为克拉克和他的上司认为，为了盟国的团结，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是美国之所以为了保持大西洋两岸的团结而甘愿付出军事代价，主要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发生的特殊环境。对于美国而言，保持盟国的团结一致和生存不仅是解决科索沃冲突的手段，它更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主要目的之一。正如此前美国干涉波斯尼亚危机的目的之一是出于挽救盟国的动机，而冷战期间保持盟国团结是其首要战略目标一样。在老布什任期和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内，美国在巴尔干冲突中袖手旁观看来已经损伤了北约。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谈到巴尔干战争时认为这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人的冲突”，宣称美国对此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的许多同僚中也持同样的看法，甚至包括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这显然令人对冷战后美国在欧洲的作用产生了疑虑。美国还会对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承担义务吗？北约能够应对诸如种族冲突和一些国家瓦解等这些冷战后的新挑战吗？如果在美国领导下北约甚至没有能够阻止欧洲本大陆上的侵略和种族清洗，它是否已经徒有虚名？美国人卷入科索沃或波斯尼亚冲突，并非基于狭隘的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至少大多数美国人这样理解。美国人认为他们对种族屠杀或种族清洗—— 特别是在欧洲的此类事件的关注是出于强烈的道义。甚至美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也坚持认为美国在巴尔干没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克林顿政府成员或其他支持者为美国的军事行动辩护，称其出于“国家利益”，目的不过是出于维护盟国和修复跨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就像美国在冷战中参加巴尔干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西方”阵营。正是这个目标决定了美国的军事战略。正如克拉克将军所说，“ 没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或一系列目标比北约的团结一致更为重要”。Clark, Waging Modern War,第430页。用这样的方式来打科索沃或波斯尼亚战争是可以的。但将来能否可行却是未知数。克拉克将军或其他美国指挥官在不同局势下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吗？如果战争的首要目标不是维护北约和欧洲的团结，他们是否还愿意牺牲军事行动效用，降低战争升级速度，放弃“美国军事原则”以及使用决定性武装力量？事实上，科索沃战争已经表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一起作战是如何艰难。如果他们在打一场主要不是“人道主义”性质的战争；如果是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遭到直接威胁；如果是美国在其本土遭到致命攻击，并担心将有更多的攻击接踵而至——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人还会容忍北约那种笨拙的相互牵制的决策程序影响战争的进程吗？他们是否还会对“欧洲作战方式”妥协？或许，他们宁愿独自采取行动？这些问题的答案在“9·11”之后就已经了然。在纽约近三千人丧生而本·拉登仍在阿富汗逍遥的情况下，美国军方和布什政府都对与北约合作毫无兴趣。这对于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可能是不幸的，但却丝毫不令人吃惊。事实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实力的不平衡悄悄地使大西洋两岸的关系破裂了。美国人对欧洲盟友强加的束缚感到不快和不耐烦, 认为欧洲人为战争出力很少,但是他们对“法律问题”的考虑却妨碍了有效地诉诸战争。欧洲人对美国人独霸一切和他们自己对美国的依赖感到不快。对美国人，包括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内，科索沃战争的教训是:当力量较弱的盟国犹豫不定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国单边主义成分，即美国不愿使用其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战争和外交上起主导作用，即便他们有着最良好的意愿，多边行动也无法取得成功。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初曾鼓吹“坚持多边主义”，到最后谈论的却是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科索沃战争的教训是：欧洲需要采取步骤使自己至少摆脱对美国实力的部分依赖，这种依赖在冷战结束后似乎不再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欧洲创建某种独立的军事能力。1998年年底，这种判断促使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托尼·布莱尔越过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去，史无前例地表示英国支持建立一支独立于北大西洋组织之外的欧洲共同防务力量。当时，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力量的谈判正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布莱尔和希拉克对整个欧洲建立一支六万人的军队达成共识，这支军队可以部署到远离祖国的地方，并有能力驻扎长达一年之久。如果这一次盎格鲁——法兰西的计划被实施了，那么今天美国与欧洲可能正处于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欧洲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减少对美国实力依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实现欧洲战略上自我依赖的提议，却受到其他各种建议的羁绊。2001年12月，比利时外长建议欧盟的军队应该只“宣称自身是可以采取行动的，但其行动并不基于任何真正的军事能力。”John vinocur, “On Both War and Peace, the EU Stands Divide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7,2001实际上，至今建立一支欧洲防卫力量的努力仍然令欧洲人难以启齿。比起三年前，欧洲目前并没有朝建立一支独立部队，哪怕一支小型部队，迈出更多的步子。英国提议的失败使很多欧洲人和美国的“跨大西洋分子”不愿问及，更不愿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欧洲还没有实施欧盟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没有实现一些重要领导人所倡导的建立一支部队与美国抗衡，或者哪怕只是稍微脱离美国的控制？?嚔天堂与实力后现代天堂?嚔天堂与实力后现代天堂后现代天堂答案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在于欧洲人对防务开支的态度，而且在于他们看待国家实力本身的态度。实力差距对欧美形成各自战略文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如果军事能力的差距是惟一的问题所在，那么解决的方法就非常简单了。欧洲目前拥有近4亿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9万亿的经济实力，如果欧洲想要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它的财力及科技能力足可以使然。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他们会轻而易举地拿出两倍于现在的防务费用。欧洲人坚持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预算中有一种结构性的现实，就是限制任何增长过快的军费开支。但是如果欧洲遭到侵略，欧洲的政治家们还会坚持国防预算不能增加是因为这将影响欧洲的经济增长和违犯稳定条约吗？如果德国人真的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还会坚持他们的社会福利不能触动吗？而且，缩小欧美实力差距也许会有助于减少他们战略观点的分歧。现在美国战略界有一种讽味十足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欧洲人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已经渡过了六十年，现在他们乐于搭这种“便车”。假如美国人愿意花这么多的钱来保护他们，欧洲人更愿意将他们自己的钱用在社会福利，享受长假或缩短工作时间方面。然而，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不仅仅在于军事实力的差距，还涉及其他方面。当欧洲人乐于搭乘全球安全的便车时，更多地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并非是安于享用目前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十九世纪，美国曾得益于英国海军对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控制。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在那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致力于和平时期的海军建设。正是通过此举，美国发动并赢得了美西战争，攫取了菲律宾，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十九世纪末，美国也并没有安于他们的安全现状，而是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更加强大。欧洲人现在不想强大，更不想在军事上强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欧洲人对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直接源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历的与众不同的历史。他们反对强权政治，因为强权政治在上个世纪和更早之前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种关于实力的观点美国人不会也不能认同，因为大西洋彼岸的他们没有经历与欧洲人同样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欧洲人战略文化的特点：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 强调国际法，摈弃实力；强调说服，不进行威逼；强调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不是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看法，而是欧洲近代历史的产物。现代欧洲战略文化是对欧洲历史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是一种对邪恶的欧洲强权政治的反叛。这表明了欧洲人不愿再回到过去。这种愿望是强烈的、可以理解的。谁能比欧洲人更懂得危险来自于放任的强权政治，来自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来自于国家利己主义和野心驱使下的政策，甚至来自于均势和国家利益？德国外长约施卡·费舍尔在他的一次讲话中描述了他对欧洲未来的看法：“1945年以后欧洲的核心概念就是并且一直是反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形成的均势原则和单个国家霸权野心。”费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讲话。欧盟正是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争的产物。当然，欧洲一体化的目的就在于遏制“霸权野心”，特别是单个国家的霸权野心。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欧洲一体化和德国的驯服正是欧洲最杰出的成就，也许还是国际政治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就像费舍尔一样，一些欧洲人常常想起美国在解决“德国问题”上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很少人愿意想起摧毁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是欧洲后来和平局面的先决条件。大多数欧洲人反而宁愿相信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转变促成了“新秩序”。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抛弃了费舍尔所称的“以持续国家利益、限制联合、传统利益政治导向、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对抗的持久危险来获得均衡的旧体制。” 费舍尔的观点接近于欧洲理想主义一派的观点。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左右派的问题。费舍尔的主要观点——欧洲人抛弃了强权政治的旧体制，发明了维护国际关系和平的新体制——是得到了欧洲人普遍赞同的。就像在欧盟任职的英国高级外交官罗伯特·库柏所说的那样，欧洲现在生活在一种“后现代体制”里，这种体制不是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反对实力”和“自我行为约束”上。库柏写到，　在这个“后现代世界里”，国家利益至上和马基雅弗利的非道德治国论已被国际事务中的道德良心替代。Robert Cooper,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或许会嘲笑这种理想主义。汉斯·摩根索和乔治·凯南认为，只有天真的美国人才认同这种威尔逊的法理（Legalistic）和道德说教，那些曾经历战争并受马基雅维利思想影响的欧洲人不会相信这些。不过，说真的，为什么欧洲人对国际事务就不应该抱有理想主义态度呢？他们至少已在欧洲实践着“后现代体制”。在欧洲，古老的国际关系法则已经被抛弃了。欧洲人正在寻求他们的新秩序，一种不受旧法则以及强权思想影响的新秩序。欧洲人正走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世界而进入一个康德的永久和平世界。事实上，是美国帮助欧洲人解决了康德悖论。康德认为对付邪恶恐怖的霍布斯世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他担心世界政府治下的“普遍和平”将比霍布斯国际秩序对人类自由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掌握垄断权力的世界政府会变成“最可怕的专制政府”。 参阅 Thomas LPangle and Peter JAhrensdorf,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Lawrence, KS, 1999), pp200-201国家怎样能够获得永久和平而不摧毁人类自由是一个康德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对欧洲来说，这个问题被美国解决了。通过从外部提供安全保护，美国使欧洲的超国家政府不必为此作出行动。欧洲人不需要实力来获取和平，也不需要它来维护和平。在二战后的五十多年里，欧洲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强权政治野蛮法则的影响，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后者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奇迹：法国羔羊驯服了德国雄狮。自十九世纪德国变得残暴以来，让欧洲备受蹂躏的争斗已经平息。欧洲人认为创造如此奇迹的手段必定有令人吃惊的神奇力量。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人更坚定了这一想法。正是外交、谈判、耐心、加强经济关系和政治接触、诱导、妥协，而不是制裁、对抗、进攻和实现立即目标的野心，使法兰西和德国尽释前嫌，重新和睦。也正是这些手段使欧洲一体化变成可能。特别是法国，它甘冒未知之险，率先提出“与夙敌德国首先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尔后解决政治主权问题”这样的建议，以此作为防止未来冲突的最好的手段。德国的回应则是为重新一体化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欧洲大国姿态。欧洲一体化不是建立在军事威慑或均势的基础上。相反，出现这种奇迹是因为拒绝军事力量和拒绝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军事力量——至少在欧洲范围内。冷战期间，欧洲人并不怀疑使用军事力量制约苏联的必要性。但冷战后，来自苏联的外部威胁解除，使得欧洲人可以建立新秩序，实现它新的理想主义，并将之扩展为一项建立世界秩序的宏伟计划。欧洲在其内部和对外都没有使用军事威慑的需要。欧洲人对于他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能够普遍适用更加充满了自信。因此，他们认为一些有关的安全机构，例如北约的重要性减小了。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对此解释说，“（欧盟）创立之父们的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技术性的决策。这种间接的方法使进一步的行动成为可能。这样，渐渐我们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们从对抗走向经济合作，然后实现一体化。”罗马诺·普罗迪2001年5月29日在巴黎政治学院的讲话。这就是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应该贡献给世界的：不是力量，而是超越力量。埃弗茨写到，欧盟的“本质”就是“由法治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欧洲多边治理的成功经验滋生了改造世界的野心。Everts, “Unilateral America, Lightweight Europe？” p10普罗迪也说过，欧洲在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就是将欧洲的经验推广到世界。在欧洲，“法治取代了强权的野蛮作用……强权政治已经失去了影响。”“通过成功的一体化，我们向世界证明了有可能创造一种实现和平的方法。” 无疑，会有一些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不能认同这种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但是，许多欧洲人，包括很多在位的重要人物，都想当然地欲把欧洲的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有时甚至怀着传道士式的热情。欧洲人批评美国的“无赖国家”观点就是基于他们的这种特殊理念。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这些国家也许是危险或让人生厌的国家，甚至干脆就是简单的美国人坚持认为的“邪恶国家”，但德国也曾经是邪恶国家。对待这些国家，难道不可以像在欧洲那样，使用“间接的方法”吗？难道不可以再次从对抗走向和解，从经济领域开始合作尔后走向和平的一体化吗？难道欧洲的办法不能运用在伊拉克问题上吗？很多欧洲人认为可以这样做，而且与战争相比，这样做成本少，风险小。欧洲人也想把他们的经验教训推荐给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像欧盟委员会委员克里斯·派汀（Chris Patten）所说的那样，“欧洲一体化表明在世代延续的偏见、战争和痛苦之后，实现妥协与和解是可能的。”Chris Patten, “From Europe with Support,” Yediot Ahronot, October 28, 2002将欧洲的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成为欧洲新的文明使命。正如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发现了人类幸福的秘密，并希望将之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人在他们实现了永久和平之后，也由此找到了一项新使命。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欧美观点产生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力量及其行使这种力量的愿望——如果必要，单方面行使这种力量——对欧洲的新使命感构成了威胁。也许这是最大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很难相信，欧洲的首脑和政治家们实际上对美国未经授权而单方面采取武力行动解决伊拉克问题将产生何种结果的忧虑，远远甚于他们对伊拉克及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忧虑。当他们确实担心这种行动会加剧中东局势动荡和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时，他们的关注就更加密切了。一般美国人的观点是，欧洲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政策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不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欧洲人比美国人贪婪？难道美国的公司没有影响其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政策？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战略判断有时候与经济利益冲突和超越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本文的论点就是对欧洲人来说冲突不像美国那么普遍存在。美国对伊拉克的行动即便成功了，也是对“后现代”欧洲的本质的冒犯，是对欧洲新理想的亵渎，对欧洲方式普遍适用性的否定。这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君主制是对美国共和制理想的亵渎非常相似。美国人应该首先明白对一个人信仰的威胁就像对其肢体威胁一样令人恐惧。就像美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表现的那样，欧洲人带着非常的自信谈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高人一筹，谈论他们向其他国家提供的解决冲突的智慧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法。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欧洲人在宣称其成功的时候就有了一点不安全感，这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成功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肯定，他们的观点也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毕竟，对欧洲新理想主义适用性的否定会引发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正确性的高度怀疑。如果国际问题实际上不能用欧洲方法来解决，那么这不是暗示欧洲人自己的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不是很可怕的吗？这就是欧洲人如此坚持国际刑事法庭普遍适用性原则的原因之一。美国要求获得国际刑事法庭的豁免权，是要求国际法庭对大国实行双重标准。这将动摇欧洲人试图建立的那个原则，也就是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都必须遵守法律。如果这个原则得不到尊重，甚至仁慈的超级大国的尊重，对于依赖共同遵守欧洲法律而存在的欧盟来说，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国际法不是至高无上的，那么欧洲岂不是注定要回到从前？因此，尽管欧洲在向前发展，这种倒退的担忧却一直萦绕在欧洲人心头。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并不完全确定曾经的“德国问题”是否真正地解决了。无论密特朗时期的法国人还是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人都不乐于见到冷战后德国统一的前景；他们必须由美国一再劝导和保证，正像四十年前英国和法国的首脑被说服接受德国重新融入欧洲一样。他们对欧洲未来的宪法所提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建议表明，法国人仍然不能确定他们信任德国人，而德国人也仍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相信他们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六十年过去了，一位法国官员仍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人们常说：‘德国人不工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我说‘真的吗？如果德国人行动起来，六个月以后，它就攻到爱丽舍宫了。’”Gerard Baker, “Europes Three ways of Dealing with Iraq,”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7, 2002, p17这种玩笑蕴涵着一种真正的挥之不去的担忧，那就是德国对欧洲大陆来说还是太巨大了。去年夏天，当布什政府号召欧洲支持美国对伊政策时，德国总理施罗德对此公然提出了反对。他这种坚持以“德国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法使德国的欧洲邻国比美国感到更加不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的领导者说到“德国方式”时，即便是他们的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也会吓倒欧洲人。这些恐惧有时会阻碍欧洲更深入地推进一体化进程，不过它们也会突破重重障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推动作用。欧洲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部分原因来自德国人对自己的忧惧。费舍尔对此警告说，欧洲一体化必须成功，关键是如何克服德国人固有的冒险精神和中心地位。费舍尔2000年5月12日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讲话。历史上，德国人进行的“尝试”在很多欧洲人心里打上了烙印。每次欧洲人在考虑出兵或被美国强迫出兵时，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想到这样的军事行动将对那个看起来永远不会消失的“德国问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也许这不仅仅是巧合。欧洲近年来在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随之而来的不是欧洲崛起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其军事力量相对于美国来说减弱了。欧盟的初衷之一本是使欧洲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从而与美国抗衡。他们设想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是独立的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但是，这种欧洲的“大国”野心是不是不合时宜？这种反复现象与后现代欧洲的理想主义是不一致的，因为后现代欧洲拒绝的正是强权政治。不管一体化设计者的目的是什么，欧洲一体化已经被证明是欧洲军事力量的敌人，而且是欧洲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在欧洲国防预算的增长或下降中得到了证明，也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证明，甚至在“软力量”领域。欧洲的首脑们常常谈及欧洲在世界上的关键作用。普罗迪就曾说过：“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行动。”罗马诺·普罗迪2001年5月29日在巴黎政治学院的讲话。确实，欧洲花费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外援。正如他们乐于指出的，就人均数量而言，其外援资金超过美国。只要任务是维和行动，欧洲就会遣兵海外。但是当欧洲时不时地插手中东或朝鲜半岛的国际事务时，欧洲的外交政策就可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物中最暗淡无光的了。一位深有同感的观察家指出，没有一位欧洲领导人“对此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Charles Grant, “ A European View of ESDP,”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April 2001欧洲的外交政策常常是短期性的，而且很少得到欧洲各国的持续支持。这是其政策很容易被否定的原因之一。尽管欧洲投入了很多资金支持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计划，但阿拉伯和以色列仍然是向美国寻求支持、帮助和解决冲突的安全对策，而不是求助于欧洲。无论是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只要武力卷入危机，强大的经济实力看来都无法转化成外交影响力。正如Charles Grant所观察到的，欧盟如果欧盟在军事上不那么无能的话，可能会有更大的外交影响力。Grant, “European Defence, ” p2很明显，欧洲人对欧洲以外的事情不像对纯粹欧洲人自己的事情那样感兴趣。在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时，这让美国人很吃惊，也很迷惑：例如，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时，欧洲没有进行有效的抗议，这让美国的自由派很失望。在布什政府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前，不管是欧洲的精英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少关注伊拉克。不过，考虑到一体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欧洲人面向内部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欧盟扩展到二十四个成员国以上需要应对严峻的、不可避免的挑战——要修订共同经济和农业政策，处理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治理的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缺乏民主，大国竞争，小国不满，以及创立欧洲新宪法等。如果欧洲一体化计划没有取得进展，这些进程中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从本质上看，欧洲人不欢迎美国的政策，尤其不欢迎美国在导弹防御系统、反弹道导弹条约、伊拉克问题以及支持以色列等方面的政策，因为这让他们分散精力，无法专注于他们真正关心的欧洲事务。欧洲人常常指责美国人偏执狭隘，而他们自己也应该深刻反省。正如多米尼克·摩瓦西（Dominique Moisi）指出的那样，去年法国的总统大选没有涉及“9·11”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和欧洲在“9·11”之后组成的多国部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法国应该怎样重新评估它的军事预算和军事原则，以适应维持欧美之间某种平衡的需要，或者，至少英法之间平衡地位的需要？”大选中中东冲突得到了关注是因为法国有大量的阿拉伯裔选民和穆斯林选民，让·玛丽·勒庞 （JeanMarie Le Pan）得到大量选票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勒庞不是外交政策的强硬派。摩瓦西也认为，“对大多数法国选民来说，安全与抽象遥远的地缘政治无关。安全更是一个哪个政治家是否能够最好地保护他们免遭街头和城郊暴力犯罪危害的问题。”Dominique Moisi,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2002欧洲能够改变发展道路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吗？欧洲的首脑中不是没有人没有此野心。考虑到欧洲能够克服其他方面的弱点，欧洲现在在外交方面的虚弱并不足以证明它将来还一定是弱的。但是，欧洲至今没有要求更多实力的政治愿望，其原因正是欧洲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需要实力的使命。如果欧洲有一个外部使命的话，这个使命就是反对强权。这个观点常常在欧洲人讨论军事力量的时候被提出来。欧洲加强军事力量并不是为了扩大战略范围或者全球影响力，而是仅仅用来约束美国或让美国“多边化”。倾向美国的英国学者蒂莫西·加登·艾什（Tinlothy Garton Asn）曾经写到，“美国的力量太强大了，对任何人包括它自己都没有好处。”Timothy Garton Ash,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02因此，就算只为了把世界和美国从目前不均衡的危险境地拯救出来，欧洲也应该积聚力量。不管这个特别的使命有没有价值，它好像都不能激发欧洲人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只有法国和英国人才对此挑战略有回应。但是法国人提出增加国防预算就像它的核威慑力量一样，更是象征性的，而不具有实际意义。法国前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曾经指责美国的超级力量，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再谈论与美国抗衡了。相反，他无可奈何地说：“欧洲没有理由去和一个能够同时打四场战争的国家竞争。”转引自David Ignatius, “Frances Constructive Critic,”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 200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每年的集体防务开支从1 500亿美元增加到1 800亿美元，而那时美国的开支是每年2 800亿美元。但是，现在美国的开支已达到4 000亿美元，明年或许还会更多，而欧洲却没有丝毫追赶的意思。在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希拉克总统的推动下，法国可能增加6%的国防预算。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指引下，欲小规模地恢复旧日大英帝国的传统，也许会稍稍加强它的军队，使之现代化。不过，如果没有德国，“欧洲”还算是欧洲吗？目前德国的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与卢森堡相当，而且，因劳动和社会福利制度僵化导致经济不景气，其明年的预算还会减少。欧洲的分析家们也许要哀叹“欧洲大陆的战略无关重要了”。北约外长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尽量体面地将欧洲称为“军事矮人”，借以刺激欧洲增加防务预算，哪怕比现在稍微多点。可是，谁会傻乎乎地相信欧洲人从根本上会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呢？他们有很多理由不这么做。?嚔天堂与实力美国缔造的世界?嚔天堂与实力美国缔造的世界美国缔造的世界要是美国人对这种状况不满意，他们就应该想到今天的欧洲正是过去九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放弃了欧洲，任凭这块大陆陷入一场更可怕的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要结束了，美国还是坚持不介入的初衷。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的战时观点就是令欧洲“战略上无关紧要”。历史学家John Lamberton Harper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的是“大大削弱欧洲的分量，”从而使“欧洲可能退出世界政治”。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 Franklin DRoosevelt, George FKennan, and Dean GAcheson (Cambridge, UK, 1996), pp79,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甚至在战争期间，美国人普遍认为“欧洲的体制是腐朽的，战争是这块大陆上的病态表现，欧洲人只能为这种困境自责”。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new york, 1952), p14欧洲只不过是一个使美国付出昂贵代价的世界战争孵化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人总是回顾过去而不展望未来，他们认为让欧洲从全球战略框架中消失是最有益的事情。罗斯福实际上更愿意与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打交道。罗斯福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德国解除武装后，法国还要一个庞大的武装干什么？”戴高乐认为这样的问题让他感到不安，也“让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如果说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人过去认为欧洲是腐朽的、颓废的；那么，今天的美国人又多了一种对欧洲的虚弱和依赖性的蔑视；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的军事和经济，使欧洲从全球范围内收缩；那么，很多美国人只会乐于看到这个进程加速。罗斯福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赢了战争以后，我会尽我所能，不让美国接受法国扩大帝国野心的计划，也不会支持大英帝国的野心。”引自 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Century Reaction(new York, 1957), p142; Kissnger, Diplomacy, p396 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希望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抗衡苏联的伙伴，而且，冷战时期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也都与艾奇逊一样，认为欧洲是自由世界对付专制苏联的要塞。但一种对欧洲的猜忌和敌意一直游离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边缘，即便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苏伊士拆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台，使英国和法国丢尽了颜面，这是美国人在削弱业已衰弱的欧洲及其全球影响力方面所做的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了。然而，苏联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人重新衡量他们与欧洲安全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欧洲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对于欧洲目前状况的形成，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对欧洲的敌意，而是对欧洲的偏袒。正是出于对欧洲的责任感而不是敌意，美国战后迅速驻兵欧洲，并创立了北约。作为安全保证，美国在欧洲驻兵是欧洲开始一体化的关键步骤。通过一体化，“西方”就可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团结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对付冷战中因与苏联对峙而产生的严峻挑战。欧洲发展为现在的状态是在美国的安全保证下进行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保证，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不但提供了对付来自于苏联威胁的安全保证，也提供了对付欧洲内部来自像巴尔干种族冲突威胁的安全保证。更重要的是，美国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现在可能仍然如此。德国外长费舍尔在洪堡大学讲话时指出，有两个“历史性的决定”塑造了“新”欧洲：“美国决定驻留在欧洲”和“法德从经济关系开始，加入一体化”。当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法国愿意冒险与德国实行一体化是基于美国保证继续参与欧洲事务，借以抑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但说实在的，法国确实不敢确定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德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亦有赖于美国坐镇欧洲。现在的情势有很多讽刺意味。欧洲之所以反对强权政治，贬低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因为欧洲有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欧洲的新康德秩序之所以日臻完善是因为依照霍布斯旧秩序行事的美国实力为之提供了保护伞。正是美国的实力使得欧洲人认为实力不再重要。最为可笑的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帮助解决了欧洲的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现在却让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得以产生和保持的“战略文化”过时了，而且是危险的。欧洲人没有看到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欧洲之所以进入了后历史时期是基于美国没有进入这种时期。欧洲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保卫它的天堂，使之免于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遭受一个没有接受“道德良心”规则的世界的蹂躏，它依赖美国利用军事实力去威慑或者击败世界上那些信奉强权政治的国家。一些欧洲人是明白这个问题的。其中英国人应该最明白这个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罗伯特·库柏曾经写到必须面对一个残酷事实，那就是“虽然在后现代世界里（例如当今的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已不存在”，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库柏称之为“现代或前现代地区”——威胁仍然处处可见。如果后现代世界不自我保护，它就会被毁掉。那么，欧洲怎么能在保卫自己的同时，又不抛弃用来巩固其和平体系的理想和原则呢？库柏认为，“后现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双重标准”。在欧洲内部，欧洲人可以“按照基本法律和开放的安全合作行事”；但对外，“我们需要使用以前的粗暴手段——武力、先发制人、欺诈，无论何种手段，只要有必要就可使用”。库柏认为保卫社会的原则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 当我们在丛林中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运用丛林的法律”。库柏将他的观点推向欧洲，并且号召欧洲“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心理上”，都不要再忽视防务问题。Cooper,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库柏是托尼·布莱尔的亲密顾问。很明显，布莱尔比他的很多工党追随者更赞成这种对待实力的国际双重标准。布莱尔试图引领英国进入建立在康德世界法则基础之上的欧盟。但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又与布什紧密地站在一起。这表明，他也试图引领欧洲退回霍布斯世界，承认军事力量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布莱尔让欧洲与其一起走的企图失败了。施罗德让德国采取了“德国方式”，法国在更加保守的戴高乐主义者希拉克的领导下，已经成为最坚决的反美国家，它不但不加入美国，而且想要遏制美国力量。有人怀疑，库柏描述的不是欧洲的未来，而是美国的现在。因为只有美国在这两种世界中艰难地前进。一方面，它想遵守、维护和推进先进的文明社会的法制；同时，它又使用实力来对付拒绝遵守这些法律的国家。美国已经在按照库柏的双重标准行事。美国的领导者也认为，如果美国在一个欧洲以外仍然昌盛的霍布斯世界里不使用武力，那么全球安全和自由秩序——也包括欧洲的“后现代”天堂——就无法永存。这就意味着，虽然美国在引领欧洲进入康德式天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这种天堂时也起了关键作用，但美国自己不能进入这个天堂。他们修建了保护天堂的墙，却进不了那道门。美国拥有庞大的力量，却在历史上停滞不前；它忙于对付萨达姆以及金大中等领导者，却把大多数好处留给了别人。?嚔天堂与实力西方还是那个“西方”吗？?嚔天堂与实力西方还是那个“西方”吗？西方还是那个 “西方”吗？如果对国际问题的处理继续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倾向更加严重的话，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家都不应对此感到惊奇。维持欧洲后现代秩序的结果是，美国自然要寻求一种行动的自由，来对付它自己认定的战略威胁。这当然也是欧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当欧洲摆脱了冷战的恐惧和制约，开始在后现代乐园里安居并改变了他们对国际法和国际体制的观念时，美国却走到相反的方向，抛弃了冷战时期以团结欧洲为中心的政策，退回到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政策，退回到独一无二的美国国家主义。冷战的结束对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深刻影响，远远超过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而进行共同防务的影响。而且1989年以后，对共同防务的需要并没有消失。大西洋两岸追求的大战略仍然是保持和加强所谓的“西方”的团结一致。这不仅是指美国与欧洲必须共同对付来自苏联的挑战，而且，这种继续的团结和自由西方秩序的成功正是多年来判定冷战胜利的标志。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常常是对盟友贡献多，而期望盟友回报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府衡量其外交政策的成败不是根据如何保护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是更多地根据其盟友如何应对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因此，正是美国的经济战略使强大的经济对手在欧洲和亚洲二战废墟上崛起；而美国，在很多人看来，在冷战的最后几十年里，相对于其日渐繁荣的盟友，走向了衰落。为了阻止欧洲和亚洲盟友可能受到的核攻击或者常规攻击，美国的军事战略使其未曾遭受过威胁的国土冒着被核攻击的危险。过去欧洲各国之间没有类似的可靠的安全保证，例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英国和法国之间。而位于两大洋之间相对安全地带的美国把自己的生存与其他国家连在一起，这着实非同寻常。当然，美国的战略和经济上的“慷慨大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与其利益紧密连在一起的。就像艾奇逊所说的那样，“美国采取行动支持那些面临苏联进攻或共产主义颠覆威胁的国家……也是保卫美国自己的安全，保卫自由本身”。Kissinger, Diplomacy, p452这种将自己的利益与他国的利益混为一谈的做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突出特点。慕尼黑会议以后以及珍珠港事件以后，甚至在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人就一直深信他们自己的安乐与别国的安乐紧密相连，美国的繁荣与全世界的繁荣不可分割，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广泛的国际安全攸息相关。这是一种利己主义思想，一种文明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有时候几乎近似于理想主义。但这种利己主义又不会完全与理想主义混淆。理想主义不是美国寻求与盟友“慷慨”合作的惟一源泉。美国在冷战中采取的多边主义比理想主义更加实用。首先，1945年以后，“单独行动”指的是撇开西方，单独对付苏联。令人实在无法想像的是当苏联的军队聚集欧洲腹地时，即便考虑西欧的利益而不采取多边行动，美国的任何外交政策也都不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真正的理想多边主义已经随着威尔逊和国际联盟公约一起被美国人抛弃了。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主要设计者之一的艾奇逊就认为，联合国宪章“不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联合国本身是威尔逊理念错误指导下的产物。威尔逊对“人类的完美，永久和平与法制”充满了信念。James Chace, Aches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World ( New York, 1998), p107艾奇逊以及大多数创造战后秩序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他们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针对共产主义集团，建立一个西方联合阵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被艾奇逊蔑称为“圣经”的联合国宪章，他们就要为建立西方联合阵线做出准备。但对艾奇逊来说，联合国不过是个“外交助手”同上, p108。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很多行动，表明了他们为实现西方团结的目的而做出的让步。美国的这些表现让欧洲人和很多美国人回想起来油然而生崇敬，并为之感叹。但这种团结并不那么容易维持。美国对戴高乐的独立自决怀有敌意，对英国的帝国主义表示怀疑，对德国的东方政策存有争议，对武器条约和加强军备与欧洲进行战略性的争论，特别是在里根执政时期，盟国的内部破裂已经近于公开。但是，裂缝还是被弥合了，因为所有的盟国都一致认为分歧难免，分裂却是危险的；如果西方分裂了，它也就衰落了。其危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西方”必须有某种意义，否则，我们保卫的是什么？当然，在冷战期间，“西方”确实有一定的意义。它是人类大多数对自由民主的选择，与其对立的是柏林墙另一边的选择。这种战略上、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的迫切需要表明，尽管西方确实有凝聚力，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列宁雕像的拆除，这种凝聚力已经下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事实被部分地掩盖了。许多人把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看成是对西方的新考验。北约东扩，目的是将那些前华约国家囊括进来，那些国家曾经被迫脱离西方阵营，并且想要再次被纳入这个阵营。他们不只是或主要是将北约看成一个首要的安全组织，而且把它作为将跨大西洋两岸的西方连在一起的惟一机制。当然，联合国不属于“西方”阵营。 不过，正是跨大西洋计划的实现、欧洲安全困境的解除、德国问题的解决、一个“完整、自由”欧洲的建立、巴尔干冲突的平息以及欧洲大陆上一个民主、和平、相对稳定的区域的创立等这些伟大而且曾经让人无法想象的成就削弱了“西方”的重要意义。这并不是说西方不再存在了，也不是说西方没有敌人了，因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就是西方的夙敌。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提出：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如何治理自己的各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以西方的自由理想取得胜利而终结了。这个观点是无可辩驳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可能在世界上穆斯林教徒众多的地区拥有一些信徒。我们也不能怀疑它还会再对西方构成可怕的危害。但是就像福山或者另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不会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原则构成严重挑战。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存在只会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共同防务中合作，以防自己受到破坏性的攻击。但它不会像苏联共产主义那样促使西方“团结”和“凝聚”。鉴于没有如此必要继续维持一个团结的“西方”，那么美国五十年来的慷慨外交在冷战以后也不可避免地要终止了。这也许是一个可悲的事，但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苏联的存在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约束了美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存在于他们对欧洲的慷慨外交之中。冷战的结束解除了这种约束，巧妙地打破了过去理想主义和利益之间的平衡。那些只顾谴责美国今天没有冷战时那么慷慨的人应该好好琢磨其中的缘由。因为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这种慷慨外交的兴趣。如果他们还保持与冷战期间同样的慷慨，继续对国际机构承担与冷战期间同样的义务、对盟友保持同样的关注和尊重的话，那么，美国人真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事实上，美国人不再是五十年前那么理想主义了。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改变了，而不是美国人的性格改变了。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使美国国会中各种政治力量——主要但不仅仅是共和党——想要废除旧的多边条约，阻止新的多边条约，把美国从国际条约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国际条约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主权。让人感到新奇的不是这些政治力量的存在和他们的态度。因为它们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们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正是在这段时期，威尔逊理想主义衰落以后，一位共和党总统许诺美国要“恢复常态”。但是在冷战时期，特别是从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到里根执政时期，反共大战略压过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也超过了对国家主权的关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加强并不仅仅是共和党右翼崛起的结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以及那些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知名学者，也对美国退回更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起了推动作用。他们攻击克林顿政府在波斯尼亚和海地忠实执行过的、迈克尔·麦德尔柏姆 (Michael Mandelbaum) 倡导的“国际社会工作”。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回过头来，专注于“国家利益”。他们现在所指的国家利益定义比冷战时期更加狭隘。从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到鲍威尔，从詹姆斯·贝克到劳伦斯·伊格尔博格，美国的这些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不应该承担解决巴尔干危机以及世界上其他“人道主义”危机的负担。他们认为，冷战既然已经结束了，美国的外交也可以“恢复常态”了。但是，所谓冷战后的“常态”，意思就是，只要美国认为合适，就可以不那么顾忌国际舆论，就可以不那么尊重盟国，而且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对于在国会中将“国家利益”与减少美国海外行动联系在一起谈论的势力，这些现实主义者给了他们以理性的合法地位。很多共和党人这样问道，如果从狭隘的定义考虑“国家利益”的话，为什么美国还要交纳相对高昂的联合国会费？过去，当保持西方团结一致对付共产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时，交纳会费比较容易得到美国人理解； 而现在，没有了这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长远和明确界定，就很难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要向联合国交纳很多费用。即便是比较理想化的克林顿政府，也无法避免新的后冷战现实。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也许比现实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冷战中的慷慨外交。其实，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口号是重视经济而非外交。克林顿后来试图修复“西方”是在其尽力避免此责而无法摆脱之后，才采取的举动。2001年1月，乔治·布什上台时，奉行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共和党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实用性概念，“西方”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了上风。然而，8个月后，恐怖主义分子攻击了美国，冷战中形成的平衡彻底打破。现在，由于恐怖主义直接威胁的是美国本土，而不是美国的盟友，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自己的苦难和脆弱，而非“西方”的苦难和脆弱。作为一种组织原则，“西方”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下降，在冷战后的欧洲亦是如此。对于欧洲人来说，欧洲的问题不再是“西方”的，而是“欧洲”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有一个团结的欧洲而不是一个团结的西方。欧洲的“民族主义”借鉴了美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这不是欧洲的初衷，但目前美欧之间的分歧，可以在欧洲撇开美国建立自己独立的共同体这一决定中找到部分原因。欧洲的做法让美国人觉得，跨大西洋的目标不再是建立一个团结的“西方”； 欧洲人自己也不再这么想。相反，欧洲人在谈到“欧洲”时，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的一极来谈，大有与美国抗衡的意思。欧洲人欲抛开北约，建立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和防务力量。欧洲人崇尚的机构是欧盟和联合国。但美国人和中东欧人认为，联合国不属于“西方”阵营，欧盟也不是“西方”，只有北约才是“西方”。不过，现在欧洲人要建立一个北约之外的体系。欧洲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意义。欧洲一体化计划对美国也确实有好处，至少，迄今为止，它加强了和平。欧洲人并不是有意挑战美国，更不是想挑战“西方”观念。但美国已不再拥有以往在西方和盟友中的重要地位，这不令人感到吃惊吗？欧洲的这种涉及全方位的欧盟计划，仅从名字上就可断定没有美国的份。不过，美国也有自己的打算。?嚔天堂与实力适应霸权?嚔天堂与实力适应霸权适应霸权 “9·11”没有改变美国，它只是让美国更加成为美国。美国当今的事业和以往的事业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不只是2002年或过去的十年如此，过去的六十年，甚至有人认为，过去的四个世纪都是如此。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美国人甚至在建立自己独立国家之前就已经在尽力扩张它的力量和影响了。十九世纪，美国在西半球建立的霸权至今仍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永久的特征。二战中，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战略扩展也从未收缩过。事实上，仔细想想，令人吃惊的是战后五十年，日本和德国从敌人彻底转化为真正的朋友或盟友；冷战后十多年，被美国击败的另一个敌人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而美国依旧在东亚和欧洲保留决定性战略力量，而且，它明确表示要继续保留这种力量。美国人没有利用冷战结束之机收缩他们的力量，反而继续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将它的盟友从大西洋西岸向东扩展到俄罗斯的西邻，还加强了与东亚那些日益民主的国家的关系，并伸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如中亚这种很多美国人以前甚至不知道的地方。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神话是极具弹性的。但这只是一个神话而已。领土和势力扩张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美国历史事实，而且这并不是无意识的扩张。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野心深深地根置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从独立开始，甚至更早以前，在许多问题上往往持不同意见的美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命运却有着相同的信念。即便在当初只是一个沿大西洋东海岸的殖民地松散联邦时，面临着欧洲列强和恶劣环境的威胁，美国的领导者就认定它是“摇篮中的巨人”和“帝国的胚子”。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先驱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认为，北美大陆一定会被征服，美国的财富和人口将会增长，年轻的共和国终究会有一天主宰西半球并立于世界强林。杰斐逊预见美国将建成一个辽阔的“自由帝国”。汉密尔顿相信，“不久，美国会凸显出与其命运相匹配的特征——宏伟、高效，运筹帷幄。它面临着光辉的事业。”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p195美国的先驱者认为，国家的伟大前景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而且与国家的身份地位紧紧相连，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这些先驱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可能最强大的国家，因为美国立国的原则和理念是优越的——不仅优于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腐朽的君主制，而且优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和政府的观念。美国经验的重要性不仅在其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得到证明，也在美国世界影响力的扩展中得到了验证。美国人向来是国际主义者，不过，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直是其民族主义的副产品。当美国人为他们的海外行动寻求合法性时，他们不仅在超国家机构中寻找，还在他们自己的原则中寻找。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轻易地相信，至今仍然相信他们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就为全人类谋取了利益。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Edward Handl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Adams (Cambridge, MA, 1964), p102美国人坚持美国历史例外论的观点，他们还深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他们的这种想法受到了欢迎，也遭到了嘲笑和哀叹。但这却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没有理由期待欧洲改变它的基本进程，也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事业，或者改变它在世界上行事的方式。因为并无不可预见的灾难，这种灾难不是指伊拉克成为“另一个越南”而带来的挫伤，而是一种军事上或者经济上足可以摧毁美国力量源泉的灾难，我们有理由认定我们刚刚进入美国称霸的长久时期。统计表明，美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且呈年轻化趋势，而欧洲的人口正在下降且逐步老龄化。根据《经济学家》杂志预测，美国的经济规模目前与欧洲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到2050年，美国的经济将增长到欧洲的两倍还多。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是355岁，欧洲人的平均年龄是377岁。到205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362岁，欧洲人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其平均年龄将达到527岁。这意味着，在欧洲，赡养老年人的财政负担要比美国增长得快得多。这也就意味着，欧洲在未来的几年或十年内将会减少防务的投入。这份杂志的评论说，“这种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可能会加强美国的力量，扩大大西洋两岸现有的差距”，“年轻、旺盛、多彩的美国与年迈、衰败、内向的欧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Half a Billion Americans？” The Economist, August 22, 2002如果美国的相对实力不收缩，美国不可能改变如何使用实力的观点。事实上，尽管1941年以后，世界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美国人没有改变对世界事务的认识，没有改变为了实现美国的利益和理想而在塑造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想法。那份引发冷战的文件“凯南的长电报”突出表明了美国战后战略文化的主导观点：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实力的逻辑却极为敏感”。Chace, Acheson, p150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如克拉克·克利福德（Lark Clifford）认为，苏联明白的惟一的语言就是“军事力量语言”，而且苏联帝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不是注定要有冲突”，而是“我们不能追求共同的目标”。同上, p157现在很多美国人不会说得这么露骨，但仍然同意这种观点。去年，参众两院的绝大部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军事力量语言”可能是萨达姆惟一能够明白的语言。对于目前在欧洲盛行的国际理想主义，美国人并不是一直“一往情深”。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美国人为威尔逊的“结束战争的战争”进行了作战，但在战争结束十年后，一位美国的国务卿签署了一份条约，宣布战争是违法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严格遵守不侵犯条约，并要求希特勒承诺不攻击他所列出的国家。直至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后，垂危的罗斯福终于能够宣告：“一个单边行动、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力量均衡的体系终结了”，代之以“一个全球组织，一个所有热爱和平和国家最终都能加入的永久和平结构”。Kissinger, Diplomacy,p146但不久罗斯福就对此前景失去了信心。慕尼黑会议和珍珠港事件以后，理想主义有过短暂的复活。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凯南的“实力逻辑”成为美国战略的可操作性前提。艾奇逊曾谈到要在全球“部署兵力”。慕尼黑教训后来成为美国战略的主导思想，虽然一度被“越战的教训”替代，至今它仍然是一种主导思想。少数美国精英人士至今仍然呼吁“全球治理”和摈弃武力。而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到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从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到安东尼·莱克，这些人虽然不能清楚地了解慕尼黑阴谋，但至少有一些印象。美国年轻的一代虽然不记得慕尼黑阴谋和珍珠港事件，但却经历了“9·11”事件。目前，欧洲和美国之间最明显的分歧是一个哲学的或者形而上的分歧，是关于人类应该遵守丛林法则还是理性法则的分歧。欧洲人相信我们接近实现康德的理想，美国人却不信。那么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这次，要看出美国走向哪里并不难。“9·11”事件转变并加速了美国的事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事业。而且“9·11”事件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美国对使用实力的态度。回顾一下，“9·11”之前，艾奇逊的后继者一直在构建全球“力量部署”，虽然有时有点心不在焉。布什当选之前，美国的战略思想和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伊拉克。在克林顿任期内，国会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支持对伊拉克反对派进行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就在恐怖分子9月11日对美国袭击之前，小布什政府还在考虑一项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计划。克林顿政府还为新的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奠定了基础，以防御来自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无赖国家的攻击。假定阿尔·戈尔当选，假定恐怖分子没有攻击美国，这些针对布什所谓“邪恶轴心国家”的计划也会照样进行。 “9·11”之前，美国只是在讨论缩减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将之付诸实施。2000年的大选中，布什和戈尔都许诺要增加军费。当时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威胁，而是认为每年近3 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要。五角大楼内外的武职和文职官员都对军队现代化深信不疑，都坚信“军事革命”可以改变战争的型态。在这种热情的背后，美国真正关注的是，如果美国不对技术转型进行必要的投资，那么，将来美国的军队、安全以及全世界的安全都要面临危险。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后，美国的战略野心让很多欧洲人，甚至一些美国人，都感到窒息。新战略被看作是对“9·11”事件的回应，至少在撰写人看来，确是如此。但是，这份文件的显著特点是，除了少数几个地方提到“先发制人”这个概念外，文件本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布什政府的“新”战略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政策，其中有一些甚至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布什的战略没有谈到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至少连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的热情都没有。这个宣言表明美国意图保持世界主导性军事大国地位，而且要强大到足以消除其他国家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想法。如果这不是对冷战后美国实际军事开支和军事能力的写实，那么，就是对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计划作出的首次公开表述。无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还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无论他们的政策设计得好还是坏，都基于一种共同的明确设想，那就是，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国”。美国寻求的是保卫和推进自由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所能想象的惟一的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无法想象一个不用实力特别是美国实力保卫的国际秩序。如果这算是狂妄自大，这至少不是一种新的狂妄自大。亨利·基辛格有一次问年迈的哈里·杜鲁门，他最想让人们记住些什么，杜鲁门回答：“我们彻底击败了敌人并使他们投降。尔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复苏，使他们成为民主国家并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些。”Kissinger, Diplomacy, p425即便是最冷静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也会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谓的“解决世界问题的责任”产生抱负。Reinhold Niebuhr, The lrony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62), p134 抛出“遏制”理论的乔治·凯南曾经预见，“遏制”战略是一个民主国家最难以支撑的战略，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挑战是对“作为‘国中之国’的美国的全部价值的考验”。他甚至建议美国人“感谢上帝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无情的挑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保卫国家的安全并接受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道德和政治领导使命”。Goerge FKennan, “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p169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在一些事情上，他们比欧洲人都理想化。但是他们却没有不使用实力而实现理想的经验。当然，他们也没有成功的超国家治理经验；他们无法像希望的那样，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他们甚至无法在不使用武力时，与欧洲人一起行事。美国人是启蒙运动的好孩子，他们一直坚信人类是完美的，并对世界的完美坚持抱以希望。但在一些方面他们也是务实的，他们认为在一个离完美还很遥远的世界里，实力是必要的。规范国际行为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美国这样的大国保卫它。换句话，正如欧洲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有时候仍然把自己当成英雄——就像加里·库柏在《正午》里扮演的角色。他们要保卫镇上的人们，不管镇上人们是否愿意他们这样做。今天，“9·11”恐怖袭击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正如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导致了后来美国在东亚和欧洲的长期霸权一样，“9·11”恐怖主义事件使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穆斯林世界，可能导致其在波斯湾地区和中亚的长期军事存在，并对世界上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进行长期占领。对此，将来的历史学家无疑会这样描述。当美国人发现他们处于这样的位置时，他们也许对此感到吃惊，就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人们发现他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竟然占领了德国和日本一样惊讶。不过，看一下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发现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国家的稳步扩张——从危弱国家发展成为当今的全球霸主，因此，美国的最新战略扩展就可能不那么令人咂舌了。那么，这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欧洲会跟随美国吗？如果欧洲不跟着美国走，会对美国有影响吗？对以上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伊拉克危机使大西洋两岸的问题略露端倪。当危机平息下来——到了它该平息的时候，美欧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也随之退后，二者之间密切的共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随之突显。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下一次国际危机出现。但也许下一次危机不会像伊拉克和中东问题一样，如此明显地突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因为中东地区对美国和欧洲利益关切最大，所以二者在这一地区的分歧尤为敏感。下一个危机也许出现在东亚。从距离上看，欧洲与这一地区相距遥远，利益相对较小，而且欧洲对这一地区投入的力量也不可能像他们在中东那样多，因此，他们对美国的战略计划关注较小。亚洲的危机可能引起的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就不会像现在伊拉克危机那样凸显。简单地说，虽然很难预见欧美对世界看法的分歧是否能够弥合，但将来出现分歧至少比现在容易处理。在过去被称为“西方”的阵营里，不会出现“文明的冲突”。欧美二者共同的任务就是调整以适应美国霸权的这一新的事实。也许，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理解问题并承认它的存在。当然，美国人想起欧洲的时候，不能忽略的重要的一点就是：“新”欧洲是上帝保佑下出现的奇迹，这也是大西洋两岸都应该热烈庆祝的事情。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实现了长期以来一个不可能的梦想：这块大陆上不再有国家的争斗和不和，也不会有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痛苦不仅折磨着欧洲，而且也折磨着卷入他们争斗的国家，例如在上个世纪美国曾经两次被卷入欧洲的争斗。现在，新欧洲真正成为一个天堂。它应该被珍惜、被保卫。不仅仅曾在欧洲的土地上洒下鲜血的美国人应该珍惜它，保卫它。如果“新”欧洲没有建立起来，也许美国人还会继续在欧洲的土地上洒下更多的鲜血。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应该在将来依赖欧洲，就像以前那样。而是说，美国人不要再像冷战中那样，让特殊的冷战环境主导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关系。没有欧洲的帮助，美国人做好准备应对世界上的战略挑战了吗？美国人能够应对这些战略挑战吗？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美国已经这样做了。美国在没有欧洲帮助的情况下，维持了亚洲的稳定。在过去十年以及现在，美国在处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各种危机的时候，欧洲的帮助，即便是热心提供的帮助，也是象征性的。冷战后，除了对美国提供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外，欧洲在军事战略意义上已经不能给美国什么帮助了。当然，除了欧洲的和平——这是最有价值的战略财产。现在美国的国防开支仅占其GDP的3%多一点。假如美国人将其国防开支增加到其GDP的4%，也就是一年5 000亿的预算，也比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人的国防开支比例小。保罗·肯尼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提出“帝国的过度扩张”这一概念（当时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其GDP的7%左右），他相信美国能够保持这一军费开支水平，而且能够在将来长期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在物质上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美国人民并不愿意继续承担这种全球性的负担，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了十年。“9·11”之后，他们看来仍然愿意长期这么干下去了。没有进入欧洲的“后现代”世界，美国人显然对此没有感到有什么怨恨。也没有迹象表明大部分美国人想要进入这种后现代世界。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如此强大，他们可以从国家的军事力量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中找到自豪感。当前大西洋两岸困境中蕴含的危险，不在于美国的意愿和能力，而在于目前国际局势中固有的道德压力。例如，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人类的事务中，真正的问题是难以说清的，如恐惧、激情和信仰等。问题在于，即便触犯欧洲的后现代行为规范，美国有时也必须按照霍布斯世界的规矩行事。它必须拒绝遵守某些国际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可能制约它在罗伯特·库柏所谓的“丛林”中的战斗能力。它支持武器限制，但自己却不能遵守限制。它必须以双重标准做事。有时候，它必须单边行动，并不是出于单边主义的热衷，而是仅仅因为没有武装力量的欧洲变得虚弱，美国只能采取单边行动，别无选择。欧洲人并不承认美国的行为对文明世界有很多好处，也不承认在双重标准下行事的美国实力是推进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工具，或许还是惟一的工具。库柏也含蓄地表露过这种态度。半个世纪前，尼布尔曾经写过，美国的这种“紊乱的力量”尽管“危险”，但却为“世界和社会提供了好处”。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 New York, 1962), p134相反，很多欧洲人趋向认为美国本身是犯法者，是无赖的巨人。危险的是，美国和欧洲会变得越来越疏远。欧洲人对美国的批评可能越来越刺耳。美国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听欧洲人说什么，甚至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也许最终有一天，美国人不会注意欧盟的声明，就像其不在意东盟或安第斯条约组织的声明一样。如果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的话，它最终会到来的。对于我们这些从冷战时代过来的人而言，欧洲和美国的战略离心是可怕的。当年戴高乐针对罗斯福所谓的“世界事务与欧洲无关”的观点进行反击时，就提出这种观点“将西方世界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西欧的事务被认为是“次要的事务”，那么，罗斯福是不是想要 “削弱他所效力的文明事业？”戴高乐坚持认为，西欧“是西方的核心。什么也替代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力量和光辉榜样”。而这就是典型的“最真实的法国”。转引自 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pp114-15但是，如果不考虑法国人自尊的一面，戴高乐的观点不是很对吗？如果美国人决定把欧洲当做一个让人感到不爽的毫不相干的地区，那么美国是不是开始远离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方”？对于大西洋两岸，这不是可以轻易触犯的险区。那么，怎么办呢？答案显然就是，欧洲按照库柏、艾什、罗伯逊等人开具的方子，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即便只是边缘性的力量。不过看来没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这些真正会实现。但谁又能肯定呢？或许，美国狂妄自大的力量真的能在欧洲激发一些能量。也许先祖的脉搏依然在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心中跳动，让他们记起实力、国际影响和国家野心。一些英国人至今怀念帝国时代，一些法国人仍然缅怀过去的荣耀，一些德国人依旧想要往日的大国地位。虽然这些欲望多数融入了大欧洲计划，但是仍然能够找到传统的实现方法。至于这让人感到希望还是让人恐惧，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欧洲人摈除对美国这个无赖巨人的恐惧和怒气，仍然记得一个强大的、甚至主导性的美国对世界特别对欧洲是至关重要的话，事情就会好多了。看来，这是为天堂所付出的可以接受的代价。 美国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布什上台时就带了一些筹码。继承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共和党国会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该届政府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意见根本不予理会。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布什政府像只河马，只对付目所能及的东西。与克林顿相比，该届政府对新欧洲抱以更多的敌对的态度，不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盟友，而是当做沉重的负担。甚至“9·11”之后，当欧洲提出将其有限的军事力量派往阿富汗参与战斗时，遭到了拒绝，因为美国担心欧洲的合作是一个陷阱，欲借此抑制美国。当北约根据第五条款做出历史性的决定来帮助美国时，布什政府仍然把这当做陷阱而不是好意。一个将欧洲拉入霍布斯世界的机会，即便让欧洲在这个世界里只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的机会，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但是，美国人太强大了，他们不必害怕欧洲人。他们不应该将自己看成是被小人国的小人绑住的格利佛。美国的领导者也应该认识到，美国人是根本束缚不住的，欧洲也确实没有能力束缚美国。如果美国摈弃这种由被束缚的误解而导致的愤怒，它就会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感受，更好地理解冷战中美国外交政策的慷慨精神，它就能够尊重多边主义，尊重法治。当多边主义无法实行，单边主义势在必行的时候，它还可以建立国际政治资本。简而言之，它就能重视先辈们所说的“尊重人类的公意”。这其实一直是最明智的政策，而且美国的确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可以赢得朋友和盟友，特别是欧洲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无疑比采取单边行动而让欧洲人忧虑和敌视更为可取。这只是一点小小不然的措施。他们不能解决目前困扰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深刻问题。但是，它毕竟比欧美拥有共同的西方信仰之类的陈词滥调更有意义。尽管对实力的看法分歧让他们不再站在一起，但他们对人类的愿望是同样的。相信这一点共识仍会长期保持下去。也许这样的看法并不过于天真和乐观。?嚔天堂与实力译后记?嚔天堂与实力译后记译后记这是一本有份量的书，它的厚重因为书本身的薄小而愈发突出。今天，当我们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美军在伊拉克的各种消息更让人切切实实地感到武力与死亡的危险；也没有什么比欧洲一体化令人吃惊地推进而让人对超国家治理机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尊重。一个对外扩张、企图建立霸权、咄咄逼人的美国，与一个内敛、努力创建人类历史上最理想治理模式的、温和的欧洲，形成了如此鲜明而发人深思的对比。这本书就是试图阐释这背后的各种深刻原因。我们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王缉思老师和陶文钊老师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尽了很大努力来力图让译文准确、生动和流畅，但结果仍不令人十分满意。若有纰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