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可能降低反恐调门 李晓岗 　　“9·11”后，布什政府一直理直气壮地把反恐视为头等大事，但最近，它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质疑。曾在4届政府内担任反恐问题顾问的理查德·克拉克根据自己在政府内的切身经历，通过出书和到国会作证，言之凿凿地指责布什在“9·11”前对恐怖主义未予足够重视，对悲剧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克拉克的言论几乎被传播得家喻户晓，高达90%的美国民众知道这件事。祸不单行，“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发表的初步报告，也认为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均未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而且该委员会还不断要求布什、切尼、赖斯就这一问题到听证会上去作证，曾振振有词地把“9·11”事件的发生归咎为前任总统克林顿反恐不力的布什政府面子上愈发挂不住。 　　克拉克的批评、调查委员会要求布什等人出面“说说清楚”，美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看似是对反恐问题的重视，实际上反映出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国内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民意被打破。从历史上看，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变化有一定规律。在战争和危机时期，公众同仇敌忾，民意高度一致，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兄弟阋于墙”，民意分化且易变。“9·11”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美国举国一致支持布什的反恐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布什先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接着提出“邪恶轴心”论，确定“先发制人”战略，宣传对所谓“无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伊拉克战争结束、萨达姆被捉后，恐怖威胁给美国人造成的心理恐惧已明显消退，公众对反恐外交的支持力度相应减弱。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美国社会和士兵家属的承受能力在下降。美国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已经从战争刚开始时的“一边倒”变为忧心忡忡。但此时布什政府并未趁势收兵，反而将反恐事业与“改造大中东”联系在一起。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扩大化，引起不少人的忧虑，公众对无休止的反恐感到不耐烦。 　　国会议员积极支持举行听证会，要求布什、切尼、赖斯等出面作证，表明国会加大了对总统反恐政策的制衡。“9·11”后，在“反恐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总统与行政当局在对外关系中的权力得到扩充，国会面对总统的要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扰反恐大局，因而经常扮演橡皮图章的作用。随着恐怖威胁的消退，国会要从总统手中夺回“流失”的权力，重新在外交事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去年的“情报门”事件使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初露端倪。而眼下克拉克作为反恐事业的局内人，提供攻击布什的重磅炸弹，更使一些国会议员有了攻击布什的口实。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布什政府有意利用、甚至制造虚假情报误导美国公众，称行政当局这种任意妄为的做法有将美国拖入另一场“越战”的危险。国会的制约使布什在反恐问题上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搞“一言堂”。 　　民主党人积极利用克拉克提供的情况“说事”，试图改变自己在反恐话语中受压制的局面，并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今年以来，民主党推出克里作为总统候选人，并发挥本党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失业率、减税、教育等问题上抨击布什政策的弊端，指责布什的减税政策是维护富人利益，对中下阶层民众的生计漠不关心。但在国家安全和反恐问题上，民主党人一直无法动摇布什的“反恐英雄”、“战争总统”地位，现在克拉克的言论和国会的听证会正好为民主党人提供了“秋后算账”的机会，对布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行政当局在反恐问题上的错误，攻击其反恐政策，以与共和党政府争斗，争取在外交问题上得分。 　　2004年大选临近，美国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在美国，选举是最大的政治，所有的外交政策决定都要放在选举的背景下考量。为保持自己在反恐问题上的既有成绩，同时迎合选民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回应民意，瓦解民主党人的攻势，以争取赢得连任，布什可能不得不“忍痛割爱”，降低反恐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