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是美国的反恐盟国吗？ ——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 2003年7月底，美国国会公布“9．11”事件调查报告。在布什政府的压力下，该报告部分内容（共28页）被加密，未予公开。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部分内容涉及沙特阿拉伯王国与恐怖份子在金融领域的种种复杂关系 。布什政府此举引发人们进一步关注美国-沙特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在“9．11”袭击事件中，一部分恐怖份子具有沙特国籍，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美国公众对沙特产生不信任和怀疑。“9．11”事件以来的两年里，美国一些主要新闻媒体、部分中东问题专家、以及某些国会议员公开指责沙特政府，内容包括：当美国执法部门就“9．11”事件劫机者的背景展开调查时，沙特政府采取敷衍、搪塞态度；在追踪和捣毁恐怖份子赖以生存的国际金融网络方面，沙特政府没有给予及时、充分的合作；在美国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中，沙特政府采取的立场远未达到美国的期望值。同时，这些舆论还呼吁布什政府对沙特王室政权采取强硬立场，敦促后者在反恐斗争中持更加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公开立场仍然是回避所谓的“沙特问题”。就美国与沙特在反恐斗争中的合作而言，布什政府负责外交及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官们仍然强调沙特的盟友地位，他们在公开场合往往以这类表述回答人们对美国-沙特关系的质疑：沙特政府与美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一直存在，这种合作正在取得进展，将来会取得更大进展。 但种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和沙特之间的那种“盟国关系” 很难在反恐斗争中得到体现。本文试图阐释这一观点，并概述美国-沙特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解读一下美国发动的这场反恐斗争。 反恐斗争：美国VS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布什政府一再声称，美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9．11”事件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的反恐斗争 主要针对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组织，重点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网络。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长期对立是滋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原因。十字军东征引发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血腥战争。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以各种形式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实施控制和影响，开启了后者的世俗化进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催生的那些政权极力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世俗化进程加剧发展。20世纪末期，中东地区的各种危机进一步加深：现代化进程没有给该地区人民带来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繁荣，反而在许多国家内部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与以色列的冲突常常以失败告终，加深了该地区民众的挫折感：更为重要的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使该地区无法逃避与西方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伊斯兰世界普遍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在依赖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抵制西方的政治-文化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份子把中东伊斯兰世界所遭遇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统统归咎于西方国家和当地的一些世俗政权，并在历来对西方存有对抗情绪、对本国政权心怀不满的伊斯兰民众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认为，解决伊斯兰认同危机的办法在于消除世俗影响、建立某种实施伊斯兰教教法（Sharia）的、纯正的伊斯兰国家。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当地的世俗政权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大障碍：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文化上根本对立，前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渗透是造成伊斯兰认同逐步丧失的根本原因，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本地的世俗政权与西方国家勾结，已经丧失其合法性，必须加以推翻。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认识到，在他们发动的这场不可避免的“圣战”（Jihad） 中，西方在军事上技术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借助恐怖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以明白无误的宗教言辞为这种极端手段辩护。 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典型体现了这种盛行于中东、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在吉达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经常到贝鲁特旅游。在这两个与西方世界有着广泛接触的中东城市里，本．拉登的所见所闻使其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政治-文化对伊斯兰世界具有腐蚀性，只有回复到严格的伊斯兰传统，伊斯兰世界才能保持自己的认同 。海湾战争结束后，本．拉登就美军继续驻扎沙特一事与沙特王室发生分歧，此后便前往苏丹，开始了自己反西方的“圣战”生涯。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此认定，沙特王室政权因同意美军驻留沙特而失去了合法性，必须予以打击。除策划并成功地实施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恐怖活动外，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公开、具体地宣布了自己的“圣战”目标 ：（1）结束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将美军逐出整个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与此想联系的则是以恐怖手段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压）；（3）在从西班牙至阿富汗的这一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纯正的、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的穆斯林帝国，这意味着首先要推翻这一地区内现有的世俗政权；（3）结束穆斯林受压迫的状况，保卫世界各国境内的穆斯林，实现穆斯林团结；（4）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国的各种目标，使美国因为阻碍穆斯林统一以及在文化上与伊斯兰世界对立而付出代价。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对这些目标的阐述以及对恐怖手段的辩护往往以颁布“法塔瓦”（fatwa，宗教教规）的形式出现，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增强自己的号召力。此外，他们比其它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更具全球影响力，这得益于他们建立了一个包括精英恐怖份子、某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某些国家内部要害部门成员的庞大网络，涉及国际金融、毒品交易、军火贩卖等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直接针对美国海外设施及人员的恐怖袭击 ，本．拉登及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领导人公开号召广大穆斯林向“撒旦”（美国）发起“圣战”。面对日益升级且具全球规模的反美恐怖活动，美国精英决策层逐步意识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恐斗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一项重要事项。1998年8月，美国就东非使馆爆炸案作出反应，向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训练营地发射巡航导弹，克林顿总统明确声称，美国的打击目标就是本．拉登以及得到其资助的“激进组织” 。美国的报复行动使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与美国的对抗进一步升级。“9．11”事件终于迫使美国以战争姿态来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形成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全面对抗的局面。 在这场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的较量中，鉴于恐怖组织的网络结构以及恐怖活动的全球规模，美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反恐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恐怖份子及其活动都具有“沙特背景”，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尤其需要得到沙特当局的积极帮助；本．拉登因美军驻扎沙特一事而与沙特王室产生对立，美国-沙特存在传统盟国关系，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沙特应该成为美国发动的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一个坚定、可靠的盟友，但从沙特王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察，这种预期难以实现。 沙特王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沙特难以在反恐斗争中为美国提供“盟国式”合作的根本原因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以家族名称命名、实施家族统治、且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 沙特王国政教合一的重要体现就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the Wahhabi）与沙特王室政权的结合。以罕百里法学派的教法学说 以及伊本．泰米叶的复古主义思想 为指导，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在18世纪早期创立了瓦哈比教义（Wahhabism）。该教义包括这样一些要点：严格信奉独一无二的安拉，反对多神崇拜以及异教思想对伊斯兰教的侵蚀，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和严格性；以《古兰经》和“圣训”立教，以《古兰经》和早期真实的“圣训”作为穆斯林信仰、立法、道德、以及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主张一切回归到《古兰经》本来具有的精神中去，并以罕百里学派的学说行教治国；整肃社会风尚、净化教徒“心灵”、革除各种社会弊端；主张所有穆斯林在安拉面前一律平等，号召穆斯林为捍卫“安拉之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反对土耳其人对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和一切外来势力的侵略，主张用“圣战”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实现民族独立。 瓦哈卜初期的传教活动屡遭挫折，他于1740年来到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酋长统治下的德拉伊叶镇。1744年，瓦哈卜与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签定盟约，约定为创建一个瓦哈比派国家而共同战斗，这项盟约在当时是双方寻求各自利益的产物。以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为首的沙特家族力图统一处于分裂状态的阿拉伯半岛，但与其它酋长国相比，他们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发源地，这一宗教地域特点使半岛上相互纷争的教派无一例外地都对伊斯兰教有强烈的认同感，任何部族，若要获得广大穆斯林的承认和拥戴，必须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希望通过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扩大领土、确立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而传教过程中的失败经历也使瓦哈卜得出结论：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和庇护下，伊斯兰教才能得到传播和弘扬。 通过这次结盟，沙特家族确立了以宗教立国、以宗教维系政权的原则，对沙特王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沙特家族以瓦哈比教义为旗帜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早期的沙特王国。当现代沙特王国于1932年正式成立时，沙特王室政权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结合已成为沙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固有特征，至今仍然对沙特的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生活具有强烈影响，突出表现为：（！）在外界看来，沙特王国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国家。现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沙特也不例外，但区别在于，不少中东国家以政教分离、世俗化为改革原则，有些被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推上了共和道路，而沙特王国却始终维系着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家族君主制。沙特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改革始终以非世俗化思想为指导，历代沙特君王都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圣地守护者”称号的伊斯兰大国，沙特只有坚持正统的伊斯兰教义、保持纯净的伊斯兰特色，才能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民众和世界穆斯林的支持，沙特王国的有关改革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进行。（2）沙特社会具有高度同质性。伴随着战后沙特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沙特王国的社会结构也在短时期内发生了迅速变化，实现了社会结构多元化。但现代沙特社会结构中的所有社会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将伊斯兰教作为精神武器和产生凝聚力的源泉，沙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见解很难跨越伊斯兰教所界定的范畴，原因就在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既是指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规范沙特国民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律条……伊斯兰教对沙特国民的深刻影响，无论怎样表述都不为过。” （3）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宗教机构在沙特的国家及社会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乌里玛（ulama） 阶层为沙特王室政权内外政策的制定及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宗教咨询，使王室政权的政治活动具有“合法性”，而且，他们以瓦哈比教义指导和规范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监督和保持信仰的纯洁性。乌里玛阶层是将王室政权与广大穆斯林联系起来的桥梁，而它所捍卫的瓦哈比教义则是沙特王室政权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精神支柱，成立于1971年的“高级乌里玛会议”就是直接服务于沙特统治集团的上层宗教机构。其它针对广大普通穆斯林的宗教机构包括“劝善惩恶协会”、“宗教研究、教法宣传和指导委员会”等等，它们旨在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法来指导、监督和规范广大穆斯林的伦理道德观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成为格守教规的虔诚信徒和顺从王室政权的臣民。素有“宗教警察”之称的“穆陶威”（mutawwiin）是以强制方式履行这些宗教机构职能、督促人们遵守教规的“专职”宗教人员。 就政治-文化背景而言，美国与沙特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冷战背景下，以宗教立国的沙特自然对信奉“无神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深感忧惧，美国以反苏反共划线决定敌友的冷战对外政策模式当然会忽略美国与沙特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显著不同。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敌视成为美国-沙特传统盟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在美国看来，充满宗教色彩的沙特王国是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敌人，相对于正在其它中东国家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沙特政治-文化中的“正教合一”、“宗教立国”更能有效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该地区的渗透；由于沙特全社会对伊斯兰教的坚定信仰以及沙特王室的“圣地守护者”身份地位，沙特王国在穆斯林世界享有崇高威望，这使沙特有可能集合起一种势力，与那些容易为苏联所利用的、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相抗衡。此外，沙特家族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结合适应于阿拉伯半岛的宗教地域环境，得到沙特广大穆斯林支持，沙特王国内部因此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美国的第三世界盟国中比较少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沙特内部局势的担忧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所看重于沙特的正是沙特政治-文化中一切保守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并为各种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不容。但在反恐背景下，正是沙特王国的这种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不得不令美国舆论界对沙特的“盟友地位”产生怀疑。这种政治-文化背景是沙特很难在反恐斗争中为美国提供“盟国式”合作的根本原因。 美国发动的反恐斗争主要针对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当前尤其以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为打击重点。这种伊斯兰极端主义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对立起来，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腐蚀，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教法、回复到早期那种纯正、严格的伊斯兰教，并号召穆斯林在清除西方世俗影响的“圣战”中团结一致。不难看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张与沙特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存在许多一致之处，沙特王国政治-文化背景中的许多东西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之处仅在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号召以血腥杀戮的恐怖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沙特而言，瓦哈比教义的主张早已通过“政教合一”、“宗教立国”而成为沙特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固有特征。本．拉登与沙特王室政权产生对立，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 甚至以推翻沙特王室政权为目标，但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仅是沙特王室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尤其是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存在，沙特政治-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特征（“政教合一”、“宗教立国”、以及严格的瓦哈比教义）是他们难以挑剔的。由于长期坚持对伊斯兰教的严格遵从以及瓦哈比教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沙特社会很容易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张产生同情，沙特情报机构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25-41岁这个年龄段而言，95%的沙特人表示同情本．拉登 。在外界看来，正是沙特王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才孕育出本．拉登之流的极端主义恐怖份子。 美国舆论界近来对沙特在反恐合作中的表现颇有微词，新闻媒体着重列举沙特与恐怖份子的种种“暧昧关系”，学术界则强调沙特那种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某些美国学者按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向世人暗示：在反恐背景下，沙特不仅很难称得上是美国的“盟友”，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在将来要加以认真对付的“敌人” 。这类暗示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可以肯定,沙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决定了沙特政权及广大穆斯林民众看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沙特为美国提供反恐合作的“质”和“量”，是美国-沙特反恐合作中难以体现两国传统盟国关系的根本原因。很难想象，一个正教合一、以伊斯兰教立国的、极端保守的穆斯林大国会在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尖锐对抗中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国。即使从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来看，沙特的这种特殊政治-文化也限定了王室政权的回旋余地，使其很难充分地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 沙特王室政权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影响美国-沙特反恐合作的“双刃剑” 沙特王室政权的现实政治以捍卫王国安全、维持王室统治地位为宗旨。王室政权面临的复杂内外局势使其现实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沙反恐合作，但同时也为这种合作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石油资源成为将沙特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但现代沙特王室政权始终以伊斯兰教为立国之本，谨慎地维持着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保持了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国内政局。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虽然对苏联、某些阿拉伯激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意图有所戒备，但很少面临某种真实的、严重的外部威胁。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促使沙特与其它海湾国家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希望借助地区安全结构来抵御两伊的威胁。但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沙特王室政权深切体会到，就抵御外敌入侵而言，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美军驻留沙特一事却成为了王国内部局势逐步恶化的导火线。本．拉登及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攻击沙特王室，对王室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美军驻留沙特是对“圣地”的亵渎，而引入美军的沙特王室因此变成了美国的“走狗” 。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把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存在与沙特王室政权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煽动性。沙特国内自90年代开始也兴起了一股伊斯兰极端主义潮流——以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DLR）为代表。沙特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主要利用美军驻扎沙特一事在穆斯林民众中散布对王室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并且与境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如本．拉登）以及某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叙利亚等）密切合作，在沙特国内制造了针对美军的恐怖袭击事件（1995年和1996年），加重了王室政权对国内秩序的担忧。 沙特王室政权面临这样的困境：为抵御地区军事强国可能发动的入侵、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必须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但美国-沙特军事合作——尤其是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为沙特国内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提供了攻击王室政权的借口，他们对穆斯林民众进行的煽动同样有可能危及王室政权的统治地位。沙特王室政权在对外防御方面没有其它可行的替代方案，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它也有必要坚决打击由于国防需要而引发的国内恐怖及煽动活动，而且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在沙特王室政权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间隔着沙特广大的穆斯林民众，沙特王室政权仍然在他们中间享有威望，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某些主张也为这些民众所同情。就沙特王室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言，谁都不敢采取针对对方的过激行动，以免使自己丧失穆斯林民众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反恐就不是沙特政权维持国内稳定的唯一有效途径：激烈的反恐措施会激发穆斯林民众与王室政权的对立，后者如果按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及时、充分的合作，这种合作就有可能成为极端份子攻击王室政权“合法性”的弹药。沙特政权的反恐举措以及它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只能以不恶化国内稳定、避免为极端份子提供借口为限。不遗余力的反恐反而会危及内部稳定。针对极端份子的恐怖及煽动活动，除有限反恐外，沙特王室政权采取另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选择——尽可能将国内伊斯兰极端份子疏导到远离沙特的地方，为缓解压力，它甚至不惜与某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权进行交易。 1996年，沙特境内发生科巴塔恐怖袭击事件 ，面对国内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增长的势头，沙特政权于1997年底开始与支持恐怖主义的重要国家伊朗改善关系，以缓解伊斯兰极端主义潮流对王室政权的潜在威胁，倡导这次沙特-伊朗和解的关键人物是沙特的阿卜杜拉王储。在1997年12月于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国家组织峰会上，他主动与伊朗代表接近，提出和解倡议，并与伊朗签定一系列双边协定。这次沙特-伊朗和解的实质内容在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于1998年3月访问利雅得期间开始体现出来。拉夫桑贾尼向法赫德国王转达了德黑兰的提议：伊朗停止所有针对沙特王国的恐怖和颠覆活动，前提是沙特加入反西方的穆斯林统一战线。拉夫桑贾尼与沙特领导人的会谈涉及科巴塔爆炸案。拉夫桑贾尼回避伊朗在此事件中的责任，但着重指出，恐怖份子只是针对沙特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想挑战沙特王室的统治地位，他请求沙特方面将有关爆炸案的调查证据交给伊方，实质上是暗示沙特：帮助伊朗掩盖它在科巴塔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沙特当局随后将科巴塔爆炸案调查报告的副本交给伊方，美国高级官员也多次前往利雅得向沙特当局提出同样的请求，但均遭拒绝。1998年5月，沙特正式宣布科巴塔爆炸案调查结果。纳伊夫亲王（沙特内政部长）称，科巴塔爆炸案是沙特人所为，没有外部势力卷入其中。这实际上是宣布了伊朗的“清白”。此外，沙特还积极为阿富汗塔里班政权提供支持，目的在于：为本国的伊斯兰极端份子“提供”一个去处，以缓解由于他们在沙特国内的存在而对王室政权形成的压力；换取塔里班政权遏止恐怖份子在沙特的活动。1998年7月，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图尔基亲王（沙特情报部门首脑）与塔里班领导人达成协议：本．拉登及其属下不得利用位于阿富汗的基地从事颠覆沙特王国的活动；沙特当局必须拒绝有关引渡恐怖份子的所有请求——包括来自美国的。图尔基亲王还承诺为塔里班政权提供石油及财政援助。 一位沙特要人在2002年4月的一番讲话是对上述两个事例的最好诠释：“如果国家利益要求我们靠向本．拉登、或卡扎菲、或萨达姆，那我们就会这样做。” “9．11”事件后，美国舆论普遍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反恐在美国国家安全议事日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近10年来所面临的内外复杂环境，沙特政权维护王国安全、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首要问题与其说是反恐，还不如说是小心翼翼地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化解或不进一步激化由于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而在沙特社会中引发的反美情绪——在极端份子的煽动下，这种反美情绪大有可能转化为与王室政权的对立。从捍卫王国安全的现实政治出发，沙特政权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长期依赖美国，这就为美国争取沙特的反恐合作提供了一定空间：为保持美沙军事合作，沙特王室政权不得不就美方的反恐合作要求作出一定姿态；另一方面，从维系王室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出发，在就极端份子在沙特国内的活动以及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作出反应时，沙特王室政权只能以此为限：不能造成有可能危及到王室统治地位的那种分裂——沙特社会（广大穆斯林民众）与王室政权的分裂。但随着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恐怖与反恐怖、报复与反报的循环复愈演愈烈，美国日益需要诸如沙特这类的国家为反恐作出贡献，日益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抗越激烈，穆斯林民众同情伊斯兰极端份子、仇视美国的倾向就更强烈，极端份子对这种倾向的利用也就更加容易。在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国内穆斯林民众的对抗情绪——的日益增强的挤压下，沙特王室政权为缓解眼下困境，只能以牺牲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来稳定、平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国内穆斯林民众的不满——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外敌入侵征兆的时候。美国越是希望得到沙特的帮助，对沙特王室政权施加的压力越大，它对后者为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作出的选择就越加失望，当沙特王室政权为缓解国内压力而把现实政治发展到及至、不惜与恐怖分子进行交易的时候，美国-沙特关系就很难说得上是盟国关系了。 结 论 美国学者在敦促布什政府向沙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时，不恰当地搬出了“他们需要我们甚过我们需要他们”这类提法 ，因为就反恐而言，情况可能恰好相反。美国的反恐战争实质上是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场较量，它需要一个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尤其需要诸如沙特这样的国家进行积极合作。沙特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其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恰恰是这种特殊文化背景构成沙特难以在反恐斗争中提供“盟国式”合作的根本原因。从沙特王国的文化背景考察，很难想象，在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较量中，它会坚定站在美国一方。从沙特王国的现实政治考察，沙特在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为美国争取沙特的反恐合作留有一定余地，但当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立严重加剧、沙特在国防方面没有遭遇明显威胁时，沙特王室会以牺牲美国的反恐合作要求来平息极端份子及国内穆斯林大众对王室政权的对立情绪。因此，在反恐背景下，美国-沙特关系很难称得上是盟国关系，尽管沙特王室政权和布什政府仍然称对方为“盟国”——双方仍然看重对方的某些无法替代的“长处”：沙特政权重视美国军事力量对沙特国防的重要意义，布什政府则认为，就地区稳定而言，沙特王室政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将来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在反恐背景下考察美国-沙特关系——这是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决定的；在将来一段时间的反恐背景中，美国-沙特关系仍然很难称得上是盟国关系——这是沙特政治-文化背景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所决定的；但从沙特王室政权的现实政治考察，存在两个变量：（1）美国—沙特军事合作。鉴于中东政治的复杂性，这是美沙关系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个因素，也是沙特在反恐合作中不得不应付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2）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抗的程度。它在一定上决定了沙特王室政权就美国反恐合作要求作出反应时的回旋余地。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将有利于或限制沙特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 可以将“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视为一个个案分析。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联盟中，一些国家与沙特有类似之处：政治-文化背景中存在某些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主张一致的东西；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持同情态度的穆斯林民众；国家政权与美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盟国关系，并面临如何处理反恐合作与国内稳定的平衡这一棘手问题。研究反恐背景下的美国-沙特关系具有启迪意义，可以为认识美国与这些国家在反恐背景下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