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聪明”的单边主义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著名期刊《外交问题》的主编詹姆斯．休奇曾经非常担心，在伊拉克的胜利会使得白宫和新保守主义者忘乎所以；《纽约时报》的主任编辑也在为那种极少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的美国民族主义而担忧。 美国的单边主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的残局却使美国自身调整了立场，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单边主义做法。 2003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了第58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寻求各国对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的支持。与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初对联合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所不同，此番布什对联合国却表现出了久违的诚恳态度，对联合国的作用大加肯定，并特别地提到了联合国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表示相信联合国可以在帮助制定伊拉克宪法、训练公务员和指导自由、公正选举方面起到更大作用。这一表态较9月7日（认为联合国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美国提出的伊拉克问题新决议草案，让更多的国家参加到对伊拉克境内的恐怖势力的斗争中来）又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仅仅在两个月前，当法国人提出让联合国介入伊拉克战后维和工作时，白宫还嗤之以鼻，是什么使这一切迅速改变的呢？ 不可小视的联合国 美国突然向联合国发出善意并非出于诚意，而是迫不得已。自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战争结束以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令占领军不快的消息，他们未能保障任何一个重要设施的安全，无论是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还是清真寺，也无法保证人员的安全，无论是美军自己，还是联合国高官、伊拉克宗教领袖、伊拉克临管会官员。看上去，伊拉克正在眼睁睁地变成越南式的泥潭。 布什向伊动武的两大理由也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萨达姆已经拥有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迄今为止没有找到，萨达姆政府与“9.11”事件有染也已被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亲口否认。这一切都使布什直面一个严峻的选择：他应该扩充和强化美军，以镇压手法日益老练的反抗活动，还是应该向联合国寻求更多帮助？ 但不论怎样，布什都可以从巴格达的多起爆炸案中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伊拉克战争根本没有结束，联军今后可能还会遇到更糟的事，二是，要想在这个分裂了的充斥着外来武装分子的国家保障安全和恢复和平生活，国际社会不通过联合国表现出负责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经济上的不堪重负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2000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还盈余2400亿美元，到了2003年亏空却已达到4000亿美元，为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重建，2003年9月7日布什总统又向国会要了870亿美元；按照现实的估计，此后5年，伊拉克需要的费用在2000亿美元之上，而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完全恢复则还要等上几年。按照国会预算局的估算，到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8万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则比这还要悲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依靠美国自身的财力和军力，显然是件不轻松的任务，从伊拉克“脱身”是个现实的选择，而要体面地脱身，就需要赢得盟友和联合国的支持。 国内的原因也使得白宫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如今，不仅民主党人抓住伊拉克问题大做文章，媒体也表现出较以往大得多的不满，《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称这是“迅速的战争，流血的和平”。民意也显现对布什不利的趋势，2003年10月10日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的支持率已降至50%左右（两年前的此时为88%），有50%的选民希望他下台，这其中，伊拉克问题使美国遭受不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选显然是个现实的考量。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主编莫伊塞斯．纳伊姆看来，由于总统竞选的时节即将到来，“从此时开始，主要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而是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卡尔．罗夫。所有的外交政策决定和动议都要放在选举进程的背景下加以筛选。” 布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3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4％的受访者对国内经济问题最为重视，只有16％人认为，国家安全最重要。这种情况与老布什当年非常相似。为了不重蹈覆辙，布什不仅需要很好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还需要通过伊拉克成功的战后重建为自己的在对外政策上赢分。在这种情况下，布什不得不改变初衷，认真地考虑是否让联合国参与伊战后建设。 就这样，在依靠自身资源应付国际挑战几个月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寻求其它国家的帮助，尽管这是出于务实精神，而非源自内心的信念。布什政府意识到，从伊拉克到利比里亚，从朝核危机到巴以冲突，美国都面临着超级大国的局限性。就在几个月前还对美国“自行其是”作风深感担忧的国际社会，开始听到越来越强烈的呼唤它来分担干预重负的声音。 在现实面前，布什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自己所不喜欢的联合国合作，并使之看上去显得很和谐。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华盛顿实际上是想同联合国联姻，而且是一桩令双方都满意的婚姻：联合国把受自己保护的多国部队开进伊拉克，就能大大加强自己在那里的阵地，而且有可能对伊拉克的政治调解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前不久丢了面子的联合国来说，这是回到世界政治前台的现实机会。不过，这一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有利的，布什政府虽然对联合国做出了让步，但依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因为布什赞同的决议草案规定由美国当多国部队的司令。 显然，华盛顿决定在伊拉克再次使用在波黑、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过的维和模式。克林顿对这种模式早就有过表述：“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多方行动；不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单方面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每次都有多国部队的指挥系统，但在任何情况下战略控制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当然会与盟友磋商，但如果它们不“善解人意”，美国仍然可以自由地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过，由于美国此番有求于联合国和其他大国，而又难以轻易让出在伊拉克的利益份额，美国与联合国的“联姻”不会很容易达成，讨价还价、纵横捭阙是少不了的。但不管怎样，联合国重新回到“前台”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过难忘的“伊拉克之旅”后，美国人开始明白，无论多么强大，一个国家总还是有自己力量的局限，而一个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无论多么不完美，但终究是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的。就像哈佛教授约瑟夫．奈所承认的那样，联合国是不可取代，美国必须认识到联合国安理会是主要大国进行协商和作出决策的论坛。 如果它没有发挥作用，不能归咎于联合国，而只是说明了主要大国的外交失败，包括美国在内。对于美国来说，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会承认美国是世界这个养满鱼的巨大鱼缸中最大的一条鱼，但在这个没有一条鱼可以逃出的鱼缸中，“最大的鱼也许可以战胜其它任何一条鱼，但却无法战胜它们全体，即使只是其中较多的部分联合起来，它也无法战胜它们”。 在伊拉克战后的现实面前，人们对联合国的顾虑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仅仅在几个月前，美国的鹰派还在谴责安理会没有授权美国发动这场战争，而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则谴责安理会未能阻止它的爆发，日本甚至提出要建小联合国，而加拿大媒体则认为八国集团取代联合国是迟早的事。但话音未落，美国便垂下了傲慢的头，开始和英国寻求联合国授权它们联合占领伊拉克、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开发伊拉克石油直至拉联合国大旗派兵维和，这也正说明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可或缺。 事实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已经使全球各个地区，如纳米比亚、萨尔瓦多、柬埔寨、斯洛文尼亚、莫桑比克和塞浦路斯恢复了秩序。即使因伊拉克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安理会仍然可以对发生在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中的严重危机作出重要决定。 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承认，不仅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组成联合国系统的24个以上的相关机构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世界粮农组织在过去5年里每年为7000多万人提供食品；世界卫生在2003年组织成功地协调了全球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的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发动了一场根除童婚的运动；联合国难民署一直是全球难民的生命线；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全球的计划生育、妇女保健和最贫困 地区的儿童健康成长等工作做出了贡献；联合国有效领导了全球性的抗击艾滋病的工作……诚然，有了联合国并不能解决所有重大问题，但人们难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联合国，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尽管大多数人仍相信联合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面对新世纪的种种挑战，人们还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有所变革，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就对联合国的现状不很满意，他抱怨说，在冷战期间陷于瘫痪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没能彻底改造自己，以便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势和新的威胁。他希望，能够给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并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使它适应现实。 在联合国内部，人们谈起改革时，提到的往往是如何提高该机构在利用资源以及各成员国在履行职责方面的效率。但在联合国以外，人们谈到改革时，几乎必然提到给安理会“壮力”的问题。一些人希望增加或改变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取消否决权。不过，这似乎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建议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放弃它们的席位或否决权显然是不现实的，否决权仍是全球政治角逐的一部分。也许可以建议增设5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一些轮值成员国。但让谁进来呢？巴西是否就可以代表拉丁美洲？南非是否能够代表非洲？如果印度进来，巴基斯坦会甘心吗？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能得到广大亚洲国家的支持吗？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牵扯面巨大，联合国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将面临重重阻力。在联合国，要通过一项修正案需要得到联合国大会中2／3 以上成员的赞成票，加上2／3成员的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这在今天意味着令人难以置信的128个国家的议会），其中包括安理会的全部5个常任理事国。 在联合国的改革过程中也决不能忽视116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其实，早在联合国成立初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在政策上就构成了一个介于美苏之间的没有阵线的阵营，它们所表明的利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苏联。此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随着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殖民帝国的衰落，联合国又陆续出现了大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到现在，它们已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决定性力量，在安理会内部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曾试探着要拉安理会中的非常任理事国，但令它多少有些意外的，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不买它的账，无须法国等投否决票，它也得不到9票的多数。 在日本等国强烈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等也积极要求进入这个层次，而且看上去更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阿拉伯联盟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有助于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提高声望和影响力，事实上，在巴以问题上，联合国、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组成的“中东四重奏”表明，“联合国轻率地放弃了决定性的有利地位，并充当了大国集团的副手，尽管应该只在它的职责范围内解决这些难题”。 这也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表示失望的重要原因。联合国应该意识到它的力量源泉，意识到代表性的重要性。 联合国需要新型的成员国关系。通过一系列国际问题的解决，人们意识到，如果安理会的工作要提高效率和力度，就要改变理事国的行为，也就是它们对安理会的态度及彼此之间的态度。如果理事国真正决心更好利用此机构，很多事是可以做到的，这不仅意味着尊重规则和程序，其实还意味着在多边框架中听取他人的观点并寻求与之妥协的方法。在这方面，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需要做出表率，它必须放弃单边主义做法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更多地与安理会的其它成员进行协商与合作，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舞台上表现出对其它国家的尊重来。而联合国也必须把握好对美关系的分寸，既不能甘做橡皮图章，也不能成为反对美国强权的论坛。 奥尔布赖特说的话就很中肯。在她看来，布什政府之所以在赢得伊拉克战争之后，要寻求联合国的支持，是因为尽管联合国每年的预算只有12.5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五角大楼32小时的预算支出，它仍然是在全球遏止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为穷人提供食品，救助难民，打击全球性犯罪活动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最有效力机构。就像安南所说的，在“9 .11”事件后的危险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它（联合国），而不是抛弃它。” “不完全的单边主义” 尽管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对联合国的敬意，对联合国的称赞看上去也颇为诚恳，但事实上却有些言不由衷，或者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布什政府的“不完全的单边主义”，里根政府官员、目前在外交学会任职的劳伦斯．科布曾评价说，“这届政府对世界的态度是‘可以的话，就奉行单边主义；必要时，再实行多边主义。’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认为目前我们处于‘必要时’。”科布说，在伊拉克问题上，“他们本希望能够自己处理，不用理会联合国和其它国家，但当所需的部队和资金超出原定计划时，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于未能得到安理会授权，使美国对伊动武缺乏了法律依据，但在攻陷巴格达之后，美国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而鹰派则叫嚷着要废弃联合国。尽管有人警告说，“像所有的超级大国一样，它们既有敌人又有弱点，有时它们了解这一点并试图通过理解势力均衡并寻求盟友来进行弥补。有时它们看不到自己的薄弱程度，并为它们的无知付出代价。” 但在亢奋的状态下，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已被胜利蒙上了双眼。 但伊拉克战后的现实却是冰冷的。没过多久，美国人就发现，事情远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不仅伊拉克的情况混乱不堪，就连布什引以为荣的国内堡垒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民主党人开始把枪口对准了一度令布颇为自信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参议院爱德华·肯尼迪甚至将布什对伊开战的理由称之为“骗局”，而2000年总统选举中同布什和戈尔争夺白宫宝座的第三党竞选人拉尔夫·纳达尔也认为，将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的整个理由完全是“一整套谎言”。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美国研究所主任道格·布林克利甚至看到了华盛顿的“不顺从气侯”，并认为，“猛击布什现在成了一种时尚。” 在经历阵痛之后，布什政府逐渐意识到，仅仅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向曾经被忽视的人群伸出手去。 在这个时候，安妮·阿普勒鲍姆的建议可能更会引起布什的共鸣。在她看来，美国所需要的不是傲慢的单边主义，而是“聪明”的单边主义，实行聪明的单边主义意味着美国不能有意激怒自己的盟友或是与它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认识到向海外推销自己的重要性，无论这些国家是敌是友。而从长期来看，美国的安全不在于它研制和购买多少新型导弹，而是它将它的朋友调动起来的能力。 白宫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就无法应对国际犯罪、贩毒、技术灾难、环境保护、疫情蔓延这种种挑战。 但整个世界需要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因为再“聪明”的单边主义也还是单边主义，区别的只是策略及态度，而不是自我认知。客观地说，在美国如此强势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单独的力量真的可以改变它的单边主义想法，人们可以影响或改变的更多的只是它对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态度，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单边主义地去想，但最好不要让它那么自由自在地去做，钉子碰多了，就自然会有回头的想法，至少是变换一下态度，就像美国对联合国那样。也许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傲慢的单边主义和聪明的单边主义将会交替出现，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将会持续存在。有了“伊拉克重建”这样一个契机，相信人们会悟出更多的与单边主义打交道的道理来。 从美国一些思想家的建议，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一点。约瑟夫·奈的建议是，即使是一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它也应该遵循经验法则，应试一试“多边主义第一，单边主义次之” 的做法。这与克林顿的“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多方行动；不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行动模式一脉相承。 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谋求单独行动。就连比较强硬的查尔斯·克劳萨默也认为，在能够与其它国家协同行动时应该协同行动，单边主义只是意味着不允许自己受到其它国家的“挟制”。比如说，没有一个单边主义者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在打击伊拉克问题上提供的支持。在他看来，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区分开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假如有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再支持你，你怎么办？你是否能够允许自己在所有重大国内国际安全问题上都听从别人的号令呢？ 从根本上说，单边主义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国家利益，只是这种国家利益的取得常常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尊严为代价的，一旦他们觉得国家利益可能要受到克劳萨默所说的“挟制”时，就会去掉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赤裸裸的“本色”来。由此看来，出兵伊拉克将不会是最后一场单边主义表演，只要有一国利益与他国乃至多国利益的冲突存在，只要这种冲突不能经由讨价还价等方式“溶解”，单边主义就会像系列剧一样一集一集地拍下去。只不过，此“一国”并不仅止美国一家，事实上，以色列、日本等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消化”并“吸收”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学会顺势操盘，变得“聪明”起来。 但“聪明”有时也会反被聪明误。由于单边主义中有着太多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断的成份，必然会在现实中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击，就像美国在伊拉克战前、战后所遇到的诸多“不测”一样。不仅如此，这种单边主义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也未必不是一种变相的伤害。在这个因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而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外交是否成功，而不完全只是看它的军事实力。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有一点是一样的：树敌太多，积怨太重，都不利于安全和成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约翰．基廷曾经很替美国担忧地说，“我敢肯定，许多人如今都认为美国正在孤军奋战，而且是为美国自身而战。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主要问题是，能从一个城市控制全世界吗？美国国会拥有控制全球——更不用说全球资源——的能力吗？拿我个人来举例，我不相信它有这个能力。” 布什自己可能也不相信美国真的有这个能力，否则他也就无须那么客气地赞誉联合国了。让单边主义低下头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觉得有求于人，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鸽派的制衡 采取“聪明”的单边主义也是鸽派及其占主导的国务院所能接受的方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公认的“国际主义”派，向来以稳健、“慎兵”著称，也是公认的鸽派的带头人。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前后后，鲍威尔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并力争使之回到联合国的舞台上，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提起和通过被视为鸽派的一次重要的反单边努力。 2002年8月的一天，鲍威尔与布什和赖斯共进晚餐，当时便对伊拉克问题非常担心，并提醒总统有关单边作战的种种危险。在布什面前，鲍威尔极力主张采取一种多边的方法，恳请总统征得联合国的同意。他许诺说，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他，而最佳的时机则是9月12日召开的联大会议。 结果，11月8日，在联合国，144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鲍威尔赢了。1441号决议的通过好像证明他所强调的反对切尼阵营的路线有效，他也确信，萨达姆和以往一样，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安理会将在几周内被迫支持诉诸武力。而鹰派人士对这种外交上的“装腔作势”则大加嘲讽。他们知道，总统将走向战争，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 布什政府也有不与联合国协商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选择。然而，如果联合国不授权，就难以确保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参加战争。鲍威尔国务卿在联合国安理会开展政治工作，也是满足布莱尔首相的要求。 但令鲍威尔多少有些尴尬的是，在安理会却发生了令美国人十分难忘的“伊拉克阻击战”，布什最终不得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单方面动武。随着伊拉克战事的顺利进行，鹰派在趾高气扬之余，对鲍威尔们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认为是他错误地把美国引入联合国“战场”。就像把法德等国唤作“老欧洲”一样，拉姆斯菲尔德则把鲍威尔称作“老美国”的代表。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鹰派认为鲍威尔们已经落后于形势和时代。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考虑到国际事务、强权政治和现代战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根本无法将对外政策、外交活动、国家安全和发动战争“轻易分开”。“鹰派”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势力渐强，主要是“深刻领会总统意愿和眼光的结果”，他们嘲笑国务院官员未能有效向全世界传达美国的对外政策，以致在国际舞台上多次碰壁。 事实上，布什政府内鹰派和鸽派之争由来已久。早在布什选班子时，在国务卿的人选上，鹰派的沃尔福威茨就败给了鸽派鲍威尔，屈就国防部副部长，而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选上，鲍威尔力推的阿米蒂奇则败给了沃尔福威茨，最后被鲍威尔收为自己的副手。但在布什第一个任期的大多时间里，国务卿在与五角大楼的较量中却多半落得下风。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伊拉克战争尚未开打之际，国防部和国务院就先打了起来。2003年2月，退役将军加伊·加纳打算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组织一个重建专家小组，他的名单上包括20名国务院官员。但就在加纳动身前往中东的前一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突然给他打来电话，命令他将名单上的20名国务院官员裁掉16人，换上国防部的人！鲍威尔虽然对此非常愤怒，但最终还是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败给了拉姆斯菲尔德：争取了半天，16名被裁掉的人员只有1人官复原职，挤身加纳将军的名单。不久后，加纳也被替换掉了。这件事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诸多较量中简直是小事一桩，但它充分说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政府中的份量和他的专横的作风，也说明了在力量对比上，鹰派占了上风。 即便是在看上去鸽派占优势的国务院，鹰派也有自己的代表，他就是约翰．博尔顿。作为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布什的“邪恶轴心”的名单上又加上了古巴、叙利亚、利比亚，并对许多国际条约持反对态度，声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寿终正寝，反对美国在国际刑事法庭中发挥任何作用。此外，他还对联合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反对美国交纳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反对美国参与维和行动，被视为鹰派在国务院的制衡鲍威尔的力量，但在五角大楼，鲍威尔却没有这样的平衡力量。 对国务院的工作，鹰派是颇为不满的。在前众议院议长、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金里奇看来，美国无法凭借一个充斥着繁文缛节和托词借口的外交官僚机构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在安全、健康、繁荣和自由等各个方面向前发展。除了国防部之外，美国还必须拥有有效而可靠的政策工具，只有对国务院进行一场认真持久的（迟到的）改革，这些工具才会成为现实。他警告说，如果不对国务院进行大胆而彻底的改革，美国将很快发现自己在除军事以外的各个领域里陷入守势。 但外交学会资深中东问题学者理查德．墨菲却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金里奇的这些举动可能是在给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打头阵，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任何攻击 国务院以及被称作失败主义者计划的国务院的计划和方案的机会的。作为一个较容易对付的目标，国务院不像国防部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拥有与其利益相关的拥护者，它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没有一批拥护者来在其受到攻击时对其进行保护。 鸽派对鹰派也颇为不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多国务院的官员，都对深深刻上鹰派印迹的布什政府的傲慢态度和无视国际舆论的做法感到担心。他们认为，布什总统任期的前两年内美国奉行的这种处世方针，可能会让许多国家在几十年中对美国形成的好感一扫而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从稍有松动到再次尖锐对立。自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国务院就在积极同德黑兰的温和派人士“搞好关系”，以便遏制该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朗甚至允许美军飞机越境袭击塔利班目标，国务院可谓开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外交奇迹”。不过，随着布什总统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入所谓的“邪恶轴心”，上述好不容易获得的外交成绩在几个小时内化为乌有。而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朗的多次威胁则使得美伊关系回复到了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 不过，尽管一些评论人士对布什政府内分为沃尔福威茨和鲍威尔两个“阵营”感到烦心，但从布什的角度看，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有利的，像中国古代的帝王那样，如此布什总统便可凌驾在这两派势力之上，巧妙地掌握着平衡来运作政权。一方面，沃尔福威茨在奋力推销他的“单边主义”和“战争”，另一方面，鲍威尔则坚持“多边”和“迁就”反恐联盟的伙伴。鲍威尔需要一个“沃尔福威茨”来激励自己行动，而沃尔福威茨则需要一个“鲍威尔”来控制他不要走的太远。 于是我们看到，在伊拉克问题上，当白宫意识到继续鹰派的不妥协路线将带来政治风险及外交政策风险时，就转而采纳鸽派的与联合国及盟国合作的主张，而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都心照不宣地拒绝承认在伊拉克问题上改变了策略，因为这是布什所反感的说法，而维护布什则是鹰派和鸽派共同的信念。 不仅如此，双方有时还彼此为援。2003年5月上旬，布什总统派遣国务卿鲍威尔前往中东，访问了叙利亚，有意思的是，鲍威尔以新保守主义派为工具向叙利亚施压，他指出：“如果不和我们合作，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强硬措施。”利用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的强大压力和新保守主义派有可能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压力，鲍威尔以非常强硬的立场进行了交涉。 就这样，为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伊拉克战争的效果和新保守主义派的存在，国务院得以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非常轻松地开展外交活动。这不是第一场“演出”，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场。 布什心知肚明的是，在代表鹰派的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与代表鸽派的鲍威尔的势头此消彼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最终都会共同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鹰派”与“鸽派”的相映成辉，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美国面孔”。在国家利益面前，美国的“鹰派”与“鸽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它们之间无论怎样较量，也都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只不过，鹰派更看重实力、强调出击，而鸽派更看重美国形象、强调平衡。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鲍威尔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和平解决和外交解决的道路被封闭了，就必须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没有军事威胁的外交，谁会理睬呢？如果外交不起作用，即使施加军事威胁，也无济于事，那么就有必要使用军事力量。我在没有必要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是鸽派，但是在鸽派不能实现目的的时候，我也会成为鹰派。” 艰难的形象工程 鹰派与鸽派的斗而不破，或者说美国的左右手之争，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像鹰派所追求的那样，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强迫其它国家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威逼利诱令其它国家去做它们本不愿做的事情。作为一种吸引力，鸽派所看重的软实力则是通过吸引其它国家支持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它就无须把钱花在威逼利诱上面。在奈看来，软实力通常源于文化魅力、民主和人权等国家政治理想或涵盖他人利益的政策方针，具体到击败“基地”这样一个在60个国家设有支部的跨国性组织，美国就需要得到平民合作、情报共享、边境治安、追踪流动资金等方面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与单纯依靠其它国家的自身利益相比，一个国家对别国的吸引力能够帮助它得到更多的合作。 奈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仍将保持无可匹敌的实力。问题在于，这一霸权地位会招致更多怨恨还是更多艳羡。人们与最强者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诚然，软实力不会增强美国相关的硬实力，但它确实能够使硬实力更加易于接受，减少使用此类力量时付出的代价。这也是鲍威尔们所希望看到的。 但令鲍威尔遗憾的是，近年来，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显然是上升了，但在领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方面却大不如前了。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讲信誉、不负责任的大国，这对美国的世界形象和领导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由于不能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他人的意见，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及平等的方式与他国协商、对话，美国正在远离它的传统意义上的追随者，远离信誉这一国际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力量来源。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美欧关系出现巨大危机正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各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3000亿美元降到了2002年的2300亿美元。 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领袖是集体”。在他看来，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追随者，取决于领导者与追随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如果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出现权力不平衡，发生心理关系的扭曲，两者的关系就会变得不稳定、不安全，领导者的力量就会被削弱，他的行动力也将大打折扣。但显然，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十分成功，在沃勒斯坦看来，美国是“一个缺乏真正强力的唯一超级大国，是一个没有人听从和几乎没有人尊敬的世界领导者，是一个在它自己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中危险飘荡的国家”。 事实上，软实力的缺乏正是使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对美国来说，如何增强软国力、保持领导力，是比政权更迭更重要，也更关乎长远的事情。鲍威尔也希望布什能够意识到，在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尊重而不是盛气凌人，才是最能够被人们接受的“语言”，也是更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姿态。更何况，美国在经济上已越发依赖于这个与它越来越敌对的世界。 面对着“9.11”后美国全球美誉度下降的状况，国务院做了很多工作。2001年11月9日，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强调说，美国价值观和我们的政策同等重要，我们的政策是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诞生的，像“自由”、“容忍”和“人类多元化”这样的词语是我们所珍视的，我认为它们没有得到很好理解。在比尔斯看来，美国必须重新告诉人们这些话的涵意。比尔斯在接受国务院的任命之前，曾是一位广告业的高级主管，她的专业背景告诉她，为把美国政府的信息传向全世界所采取的策略“包含着信息交流领域中的所有重要原则”，其实，“这不是广告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是交流沟通、推销策略和理解对象。” 为了同穆斯林世界展开更好的对话，国务院还成立了一个由穆斯林学者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顾问小组。这个定期开会的小组的任务是为美国的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意见，并推荐能够亲自将信息传递给国外听众的演讲人。此外，国务院还拿出了大笔经费进行美国形象的包装。 但金里奇认为这还不够，他建议说，美国新传播战略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成就始终应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衡量，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小组应该一周汇报一次美国在至少世界前50大国家传播讯息的状况。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向全世界传播讯息和价值观的状况糟糕到了极点，如果得不到外部的专业帮助和指导，国务院的内部努力将是浪费时间。为配合这一形象塑造工作，美国各大商会应该在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地方协助阐释并建立法治、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以及自由市场，而有影响力和国际经验的企业人士组成的顾问团体则应该就如何改善美国的传播战略向国务院提供建议。 金里奇还建议说，美国总统应该每周从一位负责全球传播工作的特别助理那里得到一份有关美国在世界各地传播活动成败的报告，这是一个对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参与全球传播工作的机构拥有协调权的新职位。只有把这场至关重要的挑战提高到总统关注的级别，彻底的改善才会成为现实。他认为，全球传播工作取得的进展应该以世界各地人民和上层人士对 美国价值观和立场的理解程度来评判，而不是以投入传播计划的资金多少来衡量。 但仅仅靠传播工作还不能减弱各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批评和美国软实力的弱化。有美国学者问道，既然恐怖主义在“失败的国家”最为盛行，那么何不支持这些国家实现自立呢？ 而根据20世纪末外交专家和学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美国惟一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就是马歇尔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将是事关美国形象的重大考验，如果不能带给那里的人民以安全和繁荣，无论美国拥有多么“聪明”的炮弹和多么“聪明”的单边主义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一个鹰派分子曾经说过，“克林顿希望世人去爱美国，但他失败了。布什则希望美国得到尊重，在必要时甚至让人畏惧。”这番盛气凌人的话对美国保守派来说很可能具有很强的政治吸引力，正如这番话所表明的那样，许多保守派人士对其它国家的立场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布什及其顾问们看来尚未认识到的一点是，对外部世界采取的这种强硬态度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使从狭隘的、以我为中心的保守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里根总统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像布什一样，他也懂得如何动用武力，但是他和他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最终求助于法律、机构和联盟而将动乱变成了胜利。里根的第二届政府修改了它对苏联的强硬政策并利用这些工具着手通过谈判来结束冷战。“现在该轮到布什政府了。除非它也效法杜鲁门和里根，否则，历史将会表明它的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移动的沙子上的，留不下什么东西。” 历史充满了被错过的转机——当人和事件的独特结合使得国际事务中的完全变化看来是那样接近灿烂的时刻——也充满了被睿智和冷静优化了的危机，就像布什和他的战友站在“9.11”的门前。现在，人们要问的是，善于抓住机会的布什，能抓住伊拉克危机中所蕴含的转机吗？“聪明”的单边主义能否再向前一步，走向与国际社会的互敬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