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法 ——读《天佑美利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 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吸引人们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阐释和预测。从事这类活动时，外交政策学者们面临的棘手难题之一就是，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方法来解读错综复杂的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天佑美利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 一书体现了为处理这一难题而进行的努力。该书作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向人们提出一种新颖、独特、并且具有启迪意义的阐释方式。 一 米德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要恰当认识和处理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关键在于要承认并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与通常流行的见解不同，米德认为，自美国独立以来，对外政策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其它大国，美国对外政策史总体上是一部成就显著的历史，美国有其独特的外交政策传统。 在米德看来，二战以后的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漠视或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外交政策学者们重视美国与之交往的那些国家的传统，但却认为美国自己的外交史“乏善可陈”。米德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向读者表明，外交事务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从1812年战争结束到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没有一届政府或在十年时间内未曾经历紧张动荡的关系和面临危机或战争恐慌。”由于面临英国威胁，美国国内在19世纪就海岸防御问题爆发激烈辩论，米德认为，此情形类似于当今美国国内就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而进行的争论。 米德把那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追溯到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并且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为人们所漠视的原因。 首先，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外交政策领域的传统强国是18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它们那种重军事轻经济、重权谋轻道义的外交被冠以“大陆主义”的称谓。一提起外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纵横捭阖”、“背信弃义”，梅特涅、俾斯麦这类“外交大师”为追求国家利益而营建联盟体系的活动被尊奉为外交事务的经典之作。米德认为，欧洲“大陆主义”外交与美国外交存在根本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使美国外交不被世人看好：“大陆主义”外交重军事轻经济，美国外交传统则刚好相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历来是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大陆主义”外交的活动领域仅局限于欧洲，而美国外交一直关注全球体系，无论是在借助英国海上霸权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时期，或是在自己担当霸权国的时期；“大陆主义”与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上也存在本质不同。 “大陆主义”视外交为一门艺术，梅特涅、俾斯麦等“大师”以“导演”身份制定、实施外交政策，而美国国内的复杂情形使外交决策程序要复杂得多，外交政策在很多时候是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相对于“大陆主义”，美国外交传统看上去不那么正统，以至于常常为世人所否定。 其次，冷战加深了美国外交决策者和学者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漠视。米德认为，“冷战神话”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关于他们的神话”，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孤立主义神话”，前者指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是“铁板一块”，他们准备不惜一切地消灭美国，后者则是指美国在二战以前对外部世界采取“绝对孤立”的立场。“孤立主义神话”抛弃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否认了美国外交的历史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他们的神话”的驱使下，美国外交越来越倾向于“大陆主义”，这种趋势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到达顶点。面对苏联威胁，美国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军事、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秘密外交、“代理人战争”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冷战环境下，现实主义VS理想主义、国际主义VS孤立主义的阐释模式应运而生，但在后冷战时期的复杂环境中，这类模式在阐释美国外交政策时显得捉襟见肘。 米德的这种历史视角对我们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颇俱启迪意义。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学者积极分析、阐释美国外交政策。但对美国历史——尤其是美国外交史——的漠视在我们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对美国当前外交政策走向的急剧关注使我们越来越无暇探究美国外交的历史根源，逐步产生漠视美国外交传统的倾向；许多学者只关注美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以来的外交史，也就是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对此前的美国外交传统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类似于米德所提及的“孤立主义”神话对美国外交政策学界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近几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忽略了对美国外交传统的研究。但冷战时期盛行的现实主义VS理想主义、国际主义VS孤立主义这类阐释模式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预测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错综复杂的对外政策。米德通过对美国独立以来的外交历史的考察，总结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并以此作为阐释美国政策的方法，这为我们解读、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选择。 二 以历史视角为基础，米德归纳出一套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外交政策原则，以此来阐释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为美国后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米德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原则分为四个学派，并分别将它们冠以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弗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的称谓。米德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这四个学派共同作用、相互补充的结果。 汉密尔顿主义者代表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独立初期，他们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银行系统。这一派的外交政策观深受贸易立国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欧洲“大陆主义”的安全政策是一种零和游戏，而贸易则是一种双赢活动。以全球贸易为关注焦点，汉密尔顿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自由贸易、门户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米德特别提到，自由贸易原则引申出汉密尔顿主义者对海上航行自由的高度重视，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举动都会遭遇美国的强烈反映，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派遣第7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米德以汉密尔顿主义外交传统阐释英美特殊关系和美国在20世纪的全球政策。在独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海上航行自由，汉密尔顿主义者极其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借助英国的海上实力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服务。当大英帝国的衰落在20世纪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时，汉密尔顿主义者积极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美国后冷战时期对全球自由贸易的高度重视仍然体现了汉密尔顿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 威尔逊主义源于美国历史上的传教士精神，其外交政策传统包括这样一些见解：“民主制比君主制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在国外支持民主，这既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美国的实际需要；必须努力防止战争。威尔逊主义者与汉密尔顿主义者长期不和，但双方也存在一致：他们都致力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反对殖民体系，并且在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时，毫不犹豫地诉诸战争。在米德看来，威尔逊主义外交传统使美国外交更具道义力量，为美国取得如下“收益”：使美国更具包容性；把美国与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运动（如民主传播、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结合在一起；为美国争取到了更多的朋友。冷战结束初期，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传统在美国外交政策议事日程上得到充分反映。 杰弗逊主义者高度珍视美国的民主制度，其外交政策传统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进行过度干预会腐化和破坏美国人民已经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在杰弗逊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最后的政策手段。其外交政策传统主张严格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政策不能以牺牲国内民主为代价。因此，他们推动《战争权力法案》的通过，主张对情报机构进行监督。米德认为，杰弗逊主义对美国外交的最大贡献在于，在有助于保持健全的美国政治体制的同时，它以一种批评的传统使美国外交政策保持克制。米德评述说，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学派中，杰弗逊主义对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最具指导意义。 杰克逊主义源于美国的人民主义传统，其价值观以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平等、勇气等这类荣誉观为基础。这种传统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就是：虽然杰克逊主义者对外部世界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只有依靠军事实力，才能捍卫自己的安全，但他们坚持在战争进程中格守承诺和战争法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主义者的战争学说主张，一旦开战，美国必须诉诸所有可用力量，并要在尽量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把美国意志强加于人，在美国于后冷战时期发动的局部战争中，这一点得到充分体现。 米德对上述四个学派的阐述均以美国独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为主线，并且把每个学派的外交政策传统与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且较为充分的阐释方法，使我们能以这四个学派为基础，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三 本书稍显不足的地方在于，米德只是笼统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上述四个学派相互补充的结果，没有进一步探究这四个学派与某一具体外交政策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很难将某项具体的美国外交政策完全归因于某个学派，美国外交决策程序的复杂性使大多数政策决定成为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一项具体政策完全有可能包含两个以上学派的主张。同样地，米德过于肯定地将一些具体的美国外交决策者冠以汉密尔顿主义者、威尔逊主义者、杰弗逊主义者、或杰克逊主义者的称谓。但在现实政治中，决策者完全有可能在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体现出一种学派的主张，而在其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体现出另种的外交政策传统。 尽管如此，米德将历史视角与国内背景结合起来的阐释方法仍然对我们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有所助益。本书共分九章，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是值得美国外交政策专业研究人员认真一读的佳作，而且，该书独特的阐释方法、生动的语言和插图、以及较高的中文翻译质量也会吸引那些对美国外交感兴趣的一般中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