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环境意识的变迁 赵 梅 如今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公开宣称自己反对环境保护。但是，综观美国殖民地至今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美国人的环境意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美国人的环境观，是在对大自然的征服及因此而得到的惩罚性回报中艰难走来。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追寻美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发展脉络，并对目前美国人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及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充足的土地 在印第安人古老的传说中，他们是“玉米母亲”（Core Mother）的后代，因而玉米是非常神圣的。每个印第安婴孩出生时，族人都会捧来玉米，如果是男孩，还会加上火石。在他们眼里，玉米象征着食物，火石代表着水。玉米同时又代表着女性，火石代表着男性。印第安人相信，玉米赋予了人类、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因而这三位是一体的。每个印第安部落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大多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多以种植玉米和捕猎为生。 16世纪中叶起，一批批欧洲移民充满希望地来到北美大陆。1595年，西班牙殖民者欧纳特（Don Juan de Onate）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到艾米斯（Emes）时，印第安人出来迎接，请我们到家里，给我们水和面包。……在阿克马(Acoma)，印第安人让我们自由地享用玉米、水和火鸡肉。……在达普韦布洛（Hopi Puebols），土著人出来欢迎，给我们面包，并为我们和马戴上花环以示和平和友谊。” 但白人殖民者给印第安人回报却是驱赶、杀戮和疾病。他们把印第安人的示好看成是被野蛮部族包围。在他们眼里，印第安人是尚处于蛮荒时代的野蛮人，“他们没有能力、愚笨，智商很低。以他们的鉴赏能力和智商，他们不可能也无需建造房子，他们是一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101名清教徒抵达马萨诸萨州的科德角海岸。此后，一批批移民纷至沓来。在他们的眼里，北美大陆是一片取之不尽、充满机会和希望的沃土，他们可以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理想的家园。 1782年，法国人克雷夫克尔在那篇著名的《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中说：“苦难的欧洲人，欢迎你来我的岸上；当你看到我的翠绿的田野，航运畅通的河流，美丽的山村时，赞美那一刻吧！你若工作，我给你面包；你若诚实、清醒、努力，我给你更大的报酬——安定和独立。我给你衣食，我给你安逸的家，……此外，我还要给你一个自由人享受的豁免。你去工作吧，你去耕耘吧，你会发达的，只要你公正、勤劳和知恩图报。” 1787年，托马斯·杰裴逊在《弗吉尼亚记事》中写道：“在欧洲，土地不是已经被耕种了，就是被禁止耕种；因此不得不凭借制造业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我们有无限广阔的土地期待着农民去耕种。”因此，“在欧洲，最需要重视的是土地，因为劳动力是充足的；而这里，最需要重视的是劳动力，因为土地是充足的。” “土地是充足的”，这一个观念几乎渗透在每一个移民心中。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移民们披荆斩棘、不畏艰难，向一切阻碍他们建立新家园的“敌人”宣战：印第安人、荒野和森林。 17-19世纪初，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数骤减，一方面是因为与白人的摩擦，更主要的则是白人移民从欧洲带来了天花、鼠疫、疟疾、伤寒等传染性疾病，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毫无抵御能力，结果导致成群地被感染，甚至是整个村落的毁灭。普里茅次殖民地总督、历史学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对此有着详细地描述。他写道：“这一年春天（1634年），生活在康涅狄格河谷上游的不少印第安人染上天花，一个接一个地地悲惨死去。他们以前从未得过这种病，丝毫没有免疫力，也不知该如何医治。患者的皮肤渐渐烂掉，死的时候就像一团烂棉花。” 19世纪以后，随着移民对土地需求的增长，更多的印第安人被驱赶。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规定东部的印第安人必须放弃他们的家园，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永远住在那里，直到“青草不再长，河水不再流淌。” 1831年起，印第安人大迁徙开始，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 移民他们在印第安人曾经种植玉米的土地上引入了欧洲的农作物（小麦、大麦、燕麦、裸麦）和牲畜（牛、羊、猪和鸡），建造铁路和工厂，并大规模地垦荒和砍伐森林。 印第安人把土地视为母亲和生活的依赖，而早期移民们则把土地当成征服的对象。他们把土地看成是可以获取财产的资本，采取粗放式经营，即一旦获得土地，就竭力榨取，疏于施肥和管理。一旦地力耗尽，便转而寻求新的土地。在他们眼里，北美的土地是取之不尽的，因而只追求眼前利益，很少考虑土地的未来。19世纪初，不少外国观察家对北美大陆的土地滥用状况表示震惊。 1775年,一个旅行者对新英格兰地区农民的土地浪费状况作了如下描述：“新英格兰被开垦的土地状况，如果是在不列颠会被认为是遭到战争的破坏，而在这里却是由于漫不经心造成的。……他们在土地上种植燕麦、裸麦、豌豆、苜蓿……，地力耗尽后，他们将其改为牧场。这种依赖广袤的土地发展起来的农业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长久，因为土地滥用的后果迟早会显现。” 与土地一样，森林在移民的眼里也是用之不竭的。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初期主要用于建造房屋和与欧洲大陆进行木材交易，以此换取食糖、水果、浪姆酒等新大陆短缺物品 ；后期则主要是为了修建铁路。内战结束后，美国铁路建设发展极快。到1900年，全国铁路长达20万英里，几乎等于当时世界铁路的总长的一半。铁路的发展消耗的大量的木材。到19世纪6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森林面积减少了近1/3，到19世纪末，美国失去了其1/5的森林面积。 随着“西进运动”不断推进，北美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森林被砍伐、矿藏被开采。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将这种以勤劳和坚韧战胜自然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对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漫不经心的态度，称为“牛仔的生态观”。 至19世纪末期，大部份与美国接壤的土地已被移民所居。1890年人口普查宣告边疆不复存在，无主土地行将消失。 在美国边疆不断拓展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对自然的呼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爱默森、梭罗、马什和缪尔。 1836年，爱默森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论自然》（Nature）,继而《论自然与财富》（Expounds on Nature and Wealth,1844）面世。爱默森认为，世界万物都来自一个精神力量，而世界的各种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实质外在的标志，人的生命也是这种精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因此精神是唯一的实在。他由此而得出结论，自然是这种精神的标志，研究自然就是研究自己，因为人和自然是“同根生”，一个是叶子，一个是花，树根是人的“灵魂的灵魂”。概括说来，爱默森的超验论有两方面内涵：一是相信进步，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乐观主义；二是人可以通过自然来认识自己。爱默森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启蒙作用，他告诉人们，美国的独立革命为这个国家赢得了自由，却未能发掘出这个国家的灵魂，即内心和精神。“给我看那最高的精神上的原因，总有这样一个原因潜伏在这些地方——在大自然的远郊与边疆上。”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爱默森是乐观的。他认为世界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的破坏可以被修复。 梭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并发展了爱默森的超验论思想，提出了自然主义学说。他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将人类与自然联系起来。他认为自然已不是一面简单的镜子，而是治疗人类弊病的药方。他看到了工业化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相分离的弊病，于是在沃尔登湖岸边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于1845年7月4日住了进去。他想以此“回到真正自然中的家”。1854年《沃尔登湖》（Walden）问世，这本书被视为梭罗生态观的起点。他认为，在自然体系中，每个物种都是通过帮助其他物种来换得自身的生存，因而人类应当谨慎地遵循自然法则。同爱默森相比，他对于人类给自然造成的破坏较为悲观。他为新英格兰地区大片森林被开辟成农场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漫不经心而叹息，“从一开始就同大自然磋商，难道不好吗？”“感谢上帝，人类现在还不能飞翔，所以还不能像蹂躏地球一样地蹂躏天空。” 他进而提出，人类只有在知道把自然当作老师，并让自己和上自然的节拍时，才能开始与土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人类应当努力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以便更好地适应它。 虽然爱默森和梭罗都意识到了自然的价值及其对人类的精神力量，但却都缺乏对人类作用于环境的系统分析。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64年出版了《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一书。曾任美国外交官的乔治·马什，在书中通过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对欧洲和美国自然环境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指出农业实践如何导致湿地和森林面积的减少、沙漠化、物种绝迹，以及气候改变。他认为，人为对地球破坏是无可挽回的。他预言，人类如果不改变把地球当作消费品的观念，不仅会毁灭地球，亦将造成自身的灭亡。他对美国自然资源无限的论调进行了驳斥，说：“几乎在每个成年人心中，木材在这个国家是不值钱的，以致于连那些拥有私人林地的人也难以在破坏森林的行为面前止步。……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保护森林的，不管它是属于国家还是个人。” 约翰·缪尔（John Muir）是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自然学家。他在加利福尼亚山区进行地质学和植物学研究时观察到，随着文明的扩展，荒野在一步步退缩，人与自然的距离在急剧加大。他为此深感痛惜，因而萌发了要让人类认识和保护自然的使命感。1894年，他的第一本书《加利福尼亚的山》（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问世，并获成功。接着，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连续发表关于建立国家公园的一系列文章。作品中，他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人类不应该把自己置于万物之上。人类需要荒野，荒野需要保护。他不赞成那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只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观点。他以鳄鱼为例说，它在人类眼里是凶猛的，毫无疑问，这种动物是幸福的。它们占据着造物主分派给它们的位置。……人类对动物的推测是多么的狭隘和自私，全然不顾其他动物的权利。他认为美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其根源不是因为个别人的贪婪，而是制度问题。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整个社会的认同。 从环境观发展的角度看，虽然爱默森的超验论、梭罗的自然主义学说、马什和缪尔有关保护自然的论述，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关注，并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综观美国殖民地拓荒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战胜荒野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是这一时期环境意识的主流。基督教中“我为上帝，万物为我”、培根的“世界是为了人而创造的”、基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人类的第一职责就是要控制他们生存于其上的地球” 、特纳的边疆学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北美大陆上，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大自然面前。 二 沙乡沉思 土地的过度开垦和滥用、矿藏的大量开采、树木的砍伐，以及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给生态带来了变化。一些野生动物，如北美的旅欧、野牛，由于森林的消失和人为的捕杀而濒临灭绝；一些土地由于漫不经心的粗放式经营而出现水土流失或荒芜。所有这些，带来了气候的改变——干旱、热浪和沙尘暴。 据记载，1886年，美国首次出现沙尘暴。随后，沙尘暴又分别发生在1894和1913年。1931年，美国发生严重干旱，滴雨未降。1932年冬刮起了强风，吹走了部分土壤表土，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荒芜。1933年1月开始，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沙尘暴，时断时续，持续了4年。此次尘暴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如同恶梦一般。巨大的狂风，带着尘土，从中部平原吹到了东部，落到了白宫的房顶上，甚至落到海中的轮船上。《莫顿县农民》的编辑1935年春于科罗拉多写道： “我们向窗外望去，除了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每次把自己的牙齿合拢时，你都感到有土，尝到它。好几个小时都听不到什么，因为耳朵里塞满了；什么也闻不到，因为鼻子塞满了；不能走路，因为鞋子塞满了（并不是双脚把它们塞满）。我们正在遭受一场尘暴，而且已经遭受了一段时间。已经两天没有过上正常生活了。一切东西都蒙上了一点老墨西哥的、或得克萨斯的或科罗拉多的土。大地看起来又硬又光秃秃。每个人脸上全是土，甚至你的债主也认不出你来。没有出门的路，连前门都出不去。我们像住在地洞里。” 尘暴驱使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内部拉斯加、得克萨斯、新墨西哥的一部分、科罗拉多，以及其他平原地带的居民，大批弃家出逃，向加利福尼亚进发，由此而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移民潮。1934年，内政部长H. 伊克斯劝告俄克拉荷马州锅柄地区的人们干脆离开家园。1935-1939年间，每月都有约6000人逃往加利福尼亚。 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对此次大逃亡的惨状有着非常生动描述。 尘暴使许多人由于持续吸入尘土而患上越来越严重的支气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美国为此设立了多家急救医院以治疗“尘肺病”。 带着尘土和脏物的风暴一路吹到大西洋，毁坏了庄稼，直到1937年情况才稳定下来。但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干旱，一直持续到1940年，庄稼严重歉收。 尘暴和旱灾引发了很多美国的思考：美国人所面临的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在诸多反思作品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尔多·利奥波德1949年出版的《沙乡沉思》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森林和猎物管理学家和观察家。从美国人环境保护意识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利奥波德是继爱默森、梭罗和缪尔之后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他用八年时间，集其一生的科学实践、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写就了《沙乡沉思》这部被后人视为生态学经典的著作。就在得知他的书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的两天后，在携妻子、女儿赶赴扑灭邻居草场大火的途中，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沙乡沉思》在他去世一年后问世。 在《沙乡沉思》中，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道德”这一著名论断。在谈到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利奥波德认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土地是田产，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是领土，是权力范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它是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温床。因此，不论从上述何种角度来看，土地都是一种财富，是征服的对象。人类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人类一直是以大自然征服者的面貌出现，是土地的主人。 但是，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看土地时，其内涵则不同了。土地不仅包括土壤，还包括水和在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动物，甚至包括空气和气候。它是一个共同体，而人类则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利奥波德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在前者看来，人类对土地有特权，而在后者看来，人类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人类的道德观念，如正义与非正义、善和恶、诚实和虚伪、公正与偏颇是用来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发展为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土地一向在人们眼中是一种财产，如何处理及与它的关系，只是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无所谓道德问题。但是，如果从哲学观点来看，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对社会的和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则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从进化论的角度看，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认识的不断提高，把道德标准，从评判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社会，再到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进步，但多数美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利奥波德认为，在土壤、水、动植物、气候和人的土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和权利。“至少在某些方面，它们要有继续存在的权利。”这种关系及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转变成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他暗示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在利奥波德看来，这便是土地道德（Land Ethic）。 利奥波德认为，关于人是地球生物链中一个成员的事实，已经有进化论和生态学所证实了。他举例说，在美国西南部，牲口把各种各样的草、矮树丛和杂莠都吃掉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状态。每次不同类型的植物的衰亡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而每次新的水土流失，又带来进一步的植物衰亡，其结果是一步步发展的普遍衰败，不仅是植物，也包括动物。尘暴和气候的改变，就是因生物链条被破坏而带来的恶果。 利奥波德在书中，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理论。他金字塔来说明共同体中的生物链条。他说，在金字塔内，最底层是土壤，植物位于土壤之上，昆虫位于土壤之上，马和啮齿类动物在昆虫之上。各种不同的动物按其食物类别，由此类推，塔尖则是食肉类动物。金字塔内功能的运转，依赖于各层、各种不同部分之间物种的相互竞争、配合和依存。生物链条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影响共同体整体。利奥波德谈到了他在美国西南部的工作经历。他说，狼一直被人类视为凶残的猛兽。他亲眼看到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地消灭狼。狼被消灭的后果是鹿的数目增加，它们就像一把大剪刀，吃去了每一座山上所有可吃的灌木和树苗。“鹿太多了，并因缺乏食物而死去——这是消灭了狼的后果，但更加严重的是它的生态后果，即整个生物体系的崩溃。”“我在想，正是因为鹿群在对狼的恐惧中生活着，那座山就要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中生活。……当一只被狼拖去的公鹿在两年或三年就可以得到替补时，一片被太多的鹿拖疲惫了的草原，可能在几十年里得不到复原。” “土地道德”是利奥波德在《沙乡沉思》和其他作品中反复重申的主题。他继承了爱默森、梭罗、缪尔的自然观，并在科学实践中，将其发展为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解释自然界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但在利奥波德在世及其去世后的一二十年间，他的关于“土地道德”和生物多样性观点，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广泛认同。在40年代中期威斯康星州一次关于鹿的人工控制和利用天敌的辩论中，有人就对利奥波德质问道：“难道你爱狼胜过人类吗？” 三 寂静的春天 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其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20年代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农业也实现了由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向以蒸汽机、内燃机为基本动力的转变。工业生产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年时实现了电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61年2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104个月，这在美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的富庶是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近60%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40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3083美元提高到了5657美元。增长了48%。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奔驰的资本主义’。”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时的美国社会称为“丰裕社会”。 在技术方面，晶体管的发明给美国带来了又一次科技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家电产品的极大丰富。按纽电话、立体声收音机、电热毯、烘干洗衣机、空调、速冻食品，都是在50年代出现的。这些发明的不断问世和普及，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必备，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同60年代的喧嚣的抗议相比，这观念上的变革可以说是一种“寂静的革命”。 就在美国人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足的同时，工业社会的弊病开始逐步显现出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水污染、核污染、化学污染，以及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空气和噪音污染等，随之而来。在60、70年代，美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是严重的：煤烟使匹兹堡因空气混浊而闻名；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亦因空气污染而被称作“烟雾乔易”；1969年6月，流入克里夫兰境内伊利湖的克亚霍加河污染严重而突然失火，并且在火灾中烧毁了河上的一座桥梁。这一事件使美国感到震惊，也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伊利湖因此而被称为“死湖”，克亚霍加河被称为“燃烧的河”。半年后，克里夫兰市长在就此次火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详细说明了火灾原因，认为罪魁祸首是向河流倾倒的工业废弃物。他说，伊利湖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岸滩覆盖着腐烂的藻块，恶臭熏人。港湾、河川也充满了油污和各种工业废弃物，那些曾经是鸟类和野生动物乐园的地域完全荒废了。 在美国环境史上，一个使美国人无法忘却的名字，是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L. Carson）夫人和她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 雷切尔·卡尔森夫人是美国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在从事海洋的科学研究中，她观察到现代技术所引起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核废料向海洋的倾倒，破坏着海洋的生物链，对海洋生物和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继而，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使用的合成杀虫剂。 《寂静的春天》一书以一个虚构的小镇故事开始。“从前美国中心地带有个小镇，在那里所有的生命都似乎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甚至在冬天，路边也有美丽的地方。无数的鸟在啄食浆果和那些死了的杂草从雪中伸出来的穗头。……从第一批居民在这里盖起了住房、凿了水井和建起了马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灾难突然降临，一切开始改变：牲畜死亡、家禽得病，居民也相继病倒，其中还有孩子，他们在患病几小时内死亡。镇上所有的生命都笼罩在死亡和疾病的阴影中。医生们感到茫然。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寂静，鸟不飞了。” 卡尔森夫人说，虽然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美国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很容易找到无数类似的情况。她警告说，一个可怕的幽灵几乎是未觉察地接近着人类，而这种想象中的悲剧很可能就会成为严峻的现实。 卡尔森夫人在书中，主要对合成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进行了分析。她通过科学例证，揭示了这种高效杀虫剂中毒素聚集的过程，并用生态学原理说明滴滴涕不仅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害虫的天敌，进而危害到食用被滴滴涕污染了的农作物制成的食品的人类。她说，“仅仅是在昨天，我们还生活在天花、霍乱的恐惧中。今天，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以及对抗各类疾病药品的不断出现，降低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能力。但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灾难潜伏在环境中——随着生活的现代化，我们自己把灾难带到了所生存的世界上。……新的环境健康问题的形成是复杂多样的——各种形式的辐射、无休止的化学污染等。”“我们每个人，如同密歇根的知更鸟、米兰米奇的三文鱼，都存在与其他生物间的、自身的生态问题。我们向湖中倾倒化学废料，切断了栖息在那里的鸟类和水中生物的食物链，造成鸟类和鱼类的死亡和数目减少。这是人类可用肉眼观察到的、有据可查的生态破坏。……但是在我们的体内也有一个生态系统，任何一个分子遭到破坏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功能失调。……合成杀虫剂最主要的两个成分——氯和磷酸盐，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人的神经系统。……至于今天被广泛运用的滴滴涕，它直接作用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抽搐等症，并干扰细胞氧化，引发癌症。……它还渗透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和植物的组织中，甚至是胚胎细胞中，使细胞发生变异、遗传发生改变。”“杀虫剂造成鸟类数目在急剧减少，人们在春天将再也听不到它们歌唱了”。 卡尔森夫人在书中警告说，滴滴涕等杀虫剂造成的化学污染同核污染具有同样的性质，都将造成人类的灭绝。她不反对使用杀虫剂，但坚持必须通过审慎的实验证明其安全性。她认为，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是保证生态完整的关键。 卡尔森夫人发出的警告，虽然得罪了一些化学制品公司和那些从杀虫剂生产中获利的化学企业家，也有一些民众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她危言耸听。因为滴滴涕曾在1943年意大利伤寒流行期间，在防止病菌传播方面发挥了非常的效用，被称作“昆虫世界的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60年代，滴滴涕与其他杀虫剂一道，在消灭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又发挥了巨大威力。但是，卡尔森通过科学论证，把生态学的观念传播给美国民众心中，使美国人从此有了环境危机感。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为该书再版些的序言中说：“我们无法忘记《寂静的春天》里程碑性的贡献。这本书在1962年问世时，“环境”（enviroment）一词还没有出现在政治词汇中。而在那时，洛杉矶被烟雾缭绕，已经出现公共健康问题。“环境保护”（conservation）一词，虽然出现在1960年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但其含义多指资源保护，如建立国家公园等。《寂静的春天》揭示了滴滴涕对环境的破坏，那对大自然深深的哭泣，改变了历史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保护运动也许会推迟很多年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关于自然怎样运行，我们的农场教了我很多。但我在餐桌旁学到的也同样重要。我格外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到卡尔森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不少人了解了卡森的警告，把这些警告传布开来。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她向我姐姐强调这本书如何不同，如何重要。那几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部分是由于我通过这些谈话了解到还有比冲刷出来的小水沟严重得多的事情在威胁着我们的环境。” 戈尔把卡尔森比作《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他说：“奴隶制可以用笔废除，化学污染则不能。” 在《寂静的春天》问世两年后，卡尔森夫人因乳腺癌去世。她用生命发出的对环境的呼唤，的确唤醒了美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卡尔森去世的1964年，开始清楚地表明，她的声音将永不沉寂。她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可以被准确地视为问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开端。” 四 政府行为 从政府层面上看，美国的环境政策经历了一个资源保护到自然保护或是环境保护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美国环境问题上，西奥多·罗斯福、弗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努力，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立法，使美国环境保护政策构架基本形成。 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在任）在资源保护问题上，功不可没。他受 基福德·平肖的影响颇深，痛恨一切掠夺和滥用资源的行为。他认为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应当最有效地合理利用以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认为最宝贵的自然财富是美国人民，所以保护人类的健康是他所倡导的资源保护运动的核心内容。他支持平肖关于讲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的主张，并在任期内实行一系列措施。在他任内，共收回约1亿英亩土地和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使国有森林数字增加为159个，面积达1.5亿英亩。此间的重要立法、政策和事件有：1905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同意将约塞米蒂谷（Yesemite Valley）交由联邦掌控；1901年任命平肖为国家林业局长;1908年在白宫召开全国资源保护会议，在500多名与会者中，有36位州长、7位法官和70多未学术团体负责人；支持在平肖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建立赫奇赫奇水库（Hetch Hetch Reservoir）的主张，等等。 在平肖的建议下，罗斯福正式采用了“Conservation”一词作为国家自然保护主义政策的术语。 罗斯福同时也是自然保护主义者缪尔的私人朋友，1903年他随缪尔到约塞米蒂，但在缪尔与平肖关于是否建立赫奇赫奇水库的辩论上，他站在平肖一边，因为他认为旧金山市民可以从水库中得到饮用水。他写信劝缪尔“顺应民意”。1913年，美国参院批准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建立赫奇赫奇水库。 总体来说，西奥多的环境观是资源保护而不是自然保护，它是以人为本的，即保护自然以使之服务于人类。 弗兰克林·罗斯福实行“新政”不久，经济刚有些起色，从中西部平原地带刮起的巨大尘暴吹到了白宫。因此，在摆脱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治理沙尘暴，减少其所带来的灾害，成为罗斯福“新政”的又一重要内容。罗斯福政府除了继续扩大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外，还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治理水土流失。 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简称CCC)于1933年4月成立，该组织在保护美国森林、土壤和水资源的同时，也给危机期间的失业青年男性提供就业和培训的机会。在此期间，约300万17-23岁男性获得此工作机会，他们从事退耕还林、建造火灾观测塔、铺设电话线和建造国家公园等工程建设。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防止土壤侵蚀、控制洪涝灾害的永久性法规《土壤保护法》，土壤保护局（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由此成立。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采取措施，试图改变美国人多年来滥用土地的习惯，如通过付款来让农场主休耕或停耕，并购买600万英亩水土流失严重的土地，同时还种了几亿棵树作为防护带。1937年，在《班克黑德-琼斯租赁法》（Bankhead-Jones Farm Tenant Act）中，美国国会进一步授权以控制水土流失、减少洪涝灾害。1933年，田纳西工程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简称TVA)成立，在田纳西河流上建造威尔逊大坝工程开始动工，1936年完成，共有1.9万人参与建设，在河流沿岸的田纳西、亚拉巴马、弗吉尼亚、佐治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州等地，重新造林、建示范农场，绿化面积达20.7万平方公里。 同西奥多·罗斯福相比，弗兰克林·罗斯福的环境观明显地进了一步，开始带有生态观的色彩。在1935年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他援引平肖谈论环境问题常使用的两幅画：一幅是大约在1510年中国的一个拥有300位居民北方小镇，那里有美丽的山谷、流淌的河水和翠绿的山峰。当地居民对砍伐树木似乎闻所未闻。另一幅是前不久平肖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照片，山峰变成了岩石，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沙漠，居民四散逃离，小镇荒芜。罗斯福说：“在过去两年里，国家资源保护队的男孩子们投身于退耕还林、治理水土流失的政治运动，他们是在为现在和未来保护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然资源。” 从美国环境史的角度上讲，20世纪60、70年代是关键的一个时期。《寂静的春天》发表以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规模和影响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一系列重要的立法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环境政策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寂静的春天》和其他一些对于环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共鸣。他在为斯图尔特·尤德尔《安静的危机》作的序中说：“危机也许是安静的，但却是紧迫的。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西奥多·罗斯福60年前、弗兰克林·罗斯福30年前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扩展资源保护的概念以应对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开发出新的预见、保护和滋养自然的工具，以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确保我们传给后代的是绿色的、枝繁叶茂的财富。我希望所有美国人能够理解这种努力的重要性，因为等每个美国都意识到他对美丽富饶的地球的承诺时，恐怕为时已晚。” 此后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立法主要有： l 《荒野法》（The Wilderness Act）， 1964年通过，将一定的联邦土地划为荒野地区，阻止对这些地区的开发。 l 《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1969年通过，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准备和提交旨在提出对人类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立法和行动建议的年度报告，并在总统办公室内建立环境质量咨询委员会。“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后续政策，目的是使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司、私人机构和个人，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保护和提升公共财富，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l 《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70年通过。该法是对1955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的修正，要求环境控制局制定出全国空气质量标准。 l 《环境杀虫剂控制法》（Environmental Pesticide Control Act）,1972年通过，授权环境保护局管理杀虫剂的使用，并控制在国内商业中的杀虫剂销售。根据此法，滴滴涕在这一年被禁止使用。 l 《濒危动物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1973年通过，健全签订和保护在主要栖息地里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的手续，并禁止猎取、砍伐、伤害所列濒临灭绝物种。 l 《资源保护与复兴法》（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RCRA)，1976年通过，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以及有价值的资源。通过此法，政府在回收废弃物、垃圾处理等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l 《水清洁法》（Clean Water Act），1977年通过。该法是1972年通过的《水污染控制法》的更名，要求水质“可以钓鱼和游泳”。 l 《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法》（Alaska National Interests Land Act）, 1980年通过，旨在保护阿拉斯加境内具有科学、历史和野生动物价值的土地，并赋予当地居民以继续他们生活方式的权利。 上述立法、1970年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和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的成立，以及根据1969年《国家环境法》而提出的年度《环境影响报告》等，使美国环境政策走上制度化轨道。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使美国环境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空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虽然自60、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政策已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但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一直是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中徘徊。受利益集团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也因此在一定时期发生逆转，从而使美国的环境政策具有两面性。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有关环境的立法遭到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指责政府将太多纳税人的钱用于环境治理，认为联邦政府应当减少在环境问题上的介入；也有人认为对私人土地使用的一些限制，违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关于私有财产的规定；还有人认为，不应因过度强调环境保护而窒息工业发展。受此影响，美国的环境政策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多是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它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在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上，老布什政府坚持不就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拒绝就建立一个国际公约进行谈判，保护其领土内濒危雨林和生态系统。美国政府采取如此立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它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和热带雨林被砍伐。而对美国来说，美国很容易达到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1990年的水平，因此无需强制。另一方面，就是考虑到相关行业的大财团利益。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以95对0票作出决议：“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表示限制二氧化碳排排放量要以不阻碍美国经济发展为前提。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框架协议的《京都议定书》。 在处理本国环境问题上，美国的环境政策有时也呈现两面性，即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要兼顾经济发展和大财团的利益。而后者在布什政府的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将国家环境保护局年度经费从2002年的8100万美元削减到7600万美元，同时他还提出洁净环境(Cleaner Environment)和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计划。“自由汽车”项目是洁净环境的措施之一，美国政府计划拨款1700万美元用于研制汽车能源，以使氢最终代替汽油。布什政府削减环境保护局的经费，招致一些环境保护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其结果是环境保护局将被迫削减用于湿地保护、水资源保护等项目的经费。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布什的能源计划和他试图降低1970年《清洁空气法》作用的做法，与全世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相背，是美国的耻辱，因为它无视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一日趋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美国环境保护局从1999年开始起草一份有关计划美国环境问题报告，计划于2003年6月27日公布。但在公布前，白宫删去了报告中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部分，其中包括多项关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一项由美国石油研究所资助的新的研究成果。在“全球问题”一章中，白宫将原报告中“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影响”一段话改为“地球体系的复杂性和物体的相互作用对科学提出了挑战，如病因诊断和在未来发展出遏制因自然变化和人类行为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的技术。”白宫的这一做法，招致环保局参与原报告写作人士的抗议。他们说，原报告是真实可信的。但白宫的修改，就好像是授权劳工部长修改统计数据以向美国人展现一个玫瑰色的经济图景。 五 公众意识 《寂静的春天》发出的警告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使美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觉醒。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于60年代末，稍晚于反战、黑人民权、妇女解放运动。但是从其成员和目标来看，它既是美国60年代反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其是延续。当自由主义在70年代末面临困境、反文化运动渐趋平息的时候，环境保护运动并没有止步，很多当年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转而投身到保护环境运动中来。据《纽约时报》1969年所做的调查显示，许多大学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反战转到环境问题上来，从而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持续至今的一个社会运动。 1970年4月22日，约2000万美国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公司和政府行为对环境的造成破坏，这成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起点。以此为起点，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在整个70年代达到高峰。此间，环境保护组织不断涌现、规模不断扩大，群众性的街头抗议不断,报刊杂志不断发表呼吁保护环境的作品，促使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案例裁决产生。 艾伦·金斯伯格是美国“垮掉派”代表诗人，他的诗作不仅催生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也激励了更多的美国人投身到环境保护运动中去。他在1978年写道： “带毒的石油在街道上闪现出魔幻般的色彩， 带毒的煤烟落在城市的蔬菜上 带毒的地窖把郊区落日时的山峦染成紫色 带毒的麻醉品软化了黑种和白种男人的意志 带毒的塑料泡沫经过无数年代才会消溶 新产生的钚在1/4万年后才会分解 带毒的杀虫剂随食物链转化传递 愿你的灵魂找到归宿，愿你的双眼泪长流。” 《我们被偷走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是继《寂静的春天》之后又一部让美国人环境意识猛醒的一部著作。它出版于1996年，被认为是《寂静的春天》的续篇。该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美国的科学家和环保记者，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他们全面考察和回顾了合成化学物质对动物和人类生殖系统的破坏，如精子数量减少、妊娠失败、生殖器异常、由内分泌系统障碍而引发的各种癌症，以及在野生动物中发现的发育和生殖方面的异常。他们提出，人类才刚刚弄清滴滴涕等杀虫剂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破坏时，却突然发现“未来”正在被合成化学物慢慢偷去。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是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被视为美国消费者运动之父。他是第一个质疑美国汽车工业的人，于196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以何种速度驾驶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1965年出版，1972年修订）。1969年夏天，纳德成立了他的第一个机构“法律学习与援助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Responsive Law)，致力于调查和揭露政府与奸商勾结，对土地的掠夺、对空气和水的污染，以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在纳德的主持下，一系列揭露环境问题和政府缺乏回应的调查报告面世。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纳德代表绿党(The Green Party)以第三党候选人资格参加竞选。虽然他只得到3％的选票，但他的参选引起了选民极大的兴趣并使绿党成为美国第三大党。 目前在美国国内，群众性的环境保护组织约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较有影响的主要有： l 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1892年在缪尔的领导下成立，其宗旨是推进赏析和保护环境，成员最多时达14.7万人。 l 全国野生动物联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NWF），成立于1936年，致力通过保护鱼类、野生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以保护环境。成员最多时约61.21万人。 l 全国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成立于1886年，并于1898年重新组建。该组织以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命名，致力于促进鸟类学研究，出版《奥杜邦杂志》(Audubon Magazine)。成员最多时达32.15万人。 l 荒野协会（Wilderness Society）,成立于1935年，致力于建立和保护自然保护区，推进国家公共土地的管理，包括国家公园、国有海岸、国有森林、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由国家土地管理局管辖的国有土地。成员最多时达8.7万人。 环境保护主义者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通过游行集会、发表有关环境问题的报告、文章等，引起美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游说、法律诉讼等形式，促请国会和法院通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裁决，以使环境保护政策制度化并得到法律保障。例如，1966年，塞拉俱乐部同时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在大峡谷修建水坝，认为这将造成该地区洪水泛滥。其广告词非常简单：“这次是大峡谷想发洪水！”次日，美国国税局宣布暂停塞拉俱乐部的免税资格。这激起了更多美国人参与到反对在大峡谷兴建水坝的活动中来。在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中，在大峡谷地区修建水坝计划于1968年被宣布废止。 同三四十年前相比，美国的环境状况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30年所面临的水污染、空气污染、气候变暖、化学物质和有毒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但程度已大幅度减轻。美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有些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甚至不记得克里夫兰那条曾经燃烧的河。 大体说来，目前美国人对环境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历史地看，美国人倾向于把保护环境视为美国政府的责任，他们寄希望于政府制定出相关政策来保护环境。盖洛普的研究表明，当美国人感到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够时，就会比较多地参与或支持环境保护组织的运动。如在里根政府初期，公众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出现高潮；而在重环境保护的卡特政府时期，公众的对环保运动的关注有所下降，这一下降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末共和党领袖金里奇主导的重经济发展的国会时期得到遏制，而在重环境保护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则又有所下降。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够，他们希望政府能做更多。在被问及美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得太多、太少，或是正好的问题时，2003年51%的受访者认为太少，2002年为58%，1992年为68%；2003年有7%的受访者认为太多，2002年为10%，1992年为4%。在被问及“是否赞成加强联邦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时，支持者2003年为75%，2002年为78%，2001年为77%；反对者2003年为21%，2002年为19%，2001年为20%。 其次，美国人对恐怖主义袭击和经济状况的担忧，以及近年来美国环境状况的大为改善，使环境问题没有成为今天美国人优先关注的焦点。盖洛普2002年4月7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回答“请列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时，只有2%的受访者提到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在统计结果中排在第12位，恐怖主义、总体经济状况、对战争的恐怖、失业、教育、道德、国土安全、无家可归/贫困、对政客和国家政策不满意，以及毒品问题位居前11位。而在问及“未来25年中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时，10%的受访者提到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在统计结果中位居第二，仅次于总体经济状况。这表明，多数美国人对目前美国的环境状况颇为满意，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仍需要关注环境问题。 第三，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虽然自1976年以来主张保护环境应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美国人为多数，但由于近年来经济的不景气，这一数字在持续下降，而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的人数却在逐年上升。据盖洛普在2002年地球日所作的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应优先于经济发展，这一数字在2001年为57%，2000年为70%，1990和1991年为71%。而认为经济发展应优先与环境保护的人数由2000年的28%和2001年的33%上升为2002年的36%。 第四，虽然近年来美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但从个人角度上来讲，环境保护意识已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多数美国人的个人行为中。盖洛普的研究显示，表示极为担忧环境质量的美国人从2001年的42%下降为35%，表示很少或几乎不担心环境问题的人数比例，则从2001年的22%上升为33%。 认为自己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比例，从2001年的18%和2002年的19%下降为2003年的14%；同情而不积极参与者，从2001年的50%和2002年的51%下降为2003年的47%。但有72%的受访者表示已购买一些有利于环保的居家产品，89%的人表示已自愿将报纸、玻璃、铝、汽油及其他物品送去回收处理；80%的人表示居家时能尽量节约能源。 纵观200多年来美国人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它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关系中步履维艰地走来。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成就，多少可以给我们这些在口罩中度过整整一个春天的人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