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可以说是验证这句话一个生动的例子。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四年，因此，每过四年，各党派就将围绕着总统宝座展开一轮激烈的角逐。在角逐的过程中，每个总统候选人都会提出一整套的施政纲领和政策，并向选民展示，他的政策是最好的，最符合选民的利益，以求最大限度地赢得选民的支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总统选举实际上是各党派的候选人在政策上的竞争。当然，这种政策之争自然也会由内政延伸到对外事务领域。 一 如果我们对美国大选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种基本的情形。 首先，总统选举是美国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一个重要契机，因为总统选举意味着与现行执政党有着不同执政理念的其他党派可能上台执政，这就为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提供了机会。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战争之初，美国民众狂热地支持这场战争，但随着战争的僵持以及美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到了1952年总统选举之际，美国民众考虑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尽快解决这场令人讨厌朝鲜战争”，针对选民情绪的这种变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适时提出中止战争的竞选主张，在选举投票前夕，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称，如果他当选，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第三次世界危险的悲剧冲突。结果，艾森豪威尔以巨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赢得了总统职位。1953年，美国与中朝等有关国家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美国的东亚政策由热战转变为推行冷战。 相似的情景还发生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60年代初在民主党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下，美国的损失越来越大，在国际社会也日益孤立，为此在美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在任总统约翰逊不得不宣布放弃谋求连任，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在竞选中向选民保证，将在他就任6个月内结束越南战争，结果，尼克松赢得了选举。尽管，在就任后尼克松并没有实现6个月内结束战争的诺言，但是在他的任期内，结束越南战争一直是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到1972年，美国军队撤离了越南。 还有，1980年的总统选举也一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选举。到70年代末，美国推行了十年的对苏缓和政策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苏联的扩张势头还有了进一步加剧，苏联加强了在安哥拉、扎伊尔、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的渗透，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要求放弃缓和政策和对苏强硬的呼声日益上升，为此，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提出了振兴国力和对苏强硬的主张，结果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从此，美苏对抗再次加剧，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主要外部因素。 第二，总统选举推动了一些新的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来说，在总统四年的任期里，国际国内形势都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同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也会发生一些变动，而选民也会在这一期间里提出一些新的政策诉求，而总统选举则为一些应对新形势、满足新诉求的政策的推出提供了动力。例如，1968年的选举中，结束越南战争成为多数美国民众的普遍期望，而此时大国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如世界上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剧了中苏的分裂，而尼克松对此比前任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当选实际上为70年代初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还有，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之前，北约东扩在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议程中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议题，然而，由于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共和党强烈主张加速北约东扩的步伐，并对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在选举中许多中欧和东欧裔也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游说活动推动政府立即实施北约东扩，为了应对共和党的压力和争取中东欧裔选民的支持，克林顿政府转变原先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将北约东扩列为连任后最重要的外交议程。 另外，90年代后期，在建立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问题上，执政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克林顿政府看来，国家导弹系统并不是美国防务体系一个优先的项目，而且主张美国只应发展有限的导弹防御计划并在“有条件”的基础上部署，而且要与俄罗斯谈判修订《反导条约》的方式获得发展这一防御系统的合法性。而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则把导弹防御看成是美国防御系统最优先的项目，而且要扩大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并在技术证明可行的情况下立即部署，同时，小布什把《反导条约》看作是冷战遗物，认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修改条约，美国可以单方面撕毁条约。由于最终小布什赢得了这场有争议的选举，小布什在导弹防御上的主张就成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新的政策。 第三，在大选期间，为了国内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试图争取连任的一方会对某些成熟有效的政策进行机会主义的调整，而挑战的一方也会利用一些问题在对外政策方面挑起争议、制造事端，从而造成许多的对外政策混乱。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例如，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里根为了赢得共和党内亲台游说集团和美国传统右翼势力的支持，公然声称，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是一种“背弃”行为，他还攻击卡特“撕毁与一位长期盟友的条约”，“玷污”了美国的名誉，扬言，如果他当选，他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恢复美国同台湾的“官方”关系。里根的这些言论使得中美在建交之初就笼罩上了乌云。而1992年的总统大选，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为了保住得克萨斯州的选票以及回应政治对手有关在促进就业方面领导不力的指责，老布什公然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精神，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而民主党候选人则以人权组织和美国劳工组织的代言人自居，攻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声称将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所有这些使得中美关系在美国的大选年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利用共和党右翼对克林顿对华政策的不满，推翻了有关“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性伙伴关系”的提法，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声称将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所有这些使得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上台之初再次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 二 上述三种基本情形构成了美国大选与对外政策之间互动的主要模式。而随着2004年总统选举逐步拉开帷幕，这些互动模式又一次显现出来。“911事件”之后，小布什以打击恐怖主义、保障美国的安全为由，推行强悍的外交政策，军事打击阿富汗，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行动为小布什在国内赢得了普遍的支持。然而在布什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之后，形势出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由于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美军频繁遭袭伤亡惨重，重建费用庞大等问题的共同作用，美国民众对布什对外政策的支持正在发生转变，布什对伊拉克问题的处理正在逐步转变为布什的软肋而不是有利条件。面对即将开始的选举，民主党抓住时机，对布什的对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以“情报门”事件为切入点，指责布什当局有意制造虚假的所谓情报，欺骗国内的公众。而一些民主党人更是对布什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民主党人气最旺的总统参选人克拉克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犯了战略性错误，这场战争使得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沦为次要任务，而且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没有妥善的战后计划，忽视了重要的国际支持，增加了美国军人的风险和纳税人的负担。这位对布什政策提出批评前四星上将人气甚至高过前些时间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布什总统。所有这些来自国内的压力正在迫使布什政府对其对外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例如，最近布什政府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开始更加强调用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伊拉克问题上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并更换处理这一问题的强硬派官员。 上面这些现象构成2004年总统大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选战的来临，美国又一次出现了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为了回应国内对布什经济政策的批评，美国展开了有关“被低估的人民币是否伤害美国就业机会”的大讨论，政府的一些官员不断放话，由于人民币的价格被低估，造成了中国便宜的商品大量进入美国，伤害了美国公司，使本来已经严峻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包括布什在内的美国高官在各种场合表示，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出自政治目的。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指出的那样，2001年1月以来，美国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而布什政府未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寻找借口，白宫盯上了中国。他们这样行动的理由只有一个：选举年。明年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许多现任官员都需要向公众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政治家决不会承认，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就成为替罪羊。美国政治家知道这个战略能帮助他们赢得选票。而美国方面所做的这些举动显然为911事件以来处于良好状态的中美关系带来阴影。使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前几次美国大选中出现中国综合症是不是又回来了？ 由于200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才刚刚拉开序幕，因此大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现在来看仍还是初步的。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所抱的反感和疑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同时他们又感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缺乏制约的手段，因此，对于这次大选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报以了更多的关注。其中有期待也有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