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欧矛盾 ——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在国际关系史，一场战争往往是国际政治发生变动的契机。现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硝烟散尽后通常会使人们对结束不久的战争做一些更冷静和全面的思考。如今静下心来对这场战争做一个认真的反思，会发现，围绕着这场战争，国际关系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和深刻的变化，例如，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概括起来就是：美、英和法、德、俄之间分化为界限分明的主战和主和两大阵营，北约发生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分歧，欧盟内部出现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分野。 一、跨大西洋关系中浮起了冰块 当然，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变动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分歧了：当美国一提出要武装倒萨之后，法、德两国就表示明确反对；在去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总理施罗德还冒美德关系恶化的风险以反战为旗帜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今年1月，法、德两国在纪念两国友好条约签定40周年的共同声明中表示，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为此，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所谓“老欧洲”问题的争吵；2月，在协防土耳其问题上，由于北约内部意见不一，北约秘书长不得不首次启动所谓的“默认程序”，即，假如在2月10日上午10点以前没有成员国反对，美国协防土耳其的建议将自动获得通过，然而，就在最后期限前一个小时，法国正式提出了反对意见，接着比利时、德国也正式否决了该项军事部署；在联合国安理会，当美国、英国、西班牙提出了可能获得对伊动武授权的新提案，法国表示将动用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另外，法国还针对美国为此在安理会进行的游说活动进行了反向游说，致使美国最终无功而返，放弃了在联合国为其伊拉克战争正名行动。 在战后，尽管大西洋两岸为弥合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布什、希拉克和施罗德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见了面，但是双方似乎很难再和好如初了。在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不断放出这样的口风，要“冷淡德国”、“惩罚法国”，一些美国人甚至把法国的洗发水倒入了阴沟，拒绝饮用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而在欧洲也有自己的反应，4月末，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四国首脑决定成立一个独立于北约之外防御联盟，这个联盟将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和欧洲自己的指挥部，而美国人认为，这是老欧洲在北约的棺材上钉上的又一棵钉子。正如一位西方专家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后，我们等待“历史的终结”，也就是福山所想象的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主宰的世界，而我们可能提前等到的却是民主联盟的核心——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另一位专家甚至称，美欧，尤其是美国与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表明，这不是西方内部什么巧妙的政治游戏，而是双方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老世界同新世界关系中史无前例的危机，摆脱这场危机的出路甚至都看不到。 二、美欧矛盾的各种解释 面对充满了冰块的跨大西洋关系，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民主的欧洲和美国——即通常所说的西方——之间的伟大联盟怎么会落到这种令人遗憾的地步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谓是五花八门。 美国人卡根一个著名的解释是，美欧的分歧主要源自双方之间巨大的军事和战略力量的差距，以及美欧之间对信仰和历史、对上帝和战争的重大经历的不同。“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因此，“现在到了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 而欧洲人的观点认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在使用武力、进行单边行动以及遵守国际公约等问题上与欧洲人看法一致，真正的问题是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派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精髓，推行一种“以传统爱国主义的激昂言语阐述的激进主义、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即不承认法律上的约束，也不承认道德上的约束，这种激进主义不仅吓坏了而且激怒了欧洲国家。事实上，只有新保守派及其追随者蜷缩在一个人烟稀少的火星上，而大部分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居住在一个相当拥挤的金星上，因此，欧洲人把美欧分歧根源直指美国行政当局目前推行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人作为相对中立的一方其分析中少了一些相互指责，认为，大西洋两岸的问题是双方在什么是对这个联盟及成员国迫在眉睫的威胁或如何对待这些威胁的问题上没有达成政治一致。欧洲人不大可能把恐怖主义归根于好战的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同恐怖主义做斗争最好的办法是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全球化、贫穷、缺少民主，而不是使用武力。欧洲人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的抱怨强烈，并且包括了从有关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到死刑等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双方在使用武力、先发制人以及国际机构和多边外交重要性等问题上的争端表明，欧洲对全球秩序的看法是后现代的，而美国的则是传统的。由于美国强大的空中和地面实力，使得它更倾向于像在阿富汗的冲突那样采取单独行动。而与此同时，欧洲也正在寻求一种更加自信的外交形象，既然冷战已经结束，欧洲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就不需要象冷战期间那样对美国言听计从。 三、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然，所有这些分析都为大西洋两岸这场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吵提供了解释。然而，仔细琢磨起来会发现，这些对美欧关系的认识仍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为此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美欧之间的分歧会不会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这种分歧对伊拉克战争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关分歧和裂痕的大暴露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处在一个怎样的点上？最近，笔者有幸从沙斯的肆虐偷得的闲暇中认真拜读了基辛格的大作《大外交》。我们知道，基辛格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出生、成长于欧洲，而在美国功成名就，以他的经历、学识和外交经验，可能会从他的巨作中得到有关美欧关系更多的感悟。《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70万字，时间跨度达400年，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20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由于受到大师睿智的沐浴，掩卷之后对美欧矛盾忽生了一些感悟： 我们知道，自冷战以来，我们通常将世界的主要矛盾归结为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由于存在着东西矛盾，西方社会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一体，是一个基本上团结一致的整体。然而，如果纵观4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实际上所谓的西西矛盾才真正构成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轴，不论是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还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始阶段，它们大多都是在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内部展开。当然，这个西方的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最初只局限于西欧，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以至北美洲和澳洲。与这些所谓的西西矛盾相比，以东西矛盾为主轴展开的冷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在长达40 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它仅仅只持续了50年。而且所谓的东西矛盾从某种程度上主要也是从西方变异出来的苏联与其余西方世界的矛盾。之所以西西矛盾构成了国际关系史演变的主轴，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解释就是，这些今天所谓的这些西方国家构成国际政治权势的中心，而国际关系的演变主要是以各个权势中心之间的互动为核心展开的。 苏联诞生打破国际关系中西西矛盾的主线。由于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苏联终于在二战结束之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与整个西方处于对立状态的权势中心，整个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感受到它们的生存正面临一种全新力量的挑战，这使得它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场挑战，这样在西方内部就开始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整合，在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同盟体系以及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西方第一次以一种整体团结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由于西方的遏制以及自身的问题，苏联最终解体了，分裂成为以俄罗斯为主的十多个国家，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与昔日的苏联相比，其本身也开始了一轮并非非常成功的民主化改造，这样，世界上的主要权势又回到了西方的手中，按照逻辑推论，权势争夺和权势斗争也将相应地回归到西方的内部。然而，由于冷战时期西方一致所形成的惯性，以及西方一些战略家为了维护西方的团结有意识地在冷战后制造与东西方对峙相似的冲突范式，如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俄罗斯保守势力重新复活、无赖国家的威胁等，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回归西方内部的权势争夺和斗争并没有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也就出现了基辛格所谓20世纪末混沌不清的冷战后世界秩序。然而，国际政治中权势争夺和斗争的实质是长期包藏不住的，通过伊拉克战争，这种争夺和斗争终于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出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可能表明，国际政治矛盾的主线终于跳出了50年冷战所形成的惯性，实现了向传统国际关系的回归。 如果我们再对南北矛盾做一个考察，发现它与西西矛盾同样的古老，自以欧洲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以来，西方那些处于权势中心的国家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之间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由于双方在权势方面的非对称状态，它南北矛盾始终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例如，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可能成为世界大战。当然，自二战结束以后，南方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获得了政治独立，一些国家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南北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有了显著增加，但要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主要是对南北矛盾的一种描述，讲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然而，尽管伊斯兰文明有着较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是，这个文明一直缺乏反对西方的物质基础，它在现代化方面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还有，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这个文明中缺少一个能够服众和发挥领袖作用的核心国家，因此，它与西方文明的对抗只能以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虽然能够对西方的权势构成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权势的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些非西方大国的迅速发展，如中国、印度的崛起，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政治权势格局，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可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以其中发展最为成功的中国来讲，它目前仍是一个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的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研究表明，中国在与美、日、德、法、英、俄的国力比较中，中国仍以较大分值落在这些国家之后。如果从具体的领域进行分析，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从数值上得到反映更大，例如，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非对称相互依赖，这样，中国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受制于西方，在军事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更大，从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到两代，尤其是它与美国的差距还存在着被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因此，即使是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美国鹰派也认为，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大可能对美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既然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权势重心又重新回到了西方内部，那么，权势的争夺和斗争会主要在哪些权势中心之间展开呢？在美英之间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英国自二战以来长期奉行紧随美国的搭便车政策。在西方内部，除美国之外，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当属日本，然而，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断走低，在安全上近期内也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使得美日矛盾不可能权势角逐的主轴，加上日本在亚洲孤立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它还有可能与美国靠得更近。这样，剩下来的只有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了。 就单个国家的实力而，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美国的实力相匹敌，然而，它们联合起来则对美国的权势构成了相当现实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挑战。目前，欧盟的人口达3·77亿，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8·5亿美元，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基本与美国相当。在经济上，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是家常便饭，而自欧元诞生以来，它已对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前一段时间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并不表明欧洲经济的表现比美国要好到那里去，而是表明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将欧元作为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元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风光无限了。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更强调多边主义、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国际法，这从一个侧面映衬出美国外交的霸道和蛮横。在政治上，尽管欧美同属“民主国家共同体”，但是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差别的，美国人崇尚自由，欧洲人更强调社会公正，美国人将资本主义与民主看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欧洲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则将民主看作是驯服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工具，这样欧洲人的主张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地区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在军事方面，由于受到一体化程度的限制以及多数欧盟民众对发展军事力量缺乏兴趣，使得欧盟与美国存在相当的差距，但是，欧盟肯定有潜力发展出令人畏惧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美国与欧盟之间在争取更大权势方面的角逐和竞争在所难免。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欧盟尤其是其一体化的发展看作是其推行全球霸权的一个障碍。然而，要阻止欧盟一体化的发展，美国既拿不出站得住的理由，也不现实，因为这会遭到希望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反对，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种分化的做法，于是围绕着双方在伊拉克问题的争吵，便有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说法。在对伊战争开战前，美国拉着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联合国搞一个新的提案，其中也包含有分化欧盟的设想。这一招看来还是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使得欧盟的共同外交防务政策陷于破产，问题出来后，美国的媒体还大造舆论，称共同的外交防务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在一些欧盟国家看来，总是在一些问题迁就美国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美国一些做法越来越感到无法忍受，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伊拉克问题出现刚为双方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由此看来，伊拉克战争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国际政治的演变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西西矛盾再次成为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轴，从此，国际政治彻底挣脱了冷战的影响，回到了它原先发展的基本面。当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由于二战后西方内部的整合，这种西西矛盾不可能再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代之更多可能将是一种和平的权势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