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 “911事件”是21世纪上演的第一场震惊全球的悲剧。这场悲剧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改变世界，但由于它改变了美国，因此就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911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重要调整：此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全球战略是霸权战略，这一战略主要由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战略和自由主义战略而构成。现实主义战略主要是通过盟国体系（如北约、美日同盟等）和前沿驻军遏制苏联的威胁，即限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能力；此外，通过保持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维持世界秩序，通过核威慑来实现两极世界的稳定。自由主义战略通过一系列多边经济安排（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目的是避免西方国家因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而导致贸易冲突和战略对抗，从而寻求在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这一霸权战略使美国既为盟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又促进了西方阵营的经济繁荣，因此在西方国家内部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霸权稳定体系，并最终赢得了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虽然由两极格局变为“一超多强”格局，美国虽然试图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战略作出调整，但克林顿政府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一霸权战略，其思路是“扩展与接触”，即扩展冷战时期形成的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机制，同时对原先的对手以及秩序之外的大国实施接触，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由于克林顿是民主党人，因此在他的全球战略中更多地体现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思路，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国际机制的强调及与盟国的多边磋商上。 在2000年大选后入主白宫的布什总统由于是共和党人，因此上任伊始，就在外交的各个方面显示出“非克顿色彩”，试图将多年来共和党内一直在酝酿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付诸实践。“911事件”为全面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了“机会之窗” ：一方面，美国人普遍因911事件而产生“不安全感”，因而大力支持政府为改善安全环境而做的一切努力；另一方面，美国以”反恐”划界在国际上重新区分敌友，国际上许多国家都自愿或被迫被美国裹挟在”反恐”合作的大联盟中。与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深入反思其霸权政策和傲慢的超级大国心态相反，布什政府认为，911事件的发生恰恰印证了其安全至上观点的正确，美国靠维持现状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因此应当推翻现状，建立一种全新的、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美国凭借恐怖袭击中作为受害国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道德优势，以及危机时刻布什政府在国内所获得的强大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总之，以“911事件”为契机，布什政府展开了对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2001年9月20日，布什宣布，美国将开展”反恐”怖主义的全面战争，并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反恐”联盟；同月30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新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并将该报告与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一起送交国会审议；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12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总额为3180亿美元的2002财年军费预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70亿美元；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邪恶轴心说”；同年2月，布什总统向国会提出了高达3790亿美元的2003财年军费预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80亿美元，增幅为15%，为20年来最高。同年，美国着手准备对伊拉克动武，布什及其主要官员不断放风，表示要从军事上推翻萨达姆政权；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先发制人”理论；7月16日，白宫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本土安全战略报告》；8月15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国防报告》；9月17日，布什总统签署上任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0月10-11日，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授权总统对伊拉克动武的法案；12月11日，白宫发表了《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2003年3月14日，美国公布了中东和平路线图，中东和平分三步走：停止对抗、年底建立临时的巴勒斯坦国，2005年最终独立；2003年3月20日，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在没有北约盟国法国和德国等支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政治和外交上遭遇“滑铁卢”的情况下，几乎是单方面地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从各个方面实践其新战略。此后，美国还对其在全球的前沿驻军进行了调整。就这样，通过一系列文件、讲话和具体的行动部署，一种全新、与以往有着显著不同的美国全球战略框架已基本形成。归纳起来，这一战略的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冷战时期，关于威胁来源于何方，对手是谁，美国一直十分明确。冷战结束后，对手和威胁都变得模糊起来，而且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911”事件终于使这个问题再一次清晰化了，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威胁不容质疑地成为美国所面临的头号威胁，而以大国为战略敌人的传统地缘政治观不再流行。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对这种威胁又做了扩大性的解释，提出了“邪恶轴心说”。而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进一步将这种威胁解释为“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以及他们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次，对于所面临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布什称，美国在上个世纪冷战年代里实行的“威慑加遏制”战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仍然适用，但威慑“对于对抗没有国家或公民可以保护的难以捉摸的恐怖主义网络毫无用处。而一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去理性的独裁者能够用导弹来投射这些武器或者悄悄把这些提供给他们的恐怖主义盟友时，遏制也遏制不住了。因此，““反恐”怖战争不能靠守势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粉碎它们的计划，并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用该地对付它们。”“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第三，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对自身的军事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次将防务计划制定的基础由原先的“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即从过去以威慑应付威胁的消极防御战略改变为以增进国防实力争夺优势的积极进攻战略。为此，美国决定退出反导条约，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降低“核打击”的门槛，开发更具实战意义的小当量、低辐射核武器；更积极地开发高技术领域的常规武器，争夺太空、信息和情报制高点，谋求更多的海外基地，改进美军国土防卫、远距离精确打击、全球部署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总之，美国正在建立以核武器、高科技常规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为新三位一体的战略结构，从而使美军能够应付“全频谱军事挑战”，使“美国军队的实力足以防止潜在的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 第四，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公然声称“当美国的利益和独一无二的责任需要时，美国将单独行动”。在国际裁军和军控领域，美国退出了《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退出了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冻结了《全面禁止核核试验条约》的批准，排除任何国际多边领域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协定的谈判。在”反恐”领域，美国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协助的同时，强调它在这个问题上主导作用，美国多次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妨碍美国单独行动的自由”。为此，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有意将其盟友的作用边缘化。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美国更是不顾多数盟友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而为。在对待联合国的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立场，只是将联合国及安理会视为美国的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另外，美国还尽量推脱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避免受到各种多边机制和组织的约束。例如，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明确表示：“美国人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我们也不认可它的管辖。” 第五，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以后，美国开始逐步意识到“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同时，“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着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建立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世界的最佳时机。”基于这种认识，美国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体系，以此作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基础。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建立有利于自由的均势”。这种所谓“均势”并非美国放下唯一超级大国的身段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而是在美国的监督和主导下，其他大国之间相互制衡。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居高临下地对其他大国进行优劣长短的评判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实际上处在这一“均势”之外，是这一“均势”缔造者和裁决者。这种“均势”包含有下列企图：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减少美国对传统盟友的倚重，并降低这些传统盟友对美国行动的羁绊，因为地区大国之间的均势与盟友机制相比，能够使美国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在这些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更加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 第六，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以及对世界的“道义责任”，更加积极地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改造世界，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邪恶轴心国家”进行政权改变，并承担起“国家重建”的任务。美国声称，“在21世纪，美国握有把自由对所有仇敌的胜利发扬光大的机会。美国愿意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责任。”“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和自由市场的希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表示，“全球自由化”与“反恐”战争”和“大国协调”一道，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的“三大前提”。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自由与安全是密切相关的，美国要为安全而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 总之，布什政府已将美国的价值观当仁不让地当作是整个世界的标准，为其“领导和治理”世界提供合法依据和道义基础。 第七、主张以“自愿者联盟”或“临时联盟”或“议题联盟”代替过去那种固定的军事同盟，主要是由于非传统威胁的流动性和易变性不适宜于用传统的方式来对付，此外，固定联盟向来是以大国为假想敌的，而911后由于各大国在“反恐”问题上倾向于与美国合作，“已经没有了大国冲突”（Absence of Great Powers Conflicts），而美国的老盟国也已不会再对美国亦步亦趋了。相比之下，基于共同利益的“自愿者联盟”具有形式灵活，联系松散的特点，从而不会对美国造成掣肘。 第八、美国对“前沿军事部署”作重大调整。在亚太，美军的“前沿部署”线南移，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来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在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通过驻军伊拉克和中亚，将沙特的驻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加强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在欧洲，将驻德美军移至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靠近东欧和巴尔干的前沿。美国对“前沿部署”的这种调整表明，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想在继续控制欧亚大陆的同时，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对俄罗斯和中国则暗中防范。 如果将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的这些特点做一个概括，那就是：以“反恐”/反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这就是“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美国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区大国则居于第二层次，一般的国家则处于第三层次，“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垫底，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战略显然已超越了此前的霸权战略，美国有人称之为“新帝国”的战略。它的思想基础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既强调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又突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可以说它是“强权政治” 和“理想政治”的结合，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的”的自由主义战略的结合。 伊拉克战争是“新帝国”战略的试验场，也是“新帝国”战略的枢纽，它体现了这一战略宣称的实力与道德的结合，自由与安全的结合，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结合的特点；它也体现了美国塑造新帝国的意志：将伊拉克的民主改造作为中东新秩序的“样榜国”。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却正在支付或者还要支付高昂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被解放”了的伊拉克人并没有把美国大兵当作“解放者”一样欢迎，相反由于在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美国在伊拉克遇到了极大的麻烦，隔三差五地挨枪子，不时地有美国士兵被打死，这些不祥的消息正在考验着美国人的意志和耐心。将美国式民主人为地、强行地植入伊拉克社会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也不能确保：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就一定会是亲美的或对美国友好的伊拉克。 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能持续多久？ 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一战略本身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在对实力的分析上，尽管布什政府认识到美国实力超群，但是忽略了当今世界力量分布和力量性质的深层变化。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力量分布呈三维棋盘结构。在最高一层棋盘上，军事力量是单极的；在中间经济力量的棋盘上，力量是多极的，美、欧、日基本旗鼓相当，美国不是霸主，需要与其他力量平等地讨价还价；在最低层的棋盘，是政府控制能力之外的跨国关系，力量分布分散，讨论单极、多极或谁是霸主，没有意义；在下三维象棋时，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棋盘，不注意各个棋盘之间的纵向联系，那会输掉这盘棋。911事件说明，强大的美国有时也是很脆弱的。 其次，改造“旧”秩序的成本。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建立国际机制和制度正是冷战时期美国获取霸权地位的重要途径，而目前越来越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损害。正所谓“无所制约的美国实力会开辟一个更加敌对的国际体系，使美国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世界范围内民间反美主义的出现说明，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形象是“无赖的超级大国”，有人甚至把美国看作是对世界和平和他们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 第三，国际社会是否接受。自布什发表“邪恶轴心说”以来，美国在调整对外战略中的许多举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非议，这一点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世界各国的舆论一片指责，甚至美国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也表示反对。一位美国著名杂志的编辑惊呼：“‘911’事件中，美国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而今天，布什政府的行为让人感到，美国是一个坏蛋。” 第四、美国的经济状况能否好转，美国人是否愿意支持塑造新帝国的昂贵代价。第五、新帝国的扩张可能遇到的失败和挫折。第六、美国战略中的军国主义倾向使美国的外部行为有“以色列化”的趋势——用军事手段来执行警察事务以及以暴易暴。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布什的这一全球战略的调整是基于以下这些理由的：第一、今日的世界力量对比已发生了继续向美国方面倾斜的变化，美国的实力经过前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它的GDP是紧随其后的日本的两倍，这些年来它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它的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它的军事优势连盟国也望尘莫及，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仍然领先于各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人们目睹了非对称战争中美国的绝对优势，在这种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即使是像伊拉克这样一个中等国家也不堪一击。美国不仅扩大了它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通过全球”反恐”，它也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战略中赢得了极大的优势。第二，911后遗症挥之不去。美国不安全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安全费用似乎总能得到支持。第三、恐怖主义组织仍然没有斩草除根。世界各地不时爆发的恐怖事件使得““反恐””主题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美国安全战略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第四、美国社会在911后更趋向保守，新保守主义主导着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在政治文化不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的结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此而言，此次战略调整有其客观基础，也不会昙花一现。 有人将此次战略调整与杜鲁门1947年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相提并论，言外之意是这一战略也将会持续几十年。由于变量太多，要做出准确估计是不现实的，但目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调的因素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受到的牵制或限制都相当有限。 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拥有最强大的战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国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布什政府对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正在对我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照上述调整的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美国对威胁来源的重新认识从战略上暂时缓解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人们还记得，911事件前，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新保守派反华反共的叫嚣使得中美关系一度紧张，尤其是在EP-3间谍飞机事件发生后，有些人主张做好武力的准备营救“人质”。 第二、 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义，大大减少了中美之间的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承认，大国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和平竞赛而非军备竞赛的历史机遇。 第三、 中美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对于达成某些战略谅解提供了机会，如美国将新疆的“东突组织”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从而对中国打击“疆独”予以理解。 第四、 美国对西亚-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动荡的弧形地带的前沿部署进行调整，表面上看好像是对中国的围堵，实际上并非全都是消极面。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军队的存在和基地的设置虽然从长远来说也有提防、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用意，但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为了”反恐”以及阻止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实际上对中国的一种“警察保护”。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的周边没有发生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战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美国的“警察作用”。 第五、 过多地崇尚武力（加强军事优势），迷信单边主义的效率使中国的相对影响下降：中国的核武器比较少，而美国正在试验增强核武的性能，并使其小型化，这样可能相对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而单边主义的结果是使一些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边缘化，本来中国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现在美国不会愿意去听这种声音。 第六、 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战略增强了中国的不安全感。目前，这主要表现为美国对朝核危机仍然非常强硬，没有彻底放弃选择武力解决的方式（虽然同时也选择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而朝核危机的解决方式牵动着中国安全的神经。 第七、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改变”可能不利于中国对国家主权的维护。虽然美国“政权改变”的目标设计主要针对“邪恶轴心”国家，它会不会扩大也尚有疑问，但中国不会不对提高警惕。 第八、 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差距进一步拉大。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介入了与中国西部比邻的中亚地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将不可避免地与从欧洲东移过来的美军以及它在这里最紧密的盟国以色列形成呼应之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掌控之下，世界其他大国在这一地区更加无法对美国的主导优势进行制约和抗衡。目前，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正在迅速增加，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将使中国的发展面临安全困难和更加棘手的挑战。 第九、 由于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美国大大增加了所谓改造阿拉伯世界的信心，不论这种改造的结局如何，或是出现一个全面亲美的阿拉伯世界，或是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都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消极影响。 第十、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使现行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面临重大挑战。由于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蔑视现行国际多边军控机制，以战略平衡为核心的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正在逐步瓦解；由于美国强调自身的所谓“行动自由”，在处理国际争端和矛盾中过多地采用单边主义的做法，以联合国为核心、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冲突解决机制正在被不断弱化；由于美国不断抛出“邪恶轴心说”、“失败国家论”、“新帝国论”，使得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和国际法体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由于美国更多地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军费预算，大力发展先进武器（尤其是太空武器），使得军事因素在国际安全领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色彩进一步增加。与此相对应，由于美国试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甚至不允许其他国家有机会赶超美国，并通过”反恐”战争大力加强美军在全球的部署，美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更加凸显，全球战略力量失衡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美国来说在下降。 第十一、 美国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可能会使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升级，为中国的统一大业造成更大的阻力。而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面对一个奉行实力政策、轻视国际制度而又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将可能遭遇到更多、更尖锐的安全难题。 第十二、 由于中国的崛起及中国绝对力量的增强，还有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始终是存在的，美国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与它进行战略摊牌，取代它目前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国内不时有人提出美国要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即使不能阻止至少也要尽量拖延或推迟中国霸权的到来。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我们看到，布什政府在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过程中，推行的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即集中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和主要的外交资源由易而难地逐个拔出眼中的战略障碍，而每拔出一个障碍同时也为下一步的行动积累了更多的优势，随着这种策略的推进，美国最终会不会把矛头指向中国？在布什政府许多高官（尤其是新保守派眼）中，实际上他们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最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由于美国战略重心向“反恐”倾斜，一度彰显的中美矛盾变得不那么突出了，而且通过“反恐”，中美在安全问题上找到了重要的共同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合作有可能增加相互信任的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之间存在的战略误解。而美国提出的大国协调尽管带有很强的美国主导色彩，但如果中国对应得当，有可能为包括中美合作在内的大国合作带来新的潜力和动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对外新战略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以及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逻辑，正在急聚消耗美国长期积聚起来的所谓软力量，使得美国更像一个为所欲为的霸主而非国际社会的“领导者”，这使美国对华施压以及对华围堵的国际号召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它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正在全面上升，美欧矛盾日益突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新战略制造问题的速度似乎比解决问题来得更快，如果美国被这些越来越多的对外问题所缠绕，对中国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或相对较长的战略喘息期。总的判断是：如果美国“反恐”20年，如果美国长期陷在中东新秩序的重建中（这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抓紧这宝贵的2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发展的同时，加强国防力量，注意社会公正，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除非发生特别紧急的情况（如台湾宣布独立，中国武力攻台），否则美国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与中国发生对抗或军事冲突。 不利的一面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实际上已调整到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就是说未来的国际热点问题有可能就是在中国的周边发生。美国的驻军、美国的前沿基地多多少少限制或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从长远看这将使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塑造的“新帝国”全球化秩序中，中国将处于何处？如果中国与美国对抗，必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与美国合作与妥协，这就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了吗？这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我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 美国的“新帝国”战略包含的“实力论”和“意识形态论”决定了它潜在的反华反共的基本立场，将中国看作是美国未来的战略上的挑战者。对于中美关系前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设计师——新保守派倾向于认为两国将走向冲突，因此他们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决策者中大多数都“亲台”、“保台”，主张对台湾出售平衡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防御性武器；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坚定不移地要求以“和平方式”进行，敦促政府拒绝接受“武力方式”。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不改变，只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即不放弃用武力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美国的某些决策者就不会对中国有太多的好感，也就不会放弃反共反华的基本主张。 在911以前，布什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遵循新保守派的思路：即中美关系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且也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价值观的对立。在911后，由于“反恐”需要以及对美国对威胁来源重新定义，因此中美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合作领域增多，经贸关系发展顺畅。新保守派虽然对于中国的认识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但在对华政策上，布什并非对他们言听计从，具体表现在朝核问题上，新保守派从未放弃武力的选择，但布什还是决定尽可能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由于国际上对美国力量的限制比较小，因此我们在搞全方位外交的同时，要 将目光投向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我国的应对之策是： ● 在战略上，一方面尽量与美国取得谅解并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面， 原因是：第一、在国际政治中，在大多数时候，美国确实起到一个秩序稳定者的作用，当然它的手段（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对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改变等）都是需要揭露、批判的。美国这种“国际警察”的作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来发展国民经济；第二、在目前在国际力量处于极不对称的情况下，与美国对抗对不仅不会提升我国的力量，反而会扰乱了我们的现代化宏伟计划。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立足自身，发展综合国力，解决好我们国家和社 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给外国以任何干涉内政的口实，通过改变自身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邓小平曾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只有全面发展（除了生产力外，我们还要重视科技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这也是我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点：只有发展了，我们才会被别人尊重。由于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美国不少人已经认识到，想要阻止中国的崛起为时已晚，美国虽然强大，但它也知道其力量的边界。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够遏制或阻止中国的崛起。我们不能仅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出被动的反应，我们还要主动提出倡议；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方面、在朝核问题上和“10+3”的倡议上，我们都可以发挥主动作用。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爱好和平和民主自由的中国形象。 ● 战术上，我们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利用美国分权制衡、舆论自由、 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散性、选举政治对官员政治生命的重要性等特点做一些细致入微的工作，更多地通过公众外交来重新塑造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具体如下： （1） 多做跨国公司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两国经贸联系，重视跨国公司的游说作用。除了给予利益上的“诱惑 ”外，还要进行文化上的吸引。据说，许多中国通或在中国呆得久的CEO都会有“亲中国”的情结。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基石。用“亲中国”的跨国公司来抵消新保守派在对华政策中的消极作用。 （2） 多做国会的工作。国会的权力是分散的，议员众多，议员的助手更多，因此总能找到施加影响或改变他们一些看法的空间，让议员、助手或游说者、学者来解释我们的政策比我们自己宣传更有说服力。 （3） 多进行文化交流。借助一些NGO，出钱请专家学者代表团或未来的领导人来中国，有选择地制定行程，培养他们对中国的正面印象，这种印象无论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还是他们未来步入政坛都将会对中国有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将目光瞄准未来可能的领导人或舆论领袖而不是专注于卸任的官员或议员，美国人的思维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一般地说卸任官员的影响力呈递减下降趋势，青年学者或青年官员的影响则呈上升趋势。 （4） 多做外来记者的工作。虽然记者天生有“反政府”倾向，喜欢报忧不报喜，但是对于外国记者的生活工作提供一些便利，及时向他们披露一些可以公开的信息，政府的官员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因势利导，这将大大有助于他们潜意识中产生对中国的理解和好感，从而即使是在“报忧”的时候，也能够进行“换位”思考，尽可能少“妖魔化中国”。由于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了解很少，因此驻外记者的报道在外交政策的舆论塑造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5） 即使是新保守派也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亦可以各种方式邀请一些新保守派人员来中国，让他们目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自由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部分抵消他们将共产党等同于法西斯的顽固认识，淡化他们在对华政策建议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6） 积极回应美国公开宣称的“大国和平竞赛”，宣传和平竞赛、避免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其实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选择。这样可以抵消新保守派试图将中国树为美国未来敌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