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负面观念的由来 ——学习进化理论对美国的中国观的解释 中美关系历来被称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已成为中国上至政府首脑下至平民百姓的共识。应该说中方在努力确保两国关系向健康平稳方向发展方面已下了很大的气力，但近年来中美关系中不断出现的起伏波折似乎并未与中方的投入和期待成正比。究其成因除了与双方多种客观差异密不可分外，美国各界人士对中国不切实际的负面看法在其外交政策中的反映也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分量。人类固有的认知特征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在观念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就美国的中国观的形成和演化作进一步的探讨，无论是对于全面理解美国对华的行为动机，还是客观分析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各种分歧，无疑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一 总地来说，当前美国对华看法以负面居多，这集中体现在政界、学术界、媒体与公众舆论方面。众院民主党领袖普哈特称“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是迫害基督教，穆斯林等宗教领导人，出售最危险的武器，从奴隶劳动中获利和用最邪恶的手段强行堕胎的暴君。” 参议员赫尔姆斯仍在不断把中国称为“红色中国”；克林顿1999年4月表示：“中国受到内部冲突，社会混乱和犯罪活动的困挠，成为亚洲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地区” ；美国防部在《2025年的亚洲》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未来无论是强盛、衰弱还是动乱，都是对亚洲的威胁，中国的目标是统治亚洲。” 前国防部长佩里相信“中国会演变成对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亨廷顿说：“中国的崛起将是冷战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纽约时报》称中国的经济发展威胁着日本、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系 ；因此“中国肯定不再是美国的战略朋友，而是长期的对手”。 1999年4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分列美国最大的潜在军事和经济威胁的一、二位，36%的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认为俄罗斯是最大威胁的只占8%，55%的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26%的人认为中国就是敌人。2000年1月的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权纪录低于与美有贸易关系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49%认为远远低于）。CNN/《时代》1995年5月的一次调查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应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即使这会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与贸易关系，自那以来连续4年每次的调查结果都是支持强硬立场的人占多数 。 很多美国人乐于把中国看成对世界和平与美国利益的威胁。实际上无论从中国在昔日强大时并无攻城掠地意识和野心的历史，还是从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谨言慎行的表现，均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外交目前遵循的基本策略是邓小平的“二十字方针”和江泽民的“十六字方针”，集中体现了“求合作，不对抗”的宗旨。邓小平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 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一直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同美国友好。中国不会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但事实上，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的对华负面观念却呈现为一种较为恒定且逐步加强的趋势。对中美关系曲折反复的传统解释无外乎双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等的差异使然，但这些差异显然是经由人的主观思想得到认识并通过把它应用于客观实践这一渠道来发挥作用的。那么美国对华负面观念逐步强化的现实是如何形成的，国内学术界似乎缺乏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对此学习进化理论给出了新的解释方法。 二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自7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学习进化理论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应用，一直都是热门话题之一。这一理论认为，行为者通过与外界事物的接触，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并在随后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自我矫正改进，把这种认识应用于自己所需做出的决定中。具体到外交领域则意味着人们对各类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解以及处理的原则和方法处于持续地进化演变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是其源泉。学习进化理论（以下简称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杰克·列维认为，在国际政治学者的语言中，所谓学习是指观念和信念上的改变，或者指人的想法变化的程度，也可指新的思想及其过程的出现。不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应当是人们对实践中的经历进行观察总结并加以解释的某种结果。学习可以完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使人的思维结构变得比较复杂和灵活，或带来政策的改变。这里指的学习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分析性的东西，而不是现实的照镜式的直接反射。一个行为者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受到其对历史解释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受到历史事实的影响，对于同样一个史实，人们所应用的不同解释结构会造成不同的学习过程和结论。这有助于解释中美双方经常在对某些事情看法上出现的分歧。其次行为者在学习过程中寻求的是他们认为有用或有效的信息，即对历史经验的合适的解释，这被称为“工具式地利用历史”，此类避重就轻、以偏盖全、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做法在美国反华派的言行中更是随处可见。第三，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程序，对于学习来讲亦十分重要。不同的政治结构会导致不同的学习过程和结论，如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行政部门考虑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显然有别于国会和媒体舆论，但最后出台的方案只能是一种折衷，而象二战中的法西斯德国，尽管军界高级将领经常与希特勒有不同意见，但后者的观点才是决定性的。 学习理论同时认为，一个经过学习阶段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做出不同反应，因为学习使这个国家具有了新的预期和行为准则。环境也影响着不同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而且这种不同会造成学习结果（政策、事态、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很大的不同。总之，学习理论认为行为者的学习互动于外部的环境变化。 学习理论在过去的事件与现有的信念之间，信息变化与政策偏好之间，给出了基本的因果联系假定，也就是说，它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体验经历，总结历史，指导实践的过程。尽管学习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学习也并不必然等于或导致政策变化，同时，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学习过程中可能还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误解，但学习、信念与政策之间显然存在着有机的复杂的联系。 这便是对学习理论的一个基本表述。 三 美国各界人士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从19世纪初美国开始逐步认识中国算起，这一过程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他们认识着的客体在这一时段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建的清王朝变成国民政府，又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单从新中国成立甚至改革开放算起，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说经历了大起大落。美国的主流观点也从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借重的战略合作伙伴，一个正在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友好国家到现在已逐步确立的所谓非敌非友国。在这一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美国不断更新的理性与感性并重的学习结论成为影响其观念形成和变化的主要因素。学习的内在属性及外部环境从根本上制约着学习的效果。 1、主观的解释。认知学派认为，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取决于其对刺激因素的看法，不必取决于刺激因素本身的客观性质 。既然一个行为者学习的内容，主要受对历史解释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受到史实的影响，那么解释历史时无法进行价值祛除这一客观事实必然导致解释过程中价值判断出现倾向性。学习结果主要依学习时采用的解释结构和标准而定。这一标准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多种因素潜移默化的综合作用形成的，已深藏其心底，形成固定的信仰体系，需要做出判断时套用得非常自然，难以察觉，似乎天经地义。美国主流价值观念追求个人主义，尊重私有财产，推崇民主自由，这显然也是它考察所有其他国家时所采用的基本判断依据，与此不同的自然就被认为是不好的，而不管这种不同对别人来讲是否更为适用。美国学者对其国内媒体的研究也发现这一很明显的倾向，即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失败被大肆宣扬，成就则被低调处理 。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使得美国的各类群体常常是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同样是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注定促进民主和平，中国就是必然产生扩张野心。六四前后，中国的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正从“逐渐象我们变得不象我们了”，他们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种单向期待的历史解释必然导致偏见，导致对不从者的反感与抵触。 2、选择性认知。学习理论中所谓“工具式地利用历史”，可以更好地解释为“顺我者留，逆我者丢”，这是一种主观的，可以感知甚或主动寻求的接受信息的方式。人们不是装填大量信息的空心容器，他们往往注重那些迎合自己兴趣和适合其思想倾向的观念，我们有过滤事实的巨大能力，只看我们想看的东西，这种嚗光与效果的差异，由人类的选择性知觉造成 。认知上的过滤是广泛存在的自然现象，其典型表现是挑选信息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原有意向的正确性。一旦个人或群体形成某种共识，与其既有观念相悖的部分，即使是事实，也很容易被其轻易忽略或丢弃，长此以往，学习结论中的某些成分不断得到强化甚至夸大，这无疑易于导致出现虚假信息，至少也造成认识的不全面。尤其当存在某种明确的目的性的驱使时，这种倾向还可能由被动转为主动，即人为地选择和利用学到的部分信息，尽量删除与原有观念不符的客观成份，强调可服务于自身目的的内容，这样就不可避免会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无意识地选择性接受负面信息的现象多存在于美国普通公众当中，他们只是凭感觉认为中国不令人满意；但美国社会中另有一批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故意忽视有利于说明中国爱好和平，不断进步的正面信息，而全力搜集、人为曲解、甚至无中生有可以丑化中国的所谓证据，向并不知情的公众灌输，久而久之，中国暴政、中国威胁论等不实言辞就变成事实，成为公众统一的认识。 3、结构的限制。学习并不必然导致政策的同向变化，有时行为者从经验中学到了某些东西，但国内政治、经济、官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妨碍他们用所汲取的教训改变政策。在美国，特有的权力制衡和选举体制决定了学习的结果，这集中表现在政界内部，政界与媒体、公众舆论之间的折衷与妥协。客观地说，中美建交之后美历届行政当局不管其竞选时有何反华言论，当政后多是本着务实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的。行政当局着眼于整个美国的利益，而国会议员更多关心本选区选民的态度，他们时常惯于跟政府唱反调，以取悦于某些利益集团，因为有些团体（如反华的人权组织）其生存就依赖于公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以社会批判者自居的媒体则喜欢利用甚至制造矛盾来获得新闻噱头，吸引观众。由于其独立的地位和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力，更由于大众对外交事务的无知和淡漠，使得公众舆论几乎完全受到媒体的主宰。多年的渲染导致民众逐步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这更加限制了政府行事的自由度，甚至那些偏见较少的议员有时也不得不屈从于所谓民意的掣肘。傅高义曾经指出，近期有几十位美国议员接踵访华，可他们都不愿发表公开评说，就连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敢正面说出自己的看法。原因是，这些人都担心会遭到舆论指责，说他们有意接受中国钱财，或同中国拉关系。 4、失败的震撼。学习理论家们指出，在诸多致因里，以往政策的成功或失败，是学习体验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按照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理论的说法，人们从失败中习得的东西，要多于从成功中获得的收益，因为预期失败是很少的，一旦失败就容易产生一个很强的推动力。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交流中的模糊性，高估了自身预期的合理性，以及轻视了对方的现实困难。可一旦出现失败，决策者就倾向于把别的国家，尤其是对手或竞争者看得比他们本身更充满敌意，于是被贴上敌人标签的对手便具有了某些抹不去的特征。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均未收到其预想效果。建交后竭力推进中国的西化进程，却在1989年遭到严重挫折；于是又对中国实行遏制加接触的战略，阻挠中国壮大，促进中国演变。可中国非但权力交接平稳，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经济发展还一枝独秀，国力不断提高。多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败多胜少的现实不得不让其深思，却难以跳出自己编织的怪圈。学习过程使人不断有新的预期，但象此种建立在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预期却总也未能哪怕是部分地成为现实。相应打击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总结以往政策的成败，美国对中国既失望又担心。这种创伤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部份人士都逐步相信，难以被改造的中国是顽固的，好斗的，危险的，它必定是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 5、模糊的困惑。认知学派认为，学习使人的思维更复杂更有包容性，但复杂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更好理解或更真实准确的观察。简单可能一目了然，复杂则带来更多不定因素。多年不断的学习堆积起数量庞大有时又显矛盾的新老信息，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可能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5，60年代的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敌人之一；六四之前的中国，在一步步向美国接近；而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体制人权等问题上不向西方妥协，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埋头苦干，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进程，在国际上采取不当头不对抗的策略，反倒让美国充满了疑虑。美国国内经常就对华政策问题展开争论，难以达成一致，所谓接触加遏制只是一种折中，或是根本政策确立前的暂行之举。学术界常常有人抱怨政府缺乏统一连贯的对华战略，这可部分源于政界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未来不定的主张。前国务院官员谢淑丽认为，“美国人最为关注的不是与中国有关的外交政策，而是与中国国内改革内容有关的政策，中国最重要的不是站在哪儿，而是朝哪个方向走。” 克林顿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演变很不明朗，也远未结束”，“中国今后几年将走向何方和将来界定其伟大的方式，将有助于决定21世纪是冲突的还是合作的世纪。” 总的看来，中国坚持现有体制、经济的逐步崛起以及在处理某些冲突时的强硬立场给美国带来的忧患意识其影响显然要超过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采取更为合作务实的态度给美国留下的良好印象，在学习经验难以确定中国未来确切走向的情况下，对能力的担忧就超过对意图的判断，从其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宁愿按习惯模式先把中国看作一个对手加以防范。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历史上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定位上，“我们不能不担心苏联的意图，意图太不确定，而且很难确定，我们只能考虑其能力。我们必须假设，苏联渴望对我们做出他们能力容许的任何坏事。” 认识上的困惑还使得行为者对过去经验学习的效果其影响往往要大于当前外部所受实际威胁，美国学者就曾多次提到当年西方世界对纳粹德国绥靖纵容带来的可怕后果，以警告政府尽早采取行动抑制中国的崛起，形成所谓“慕尼黑综合症”。历史类比常常选择事情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今非昔比，不仅国际格局、历史背景均有重大改变，而且当今中国在文化传统、战略目标、实力水平、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均与当年德国截然不同，之所以一味坚持中国威胁论，除了美国一贯的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传统做法和对中国逐步崛起的警惕外，也显示出因对中国认识不清而主动采取的一种防御心理在作怪。 6、反差的诱掖。学习理论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行为者的自我预期和行为准则。具体到国家观念上，环境的作用则表现为学习双方在世界上相互地位的不同及其变化对学习结果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地位不同导致各自在对方眼里的好感和重要程度不同，又表现为双方对相互差距变化的理解和反应的差异上，一般来说，强者对差距的缩小更为敏感。美国学者伯恩指出：“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与另一个更强大的社会接触时，弱小的群体常被迫从支配者那里获得文化要素。” 东西方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显然并未处于平等地位。虽经多年交往，西方至今仍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还有文人学士不知鲁迅为何人者。……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 总的来说，美国把中国看丑了，而中国把美国看美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对手的衰落和一帆风顺的经济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强，相应地也使它具有了新的预期，大国心态和霸权意识更加浓厚，这一方面体现在轻视别国，傲慢自大，主观臆断，难容异己，没有足够的耐心来了解和理解中国，轻易否认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在自感唯我独尊的同时，又对潜在对手充满疑虑，正常正当的反应也易于被其理解为挑战，即使中国的力量尚远远不能与美国匹敌，但只要在发展，就难以使美国释然。正如资中筠在其著述中所言：“形象地说，在长跑竞赛中，美国不但长期习惯于跑在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要一直保持在1000米，若感觉到这段距离有可能缩短到800米（还只是可能），美国就感到威胁。” 这种对华的矛盾心理使美国既盲目陶醉于自身优势又产生出强烈的担心和恐惧，自然会形成一种可能有悖于事实的虚假形象观。 7、突变的刺激。学习理论认为，突发的历史事件可能突然增大学习的效果。一般来说，学习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过程，一些根深蒂固的成份很难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除非有出人意料、违背常理、尤其是涉及到行为者切身利益和坚定信念的突发事件的出现，才可能给其思想带来一种冲击，对其心理造成一种震撼，从而加剧或完全否定原先曾有的观念。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史真正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有两个：一是尼克松访华，二是六四事件。前者打破了封冻20年的坚冰，不管两国仍有多少差异分歧，至少美国人有了机会也有了兴趣来了解中国，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更愿意相信、认同中国；后者则从根本上打破了美国人改造中国的幻想，并使其自信心严重受挫，他们惊恐地感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突然被扼杀，长期的努力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随之产生一种强烈的敌视和危机感。90年代以来美中之间一再发生的摩擦冲突也不断反映出美国人六四之后形成的那种对中国政府不信任的顽固心态。只要涉及到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美国总是有人自觉不自觉的引入六四事件作为前车之鉴，来唤醒国人对中国的警惕。前政府官员李侃如就曾表示：“我认为美国近几年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可能在中国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府若采取强硬措施，会使美国人产生1989年的印象。” 1998年6月，美众议院还通过决议，要求克林顿在中国政府承认“天安门屠杀”，“保证将永远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前重新考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欢迎的方案 。实际上美俄之间也争斗不断，之所以美国内反俄声调不高，一则俄已算得上半民主国家，二则俄核力量强大但国力空虚，在理智决策者的领导下近期尚不足以为大患，再就是两国间只是小打小敲、意料之内的“习惯性游戏”，并未越出多年来形成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美中之间这种顷刻导致关系发生逆转的突变。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两国交流之门，诱人的条件和机会出乎意料地显现在富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和现实主义的企业家面前；而六四事件则突然催生激发了美国的反华意识，使其对华负面印象迅速定格，并在随后尚未出现其他突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成为基本恒定的观念特征。 8、认知的局限。按照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观点，决策者被视为是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局限的个人。由于这些局限性，外交决策者可能无意中误解对手的意图和行为，而且在双方的相互学习过程中，这种误解可能导致如安全困境之类的链式反应以至出现双方原本都不愿看到却似乎又别无选择的局面。误解在两国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加州大学学者王栋曾以认知理论为工具对中美关系中一些突发事件及对方不恰当的反应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此不再详述。 中美之间国情的差异本已不利于双方的交流理解，国际格局的转变又妨碍了学习环境的改善和学习耐心的培养，两国关系曲折反复的发展历程更从客观上限制了相互学习的条件和机会，再加上人类固有的认知缺陷，这一切都易于导致得出错误的学习结论。美国《商业周刊》认为：观念往往比事实更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把观念与事实区分开，观念就能变成事实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悖于事实的负面观念已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也只有靠对负面观念的逐步纠正来得到改善。 注释： John E Yang and Gerhard Bashes,“ U.S.Policy o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8,199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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