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的几个问题及其启示 何维保 由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Frank)所著的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自1998年出版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该书中文版《白银资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后，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不少学者曾围绕该书展开过集中探讨和争鸣。眼下围绕《白银资本》的争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本文打算就《白银资本》一书所论及的几个具体问题，再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感想。 周期理论和长时段 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反复强调他使用的是进行横向整合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即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出发，把个别地区的历史发展放置到全球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从全球层面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实际上，除了这种空间上的横向综合之外，我们注意到弗兰克在研究的纵向上也采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他指出，在18世纪后期，东方世界开始进入一个衰落的B阶段，这使得处于边陲地区的西方能够借机超过东方。“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 弗兰克认为，世界历史长周期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转导致了这种周期的出现。因此在考察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就不能将眼光局限于考察各个地方，而是要从世界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弗兰克坚决否认了所谓的欧洲“特殊性”及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另外，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东亚（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在21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 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第464页）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 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弗兰克非常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明确声称，“本书要说的是，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第454页）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极力反对认为1500年左右世界历史发生了断裂的说法。他指出，“与所谓的短裂或新开端相比，贯通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更为重要得多”。（第437页） 有意思的是，同为著名的反西方中心论者，当代英国史学大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倡导他的全球历史观时却强调历史发展中非连续性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各种事物都是从一个时代延续到另一个时代的，但是，“我们所寻求的有意义的东西不是两个时代的相同点而是它们的不同点，不是它们连续性的因素而是非连续性因素”，“我们只有对新的和不同的东西保持警觉，才会不致于轻易地放过本质性的东西，即新时代的充满活力的动向。只有在心中完全把握了分割两个时代的真正鸿沟时，我们才能够着手建造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 在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显然都是根据自己立论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的。弗兰克无疑是从反对西方中心论的需要出发来强调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弗兰克认为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以及东亚的将再次兴起）实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结果，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及其结构变动是导致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和深层原因，而根本不存在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种导致世界历史在1500年左右发生断裂并使西方崛起的“神奇的”资本主义。弗兰克以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我们看到，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 部分主义地反对西方中心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强调的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仅是指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延伸，同时也有研究内容扩充的内涵。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第451页）我们注意到，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基本只是研究关注了这三条腿中的一条。他本人也明确承认，“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第452页）显然，即使是在弗兰克看来，在全球分析中把上述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无疑也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事实上，在各种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理论中，政治、军事、文化层面的内容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中心论者所谓的西方于近代逐步兴起、扩张并把世界各地合并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弗兰克认为西方（欧洲）只是从1800年左右才开始真正兴起和领先于东方。然而考察史实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早在1800年之前，欧洲的确就已经开始了其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扩张。在政治上，从新大陆发现之后起，美洲、非洲、亚洲的大片地区早在1800年之前就已逐步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地；在军事上，除了武器装备先进以外，西方殖民者在征服各地过程中所创造的数不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也充分体现出了西方在军事水平上的领先；在文化上，天主教在新大陆发现后很早就开始在美洲传播，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思潮也很早就开始随着殖民者的脚步不断向各地传播。也就是说，远在弗兰克所认定的西方的“真正”兴起之前，已的确存在一个欧洲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至一战之前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正是这一扩张过程的结果。即使弗兰克只是认为在经济上西方是从1800年前后才真正兴起的，那么，要反对西方中心论是否可以忽视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思考而只从经济方面着手呢？ 很明显，在考察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等问题时，只从经济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 弗兰克指出，“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它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世界经济海洋的变化，而当地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现象。总之，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的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第432至433页）在论述技术的发展时他也指出，“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论在哪里都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地区的、民族的、当地的特点，更不是取决于文化特征”。（第258页）由此可见，弗兰克认为是世界经济/体系决定着各地的发展，而文化等当地原有的条件所起的作用是很小或微乎其微的。然而，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应是处在弗兰克所谓的很早就已存在着的世界体系之外的，那么那些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是否是由世界经济/体系决定的呢？此外，如果世界各地的发展都是受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决定的，那么各时期世界各地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千差万别的社会形态和各自的特点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弗兰克在强调世界体系/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因素在各地发展中的作用。这样弗兰克便从否定西方中心论和欧洲“特殊性”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白银资本》给我们的启示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的将再次兴起。我认为，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正如中国历代的各个王朝从来没有哪一个曾持续存在超过350年一样，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从这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或其它地区）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此，对弗兰克预言东方将再次超过西方而兴起，我们实际并不必大惊小怪。 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第439页）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第439页）我认为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第437页）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我认为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白银资本》开展的讨论，也为我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抓住这一机会，对有关问题展开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思考与探索。如果随着争论的热闹过后，对有关问题的注意也随之消失，那就未免让人感到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