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厢情愿重建世界秩序” 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战争之后的“善后安排”也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其实，伊拉克只是一个“序曲”，“重头戏”还在后面。美国的目标不只是借反恐“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或“倒萨”，而是要从伊拉克开一个“好头”，重建中东秩序，从而为建立一个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廓清道路。 中东新秩序的第一步：整治伊拉克 众所周知，由于地缘政治，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中东地区历来是强者必争之地。二战以来，美国在英国撤除该地区后，迅速填补了这里的权力真空，并使之成为与苏联进行全球性对抗的一个重要环节。 直到911事件前，美国一直靠均势战略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除了以色列老盟友外，美国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中的朋友不断变换：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先是通过巴格达条约（1958年伊拉克退出条约），后又通过中央条约组织来维系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同时阻止苏联南下，干涉阿以危机；70年代尼克松通过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合作的“两个支柱”政策来保障中东的稳定，并承认伊朗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1979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最终负起保卫该的责任，在海湾和西南亚建立起安全结构，适于快速部队和中央司令部随时进入；80年代，为了把苏联势力推回去，里根向土耳其提供了军事援助，并与沙特密切关系；在两伊战争期间基本上支持伊拉克，在阿富汗支持当地人民抵抗苏联；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总统领导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发动了名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将萨达姆的军队赶出科威特；克林顿时代对伊朗、伊拉克实行“双遏制政策”，阻止两国称霸中东。 中东旧秩序随着纽约世界贸易大厦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下的轰然倒塌而崩溃。美国人的心理安全受到震撼和重创：一是，这次袭击中丧生的美国人超过了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和西南亚推行遏制政策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二是中东国家街头满是为恐怖袭击叫好鼓掌的情景，这两点深深地刺激了美国人。将要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和未来的中东秩序的重建可以说都是911“惹的祸”：美国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对恐怖分子和窝藏、支持恐怖分子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进行先发制人地打击，必须重修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必须先建立中东新秩序。 反恐战争不会放过恐怖主义滋生的源地和土壤，原因是：911恐怖袭击的19人全都是伊斯兰教徒，其中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而且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最高头目本·拉丹原是沙特富翁之子。按理说，美国要报复的对象应当是沙特阿拉伯，为何要在阿富汗追打基地组织后先拿伊拉克开刀呢？表面的理由很简单：一、沙特阿拉伯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而且沙特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第一位，沙特还有美国驻军。而伊拉克的萨达姆在过去10年里一向桀骜不驯、与美国对抗，且手中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化学武器）；万一萨达姆借恐怖分子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前，美国也曾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予以威慑或恐吓，但效果不佳，萨达姆根本不理睬美国那一套；因此这一次美国借安全的理由，发誓要拔出这棵眼中钉、肉中刺。早在阿富汗战争尚未结束时，布什就将伊拉克定义为“邪恶轴心”之首，既然是“邪恶的”，也就恨你没商量；既然是“轴心”，那就打你没脾气，这一定义对于布什在国内获得“倒萨”的民众支持很有好处；在2002年年底，国会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了布什提议的未来可能进行的对伊拉克战争，布什获得了“开战权”。二、萨达姆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袭击以色列；三、萨达姆没有认真履行联合国有关武器核查决议，过去十年来一直在欺骗国际社会，图谋发展核武器。 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倒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在伊拉克实现自由，也不只是消除伊拉克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事实上并不是迫在眉睫）；而是要起到杀一儆百、敲山震虎的作用，使其他中东国家被美国的威力所慑服，从此再也不敢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最重要的是，通过伊拉克，在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的榜样。相比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伊拉克社会世俗化程度、人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且伊拉克的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因此把伊拉克作为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实验田，比较容易取得成果。改变伊拉克政权，摸索出一条使伊斯兰国家美国化、民主化的道路，从而说服或强迫其他国家效仿。911后美国人更加深信，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不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而独裁专制政权总是危险的，因为它祸水外引，将人们对其政权的不满发泄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身上，这对该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要从根本上清除恐怖主义之源，就要改造伊斯兰国家，通过改革和扩大教育，发展经济，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失去市场，从而打破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为自由求得安全和保障。 中东新秩序的第二步：使巴以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巴以问题或阿以问题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或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反美情绪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美国对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袭击进行谴责，而对以色列的坦克弹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美国的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难言之隐：一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需要在美以关系、美阿关系上保持适当的平衡，二是美国国内强大的支持以色彩列的犹太裔集团对政府的中东政策施以很大的影响，三是由于历史文化的缘故，美国确实对以色列同情有加。美国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走钢丝。当然在世人的眼里，美国并不是一个“诚实的掮客”，天秤总是倾向于以色列一方。然而，离开美国，阿以问题又无法解决。迄今为止的中东和平进程都有美国参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成了“不可或缺的国家”：1977年在卡特总统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在戴维营签订了和平协定；从此埃及与以色列互不侵犯，保持了多年的和平共处，埃及也成了美国盟友，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近30亿美元的援助；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的调解下，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达成了奥斯陆协定，基本精神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色列撤除所占领土，而巴保证不再对以实施袭击；拉宾被刺杀后，奥斯陆协定搁浅。随着以强硬派人物沙龙上台，巴以冲突又开始加剧。一般说来，阿拉伯人虽然绝大多数都同情巴勒斯坦人，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不团结和缺乏凝聚力，特别是经历了几次阿以战争的失败，阿拉伯国家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再与以色列较量，结果是“敢怒不敢言”，这也是为何在911事件发生时阿拉伯的普通百姓会“幸灾乐祸”的原因，他们不会想到恐怖分子的残忍与非人性、非理性，只是感到以色列的大主子终于受到了“报应”和“惩罚”。 要最终修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就不能不帮助解决巴以问题。而由于历史的积怨、宗教仇恨，巴以问题要获得最终解决决非易事。鉴于911事件和美国力量的优势，美国认为巴以问题只能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就是：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必须同以色列一样是民主国家，这样两国才能在一些纠缠不休的历史问题（如耶鲁撒冷的地位问题、被占领土问题）上达成妥协。美国已经开除巴勒斯坦建国的前提条件：巴勒斯坦人赞成民主、支持法治、打击腐败并坚决摈弃恐怖，这样就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情况如果是这样，美国就可以要求以色列也支持建立一个自强自立的、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然后停止在其占领区的定居活动，并将以色列的军队全部撤出巴控区，从根本上实现巴以和平。 中东新秩序的第三步：自由民主的扩展 按此设想，接下来应该发生变化的是伊朗、叙利亚、沙特和埃及等一连串国家。被列入“邪恶轴心”的伊朗，如果在伊拉克战争后还不“老实就范”，还在寻求购买或发展核武器，那么美军大兵压境并非不可想象。当然，如果伊朗内部的民主反对派能够促使伊政权改变，使伊朗走上民主化道路，那就符合美国的愿望。美国希望，伊拉克的未来民主和成就能够给同样是伊斯兰复兴党执政的叙利亚以足够的想象加以模仿，美国可以凭借其力量要求它解散激进组织。 美国将来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如何使亲美的沙特政权、埃及政权发生改变。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民众的反美情绪一点也不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少，而且这两个国家是911事件的主犯的两大来源国，正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段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才激起他们对现状的反抗，而伊斯兰激进主义（尤其是瓦哈比教派）又向他们提供了对抗强者的“思想武器”，他们无法将愤怒发泄在国内的政权上，就转向美国。因此如果政权不改变，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年轻化，被恐怖主义所吸引的人还会不断产生，从而危及到美国的安全。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现政府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万一实行自由选举，选上来的新政权敌视美国，也会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因为沙特和埃及这两上国家是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冲。此外，如果对这两个国家不施加任何压力，听任其维持现状，也会在国内遇到麻烦。911后，美国人对沙特的友好态度直线下降，对其王室政府的容忍减少；尽管沙特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公关公司改善沙特在美国的形象，结果也未能扭转这一颓势。因此，如何使沙特和埃及走上民主化道路，美国真是左右为难。 从以上的战略设想可以看出：中东新秩序是要凭借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先整治出一个民主的“样榜”，然后使中东地区逐渐实现民主化，从而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长远保障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美国的中东战略对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怖战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的大战略来说都是极其关键的。这一战略的设计体现了时下流行的新保守派的思想，即认为自由与安全紧密相连，而且必要时要以武力为后盾由美国单独来实现该地区的自由。对于这一战略设想，新保守派充满信心，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最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价值观；美国在其力量不如今天的时候，曾经成功地将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和平的民主国家，并在此后成为美国的安全同盟，因此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并非“不可救药”，在美国的关注和介入下，阿拉伯世界也能像东亚的日本、韩国一样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中东新秩序的前景不容乐观：首先，新秩序的第一步尚未“出炉”就引起世界舆论的反对，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几乎形单影只，北约老盟友法国和德国都不支持它，甚至小盟友土耳其也是在几经周折后才同意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但在借道攻打土耳其问题上至今没有松口，更何况世界范围内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虽然综合国力堪称世界第一，军事力量更不在话下；但此次伊拉克战争中却没有多少自愿的跟随者，简直快成了孤家寡人。《孙子》兵法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蛮力使人害怕但不会使人心服。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目的就是使之心服口服。因此在武力强制下如何让人接受那一套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就很难说了。伊拉克人民是会把美国当作“侵略者”还是“解放者”呢？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其次，巴以问题也不会那么容易解决，萨缪尔·亨廷顿曾指出，要人们作出物质利益妥协易，而要不同宗教的人共享一个寺庙难。巴勒斯坦要达到美国的建国要求决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而只要这些要求没有被满足，建国就是水中月，镜中花。第三、该秩序的设计者以德国和日本的例子作类比并不特别恰当，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宗教构成相对单一，而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中（如在伊拉克），社会矛盾常常与宗教、种族、部族矛盾相伴随。而且历史的经验是，改变政权易，改变社会难，更何况对于中东这些国家来说，对宗教的忠诚常常比对国家的忠诚要强烈。第四、美国重塑中东新秩序的做法会不会被历史上、宗教上有抵触情绪的阿拉伯人看作是另一次“十字军东征”，从而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美主义。第五、该秩序的设计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造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成本，美国人民是否长期地支持这样一种承诺和代价还是一个问题。第六、美国要重建中东秩序，“打造”一个民主帝国，而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最多两届，后来的总统能否同意这样的战略构想谁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