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迈向全球开放社会 “9·11”的经历所带来的心灵创伤难以愈合。恐怖分子杀害大量的无辜平民，并在此过程中自我毁灭，这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这次袭击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胆，其效果甚至超出了实施者的预期。电视将这个事件带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惊恐不安。美国坚不可摧的幻境破灭了。 这种痛苦而难忘的事件对人们造成两个层次的影响：本能的和理性的。如果创伤足够大，这两个层次可能暂时脱节。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性会逐渐占据上风，但人们的记忆长存。我们仍在努力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动摇，正积极努力来重新调整。美国人民被迫认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待自己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差异很大。他们渐渐认识到，国外发生的事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带来了难得的机会来重新评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在前面诸章中，我谈的是国际贸易与金融机构；这儿我将更直接地关注美国的作用。 正如本书的分析已经表明的，美国占据着全球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如果有谁主宰着经济政策，那就是美国。美国不能为所欲为，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它的认可，什么也做不成。 美国对”9·11”的反应表明，美国还是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强权。它在军事上的优势比过去更大。它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苏联数年都未能完成的事：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阿富汗。而且它能从半个地球以外做到这一点。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炸弹已变得更加聪明。综合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无可质疑的霸权。 霸权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其他国家必须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但美国需选择其他国家要做出反应的政策。我们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当然是有限的。我们要在不完善理解的基础上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会有未曾预料到的后果。结果很少能符合预期。但在这种限制下，我们有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这个世界应是什么样。幸运的是，人们开始思考对外政策；因此，美国可能将担负其自己的责任，就象它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比如，我就想到了马歇尔计划。 美国的地位在”9·11”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尽管阿富汗战争是对我们军事力量的令人难忘的展示。但美国人只模糊地认识到他们的支配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平等的竞争场所中竞争，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竞争性的。仅仅十年前，还有许多人警告说美国正输给日本。因此，美国领先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自豪的源泉。 全球化的根本原则是竞争。全球化的趋势确立之后，竞争也更为激烈。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经济地位，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显然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体系。”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人们感到需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当他们开始考虑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必须认识到美国所居有的支配地位。 一旦认识到我们所处的霸权地位，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塑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权力，一个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我们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呢？ 我将简述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两种非此即彼的设想。它们并非真正相互替代的；现实必然是两者之间的某种妥协。将它们作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提出来，是因为我希望更清晰地关注我们所面临的选择。 这两种设想其实并不新。它们历史上一直影响美国的政策。我将它们称为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开放社会理想主义。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让强烈的理想主义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国家。这与其来源有关：美国是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上建国的，该宣言就是对我称为开放社会的普遍原则的富有说服力的阐述。*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以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开放社会理想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利益。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普遍原则与国家主权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随着美国变得强大，这种紧张关系也变得更为突出。西奥多·罗斯福可以被看成美国霸权的倡导者，而伍德罗·威尔逊代表着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理想主义方式。然而，他也不能被视为开放社会理想主义的完善代表，因为他的国内民权纪录不佳。吉米·卡特是个更纯粹的典范。当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与开放社会理想主义发生冲突时，前者通常会胜出。 冷战可以被理解为两大超级大国间的冲突，或是有关社会应如何组织的观念即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间的冲突。实际上，两者都是。冷战是美国历史上这两种设想多多少少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时期之一。（在美国参加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了另一个这样的时期。）当然，冷战期间哪一种设想优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越南战争期间，它们非常明显地冲突。但如果把冷战那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美国成功地将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和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这两个角色结合了进来。面对共同的危险时，其他民主国家都自愿服从美国的领导。最重要的是，美国最终胜利了。 在共产主义崩溃、苏联帝国和苏联自身先后解体后，选择这两种设想中的哪一种的问题更突出地显现出来。奇怪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下，人们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象二战结束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向前共产主义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当我尽我所能地帮助前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时，觉得非常孤独。）结果，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丧失了。而美国公众至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地缘政治现实主义道路。 “9·11”之后，美国公众比从前更多地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能直接影响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很重要的选择要做。这种意识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决心不让这个时机白白流走。 必须毫不掩饰地表明的是，美国所选择的道路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管从经济还是军事角度来看，我们都拥有支配性的地位。这自然而然地、阻力最小地带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倾向。这是成功的：我们已经确立了无可质疑的领导地位，并且应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这种地位。我们已登上顶峰，必须留在那儿。竞争是经济和军事事务的指导性原则，而其目标就是要取得胜利。 在经济领域，消除所有对追逐利润的障碍最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由于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健全的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制度，通过提供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环境，我们能吸引资本和企业家。欧盟能提供更大的市场和同样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其企业经营环境远不是那么有利。劳动力市场僵化，对雇佣和解雇人员有很大的限制，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管制规定。美国实际上吸收了来自欧洲和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资本。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4%以上，而美元仍然强劲不衰。 由于拥有主要的交易货币，且能主宰自己的经济政策，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实际上采取的也是这种政策，这有时会给那些金融体系不能在竞争性环境中高效运转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日本建立了非常高效的工业体系，但其金融体系遵循的却不是市场信号而是大藏省的指令。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体系浪费了它的工业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日本陷入了它自己似乎无力摆脱的金融危机。 开放的市场有时会损害某些特定的产业，但当这种痛苦以及政治压力变得过于沉重时，美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贸易限制。世界贸易组织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不平等助长了这一点。可以发现，全球化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就象一种吸引力，两大政党都支持全球化，尽管它们的政策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还继续维持着强势军事地位。其武装力量的规模缩小了，但在技术创新方面并未放松。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比过去更大了。这反映在了预算中：在世界总军事支出中，美国所占的比例高达37%。* 在军事方面，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有重大差别。布什总统决心利用目前美国所拥有的技术优势继续领先，不允许国际协议对此形成障碍。冷战结束后，北约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影响力；它已成为美国不怎么看重的那些多边机构中的一个。相形之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却有可能重建美国在冷战期间享有的单方面控制，但这一次不再有一个能带来完全毁灭的敌手。布什政府上任时已决心不顾一切反对地推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9·11”并未使之改变这一路线。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含糊得多；它推迟到大选后才做决定。 必须承认，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相比，布什政府的政策具有更强的内在连续性。它毫不掩饰政策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克林顿总统则将坚定的经济竞争力追求与颇有些感情用事的国际事务中的维持和平努力混杂在一起。而军事上的强硬立场和经济领域的市场纪律则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确保美国的总体霸权。 从政治上看，恐怖袭击为布什政府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敌人，可用以证明其强硬军事立场的必要性。”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之为对象的敌人。它认为，至少在近期，北朝鲜适合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布什总统对韩国总统金大中施加压力，要他放弃使北朝鲜介入它从未做过的事情的努力。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即使俄罗斯也仍在候选之列。恐怖袭击提供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布什总统毫不犹豫地宣布进行反恐战争，而全国也都团结起来支持总统。很难理解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怎么能防范恐怖袭击，但以他目前享有的支持率，布什总统毫无困难地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继续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布署。 恐怖主义是理想的敌人，因为它是无形的，因而也不会消失。对其他的敌人的需要减少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悲剧所带来的几个有正面影响的副产品之一。一个能造成真正的且广为人知的威胁的敌人，可以非常有效地将国家团结在一起。当主流意识形态以不加掩饰的个人利益追求为基础时，这特别有用。 但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存在危险。在战争状态下，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批评的。而批评是开放社会的基础。目前，批评实际上已被抑制。作为反对派的民主党不愿批评总统，而司法部长竟然宣称任何反对反恐措施的行为都是没有爱国心的行为，是对敌人的帮助和支持。*开放社会在美国受到了束缚。我们可能再次丧失迈向全球开放社会的历史性机遇，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明显。 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政府正在做许多必须要做的事，这时很难对其政策进行批评性的考察。我将努力解释我们正错过的历史机遇，而不是努力寻找错误。 我们是今天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强权。在确立有关全球化和世界未来总体性的讨论条件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决定权。如果将所有努力都集中于使我们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我们就会错过历史性的机遇。美国应更多地注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以及人类整体的命运。它必须这样做，既为自己、也为人类的生存。在这方面美国不能也不应单干。需要合作的努力，但这没有美国的领导不行。 我们的霸权很稳固。从军事方面来说，几十年后才可能有另一个国家能对我们形成挑战。最可能想这样做的国家是中国，它试图将主权管辖扩至台湾。但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尤其在航空方面。从能力上来说最有可能对我们的军事优势形成挑战的是欧盟和俄罗斯。但欧盟还根本不是一个军事强权，组成欧盟的各国是美国在北约的亲密盟友。俄罗斯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它试图重获大国地位，部分是因为自我认同，部分是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但它不会重复苏联以牺牲经济繁荣和发展来换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实验。布什政府起初对俄罗斯很冷淡；”9·11”之后它们的关系显著地热络起来。这种新关系的基础几乎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双方都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但规则是美国定的。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美国对俄罗斯未来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美国的霸权的稳固性稍差一些，但威胁更多地来自体系本身而不是来自美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全球同步衰退这一事实对这一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似乎都很容易出现了。但美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强大得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很困难的。* 尽管没有哪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如果我们未能履行我们的领导地位所带来的责任，我们也就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9·11”真正的意义：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处于危险之中。谈论不对称威胁是一种时髦。它们之所以是不对称的，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很好地被纳入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公式。 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能用我们赖以确立霸权的那种准则即市场纪律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来理解。这两种准则都与权力相关。但我现在谈论的责任却是道德责任。这是美国的政策缺少的东西。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它只是被占据主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挤到了一边。 我们渐渐地不再相信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因为那些原则很容易被曲解。很难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就什么是正确的达成共识就更难了。为不道德或非道德的行为寻找道德理由要容易得多。道德可能酿成伪善，并导致滥用。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都以道德的名义犯下。”9·11”正是其中最恶劣的例证之一。 道德的曲解使我们十分反感，以致于我们试图撇开道德行事。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最显著的特点都是非道德性——根本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正是它们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它们的成功迷惑了我们，使我们认为不考虑道德是可行的。我们开始崇拜成功。我们崇羡那些发了财的商人，那些当选的政客，而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一切的。 这正是我们出问题的地方。没有道德，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生存。我们的即使是非道德的追求也需要的道德上的合法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对自身利益不受限制的追求有利于公共利益；而我们地缘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爱国主义的要求。然而事实是这些仍然是非道德的追求。如果只有这些，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很可能被那些道德仍发挥核心作用的更为传统的社会所拒绝。在与政教甚至尚未分离的传统伊斯兰社会打交道时，情况正是如此。最终，我们自己可能也不会满意。 在谈论道德时，我所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遵守宗教观念或礼仪标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里，这些都是私人事务。我指的是接受与归属全球社区相关的责任。这些责任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的定义。我们的国际安排基于国家主权，而国家是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并不一定与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们的利益相一致，与人类整体利益相一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后面这些利益需要得到比现在更好的保护。 我们从”9·11”得到的教训是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应当起更大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非对称威胁来源于我们已经在全球化中发现的不对称：我们拥有全球市场，但没有全球社会。而如果不把道德考虑进去，我们就无法建设一个全球社会。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在以任何形式来为恐怖主义开脱。我所强调的是，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地位的道德基础不足。市场是非道德的，对自身利益不加限制的追求并不一定有利于公共利益，而军事实力的使用并不一定正当。这样说也许不受欢迎，尤其是在无辜的人被以扭曲的宗教信仰的名义杀害之后，可这是事实。”9·11”之前我就表达过同样的观点。 由于占据着支配地位，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没有它的合作，国际协议不可能实现。但如今的美国却是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它顽固地反对任何有损于美国主权的国际协议。美国所反对的协议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减少地雷使用的条约，京都协议，国际劳工组织的许多公约，以及更多的艰深的条约如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只有九个国家尚未批准后一个公约，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只有一个领域美国愿意使其主权服从国际机构，那就是促进国际商务。”9·11”之前，布什政府甚至不愿意接受经合组织的监督金融交易的标准。”9·11”之后，在发起打击恐怖分子的战争方面，它仍不愿在其主权上妥协。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它并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它声称自己的行动是自卫。 正是在这一点上，霸权的追求与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发生了直接冲突。霸权主义的观点是能容忍对其他国家的主权的侵犯，但坚持在各个方面保护美国的主权。它想让美国成为推动者，但它自身不动。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要求美国遵守适用于其他国家的那些规则。此外，它还要求美国在加强国际机构、规则、法律和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由于国家主权妨碍了大多数规则、法律和标准的执行，它必须愿意提供诱惑和激励措施来实现自愿的遵守。当然，不能指望美国单独遵守，但它必须采取主动以获取其他国家的合作。 无须赘言也能知道，这一设想与美国目前的政策大相径庭。这并不是个政党政治问题。在保持霸权主义的观点方面，布什政府比克林顿政府更有连续性，但这一政策是两党都支持的——而两党也都有对全球开放社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的人。 霸权主义的观点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现实的，而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则容易被看成乌托邦。恕我不能苛同。我承认，从符合目前形势这一点来看，霸权主义的看法是现实的，但作为一个被追求的目标，它比全球开放社会更为不实际，更会产生相反效果。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没有哪个霸权能维持下去。因为其他成员将联合起来打破霸权。这正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巨擘亨利·基辛格所信奉的权力均势理论的基础。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是比均势有利得多的局面，我们享有绝对优势。如果不能履行责任，我们很容易把自己降至权力均势系统中低得多的位置——这并不是个很诱人的前景。当然，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因为我们的霸权非常稳固。我们可以不负责任地行事，因为得几十年后其他国家才能形成足以对抗的力量。 这正是不对称威胁起作用的地方。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强大到足以制造均衡，人们可能起而反抗这一体系。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无力对付不对称威胁，因为它是以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各国国内所发生的事为基础的。 现有体系可能足够强大，能镇压这些不对称的威胁，但镇压而不是消除其根源，有可能改变体系的特性：它将以镇压而不是合作为基础。这是将霸权主义观点走向其合乎逻辑的结论的必然结果。历史表明，没有哪个镇压性的政府能永远不变——尽管有些能持续很长时间。能长期保持权力的帝国——罗马、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都寻找满足其治下的人民的需要和抱负的方法；那些依靠镇压的无法长久——纳粹德国和苏联可以作为例证。这也是我认为霸权主义的观点带来相反效果的原因。当然，美国不可能成为纳粹德国或苏联，我们的政府体系不可能允许；我只是指出霸权主义看法中内在的危险。 由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开放社会的设想也根本不是乌托邦。开放社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我们要在理解不完善的基础上行事。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让自己满足于一个不完善的但欢迎改善的社会。对不完善性的接受，伴随着对改善的不懈找寻，以及愿意服从批评性的检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指南性的原则。这些原则表明，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理性——这就是说，一个占优势的体制很容易出问题，因而需要改进。而理性的东西也许是无法实践的。即，改进必须基于已有的和可能的，而不能由某些抽象的理性分析来独断。 开放社会的原则在民主式的政府和市场经济中都有表现。但要努力将这些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运用，我们碰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国家主权。 主权是个已经过时的概念。其根源可追溯到威斯特法利亚和约（1648年），它在30年宗教战争结果后缔结。当时人们认定，主权国家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在法国革命中，当人民起而反抗统治者时，他们所获得者的权力也就是主权。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主权属于人民。从那时起，民族国家与有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普遍原则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 主权观念可能是过时了，但它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创建全球开放社会方面，必须将它当作起点来努力。国家可能通过国际条约来让渡部分主权。欧盟成员国在让渡其主权方面已走得很远。欧盟的未来将表明，在这条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 培育开放社会而又不损国家主权的方式之一，是对各国提供正面的激励，促使它们自觉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这一想法贯穿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实际建议的始终。“9·11”之后，将这一想法进一步推向深入似乎是适当的。 在我的前一本书《开放社会》中，我已经提出建立一个自愿基础上的同盟，它有着双重目标：在各国促进开放社会；确立全球开放社会的框架。“9·11”之后这一原则应得到普遍的接受，那就是开放社会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也需要建立某种行为标准，包括不庇护恐怖分子，不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如果没有恰当的核查和实施机制，这些都不可能有效。这方面的需要是迫切的。就象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生物武器的使用是无法逆转的。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它可能选择采取单边的或多边的行动。认为美国能单独实现这些目标是荒唐的，但这种想法却被认真地考虑着。大家普遍认为萨达姆·候赛因在制造生物武器，他的统治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威胁。问题是，对此能怎样呢？布什政府的某些人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但即使对伊拉克的战争象阿富汗战争那样成功，问题也不会消失。其他国家还会生产生物武器。重要的是，布什政府中没有人公开主张采取多边的解决办法。可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 布什政府拒绝完成谈判以更新1972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因为它认为其中核查的规定干预过强，其他方面的措施则没有效果；它需提出一个更强有力的条约。新的多边条约应强制所有国家遵守严格的核查要求，不管它们是否签署了条约。条约的签署国应同意对那些拒绝签署的国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萨达姆·候赛因要么得屈服，要么得承担后果。 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缔结这样一个条约是可取的，但如果这不可能，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愿的同盟来推行其意愿。自然，美国和其他签署国必须同样遵守那些它们想强制其他国家遵守的规则。 如何处理核武器也应重新受到重视。目前的安排是不稳定的。存在核不扩散条约，但这并非长期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它试图维持不公平的局面。它创建了一个核俱乐部，它想将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排斥在俱乐部之外。最初，成员许诺自我克制，但它们未能使实施机制生效。这促使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想加入俱乐部，而如果拥有开发核武器的意愿，那么现有成员的默认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成员越多，也就越容易闯进俱乐部。 相形之下，冷战期间的形势要稳定得多。双方相互对峙，都拥有即使在先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报复并摧毁对方的能力。这为确保相互摧毁（非常恰当地被简称为MAD）提供了一种遏制因素。 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核战争的危险，但有关如何预防的思考非常少。这又与冷战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时最聪明的人都在全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全新的方法，而我太过业余，提不出来。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全面核裁军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认为它是健全的政策，因为它给流氓国家太多的机会来破坏规则。我确实坚信能设计出这样一种体制，核大国会在国际控制之下大幅削减其核武库，同时建立起更强有力的防扩散机制。可能会有人指责我过于相信国际控制，但我确实相信如果美国以自己的力量给予支持，国际控制的作用会大得多。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议，只是一个我们应探索的方向。问题在于，它与目前的情况差异过大，而在平时要进行剧烈的变革是困难的。然而，等到时机变得更不寻常时再行动，恐怕是在与命运开玩笑。 布什政府决心通过单方面推行布置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政策来使军事上的优势永久化。*这一政策是可行的，但我认为它很不明智，因为它无法防御非对称威胁。没有国际合作，我们无法使自己免遭恐怖主义的威胁。只有当人们都站在我们这边时，恐怖主义活动才可能被防止。我本希望”9·11”能让人们重新思考，但布什政府似乎从意识形态上就执着于单边主义方式。 我提倡国际合作，有人可能会由这一事实推想认为我反对使用武力。并非如此。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问题上我都主张进行军事干预，并对美国军事优势之大感到高兴。从不完全理解的假定中可以推出，所有的预防危机的努力可能都是无效的，而作为退路，我们最好做好准备，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我们就要取得胜利。但与我们在军事上的准备相比，我们用于国际援助的努力和资源完全不成比例：2000年，国防开支为3010亿美元*，而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仅100亿美元。 没有哪个政府能单靠军事力量生存，靠军事优势来统治世界当然也不可能。我相信，我们的优势之大已足以让我们想想别的，而不是继续扩大这种优势。除非我们能成功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否则就存在我们的文明遭到毁灭的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那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这一更大的危险，因为我们必须先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问题，而目前我们唯一面临的威胁就是非对称威胁。我们无法通过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来对付这些威胁。 反恐怖主义需要国际使用和干预性的核查。要证明干预性核查的合理性，美国就必须改变单边主义的霸权姿态，使自己成为多边努力的领导者，以制止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我们已不再处于冷战的状态，那时超级大国与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是同一的。布什政府上台时就决心通过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来加强我们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其政策建立在过时的世界观基础上。冷战时明确轻易的身份界定已不再有效。我们还必须加强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自愿基础的同盟，维持世界的法律和秩序。该同盟将支持国际性安排，并促进各国国内的内部改进。它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激励，如果有必要也不会回避强制执法。 美国应在这方面采取主动。这需要态度上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发自心底的变化。在平常的时候，这种剧烈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并非平常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当社会体系本身正滑向灾难时，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投入改善我们在这个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中去是不明智的。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改变世界秩序、以全球开放社会来代替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弃对狭隘的自身利益不假思索的追求，更多地考虑人类的未来。* 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开放社会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这并不是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是着重点的变化，竞争与合作之间更好的平衡，在我们非道德痴迷中重新强调道德。指望改变人性未免天真，但人类能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实际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感，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认为让人们追求其自己的利益而毫不考虑社会公益才是对社会公益最有利的，这才是对人性的曲解。正象我以前说过的，我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全球开放社会一种扭曲的形式。 这儿所概述的全球开放社会并不是一个象前面的章节中提出的那样的实际计划。但如果按这些建议行事——尤其是特别提款权建议行事，将是个好的开端。 组建一个开放社会联盟所需要的思考和准备多得多。促进开放社会的目标要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需要相协调。政策的突然改变会导致不稳定。我所设想的开放社会联盟不是对我们现有的联盟的取代，而是我们的政策的另一个层面。它的目标是加强那些寻求向民主和现代性发展的社会中的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并以激励而不是惩罚来作为工具。即使这被证明是有很高风险的提议，但我们不能不冒这个风险。除非我们能同时让人们展望一个更好的世界，否则反恐斗争无法成功。美国必须以与反恐斗争同样的紧迫感、决心和资源投入来与贫困、无知和压迫作斗争。 附录 特别提款权建议 我们建议用特别提款权来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发展援助和公共物品。较富裕的国家（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易计划”中的定义）将捐赠他们的新额度中的份额；欠发达国家则将他们获得的特别提款权加入他们的货币储备。因此，欠发达国家将因货币储备的增加而直接受益，同时还会因国际援助的增加而间接受益。 该建议将分两个阶段来实施。在第一阶段，美国国会将批准发行214亿特别提款权（约270亿美元）特别专款，前提条件是较富裕国家按某些规则来捐赠其额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已授权进行这次发行，目前正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 特别提款权捐赠只能提供给已经批准的项目。项目将包括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公共物品的信托基金和为公共和私人合作计划提供资金。在第一阶段，有资格申请的项目将限于三或四个优先领域，如公共健康、教育和信息（“数据鸿沟”）以及司法体系的改革。政府支持的减少贫困项目不包括在内；它们将留给国际金融机构来支持。 该计划呼吁建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运作，但独立于该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将基于公开宣布的专业资格，不听从任命成员的各国政府的指令。委员会将确定有资格申请特别提款权捐赠的项目名单，但它无权决定资金的支出。捐助者保留从委员会提供的名单中选择项目的权利。这样，捐助者与项目、供给与需求之间就会形成市场式的互动。委员会将保证项目的质量，而捐助者需为其所做选择的质量对公共舆论负责。 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将对项目进行监督和评估。 如果与特别提款权一次性特别发行的计划能成功实施，建议的第二步就是按同样的原则进行特别提款权的年度发行。有资格申请的项目范围也将扩大。政府支持的减少贫困的项目也有资格申请，但需受一定的限制，以将资金留给非政府渠道。 特别提款权建议同时为几个目标服务。它能将扩大国际援助的计划与增加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储备的计划结合起来。 捐助计划将： 1、 增加国际援助的资金。完全实施后，该计划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15年发展目标。 2、 确保更公平地分担负担，并消除免费搭车问题。 3、 消除以目前这种形式进行的国际援助的不足，这主要包括 a） 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确保接受捐助者的利益优先于捐助者的利益。 b） 打破政府间交易的束缚；接受国政府不再充当看门人的角色。 c） 改善捐助者之间的协调。 d） 接受方要获得更大的拥有感和参与感。 e） 要有一个反馈机制，推进成功，消除失败。 额外的货币储备的提供将为欠发达国家带来独立于捐助计划之外的有形收益，但捐助计划将大大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货币工具的优点。这可以得到以下论证的支持： ·国际贸易以大约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两倍的速度增长。各国需保持货币储备与进口之间的恰当比例。欠发达国家必须将其出口收入的一部分保留起来作为储备；特别提款权额度将减轻这种负担。此外，特别提款权还能减少它们的借贷成本。较富裕国家不需要特别提款权，因为有充足的储备且有、或者有在国际金融市场方便地筹资的机会。通过捐赠其特别提款权，较富裕国家将为它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用途。 ·1997年以来，贫困国家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因为新兴市场从那时起就面临着资本外流的问题。 ·新的特别提款权发行增加了全球流动性，可以被看成是通货膨胀性的，但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减弱，全球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却是真实存在的。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传统货币工具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已部分失去效力（比如，在日本）。特别提款权可以作为反周期工具，尤其是较富裕国家必须通过捐赠来支出其份额的情况下。 在各国的预算中应对特别提款权捐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原则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只是记帐项目，但特别提款权捐出后，它就成了真正的支出。这是将它包括在预算中的理由。但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是用于加强货币储备的——对美国来说，就是加强其汇率稳定基金。但同样的数量随即被取出并支出，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息外，货币储备不受影响。中央银行或美国的财政部通常不寻求拨款来支付其外汇储备包括利息的赢亏的变化——这是将捐赠放在预算之外处理的理由。如果特别提款权被当作反周期工具，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其捐赠要经过预算程序，不过不是在发行时，而是在赎回时。 最后，每一个国家都须在特别提款权是否纳入预算方面做出适当的决定。在这方面反对特别提款权建议的任何人都应提出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