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二战后，国际形势跌宕起伏，美苏矛盾恶化，冷战在1947年后全面展开。因应形势发展，美国的对日政策从 “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其调整幅度巨大、影响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历史考察，探究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 一、占领初期对日本的改造 战后初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在政治上，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的扩张，控制中间地带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之沿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则配合其政治和经济战略，利用战后的有利形势，扩张其自由民主观念，抵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就其战后初期的远东战略而言，美国曾把中国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党国家，由蒋介石领导，同中国进行贸易，作为美国的盟友，起保持亚洲均势的作用 ”。为此，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调停，和平解决国共之争，另一方面支持国民政府，并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是美国改造的对象，美国对它规定了严格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目标。 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制定、经杜鲁门批准后发给麦克阿瑟的SWNCC150/4号文件——《投降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明确表示，美国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是：“（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促使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及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美国希望这一政府应尽可能严格地遵守民主自治政府的原则，但盟国并无责任强加给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未能达到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支持的政府”。 简言之，也就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并发展出按美国式民主原则运作的政府。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占领当局以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为中心，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指令，采取了各种措施，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政治上，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公民言论和新闻自由，并消除对政治、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限制；逮捕战犯，并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取缔了一些鼓吹日本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团体或其他组织，整肃公职人员和企业界头面人物、地方各级官员、大部分重要工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精英，以及各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有影响的人物。占领当局制订的新《日本国宪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明确了“象征天皇制”。更重要的是，新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把用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经济上， 1945年11月6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解散财阀的基本指令。日本政府据此成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将83家持股公司的全部持股和十大财阀家族56名头面人物个人拥有的大部分股票全部公开拍卖；决定十家大财阀家族头面人物56人放弃在财阀中的所有职务，并规定各公司领导人员一律不得互相兼职。1947年 12月，日本国会通过《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以分割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公司，防止其走向垄断。1945年12月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向日本政府发出《农地改革备忘录》，要求其解放农民，铲除农业结构上的问题，并提出农地改革计划。1946年10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经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的《创建自耕农特别措施法案》和《农地调整法修正法律案》。通过改革，“小规模的生产经营占绝大部分的日本农业经营形态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发生了巨变，确立了以自耕农为中心的结构”。 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的进行使日本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思想文化方面，美国认识到对于封建残余浓厚、缺乏民主传统的日本来说，非军事化、政治和经济的改造只是初步的、浅层次的改革，欲在日本培育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必须进行基本的和永久性的改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的改变 。 1945年10月，最高统帅部颁布两项指令，要求日本政府清除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引进新的教育原则，以培养有教养、爱好和平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建立教师审查机制，把所有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从教职中清除出去。1946年1月，占领当局发布《关于教育的根本改革备忘录》，提出了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3月，以乔治·斯托达德为团长的美国教育调查团经过考察提出了日本进行全面教育改革的建议。通过改革，实现了教育内容和教育管理的民主化；一些不受欢迎的人被排除出教职之外。通过改革，日本的初高等教育都在短期内得到较快发展。教师也获得了组织教师联合会的自由，日本的教师联合会不久成为一支抵制任何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再起的强有力的力量 。 鉴于神道教对日本人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所产生深刻的影响，麦克阿瑟在1945年12月5日命令废除神道教。天皇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下于1946年元旦发表了《人格宣言》，宣称自己的人性而非神性。194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废除1939年制定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全体公民都享有宗教自由。后来，新宪法又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此后，“基督教的地位从战争结束时起有了很大改变，以前对基督教有害的警察监督和行政管理被清除了，对其原则的善意和接受也取代了以往对它的怀疑、对抗和抵制”。 此后，新的宗教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实现，有利于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对日本人的束缚，有利于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在盟军占领日本的最初2年中，最高统帅部根据华盛顿的指令，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基本奠定了战后日本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通过占领和改造，它们已经对日本取得了生活方式和美国式自由民主观念的胜利。 二、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 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各方在促进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并使之成为一个对美友好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1、缔约的时机问题；2、缔约后美军是否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的问题；3、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 1947年9月后中共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愈感悲观，于是便开始重视日本，并加快了政策调整步伐。1947年10月，三部协调委员会的SWNCC384号文件要求立即把民主改革转变为经济复兴，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PPS/10号文件 ，提出推迟媾和。1948年1月22日，白宫命令麦克阿瑟实施SWNCC384号文件，要求“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日本在合理生活水准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尽快采取与基本的占领政策一致的必要步骤，在和平和自给的基础上，初步复兴日本的经济”。 1948年3月，德雷帕、凯南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次会谈，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麦克阿瑟与凯南和德雷帕之间的分歧较大。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推迟缔结和约，把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军事存在问题留待缔约后再另行讨论；确定最低限度的赔偿额；日本工业的非军事化严格限制在武器生产的范围内。而麦克阿瑟则认为，应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在缔约后立即撤出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军方则试图彻底和全面地修改对日政策，主张无限期推迟对日媾和，大幅度减轻赔偿，并允许日本重新进行有限的武装 。 凯南在与麦克阿瑟会谈后起草了PPS28号文件 ，在参考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以PPS/28/2号文件提交国务卿，并于6月2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号文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94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其修改稿NSC13/2号文件 ，9日杜鲁门予以批准，并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最高文件。该文件对“和平条约”、“安全问题”、“政权控制”、“占领政策”等都做出了说明。关于缔约的时机，该文件表示：“鉴于有关国家对于条约性质和缔约程序有不同的看法以及由于苏联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扩张引起的严重的国际形势，美国不应该在此时急于缔结和约”。关于扶植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它明确地提出：“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将来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关于安全问题，它表示缔约后美国军队的去留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发展而定。美国已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敌国进行改造，而是试图把它由敌人转变成盟友，取代中国对抗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展和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冲击。这样，NSC13/2号文件也就标志着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主导思想完成了转变。 在美国各部就对日政策进行辩论的同时，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已开始了对日政策的具体转变。1948年2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允许美国商人进入日本，延长了滞留日本的时间，并促使他们与日本的个人、商业公司以及外贸商等进行交流 。在解散财阀问题上，德雷帕在1948年4月7日宣布华盛顿已废除了FEC230号文件，随后成立了一个“排除集中评估委员会”，并与1948年5月派往日本。该委员会很快即把已确定解散的325家公司中的150家排除在外，对其余的则未作决定。到1949年8月3日该委员会解散时，297家公司被免于解散，11家被要求解散。在赔偿问题上，美国从最初严厉的赔偿方案迅速后退。鲍莱方案对日本赔偿问题做出了严厉的规定；而斯特瑞克代表团在1948年2月发表的《日本工业赔偿调查报告》不但大大削减了日本的赔偿数额，而且减少了对日本工业水准的限制；1948年德雷帕调查团发表的题为《关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形势及展望》的报告又大量削减了日本的赔偿，并明确提出要复兴日本经济；到1949年5月，华盛顿就宣布赔偿计划已经成功解决了。在削减日本赔偿的同时，也逐步放松了对财阀的限制。美国还制定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其他措施，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美国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上。对于整肃问题，则逐步放宽了对战犯的整肃和审判。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斯在1948年1月16日致电负责占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苏兹曼，建议修改原来有关整肃问题的限制条件 。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限制劳工运动的政策，以建立日本政府稳定的统治秩序。 2、 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在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是促使美国对日政策调整和转变的重要原因。应该说，美国在占领时期的对日政策一直根据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着调整。 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严重、原料燃料短缺、粮食匮乏，随着日本军队的复员，失业人口也剧增。1945年10月份时，日本本土只有18万吨钢，锭钢年产量还不到100万吨，而战时最高年产量达400万吨；煤的年产量也从最高时的4000万吨下降到2100万吨。食品的生产和分配也下降到日本人最低生活水平之下；日本大城市的经济结构被摧毁 。这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一直是令占领当局和美国政府感到困扰的问题。到1947年底，日本的工业产量只有1930—1934年平均产量的45%，出口量只有同期平均数的10%，进口大约是30% 。 与此同时，占领当局解散日本财阀的行动遭到日本政府内保守势力的抵制，他们故意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使得经济秩序更加混乱。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愈演愈烈，使得劳资矛盾日趋严重，1946年春天，东京等地爆发了一系列的群众示威运动；随后，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10月份发起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的运动；到1947年1月，官公厅工人组成的各派工会临时成立“全国工会临时斗争委员会”发表《二.一总罢工宣言》，号召发动“二.一总罢工”。为在日本建立稳定的秩序，日本议会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于1946年9月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建立了劳资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机制，宣布产量控制为非法，并阻止政府雇员罢工。1947年1月31日，麦克阿瑟签署了禁止“二.一总罢工”的命令。1947年严酷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引起劳资争端的增加，在12月份卷入纠纷的18万工人中，有17万是国家雇佣的工人。 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对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更是感到恐惧。早在1946年初，日本临时政治顾问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就针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动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很明显它会极大的鼓舞共产主义者……它（共产主义）将会因目前严重不稳定的经济形势而受到欢迎……尽管曾经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他们成为日本的一个支配性的集团，但他们将会更加强大 ”。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更是担心日本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尤其是担心他们受到莫斯科的操纵。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在致国防部报告的附件中指出，保持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日本本土的控制对于抵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和实施美国当前的战争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为确保日本免于苏联的控制，美国必须从经济上扶植日本，并保持其领土和行政完整 。 显然，消除日本工人运动的左倾化倾向，平息日本人民的斗争，并实现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单靠对工人运动的限制和政治高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首先解决日本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这样，日本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成为美国转向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原因。 3、 美国国内因素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 美国国内因素在对日政策转变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亲日集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也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是“美国日本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Japan），它在推动1947年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该组织1948年6月28日在纽约城哈佛俱乐部成立，格鲁和卡斯尔为名誉主席，哈里·F·科恩为组委会主席。科恩、康普顿·帕克南、赫博特·胡佛、詹姆斯·李·考夫曼、海军上将普拉特、约翰·L·柯蒂斯、杜曼、威廉姆·R·卡斯尔、克拉伦斯·E·迈耶、约瑟夫·巴兰坦（包兰亭）等都是该集团的成员。格鲁和卡斯尔代表着战前就主张与日本妥协的势力；科恩、帕克南、考夫曼都是比较保守的人物；杜曼是ACJ的日本问题专家；克拉伦斯·E·迈耶是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和董事长，是格鲁的好朋友；约瑟夫·巴兰坦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和路军部日本问题顾问。 在该组织成立以前，一些人就积极活动，反对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采取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政策。帕克南政治倾向极端保守，在战前就和许多日本高层官员建立了大量的联系；胡佛一直在积极就对日经济政策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建议；考夫曼在战前曾任通用电器、美孚石油等公司驻日本代表，他强烈反对解散财阀的政策，声称这“将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崩溃”，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将使美国不可能在日本进行商业活动，打击日本人民的信心，削弱日本作为美国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远东堡垒’潜力”。 到1948年初，美国已着手改变占领政策，并施加压力，要求麦克阿瑟执行阻止通货膨胀、促进生产、扩大出口、减轻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以及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实施却摇摇摆摆。亲日集团借机在《新闻周刊》撰文，攻击占领当局执行的经济政策，特别解散财阀的政策，以对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但麦克阿瑟对此大有置之不理之势，他在1948年2月表示要解散占日本工业75%的325家“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公司。美国政府在1948年3月首先派出与亲日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凯南为团长的使团到日本，随后又派出陆军部副部长德雷帕以及来自最强大的公司的五个代表组成的使团赴日，他们向麦克阿瑟强调说，占领时期的改革阶段已经结束，进一步解散财阀将会阻碍日本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并成为美国实现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的基础。 1948年夏，美国日本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有威斯丁豪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在日本有大量投资的公司的主管人员参加的午餐会。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极端保守的地缘政治学家）在会上演讲时，猛烈抨击了占领当局早期采取的政策，并呼吁重新武装日本。1949年2月16日，他们在威拉德大酒店为国务院和陆军部的12名高级官员举办了一次晚会，科恩和考夫曼抨击了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安排及其采取的政策，他们都积极主张复兴日本经济。 该组织还向新闻界、政府有关机构和有关官员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使日本真正自给自足，实现其出口增长和外国投资增加的首要条件是对日元的单一和固定的汇率。他们特别强调了美国私人投资在日本经济复兴计划中的作用。 美国国内的这支力量大都是日本的同情者，或者是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日本有大量经济利益的商界人士。例如，美国德士古公司占有日本兴亚石油公司50%的股份；美孚石油公司拥有日本东亚石油公司55%的股份；通用电气公司握有三井财阀股票的45% ，他们本身与美国决策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意见甚至会直接作用于美国决策层。因此，在冷战背景下，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其次，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增长也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6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获胜，超过了新政自由派力量。许多保守议员是孤立主义者，而且都是赞同减税和缩减开支的，特别是对外援助 。由于日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进口、生产以及重建等大都需要美国来承担，庞大的占领费用也要由美国纳税人承担，他们作为民众选出的代表，越来越要求华盛顿给他们兑现为和平付出的代价。美国驻沪总领事卡宾德在为美国对日政策辩解时所说的话或许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永远使日本贫困化，我们可以解除日本一切的工业，并且以必要的商品供给日本，藉以弥补日本生产与维持它人民所需之品的不足。我必须直率地向各位说，美国纳税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在我们许多重大的错误中，目前我们每年大约要捐出数亿美元来弥补日本生产与必要消费之间的不足，我们不愿意使这种情形无限期的继续下去，我想不出其他国家力能弥补这种不足，纵使愿意也办不到，再者，我们怀疑是否可以永远迫使日本人民接受这种贫困的处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日益感到财政的紧张。“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日本经济中的越多，能够用于援助其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的资源就越少。除非日本经济得到复兴。否则，美国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支持它”。 因此，即使没有冷战，美国最终也肯定会调整政策，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了！ 三、 美国对日政策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1、美国占领时期的行为特点与美日冷战盟友关系的确立 美国对日政策在1947—1948年从原来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转变成扶植日本经济复兴并对它进行有限的武装。但是，美国在占领期间采取的解散财阀、劳动立法、战犯审判与整肃、农地改革、教育改革、政教分离等措施，对日本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产生了极大冲击，民主化改造的成果并未因美国政策的转变而丧失，它也不可能重新回复到战前的体制。 美国的占领，使日本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方面都完全仰赖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决策层在制定和实施对日政策时，充分注意了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吸收。他们知道，一战后对德国严酷的惩罚并未能使它更加珍视和平，而是激起了它对战胜国的仇恨。希特勒正是在民主体制下，利用德国人的复仇情绪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而走向战争的。三部协调委员会在SWNCC162/2号文件中明确地指出：“唯一有效的政治改革必须源自人民本身，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的政策必须符合日本人自身的观念和动机，这对于源于全民的政治重组的自然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因而，美国在对日占领期间非常重视对其思想文化的改造，并特别注意到了日本人的自尊。这样，通过占领和改造，日本在心理上也屈从和接受了美国。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与美国在对日占领期间的行为特点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美国参议院劳动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参议员艾尔伯特·D·托马斯在1947年8月5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的行为特点： “从开始起，美国的占领政策就是在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日本社会的改革应该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完成；最高统帅不应该把计划强加给它；最高统帅部和占领军的活动不是要统治日本，而是监督日本人民改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的努力。这种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即：在日本人民之中存在着一种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真诚愿望，他们能够完成日本的重建和改革，创造一个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尊严的日本 ”。 应该说，在占领日本期间，为了在日本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美国利用其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在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宪法的制定等很多问题上都曾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是，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在推行美国的政策时，往往能够充分注意到日本人的自尊，使之在形式上变成是日本人主动的改革行动，而非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人民的，这既不会打击日本人的自尊心，使之产生抵触情绪，同时，又能够实现美国改造日本的政策目标。 日本的教育改革问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派出教育调查团、调查团成员的组成等问题都是以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说是充分照顾到了日本人的感受。盟军最高统帅部宣传和教育局首先就调查团的成员组成征求了日本学者的意见。麦克阿瑟还在1945年12月10日否决了宣传和教育局提出的以J·B·科南特为团长的方案，他认为任命科南特为团长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是总统原子弹计划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计划的顾问之一 。 在1946年2月美国教育调查团赴日前举行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本杰明强调顾问团的目的是帮助最高统帅部向日本人提供必要的材料、建议和鼓励，以使他们能够进行与他们自己的要求相适应的教育改革 。他们认为对日本教育改革应该采取这样的基本态度：鼓励日本人自己主动性，尊重日本人的独立性，而不是单方面向他们陈述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 ，“所有的教育改革应该由日本人主动地完成，并符合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美国在占领初期对日本的改造及其后对日本的扶植，以至于后来单独媾和并结成同盟，使日本未像美国所担心的那样因混乱和贫困而倒向苏联，而是把它牢牢地纳入到美国的远东战略之中，成为美国坚定的冷战盟友。这对冷战本身和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稳定了美国战后的远东战略，大大减轻了中国革命胜利对它造成的冲击，为美国在远东在保留了一个对抗苏联和中国革命影响的坚实的堡垒。 2、 对美、日国内政治的影响 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这种趋势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但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反过来又影响，或者说是加剧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右倾化。 促使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右倾化的最重要的国际背景是苏联影响力的扩张。战后，苏联填补了法西斯国家失败后在远东和欧洲留下的权力真空。苏联影响力的扩张、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美国国内激起“红色恐惧”。“对国外共产主义的恐惧，必然会增加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恐惧”。 1946年秋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劳工的立法，甚至越过总统的否决而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美国国内反共宣传也日益增加，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1946年10月宣称：“共产党人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 ”。1945《亚美》杂志事件和1946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推动了一场全面肃清政府内部共产党人的运动 。1946年12月25日，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设立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1947年3月又颁布“忠诚调查令”，开始对所有联邦雇员进行忠诚调查。 正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右倾的背景下，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的民主化改造政策受到的攻击也就更加猛烈。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大加强了亲日集团的游说能力，促使美国完成对日政策的转变。同时，他们对麦克阿瑟以及美国促使日本民主化的政策的攻击，与国内的其他反共活动结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和保守化，直至出现了像麦卡锡主义这样也违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念的反共歇斯底里。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对日本内政的影响也是比较深刻的。首先，它使日本在占领初期开始的民主化改革未能走向深入，而是趋于保守。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后，原来实施的诸如解散财阀、审判战犯等问题都未能深入进行，使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够彻底。被解散的财阀后来又改头换面，恢复了原来的家族控制；被整肃的战犯获得宽大处理，一些具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又蠢蠢欲动，开始活跃起来。对日本劳工运动的压制，在确保了短时期内日本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同时，也打击和压抑了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使得日本在战后很长时间里政治上缺乏革新的动力和意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给战后日本政治造成的消极影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民党一党主导日本政坛的体制出现困难时，才充分地浮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其对日政策的转变使得美国实现其彻底改造日本人思想的努力半途而废。保留天皇制、放宽对战犯的审判、降低战争赔偿等，使日本人未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未能对战争和历史做出正确的认识。因此，战后以来，特别是在日本经济低迷的今天，日本国内的极右反动思潮时有抬头，日本国内有人经常在教科书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做出伤害亚洲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有报道说，当前几乎每到周末，日本右翼的宣传车都会在车站前的路口大造喧嚣，鼓吹“皇国史观”、“建立军队”，否定侵略战争罪行 。它虽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却没有作为一个大国应具备的、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负责的责任感，它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近些年来的军事走向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 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 1945年8月15日，就在日本天皇发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讲话一个小时之前，蒋介石发表了被称为“以德报怨”宣言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明确表示对日本采取“不念旧恶，与人为善 ”的政策。但中国人民曾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之苦，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牺牲，她非常担心日本再度威胁自身安全。因此，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1947年7月麦克阿瑟为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而宣布8月15日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时，孟宪章、褚辅成、王造时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一个对日问题座谈会，他们在会后发表的《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一文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在日本真正民主势力未抬头前，美国积极扶助日本，有如养虎，一旦羽毛丰满，谁又能保证养虎者不遭反噬”。 此后，他们多次举行日本问题座谈会，讨论美国扶日问题以及中国应采取之政策，并不断在报纸和杂志发表文章，表达他们对日本复兴后再度威胁中国的担心。这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 1948年春，上海各高校学生开始召开反扶日讨论会和演讲会。5月4日，全市两万多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了“五四”营火会，会上120多个大中学校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复兴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此后，上海各校的反扶日活动愈益发展。6月5日，上海120多个学生团体到上海外滩公园集合，举行“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复兴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此后，运动迅速从上海推进到全国各地。在北平、南京、济南、昆明、广州、成都、厦门、重庆、武汉、长沙等地，反扶日运动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山东大学教授99人在5月底发表了《反对美国扶植宣言》；北平北大、清华等12校学生在6月9日举行了反扶日大游行；香港各侨团170余人在6月19日举行“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并通过了反扶日宣言。 面对这场日益高涨的反扶日运动，司徒雷登在6月4日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充满威胁意味的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进行了辩解，同时威胁说：“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 ”。此后，中国人民更是群情激愤，上海文艺界、妇女界发表声明对他进行了批评；6月6日，北大、清华等北方11院校自治会致电司徒雷登，表示抗议；北平各大学教师437人也在6月8日联名致信，反对美国扶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民政府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采取了一种默许或者说是赞同的态度。早在2月12日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外交部长王世杰就表示中国将有条件地支持美国扶助日本复兴的计划，但“保留对日本赔偿要求不受此类恢复日本经济措施影响之权利 ”。行政院长张群在9月访日归来后对记者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能抬头了。日本的政治是民主化了。日本的经济现状并不能重做军国主义的基础，也不足以威胁中国的经济复兴和建设”。 对于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国民政府则把它斥为“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策动的反美运动，其目的是“离间中美合作”， 对其进行了诬蔑和打击。这样，国民政府实际上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的斗争对象。 实际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组织和领导反扶日运动中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等地的活动已受到限制，反扶日活动就成为中共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无形的统一战线。由于运动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的时刻发生的，它配合正面战场的形势，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动摇了国民政府的士气，加速了它的灭亡。 结 语 影响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一转变也确实对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美、日、中三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并不是彻底的改变，它的变与不变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它在日本的基本政策目标没有改变，而是实现其在日本目标的方式和具体政策发生了转变。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用美国的模式改造的民主化的日本，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美国的决策者认为日本的民主化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它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了。在美国对日政策问题的争论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海军部以及陆军部也充分讨论了对日媾和和缔约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问题。因此，就实现日本的民主化和确保其不再成为美国之威胁这一点上，美国是没有改变的。 其次，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之初以及对它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并没有把剥夺日本并使之永远贫困化作为其目标，而是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再度走向战争的历史教训：一味地对战败国进行严厉的惩罚只能引起仇恨和战争，而不能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因而，美国在最初制定的对日政策中而是明确地规定：“日本人民应该获得机会，发展能够满足自己和平时期需要的经济 ”。美国最初只是准备对孕育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扩张势力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民主化改造，一定程度上限制它的战争潜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平和民主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但是，它也没有准备大力扶植日本经济复兴。扶植日本经济复兴确实是美国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对其原有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第三、美国对日政策在1947-1948年间的转变，只是初步的，但却是最关键的，因为它确定了美国对日政策的未来方向。其最终完成的标志则是1951年旧金山会议美日单独媾和的完成以及安保条约的签订。美国在这个时刻调整对日政策，无疑对美国在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地位是大有裨益的，但是不是就像美国决策者所说的那样，日本在此刻已经真正实现了民主化了呢？显然，民主的形式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成熟、健康的民主精神，它还缺乏宽容和反思历史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