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刻 ------------六位美国现代总统面临抉择之时 伍德罗·威尔逊 何时忽视你的损失 仓库墙上的挂钟被子弹击中时停住了。这是1916年3月9日早晨4点18分，600多名忠于墨西哥革命组织潘科·维拉的部队刚刚进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哥伦布市一个很小的边界村镇。天破晓时，小镇一片火海。到了晚上，已有18名美国人被杀。在美国军队追击袭击者时，一名美联社的记者播发了一条新闻：1812年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外国人的进攻。 遇难者中有位名叫詹姆斯·迪恩的杂货商。他的孙子，现在是哥伦布市的一名历史学家。他回忆到：“爷爷当时觉得骚乱是军队正在进行的演习引起的。”但实际上这是真正的袭击。“报告上说他身上有17个弹孔，喉咙上的刀口一直划到耳根。” 在半个大陆以外的白宫，威尔逊总统要马上做出决定：美国必须怎样为迪恩和大屠杀中的其他死难者报仇。“抓住这些沾满鲜血的凶手！”参议员亨利·奥舒斯特吼到，“把他们带到那个小镇，在死者的葬礼上当场毙了这些强盗。”参议员阿尔伯特·富尔要求派遣五万士兵去墨西哥的港口和铁路沿线去搜寻那些人。 但橢圆形办公室的主人必须要考虑其他更为重要的、为喋喋不休的参议员们所想不到的问题。第一个任期已过去三年，威尔逊总统担心一场边界战争会分散他在国内的改革日程。另外还有大西洋对岸的世界大战要去面对。为了连任，他的阵营提出了“他使我们免于战争”的竞选口号，这使他很难再发动一场在家门口的新战争。于是威尔逊采用了一种折衷办法，派出一万名军队去抓捕维拉。 华盛顿中了维拉的圈套。多年以来美国曾一直试图从南部边界另一侧持续不断的革命中获取好处。作为理想主义者，威尔逊一直渴望墨西哥的民主化，作为政治家，他又希望那里有安全的投资环境。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总统先是支持后又抛弃了维拉这位喜怒无常的墨西哥罗宾汉式的人物。在美国站到维拉的死敌卡兰扎一边后，维拉血洗了哥伦布市，希望美国人的复仇能使他赢得墨西哥人民的支持。 维拉的阴谋几乎得逞。迫于“黑杰克”潘星将军率领下的军队的进逼，维拉采用了一种与今天的情形惊人相似的做法：他与手下躲在打不透的洞里和没有地图的山中。墨西哥的公众舆论开始反对美国，这是华盛顿始料不及的。威尔逊的传记作者说：“我们觉着自己是好人，我们不想去征服别人。”到了7月，连卡兰扎的个别部队也加入了对美军第10骑兵团的袭击，杀死了14名美国人。 政治家们叫嚷着一场全面战争，威尔逊被迫动员了112000人的国民警卫队开往边界，历史学家塞德勒说：“我们想大打一场，他们也动了真格”。但大战并未发生，威尔逊逐步认识到墨西哥问题只是件小事，来自大洋彼岸的威胁更加严重，总统决定尽快结束远征。 最后，潘星的军队经受了锻炼，却未能发现并消灭敌人，但卡兰扎为美国做到了。在维拉的军队1917年被卡兰扎击败后，华盛顿宣布维拉不再会威胁边境，于是威尔逊把军队撤回。潘星表面上遵从了，私下里却很生气，在给岳父的信中他写到：“当历史书写这次远征时，将不会是一段特别闪光的章节。” 不久威尔逊从墨西哥沼泽地撤出潘星军队的决定就显示出其正确性。总统担心的欧洲战事需要美军马上参战，这些军队正好派上用场。当威尔逊带领美国加入一战时，他任命潘星担任美军总指挥，部队中的许多人是原来从未接受过训练的国民警卫队，直到被召集去参加追击维拉的部队才学会打仗。历史学家说：“如果他们没有实战经验，我们还能取得在1918年的战绩吗？没人会知道确切的结果。” 富兰克林·罗斯福 战争机器 大海象一直延伸到天边的蓝色玻璃，平静无边，天空被乌云笼罩，肆虐欧洲大陆的战争眼看就要蔓延到全球。为躲避中期选举的吵嚷，富兰克林·罗斯福随美国军舰出海晒晒太阳。1940年12月舰队驶过加勒比海时，他接到一封水上飞机送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求援信。 在与德国的战争中英国已无力负担购买美国武器的费用，而现金购货是罗斯福唯一能够说服国会孤立主义者的筹码。两天之内罗斯福不断重读此信，很少说话。第三天他突然对最亲密的亨利·霍普金斯说出自己的设想：美国将按英国的定单生产武器，然后把它们租借给伦敦，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或购买或归还。这既能避开国会的质疑又有助于美国的自身形象和实际利益。次日，罗斯福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当邻居家着火时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在大火蔓延之前应借给他们一根水管。这并非把美国推入战争，租借法案只是使它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0年下半年美国工业生产尚未恢复正常。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占就业人口17%的1000万人仍处于失业状态，美国军队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18位，甚至在瑞士后面。将军们不愿把储存的装备运往英国，而得到资金生产新汽车的制造商们也不愿转产坦克。 数月内多家公司都拒绝跟政府签署合同，直到它们获得免税的承诺。还有许多人支持“美国第一”的反战运动。亨利·福特就是这样一个强硬的孤立主义者，在他儿子同意建造用于生产B-24轰炸机的巨大厂房时，他仍设法阻止测量员的勘测工作。 为了向新政的反对者示好，罗斯福向企业界征召战争物资生产的负责人，但他绝不放弃总的控制权。1940年5月，罗斯福要求当年制造50000架军用飞机，而前一年美国的总产量才不过2800架。总统的顾问们认为他确定的生产配额缺乏依据，军界和企业界对此数字也表示不满，但罗斯福态度坚决，他认为反对意见只是顽固议员们的舆论宣传。 出人意料的是，美国企业界很快接受了这一挑战。到1945年底，美国共为盟军生产了30万架作战飞机，107000辆坦克，87000艘战舰，2000万件轻武器。在德黑兰会议上，刚接收了美国5000架飞机的斯大林称赞到：“感谢美国的武器，没有它们这场战争就会输掉。” 罗斯福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但他发动起来的生产机器毫无疑问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画卷。600万人因此找回工作，在太平洋沿岸的船坞和飞机制造厂的诱惑下，大量人口向西海岸迁移。企业界与五角大楼的联系变得如此紧密以至批评人士谴责军工联合体试图使战争四处扩散，原子弹的威力也被释放出来，但最伟大的变化还在于民族精神。从此以后美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联在一起，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 哈里·杜鲁门 逼到角落 在1950年春天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哈里·杜鲁门结束了他的度假回到首都。那天国务院发给白宫一份70页的绝密文件，除了它的超长篇幅，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名叫NSC-68的文件内容。文件引用大量事例指出，苏联已成为扩张主义者，美国军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应对挑战，这份报告为美国绘出了具体的冷战蓝图。 当时类似提议很容易被忽略。忙于应付各种事务的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没完没了的研究来打发它，于是在无尽的讨论中这份文件被拖延几乎两个月之久。但NSC-68终于等到了发挥作用的一天，1950年6月25日，国务卿阿奇逊和助手们欢呼：“朝鲜救了我们！” 在朝鲜战争打响前，南北双方已发生了不少冲突。苏联1949年8月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整个大陆，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1950年1月发生了苏联间谍丑闻案，麦卡锡议员在国会发言警告说国务院充斥着共产党分子，接着朝鲜战争全面爆发。 国务卿阿奇逊现在找到了机会。在其指导下草拟的NSC-68宣称苏联被一种新的狂热的信念所鼓动，寻求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于他国，民主世界危在旦夕。这份文件要求对苏采取强硬措施。作为实际行动，它要求增加防卫开支，其中强烈的反共宣传也为美国后来在越南的介入埋下了种子。艾奇逊在自传中写到，NSC-68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政府高层的思想，但杜鲁门并未被其左右。尽管他已看到世界处于东西方的对峙之中，他仍然担心NSC-68计划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自己的国内规划，影响民主党的执政前程。二战结束以来他已大量裁军，成功地把经济结构纳入和平建设轨道，他还准备把更多的钱花在健康和教育事业上。 但艾奇逊的提议和随后事态的发展把总统逼上了绝路。国务卿已经用展示“最高机密数据”的方式联合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校长、核物理学家和政府官员，他们都赞成重整军备。如果杜鲁门不签署此法案，辩论将会被公开。不仅是麦卡锡，国会的其他共和党人都在叫嚷着出击。作为一项实际政策，摆在杜鲁门面前的不是是否要增加防卫开支，而是必须增加多少的问题。 没人知道杜鲁门最终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是否受到了NSC-68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没有一次提到过它。但通过签署这份文件，他就打开了冷战之门。在1975年国务卿基辛格宣布这份文件解密之前，一名历史学家称其为“在那一时代未被公开的最著名的文件”。 约翰·肯尼迪 战争边缘 第一夫人卡罗琳离开后，第一次会议开始了。总统说：“好吧。”这是他准备讲话的信号。他已经看到了中情局在古巴上空拍的照片。专家认为苏联在距佛罗里达90英里的古巴安装了弹道导弹发射架，这一举动引发了1962年10月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 肯尼迪在随后两周就此所做的决定表现出他在总统这一职位上具有的相当高的水准。他必须把握好避免过于张狂或过于谨慎，考虑如何把威胁言辞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决定何时接受建议，何时特立独行，这可以教给别人很好的一课。为了正确的判断，总统总是要求了解最小的细节： 他看着照片问：“它能打多远？” “总统先生，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导弹。” “在苏联也没见过？” “没有……” “你怎么知道它是中程导弹？” “从它的长度。” “什么长度？” 新成立的决策小组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为解决问题进行了持续13天的讨论。对苏联导弹进行空中打击的力量已部署到位，入侵计划也制定完毕，小组成员还考虑了各种方案，但肯尼迪尚未作出决定。历史学家相信头一年对古巴入侵的失败使总统更加多疑，他的哥哥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解释到：“他是在猪湾事件后上台的，他听到了许多坏消息。” 总统准备秘密应对危机，以帮助民主党在三周以后的竞选活动。危机期间他仍在四处奔走，周三在康捏狄格，周五又去了伊利诺依州和芝加哥。到了10月22日，周一，肯尼迪通过广播要求苏联撤走导弹。这时危机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周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斯蒂文森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面对他的苏联对手，要求其否认导弹的存在，对手没有答应。 时间和技术都不允许从容地联系，由于当时两国首都之间没有直通热线，总统只能通过移动的舰艇和飞机、通过发布威胁和警告、通过用不许越过的警戒线和可能的退让行动来进行暗示。肯尼迪讲话两天后，美国在古巴周围设立了海军警戒线，作为不打算退让的信号，但当一架U-2飞机在古巴被击落后，总统决定不进行报复以显示出美国不想发动不必要战争的姿态。 华盛顿的一名克格勃间谍和一名美国记者充当起了信使的角色，这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一条隐密而重要的联系渠道。首次会议后的第12天，周六，肯尼迪有意忽略了一个来自于莫斯科的不愿妥协的声明而是关注着赫鲁晓夫提出撤走导弹的另一份建议。肯尼迪口头表示同意从土耳其撤除北约导弹作为对苏联行动的回应。当晚在等待苏联的回复时，心情不定的他观看了奥黛利·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 周日，华盛顿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早晨9点，电视国际新闻中播出了赫鲁晓夫已同意美国条件的消息。五角大楼认为这是莫斯科在争取时间，建议按预定计划在次日轰炸古巴。肯尼迪否决了这一建议。 事情突然就结束了，快的让人惊讶。次日早晨，不太注重细节的肯尼迪让助手给执委会的成员们购买些小礼物。总统说：“我希望有些10月的痕迹在礼物中”。如何能够不花太多钱就实现这一愿望？最后选中了嵌在胡桃木里的刻在银盘上的日历。 林登·约翰逊 与自己的战争 “我为此感到沮丧。”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6月25日的一个电话中告诉他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在一个多月里，约翰逊要做出在其任期内最为重要的决定：把在越南的美国地面部队数量增加到125000人，他同时明白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从国防部和国务院都看不到任何积极的迹象，只有祈祷并坚定信念，希望他们能够回来，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回来。” 约翰逊在头一年以压倒优势击败哥登·华特入主白宫，现在他的“伟大社会”计划正在实施，扩大选举权、医疗改革、政府资助教育等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名负责编辑约翰逊时期白宫秘密录音带的历史学家说：“我们知道战争给他抹了黑，但在接触这些录音带之前不为人知的是在1965年早期他几乎就已相信这场战争会输掉。”但当时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约翰逊在越南战争上的决定基本继承了历史的遗产：肯尼迪的外交路线，有缺陷的遏制政策，陷入泥潭的地面战争，不过其中也明显掺杂了约翰逊的个人性格缺陷----自我陶醉、偏执狂。从他坚定自己的决心，准备向南越增派地面部队并通过麦克那马拉向世人公开的那天下午开始，他的这些性格就充分展现了出来。研究政治家必定要探讨其心理历程。象约翰逊一样的人格个性----巨大的需求、巨大的不安全感、时常感情用事，都具有典型的病态心理特征。心理学家称其可以成为自恋性格的理想教材。他母亲曾对他寄予厚望，在逐步成功后他开始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事业的发展、迷人的魅力、依靠个性的力量获胜、以及必要的掩饰，这些外在的表现刻画出他从德克萨斯走入白宫的生活历程。 下定决心后他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打电话，寻求他的支持：“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我现在躺在床上只是想睡一会，以应付明天的工作，但睡不着，于是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他抬出了许多名人来支持他使战争升级的决定，使得对方难以拒绝。最后任何反对意见都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他的秘书写到：在关键的这几个星期里，总统一直在关心《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是否在密谋诋毁他，以至于他的手下开始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他们觉得应该请个心理医生来。约翰逊总统的怪癖使之陷入了怀疑一切的思维模式。 于是助手们平时只敢说约翰逊喜欢听的话，顾问们在发表意见前总是要考虑他可能的反应，自欺欺人的气氛充斥于他周围的环境中。对约翰逊来说，在他决定增兵以后，越战就变成了一场家里的战争，一方是他本人，另一方是不同意他决定的人，以及他自己有时稍微客观些的判断。 理查德·尼克松 与传统抗争 三十年前的一段时间被理查德·尼克松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1972年2月21日，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独自走下弦梯，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在美国电视黄金时间直播的这一聚会，结束了中美之间几十年的敌对和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孤立状态。 同样戏剧化的是，总统是通过与传统力量的抗争而改变了历史进程。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但尼克松同样明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向毛泽东说：“左派只能谈论的事情右派却可以做到。”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最大的右派。” 一个领袖利用其政治资本可以把世界颠倒过来。“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变成了政治上描述惊人事件的常用词语，当然其原始意义的重大很难被超越。当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准备建立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他的助手也称其行动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尼克松夸示自己要改变世界时他真的做到了。就职前他就告诉基辛格他想重新考虑与中国因冷战而致的紧张关系。他们觉得与中国接近形成新的战略平衡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尼克松的设想后来都慢慢变成了现实。迫于中美的接近，莫斯科也选择了与美国缓和关系。中美之间达成的《上海公报》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成为今天政策的蓝本。 尼克松喜欢秘密行事。美国初步的外交试探完全秘密进行，基本避开了国务院，尼克松担心它会反对这一计划并向公众泄露。与北京的秘密联系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政府进行。尽管尼克松曾公开设想他某天对中国可能的访问并放松了对与大陆商贸往来的限制，但中国高层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迹象。1971年夏，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在巴基斯坦时他假装肚子疼避开了记者的纠缠，然后乘巴基斯坦飞机抵达中国。他给尼克松发回了一个事先约好表示成功的信号“ 我找到了！”（阿基米德在发现水的浮力定律后从澡堂光着身子跑出来时说的话），四天后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中国，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尼克松把这次访问设计成了电视表演，记者们被告知了详细的总统行程安排，以保证他们传回动人的画面，紫禁城、长城、盛大的宴会都上了美国的电视，但避开了谈判的具体细节。飞机在北京降落时一名高大的随员阻止其他人走出空军一号，甚至包括基辛格，使得不朽的画面上只有尼克松在与周恩来握手。 一切都按照预先计划好的进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意外。在北京尼克松一行被出乎意料地安排观赏了歌剧《红色娘子军》；在上海的告别宴会上，中国最好的茅台酒使这位西方领导人微醉。在多次相互祝酒以后，动情的尼克松迷迷糊糊地表示美国可以担保中国免受攻击。当然他并没有那个意思。 奇怪的是，在尼克松结束访问的飞返途中，空军一号上的气氛很沉闷。他一心考虑着预料中的媒体批评和保守者的回击。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就开始为自己的成就担忧，基辛格感到他在最伟大的成就中也缺乏坚定的信念，这种性格缺陷会断送他的总统前程。在回忆录中基辛格写到：这就是水门灾难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