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媒体暴力及其治理 张国庆 在美国，暴力犯罪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它使很多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绝大多数美国青少年都十分害怕暴力和犯罪，这种恐惧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调查显示，大约46%的青少年承认出于对暴力和犯罪的恐惧而改变了日常行为，12%的人更换了上学线路，20%的人避免去公园和运动场，20%的人变换了朋友圈，33%的人有时会为此而逃学。此外，25%的人感到邻居都是不安全的，33%的人生怕成为街头流弹的牺牲品。 暴力犯罪已成为影响到美国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据美国司法部估计，美国每年因犯罪和暴力冲突而损失5000亿美元，大约是国防预算的2倍（1996）。对于暴力的研究也因此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很多学者对暴力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社会学家发现，暴力行为的产生有许多文化和社会根源，包括贫穷、核心家庭的破裂、传统道德标准的变迁，当然还有大众传媒。 媒体已经被认为是这一问题的特殊根源。在美国，媒体被成为“第四种权力”，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由于媒体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待他人、对待冲突的态度，进而与暴力事件的发生产生关联。“丰富的文献显示出，儿童和大人都从各种媒介，特别是电影和电视，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 由于美国媒体充斥暴力内容，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甚至会成为助长暴力倾向、诱发暴力犯罪的“罪犯”。 在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上，媒体暴力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美国医学协会组织的一项历经3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媒体暴力特别是娱乐节目携带的暴力内容对儿童的负面影响非常巨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儿童的暴力意识、增加了青少 年的暴力行为，“沐浴”在这些节目中的青少年很容易接受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有效手段。 一、无处不在的媒体暴力 美国媒体暴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在电视、电影、电子游戏中，还是在连环画、文学作品、音乐中，抑或是网页上，暴力语言与场面随处可见，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是深远而广泛的。 （一）连环画中的暴力 美国的连环画中充满了暴力。从最伟大的除恶者（超人）到变化怪异的拦路强盗（不可思议的赫尔克），今天的连环漫画业充满着在圣人和罪人之间没有差别的暴力与侵犯。在以《圣人杀手》、《传教士》为代表的连环画中，作者似乎是要“把世界的每一个其他部分，连同虚幻的世界都拉血腥、血迹、激烈的暴力和无情的伤害中”，这似乎不再是满足孩子们享受的一个行业的主题了。还有一种"坏女孩"连环画挤满了书店的陈列架，它是以描写黎明女神(讲的是这位从左眼滴下三滴黑色泪珠的主宰出世和再生的女神的故事)、电脑雷拉("那个地狱在互联网上，群狱却在这里")、复仇狂、巫刀、石衣、复仇刀和奸娃这些人物为内容的系列丛书，所有这些人物都集中了夸张的性特征，几乎裸露的身体和极端怨恨的情绪，这些人物通常使用中世纪的剑来实施残酷，以这种象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在美国青少年看到的诸多连环画故事中，“侵略主义似乎是作为最后的道德立场而幸存下来的。” 对此，F．Wertham采用了内容分析、个案研究和心理测量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其主要结论是：第一，阅读漫画可以导致少年犯罪。漫画虽然不是犯罪的惟一因素，但却是主要因素之一。他推论，在漫画书出现之前，很难得出现严重的犯罪行为，尤其是12岁以下儿童犯的谋杀罪。但到了50年代，越来越多的儿童犯下严重的罪行。现代较严重的犯罪行为多引用新的技巧，漫画书提供了这类知识。他们从漫画书里得到犯罪的念头，模仿暴力行为，包括持枪抢劫银行、吊死儿童、勒索、杀害等。在Wertham接触的案例中，犯下严重罪行的儿童都是漫画迷。他进一步说明：许多孩子本可以不成为犯罪少年，但漫画书却使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第二，漫画充满了犯罪、暴力、恐怖和性，提供给儿童危险、扭曲的世界观，改变儿童对现实的看法，因为：(1)漫画使儿童相信暴力是正常的，而且每日可见；(2)漫画灌输儿童对少数群体的偏见；(3)漫画将女性描写成邪恶的或次等公民；(4)漫画还提供了不平等的性形象 ，这种性形象导致了性暴力。在这些漫画中，女性、少数民族、外来人等都是暴力的对象。 虽然Wertham的研究仍有争议，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连环画（漫画）使少年儿童接受了暴力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平常之事，这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电视（电影）暴力 各类暴力或渲染暴力的节目，是美国电视中仅次于性的第二大主题。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研究所 (AACAP)在1999年4月指出， 美国儿童每天平均要看3-4小时电视，电视对儿童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令人忧虑的是，如今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暴力（有66%的儿童节目含有暴力内容），平均每个美国儿童在18岁之前，将会在电视上目睹超过200,000个暴力行动，其中包括 16,000次谋杀 。 大量的研究发现，在电视暴力的影响下，儿童和青少年将会变得对暴力恐怖“免疫”，逐渐接受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进而模仿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这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扭曲了现实世界中的暴力，扩大了使用暴力的范围，使受众误以为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暴力，一些青少年甚至还把暴力当作解决冲突和达到个人目的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电视暴力还混淆了合法与非法使用暴力的区别，引导受众在一些不可以使用暴力的场合使用乃至过度了暴力，从而导致犯罪。 二是人们可以从电视暴力中学习、模仿暴力行为和施暴方法。当孩子们从电视中看到那些暴力是真实存在的、反复出现和不受惩罚的，就会情不自禁地模仿。更为严重的是，在电视暴力的长期影响下，青少年很有可能会接受电视中对暴力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方面产生趋同倾向，增加了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这种“长期效果”也得到了跟踪研究的认定。根据一项长达18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热衷看有暴力情节电视节目的14岁男孩，在22岁时大多表现出很强的暴力倾向，明显高于那些很少看电视的人。 看电视的时间也与暴力倾向形成了接近正比的关系。研究表明，那些每天看电视超过1小时的青少年，不论是看什么内容的电视节目，其日后表现出的攻击性都4倍于那些少于1小时的人。而看电视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日后有28.8%卷入袭击、抢劫、械斗和其他攻击性事件。 三是影响阶级关系和种族关系。由于电视暴力中普遍存在对阶级、种族、性别和职业团体不正确、充满偏见的描述，很容易使受众产生对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职业的人们的错误认识，从而影响到不同群体的沟通，形成社会中的排斥与偏见，进而引发一些暴力冲突。 由于电视中包含着很多的电影内容，电影暴力与电视暴力在表现手法和负面影响上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人们在看电影时（特别是在电影院）会更加专注，更少选择性，因而在接受暴力内容的刺激方面可能也会更强烈些。 （三）电子游戏和网络暴力 互联网为色情和暴力留下了巨大的真空。全球网络既不被某一个政府，也不被私人实体所管理，换句话说，没有人或实体拥有整个网络，这使得在信息高速公路发生的很多“交通事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加之网络技术发展的速度快于监控能力的提升，使得网络上的暴力犯罪层出不穷、难以控制。 网络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从运动场吸引到了网络上，他们正在成为互联网暴力的受害者。一方面，他们是成为暴力行为和语言的被攻击对象，轻则遭致谩骂、诋毁，重则被诱骗受到性侵犯或被诈取钱财。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受到了不良影响，如迷恋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萌生或增强暴力倾向；看到大量暴力图片、节目和文字，并模仿那些语言和行为；还有就是出于报复心理，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去诱骗他人，就这样，许多虚拟的暴力变成了现实的暴力。这其中，电子游戏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 最新的研究表明，玩电子游戏所受到的暴力影响与看电视很相似，那些大量玩电子游戏的人很容易萌生和强化暴力倾向。一项面向200所大学的调查显示，玩电子游戏越多的学生，暴力倾向也越严重。安德森博士指出，“即便玩的时间很短，在短期内仍会增加暴力行为。” 安德森的同事迪尔则进一步指出，电子游戏能够影响行为，是因为它需要参与，“电子游戏对暴力提供了直接的奖赏，这样游戏人就会认识到在冲突的情况下暴力会带来所想要的一切。” 在某种意义上，电子游戏比电视还要危险，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互动的情景，使人有机会亲身体验暴力的“快感”。在一些电玩室中，人们看到很多孩子为在游戏中杀了人而感到快乐，为了刺激游戏者的快感、吸引人们购买和使用，游戏制作人和厂商们还在不断增加暴力内容、增加杀人数目和游戏的“邪恶性”，其中有些游戏，如《飞机撞大楼》等简直就是“9.11”的预演。尽管在“9.11”后，一些游戏厂商在游戏内容上有所收敛和取舍，但其暴力含量却并未降低，而更令人忧虑的是，沉湎于电子游戏中的青少年越来越多。一项调查表明，在11 到18岁之间的美国青少年中，有25%的人每周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在7-30小时之间，其中有30%是男孩子，有12%的女孩子。 “电子游戏暴力”虽然“出道”较晚，但却“进步”极快，现已成为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媒体暴力之一。 （四）音乐及其他 一向被视为有益人身心健康的音乐，如今也成为被“控诉”的对象。它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音调和节奏对性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据家长音乐资源中心报告，美国青少年在7年级到12年级期间，每人用在听摇滚音乐上的时间达10500小时，仅较其12年的在校时间少500小时。 心理学家指出，长期、大量地听摇滚音乐和其他刺激性极强的音乐，容易使人变得急躁、不安、冲动，从而诱发暴力行为。 二是充满暴力语言和暗示的歌词的负面影响。在过去40多年中，流行音乐歌词中充斥着有关毒品、暴力、性以及性犯罪的语言，它们创造了一种环境，使青少年有更多机会面对怀孕、吸毒、性、自杀和伤害的刺激和诱导。在一首题为《带枪的大人物》的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我是一个大人物，我带着一把枪，我喜欢玩杀人的游戏，我将用枪顶着你，我要让你嘴里含着枪，也许我会用枪在你的脑袋上打个洞……没有什么能够止住我，我要砰，砰，砰，砰，砰！”而在另一首歌中，则赤裸裸地说：“我不认为强奸有什么不好，我也很喜欢家庭主妇。”而这只是Nine Inch Nail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唱的两首歌。 这一切都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1995年9月，迫于公众压力，华纳公司宣布封存它在Interscope Records50% 的存货，对含有赞美枪支、掠夺和谋杀等内容的一些CD进行封杀，其中包括Nine Inch Nails和Snoop Doggy Dog等人的作品。 “9.11”事件爆发后，得克萨斯州的克利尔频道通讯公司还向旗下1170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电台发出了一份清单，要求各电台不要播放150首不合时宜的歌曲，其中就有Gap Band的《你向我投掷炸弹》(You Dropped a Bomb on Me)及Sound Garden的《炸毁外面的世界》(Blew Up the Outside World)这样明显含有暴力内容的歌曲。 此外，一些广告也成了暴力意识的载体。1999年，一个电子游戏的广告曾向游戏者挑战，“与持枪者和冷血杀手亲密接触”，而另一个则力图使参与者确信“（玩这种游戏）比杀死你邻居的猫更有趣”。这两个广告使舆论为之哗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借此对广告商们进行了一番警告，认为它们充当了暴力的传播者。 二、媒体暴力如何影响受众？ 在当代社会，媒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媒体实际上变成了世俗的宗教，它取代了我们共有的历史、民族的文化、真正的宗教、家庭和朋友这些创造我们对现实的精神写照的主导力量。”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体验、感情、信仰和向往的共同标准。它们不仅贯穿于不同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还影响到年龄很小的孩子，他们在能够明辨是非之前，就不自觉地接受了那些东西。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悄无声息却又实实在在地浸入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假如想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对它们进行迅猛的改造，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的体验和性格。 借助媒体的巨大能量，媒体暴力在五个方面对受众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一）暴力是无处不在的 一位媒体暴力专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龄前儿童听到她朋友的父亲去世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谁杀了他”，这很说明问题。这说明在那些身处电视暴力包围的孩子看来，暴力是引起死亡的正常原因。 由于电视暴力等媒体暴力是无处不在的，覆盖面大，并且易于接触，因而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它不仅会使孩子感到似乎到处是暴力，而且会使孩子认为暴力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进而对暴力变得麻木和“适应”起来。这就有点像巴以冲突，几乎每天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和伤亡的出现，暴力的侵袭频繁而且波及面大，使得人们认为暴力及报复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因而也就更容易接受暴力事实和采取暴力行动。 对美国青少年来说，不幸的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领导着世界电视暴力的潮流。美国广播标准委员会（1993）指出，有52%的美国电视节目有暴力内容，平均每小时就有4.0个暴力场景。 无论是在数量、频率还是“力度”上，美国的媒体暴力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这使得美国青少年不可避免地较其他国家同龄人更多地暴露在了媒体暴力的“枪口”下。 无处不在的媒体暴力还使得一些青少年强化了“以暴制暴是可取的”认识，这使得很多人在日后面临暴力威胁时，较少考虑通过法律的途径、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而较多选择了以牙还牙。事实上，在美国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暴力行为都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以暴力回复暴力是可取的做法。1974年，约翰•迪法奥通过14种连环漫画分析美国人的价值观，结果发现"和平解决冲突"是一种最不常用的价值。 而在绝大多数西部片中，英勇的牛仔们大多采取了以暴制暴的做法，并且被视为当然之举、英雄之举。“用枪说话”的牛仔成了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心中偶像。 （二）暴力不被惩罚 在很多媒体特别是影视节目中，罪犯通常不被惩罚。波特和威尔的研究发现，只有12%的暴力行为受到惩罚。“国家电视暴力研究”的报道则是只有19%的暴力行为被当即惩罚，另有8%的行为在事后被意识到并被惩罚，有40%在结尾被惩罚，但有37%一直未被惩处。 由于绝大多数的暴力行为都逃脱了惩罚，这等于是变相地奖励了暴力行为。而对青少年来说，这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暴力没什么大不了，在“正常”情况下，暴力不会带来消极以至负面的后果，诸如被报复、受惩罚，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暴力行为的发生。 电视中的大多数暴力不仅没有得到惩罚，相反，很多施暴者还被视为英雄。“国家电视暴力研究”发现，“好人”的攻击性行为极少被惩罚，甚至“坏人”的暴行也只有62%受到惩罚。在诸如 《Power Rangers》这样的一些战争和暴力电影中，观众被告知“好人”的暴力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英勇的。 电视暴力对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会使孩子对其他人的痛苦较少同情心和敏感，这与暴力节目中较少表现出对受害者的同情有关。研究表明，仅1995-1996年度的23个有线和广播频道中就出现了1.8万个暴力事件（约2000小时），在暴力发生时，有58%的场景没有表现出受害人所受的任何痛苦。 很多暴力场面都被设计成了痛快淋漓的强力表演，并力求通过艺术处理和武打设计给观众以“阅读”快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暴力行为中都使用了武器。在艺术类节目中，有1/4的暴力是通过枪支实施的，另有1/3使用了其他武器；在纪实类节目中，有44%使用了枪支；即便是在MTV作品中，也有35%暴力行为使用了武器。 这些影视作品中武器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人们特别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对武器的使用，使得本以困扰美国人的枪支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三）增强种族偏见。 一项哈佛大学组织的研究表明，流行音乐电视倾向于把黑人描绘为侵犯者，而把白人女性描绘为受害者。这项研究由精神病学家、前电影制片人迈克尔•里奇主持，他们从1994年开始对518个流行音乐电视节目进行跟踪、分析，发现 在25%的电视暴力中，黑人被描绘为攻击者（其中95%为男性），而受害者则有47%为白人妇女。哥伦比亚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迈克尔•代森指出，“这项研究虽然令人不快，但却很清楚地证实电视增强了人们对黑人是破坏者、在很多调查中是嫌疑人的印象。” 在电视和电影中，也有相似的情形出现。 对此，得克萨斯儿童医院精神病科主任布鲁斯•佩里指出，这项研究表明，电视及音乐电视等节目是如何影响到儿童的社会意识。这种充满种族偏见的节目对形成儿童的文化、宗教和伦理意识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很多种族歧视的种子从小就被这类节目埋下了，它们在孩子成年后引发了很多种族和宗教冲突。 网络也扮演了令人不安的角色。据称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雅虎网站上专门有为伊斯兰教徒设立的网页，里面还涉及车臣以及克什米尔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其中的许多言辞非常激烈。相似的内容在其他一些网站中有所表现，有的体现为游戏，有的表现为漫画，而有的则隐身于BBS上。只是到了美国发生恐怖事件之后，大多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才对那些倡导圣战或是宗教暴力的网站采取了限制措施，但反过来，在一些西方网站上却出现了目标指向伊斯兰教徒的游戏和Flash，也引起了伊斯兰教徒的不满。 （四）暴力的美化和幽默化 在对影视作品中的角色判断上，有两个心理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首因（第一印象）效应”，它指的是良好的第一印象会影响到对他人未来行为的判断，体现在影视节目中，就是在对角色产生好感后，进而对其日后的行为也抱有宽容、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二是“晕轮效应”，指的是以点带面，也即某人做了一件好事或某一点非常讨人喜欢，那就一切都是好的，这就象一个人头上照了光，其他部分都照到了一样，体现在影视节目中，就是只要某个角色的扮相好、有吸引人的个性或者做了什么好事，观众就会认为他或她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好的。这两种心理对人们接受媒体暴力的影响有很大作用。 具体到一部影视作品中，如果导演把一个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的人塑造为一个讨人喜欢，外表可爱或值得同情和信任，第一印象良好，为人幽默的形象，那么观众就会很自然地对他的所作所为抱以同情和理解甚至欣赏，尚未定性的青少年还有可能将其视为榜样和偶像，并进而学习他们的行为和语言。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几乎所有攻击者（85%）都被描绘为有吸引力的角色，而非恶棍。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协会（NCTA）的报告，在影视作品中，大多数暴力都被戴上光环，成为了一件“干净”的事。在电视节目中，有接近40%的暴力事件都起源于所谓的“好人”，他们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模特”。“这些样品教导孩子们，暴力是值得的、必要的和无害的，”加利福尼亚圣芭芭拉大学教授戴尔•昆克尔忧虑地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或阅读指数，还大力炒作一些反面角色，将其变成了事实上的名人，而对这样一些角色的个性化、感性宣传，还在不知不觉中中性化甚至美化了他们，使他们成了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角色，乃至成为那些尚不能明辨是非的青少年的榜样。1991年，列昂•宾，一位专门为《洛杉矶周刊》和《哈泼斯》撰写洛杉矶匪帮生活的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Do or Die》的书，详细介绍了匪帮的生活，并着重讲述了“英雄”考迪•斯科特的“传奇”一生。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多次再版，而书中的主人公斯科特也名声大振，成了名人，成了许多青少年谈论和崇拜的对象。虽然胸无点墨，但斯科特还是于199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怪物》的自传，结果竟卖了7.5万册，赚了20万美元。在狱中，斯科特还继续广为描述自己和那些“战士”为了挑战一个“不公正的制度”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 这一切，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笑能使人放松，放松会使人变得宽容，变得善解人意。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充满幽默色彩，主要角色行为滑稽、可爱，那么他的一些越轨和暴力行为便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2002年美国新片《一个头，两个大》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一个懦弱的男子，屡受各方打击，甚至妻子都背叛他与人私奔。痛苦之极，他灵魂中的另一个我被激活，他变成了一个崇信暴力的人，结果他却从此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也赢得了美女的欢心。这部非常搞笑的片子在美国很受欢迎，但它渲染的却是暴力的价值，而主人公的暴力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成了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人物，这就很说明问题。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在The Three Stooges等影片中，有很多戏弄人甚至折磨人的暴力镜头，它们都因其喜剧因子而使得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开怀大笑。这样的情形在儿童的卡通片中十分常见。 事实上，美国的许多有暴力情节的节目都具有幽默色彩。斯麦泽发现，有1/4的暴力行为和威胁言行都搀杂了幽默的成份，由于表现形式幽默、风趣，因而很容易赢得观众的同情和认可，这种现象在儿童节目中尤为普遍。泽伯纳在对1967-1985年的影视节目的研究发现，儿童节目中充斥着暴力内容，并且有73%的暴力场面充满喜剧色彩，而黄金时间的节目只有20%。NTVS的研究表明，小说类节目中有39%的暴力节目具有幽默性，而纪实类节目中只有3%。 对此，一家娱乐暴力监控组织的领导人达芙妮•怀特指出，“这种表现手法很容易使青少年认为暴力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有时，暴力冲突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美国各界的“防暴”努力 对于媒体暴力的负面影响，许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一些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撰文研究媒体暴力并呼吁全社会关注这一问题；一些社会团体还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宣传，并对媒体和政府施加压力；一些政治家也提出动议，促请政府采取行动（参议员布隆贝克等就曾多次呼吁国会要采取行动，减少和控制媒体暴力）；一些媒体也在压力之下进行反省，并加强自律；而越来越多的家长则从家里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小事抓起，对媒体暴力进行“屏蔽”和正面引导，其中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的努力 美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媒体暴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碍公众精神健康，并有可能产生精神健康危机，因此由美国公共卫生局投资100万美元于196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并出版了一套6册的《公共卫生局局长报告》，深入阐述了媒体暴力的影响。此后，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相继进行了多次深入研究，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还通过分级、立法等方式媒体暴力进行分流管理，帮助家长和学校防范媒体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在分级管理方面，美国的电影界走在了前面。1984年，美国电影协会的分类与分级管理委员会实施了PG-13的级别，以此警告家长们，有些内容13岁以下的孩子不宜，观看时需要家长或成年人陪同。此外，1990年，美国电影协会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分级，包括G级（General），也即普通的，“家庭电影”，是老少咸宜的电影；PG级（Parental Guidance），可能含有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如轻微暴力或恐怖内容等，建议10岁以下儿童观看要由家长或成年人陪同；R级（Restricted），意为限制的电影，含有较强的暴力，建议17岁以下少年儿童由家长陪同观看；NC-17（No children under 17 admitted），这类内容含有极强的暴力和性内容，禁止17岁以下少年儿童观看，年龄相近的人买票需出示身份证件。 对于电子游戏，美国方面也加强了分级管理。1994年，美国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公布了电子游戏分级标准：EC级（Early Childhood），适合3到5岁儿童使用的软件，几乎不包括任何暴力内容；K-A级（Kids to Adults），适合6岁以上孩子使用，含有最低程度的暴力以及调皮或粗俗语言；T级（Teen），适合13岁以上青少年使用，含有暴力内容；M级（Mature），适合17岁以上青少年使用，含有一定强度的暴力以及一些性内容；AO（Adults Only），仅仅适合成人的软件，含有高强度的暴力和性描述，不可以卖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事实证明，内容分级标识对受众分辩有否暴力内容及有多大程度与含量的暴力内容颇有价值，但也有人提出直接标有暴力程度似乎更为有效。这种设想在日后的电视分级中得到了采纳。） 但最有意义的还数有关“ V-chip” 的立法。1996年2月，克林顿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新生产的电视机必须有V-chip的功能，并要求电视实行分级制管理。法令一出，便引起巨大反响。制造商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家庭将需要购置新型的电视机，而添加V-chip设置的成本并不高，只有5美元左右；家长也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一技术有助于防范含有暴力和性内容的电视节目的侵袭，在舆论调查中，有82%的人表示支持，有72%的人准备采用这一技术，有79%的人则强烈支持政府教育部规范娱乐业。 对于“V-Chip”是否会影响言论自由，美国社会也有不同意见。索尔维格•波恩斯亭认为，这一做法打开了政府审查电视和其他媒体之门，从而可能会危害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倡导的自由。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建立在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他或她需要或不需要、接受或创造什么艺术和娱乐的原则上，一旦你允许政府审查某人，你就等于授权给政府审查你或你喜欢的事，审查制度就像是毒气：当你有思想活动时能伤害你的有力武器。”它们认为，“V-Chip”有悖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 但爱德华•马克基却认为这项法案并没有侵犯第一修正案，它只是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消费选择，使家长能控制孩子看电视，立法并没有剥夺电视制造暴力和性节目的权力以及成年人收看这些内容的权力。 事实上，对那些反对政府干涉社会生活的人来说，V-chip看起来是最容易操作的解决办法，也较少对公民自由的干涉。V-chip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家长能更有效地尽职尽责，可操作性较强，而且反对者似乎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作为“V-Chip”立法的“副产品”，美国很快就实行了电视分级。这项分级包括6个级别：Y级，适合任何年龄的儿童；Y7级，适合7岁以上儿童；G级，适合所有观众；PG级，建议在家长指导下收看；14级，不适合14岁以下儿童收看；MA级，适合成年观众，不适合17岁以下儿童收看。此外，在各类节目中还应标识“V”（含暴力内容）、“S”（有性场景）、“L”（有粗话）、“D”（有性暗示）、“FV”（有强度暴力场面）等。 这种双向标识颇受人们欢迎。 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等方面的分级管理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在一项调查中，有68%的人支持更强有力的电影分级制度，有81%的人支持电视和电子游戏分级制度，有72%的人希望能对音乐也进行分级管理。甚至18到24岁的年轻人也普遍表示支持通过强有力的分级制度保护儿童免受来自音乐、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的暴力侵扰。 （二）家长的责任与社会的努力 由于媒体暴力影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对象特别是那些心智正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分辩是非能力的孩子，因而“最终的道德责任便无可置疑地落在了直接参与、指导孩子们成长的人身上，包括老师，也包括家长。”这其中，家长的责任尤其重大，因为在以人为本的原则指导下，家庭成为了孩子的第一个道德机构，孩子日后的道德标准和处世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此。 由于美国人生活压力较大，同时也比较注意孩子的空间独立和思想自由，因而许多家长很少有时间、有意识地与孩子一起接受和过滤媒体（包括媒体暴力）的影响。资料显示，有55%的儿童在看电视时是单独一个人或者与小伙伴在一起，但家长却不身边。 对此， 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克雷格•安德森指出，在孩子的青少年时代，至少是在幼儿时代，负责任的父母应当避免让孩子看太多的电视（孩子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应当超过一小时），家长应特别注意要尽可能地与孩子一起看电视，当出现暴力镜头时，一同进行讨论，分辩是非，即便是对看起来无害的卡通片和迪斯尼电影也要留心，因为那里很可能也会包含暴力内容。 AACAP的建议则更加细致。它建议家长们通过以下方法保护孩子免受电视暴力的侵袭：注意孩子正在看的节目；限定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在孩子的卧室放置电视机；指出演员虽然没有被伤害或杀害，但那样的暴力行为在真实生活中是会造成人身伤害的；拒绝让孩子看暴力场面，在暴力攻击发生之前换台或关闭电视；在孩子面前不同意暴力做法，告诉孩子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为了使孩子避免受到同学和朋友的影响，还可以联系其他的家长采取一致的口径和行动。而更好的解决办法则是转移他们对电视的兴趣，如鼓励他们参加体育活动、发展个人爱好、加强人际交往等。 有专家还建议，不妨每周设定一个家庭温馨之夜，全家人一同出去散步、进餐、看“无公害”电影，或者去打球、到图书馆阅读和参加公共活动。 契奥瑞•圣地亚哥甚至还提出家庭要试图过一种没有电视的生活，通过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打破看电视的习惯，而且这样做还能使家庭成员变得更加亲密。 一些学校还把这种建议落实到了实处，1997年4月21日—28日，加利福尼亚州Contra Costa的公立学校还和家长们一起联合开展了“无电视周”的活动。结果深受家长们欢迎。 高科技也正在成为帮手。除了利用电视中的V-chip的设置，许多家长还在互联网使用安全软件帮助孩子过滤和屏蔽不安全内容（暴力、色情、病毒、黑客等）。一些专家还建议家长们通过查看“历史”记录等方式监控孩子浏览网页的情况。 当然，完全的封堵也不是办法，还要疏导。许多美国家长已经充分意识到媒体暴力的危害性，为此他们采纳了教育专家的建议，用电视节目中的积极因素去影响孩子，鼓励他们去学习新知、探索未来。为了对应格调不高、充斥暴力的电视节目，美国的教会还特地开办了“绝对干净”的电视频道，希望能给青少年带来一片净土。 不仅如此，美国的家长还以特有的方式对媒体施加压力。当电视、广播、电影传递有关暴力的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时，家长们不仅会立即关掉电视和广播，带孩子走出影院，还会写信或打电话告诉电台、电视台和电影院他们的决定，而当它们播放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时，则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及时的鼓励。在互联网上，很多社会团体还创办了相关网站，供家长们交流看法、批评媒体的不当之举。这一切，都给美国媒体造成了很大压力，使得它们更多地从社会效益而不只是经济效益出发，更多地进行自律。 市场意识强烈的家长们还想出了釜底抽薪的做法。他们不仅拒绝购买渲染暴力和色情的影像音乐和计算机产品，而且还写信给生产厂家，以明确表达他们的关注和不满，一些家长还在地方图书馆发表演讲，抨击有关厂家不负责任的做法，呼吁全社会共同抵御“暴力侵袭”。这对于那些生产厂家来说，无疑是个反宣传，它们将不得不考虑家长们的意见。 美国的一些社会团体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减少媒体暴力而奔走相告。它们不仅坚持社会调查、组织公众讨论、建立相关网页，还积极动员媒体进行探讨和呼吁。1994年，美国医学协会（AMA）和其他反暴力组织共同发起了“反暴力之声”活动，坚决支持“V-chip”，并成为有线电视的固定节目，志在减少媒体中的暴力内容。1995年初，美国50家有线电视台参与了“反暴力之声周”的活动，在一周内以各种方式探讨社会上和媒体中的暴力问题。 （三）媒体自律 在媒体暴力问题上，美国媒体和娱乐业成了众矢之的。1999年6月，联邦贸易委员会认定一些娱乐产品生产企业故意用暴力图像和语言诱惑青少年消费者，并对其予以警告和处罚，而总统克林顿则大声疾呼，娱乐业“自我克制的时候来到了”。 与此同时，对于媒体暴力特别是电视暴力，美国民众要求限制暴力内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一次民意调查中，有3/4的民众认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太多了，当被问及选择什么尺度控制暴力犯罪时，更多的美国人选择了控制媒体暴力而不是枪支控制。 但美国媒体却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考虑，它们认为如果一味向政府和社会低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媒体的自主意识，因为在它们看来，生产什么、宣扬什么、重视什么、忽略什么，完全是媒体的自由，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 另一方面是自身利益的考虑，鉴于收视率、阅读指数等对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媒体在进行“商品供给”时必须考虑“商品”的受欢迎程度，有时虽然深知媒体暴力会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为了保证所谓的收视率和可读性，一些媒体还是选择了利益（暴力），而远离了责任（“卫生”）。 对于提供暴力节目的必要性的问题，专家们却不以为然。有专家指出，孩子们和青少年不要求媒体中有暴力；有或者没有棍棒、小刀和手枪，他们都会高兴。那么制片人就不会辩解他们必须提供暴力以赢得观众了。有种观点是，低水平的暴力或根本没有暴力并没有减少孩子们对节目的忠诚，“罗杰先生”和“芝麻街”两个节目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持。 虽然一些媒体一直辩论媒体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但在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下，近年来还是有所收敛。据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与1998-1999年度相比，2001-2002年度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减少了29%。 而稍前一些的研究表明，1996-97年度电视暴力内容较1995-96年度也有所减少。 这说明美国媒体在媒体暴力问题上的自律见到了一定效果。 此外，1993年夏天，美国四家广播公司(ABC、CBS、NBC和Fox)还同意在播出含有暴力内容的节目之前给电视观众提供预告。它们是在有关使家长去掉暴力节目的新技术国会听证会的前一天宣布了这一让步决定的。专家指出，协议可能是迈向行业自制与负责的第一步。不过有关方面却并不十分满意，儿童电视行动组织的佩吉•查伦就称协议“办法太软，解决不了问题”。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理由相信，随着对媒体暴力危害的认识的趋同，在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善于自省和有着责任感、使命感传统的美国媒体，是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进行更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