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关系的演变及其发展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安全关系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国关系中，安全关系的重要性更是如此。大国间安全关系的状态不仅决定着两国关系的性质，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三十年前，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双方更是主要基于战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回顾中美关系三十年来的发展，安全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依据两国关系不同的发展时期，安全关系占据的位置、安全关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都有所不同。按照目前国内比较通行的划分，自1972年两国关系实现突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它们分别是破冰时期（1972年—1978年）、顺利发展时期（1979年—1989年）以及在曲折中前进时期（1989年—目前）。下面，我们就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对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分别加以记述。 一、以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切入点，中美关系实现突破 1972年2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进行“改变世界”的破冰之旅时，有一句话深得毛泽东赞赏，尼克松说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来到了这里”。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利益具体化一些，尼克松当时实际上主要讲的是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正象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中美当时正是基于战略安全利益的需要才戏剧性地走到了一起。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以及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中美两国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两国还一度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直接或间接地兵戎相见。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面对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在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日益感到独木难支。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在中国的北部边境附近陈兵百万，1969年两国在珍宝岛地区还爆发了边境冲突。总之，面对来自同一方向上的外部威胁，中美两国在战略安全利益上的距离被迅速拉近了。 毛泽东这位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国际战略大师，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观察之后，毅然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定。而在大洋的彼岸，另一位战略大师尼克松在对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进行审时度势的分析之后，也做出了相同的战略决定。经过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紧张、秘密地磋商，于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一条举世震惊的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21日—28日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关心的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从而结束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对立，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中美关系历史性的突破，使得国际力量格局出现了冷战开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变化。首先，它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化敌为友，并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出现了影响全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在其中，中美互为犄角，形成共同对苏的战略态势，两国的安全环境获得了巨大改善。其次，通过中美和解，中国得以与多数西方阵营的国家迅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如：与日本和多数西欧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际地位获得进一步提高，并为今后的开放，打开了面向西方国家的大门。而美国方面，其在东亚地区实行收缩的战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如从越南战场上撤出），有助于弥合由于越战而造成的国内政治、社会分裂，对其力量进行重新部署和调整，从而加强从正面对抗苏联的整体实力。第三，由于中美和解，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大大降低，这为在这之后出现的东亚经济奇迹创造了有利的安全环境。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破冰时期，中美关系的形态非常特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安全关系几乎是两国关系的全部，经济、文化、教育、人员等各方面的交流，在两国关系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远未形成气候。而就安全关系本身而言，双方主要是在共同对苏的战略态势上进行相互策应，两国在安全领域并未建立起广泛的、制度化的联系。同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两国关系并没有完全实现正常化，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二、安全关系的加强与深化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再次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际方面，苏联的扩张态势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其势力进一步渗入阿富汗、波斯湾和非洲，与此同时，苏越结成同盟，苏联大力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展势力。在国内方面，中国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由于福特以及卡特政府推行的“缓和”遭到严重挫折，国内要求对苏强硬的呼声提高。所有这些都推动两国政府作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战略抉择。美国方面答应了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的要求。1978年12月16日，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为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79年1-2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同美国方面就加强两国安全关系进行了磋商。从此，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交往得以全面展开。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了首次互访，就情报、医疗、后勤、军事院校交流等合作项目达成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放宽了对华军事出口的限制，规定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非杀伤性军事装备。 1981年1月，共和党人里根成为第40任美国总统，尽管在竞选期间里根在台湾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话，但是作为美国的保守派，其外交政策的主旨是，推行以实力求地位的全球战略，“重振国威”，在与苏联的争霸的斗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无疑使对华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此，在里根执政8年期间以及布什政府执政的前期，经过与中国方面的共同努力，两国的战略安全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两国在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诺：“它不寻求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低于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事件导致最后的解决。”《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为当时中美关系的全局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其次，美国方面进一步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1983年6月，美国将中国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组，这使得在此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有了大幅度的上升。80年代中期，两国还达成了重要的核能技术合作协定。第三，两国的军事交流不断加强。1984年两国的国防部长再次实现互访，签署了有关双方合作原则的《纪要》，并确定了有关航空电子设备现代化等项目，之后两国军方高层互访频繁，保持着经常性的往来和接触。美国方面还决定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口武器，其中包括直升机、声纳、鱼雷、船只引擎、舰载反导弹火炮以及用于生产大口径炮弹的生产线，美国对华实际交货军售额从1984年的800万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1·062亿美元。另外，两国军方还商谈合作生产防空、反坦克、反潜武器和炮位雷达，在美国基地为中国训练飞行员，为中国空军改装50架歼—8战斗机，等等。 总之，在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时期，两国的安全关系得到加强与深化。在这一时期，安全关系仍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与其他方面关系相比，已变得更加均衡，两国间的经贸、教育文化、人员交流也已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应当加以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是两国安全关系发展最为顺利的时期，但并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在对台军售、不扩散、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上仍不断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出现，对安全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三、内容的置换——错综复杂的安全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得靠“共同威胁”将中美两国联系在一起的战略安全纽带不复存在。而“天安门风波”将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充分展现出来。为此，美国的对华政策重点出现了转移，从联合抗苏转向制度认同，即试图西化、分化中国。例如，天安门事件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了一系列包括停止军售、暂停两国军事交流在内的制裁，其中的一些制裁直到最近都没有完全解除。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再存在界限分明的敌友划分、具有全球化时代特点的安全因素日益明显，等，中美两国安全战略也都随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所有这些使得中美安全关系的特性和内容发生了重大转换。 首先，尽管中美不再面临苏联的共同威胁，但两国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中美两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以及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在促进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以及各种跨国犯罪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事实上，两国在上述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例如，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两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核不扩散条约》，并在1998年印巴核试验问题上积极协调立场。而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自911事件以来，中国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两国在情报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在地区层面，作为亚太地区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负有共同责任。为此，两国共同推动了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并共同支持东盟国家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努力。在双边关系领域，两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安全关系对双方都有益。从1993年开始，两国中断的各种军方交流逐步恢复，两军实现了高层互访、院校与人员交流和舰艇互访。1998年，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协调机制的协定》，同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双方决定，不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 与此同时，在一些重大的安全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严重分歧。关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国认为建立一个多极、多样的世界有助于全球稳定和繁荣，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美国方面则积极鼓吹霸权稳定或单极稳定论，主张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同时，宣扬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将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看成是一种对和平的“威胁”。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强调一种合作安全观，希望通过地区各国共同参与、集体协商、求同存异解决面临的安全问题。而美国方面则将加强在这一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的主要手段。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反对在这一问题使用双重标准，主张维护全球军控体系的基石——《反导条约》，而美国则一方面把军控体系看成是约束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根据维护自己绝对军事优势的需要，蓄意撕毁或拒绝参加它认为对其不利的军控协定。 另外，在两国安全关系中还出现在这样一个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美国社会中有许多人套用新兴强国挑战传统霸权国家的所谓历史经验，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提出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以及遏制和防范中国的主张。这些议论和主张在美国政府各项具体的对华政策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将台湾问题看作是抑制中国发展的一棵棋子，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制造各种麻烦，由于美国政府不断违反三个联合公报中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可能发生正面军事对抗最主要诱因。还有在美国安全战略和军事部署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的成分。 由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自90年代至今，中美安全关系可以说一直是麻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1993年，发生了“银河号”事件；1995年，美国国会邀请李登辉访美；1996年，美国向台湾海峡航母战斗群；1999年，发生了“炸馆事件”，美国国会公布所谓的“考克斯报告”；2001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小布什公然宣布“全力协助台湾自卫”，并向台湾出售巨额军火；2002年，美国政府宣称支持台湾参加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总之，在冷战后新的形势下，中美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斗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的安全关系。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安全关系已由连接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转变成为两国关系中比较脆弱的一环，两国由一种非正式的盟友，转变成为非敌非友，而且，双方都以一种防范的心理注视着对方，对于对方的各种行动、部署和战略意图都抱有疑虑和警觉。 通过对30年来中美安全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两个时期，安全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而后一个时期的安全关系更接近于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常态。而在这种看似常态的安全关系中，有两个重大的问题有待解决。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如何确认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并使这种共同利益成为引导两国安全关系发展的主流。其次，两国如何才能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猜忌和疑虑，建立起有效的战略信任。这是今后中美安全关系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