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谋划世界新秩序 　　李晓岗 王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朝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局势与二战刚结束时类似，当时是苏联给“自由世界”造成威胁，现在则是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构成对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 　　●当前，作为“现在也是历史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国要像战后初期那样，采取决定性行动，筹划新的国际秩序 　　●对美国来说，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如何体现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它国家与美国保持一致。为此，现实主义理论所推崇的“势力均衡”原则会进一步被重视 　　美国战后的国际地位与它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秩序的“安排”是分不开的。在世界上的传统列强都已风光不再、原有世界秩序崩溃的情况下，1947年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世界已经分为“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美国要发挥“领导作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主导全球秩序。此后，美国通过推出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以及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通过控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逐步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确立了冷战时期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民间舆论、思想库研究动态以及政界人士的言论来看，美国朝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局势与二战刚结束时类似，当时是苏联给“自由世界”造成威胁，现在则是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构成对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俄罗斯处于转型时期，国力的衰退尚未完全扭转。中国发展势头良好，但还没有崛起到能够在实力上与美国抗衡的水平。而美国通过反恐战争，打出了“威望”，显示了力量。美国需要抓住机遇，筹划新的世界秩序，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新时代的到来首先是美国民众感受到的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对布什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经济的一度衰退、安然公司倒闭事件、美国国内对布什在环境等问题上的保守态度的非议等等，都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布什的形象和地位。新闻媒体对布什以及有时“爱屋及乌”连带对布什夫人劳拉的颂扬、社会上对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的议论，都折射出在时代发生巨变之际，美国人对政府寄予的“厚望”。在年初美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布什在美国历届总统“排行榜”上竟然名列第二，仅次于在美国面临国家分裂的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林肯，反映出美国民众对在新时代美国面临的严峻威胁的忧虑。 　　与民间舆论相呼应，为应对新时代，美国思想库、学术研究机构纷纷或总结历史经验，或进行政策研究。今年2月，《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塞巴斯蒂安·麦勒比在《外交》杂志发表《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提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迫使它不得不担任领导角色，为维护世界秩序、消除“失败国家”的动荡和混乱，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行不通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具体办法是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控制的主要由与美国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为美国的单边行动赋予合法的多边外衣。在3月的一个月内，先后有两部总结冷战教训的著作问世。其中，阿诺德·奥夫纳的《另一场这样的胜利：杜鲁门总统和冷战1945—1953》在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广播、电视、杂志广为报道、评论。作者认为，当年在面临新时代之际，杜鲁门的经验不足造成冷战的扩大以及中国的卷入朝鲜战争，美国为此付出了代价。言外之意，美国应当吸取教训。　　战略思想上，有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看法 　　现实主义强调实力均衡对和平的作用，新自由主义重视文化价值观、机制、民主、人权等对自由公正秩序的影响。4月中旬，在卡内基基金会举行的“文化全球化与美国对外政策”研讨会上，来自霍普金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外交学院、《纽约时报》、《外交政策》、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学者大多数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全球性威胁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打击极端主义同时避免文明的冲突是美国面临的挑战。鉴于“9·11”事件的冲击，美国社会上对穆斯林有一定成见，此派观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一些抱传统现实主义思维的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将对全球安全带来威胁。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将一方面在能源、武器扩散等方面给世界带来威胁，一方面在总体实力上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因此美国的任务是制衡中国。这一派多分散在新闻媒体、大学和思想库，由于他们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又掌握传播自己看法的手段（如报纸、讲台），他们貌似“客观”的分析，对美国社会有不小的影响。 　　日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题为“反恐怖战争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系统介绍了她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并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赖斯提出，苏联解体后，世界秩序一直处于摇摆、过渡之中。“9·11”事件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行动标志着“世界秩序的过渡可能已经结束”，现在的世界局势就像是1945年—1947年二战刚结束时那样，当时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扩展民主国家的范围，吸收德国、日本加入民主国家一边，建立起了有利于自由的实力均衡。当前，新的世界秩序给美国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危险，而且是巨大的机遇。作为“现在也是 　　历史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国要像战后初期那样，充分把握这一机遇，采取决定性行动，谋划新的国际秩序。 　　对于如何建立新秩序，赖斯强调放弃学术上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将二者结合起来。她认为，首先要重视大国作用。大国能够影响国际稳定，可以使国际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使国际局势向坏的方向转变。“9·11”之后的形势表明，大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大国之间不能对抗。其次，赖斯提出，大国间光有共同利益还不够，而且要有共同价值观。对大国来说，共同维护利益秩序是不够的，还要维护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秩序。美国的目标不只是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而且是建立有利于“自由”的实力均衡。第三，赖斯提出，维护世界秩序，必须铲除极端势力和“邪恶政权”，说真正的邪恶政权是无法改变的，而只能与其斗争。在这场文明与恐怖的斗争中，各国必须决定站在哪一边。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美国划分新阵营的重要依据 　　当前美国要筹划新的世界秩序，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刺激。“9·11”事件使美国朝野深切认识到，美国的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索马里、卢旺达、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战乱、饥荒、宗教冲突、种族屠杀看似遥远，与美国毫无关系，实际上这些国家国内秩序的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动荡，为恐怖主义滋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提供了土壤，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要避免类似袭击的再次发生，特别是防止恐怖分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美国，光在美国国内大力加强安全措施仅仅是治标之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美国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严打”，治理“失控国家”，消除安全隐患。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最近打击“邪恶轴心”，尤其是打击伊拉克的主张，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二战结束后，美国是凭借实力建立世界霸权的，而目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乃至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说话不起作用呢？美国反思的结果是，虽然后冷战时代结束了，而世界秩序还是冷战遗留下来的，这种旧秩序过时了，制约了美国作用的发挥。他们指责克林顿时期对此熟视无睹、无所作为，是一届“没有外交政策”的政府。现在美国要在世界上“义不容辞”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秩序，确保美国“领导作用”的发挥。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论可以说是当前的“杜鲁门主义”，是为了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从而划分新的两大阵营；赖斯日前的讲话，则反映出美国在考虑如何建立“打击敌人、团结盟友”的世界秩序。 　　从目前迹象看，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价值观是美国划分新的阵营的重要依据，欧洲国家、日本是美国盟友，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被视为准盟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结果还不确定，但被认为是“可以做工作的对象”，“民主、法制的中国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自由”。“邪恶轴心”和试图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是敌对阵营。广大伊斯兰国家有可能倾向敌对阵营，但必须争取使它们保持中立。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中，对美国有利的是大国都与美国站在一边，或与美国立场接近。对美国不利的是，盟友或其它大国与所谓的“邪恶政权”的关系并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因此也就很难做到与美国同仇敌忾。因此，对美国来说，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如何体现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它国家与美国保持一致。为实现这一目标，现实主义理论所推崇的“势力均衡”原则会进一步被重视。 　　美国将采取与冷战时期的“以反苏划线”类似的“以反邪恶政权划线”，推动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重组，例如，德国、日本和印度将可能进一步受到美国倚重，正式进入大国舞台，以平衡中、俄、法影响，加强美国的地位。在国际机制方面，如果现在真的像是赖斯所说的“1945—1947年”的冷战前夜的话，那么，美国将会在今后的几年内为“建设”新的世界秩序而陆续在对外政策上推出一系列重大措施，或改造旧的或推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同盟体系。同时，美国可能进行的对伊拉克的重大军事打击，也会加速国际机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