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问题研究综述（1990年-2000年） 自1990年以来，关于美国社会问题的论著不断发表出版，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逐步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汇集了全国一大批跨各个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具有资料详实、观点富有创建性，代表了我国目前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美国社会问题之所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原因有二，一是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引起中国公众的关注，人们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兴趣也在增长，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更多地了解美国；二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也是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美国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无疑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因为有些问题如社会保障、教育、居住等问题已经在我国出现，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以下，我们分为五个专题介绍研究成果，即种族与移民、城市与城市史、妇女与家庭、毒品与犯罪、社会保障制度。由于论著颇多，本文难免有疏漏和以偏概全之处，谨请原谅和批评。 一、种族与移民 这是有关美国社会问题方面比较受重视，也是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如专著《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史》（戴超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黄兆群，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张友伦 肖军 张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朱世达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等，其他综合性的书籍如〈〈当代美国文化透视〉〉（汪波，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端木义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当代美国社会热点聚焦〉〉（王波，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美国社会透视〉〉（刘元珍，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等对美国的种族与移民问题也有涉及，而论文更是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归纳起来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种族与种族关系、移民与美国社会、多元文化几个方面。 （一） 种族与种族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遇到的是如何认识美国特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区分种族与民族这两个概念。沈宗美在〈〈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若干历史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国人是有国家而无民族，至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因为这是一个由来自各国移民所组成的国家。美籍华人或美籍意大利人，现在被称之为ethnic groups,即种族群体，他们都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但华人作为一个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当然是在中国；意大利人作为一个民族，当然是在意大利，这种种族与民族的概念区别，应该适用于99%以上的美国人，包括赋予美国以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 黄兆群认为，美利坚人包括美国的所有民族集团，乃是一体多元的复合民族，一个基于地域意义上的广义民族，在检测美利坚民族特质的时候，首先应当注意把握的就是其突出的一体态势和一体性。而着眼于一体性的客观存在，就可窥见美利坚民族走向成熟的伟大前景。同时，应当指出，在美利坚一体多元的总格局中，民族一体化的首要地位，并非以为着民族多元性的无足轻重。多元性的提出，既可反映出美利坚民族迄今尚未化众为一的客观实际，也反映出美国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 而端木义万在〈〈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开篇明义地认为“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multiracial country），种族成分相当复杂，民族来源极为分散”。 如何看待美国当今的种族关系是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关键之一，万光在〈〈美国的种族矛盾〉〉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种族矛盾主要表现在欧洲白人同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亚洲裔人的矛盾，六、七十年代以来黑人的状况虽有改善但仍被排除在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之外。拉丁美洲裔移民多数处在在社会的下层，境况艰难。在美国也存在着反亚裔情绪。由于拉丁美洲裔人和亚裔人和黑人的生育率较高，美国的种族构成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语言和文化也向多样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白人种族主义也在加强种族歧视和迫害，反对多元主义，限制和排斥外来移民，这只会加剧美国国内的种族对立和分裂，导致美国国内更多的冲突，削弱美国的力量。 刘元珍在〈〈美国社会透视〉〉中认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存在说明，美国的种族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大熔炉实际上是一口在慢慢烧滚着种族关系的大锅”，燃烧着的不仅仅有白人对黑人、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有白人、黑人对其他少数种族的敌视，恐惧引起恐惧，仇恨引起仇恨，报复导致报复，种族主义导演了一幕幕种族冲突的活剧。 也有学者认为，民权运动以后，从美国社会来看，种族关系缓和成为一种趋势，种族平等的观念开始在各阶层形成。作为种族关系缓和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族之间的通婚日益普遍，但是我们并不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一项抽样调查中，美国人将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列为新千年的首要问题，而且在种族关系趋于缓和的大前提下，不和谐的声调也仍旧存在，如1999年克林顿总统在任命黑人和拉美裔法官时，就遭到参议院否决。此外，因种族而遭致的仇恨事件也时常发生，如加州犹太社区日托所的枪击事件，直接的种族对抗也仍然存在，如1992年洛杉矶暴乱，1998年德克萨斯的一名黑人青年被几个白人用车活活拖死，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三K党对黑人的暴力袭击，烧毁黑人教堂的事件不断出现，因此种族问题仍旧是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对美国具体的族裔集团研究，学者们也给予了关注，而其中研究最多的要算美国黑人。 在美国历史上，受歧视和压迫最深的，首推是黑人，在长达一世纪的时间里，黑人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黑人也是最早起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对于黑人当前的处境，大多数学者均认为，黑人在民权运动以后，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黄兆群对美国黑人一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受苦最深的民族之一”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虽然与白人相差悬殊，但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地位也都有所改善，黑人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发生的。这其实也正是美国其他民族集团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进程。尽管美国各个民族集团的历史遭遇有别，但由于它们是共同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民族间有着诸种密切关系的社会体系中，所以面临的问题也是基本相同的。如果时到如今，人们还要单独挑出美国的黑人来，说这个民族是如何如何的受苦受难，与情与理未免相差甚远。 姬虹以美国南方近40年发生的变化为线索，运用大量原始资料，在〈〈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南方黑人而言，从被剥夺基本公民权—选举权的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走上政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黑人是如何冲破选举的樊篱？在民权运动中黑人领袖为提高黑人投票率采取了什么样的斗争策略？《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影响何在？现在黑人是仅仅涉足政坛，还是已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力量？黑人民选官员对黑人社区的贡献是什么？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结论是近40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1965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近一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 尽管学者们对民权运动以后黑人状况的改善给予了肯定，当大家都承认黑人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种族歧视。黑人的出路何在？杨立文认为发展教育是振兴美国黑人的当务之急，走布克·华盛顿所倡导的“塔斯克基模式”，并加以修改。例如华盛顿的一个主导思想认为，黑人应该奋发图强，通过学习，掌握技术专长，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打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想法就很正确，应该发扬。总之，华盛顿给美国黑人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把经过修改的塔斯克基模式在新形势下加以弘扬，对振兴美国黑人民族必将大有裨益。 而也有别的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个观点不妥，无疑黑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有一定的联系，但在美国这个社会中，两者之间却无绝对的正比的关系。这或许正是美国种族关系复杂性的重要表证之一。教育的功效，对黑人和白人并不相同。黑人与白人相等的教育成就，在收入水平上却仍然不能反映出来。解决黑人问题，或许更需要一种复合疗法，需要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方面采取措施。 对于黑人历史上的一些其它问题，学者们也给予了关注。陈奕平对黑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黑人的迁徙运动前后延续近100年，从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在南部之间进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50、60年代主要向北迁徙，也有南部农村黑人迁往南部城市，到70年代，又有许多黑人返回西南部。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20年代的黑人大迁徙尤为显著，这次黑人大迁徙运动对美国社会经济及黑人本身影响较大，值得探讨。黑人大规模向北迁徙，一方面有南部“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有北部“拉”的因素。南部黑人的困难处境及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促使黑人外流，而北部充分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资待遇、公共文娱设施诱惑着黑人北移。 胡锦山则对黑人的第二次大迁徙原因和特征等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是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和社会改革频繁的时代。对美国的黑人来说，这一时代更具重要意义。在这３０年间，美国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极大变化——４００多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徙到北部和西部工业地区；还有?相当多数量的黑人迁徙到南部的工业城市。到本世纪６０年代末，南部的黑人人?口由占全美国黑人人口总数的７７．１％减少到５３％，而黑人城市人口比例则从不足５０％增加到８０％以上。这次长时期内连绵不断的黑人人口迁徙史称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它较之本世纪初的第一次黑人大迁徙，时间长、范围广，也更具特色。迁徙的黑人已不单纯是为获得经济机遇而离开南部农村，从５０年代下半期起，黑人迁徙的政治色彩日渐深厚，大多数黑人是为争得自由平?等及其他公民权利而迁离南部。而且，这次黑人大迁徙更多的是年轻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黑人，迁徙促使他们民族意识觉醒，从而成为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基本力量，并且最终，因不堪城市聚居区歧视性的隔离制度与贫困的生活状况所造成的身心压迫，在本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他们将民权运动推向了暴力斗争的阶段。 相对对黑人的研究，对其他族裔的研究就比较弱，论述也比较分散。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潘光的“美国犹太人的成功与犹太文化特征 ”一文，他在文中将1654年犹太人定居美国开始至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认为虽然反犹主义偏见仍在一些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存在，并且不时有所表现，但就总体而言，战后以来在美国也没有爆发20年代和30年代那种反犹恶浪。这既是纳粹大屠杀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实力的日益增强。他还分析了犹太社团的宗教结构，认为虽然不能说美国犹太人的成功源于其宗教属性, 但研究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宗教结构和特性却无疑有助于探索美国犹太人成功的原因。他最后还归纳了犹太文化的特征：首先，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是作为一种移民文化的美国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特征与长期作为一种少数族裔文化的犹太文化所特有的适应性相结合的产物；其次，美国犹太文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这主要是指坚持犹太传统的意识；第三，美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或其先辈都是因逃避宗教和种族迫害而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追求平等和自由是他们来到这块新大陆的主要目的。这种强烈的渴望自由的情绪与美国文化中固有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民主属性相融汇，便使美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十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第四，美国犹太文化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流散各国的犹太人都有通过积极参政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前面已提到的一些犹太人在参政道路上的成功，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美国犹太文化所特有的参政机制，这特别表现在美国犹太社团和组织高度敏锐的参政意识和大量的、积极的、有效的参政行为上。 （二） 移民与社会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曾被誉为是民族的大熔炉。近三十年来由于移民政策的修改，移民人口急剧增加，而且这些新移民与美国传统移民有着语言、文化及肤色等的区别，所以美国的移民政策及其变化、影响，反移民运动的出现等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有关美国移民政策的研究，首推梁茂信的力作〈〈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作者对美国移民政策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分析的过程中，着力把握美国经济、政治发展和移民政策这两条主线，阐述两者的关系，勾勒出移民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和连续性，从而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对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做了逐一归纳。作者认为，一般来说，当美国经济繁荣，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劳动力供不应求，国际上又没有出现严重威胁美国的社会制度或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宽容心理就会有所增强，移民政策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反之，移民政策就会紧缩，已经入境的移民和少数民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此外，美国民众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新闻媒体、两党政治都会对移民政策的出台起副作用，而且由于西北欧的民族在血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与美国白人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渊源，因而美国人对西北欧的移民始终有一种偏爱的心理，而背景方面与美国有较大差异的亚非拉的有色种族始终是美国政府限制的主要对象。 尽管美国对亚裔移民怀有歧视的心理。但是亚裔人口增长迅速，在20世纪90年代的短短十年中，人口约升了40%，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亚裔占总人口的3.6%，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戴超武在《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 1849-1996年》一书中，对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一政策在美国移民变化的整体框架下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自由移民”时期（19世纪中叶-1882年）、排斥时期（1882年-1943年）、有限松动时期（1943年-1965年）和重新修订时期（1965年以后），作者着重分析了1943年以来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变化的动因及影响，认为导致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取决于美国社会经济及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但也同样取决于美国国际斗争的需要。1943年废除排华法就是移民政策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的突出例证。战后初期的一系列特别法令、1952年移民法以及50年代的难民法主要是为美国冷战服务的。因为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如何取得亚洲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是美国外交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美国决策者清楚地认识到，要达到上上述目的，废除歧视亚洲移民和亚裔集团的法律是最好的突破口。而这一政策的变化对亚洲移民和亚裔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亚洲移民的大量增加。（2）亚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其人口比例也重新组合。（3）移民结构变化，移民素质提高，女性移民增多，人口增长率上升。（4）亚裔集团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5）亚裔集团参政意识和政治地位的提高。 随着移民数量的激增，移民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也开始增大。马萨在“美国的古巴移民社会”一文中认为，30多年来，美国统治集团一直把古巴移民强硬保守集团当做得心应手的工具，用以推行敌视古巴的政策；而该集团凭借美国历届政府特别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大力培植，迅速壮大，对美国对古巴政策积极施加影响。可以说，古巴移民强硬派保守集团是坚持封锁和孤立古巴的中坚力量，具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它不仅与美国封锁和孤立古巴的政策保持一致，而且推动美国国内反共浪潮走向极端。以麦克法案特别是托里切利法案为主的反古立法就是极端化的具体体现。为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古裔强硬派保守集团的方式是为美国政客慷慨解囊，资助其竞选和从政，培植其为代言人。此外古裔美国人的选票也是其向美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重要手段。在总统和议员竞选中，古巴裔人聚集的佛罗里达南部向来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必争之地，这里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是任何总统或议员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该移民集团手中的一张牌。 由于移民多数在城市安家，因此移民对城市的影响比对其他任何领域都更为明显。雷雨田在“移民对美国城市的影响”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对1820-1924年间移民潮对美国城市的影响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在此期间，大约有3600万移民进入美国，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移民促进了19世纪美国城市的迅速扩大，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和都市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二，在种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增加了城市的异质性；其三，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同移民有关的种族、民族、宗教、就业等冲突随之而来，首先是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后者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被冲击，传统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主宰地位受到威胁。其次是移民之间因住房、工作短缺以及政治分赃而产生的长期冲突；其四，影响了城市乃至全国的政治。 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涌入，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也引发了反移民情绪的产生，周琪在“日益升温的反移民情绪”一文中认为，美国反移民情绪的第一个明显征兆是加利福尼亚州1994年11月8日中期选举日以公民投票形式产生的州法—187法案。她在文章中认为，187法案的背后一股强烈的反移民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不仅在加州，而且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并日益增长，进而导致国会就30年来最严厉的移民法进行辩论，至1996年3月21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新移民法，同年参议院也通过类似的法案。作者指出，美国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情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固然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个事实，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际上，187法案在公民投票中以多数票通过，不过是那些证明美国民意正在趋向保守的许多事实的一个。此外，法案本身还指向一个特别的方向：在经济长期未见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实际改善的情况下，相当大的一部分公众把造成自己日益欠佳的生存条件和 环境的原因归罪于移民，这是反移民倾向所导致的非理性的态度。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曾似有无限经济发展潜力和民族包容精神的国家出现反移民的情绪更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1965年新移民法生效后，大批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进入美国，他们的现状如何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方面。黄昆章就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印支在美国新移民（指1965年以后进入美国的）的人口构成、移民背景及生活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这些新移民赴美的动机大致相同，即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子女升学因素、留学因素等，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不同，造成了这些华人移民在教育、英语、职业技能、资产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造成了定居美国后状况的不同，如台湾及香港移民以商人及知识分子较多，资金较雄厚，因而在美国定居后，在从事职业、家庭收入等方面都要比祖国大陆及印支华人好得多，大陆几印支华人移民要经历更多的艰难险阻。但是祖国大陆的新移民，尤其是留学生中，不乏刻苦学习、事业心强的优秀分子。可以预期，再过一二十年，将会从他们中涌现出椅一批在各个领域中有突出成就的佼佼者。 （三） 多元文化主义 如前所述，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移民种族性之繁杂，数量之多，信仰背景之歧异，是人类文化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何以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成为一个美国人？美国是个熔炉，还是文化马塞克？或是“大拼盘”、“炖锅”等等。 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出，实际上是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种族的归属性，以及种族归属性与美国归属性的关系。近十年来，国内的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特征、与主流文化关系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高鉴国在“试论美国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民族多样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移民踏上北美大陆后，便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组织结构。但为什么到20世纪初才产生了文化多元主义这样一种民族理论？他认为，到20世纪初，有三个重要的发展事态或因素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生起了积极催化作用。第一，非英裔移民的大量增加，改变了以盎格鲁撒克森人为主体的民族结构；第二，美国化运动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暴露出强迫同化的低效性和反民主性；第三，怀有社会责任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民族关系状况，重视寻求解决文化分歧的新原则、新对策。作者对二战前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局限性做了概括，认为第一，多元主义主张主要集中在欧洲白人民族集团内部，非盎格鲁白人要求改变盎格鲁文化的支配地位，分享在美国的权利，而没有或极少涉及人口少数地位的非白人民族集团文化和利益问题；第二，文化多元主义主要基于传统民主观念作出的哲学和历史分析，还缺乏认真周密的社会调查和学术论证。因此在这个时期，文化主义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而沈宗美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八九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大辩论，认为起因应该有三点，一是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但不是60年代的机械重复，而是进了一步，提倡“多元文化”。二是美国大学教育内容和性质产生了具有划时代的变化。三是美国人口的种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是20世纪人类的自我意识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的扩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在处理主流文化和种族文化的关系上，沈宗美认为，美国虽然种族很多，但却只有一种主流文化的存在。这种主流文化明显地具有同质性和兼容性，同质性决定着美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兼容性制约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在其他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等一整套价值观念，甚至政治组织和典章制度也相互存在着差异，通常还有固定的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在这些国家里，数量上占优势的大民族，起主流文化与本国其他民族的主流文化（或亚主流文化）是并存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和渗透。国家的凝聚力和统一性主要产生于政令和法律。美国的情况就大不同了。美国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传统为基质的主流文化，其他种族文化相对于它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这种主流文化与其他种族在不同时期带进美国的新文化，只存在着吸收与被吸收的主从关系，种族文化只是主流文化的点缀和装饰。多元化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和暂时现象。 黄兆群认为，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向文化多元论发出质疑和诘难的意见日见增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化多元论本身存在缺陷。如果美国真的是一个民族亚文化的混杂体，而这些亚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平等的，并且至少是潜在和谐的，那么学者及们就应当嫩个对他们加以描述，能够理清它们的彼此关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演示民族亚文化持久性的努力，或者价值不大，或者得出的 结论是否定性；第二，60年代美国发生的一些种族骚乱事件，也使得文化多元论倡导的竞争集团一直保持和谐的信念站不住脚了。 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从美国的历史进程看，美国种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朱世达指出，一方面美国的民主环境确实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双语教育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们确实有可能在根本上动摇和腐蚀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如何避免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使由于种族不同而造成的裂痕与歧异不至于将美国社会瓦解，使之巴尔干化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美国社会如何处理“一”与“众”的关系，如何保持“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平衡，实现文化多元性而不是排斥共同文化和语言的崇拜少数种族的多元文化主义，如何使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既共存又统一于美国信条的旗帜之下。尽管有多元文化主义，但在美国“合众而一”的理想是不会受到冲击的，在美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巴尔干现象。原因是（1）没有任何一个种族享有历史的与传统的地理基地。（2）除印第安土著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移民。（3）在美国，民族融合的过程相对来说是较快的，在几代后美国化的效果非常明显，（4）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一种润滑的机制—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这机制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歧异不至于发展成巴尔干式的对抗与仇恨。（5）在美国没有一个终极的遏制力量，文化多样性正是美国力量之所在。（6）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其文化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它们建立在对文化歧异的宽容和相互尊重之上，所以任何文化的歧异不会发展为影响美国归属性的战争。（7）虽然美国社会会演进，种族结构会变化，但这是在美国主流价值和信条的范围内进行，不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原则、政体、价值、共同理想和语言。（8）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环境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和环境。（9）作为美国民族共同的语言—英语，在美国的政治与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以否定以英语为表征的美国民族的归属性。 二、城市及城市史 美国是城市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它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故这方面的研究有现实意义。美国城市及城市史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果却不少。已出版的专著有王旭《美国城市史》和《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论文集《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王旭、黄柯可主编），此集是1996年8月召开的“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筛选而成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有关论文数量也不少，刊登于《城市研究》等刊物。综观十年来城市及城市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城市史及探索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二）移民、种族关系、宗教对城市的影响；（三）具体城市或区域的研究。 （一） 城市史及探索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 对于美国城市史的研究，王旭的《美国城市史》是目前国内该领域唯一的专著，作者应用国内外大量一手资料，勾画了美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上篇4章勾画了美国从一个英属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过程中城市发展的梗概，并尽可能地展示了当时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下篇6章则是论述从大萧条至今的城市发展，对期间的重大问题如大都市区化的成因、发展及影响，科技革命与城市，联邦政府解决城市问题的尝试，“阳光带”的兴起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作者在书末还集中分析了自新政以来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指出城市危机的出现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政府在很多因素的制约下，依然没有、也难以形成一套成形而可行的城市政策。 雷雨田在“美国都市化的特点”一文中，认为美国城市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他们的发展沿着一条正常的道路：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最后进入都市化时期，为研究城市学提供了一个典型模式。作者采用西方学者的“定位理论”和“轴心区模式”理论，强调美国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人口迁徙。作者还同时指出，由于农业居民移往城市，日益扩大的人口出生率和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城市难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因为发展过快，以及城市内部境况的恶化，一系列的问题便产生出来，如建筑物无计划地延伸，交通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等，给城市的生活需求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城市大规模大发展，城市改革也蕴育而生，周娴在“美国市政的历史进程”一文中论述了美国市政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进程，指出其特点是：一城市政治的变革和发展与美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从农业社会的小规模功能不全的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膨胀时期、改革时期，实现了市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二是就市政本身来看，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市政的规模不断扩大，职能也从少到多，扩展到城市生活繁荣方方面面，管理从模仿美国模式到创立诸如城市经理制的科学管理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三是在市政的发展中，始终贯穿了美国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即小政府的思想。四是美国的市政历史具有许多鲜明的美国特色。如早期的市镇大会，采用集体管理地方事务的方式，展示了美国人所推崇的民主和广泛参政的色彩。 郊区化是美国城市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美国有着典型的意义，故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孙群郎在“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在美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集中与分散这样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演进。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以集中为主，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达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基本实行了城市化。然而，随着现代城市交通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转变、城市环境的恶化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分散化即郊区化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主导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郊区化的影响尚不十分明显，但是由于战后郊区化进程的迅速深入，出现了所谓过度郊区化的现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战后美国城市的郊区化进程异常迅猛，不仅城市人口大量郊迁，而且工业生产、商业、服务业和银行业等经济活动也大量向郊区转移。这种郊区化进程不仅使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还推动美国大都市区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发展，形成了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大都市连绵区。通过郊区化的过滤机制，大都市区的人口按照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界限重新分布，形成美国大都市区特有的人口分布模式，并逐步形成了郊区生活方式和郊区文化，推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郊区化导致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使郊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不断壮大并逐步取得了优势地位，进而使郊区和中心城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加剧了市区与郊区的矛盾斗争，使大都市区的各种问题更加难以解决。郊区化造成了中心城的日益衰落，为了挽救中心城，联邦政府投入大量款项帮助各中心城实施城市更新计划，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郊区化是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根本转变的产物，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因而该计划最终归于失败。郊区化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城市理论方面进行了探讨，秦斌祥对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做了介绍，他认为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是下面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其次城市生活方式是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第二个重点。作者认为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是实地调查。而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芝加哥学派大力提倡实地调查研究，从而将社会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芝加哥学派引入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城市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角度。最后是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 （二） 移民、种族关系和宗教对城市的影响 移民潮以及黑人从南方向北方、由边远地区向城市迁移，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首推美国的黑人，因为黑人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种族，黑人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胡锦山在“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一文中，认为由于黑人的北迁和西迁，使得北部和西部黑人人口逐渐增多，造成城市就业竞争加剧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恶化，白人敌意加强，结果是使种族歧视与隔离由基本限于南部的地区性问题蔓延为全国性的问题，从城市居住区分离的角度看，居住区隔离造成了一系列连锁性影响，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黑人不得不接受较差的教育，进而又加剧了黑人的结业问题。反之，学校隔离和就业困难又使居住区隔离现象更加严重，更难以解决。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黑人曾进行过多次斗争，联邦政府也曾试图加以解决，但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情况下难以奏效。50年代末6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居住区隔离和经济贫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给高度城市化的美国罩上了一层阴影。 贾建明和李艳玲则在“论战后美国城市居住分离现象的加剧”一文中，对居住分离形式和原因做了分析，他们认为所谓居住分离是指郊区富人化，内城贫民窟化即城市内的贫困阶层（主要是黑人）聚居城市中心区（内城及旧城区），而中、高收入阶层（主要是白人）则移居郊区或内城豪华区。而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是，第一，在移民构成的美国，城市社会中的各个民族移民之初，为求生存，大多是聚族而居，以便在其聚居的社区中保持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延续固有的生活方式，而黑人与白人的居住分离上，种族偏见和歧视因素超过了文化差异和收入差异等因素；第二，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收入的巨大差异也促成了居住分离；第三，大批黑人向城市的移民运动对这一时期的城市居住分离起了加速作用；第四，联邦和地方的有关法规对居住分离的加剧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五，房地产及金融等行业对居住分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六，从1949年开始兴起的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运动尽管普遍改善了美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城市中内城的复兴，但也加剧了城市居住分离；第七，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大都市区化也对居住分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宗教与城市关系是研究中薄弱的部分，“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作者从美国城市发展中探讨宗教的影响，指出宗教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开始全方位渗透到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它所引起的城市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共鸣，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准则、爱国主义观念和现实世界的责任感三个方面。 （三） 具体城市或区域的研究 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旭的《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旭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治史方法，同时借鉴经济学和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对美国西海岸城市化的进程重要特征勾划一个基本轮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重心西移，主导因素是西部经济的兴盛，而西部经济的中枢，就在西海岸大城市；以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见长，正是西海岸新兴经济的主要特征；西海岸城市在美国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商贸往来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凭借天时地利，西海岸城市取代了东海岸城市，成为新移民的中心。所以，作者认为，西海岸大城市是了解和研究当前美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新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美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化未来方向。作者除了对西海岸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西海岸大都市崛起为新经济中心的成因和影响做了宏观分析外，还对西海岸的四大都市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和圣迭戈现状做了系统的分析，使我们各个城市的具体特点也有了认识。 此外，在《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一书中，有若干学者对美国与中国的城市做了比较，如费城与天津、华盛顿与北京、纽约与上海，在城市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可喜的尝试，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三、妇女与家庭 在美国妇女研究或者是性别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倍受关注。在我们国内，妇女研究也是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对于美国妇女及家庭的关注随着妇女研究的整体发展而变得突出，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夏吟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张友伦、 肖军、 张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美国的家庭模式和家庭社会学》（魏章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3月），《金山谣 --美国华裔妇女史》（令狐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袁亚愚，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等，论文则刊登与〈〈美国研究〉〉等刊物。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美国妇女运动、妇女与社会问题、妇女与家庭等方面。 （一） 美国妇女运动与妇女史 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规模较大的妇女运动，张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一文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向自诩崇尚自由、讲究平等的美国，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仍受到多方歧视与限制。她们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不能自由地处理各种与自?身有关的事务，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同一时期，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在美国蓬勃兴起，它集中解决的政治腐败、经济机会不平等和道德水平下降等诸多问题吸引了社会各界。随着运动的逐步发展，许多妇女开始第一次走出家门，参加到地方及全国性组织中去，而且成为某些改革团体的主力。这种现象虽然不是这一时代的主流，却影响深远。在这些妇女中，中上层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作者对她们走出家庭的动因、活动和存在做了论述，指出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为美国妇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有根据的。物质进步、家庭规模缩小、平等言论的出现以及改革运动对妇女生活的冲击，所有这些一方面解放了妇女的身体，同时为她们提供了走向社会的机会和方向。在进步主义时代结束之际，妇女终于获得了投票的权利，在改革家的行列中，也已有一些著名的女性。但勿庸讳言，两性平等并未“物化成人们希望变成的现实”。女性改革家虽然广泛参与了改革运动，在社会上却处境尴尬，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的活动仍停留在加入俱乐部、读读言情小说、关注时装改革上面，仍以提高自身素质或变得消息灵通为目的。这些事实证明，部分女性虽然享有更多的自由，也有了自己的组织，却只能在文化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况且，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妇女史所带有的中产阶级特征，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受到忽视，二者沟通存在很大障碍。它还同时告诉人们，社会尚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承受女性与男性平等相处、共同创造的前景。到本世纪２０年代，在经济一片繁荣、消费风潮兴起、放浪女性出现的同时，女权主义者和妇女参政思想却倍遭冷落，反映了妇女运动的不成熟性。有必要提到一点，放浪女性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看来，盲目奢谈两性平等和妇女解放，还为时过早。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出现的妇女运动较以往有所不同，其目标和范围涉及到妇女权利和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历次。王恩铭对此次妇女运动的根源、主要内容和特色做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当代妇女运动已历经20多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表现为：首先从政治上讲，美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以前，妇女们对政治多持旁观者的姿态；妇女运动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参与。美国妇女已逐渐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次，从经济上看，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参加工作，她们大量就业对美国社会结构、家庭模式和社会消费也已经、并正在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三，从立法上看，美国妇女运动“成绩”也相当显赫。第四，从文化观念上讲，美国妇女运动已取得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无论是美国公众对妇女就业，包括复杂的高层次工作，还是他们对妇女参政，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认可和首肯。 而汪波在〈〈当代美国文化透视〉〉一书中，对妇女解放的浪潮的忧患表示了担心，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性解放思潮，也对美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造成了同性恋、高离婚率、单亲家庭，以及性生活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 张立平对美国女性主义思潮主要流派做了介绍和评述，她认为这些主要流派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她通过对这六大流派的考察，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这些派别的产生和流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派别的产生都与其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都与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相关，都与那个时代的理论思潮相呼应。第二，各派历史虽然长短不一，地位有主次之分，但就目前来说，六派之间都能相互批评、取长补短。第三，各派别虽然有不同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背景，但它们都要回答以下女性主义的几个问题：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争取妇女平等？男女平等的模式是什么？第四，这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下几个范畴上，即“妇女”、“经历”和“母性”、“性别。第五，男女的同一性（人）和差异性（男或女）一直是使女性主义者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第六，女性主义的发展、男性话语霸权的解构、对性别制度的批评以及在实践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完全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进步、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加深才成为可能。 刘军在“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论妇女的不团结”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学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之一是注重研究妇女群体内部的不团结 、不和谐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研究妇女的不团结是妇女史学深入发展的结果，正视妇女各自利益的不同，是妇女史学家成 熟的表现。研究这种不团结超越了原有的妇女史学模式，也是阶级、种族等分析方法深入人 心的一种反映。至于是否存在普遍的妇女文化、妇女共同体、妇女情谊、母性情谊？ 学者 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显然，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活中引发出来的女权主义，并不能适合 所有妇女的实际生活，因为其突出的特点是只反对性别不平等，所要求的只是在维持现状的 基础上作一些中产阶级式的社会改革，而大多数妇女除了性别压迫外，还有阶级压迫和民族 压迫等问题。普遍的或一般的妇女情谊强调的只是性别因素的重要性，尽管有其适用范围， 显然忽视了妇女因民族、种族、阶级、宗教等因素而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妇女之间的矛盾 和对立，并不妨碍她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一致，形成临时性的统一战线。妇女的不团结 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矛盾在妇女身上的反映。妇女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虽反映出这个群体不 团结的一面，但有利于社会对妇女问题的更多关注和了解，而这正是妇女史的目的所在。 旅美中国学者令狐萍的《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是一本集移民研究和妇女研究的专著，十分有特色。作者利用在旅居美国的方便条件，走访了许多华裔妇女，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概述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华裔妇女的移民模式，考察研究中国移民妇女适应环境，采纳当地习俗，生存奋斗的策略。作者采用“新种族”的研究方法，阐述中国妇女不仅只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而且是克服文化差异，种族歧视，艰难困苦的英勇斗士。该书不仅对比了都市华裔妇女与偏僻乡村华裔妇女适应环境的异同，同时也从家庭、生活、就业等方面比较华裔妇女与19、20世纪其他少数族裔妇女，并指出其一统及异同的原因。 （二） 妇女与社会问题 妇女的命运与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妇女在其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其经历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发展的轨迹。金莉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 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及性别定位”一文中论述了美国妇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她认为，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在19世纪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式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阶段，直到在这一世纪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最终汇入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妇女对于平等权利的追求，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在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妇女的日益高涨的呼唤中，在社会上教育改革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冲破了男性社会传统观念的樊篱，为妇女打破男尊女卑的世俗枷锁、跨出家门、走向社会创造了机会。女性高等教育是使妇女最终与男人站在社会同一起跑线上的基本条件。19世纪的美国女性高等教育也是一个探索和成长的时期。即便是在高等学府为妇女敞开了大门之后，妇女高等教育往何处去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男权文化词典中对女人的定义使得女性高等教育步履维艰；对于女性智力和体力的质疑、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传统观念使得这一新事物从一开始就受到不断的冲击和阻挠。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各种课程的设置为寻求妇女高等教育的最好模式提供了试验场所和机会。通过对这些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女人具有与男人同等的智力水平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初期人们为这一事业所制定的目标。作者最后指出，19世纪的美国妇女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性文化观念统治的社会，她们仍然受到有关女性社会和家庭角色的历史和社会偏见的囿限。我们不可忽视这样两种事实。其一，至19世纪后半叶女性高等教育已成雏形，但并不普及。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还占少数。大部分的美国妇女，还被囿限在她们的“特有领域”里，被圈定在男权文化的框架里。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是她们固定了的人生轨迹。她们在经济和社会诸方面还仰仗和依靠男人。在这个仍然以男性专制和偏见为中轴的文化机制中，大多数的女性还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遇。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正处于沉重缓慢的起步阶段。女性高等教育的普及只有在20世纪才成为现实。其二，基于上面所说的事实，那些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19世纪美国妇女，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也很难施展自己的才能。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基本还是传统的女性角色，即教师或家庭主妇。妇女走出家门、获得选举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大批妇女进入政界、商界、法律界、医学界乃是下一世纪才发生的事情。 张友伦、 肖军、 张聪在〈〈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一书中， 对妇女与禁酒运动、贫民区社会改良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禁酒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妇女得以组织起来，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主力，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与禁酒运动相比，贫民区社会改良运动进入人民的程度要深刻地多，因而也产生了更为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如简·亚当斯。通过妇女改革家的努力，社会福利工作有所改善，开了改革性立法的先河。 堕胎问题是美国社会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牵扯的范围极广，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医学、伦理和法律上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妇女的权益问题，自从1973年罗诉韦德案后，在妇女堕胎上问题上，美国人在“亲选择”和“亲生命”上争论不休。赵梅在“‘选择权’与‘生命权’的对峙”一文中，对涉及堕胎问题在美国的由来，不同观点间的论争及思想渊源，以及堕胎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等问题做了分析，她认为，已经持续了20多年上午美国当代妇女运动，在堕胎合法化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一支重要力量的美国妇女运动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方面，堕胎合法化以来所出现的和、高堕胎率，特别是无限制堕胎在青少年中泛滥的事实，也同样引起女权主义者的担忧。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从权利角度出发，强调“人人平等”，但是，她们却忽视了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平等，这使得妇女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同时，丧失了因先天原因因而应当享受的照顾，如产假、堕胎后的休息以及孕期的工作等。这样，受伤害的依然是妇女。作者还指出，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源自清教徒的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价值，是使得堕胎问题在美国不同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堕胎问题上不同，而后者是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新教的发祥地，故答案似乎应当从美国的文化特质及其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寻找。作者归纳出三点，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即70年代末以来强大的保守主义潮流、个人主义及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 （三） 妇女与家庭 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的家庭及家庭婚姻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王锦瑭认为，美国家庭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次大的演变，第一次是工业化以后，由扩大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其特点是小型化。第二次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由核心家庭演变为多种形式的家庭，其特点是多样化、畸形化。现在“美国家庭已不再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虽然家庭仍然是核心型的，但像原子核一样已发生了裂变。旧的形式瓦解了，新的模式尚未稳固的建立。 李青和傅聪则认为工业化对美国家庭生活最大影响是，家庭由一个生产单位转化为消费单位，家庭的多项功能逐渐减弱。 对于美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变化的研究，王锦瑭认为。妇女的角色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些变化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庭功能的变化、妇女参加工作程度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衰，而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表现在50年代那种认为“只有做母亲才是女性的体现”的舆论大为削弱了，而是主张丈夫妻子共同决定家庭经济问题，分担家庭琐事和照看孩子，妻子需要一个值得尊敬的丈夫，但不愿被丈夫所控制。 美国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出现了家庭危机，成为美国严重的社会病之一。李青和傅聪指出，这种家庭危机表现为：离婚率急剧上升、婚外恋势成燎原、家庭暴力骇人听闻、代际关系日趋紧张。他们认为，美国家庭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为本质的美国文化，但他们不同意美国的家庭在危机下解体了的观点，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方法论上出了毛病，他们对美国家庭危机所做的分析和评论仅仅是建立在对一些“问题家庭”的考察，而对美国家庭的整体情况缺乏全面的考察。此外就是忽略历史条件的差异，仍以昔日的传统家庭为标准来衡量随着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了的家庭。 袁亚愚在《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中也认为，过去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而广为传播的所谓西方国家的婚姻与家庭“危机”，至少在现在的美国还并不存在。美国虽然存在着高离婚率，但却被高的结婚率和高的再婚率所平衡。从美国离婚率由低至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离婚率的高低与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其社会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具体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密切相关。 四、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源于20世纪的3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已经发展到十分可观的地步。对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但应该说是成果颇丰，出版的专著有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杨冠琼主编《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后者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考察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美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有借鉴和参考作用，这也是除学者外，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关注该问题的原因所在。目前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可分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与内容、特点、影响与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作用。 （一）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与内容 黄安年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始于1935年的美国社会保障法，它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援助、社会服务、老年伤残保险、医疗补助和孕、残儿童补助六个方面，发展到目前，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就业和失业保障。（2）老年福利保障。（3）健康医疗福利保障。（4）教育福利保障。（5）住房福利保障。（6）妇女、幼儿福利保障。（7）残疾人福利保障。（8）退伍军人安置保障。（9）社会环境保障。（10）其他公共福利保障。它几乎囊括了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工学环卫、天灾人祸诸方面以及各个老、妇、幼、残、军、少数族裔的特殊集团。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成为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十分重要的因素。 胡志宁和胡志乾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社会保障的概念虽然简单，但实际运作却很复杂。从本质上说，社会保障部分地补偿一个人由于退休、伤残或死亡所失去的工资收入，并部分地支付老年人和伤残者的住院和医疗费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年老、幸存者、伤残和医疗保险计划（通常称OASDHI），包括年老和幸存者（OASI）、伤残保险（DI）、医疗保险三个独立的部分。 贫困问题是当今美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姜守明在“美国的贫困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一文中，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济贫方面曾了积极作用，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所关注的每一个社会问题多少都跟贫困和济贫相联系，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和公共帮助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向社会成员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帮助和服务，提供经济安全与社会保障。所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几十年发展史来看，它在解决社会贫困问题，降低贫困率和促进社会进步上取得了不少成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以后，美国的贫困率一再降低，故它在济贫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但富人政治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主要障碍。贫困对穷人的打击莫过于精神伤害，要消灭社会贫困，减少贫困人口，不仅要正确地认识贫穷的危害，改革和完善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要根除导致社会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 老年福利问题也是学者研究的一个方面，黄安年指出，老年福利的基本内容大体包括（1）老年退休保障。（2）老年健康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照顾计划。（3）老年医疗补助。（4）老年补充保障。（5）老年公寓。 姜守明则认为，老年保障制度并不是很成功的，该制度存在危机，其表现除了入不赋出，收支失衡外，还有（1）补助金太少。（2）几乎不存在大幅度调高退休金标准的可能性。（3）覆盖面有限。 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中一个关键问题—医疗保健，秦斌祥在“克林顿的医疗改革”一文中认为，摆在克林顿总统面前的是两大医疗难题：一是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二是医疗费用太高。１９９３年９月，雄心勃勃的克林顿总统公布了一个体系庞大、设计精细的医疗改革方案。这是向美国的医疗制度这一有着严重缺陷的顽症发起的新的一轮冲击。近一个世纪来，美国一直处于如何改进美国的医疗制度的讨论之中，几乎每位总统都提出过自己的方案并多少有些具体行动。但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其涉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强将超过以往的绝大多数改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民保障、收费合理、多选择而又高质量的医疗体系。克林顿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１）改革的目标是到１９９８年，让每一个正式的美国公民享受永久的医疗保险，（目前只有８５％的人拥有保险）。第二个目标是降低高昂的医疗费用。（２）改革的途径是重新组织医疗保健市场。 （３）改革的费用主要由雇主负担。（４）方案同时规定，政府应对小企业主予以补助，并给失业者、穷人医疗帮助，不过作者也认为克林顿的计划目标太高，难以完全如愿；最后通过的将会是一种强调削减医疗费用、扩大医疗保险但覆盖面小于１００％的方案。 （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影响 黄安年认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首先是兴办和管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一体多元化，公私兼顾，联邦和地方兼顾，其侧重点时有调整；其次是社会福利保障项目多层次；再次，社会保障的财政来源的多渠道；另外，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平衡也是其特点；最后，社会福利保障受惠的不平衡。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和作用，陈招顺认为，第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使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证。第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社会产生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解决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黄安年则形象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做了概述。他认为，第一是保护器作用，维护社会生产率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安全阀作用，稳定资本统治根本利益的需要。第三是调节器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 学者们对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也做了分析，观点基本一致。胡志宁和胡志乾指出，该制度面临的问题是（1）社会保障支出的迅速增长造成美国政府负担过重。（2）人口老龄化趋势造成美国政府支付的巨大压力。（3）医疗保险支出扶摇直上。 黄安年认为，到了90年代，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面临三大危机，即社会福利保障赤字和财源危机、老年危机和家庭危机，这三大危机又涉及人们对社会保障体制的信任危机。 （三）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被受关注的方面，是学术研究与现代化建设相联系的一个结合。王迎宪和姚余指出，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看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是伴随着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出的东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符合社会保障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要求，它的不少形式和手段，如建立基金、推行保险、个人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值得借鉴，同时对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要根据我国实际善于借鉴，不能离开国情，生搬硬套，一要看到两过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要看到两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认为从中国实际出发，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发展经验有6方面值得借鉴：（1）退休制度与社会保险相结合，逐步扩大社会保障面。（2）个人缴费与单位缴费相结合。（3）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建立社会保障的自我制约机制。（4）保证基数与允许附加相结合，增加社会保障的弹性。（5）社会保障实现法制化。（6）社会保障进行科学管理。 胡志宁和胡志乾强调，社会保障体系是个渐进的过程，其发展要与经济的发展层次相结合，美国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过分增长，势必会影响国家积累基金的增长。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年可分配的国民收入尚有限，如果社会保障规模过大，势必降低积累率和储蓄率。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的经济承受能里力，为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应做到多层次，有重点。多层次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建立起能维持最低水平生活的保障制度，然后以地方行业的更为具体和深入的保障制度做为补充，最后应鼓励民间保险业的发展来为确有经济实力与需求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保险。所谓有重点，是指根据国情确定当前优先发展的保障内容，目前的社会保障的重点是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十年间我国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学者专门或涉及该领域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 部，还有一些纪实性的读物。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有这样几个特色：（1）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和开辟了学术园地。学者们大多数来自政府研究机关和大专院校，队伍逐步扩大，老中青相结合，其中不少研究生也加入其中，他们的论文也是该领域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则成为刊登学者们力作的园地，《中华美国学丛书》包括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2）研究方法的更新。在美国社会问题研究上，学者不仅使用了比较分析法，如袁亚愚的《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还引入了社会学、统计学等的概念和方法，做了有益的尝试；（3）跨学科研究的建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学者们有关中美城市化的研究，汇集了历史、地理、经济等若干学科的学者；（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对某些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化策，如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美国社会问题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1）研究课题的发展不平衡性。如在种族研究上，对黑人的研究比较受重视，成果也较多，而对其他族裔的研究就相对薄弱，如目前人口与黑人相似的拉丁美洲裔集团，则重视不够；（2）研究还待深入，一些作品还停留在介绍的层次上，缺乏深入的分析，已有的成果参差不齐；（3）缺乏学科的横向联系，学术交流较少。 总之，全面地回顾前一时期的研究进展，更清楚地了解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方向和克服的困难，对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