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 ——观察时下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视角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美国立国的根基，美国宪法中所体现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法治而非人治、代议制政府、权力分立和制衡、联邦制等基本原则，其基本宗旨是为了维护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在立国早期的100多年时间，美国信奉的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事务除了制定法律、提供秩序外，其他诸事不应干扰其人民，人民在法律建立的秩序下自由地追求自己关心的事务。按照经典的话说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一些自由主义者通过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现，这种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可能会导致整个自由政治体制的崩溃，他们还发现，由于各种禀赋的差异，使得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行使个人自由的各种要素，为此，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出面介入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解决古典自由主义所面临的这些缺陷。这样，自由主义在美国就出现了分野。坚持原先主张被称为保守主义，而主张应当改进缺陷的则被称为是新自由主义或着就叫自由主义。因此，在美国，现在我们所说的保守主义实际是“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修正主义的自由主义”。理清这一点对认识美国的保守主义十分重要。当然，美国的保守主义也继承了自伯克以来欧洲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如经验和常识比一些自认为高明的理念更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强调传统价值的保存，反对激进的变革，将自己与民族主义视为一体等等。 但它们的政治哲学基础并不完全相同。 一、目前探讨美国保守主义的两个焦点议题 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有关保守主义思潮及其社会、政治运动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自上世纪80年代发生里根革命以来，在某种程度上说，保守主义已开始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某种优势地位。 里根执掌白宫的8年，保守主义经历了一场全面的复兴，在经济领域，里根颠覆了自“新政”以来凯恩斯主义盘踞多年的主导地位，政府开始从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中全面后撤，以减税来刺激个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以减少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来降低政府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在外交和防务领域，里根主张对苏强硬，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通过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实力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去。在社会领域，里根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强调家庭价值，强调虔诚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使得保守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达到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共和党经济政策的某些失误以及外在目标（苏联）的消失，保守主义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说有所回落， 然而，在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保守主义势力又很快地在政治上卷土重来，共和党保守派利用克林顿执政初期的“失误” 以及一套完整保守主义竞选纲领——《与美利坚的契约》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而且这种多数地位，一直保持到了2000年的总统大选。由于在内政问题上，国会享有巨大权力，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克林顿执政8年期间，有6年时间共和党国会基本主导了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共和党人所提出的平衡预算、改革福利制度、减税、联邦权力的下放、减少规章管制以及加强国防无一例外地成为克林顿政府所面临的主要议题。 正象前面提到的那样，既然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和现象，而且自80年代以来，它已经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显要位置，那么，在时下，又是什么再次唤起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的保守主义给予巨大的关注呢？或者说保守主义在目前出现那些新的、值得严密关注的动向呢？通过观察，笔者发现，目前对保守主义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展开的，一个是在外交政策领域，这与共和党人布什执掌白宫有着密切关联，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当然，这主要是由“911事件”以及时下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所引发的。 自2000年一场有争议的选举布什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以来。美国留给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变化应当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尽管，在布什上台之初，有人预言布什的对外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共和党的传统烙印，如将安全作为外交的第一要务，强调实力，主张增加军费，发展高技术武器，加强军事同盟，更倾向于单边主义，不顾忌其他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然而，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的强悍做法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布什的执政团队中聚集了一大批主张对外强硬的保守派人物，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维茨、阿米蒂奇、博尔顿等。与此相对应，一些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珀尔、卡根、克里斯托尔、克劳萨默、卡普兰等的对外政策主张在美国社会中大行其道。所有这些都与布什执政有着密切关联。我们知道，尽管自1994年共和党国会主导了国内政治议程，但外交领域向来是总统和行政部门的传统领地，冷战后国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讲是局部和有限的。这样，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主张在民主党执政的情况下就缺乏一个实践和释放的主渠道，而布什的当选则终于为此提供了机会。另外，在国内政治议程方面，布什的主张与先前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大体一致，没有显著的差异，如都主张减税、实行福利和教育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在外交上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就显得格外地突出。 而去年的“911事件”，可以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大事了，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型恐怖袭击，破天荒地使所有美国人突然集体地失去了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安全感，美国民众和政府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正在极大地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而在美国上上下下所做的反应中，涉及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曾经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由于个人自由涉及到美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已经超出了原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政策问题上角力和争执，决定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在总体上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两个有关保守主义的议题中，前一个议题更多地受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注，而后一个议题对美国自身的发展来说更具全局意义。因此，在这里重点对第二个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国家安全对个人自由——简要的历史考察 如果对美国的政治发展做一个纵向的考察，我们会发现，有关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恒久的话题，与此相关的讨论可以溯源的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就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问题展开过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杰弗逊认为，为了捍卫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获得的自由，并使这些自由获得持久有力的保障，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加以更多的制约，而汉密尔顿认为，为了确保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稳定并为今后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管两派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争论之后大约100多年的时间，政府实际执行的政策对两种意见进行了较好的融合，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具有本质意义的冲突。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美国民众享有的自由在广度和深度上还十分有限， 但以当时美国的主流看法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代议制共和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已是少有的自由国度，而在美国的周围，不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就是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土著，加强政府的权力和力量有助于捍卫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体制。“强大的国家能给与美国敌对的列强以迎头痛击，而自由能使国家的强大神圣化。” 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而且，此时美国正处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nation building），捍卫美国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精神、确立和加强联邦政府的治理和行政能力，是这一时期美国面临双重任务。 与此同时，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并没有遇到多少严峻的外部挑战，基本不存在有可能使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形成尖锐对立的外部条件。尽管这时已经有人对国家权力可能会伤害个人自由发出了警告， 但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 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开始发生较全面的冲突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而且从总体上说，与美国在这个世纪经历的几场对外战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在战争期间，国家安全的需求优于对个人自由的要求，此时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容易受到社会各阶层以及个人的广泛支持，而为了对付外在威胁的需要，政府通常会以各种方式对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加以限制，甚至压制，个人或者个别集团很难对此提出批评和挑战。因此，每当出现对外战争的时候，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总会发生一次激烈的碰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对德宣战之后，为了压制国内反战和和平主义的声音，威尔逊政府在1917年通过了《惩治间谍法》，禁止任何帮助敌人和妨碍征兵的行动。之后又通过了《惩治破坏活动法》、《惩治叛乱法》，禁止美国人口头发表或公开印刷、出版针对政府机构、宪法、军队具有亵渎性、诽谤性的词句。为此，有20万美国人受到指控和起诉。同时，政府还利用战争的非常时期打击政治异己势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如社会党，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领导人被关入监狱。而在社会上，许多报纸表示自愿接受审查，民众中出现了排德裔运动，许多德裔为了避免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纷纷改掉具有日尔曼标识的名字，不敢继续再使用德语。 在二战期间，也出现了与一战时期相类似的情景。政府对报纸进行审查，联邦调查局对法西斯分子、共产主义者开展大规模调查，移民局限制具有这两种信仰的人入境，众议院成立了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左派人士进行所谓的反过激调查。在此期间，最大的压制公民的行动就是，十多万日裔美国人“以从事阴谋破坏的极度军事危险为由”，被从居住的太平洋沿岸赶到了位于内陆的拘留营地。 冷战期间，尤其是在初期阶段，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点，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实力卓群的超级大国，然而它在自身安全的问题上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面临着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全面竞争和对抗。在军事领域，两国旗鼓相当，各有所长，都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和盟友；在意识形态领域，双方尖锐对立，而且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苏联的主张似乎更受欢迎；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两国都拥有了确保摧毁对方的战略力量，美国南北无强邻、东西有大洋的地理安全优势受到极大消弭；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利益已不再限于本土和西半球，而是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这大大增加了维护自身安全的难度。总之，美国遭到苏联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不断地在美国的领导层和公众的意识中闪现，形成了国家安全重于一切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此，在政府层面，美国建立起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安全机构，行政部门享有了前所未有特权，总统成了“帝王般的总统”，政府雇员被迫进行效忠政府的宣誓，建立了保护机密情报的等级制度，民众的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员必须接受测谎检查和背景调查，联邦调查局整理了上百万美国人的资料，中央情报局偷拆美国公民的大量信函，国家安全局几乎监视每一份来往与国内外的电报。在政党政治领域，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反共为纽带，形成高度一致，公民通过不同政治组织表达自己意愿主张的渠道受到严重阻滞。而国会和法院，不仅没有象宪法设计的那样成为公民自由的维护者，而且成了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的大本营，迫害进步人士、恐吓普通百姓的急先锋；整个社会则由多元、宽容让位于冷酷和偏执。 然而，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由严重压制个人自由做法在60年代终于遇到了反弹，美国社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惨败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一味地牺牲个人自由，不仅不能赢得冷战，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文化分裂，败坏美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导致整个国家信誉的破产。为此，美国进行了有关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关系的大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个人自由，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必须对立法机构进行改革，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于是，有了国会改革和国会权力的复兴、党派斗争的日趋活跃、战争权力法案、新闻媒体对政府监督作用的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以及水门和伊朗门事件的披露和调查，整个社会更加强调公民权力及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保护。尽管其中出现过反复， 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图谱也出现了向右移的倾向，但整个社会在上述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这已成为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况且，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面临着一个比冷战初期好得多的国际安全环境，外部威胁的压力大大地减轻了。 三、 “911”之后的美国政治——历史的重现？ “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人普遍感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再次受到了严峻挑战，甚至个人自身的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对美国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影响，正在使美国的政治生态发生许多重要而微妙的嬗变。初步归纳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总统、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和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加强 我们知道，美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三权分立，政府的权力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分享。但权力的分布经常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中。正象前面提到的那样，当面对各种危机以及外部威胁的时候，总统的权力达到顶峰，这时总统也会在三大部门之间进行一些协商，但重大决定大多由总统及主要幕僚单独作出。这主要是因为，在危机时刻，总统的职位和权力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享有天然的制度优势。同时，这时美国国民普遍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是有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布什总统在袭击发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93%的支持率中略见一斑。另外，从总统的主要制衡机构——国会的角度来看，当美国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公众通常坚定地支持总统，这时与总统唱反调，容易招致选民的不满，不利于连选，因此，这时国会也愿意服从总统的领导。 911事件发生之后，也出现了这种权力向总统和行政部门集中的现象。 由于这次恐怖袭击造成的危机可以说是空前，因此，各种政治权力向总统方面集中的程度，也超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危机。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对动用武力表示反对或者疑虑；在1995年的波黑战争中，有相当多的议员认为，当时他们之所以支持美军在波黑的行动的，是受到了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哄骗，为此，在维和行动开始之后，国会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海外行动；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许多议员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松对克林顿的性丑闻的攻击和指责。 而在此次危机中，总统的权力可以说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顶峰。首先，袭击发生后不久，参众两院分别以98票对零票和420票对1票通过议案，授权布什总统“可以使用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武力，对付他判定曾策划、授意、从事或协助“911”恐怖攻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或是庇护那些组织和个人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国会给予总统如此巨大、宽泛的授权，而且如此顺利地通过，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众议院反对党领袖戈普哈特甚至在议案讨论的中建议，进一步增加对总统的授权。 其次，国会对总统拨款要求几乎是一路绿灯。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最主要的实权是“钱袋权”，没有国会的拨款，总统和行政部门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这也是国会能够制衡总统的力量所在。“911事件”之后，国会几乎自动放弃自己在这方面的制衡权。从去年9月到今年年初，国会先后通过了400亿美元的反恐拨款，150亿美元的航空业援助法案，3430亿美元的国防拨款以及700多亿的经济拯救法案。如此众多并数额庞大拨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通过，这在以扯皮见长的美国政治中可以说是奇观了 。 第三，与立法部门的放权相对应，行政部门的权力迅速扩张。从行政部门的机构设置的角度看，布什政府在应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迅速成立了“战争内阁”，这在二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去年，布什宣布成立内阁级别的国土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今年又宣布成立国土安全部，协调包括国防部、司法部、运输部、能源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公共卫生系统在内的几十个部门的国内治安工作，人员将达17万之众。有许多人预测，该机构有可能成为象美国国防部那样的超级强力部门。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许多加强安全的措施。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布什便命令各州州长让国民警备队进驻机场、港口、政府办公地点、以及重要设施。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作出了这样的宣示，美军中层指挥官已获得授权，如果有飞机威胁美国城市安全，可不经批准下令击落。布什政府的一些官员多次表示，考虑恢复70年代福特政府废止的暗杀令。前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甚至公开向社会征召2000万人做眼线。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都将处于监控之中。 另外，布什政府还推动了一系列反恐相关法案，其中《反恐法案》包括这样的条款：司法部有权拘留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外国人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与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实行的长期关押有相似之处）；给予执法机构更大的权力进行电话窃听、搜查、没收财产；取消须在5年内对恐怖主义犯罪提出起诉的限制令；正式在窝藏恐怖分子列为犯罪等。该法案在经过几处不大的修改之后，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并于去年10月26日正式生效。去年11月19日，布什签署《航空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改变现行机场行李和旅客安检由私人保安公司负责的做法。机场安全将由运输部新成立的运输安全局负责，所有机场安检人员将由联邦政府的雇员担当，这些安检人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并接受犯罪背景调查。该法案还规定，运输部可以授权飞行员在驾驶仓携带武器。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机场安全，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还有，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严密的看管。在反恐战争开始不久，白宫便宣布，有关战争进展向国会的吹风会将严格限制人数。布什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也称：“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赢得的一些胜利将不为公众所知。” 国会也发出命令，禁止采访任何“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官员和任何恐怖组织的成员”，以防止恐怖分子乘机煽动暴乱。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等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都严格地统一报道口径。同时，政府还施加各种影响限制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政府召集几大主流媒体集团开会，试图说服他们不再播放拉登的录象。而向来与政府“对着干”的媒体也纷纷进行自我约束，大谈爱国主义，在战事报道和国内治安等敏感问题上出言谨慎，新闻舆论出现了少有的一致，“公民知情权”以及“言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据《纽约时报》的披露，自“911”之后，已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白宫或国务院的批评，有的甚至因此丢掉了饭碗。 在美国各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纽约，市政府启动了“强化欧米迦”警戒方案，所有通往纽约的桥梁都加强了警戒，进出车辆须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主要的观光景点被关闭，国民警备队进驻了曼哈顿所有重要的地点并加强了街面的巡逻。前市长朱利安尼这样告戒市民，“在今后一段时间，纽约市民可能要面临更多的不便，但必须更加小心，接受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华盛顿，整个充斥着一种战时首都的气氛。 总之，总统及行政权力的迅速扩张、国家机器的强化以及它们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加强，已成为“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2，党派斗争受到抑制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党派斗争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倾向。1995年行政部门的两度关门和1998年的克林顿性丑闻弹劾案，可以说是这种党派斗争加剧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而2000年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又使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优越地位，为这种党派斗争的发酵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一些美国人也试图寻找或制造一些外部威胁来增强美国的凝聚力，如“日本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流氓国家威胁论”以及“导弹威胁论”等等，然而，这些所谓的“威胁”，或不够直接具体、或不够强大、或自身提法上就有问题，不足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共识和一致的看法。而“911”从天而降的惨祸使美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每一个百姓都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和恐惧，从而对党派斗争的扩展产生了强大的抑制力。 “911事件”发生后，民主、共和两党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一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达施勒表示：“面对恐怖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确保类似恶毒事件不会再在美国发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戈普哈特表示，在此关键时刻，民主党将全力支持总统，布什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都会有求必应，只多不少。而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里克则坚决支持布什将反恐战争扩大到阿富汗以外的地区。这种情景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事发的第二天，两党就协商一致地表示，将努力排除在有关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歧见。而“911事件”之后，国会通过的所有有关国内和对外政策的大多数议案都是以压倒性多数高票通过。总之，在某种程度说，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至少使两党高层跨越了因2000年总统选举所造成的巨大裂痕，两党暂时将党派斗争放在了一边。尽管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安然丑闻的暴光，党派斗争又有所抬头，但与“911”之前的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3、政治文化出现反转？ 而“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强调安全至上、秩序、公民责任的保守主义盛行起来。珀尔、卡根等人的“新帝国”学说大行其道；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包括许多自由派人士在内都主张并积极支持联邦行政部门扩权；众议长哈斯特德称，为了反恐怖主义，美国人应考虑牺牲一部分自由；参议员麦凯恩和贝赫提出议案，要求扩大美国的国民服务队，以便让更多的成年公民参与国家防御。普通百姓则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对宗教的亲近感，年轻人踊跃参军。（2），社会的舆论环境正变得日益趋同。对于布什政府身上的爱国主义光环，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 具有监督和批评功能的媒体，不是加入爱国主义的大合唱，就是进行所谓自我审查和自我约束；自由派组织和个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的言行很容易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2），整个社会的包容性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在种族关系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针对阿拉伯裔美国人以及穆斯林袭击事件，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的统计，有关这方面的案件已达600多起，一些清真寺遭到袭击，穆斯林或阿拉伯裔开设的商店被打砸，许多人受到人身攻击和侮辱，其中已造成3人死亡。象一战时期的德裔那样，许多阿裔纷纷改名，以免受到歧视和不测。在对待外国留学生方面，参议院范恩斯坦、吉尔在国会提出了留学生法案，要求有关签证上必须带有本人指纹；考虑取消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古巴、朝鲜等7个国家的学生进入美国；移民局重新审查美国学校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尽快建立外国留学生跟踪管理系统；将所有学生的签证发放延期6个月，直到跟踪管理系统投入使用为止。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向200多所大学提出要求，提交有关持有F-1或J-1签证的外国留学生的个人资料，包括出勤记录、财政状况等。按照美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些资料需要得到本人同意方可出示。但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这种有侵犯隐私权嫌疑的做法已被视为是一种“新的正常状态”了。在移民政策方面，目前联邦移民局已停止办理美国境内外籍人提出的要求归化、以及永久居留绿卡和其他签证申请的申请。这一冻结还有可能影响到海外移民签证的申请、延期和签证种类变更等各项事务的办理速度。美国政府最近还透露，他们正在考虑将6个欧洲和拉美国家从免签证入境待遇的国家名单中划掉。另外，布什政府有关给800万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的考虑也被无限期推迟了，接受难民的数额也做了大幅度下调。 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出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反转？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战时期，敌友分明，威胁主要来自边界外部，这使美国社会内部仍能保持相当大自由。然而，恐怖主义的威胁是隐性的，多种多样，随时随地，无处不在，内外界限模糊，如何应对这样的威胁，这对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挑战。 正象在前面提到那样，有关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涉及到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大环境，通过对这一对关系的沿革及其现状的描述和分析，可以为我们观察美国时下盛行的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从总体上讲，“911”事件后造成的对国家安全的强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某种约束，使得美国整体的政治生态图谱进一步向右位移，这为保守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会对美国的对外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可能会再次强化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自越战结束以来国会在这一领域不断上升的影响出现某种逆转。而本届政府正好又值共和党当政，在某种程度上说共和党右翼又把握着主要的对外政策决策权，这会使各种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主张得到更充分的推行和贯彻。其次，党派斗争的减弱，会使共和党执政当局推行对外政策的制约和制衡性因素减少。第三，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某种反转会使保守派的各种对外政策主张在美国民众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同时，通过对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这一对关系沿革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对国家安全的强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往往与一些特殊历史事件相关联，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这种做法本身的问题以及环境的变化，它必然会遭遇反弹，这是由美国政治文化中基本的自由主义基因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