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国社会动向 过去的一年，是美国社会热点不断的一年：百万母亲大游行，非洲裔鲍威尔出任国务卿，和终于回家了小埃连，都吸引了世人的关注，通过这些事件，使我们对美国的社会问题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 百万母亲大游行和青少年暴力犯罪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哥伦拜恩中学的两个学生用枪杀死了12个同学和一个老师后，自杀身亡，时隔一个月后，在佐治亚州市郊的哈瑞蒂奇中学又发生了一起枪杀事件，一名15岁的学生偕枪到校向他的同学开火，导致6名学生受伤。2000年2月29日，密歇根州一位6岁的一年级女生被同样是6岁的同学枪杀。尽管在哥伦拜恩惨案后，克林顿总统向全国发表谈话，希望孩子们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但校园暴力仍有增无减。 面对日益严重的校园暴力活动，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迪斯-托马斯发起了百万母亲大游行活动，旨在敦促国会通过严格的枪械管制措施，保护儿童免受杀害。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那天，约75万母亲及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在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周围集会游行。这次百万母亲大游行的特点在于，一是声势大。除在华盛顿外，在全国的近70个城市同时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二是以住在郊区的妇女为主。以往谈到暴力犯罪，总是首先联想到穷人居住的城市内城，而事实是，从1997年至1998年间，内城的犯罪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幅度约10%左右，而郊区同比只有1%，哥伦拜恩和哈瑞蒂奇两所中学就是坐落在良好的中产阶级社区；三是妇女通过此次行动，向全国表明了她们要求严格控制枪支的决心，抽样调查显示72%的妇女赞同严格的枪支管理，而男性只有22%的人有此要求，同时她们也表示了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担忧。 随着校园血案屡次发生，青少年犯罪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2000年4月，也就是哥伦拜恩惨案一周年之际，《时代周刊》和“发现”电视频道联合对青少年犯罪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70%的青少年和59%的家长认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增加了，53%的青少年认为校园不太安全，约30%的青少年在学校目击过暴力行为。在问及校园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时，青少年将暴力列为第二位（14%），仅次于毒品（32%）。而对于谁该对校园暴力负责的问题，根据CNN的一次对659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60%的人认为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枪支易得，49%的人认为影视等娱乐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34%的人认为互联网也有负面影响。 可见，枪支是罪魁祸首似乎已成定论。据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有10万名枪支经销商，他们卖出的一半枪支被用于犯罪活动。现在美国每年约有1200万的枪支在全国范围内售出，合法的商店往往会成为枪支流向罪犯和黑市的渠道。因此近年来人们要求严格控制枪支销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希望通过立法的手段，加强枪支管制，严查购枪者的背景，限制青少年购买枪支。 哥伦拜恩惨案发生不久，国会参众两院曾对有关枪支管制的法案进行过激烈的争论。1999年5月20日，参议院以51:50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对购枪者的背景进行调查，时限为3个工作日，而同年6月18日，众议院以218:211通过了由约翰·迪基尔提出的法案，该案虽然也要求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却限制在24小时内完成。根据现有法律，美国老百姓可以在每年大约4400个枪支展示会上从黑法枪犯中购买到枪支，而无须接受调查，这已经成为罪犯和青少年获得枪支的途径之一。 在美国之所以难以通过严法，主要原因还是来自美国所谓的枪文化，不少美国人认为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了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故拥有枪支是天经地义的，在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调查中，48%的人认为，严格的枪支管理法不能减少暴力活动，另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只有57%的人赞同出台新的严法。而这种论点的表现，就是在2000年美国全国枪支协会的会员有所增加，目前已经达3百万人之多。全国枪支协会凭借人员众多，资金雄厚的优势，应运用其强大的影响游说国会，反对枪支控制法案的出台。要求限时24小时完成购枪者背景的众议员迪基尔就是全国枪支协会的前董事，他提出的该法案得到了该协会的支持，另一位强烈反对枪支控制的众议员巴尔是全国枪支协会的现董事会成员，他公开声称，枪支成了少年暴力的替罪羊，认为新闻媒体只攻击枪支带来的危害，而忽视了文化的影响，以及学校和家长的责任。在他看来，应该追究的是文化，而不是枪支。 就在百万母亲大游行的同时，由全国枪支协会和一些反对枪支控制的组织如“第二修正案姐妹”等也在华盛顿等地开展游行，要求捍卫拥有枪支的权利，这场势均力敌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而全国枪支协会与布什总统和共和党的亲密关系使得这场斗争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二、埃连事件的背后 1999年11月22日古巴小男孩埃连·冈萨雷斯随同母亲等人搭乘小船，企图偷渡美国，结果浪大船翻，包括埃连母亲在内的大多数人淹死，埃连被绑在轮胎上幸免于难，被佛罗里达的渔民救起，寄养在迈阿密的亲戚家，以后在埃连的去留问题上，在美古两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美国对古巴政策，尤其是非法移民政策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古巴自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以来，一直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心腹之患，美国用各种手段，从武装入侵、外交孤立到经济封锁，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而鼓励非法移民外逃也是美国积蓄反古力量的手段之一，因此埃连事件并非偶然，其悲剧也非罕见，每年飓风季节过后，许多古巴人为能够移居美国，铤而走险，偷渡美国。埃连只不过因为小小年纪因偷渡而失去母亲，而格外受到美国有关人士、反古组织和舆论界的“青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CNN等多家电视网的头条新闻，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而埃连事件引发的移民政策上的争论应该才是问题的关键。 美国的古巴移民/难民政策是冷战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目的是敌视和颠覆古巴现政权。1959年古巴革命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开始实施“古巴难民安置计划”，接纳了6万多古巴难民。1965年9月，古巴政府放宽难民出境，约翰逊总统再次实施“古巴难民安置计划”，1966年又颁布了《古巴难民调整法》，允许古巴难民拥有在入境两年后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权利，所以在1965年12月至1973年4月间，美国共接受了34万古巴难民。1980年4月卡斯特罗开放海岸线，声称愿意离开者可自由离开，在以后的不到6个月中，12.5万古巴人在古裔美国人的帮助下，乘小船在佛罗里达登陆。1994年古巴政府再次开放海岸线，历史重演，仅1994年8月一个月份就有1.16万人涌入美国。面对这种情况，克林顿总统宣布不允许非法移民进入，同年9月古美两国达成协议，美国每年提供2万个签证给愿意移居美国的古巴人，目的是打击非法移民，1995年两国又再次将该协议完善。但是，实际上古美两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矛盾仍未解决，甚至传言卡斯特罗将再次开放海岸线，推翻1995年的两国协议。对此，1999年8月5日卡斯特罗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否认这种说法，但他也指责美国不认真履行协议，2万个配额远没有用完。此外，古美协议也存在漏洞，即美国在海上拦截的古巴人被遣返，但在岸上抓住的则有权申请避难权，这也是美国有意向非法移民敞开大门。在卡斯特罗讲话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埃连偷渡获救的事件，这有如导火索，将非法移民的矛盾再次公开化和激烈化了。 造成美国对古巴移民政策现状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意识形态色彩继续存在。尽管近年来古美关系有所松动，但美国还是希望古巴也能象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发生政权更迭，放弃社会主义，因此，在埃连获救后，被美国媒体誉为投奔自由世界的“民主小斗士”，尽管美国当局也明白，现在在古巴非法移民中经济成分是主要的；二是日益壮大的古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20世纪60年代后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士迅速在佛罗里达崛起，他们不仅取得了经济的飞跃，而且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古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从事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是一支强有力的反古势力，反对古美缓和。古裔美国人势力还发展到能左右地方当局的状况，1999年10月10日，一支古巴乐队访问迈阿密，遭到古巴社区4000多人的抵抗，他们的行动还受到了古裔市长和市委员会主席的公开支持。埃连事件后，古巴流亡人士多次集会，反对移民局将埃连送回古巴，在埃连被联邦特工强行从其亲戚家带走后，他们更是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迈阿密市市长公开指责政府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犯罪。面对如此强大的古裔美国人，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上不得不小心谨慎，尤其是大选之年。1980年时尽管大量非法移民的到来，给佛州南部，尤其是迈阿密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当年是大选年，卡特总统害怕失去古裔美国人的选票，还是号召全国“敞开心灵，张开双臂”，欢迎古巴难民。2000年又值大选年，故埃连事件成为两党候选人拉拢古裔美国人的砝码。 美国对古巴的移民政策不仅造成了古美关系的紧张，古巴非法移民屡禁不止，而且由于其移民政策的双重性，也造成了佛罗里达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紧张，具体地说，就是海地移民认为，美国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欢迎古巴移民，而控制海地移民。2000年元旦，407名海地人偷渡美国，其中6人死亡，其余被海岸警备队抓获，按规定将被遣返，其中一名妇女因有4个月的身孕获准上岸治疗，而她同行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则被送回海地。此时正是埃连事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迈阿密的海地裔人在2000年1月12日集会，声称海地孩子也是孩子，应该与古巴孩子一样，有权与父母在一起。海地人的行动得到了黑人的支持，在几天以后的金牧师纪念日大会上，黑人要求结束双重标准的移民政策，平等对待古巴和海地移民。 美国在对待古巴和海地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非象美国政府所说的是区别“政治难民”和“经济移民”，换言之就是，古巴移民是背叛政府，投奔民主和自由，而海地移民则是单纯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来美国，而事实是，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海地移民的不同遭遇来自他们的国家和肤色与古巴人不同。80年代初，大批古巴非法移民逃往美国 时，海地船民也开始偷渡美国，但海地难民以遣返为主，原因是海地政府尽管独裁，但是是右翼亲美，与卡斯特罗有着本质区别。此外，从种族上论，海地人属黑色肤色，当时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就抨击政府对海地难民政策是种族歧视，这也无不道理。 2000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埃连应该回到古巴其生父那里，小埃连终于回家了，但他引发的风波远未结束。在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的古裔美国人给布什以支持，布什该如何回报他们，古美关系向何处去？古美两国将如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只能拭目以待。 三、从布什新内阁成员看美国种族关系现状 在新组成的政府内阁中，布什总统在其成员的种族构成上，也煞费苦心，除了非洲裔鲍威尔出任国务卿、佩奇出任教育部长外，布什还任命了日裔峰田为运输部长，黎巴嫩裔亚伯拉罕为能源部长，华裔赵小兰为劳工部长，其中赵小兰是有史以来担任最高政府职务的华裔人士。此次内阁成员的“多样性”，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美国社会多元化趋势，同时也表现了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种族关系趋于缓和。 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曾被誉为是民族的大熔炉。在近30年来由于移民政策的修改，移民人口急剧增加，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报告表明，截止到1998年7月1日，有2500多万居民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这些居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8%上升到近10%，也就是说，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出生地是外国。而这些新移民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主，在20世纪的90年代，拉美裔人口增长了34%，亚裔则跃升了40%，目前美国人口中白人占72 %，黑人占12%，拉美裔占11%，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裔民占4%，印地安人占1%，在加里福尼亚，由于移民潮的影响，白人在人口中已经不占多数（49.9%），硅谷所在的加里福尼亚圣克拉拉县近年来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该县的白人人口占82%，而今天白人占49%，拉丁裔占24%，亚裔占23%，黑人占4%。加州仅是未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在新世纪，美国的种族状况将继续发生变化，到2050年，白人人口将占微弱多数，为52.5%，拉美裔人将成为最大少数民族，占24.8%，黑人占13.9%，亚裔占7. 9%，印第安人占1%，人口结构的变化，势必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对新世纪产生影响，尤其是这些新移民与美国传统上移民有着语言、文化及肤色等的区别，美国将继续成为民族的大熔炉？还是将变为“马塞克”，众人观点不一，但有一点事实是不争的，即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势力的扩大，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000年总统大选就是一例，面对将近8百万的拉美裔选民，而其中又以年轻人为主，两党候选人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术，从迎合拉美裔选民的文化和需求，到花巨资做西班亚语广告，据报载，布什和戈尔分别花了1千万美元广告费来吸引拉美裔选民，创下了历史新记录，为拉拢年轻选民，布什还把其会讲西班牙语的侄子也推到了竞选的前台，等等，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少数民族力量的增大，另外不仅是民主党，而且共和党也不再敢小看其力量了。 急风暴雨式的民权运动将少数民族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62年鲍威尔偕妻子驱车前往北卡罗来纳的军营，途径弗吉尼亚境内，竟然找不到一家允许黑人上厕所的加油站。时隔近40年后，鲍威尔成为了政府内阁成员之首，这不能不说历史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得力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 在美国历史上，受歧视和压迫最深的，首推是黑人，在长达一世纪的时间里，黑人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黑人也是最早起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黑人民权运动取得的成就，不仅使黑人，尤其是美国南方的黑人参政热情高涨，黑人当选公职人员的人数增加，实现了从二等公民向积极参政的转变，而且也使其他受歧视少数民族集团受益，鼓舞了他们起来进行斗争，黑人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模式。具体的说，黑人在争取自己权利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激烈的直接群众斗争，这导致了60年代的三个重要民权法案的通过，即1964年《民权法》取消了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政策，1965年《选举权法》打破了束缚黑人投票的枷锁，实现了黑人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1968年《民权法》从法律上给予了黑人自由挑选住宅的机会。这三个法案从法律上保证了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从约翰逊总统任内开始实施的“肯定性行动”在就业、承包、入学方面给予黑人一定的照顾，也使黑人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为改善黑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起了一定作用；二是利用手中的投票权，积极参政，为黑人走上政坛打下基础。据最新统计，由于黑人投票率骤增，而其直接结果是黑人民选官员人数增加，目前为6000名左右，比1970年时增加了6倍。黑人进入了国会，成为参众两院的议员，1970年国会成立了黑人党团。黑人成为了一些大城市如华盛顿、纽约、芝加哥、落杉矶、亚特兰大等市的市长，1990年黑奴后代道格·威尔德成为了弗吉尼亚的州长，是南方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州长，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黑人还进入了政府各部门，在此次布什内阁中，鲍威尔被任命为国务卿也决非偶然。由于黑人官员的当选，他们上任后，对黑人社区发展、黑人状况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以亚特兰大为例， 1973年梅那德·杰克逊成为亚特兰大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致力于黑人社区的改善。1973年市政合同仅有1%给予了少数族裔，而1984年杰克逊离任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31%。杰克逊作为市长，曾大刀阔斧改革，比较激进，如他声称若黑人公司得不到新国际机场的合同，他宁愿推迟开工，他还以撤走市资金为挟，要求一些银行至少在其董事会任命1或2名黑人。 黑人的胜利成果也大大地鼓励了其他少数民族集团，他们也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如墨西哥裔美国人自称“奇卡诺”（Chicano），他们成立自己组织和协会，一方面为争取经济权利而奔走，要求提高墨裔农业工人的工资和待遇，另一方面主张双语教育，开设相关课程，保存自己的文化，提倡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亚裔集团在历史上也惨遭歧视，如华裔移民曾长期受《排华法案》迫害和排斥，日裔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投入集中营，没收财产等。但是无论是在美国出生的亚裔，还是70年代以后新移民美国的亚裔，由于自身较高的文化水平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摆脱贫困，取得事业上的成就方面速度比较快，如1999年在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开设的高科技公司占了29%，创造了6万个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成功的同时，亚裔在为保护自己的权利方面也取得了成绩，如在“李文和案”中，面对美国国内存在歧视华裔和亚裔的现象，以百人会、美华协会、亚美法律中心、日裔公民联盟等14个著名亚裔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指责李文和案中存在种族歧视现象，要求美国政府保证李文和的公民权利，在加里福尼亚，社会各界还成立了“李文和辩护基金会”，支持李文和及家人的辩护行动。应该说，自民权运动以来，美国少数民族集团为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势必对未来的美国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整体看美国社会种族关系趋于缓和。民权运动以后，从美国社会来看，种族关系缓和成为一种趋势，种族平等的观念开始在各阶层形成。1958年时有55%的白人不会因隔壁邻居是黑人而搬走，到了1978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85%。甚至在以种族态度保守而著称的美国南方，情况也有所好转，1999年的抽样调查称，56%的南方白人赞同种族融合，而1991年时这个数字只有47%。亚拉巴马前州长乔治·华莱士在50-60年代，曾公开发誓，“种族隔离制度永存”，但到1983年他最后一任期里，他的州政府班子里有25.4%的黑人，1970年仅有2%。1985年3月，在塞尔马市游行20周年之际，他在州长官邸接待了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杰克逊惊奇地发现，华莱士的态度、举止都发生了变化，这说明采取极端保守立场的人越来越少。 作为种族关系缓和的标志之一，就是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日益普遍。1998年的统计，白人/拉美裔通婚占52%，白人/亚裔占19%， 白人/黑人占9%，预计到2050年，将有21%的美国人来自不同种/民族通婚的家庭。尽管白人/黑人通婚比例从60年代的1.5% 上升到现在的9%，但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低的，这主要是受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影响。 但是我们并不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一项抽样调查中，美国人将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列为新千年的首要问题，而且在种族关系趋于缓和的大前提下，不和谐的声调也仍旧存在，如1999年克林顿总统在任命黑人和拉美裔法官时，就遭到参议院否决。此外，因种族而遭致的仇恨事件也时常发生，如加州犹太社区日托所的枪击事件，直接的种族对抗也仍然存在，如1992年落杉矶暴乱，1999年德克萨斯的一名黑人青年被几个白人用车活活拖死，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三K党对黑人的暴力袭击，烧毁黑人教堂的事件不断出现，因此种族问题仍旧是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