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美日同盟演变的因素 美日同盟从成立以来经历了“纸上同盟”、漂流、强化等几个阶段。冷战结束后其原有的威胁已经消失，但在经过几年的漂流之后，美日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克林顿上任伊始曾把攻克美日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视为当务之急，但美国政府深知矫枉过正将有损美日和谐；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从建立西方大同盟的角度开始重新审视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意义。在此背景下，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在1994年秋提交了旨在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奈建议”。美日两国据此于1995年1月成立了由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日本外相和防卫厅长官组成的美日安全保障协商机制即“2＋2”会议，随后美国防部发表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 。1995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冷战后的第一部《防卫计划大纲》，开宗明义地宣称“日美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我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将继续为确保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1996年4月17日，美日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而向21世纪的同盟》，确认了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美日同盟关系将继续是面向21世纪确保亚太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在台海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后，两国又于1997年9月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进一步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建立了针对冷战后亚太局势变化的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使日本自卫队为摆脱“专守防卫”传统职能的束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标志着美日同盟的性质开始从单纯的“美国保护日本”向“美日联合关注周边”的方向扩展。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日两国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而中国的不断崛起进一步加深了美日两国的担忧。此后，美日同盟得到了显著加强。总的来看，美日同盟在新时期的变化主要可以归因于以下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911事件后美日外交战略的调整。 911事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大冲击，首先导致其安全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把推进反恐战争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而依靠盟国的支持和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反恐国际联盟是美国取得反恐战争彻底胜利的必要条件。在这次反恐战争中，美国更加重视日本的作用，美国政要不断在各种场合催促甚至以不支持日本入常相威胁，要求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更多协助。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会见日本驻美大使时明确表示，“希望在这次反恐行动中，日本能够与盟国加强合作，展示自己的国旗。”其次，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部署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从美国国防部新世纪以来的两次“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略上关注的重点已从欧洲转向亚洲，该报告把亚洲列为美国“拥有关键和重要利益”的首要地区，提出美国应将该地区列为加强前沿军事部署的重点，以防止这个关键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的控制中。报告还提出美国应通过安全合作，使盟友的战略取向与美国保持一致。2001年, 在美国公布的《国防计划修正报告》中提出了从日本海直到中东的“动荡的弧形地带”这一新的安全概念，主张美国在维持冲绳战略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同盟关系，强化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能力，促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这一新安全概念中最重要的前沿基地。2002年9月,美国确定了“先发制人”的新战略,并于2004年开始调整美军的全球军事部署,以便“在适当的地方部署适当的军事能力”,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无法预测的危险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一系列被称为“秋千权力战略”的实质是: 美国在收缩海外驻军的同时大力提高机动性和综合性的打击能力,作为“外部平衡者”游刃于亚太、北太平洋和西半球三个主要地区之间, 以维系其全球战略优势。为实施这一战略就必须提升盟国在同盟体系中的军事功能，确保盟国承担美军行动的基础部分。具体到日美同盟,则谋求在将来的联合军事行动中,日本作为美军跨太平洋的后勤基地和作战前方基地,执行后勤保障和战后治安等任务,而直接作战行动以及全部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则由美国掌管。 日本认为，911事件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国际秩序出现重组的动向，也为日本提高其国际影响和获取大国地位提供了有利时机，日本首先可以借此向美示好，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日本认为由于美国实行以反恐划线的方针，根据各国对反恐的态度区别亲疏友敌，积极支持美国反恐可以博得美国人民的好感，使布什政府更加器重日本，还可以洗刷日本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只出钱不出人的不良名声。小泉首相在国会表示，在国际社会的反恐怖战争中，日本如果挑肥拣瘦，就难以在国际上得到有名誉的地位 ；其次，日本可以借反恐的名义实现向海外派兵。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其自卫队能走出国门，在亚洲扩大军事影响。1996年日美安全条约经过重新定义和防卫合作指针经过修订后，日本自卫队的任务由保卫本土扩大到与美军一起“为亚洲的稳定作贡献”，即介入亚洲地区的冲突，这为自卫队到国外活动提供了现实可能。911事件更给日本一个机会，使日本可以借支援美国反恐战争的名义，实现其多年的宿愿，突破战后的军事制约；再次，911恐怖袭击确实也使日本看到了强大的西方国家在恐怖袭击面前的脆弱，而缺乏国际影响力和独立的自卫能力的日本只有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才可能获得足够的安全保证，以有效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二）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不仅成为赋予东亚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之一，而且也成为美日担心提防的重点。其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政治前景和军事增长。首先，美日认为中国的政治前景不明，政治决策不透明，外界无法了解中国政府的战略思路，只能依靠猜测。其次，认为中国的现实能力与政府宣传有距离，故对中国实际意图持怀疑或观望态度；《中国军力报告》就宣称，中国的实际军费预算和具体组成仍不为人知，随着军力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将做出怎样的选择仍是一个疑问 ；再次是认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发展前景难以预料。政治前景不明的悲观结果可能导致经济金融体系崩溃，难民、暴力、毒品输出，核武器扩散，生态灾难，这将对美日利益造成威胁。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柯瑞杰声称，眼下最大的未知因素是中国的稳定和长期的意识形态，为此美国需要继续发展军事能力，以对这个地区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出反应。中情局局长戈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直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对驻扎在台海地区的美军构成了威胁”。 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在新加坡参会时指责中国在未受明显威胁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军力，不仅威胁到台湾，也威胁到其他国家 。他们对中国发展军力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相信即使中国主观上不愿直接对美提出军事挑战，但在客观上不断加强的能力也可被用于侵犯美国利益。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确保中国的发展方向符合美日的利益需求，就成为两国共同关注的课题。2006年初,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并大力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合作，还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对美依赖心理强化双边关系。2006年5月,在美国的极力催促下，美日就驻日美军调整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府顾问森本敏与冈本行夫认为,“美军调整八成以上是为了针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美军调整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对日本来说，一方面追随强者是明治维新以来其一贯的外交传统,小泉政权更是将其强调到了极至。小泉曾说:“日美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日美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才有可能面对面地与中韩打交道。” 更重要得是，日本认为中国的逐步崛起已经影响到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一威胁比恐怖主义更为“紧迫”，影响更为深远，2004 年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表示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表明“顾虑中国”不再是日美进行战略对话的障碍。同时,日本继续进行兵力和装备构成的重心南移, 配合冲绳美军加强日美同盟在东海和台湾海峡等海域的军事存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军的指导下开始强化在东海等浅海地区的反潜训练,凸显了监控和抑制中国海军发展的意图。2005年2 月签署的《日美共同声明》宣示了日美同盟的战略重心将从日本转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国沿海等日本域外地区, 进一步明确了将中国视为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中心的姿态。 （三）日本国内政治因素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冷战的终结,日本国内的政治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些事件, 导致日本国内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力量进一步陷人信仰危机并趋于衰退, 右翼势力趁机加强,政党政治和社会思潮日趋保守化, 国民政治运动几乎趋于沉寂。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持续了38 年的保守党与革新党(即同在1955年结成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的所谓“1955 体制”终于在1993年分崩离析。从1993到1996年,自民党经过分裂、重组并恢复了一党独大地位,而长期以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平宪法、反省侵略历史、主张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的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越来越受到冷落,在国会的议席日益减少, 残存的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制衡作用被严重削弱。 在保守势力的控制下，当前日本政府对日美同盟的作用和地位的考虑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日本的近邻外交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衡量日美同盟在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在小泉政权大力推行"对美一边倒" 路线的五年多时间里,认为“日本需要美国保护以便防范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日本精英层的共识，但围绕“对美一边倒”还是“首先重视对美关系的同时也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华关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 对小泉政权推行的“对美一边倒”政策的批评依然强烈,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大力呼吁日、美、中关系应该成为"等边三角形"。自民党内主张坚持和平主义、重视对华关系的政治力量也在聚集,日本理性的政治方量显然期待通过妥善处理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两头获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加深并不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 必然需要建立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二明确表示，同盟不是“命运共同体”，而基本上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至于美日同盟对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的作用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为了减少美国对其提高自身独立性的疑虑，以及借助于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大国目标，日本必须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取悦美国，换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正常化和外交自主性的支持；但同时，日美同盟又发挥着制约日本过于自主、军力过于扩张的作用，甚至连主张大力强化日美同盟的新保守主义者也认为, 美国支持日本发展其军事力量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军事力量的真正效能只有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与美军的地区战略及战力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鉴于美国的超强地位，现阶段的日本没有别的选择，安倍上台以后仍然要继承小泉的对美外交依赖态势，但随着持现实主义观念的自由派和支持追求国家独立性的力量对日美同盟疑虑的逐步加深，看似牢固的日美同盟的根基不可避免会受到销蚀。 二、美国各界对美日同盟的认识 美日关系的基础是安全同盟。美日安全同盟被美国的主流学派认为是现代外交史上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由于对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及美日同盟关系认知上的差异，近来一些主流学派形成了不同的主张。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维持同盟现状”派认为当前的同盟安排能最好地为美国服务。因为，美国可以使用日本的基地，美国军队能对亚太及其更远的地区突发性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同时，美国对日本及其他亚洲盟国的安全承诺使日本安心并使他们秉承适度的防卫政策，这又能使那些对日本战略意图和能力心存疑虑的亚洲国家感到安心。这种观点因其维持了同盟的不对称性而成为许多美国人的首选。他们显然认为，改变同盟现状将破坏中日之间微妙的均势。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格林则竭力宣扬“渐进主义”观点。他认为日美的安全关系已难以维系，这一同盟在和平时期尚可运作，但遇到重大的地区危机便告失败。渐进主义者因而支持重塑同盟来改变其条款，并认为渐进是促进同盟关系调整的最佳办法。他们指出渐进的方式不会破坏日本国内的安全共识，也不会威胁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安全角色的定位或多或少感到两难的美国人来说，这一方法无疑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国防部以及国务院管理美日安全关系的政策制定者中，这一观点都颇为突出。 但以理查德•阿米蒂奇和保尔•沃尔福威茨等为代表的官员则积极鼓吹日本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由于美国和日本享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和安全目标，因此日本承担责任越多，对美国越有利；而且也只有通过更加强大的同盟，美日两国才能共同协作来面对中国，使中国不致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早在2000年3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安全研讨会上，阿米蒂奇就呼吁美日订立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的新盟约，认为这是建立成功的安全伙伴关系的关键一步。随后由他本人、沃尔福威茨、詹姆斯•凯利和约瑟夫•奈为首的两党人士共同起草的美日关系特别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阿米蒂奇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对下一届政府的日本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该报告声称，亚洲地区集中了世界上一些最庞大、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核武装国家，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对抗大有一触即发、演变为把美国卷人的大规模冲突之势，印度次大陆是个主要的冲突地带，在上述地区的冲突都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在这块充满希望却又潜伏着危险的地方，美日安全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然而双边关系却“一直徘徊不前，失去了中心和连贯性”，因此作者提出，“重新改进、再次振兴和调整美日同盟的时候到了。”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基于美英特殊关系的模式提升美日双边安全关系，并对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塑提出了7 点建议：1、美国应明确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防卫负有责任和义务，日本也应该成为对等性（负有保护美国的责任和义务）的同盟国；2、为使安全保障条约发挥切实的机能，日本应沿着新《美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