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简介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耒阳。1947-48肄业于燕京大学，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自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国际活动，广泛接触各国人士，到过亚、非、拉、欧几十个国家。改革开放后专事学术研究，与美国各界交往较多，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年。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曾任《美国研究》主编。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2000年-2005年应聘为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中美双方各一名主任）。 专著及论文多次获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国务院授予全国突出贡献专家，领取特殊津贴。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 主要论著 1．学术著作：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7，重庆人民出版社。 《追根溯源》，2001，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前一本书的修订重版，原书名作为副标题，并加长篇序言）。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两卷本），主编及主要撰稿人。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主编并序，（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两卷本），合著并主编，2000，三联书店初版，2001再版。 《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 《财富的归宿》20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散财之道》补充修订本） 《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台关系四十年》（论文集），与何迪合编，并序，1991，人民文学出版社。 《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与陶文钊合编，并序，1996，安徽大学出版社。（此书为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时第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2．译著： 《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法）巴尔扎克著（从法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以后以各种版本多次重印。 《啊，拓荒者！》，（美）薇拉•凯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后以不同版本多次重印，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英对照本，收入《名著名译丛书》。 《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英），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散文随笔： 3．《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1995，辽宁教育出版社 《锦瑟无端》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斗室中的天下》2005,清华大学出版社 正文： 身居斗室观天下 ——名誉学部委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先生访谈 资中筠先生是我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也是我最敬重的长者之一。除了师徒情分之外，我佩服她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学术的执着，更敬佩她站高望远、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我在资先生的家中对她进行了访谈。言谈之间，资先生的坦率、严谨和脱俗的气质再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著 述 篇 1、 您从事了多年的民间外交，为何到了1980年近50岁的时候转入学术领域？当时没有觉得治学起步的时间过晚？ 答：确实我前半生做的都是实际工作，从事的是那时所谓的“民间外交”。远的不说，尼克松访华前后，我从干校被调回到对外友协的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的副处长，而接待对象多数是各国名流或“友好人士”。那时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送往迎来，越来越觉得很没意思。改革开放以后，要求调动工作不算是大逆不道了。当时正好生了一场病，就以身体不好为由要求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即使在封闭时代，该图书馆也购进许多外文资料，比如《国会纪录》和《美国对外关系》（国务院解密档案）基本上都是全套的。我觉得去了之后又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所以就要求去。据说我是当时唯一主动要求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我那个时候倒没有考虑年纪大了，以后成绩如何的问题，因为当时“职称”观念不强，只想坐下来好好看些东西。另外，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受家庭和早期教育的影响，更愿回归自我，跳出世俗的虚荣，而对外界的议论能处之泰然。 还有一点也刺激我非调动工作不可。在我动手术、打麻药之际，我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我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这让我觉得太遗憾了，觉得怎么样都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留下一些东西。现在我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做不完的事，说明选择对了。 2、 回首望去，此前半生的民间外交经历对于您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何裨益？ 答：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实际工作也没有白做，对我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感觉一些完全没有接触实际工作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议论有些隔靴搔痒，从理论到理论，说很多云山雾罩的话，实际上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或者复杂的简单化。我从事民间外交时是一个特殊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以民间的名义的对外活动地位很重要，我有机会去了很多国家，接触了很多事情，而且有特殊的机会领会相当高层的决策考虑。那个时候，出国开会，代表团常会听周总理交代政策，分析国际形势。亲身经历的事情，当时或许不理解其深意，但后来与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逐步明白了。等到我研究国际问题的时候，这些实践的经验和政策考虑自然而然很有帮助。有没有这个实践经验，我觉得判断力很不一样。 3、 到了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您首先着眼的是台湾问题，并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国内外广为关注的文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请您谈谈其中的缘由。 答：最初到国际问题研究所时，除了《国际问题研究》可以公开发表文章外，那里主要写内部报告。很多人主要是看外国报刊杂志，追踪事态的发展。而我发现图书馆有很多好书，就整天泡图书馆，心情比较舒畅。当时《美国对外关系》（解密外交档案）来得非常及时，根据30年解密制度，能看到1945年到1950年的美国外交档案，而这正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时期。如同发现了金矿一样，我每天都在看这些文件。当时美国学者根据这个材料出版了《未定之秋》，而国内没有人看这些档案。几个月后，我就写出了“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那是我的第一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当时正值中美“八•一七公报”谈判的时候，这篇文章恰恰论证了美国分离台湾的意图，因此引起了轰动。外交部长黄华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就让《人民日报》全文整版转载。然后新华社又将该文译成各种文字发稿。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各国都非常重视，甚至以为这篇文章是中国政府授意而作。其实我完全是无心插柳，看了些档案，根据自己的心得写出的。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好像就算是我在研究工作上站住脚了。等到我第二次访美的时候，居然在一位国会议员助理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这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流传甚广，甚至连拉美国家都有此文的西班牙文版本。 4、 你于1987年出版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利用了美国的外交档案文件， 至今看来资料非常扎实，论断准确得当，对于人们了解建国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帮助。据我所知，这本书也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20年后回首，您个人怎么看待这本书，您觉得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后来者还有没有继续挖掘的空间？ 答：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那些档案材料越看越有意思，我就想写成一本书。从1945年开始到1951年那几年有关远东和中国部分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我几乎每篇都翻看了，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这本书大多数时间是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写成的。那个时候他们给我特殊的照顾，没有让我忙于写内部报告，而且允许我不坐班，在家写书。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调到社科院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李慎之，谈得非常投机，刚好美国研究所初建，他要我来当副所长，他是我遇到的老干部中思想最开放，中、西学都有较高修养的，而且不打官腔。我就打破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决定，被说服当副所长。那时改革开放气氛较浓，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有一番新的作为。当时正好近代史所的丁名楠老先生主持《中美关系史丛书》，他很欢迎这本书，就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国内专著出版。 现在回头来看，我感觉这本书的论述还是站得住脚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赶着出书的压力。既不是谁布置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事先纳入谁的项目才去做的，完全是我个人的兴趣。写作的时候完全投入进去，也很轻松。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人反驳说当时美国的政策不是那个样子的。这本书应当是比较早地理清了那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脉络。有一些观点现在已不足为奇，但那时还比较新鲜，例如详细剖析了美蒋的矛盾、美国国内各种派系的差异、美国对国共双方态度前后的变化及其根源，等等。而到那时为止的传统观点还是把美国国内和“美蒋”都看成铁板一块，没有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中看。我还提出有跟许多国内外学界不太一样的看法，即一般人认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中美建交可以大大提早。我则认为，尽管杜鲁门发表放弃台湾的声明，但此后到朝鲜战争开始之前的半年，美国的对台政策已出现了逆转。由于当时冷战形势更趋紧张，美国国内要求干预台湾的势力又抬头了。另外还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已经公开“一边倒”，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加强等等。在我看来，朝鲜战争只是给了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契机。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也未必能避免一段时期的对抗。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些美国学者主张出英译本。当时的社科院领导很支持，批了一笔翻译费。但后来由于签约的美国出版社破产了，英文版一直拖到2003年才由另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尽管我加了一篇联系当前形势的长序，但时效性差了许多。不过，作为历史著作，还是没有失去意义。谁要了解这段历史，看这本书还是有用的。我有两点遗憾。一是中国方面档案不开放，结果完全是依据美国档案，只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而已。另外一点是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没有摆脱某些教条主义的束缚，文字也比较死板。如果现在再写的话，可能会更加放开，客观一点，可读性更强些。 5、 时至今日，尚没有其他学者的著述超过《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能否就这本书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就您个人看来，这本书的最大亮点在哪里？是否还有缺憾？ 答：没有其他著作超过不敢说。这本书是“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完成第一本书后，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继续研究中美关系。当时我搜集了很多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的材料，可以继续做下去。另一个就是把面放宽一些，研究整个美国外交。就个人的兴趣而言，想放宽一些，而不仅仅限于中美关系。那时我已出任美国所所长，眼界也需要放宽一些。正好世界知识出版社来约稿，又赶上申请社科基金项目的时机，于是决定集中写战后的美国外交。这是一个八人参加的项目。我写的最多，除了自己完成总绪论和四章之外，通审也花了不少精力。由于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部分不太令人满意。不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眼界和思想，以及写作的能力，比写第一本书时有所进步，可读性较强一点。还有一点，我坚持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我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我坚持下做了索引。 我为《外交史》写的总绪论单独发表的题目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这篇文章表述了我当时比较完整的想法，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当时，由于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一书畅销，“美国衰落论”在国内外都很盛行，我明确反对，从软实力、人才流动等方面阐述了美国为何不会衰落。这点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当然，文章最后的结论站不住脚，那就是认为“雅尔塔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等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雅尔塔格局”完了。这引起我的反思，结果发现自己的思想还是按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就是认为一个世界格局的确立或打破，需要经历一场比较大的战争。实践证明并非完全如此。我开始意识到搞国际关系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只考虑各国的对外关系，而不重视对象国内部的状况。由此，我后来出版的《冷眼向洋》，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来写的，注重考察20世纪几股大的力量的沉浮。其出发点是认为国家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与他国的关系，而是其国内的发展。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内部出了问题，而并非被他国搞垮。《冷眼向洋》的总绪论代表了我对整个20世纪各种力量兴衰的看法。 6、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出版后，一度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的用意是总结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中借鉴一些东西，然后展望未来。就您看来，美国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何在？ 答：《冷眼向洋》一书着重从“软实力”角度考察美国强盛之道。首先打破人们对美国先入为主的误解：一是认为美国历史短暂；二是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而是论述美国拥有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指出它承继了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以来的一套理想和精神，然后在广袤的土地上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起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详细的无法尽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书。现在《冷眼向洋》要出修订版了。在修订版中美国部分我主要加强了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的内容。并加了一章“9.11以后的美国”。 7、 您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自2001年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从何时开始研究美国基金会的？为何对美国的基金会发生了兴趣? 答：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写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后来在写《冷眼向洋》的过程中，发现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超出常人想象的作用，是早期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而非一般的慈善事业。尽管《冷眼向洋》中专为此写了一章，但我感觉犹言未尽，同时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于是就决定写一本书，这就是《散财之道》。我利用短期访美的机会，跑了很多档案馆，还走访了几十家美国基金会。最初还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来写的，并没有想到要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想到这本书推出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发展慈善事业的时候，因此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关注，从而使我也进入到另外一个圈子。两年后这本书就再版，我将书名改成了《财富的归宿》，并加了一章关于中国公益组织及其处境问题的论述。这本书也引起了美方的注意，凯特林基金会主动提出由他们主持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如果论社会效益，在我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大的。 8、 除了学术著述之外，您还翻译多部文学作品，诸如《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其实更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则是您以“梅嘉”为笔名而翻译的《廊桥遗梦》。2004年，您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从您来看，如果翻译好一部作品，哪些方面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答：我做翻译的工作完全是为了自娱，从来不翻译有关国际问题的著作，但必须是我感兴趣，认为有价值的。唯独《廊桥遗梦》例外，完全是应出版社之邀，不是我选的，休闲译着玩的，所以唯一的一次用了笔名。当时没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热销，我当然更不愿意以此出名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译著中从不列入此书。 现在的翻译粗制滥造太多了。我写过多篇论述翻译的文章，收在《斗室中的天下》和《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文集中，这里就不详谈了。我觉得现在的翻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不尊重读者，糊弄不懂外文的人。这里主要责任在出版社，为了赶畅销书赚钱，只求快，不问质量。二是译者的外文理解力以及所译专题的相关知识有限。三是中文功底太差。现在似乎只要懂一点外文，拿本字典，谁都能翻译，甚至是使用电脑软件翻译。或许技术性的资料可以，但学术、文学是绝对不行的。实际上翻译工作是挺难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 9、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据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了很多文章，并结成随笔集出版。虽然这些文章并非像学术论文那样长篇大论，但文笔优美，思想性很强。我想问的是，平时主要研究国际问题的您，思想却为何如此开阔，能够跨越中西，上下数千年，纵论天下？ 答：客观上来讲，退休后我没有研究任务了，可以随心所欲。另外，我精神状态还不错，脑力没有衰退。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实际上的接触面，不论是阅读的还是交往的面更广了，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至于你提到有关“中国学”的修养，我比师长辈们差远了。这一点点东西主要得力于幼学。从小母亲就让我背诵《论语》、读唐诗，那时在我们亲友中这也不是很特殊的。不过，我从小读书就凭兴趣。比如初中时候，《资治通鉴》在课本中只选了一两篇，但我有好奇心。刚好家里有一套线装的，就拿过来从头读。读《左传》也是这样。当然那时是生吞活剥，但对后来重读打下基础。我在大学上钱钟书《西洋文学史》一课的时候，对他开出的参考书都想读。一直往后，我看到某些片断引起兴趣，就想找原书来读，不过并不是总能做到。另外整个中小学时代课外书杂七杂八到手就看，阅读面非常广。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反而完全丢了，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长期“思想改造”中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一直到“文革”结束，除了政治学习之外，基本上不读书，政治学习也断章取义，并非系统读经典。唯一可以提得起的是为了提高法文读了一些法文古典名著，还有就是通读了《鲁迅全集》，那是从干校回来后极少数可出的书，我买了一套，真的从头读起，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不过总的说来将近20年大好光阴虚掷。后来搞国际关系研究，才开始恶补，那是从50岁之后开始的。可以说，我的读书是在早晚两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对于社会、对于民族的命运不能忘怀。从小学开始，就有忧患意识，个人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经历了许多多沉浮，还有机会接触到中学、西学。虽然比起上一代的学者还肤浅得很，但至少有所了解。一旦摆脱了各种教条和强加于己的想法，我就可以比较真实客观地比较我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 治 学 篇 1、首先请您谈谈哪些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素质？ 答：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如果要研究一个问题，你就应当有探索的要求。一般都是先读书（包括档案文件等等），有了心得才写出来，在写的过程中不断使思想条理化，再发掘出新的材料，不断向深、广钻研下去。这是做学问的正常路径。现在的课题制是倒过来的，先设定题目，再找人、找材料，还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上一辈的大学问家是没有人先申请课题再来做文章的。比如钱钟书写《管锥篇》、陈寅恪写《柳如是传》，怎么会先有课题呢？可能申请也难通过。过去的教授有较高的工资，能够做到十年磨一剑。就量而言，有些大家著作等身，但有些则很少，不能简单地以量的多少来评判。我自己真正成就比较多的，是在退休之后。一是著述的量比较多，更重要的是思想更解放，眼界更开阔，都是有所得而写，而不是应付评审。 在社科领域，不论哪个专业，文、史的水平都是基础，特别是搞国际关系的必须有历史感。作为学者，若赶时效，自然比不过第一线的记者，而应着眼于长期而深入地探讨真正有意义的题目。所谓有意义，首先就是你有深入探索的兴趣。其次你觉得可以微言大义，由具体问题看到更广更深层面的问题。比如你研究的美国枪支问题，看来很具体，但可以说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各方面的特点。研究课题不能随大流，必须有一个独特的角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了解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可能重复别人的劳动，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至于抄袭，那就更不可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揭发出来的是极少数。自律固然重要，整体而言，是教学、评审体制、师资都出了问题。 2、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美国，也多次出访美国，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或者说美国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有哪些？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从自己的感性来讲，美国的确是强大的国家。第一次访美回来，别人问我最羡慕什么，我说一是生存空间（因为那时我们住房极为逼窄），一是图书馆。美国人比较坦率、好交，不同意见第一次见面就可以争论而不伤和气，这点我特别欣赏。另外，他们的志愿精神，帮助他人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是美国人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是我在研究美国公益事业时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的。 不过，美国知识分子政治性太强，往往简单地评判某个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他们和政府联系紧密，老想影响政府政策。这一点和中国有点像，恰恰是我不喜欢的。当然，我交往的圈子有限，不可一概而论。另外，美国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总有一定的隔膜。即使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研究、同情中国的人士，在理解上还是显得生硬而简单化，非此即彼。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历过灾难深重的历史，就如同一个富家子弟永远也不能理解经历过苦难的没落世家子弟一样。我不认为美国没有文化，但比起欧洲缺乏深度和底蕴，过于实用主义了。 3、当初您要求我尽可能学贯中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应当追求的远大目标，不过也觉得要达到那种境界越来越难。在知识呈爆炸性增长的今天，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也越来越专业化，俗称“隔行如隔山”。就社科院来讲，对于年轻学者的要求也是要力求专而精，而非广而博。对此，您是如何看待广博与精深之间的关系？现在不少青年学者起步时感觉无从下手，往往找不到主攻方向。您能否谈谈自己的经验，并给他们一些建议。 答：我想我没有要求你真的达到“学贯中西”，这不现实，我也做不到。只是一个应该追求的理想的境界。广和精只是辩证的关系。如果某个人只知道本专业的知识，而其他一概不知，这是一个缺陷。反过来，如果真是精通某个领域，学问到一定程度是相通的，特别是社会科学不应像自然科学那样分工窄细。老一代的大家如冯友兰、钱钟书等可以学贯中西。现在这一代人本身“中学”功底就不行，想补起来都困难。不过，还是要尽可能多读一些东西，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至于做学问的经验，我认为应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刚起步的时候，要挑一个窄而细的题目，小题大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慢慢展开的。我觉得要研究美国的话，就应当从基础开始。研究美国外交，也要从历史的或当前的现实着手，不要空谈。另外，做学问需要有一点耐心，别马上想着出成果。当然现在要评职称，每年都要考评，所以出东西的压力不小。此外，现在的诱惑不少。适当参加一点活动有助于开眼界，但过多则浪费时间，影响深入思考问题。写报刊类的文章可以练笔，但也应适可而止。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讲应该如何，至于现实中有许多困难，我也理解，只有看个人的意志和修养了。 4、近年来，学术腐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您也曾写过一篇文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谈及学术腐败的三种现象。在我看来，可能学术腐败还远不止这些，有些来得更为隐蔽。那么您认为出现这些学术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学术界”应是最后一片净土“。可是就目前的趋势，我并不乐观。您对此乐观吗？ 答：的确，学术腐败远不止这些。现在的学术界肯定不是一片净土，我对于未来的趋势并不乐观。不管是学术腐败，还是其他形式的腐败，都是权势和商业最坏的结合。权势没有退出学术，同时学术又被推向了市场。学术本身是不应推向市场的，比如说用课题费来定制课题完全是市场加工订货的做法。“泛政治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所谓“政治正确”，不顾学术水平；反过来，言之有据，有独到见解的成果由于挑战了某些权威的教条，就受到压制。大学卖学位，而商人和官员则需要学位来点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的是隐性的、“合法”的实质性腐败，有的则是明目张胆的，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我对此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庆幸自己不在其位，可以洁身自好。 5、退休之后，无论是您，还是陈乐民先生，都依旧醉心于学术研究之中。就您而言，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受邀到很多大学讲学。是不是学术与思考已经成为你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为何到了晚年您的成果反而更多，学术思想的境界更高？ 答：退休之后，我们依旧忙于学术和思考。我只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发现也还有不少读者。我经常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来信或电话，有些甚至来自于很边远的地区。由此交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新朋友，多年断了音讯的旧友也因此而重新联系上。尽管在茫茫人海中这只是小小的涟漪，但足以让我觉得吾道不孤，感到工作还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不断思考和写作的动力。由于《财富的归宿》这本书的出版，我跟社会公益圈、企业界的联系增多了。看到一些有理想、有新观念的中青年，不计功利地为改进这个社会而努力，使我很感动，也感到有希望。 退休之后，之所以成果更多，一是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二是思想自由，更加解放、开阔了；三是没有功利之心。我从一开始下决心做研究工作就比较摆脱功利心了。退休之后，更加清心寡欲。当然，我并没有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非常关心现实社会。我收到了很多报刊杂志赠送的刊物，因此信息相当灵通。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甚至比年轻人更加开放。我现在想写的东西很多，稿约不断，讲学的邀请也很多，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生 活 篇 1、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您退休后的业余生活。您有什么爱好？ 答：爱好之一就是弹琴，主要是自娱。还有就是退休之后，在文化界、出版界的朋友多了，以文会友，有一些聚会。反倒是与原来国际问题的圈子疏远了。我过得很充实，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推掉了很多邀请。我和陈乐民通常早上起来工作，下午读书看报，天气好的话出去散散步。我们之间也只有吃饭和喝下午茶的时候有时间聊聊，互相推荐一些文章等。每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去一次江南，看看朋友。人家知道我们来了，也顺便邀请讲讲学。 2、大约10年前，有人曾对我说，资先生对于社会的了解有限，依旧生活在远离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中。然而，随着我对您了解的增多，感觉您实际上关注着整个社会的最新动向，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您对于许多新生事物并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往往是有一番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您虽然身居斗室，却眼观天下。这里，我贸然提出这个问题，想听听您自己的看法。 答：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和《斗室中的天下》两本书的序言中都说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论是关于国际或国内，当前社会还是历史人文，长篇论说还是短篇杂感，务实还是务虚，我总是有一种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一般人认为涵养与城府应该随年龄与阅历俱增，但我永远修行不到某种城府和人情练达，有所思则不吐不快。至于有人说我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之类的，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于是有人认为我过于理想主义。我在美国所当所长时曾希望推行两种原则：学术思想尽量自由、包容；对个人的行为规范、业务水平则要求尽量严格。结果前一条上面不喜欢；后一条容易得罪群众，以至于两头不讨好。后来反思，感到前一条仍然没有错，后一条要求可能急了一些，对不同人的实际困难体谅不够。再加上当时的出国潮，使我的培养和学科建设计划落空。所以作为所长，我不算成功。其实我很关心现实，了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人认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好像一切不合理的、任何肮脏的事情都应当接受，这是我做不到的。我不是想故意要得罪人，只是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条件，我就尽量说真话，不说假话，不愿屈从什么。 3、您目前正在做什么研究？是否考虑写回忆录？ 答：我一直希望从今年开始写写过去的经历，因为亲身经历的不少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事务繁忙，至今尚未落笔。除了大学之外，还时常应邀到一些团体或研究机构讲演。对于外面的邀请，我采取“有教无类”的态度，感觉有意义的、时间也允许的就基本上接受邀请。既然有讲坛可以传播我的想法，多一点听众，不管接受我的观点与否，总有好处。目前《冷眼向洋》第二版将由三联出版，而《财富的归宿》英文版也将在近期推出。过去一年中在审阅修改这两本书稿上花了很多时间。 访谈者简介： 袁征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美国政治及外交的研究。曾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访学。发表著作（包括合著、译著）数部，论文、书评及国际评论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