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单边主义与欧洲反美主义 911事件后，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影响，布什政府推行具有强烈单边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的反美主义，使它从欧洲精英阶层的敌意转化成反美政治力量。就美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而言，跨大西洋联盟既因共同利益而维系，又因利益分歧而争吵。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欧双方的战略合作前景不容乐观，美欧同盟关系仍将是龃龉不断。 一 911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的表现 2001年1月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即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受911恐怖主义袭击的刺激，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美国拒绝了北约的参战请求，使北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未经与盟国商量的情况下，布什政府先后抛出“邪恶轴心”、“先发制人”概念，为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做准备。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撇开传统的联盟，而依靠“自愿者同盟”，这激起了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最终，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一场北约内部危机。 1、 北约被边缘化？ 北约是美欧同盟关系的基石，是大西洋主义的体现，北约在美、欧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反映了美欧关系的亲疏程度。因此，探讨美欧关系以及美国对欧政策，北约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研究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北约更是一个关键的着眼点。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是以北约边缘化为代价的。 冷战结束后，北约的命运一波三折。在冷战结束之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华约组织”的解散，北约的存在理由受到质疑。自1990年7月6日北约伦敦首脑会议提出调整北约战略以来，北约逐渐走出生存困境，其作用日益彰显。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为基础，北约不断推动向东扩展计划，经过两轮东扩，北约成员国由16个扩展到26个，而且，北约的大门仍然敞开。第二，在职能方面，冷战结束十余年来，北约从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转变成一个兼具政治、军事性质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它的行动范围已经从北约防区之内扩展至欧洲，甚至于欧洲之外的地区。就冷战后北约的职能而言，它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促和、调停与维和。北约一直在科索沃、马其顿，随后又在阿富汗承担着重要的维和任务。第三，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签署《基本文件》，该文件规定，俄北关系是和平伙伴关系，为俄罗斯与北约建立“19+1”机制奠定了基础。2002年5月28日，19个北约成员国的首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罗马附近的北约军事基地签署了《罗马宣言》，宣布正式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即“20国”机制。尽管北约转变了职能、肩负起了新的使命并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但911事件后，在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北约面临着新的考验。 北约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该事件发生24小时之内，北约19个成员国就一致同意启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5条款，宣布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启动该集体防御条款，它意味着北约其他成员国准备与美国一道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动议。布什政府只是象征性地要求北约在美国上空部署预警飞机，协助美国进行空中侦察与防护。此外，没有分派北约参与拟订或执行任何反击恐怖主义袭击的军事行动。正如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伊沃•达尔德所指出的，“报复驻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前哨的计划是由美国军事指挥官们秘密制订的，甚至于是在北约的框架之外，许多盟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请求都被美国谢绝了。 在伊拉克问题上，最初，北约的情况与其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也没什么两样。在2002年9月北约华沙国防部长会议上，当被问及“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北约可能发挥什么作用”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答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什么建议。”两个月之后，在北约布拉格峰会上，布什总统在演讲中强调，如果和平解除伊拉克武装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美国愿意领导志愿者同盟去解除伊拉克的武装。” 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不愿动用北约的力量，它反映出近年来北约一度在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已经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欧武装部队之间的能力差距日益扩大所致。此外，华盛顿还十分谨慎，唯恐它的实力为同盟或同盟的考虑所束缚。既然美国拥有在战场上主要靠单干的实力，布什政府内很少有人认为，使制订和实施作战计划服从于盟国考虑的支配，从而限制这种实力的使用会有什么好处。 因此，要想摆脱北约边缘化的危险，北约内的欧洲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加大军费投入，缩小美欧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北约前秘书长罗伯逊特别强调要提高北约的作战能力，他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到“北约要么现代化，要么边缘化的问题” 其实，北约的重要性、如何使北约的指挥部及其各下属机构现代化等一直是美欧双方在北约框架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911事件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北约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职能进一步强化，它在战争中的作用被进一步边缘化。这是由北约自身的能力下降所致，更是由美国实力空前上升以及在此基础上美国联盟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结果。北约一向是大西洋主义的体现，是大西洋两岸加强联系、增进互信的纽带，北约作用的下降相应地会削弱美欧同盟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2、“邪恶轴心”与“先发制人” 2001年底，美国在阿富汗打响的反恐战争已经胜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受阿富汗战事超乎预料的顺利的鼓舞，布什政府正在寻找下一个反恐战争的目标。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从中就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他指出，“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防止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或其盟友。……像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及其恐怖主义盟友构成了武装起来以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通过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政权构成了严重的日益加剧的危险。它们可能将这些武器提供给恐怖主义分子，赋予他们以与他们的仇恨相称的手段。他们可能攻击美国的盟友或者试图讹诈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对此置若罔闻将是灾难性的。” 从此，“邪恶轴心”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反恐战争的阴云无形中笼罩在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国的上空。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说很自然地引起了欧洲人的反感，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在90年代，美欧之间关于“流氓国家”的争论一直刺激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1993年美国开始了遏止、惩罚、影响甚或颠覆一小撮政权的努力，关于这个问题的跨大西洋争论由此起源。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1994年3月首次公开宣布，古巴、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国际“罪犯”，它们不仅应受国际社会的轻视，而且，还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遏制。1996年，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克林顿政府加紧了制定关于“流氓国家”的政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同年，美国政府突然全面致力于不仅遏制甚或颠覆“流氓国家”政权，而且惩罚与“流氓国家”打交道的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到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对“流氓国家”的惩罚、遏制成为美国外交中的核心要素之一。 欧洲人强烈反对美国对付所谓“流氓国家”的政策，他们呼吁美国废止这项政策。美国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孤立“流氓国家”政权，他们认为，对这些政权实行开放和对话的政策才更为明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满美国1996年先后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这两项立法试图对那些与所谓的“流氓国家”做生意的盟国的公司实施惩罚。1996年底，欧洲人通过了对抗美国法律的报复性立法，拒绝减少它们与那些国家的外交和商业联系，并断言它们有权力追求与西方联盟的领导者不同的外交政策。 在全世界面临美国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的危险之时，布什总统围绕“邪恶轴心”的讲话又重新激起了欧洲人的反感。且不说在这篇《国情咨文》中，布什对于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对于反恐中的美国的支持只字不提，单就“邪恶轴心”的出炉而言，布什政府显然事前没有与盟国商量，这不仅加深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的担心，而且，也使他们不安地意识到，它们也正被置于二流地位。 时隔不到半年，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又提出了“先发制人”概念，他指出，“我们的安全还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有远见和决心，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保卫我们的生命，必要时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在同年9月17日布什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先发制人”概念被正式提出。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反复阐释了这一概念。他指出，“为了保护美国、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我们要在威胁到达美国边界之前就确定和摧毁它。美国将继续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单独行动，必要时，行使我们的自卫权，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阻止恐怖分子危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他强调，“长期以来，为了对付我们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美国一直保留着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面临的威胁越大，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就越大——这种情况要求预先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就越强，即便敌人进攻的时间、地点仍不确定。为了预先阻止或防止我们的敌人采取敌对行动，必要时，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布什政府用来支持“先发制人”学说的理由在于，“无赖国家”手中或者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组织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利用武装部队对付这种尤其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正当的。而且，正如伊拉克的情况那样，对被认为正在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发动预先军事打击也是正当的。这种打击可以在早些时候进行，甚至在武器被生产、使用或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组织手中之前进行。布什政府辩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导致的后果是如此迅速而可怕，以至于任何政府都承受不起它们的真正使用。它还辩称，无赖国家的政府和恐怖主义分子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仇恨所驱使而宁愿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以至于他们不能被报复性行动的威胁所吓阻。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掌控在这些人手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美国的自卫需要采取防止这类打击的预先军事行动。 尽管布什在阐释“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的同时也声明，“美国并不是在所有预先制止日益浮现的威胁的情况下都使用武力，……（美国）要与盟国密切协调，以便对最危险的威胁作出共同的评估。” 但是，这并不能减少美国欧洲盟友的担忧，因为“先发制人”战略意味着布什政府为自己今后单方面使用武力亮起了绿灯，表明它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跨出了更危险的一步。 3、自愿者同盟 200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美国愿意构建若干灵活的联盟，他提出了“任务决定联盟”的概念。拉姆斯菲尔德的这一提法既是针对阿富汗战争，同时也是针对反恐战争和其他冲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经典概述。它意味着，如果美国找到了盟友，美国就会带领他们与其一道行动，但目的只是让他们帮助美国完成美国的任务。它表明任务在先，界定任务、选择盟友在后。这种做法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行事方式可以说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伊拉克的军队在溃逃，老布什政府在其战争目标问题上面临抉择：是解放科威特还是解放伊拉克。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主张美国的军事行动止于科威特，他解释说，美军继续向科威特之外的目标推进会使反击伊拉克入侵的联盟发生分裂，违背美国对盟友作出的承诺，违反授权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联合国协议。“假使我们将占领伊拉克、铲除萨达姆也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阿拉伯盟友会由于拒绝支持入侵一个阿拉伯国家而抛弃我们。” 为此，美国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可以说是一个联盟决定任务 的范例。 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任务决定联盟”概念意味着，在未来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决定依赖“志愿者同盟”而非传统的联盟。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他组建了以英国、西班牙等国为首的“志愿者同盟”，而将法、德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欧洲盟友孤立起来。“志愿者同盟”政策反映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骨子内的那种傲慢，它的潜台词就是，“作为自由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必须回击国际恐怖主义……如果有些盟国想来帮忙，好极了。如果不想，就绕开它们行事。” “自愿者同盟”标志着美国联盟政策的改变，它表明美国打算带领那些愿意跟随它一道行动的盟国，而抛开那些与它意见不一致的传统盟友。斯坦利•霍夫曼认为，“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及其实施直接导致了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危机）局面。这次（伊拉克军事）行动未经与北约组织协调，而只有英国参加，它曾是一个极端严守的秘密。事态的发展表明，寻求北约支持的美国官员却通过使已经变得难以控制的北约边缘化来与法、德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作对。” 二 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原因 影响布什政府外交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强调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主张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它还特别看重美国在动用军事力量时的行动自由。布什政府班底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新保守主义是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的思想基础。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是其推行单边主义的实力保证。此外，美欧观念上的分歧加剧以及在欧洲一体化深化基础上欧洲独立性的增强，成为促使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外交的外部因素。 1、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2001年上台执政的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布什政府班底，通常被疑为新保守主义运动代理人的官员包括：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部主管政策制订的次长道格拉斯•费斯、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 主任刘易斯•利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近东、西南亚和北非事务的职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珀尔等，这些人鼓吹美国采取大胆的——必要时甚至是单边的——行动，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并维持美国的优势。 911事件后，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的大力协助下，这些人的主张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切尼认为，美国无可匹敌的最重要特性就是它的军事优势。他还提出单边军事行动、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概念，以及维持美国足够强大的核武库以吓阻其他地区的核开发计划，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求美国以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身份行事，这些观点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任务决定联盟”、“志愿者同盟”和“老欧洲”等概念的提出者，在他看来，“各国应该自行决定它们能做什么。这并不是打击北约。” 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提出者查尔斯•克劳斯默和唐纳德•克里斯托尔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主张也对布什政府的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美国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能证明它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 在克劳斯默看来，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单极的，美国在其中是一个单极强国，因此，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而多边主义会削弱美国的行动自由。克劳斯默强调说，盟友多比盟友少好，而如果（自由得）能飞也不错。他同时指出，将那些不同意自己计划的人包括在联盟之内不是扩大联盟，而是在毁掉联盟。 简单地说，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充满信心，他们强调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分外看重美国在动用军事力量时的行动自由。相应地，他们对各种国际合作机制持怀疑态度，同时轻视传统盟国的作用。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要么跟着美国干，要么美国就对其分而治之。布什总统本人虽说不是一个纯粹的新保守主义者，但他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布什也拒绝了在反恐战争中考虑盟国见解的建议，他认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成为孤家寡人。那对我也不错。（因为）我们是美国。’” 这表明，布什政府在某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宁愿单干也不愿为盟国的不同意见所左右。 2、火星与金星 罗伯特•卡根认为，由于美欧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上，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一直以来，鉴于美欧同盟的存在，在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时，美欧通常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或者被忽视，或者被低估。像卡根这样将美国人与欧洲人看作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可谓是一种革命性的见解。不过，就美欧军事实力差距以及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世界观差异而言，美欧之间确实有渐行渐远的态势。 从军事实力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其军费开支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从2000财年的大约2888亿美元增加到2004财年的3991亿美元，预计到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将达到4207亿美元。据“军控和不扩散中心”的统计，美国的军费开支比排在它后面的23个国家的总和还多。 美欧军事实力上的悬殊差距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事实早在科索沃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暴露。受这场战争所反映出的美欧军事实力差距的刺激，欧盟加快了组建独立防务力量的步伐。1999年12月召开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发展独立于北约的自主防务能力，建立自主决策的军事力量，由欧盟领导对国际危机采取军事行动，在2003年以前建立一支60天内完成部署、至少维持1年的5-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虽然英法等欧洲国家政府在加强欧洲防务能力上的决心很大，但欧洲各国民众对于政府增加军费投入的呼吁反应消极。因此，欧洲国家弥合美欧军事差距的努力可谓举步维艰。这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尽管美国与欧盟的经济规模大体上相当，但2003年美国用于防务的费用为393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欧盟防务费用的两倍以上。美国与欧盟分配其防务预算的方式也不同，美国每年用于尖端技术研究的费用为300亿美元，而欧盟国家的总和还不足100亿美元。欧盟国家只将其防务预算的12%用于军备的采购和研究，而美国在这方面所花的费用占其防务预算的近40%。 美欧之间的这种差距，加之美国不愿向欧洲国家转让尖端军事技术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国军队通过使用高技术网络作战，欧洲军队难以加入美军的行列。 欧盟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费用远远多于武器更新的费用。尽管它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与美国相当，但它仍是一个“军事侏儒”，缺乏投放武力的能力，甚至连处理自己邻国发生的小问题的能力也不具备（例如在前南斯拉夫）。而美国继续加大在防务上的投入，并由此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挑战的真正的超级大国。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就军事而言，在这个领域只有一个国家举足轻重”。着眼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肯尼迪发现，“像它们之间的这种实力不平衡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曾有过”。 美欧差异不仅表现在双方的实力上，还表现在美国人与欧洲人的世界观方面，尤其是在对个人责任与国家作用的认识上。根据“皮尤全球公众态度项目”所作的一项研究，对于“人生的成功主要是由我们控制之外的力量决定的”这个问题，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32%的人表示认同，而对此持肯定看法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的百分比则分别为48%、54%、66%和68%。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受外部力量决定的美国人不足1/3，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是从个人责任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与此同时，欧洲人将个人责任减到最小，他们更看重外部力量。欧洲人倾向于一种宿命的世界观，而美国人则强调个人自由。在回答“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的选择”问题时，58%的美国人将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作为最重要的目标。相比之下，选择个人自由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则分别降至39%、36%、33%和24%。不足为奇，美国人与欧洲人的这种文化差异对于美欧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人强调个人责任的世界观是其坚持国家主权的基础。而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倾向于支持对单个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应对单个国家施加限制，以防止它们追求自私的利益。结果，欧洲国家逐渐向超国家组织欧盟让与部分主权。而美国则一再显示其不愿向国际组织让渡这种权力。这是关于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的文化基础。当然，在实践中，这种分歧不是绝对的。尽管欧洲政治家主张国际合作，他们也典型地表现为继续追求国家利益；尽管美国领导层坚持单独行动的权利，他们也一再呼吁联合国的支持。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确实表现得更愿意诉诸武力，而对外交方式缺乏耐心；一些欧洲国家则更倾向于通过联合国以谈判、经济、情报合作等途径对付恐怖主义。而且，在反恐战争中，布什政府通常武断地将世界分为善与恶，分为朋友与敌人。欧洲人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很反感，他们认为这种看世界的眼光以及过分依赖军事手段都是一种简单化的表现。在欧洲人看来，世界要复杂得多。美国倚重军事手段是由于它军事上实力雄厚，欧洲人则由于实力上的欠缺，他们更愿意采取协商、外交和劝说方式进行斡旋。争端发生后，他们会很快呼吁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来解决问题。鉴于欧洲联合的经验，欧洲人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化解矛盾和分歧，而不奢求像美国人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消除威胁。总之，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更强的单边主义，他们对于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组织持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束缚就会将它们弃置一旁，而采取单边行动，因此，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和尚武的意识形态是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内在推动力量。 3、欧洲的独立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主要是由两种因素促成的，其一是美国认为它有能力单干，与并非情投意合的盟友合作只会削弱它行动的能力；其二是美国的某些欧洲盟友不愿屈从于美国的支配，他们要以欧洲的立场行事。因此，在探讨美国单边主义的成因时，不能忽视它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这就是欧洲的独立性。 冷战时期，不是法国指责美国的单边行动，而是恰恰相反。由于戴高乐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愿受制于美国，特别是他宣布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退出北约指挥部等，这曾一度引起美国对法国采取单边行动的担心。但这一时期，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保护作用不可或缺，这使得美欧同盟得以维持和巩固。那时，大西洋联盟虽不能说是铁板一块，但美国作为西方联盟盟主的感召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联盟的作用，认可“美国的力量来自于盟国的团结”这一原则。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欧洲获得了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在此基础上，欧洲人得以全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使欧洲的一体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在1991年12月的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被正式写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诞生。在1997年6月欧盟首脑阿姆斯特丹会议上，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获得了突破，会上达成了《阿姆斯特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机制。在承诺确定外交政策战略方针须一致通过的同时，规定少数成员国可弃权，以不阻止决定的作出。为了用一个声音说话，将由欧盟委员会秘书长作为欧盟对外的正式代表（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先生”），协助主席实施决策。条约还规定，将促进欧盟与“西欧联盟”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加强两组织最终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货币一体化是欧盟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步骤。早在1989年4月欧共体执委会主席德洛尔就提出了组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该建议在1991年12月的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得到认可。会上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它规定，至迟在1998年7月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与欧洲央行体系，1999年1月实现单一货币。1998年5月欧盟布鲁塞尔特别首脑会议确定法、德、意、荷、比、卢、西、葡、爱、奥、芬等十一国为首批欧元国。这次会议同时宣布成立欧洲中央银行。1998年欧元国货币同欧元不可更改的兑换率被最终确定。1999年1月“经济和货币联盟”进入第三个阶段，欧洲中央银行正式承担欧元货币政策的责任，欧元正式诞生。 欧元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两大支柱。欧元在经历了初期的挫折之后，目前，在国际经济中已经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与欧元诞生相比，实现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道路更是曲折、不平坦的，但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已经为欧洲政治一体化确立了目标。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欧盟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正如它在处理前南危机、斡旋巴以冲突以及对911恐怖主义袭击作出反应中所表现的那样。尤其是，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当欧盟的立场与美国发生分歧是，欧盟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与美国抗衡，这一点在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京都议定书》、“禁止使用地雷公约”以及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切预示着以往在大西洋联盟中由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欧盟正不断崛起为争取与美国享有平等地位的一极力量。 实际上，911事件之前，由于美欧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这种美欧关系状态无疑会给美国的决策层留下深刻的印象，欧盟总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这显然坚定了美国在与欧盟存有分歧的领域选择单干的决心。 三 911事件后欧洲的反美主义 欧洲具有反美主义传统，欧洲早期的反美主义表现为对北美新大陆的蔑视。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和势力扩张，欧洲的反美主义转变成对美国的疑惧。法国是欧洲反美主义最为强烈的国家，二战后，法国的反美主义与法国恢复其世界大国的抱负密切相关。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决定对恐怖主义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国家宣战。法德等国政府反对美国在伊拉克扩大反恐战争，欧洲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将欧洲的反美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伊始就积极谋求与欧洲的和解与合作，但是，这种对欧政策调整对于抑制欧洲反美主义收效甚微。 1、欧洲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 从历史上看，欧洲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欧洲的反美主义比美国的单边主义古老得多，它的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还要长。欧洲反美主义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对北美新大陆的诋毁，它自1750年前后开始，在1770-1780年间进入高潮。欧洲最早的反美主义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欧洲反美言论首先出自巴黎的哲学圈子，随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并传及北美。这些反美言论的发表者包括法国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其次，欧洲最早的反美主义具有严格的“科学”甚至“自然学”的色彩。直到1780年，关于美洲的争论的焦点才转向了政治哲学领域，但自然学的尖锐语言仍然存在于争论中。北美的自然条件被欧洲反美主义者概括为三个词：寒冷、潮湿和盐化。新世界的动物的重量、体长和特征也被证明它们是出自一块营养不良的土地。再次，欧洲早期反美主义理论不顾美洲大陆各个地区的不同形象特征而对整个大陆加以攻击。最后，欧洲的启蒙运动人士把反美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美洲贬低，把那里的人民加以丑化，这能帮助达到劝阻人们不要移民美洲的目的。总之，早期的欧洲反美主义将新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孤立的世界。 如果说早期的欧洲反美主义主要是出于对北美大陆的蔑视而对其加以诋毁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特别是美国夺取了菲律宾之后，欧洲人对美国的蔑视已经转变成了对它的疑惧。 一般认为美西战争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此后美国迅速上升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美国的迅速崛起为欧洲的反美主义增添了新的素材和依据，此后，伴随着美国实力与影响的不断扩大，欧洲的反美主义也相应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中，正是由于美国的参战才挽救了欧洲安全的危局，帮助欧洲恢复了稳定与秩序，随后，“马歇尔计划”又为欧洲的经济复苏注入了生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欧洲反美主义者的立场发生逆转，相反，美国的行动被视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欧洲的反美主义者凭借对美国参战动机的负面诠释，在欧洲又掀起了新一轮反美主义浪潮。冷战时期，在面临苏联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欧洲的反美主义有所削弱，但并没有消失。如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欧洲的反越战运动。冷战结束后，美欧在经贸、外交、环保、安全等领域的分歧都成为了导致欧洲反美主义情绪高涨的诱因。 欧洲反美主义为什么萌生、发展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根本上说，欧洲反美主义的根源来自于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像布封、伏尔泰和雷纳尔等反美主义先锋人士从未到过美洲，他们的反美言论可以说是坐而论道，是他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一种阐释形式。当然，对于反美主义成因及发展问题的回答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个问题还应从实力与文化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实力的上升与其势力的扩张对欧洲的反美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美欧之间的共同背景远远多于东西方之间的，但是，它们之间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其中之一是教会上的，不同类型的新教对英美地区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但是，自一世纪起罗马天主教就集中地影响了中南欧地区。除了宗教上的差异，美欧之间还存在世俗差异。就适应在他们的领土上没有战争而推行自由、稳定的民主以及自由经营而言，许多欧洲人远远晚于英国人、美国人。美国人与大陆欧洲人在世界观上的差异表现在，美国人更强调理性、个性和自由，而欧洲人更看重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平等。与此相关，美国的亚文化深受实用主义方式的影响，而大陆欧洲人则信奉理想主义原则。 从欧洲反美主义的特点及影响来看，欧洲的反美主义不同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极为复杂地与中东的政治问题有关。欧洲的反美主义在本质上首要的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欧洲反美主义的对抗性弱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然而，它最终可能导致欧洲大陆与英美之间在政治上日益加剧的不和谐。 欧洲大陆具有反美主义传统，法国则是其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法国人对美国憎恶已久，最初充当欧洲反美主义开路先锋的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都是法国人。法国是欧洲反美主义最为强烈的国家，冷战时期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戴高乐时期，法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具有很强的反美主义色彩。当时，法国对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敌视是基于它认为，法国不应被拖入美国与苏联的混战中；法国可以通过向苏联保证西方没有进攻的意图来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法国必须抵制美国以损害欧洲的利益为代价而与苏联妥协；法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必须帮助南半球国家抵抗美国的影响；无论华盛顿的政策是什么，它们都只是为了实现美国自己的利益；法国的利益在于抵抗美国的压力。 法国不仅是反美主义最为强烈的欧洲国家，而且，它的反美主义相对全面、彻底。法国人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反对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不满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法美两国的矛盾集中在农产品补贴、开放文化市场等问题上。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贸易谈判中，法美在欧盟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发生冲突。其他冲突包括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是否应该自由地进入欧洲市场，这是关贸总协定谈判中法美之间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法国的反美主义体现了法国对美国政策以及“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怀疑。法国人认为美国政策为使其自己的利益永恒化所驱动。他们指控“盎格鲁-萨克逊”投机者正试图削弱法国的法郎，打乱欧洲实行共同货币的步骤。自戴高乐在二战中最黑暗的日子里逃往伦敦以来，对“盎格鲁-萨克逊”优势的抵制一直是法国外交的基本点。它导致了法美之间在北约的未来以及欧洲未来的安全等问题上持续不断的分歧。它也是冷战后巴黎与华盛顿之间因西方在处理前南问题上失利而相互指责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来，法国的抱负就是恢复其大国地位，而且，法国日益将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欧洲联合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抱负，法国就需要奉行对立而不妥协的外交政策。法国人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认为它们符合美国的利益，削弱欧洲的统一。法国人还认为美国的政策可能会侵蚀法国在欧洲以及世界的权力和影响。冷战结束后，法国的反美主义既体现在对美国控制的抵制，也体现在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抨击。对于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法国人的苦恼比华盛顿的任何其他盟友都多。1999年11月初，希拉克呼吁欧盟采取联合但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政策，也就是独立于美国的政策。他还严厉抨击了美国国会，指责它在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法国外长韦德里纳的言辞比希拉克总统的更为激烈，他说，“我们不能接受政治上单极、文化上一致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惟一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 2、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反伊战立场 在对伊战争打响之前,美英先后两次向联合国提交对伊动武的决议草案。第一次是在2002年9月底,美英在该决议草案中提出“自动授权动武”和各国对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否违反安理会决议提交自己的报告和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内容由于遭到法、德、俄、中等国的坚决反对,在最后通过的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被删去。第二次是在2003年2月24日,美国再次向安理会提出了对伊授权动武的决议草案,并加上了萨达姆政权必须在二周内销毁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后通牒式要求, 以谋求安理会动武授权。法德俄向安理会散发伊拉克问题备忘录，对英美的新提案进行回击。 3月10日，法俄两国先后宣布，将对向安理会递交的任何包含有自动授权对伊动武的新决议行使否决权。而布什则不断声称，如果美英新提案在安理会不能获得通过，美将单独组织盟国对伊动武。最后，英美提案因法、德、中的反对及安理会大多数非常任理事国的不支持而未能付诸表决。 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反伊战立场不仅体现在它们阻止了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还表现在它们反对北约协防土耳其的提案。2003年1月，布什政府正式请求北约以一系列间接的方式在一场可能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提供支持，其中包括部署雷达预警飞机和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加强土耳其的防御，负责保护东地中海的船只，为防御美国驻欧军事基地，以及可能的话，为美军驻波斯湾的基地提供人员支持，此外，补充由于美军向中东调动而造成的其他人员不足。 2003年2月初，北约首次就着手计划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持阻止萨达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建议开始实质性的协商，2月6日的“北大西洋理事会”没有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土耳其提出，它正面临着伊拉克的潜在威胁，根据《华盛顿条约》第4款的规定，它要求北约启动强制协商程序。这进一步促动了北约就协防土耳其问题加紧磋商。但是，“北大西洋理事会”2月10日至12日的连续协商仍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尽管与会各方对于一旦土耳其受到攻击，它应得到防御不存在异议，但是，他们无法在制订军事计划的时间表上达成一致意见。北约19个成员国中有16个国家认为应立即制订该计划，但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反对这样做，它们认为这会在“布利克斯报告”提交的前夕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2月13日至14日，“北大西洋理事会”的继续协商仍是毫无结果，在北约19个成员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该问题被转而提交“北约防御计划委员会”讨论，并终于在2月15日深夜就防御土耳其的军事计划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北约防御委员会”由除法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组成，北约秘书长洛德•罗伯逊将协防土耳其这个议而不决的问题提交该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避开法国的反对意见。这样看来，“协防土耳其”这个最终共识是一个有限的北约共识。可以理解的是，希拉克总统的做法激起了布什政府的强烈愤怒，他们一度考虑惩罚法国。 如果说在这场反伊战运动中，法国希拉克总统的强硬、不妥协是昔日戴高乐反美雄风之再现的话，那么，德国施罗德总统的反战立场则尤其耐人寻味。二战以来，西德能够加入北约，成为大西洋联盟中的平等一员，以及最终实现两德的和平统一无疑都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德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以往，在美法发生分歧时，德国总是竭力避免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但这一次，德国政府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法国政府一边。而且，施罗德总理还利用其反战立场扭转了他在竞选中的颓势。 在2002年9月德国大选之前，正当德国现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似乎即将竞选连任失败之时，他一改其在911发生之后他所宣布的“无条件与美国保持团结”的立场，声称为了推翻萨达姆而进攻伊拉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表示，即使有联合国授权，德国也不会参加或资助任何对伊战争。 起初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冒风险的竞选战略，因为许多德国人仍对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他们提供的安全保护心存感激。但是，在德国，不仅社民党和绿党的选民反对对伊战争，而且，保守党的支持者也反对这样做。基督教民主党传统上是亲美的，但是，鉴于成千上万德国民众在街上举行反战游行的现实，这使得保守党后选人埃德蒙•施托伊贝难以在大西洋问题上表达其明确的立场。他虽然严厉地批评施罗德的表态不负责任和对美国盟友不忠诚，但他不能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的对伊军事行动。 也正是由于施托伊贝及其他保守党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致使施罗德凭借反战立场以微弱优势赢得了竞选连任的胜利。 施罗德总理的表态激怒了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集团因此警告说，德国要想获得美国的信任还要等50年。 布什对施罗德的做法公开表示愤怒，在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峰会上，布什总统拒绝与施罗德说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故意怠慢德国国防部长彼得•施特鲁克。施罗德在北约峰会上遭到布什的冷遇后，他似乎在国内更受欢迎，“许多人认为他是在代表他们说话，表达他们的担心和关注，” 即便如此，施罗德并不愿意使对美国的批评走得太远，当德国司法部长格梅林将布什的政治策略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时，施罗德迫使她辞职了。 英国布莱尔政府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坛一致支持美国。实际上，英国议会的反战呼声很高。在伊战爆发前，工党议员杰里米••柯比在下议院演讲中指出，“英国主流公众舆论即便不是对这场战争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也是对它表示深深的怀疑。”在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宣布英国将向海湾地区派遣更多的战机时，另一位工党议员丹尼斯•斯金纳质问他说，“你能确认这些援助都是为了满足那位平庸的美国总统的突发奇想吗？” 2003年3月，对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在3月18日英国议会所进行的辩论中，有412位议员同意授权政府参战，而对此投反对票的议员则为149人。同一天，声明战争的理由还没有确定的议员有203位，另396位议员则认为已经确定。在同年6月4日举行的议会辩论上，有203位议员呼吁对为什么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调查；而另有301人表示反对这样做。在7月17日的议会辩论中，指出官方对战争理由的调查不令人满意的议员有200人，另有299人则不这样认为。 这说明，尽管多数英国议员支持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英国议员强烈抵制政府的做法。 3、欧洲公众中的反美主义 在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之后，70%的法国人对美国表示同情，这种普遍的情绪被《世界报》主编让-马里•克伦巴尼捕捉到，他为此发表了题为“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头版社论。尽管这话出自素常对美国政策的评论毫不留情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之口，但是，它还是在法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一年之后，根据TNS（Taylor Nelson Sofres）的调研，2/3的法国人反对对伊战争，至少78%的法国人认为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益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而只会助长它。 皮尤中心2002年12月进行的一次“全球公众态度调查”表明，在4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公众对美国的不满日益加剧，其中西欧的不满情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在德国和法国，公众对美国的批评比在亚非发展中国家普遍得多。这次调查显示，在调查对象中，75%的法国人、54%的德国人和44%的英国人认为，美国考虑发动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法国人斯尔里•梅森撰写的《弥天大谎》一书认为，911袭击并非基地组织而是美国政府内的右翼阴谋集团所为。尽管甚至连左翼色彩最为浓厚的记者都认为这种猜测想入非非，但这本书却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它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10天内的销售量竟然达到10万册。 从中足见人们的反美主义情绪之高昂程度。 在伊拉克战争前后，欧洲公众的反美主义还主要体现在他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上。数百万欧洲人走上了街头，抗议美国发动对伊战争。这种反战游行几乎遍布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从巴黎到柏林再到赫尔辛基，甚至连伦敦都不例外。可以说，这是继二十世纪60-70年代反越战运动以来欧洲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伊拉克战争前夕，欧洲公众的反美主义情绪、言论与行动给予了法德等国政府的反战立场以坚定的支持，反过来，正如德国大选所显示的那样，政府的反战立场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民众的反美主义。以往，欧洲国家政府的反美主义总是表现得比民众克制，但这次的情况明显不同。总之，欧洲民众的反美主义与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的反战立场相互推动，将欧洲的反美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4、欧洲反美主义的衰退？ 伊拉克战争之后，种种迹象表明，美欧双方都在谋求化解因伊拉克战争而造成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2005年2月底，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不久就出访欧洲，这次访问标志着布什政府重申了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法、德等欧洲国家政府也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布什总统的这次访问揭开了美欧关系新的一页。自此之后，美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再次引人注目，例如，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欧盟更愿意考虑美国的安全担忧而将这一问题搁置起来；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也软化了自己的强硬立场，转而支持欧盟三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伊朗核问题。 欧洲的反美主义会因为布什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以及美欧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再度携手合作而出现衰退吗？目前似乎对这个问题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据皮尤公司2005年4-5月所进行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反美主义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出现了适度减弱的迹象，但是，在被调查的大多数国家中仍普遍存在对美国的反感，美国人的看法也不再像从前那么积极。美国的形象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受欢迎的美国政策对于它的恢复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另据同年6月的一项“美欧公众舆论年度综合调查”显示，2005年，尽管布什政府在其第二任期的前六个月为改善跨大西洋关系作出了重大努力，但是，欧洲公众舆论对于美国的看法没多大变化。与此同时，欧洲的反美主义也没有增强的迹象。 事实上，尽管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促使欧洲精英阶层与大众的反美情绪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从而使欧洲的反美主义从精英们（对美国）的轻蔑态度转化成（反美的）政治力量。 但是，布什政府的政策调整无法带来欧洲反美主义衰退的效果。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始于布什政府任期，也是不始于美国崛起之时，欧洲的反美主义甚至在美利坚共和国还没诞生就已经萌芽了。欧洲的反美主义仿佛是与美欧关系的发展变化并行不悖的潜流，它不曾因为两次大战中美国对欧洲的拯救而发生逆转，也不曾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保障而出现消退。 从内容上看，反美主义所憎恶的不仅是美国的“所做所为”，而且还包括美国所代表的一切本身。……一方面，这种强烈的反感所针对的是美国的行动；另一方面，这种显在的激情又源于欧洲人眼中的美国的内核，即美国特性。对于许多欧洲人——即便是在那些统治阶层对于美国一触即发的对伊战争持支持态度并因而陷入严重的不受欢迎境地的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言，美国已经成为了“非欧洲”，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逐步形成，欧洲人在自我认同感增强的同时，对于“非欧洲”的美国的对抗情绪会更加强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正如美欧同盟关系不能抑制甚或化解欧洲的反美主义一样，欧洲的反美主义也没有阻碍美欧结盟和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尽管伊拉克战争成为了欧洲的反美主义演化成政治力量的转折点，但仍然不能高估欧洲的反美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伊拉克战争在推动欧洲的反美主义的同时，也警示了美欧双方加强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 四 美欧关系及其未来走向 美欧没有在相互碰撞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是因为共同利益、内部分歧等因素在制约着它们之间的冲突。就美欧关系的现状而言，由于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多、关系不断疏远，但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仍是稳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欧在战略上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美国无可匹敌的优势仍然是其追求单极霸权的诱因，这将使得未来的美欧同盟关系龃龉不断。 1、美欧冲突的制约因素 美国与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的关系僵持一段时间之后，美国非但没有将扬言的惩罚付诸实施，反而主动软化对“老欧洲”的强硬态度，如在2003年12月13日抓捕到萨达姆后，布什总统派特使去法德等欧洲国家，与它们商讨削减对伊债务问题。布什政府对于“老欧洲”的强硬政策并没有执行到底，而法德等国也没有与美国抗衡下去。这一事态发展表明，目前，对于美欧分歧不宜夸大。 原因在于，首先，欧洲的反美主义虽然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它并未影响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的缔结，而且，大西洋联盟内部存在分歧一向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冷战期间，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退出北约指挥部以及美欧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等都没有动摇大西洋联盟本身。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对付美国所谓的“无赖国家”的问题上也争执不休，但美欧关系的发展一直相对平稳，有时甚至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如在科索沃战争上。或许是由于以往的大西洋联盟内部分歧总是容易被它的团结所遮蔽，因此，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也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它才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高度关注。前面的分析也表明，在伊拉克问题上“老欧洲”与美国抗衡的立场主要是源于它们的作用被边缘化甚至被虚无而产生的激愤，而这反过来可以证明这些欧洲国家是非常看重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可以说，至少自北约成立之日起，这就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 其次，大西洋联盟以深厚的美欧共同利益为基础。美欧之间以北约为纽带，以民主和自由市场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在世界经济中美欧所占的份额巨大，这是它们联合在一起就能占据优势的一个生动注脚。2000年美欧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5570亿美元，估计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0%。在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从欧洲吸引的直接外资从大约2470亿美元增长至近9000亿美元，与此同时，欧洲从美国吸引的直接外资从2150亿美元增长至近6500亿美元。同期，美欧之间的跨国并购所涉资产总值也由1990年的206亿美元上涨至2000年的2960亿美元。与其他地区稍作对比，美欧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就会更加明显。在最近的8年间，美国在弹丸小国荷兰的投资比其在中国投资的10倍还多，这一投资也相当于美国对墨西哥投资的两倍。 美欧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使得它们之间纵然经济摩擦不断，但贸易战却打不起来。因为一旦使“贸易争端”升级为“贸易战”，对美欧双方都没有好处。如果两个经济体对于打“贸易战”都慎之又慎，怎么能设想它们的关系向其他更危险的方向发展呢？ 再次，在执行何种对外政策以及对欧政策上，美国内部是有争议的；在伊拉克问题以及采取何种对美政策上，欧洲内部也存在分歧。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向受不同外交思潮的影响，概括地说，影响美国外交的思潮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流派，即孤立主义、自由国际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通常所说的新保守主义。对于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不同的外交政策学派有不同的回答。孤立主义赞成彻底削减美国的力量，拉起吊桥以要塞将美国保护起来；二十世纪90年代影响美国外交的自由国际主义赞成以武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和实行多边主义；现实主义则依仗美国的实力，认为必要时美国可以单方面、先发制人动用武力；新保守主义主张在全球各地支持民主，但只在战略上必要的地方为此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即在那些对付在全球对自由构成致命威胁的既存敌人的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地区。 这说明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也面临着其他外交思潮的竞争。同时应该看到，即便是在新保守主义占上风、单边主义外交盛行之时，它们显然也受到了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的一些主张多边主义的官员的抵制。 此外，在美国国内，公众对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支持也非常有限。2003年4月18-22日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计划”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的观点更接近于“老欧洲”而非拉姆斯菲尔德周围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的。根据迄今最全面的这次民意调查，尽管3/4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正确的，但大多数人反对美国未来变得更加单边或者更为军事所主导，他们继续将联合国视为处理国际危机的最佳机制。对于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只有12%的被调查者赞同美国担当世界领导者；76%的人认为“美国人应该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国际问题”；而11%的人认为，华盛顿应该“从解决国际问题的大多数努力中退出。” 57%-67%的人认为，处理可察觉的来自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的威胁应该由联合国而非华盛顿主导。 上述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公众舆论希望布什政府改变其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通过国际合作而非单边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应地，欧洲内部在伊拉克战争、对美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十分明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欧盟至今没有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对伊战争问题上，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事实上分裂成了两派力量，一派以英国为首，由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爱尔兰和大多数中东欧政府组成，它们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另一派由法国、德国、比利时、希腊、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等国构成，它们持反对立场。法德等国不仅扬言在联合国阻止美英提出的对伊动武提案，而且，法德比三国还反对美国提出的北约协防土耳其的议案。在是否支持美国的问题上，欧洲国家是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伊拉克问题上，欧洲内部的分歧比美欧之间的分歧更为严重。 尽管这种判断有待商榷，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欧洲各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确实很突出。 在是否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战争问题上，欧洲各国政府存在截然不同的立场，欧洲各国的公众舆论也不例外。一项主题为“2003年跨大西洋趋势” 的民意调查表明，英国舆论的调查结果与美国的相似，而与德国的很不同。在被调查的欧美国家中，鹰派和实用主义者百分比最小而鸽派人数最多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英国，鹰派和实用主义者合计的百分比为77%，而在德国，这两部分人合计占不足39%。 在欧洲各国中，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当数英国。虽然学界对于“英美特殊”关系是否存在还有争议，但是，这两国关系的不同寻常在现实中的表现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911事件后，英美关系的这种“不同寻常”尤为明显。当时，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英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与美军并肩作战，而且，协助美军作战的英军在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志愿者联盟”国家所提供的。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始终在扮演着沟通美欧的桥梁作用，英国的影响力也正源自于此。对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布莱尔认为不应以对抗而应以伙伴关系的方式。 有英国这样的忠实盟友作为沟通美欧关系的桥梁，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由于不满法德操纵欧盟，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宁愿追随美国而与法德作对。加之，一些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主要出于历史上对俄罗斯的恐惧而愿意向美国靠拢，这一切表明，在一度冷淡、疏远的美欧关系的表象之下却涌动着双方密切合作的暗流，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美欧裂痕之严重程度。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前面的分析所言，一些欧洲国家反对伊拉克战争是由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大西洋联盟政策引发的，但这并不否认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德国的反战是源于德国公众舆论中固有的和平主义，它本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灾难性的侵略外交的遗产。 法国反对则是基于民族主义。法国将尽可能地对国际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视为其民族使命，自戴高乐总统以来的四十年，法国人这样做的主要方法就是不断批评甚至有时阻挠美国的倡议。当然，这种批评和阻挠始终是把握一定限度的，它取决于美欧关系的互动情况。就伊拉克的事例而言， “法国并没有试图创建反美集团，它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拼凑的。当美国的政界和媒体发起对法国的攻击时，法国人的反应起初是不理解，接着是悲哀，再后来是愤怒。不理解是因为，从法国的观点看，伊拉克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因此，没有理由显示与华盛顿的政策保持一致。悲哀是因为，法国将自己看作是美国的友好盟国。无论何时美国或西方亦或两者的安全面临明确、现行的危险，法国总能挺身而出。最终愤怒是因为，最近美国以恶意或蓄意的歪曲的形式对法国进行攻击。” 其实，法国的复杂心态还在于，自二战以来，法国一直以敢于对美说“不”而在西方世界扯起一面法国的旗帜，但这一次它“低估了美国一劳永逸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决心”。同样地，美国对法国也存在误判，“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巴黎最终会回心转意，同意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从中可以看出，美法之间的分歧远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双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最终相撞多少让它们自己也始料不及。 2、美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美欧目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无疑是一种同盟关系，但同时，这又是一个关系不断疏远、分歧不断增多的同盟。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伊沃•达尔德认为，跨大西洋的外交联系在质和量两方面急剧下降。以外长会议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务卿几乎平均每月去一次欧洲。一年召开两次北约会议，其间美欧首脑经常进行短暂的互访，这些美欧间的外交访问或者是由于举行美欧（盟）首脑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或者是由于商讨从军控到巴尔干等具体问题。对比之下，2001年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去了欧洲六次，2002年则只去了三次。鲍威尔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强硬演说，但他未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停留，以便亲自阐明它的理由。 美欧关系的疏远可见一斑。 美欧分歧日渐增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美欧关系中，疏远与分歧互为因果，它们相互促动，致使美欧关系显露出动荡的特征。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因为冷战后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变化。前者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后者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断崛起的独立的力量。美国和欧洲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美国从欧洲安全的保护者转变成单极霸权的谋求者，而欧洲从被保护者转变成美国的支持者甚或挑战者。不过，由于美欧实力相差悬殊，加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更多的是理想而非现实，欧洲的挑战仅限于为美国实现其霸权目标设置障碍，却不能提出一项欧洲的替代方案。 在经历这场空前严重的大西洋联盟内部危机之后，美欧关系向何处去?尽管上述分析表明种种因素抑制了美欧裂痕的扩大，而且，从表面上看，经过两年来大西洋两岸共同的努力，美欧之间已经实现了和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就此烟消云散，更不意味着未来的美欧关系将是一片坦途。 由伊拉克问题引发的美欧冲突对美欧关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为美欧双方敲响警钟，使它们将来能够加倍小心地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以尽可能避免类似的冲突重演。因为对美国而言，大西洋联盟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顺理成章，或者说，欧洲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而如果美欧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能实现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严重恶化，反美主义不仅会损害跨大西洋联盟，也会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使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陷入孤立。对欧洲而言，尽管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没有招致美国政府所声言的惩罚，但欧洲并非没有因此付出代价，因为由于法德等欧洲国家一味地与美国唱反调，这导致了欧盟内部的分裂，使欧洲一体化事业受损。而且，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表明，欧洲无法阻挡美国的单边行动，这暴露了欧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因此，在未来面临重大国际问题时，欧洲会更加审慎地权衡利弊，选择自己的立场。 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增加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加剧它们之间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看来，它可能不敢指望法、德等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和北约的框架内对于它的战略目标给予支持；反过来，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对欧分裂政策也会给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破坏，从而扩大美欧之间的裂痕。从一定意义上说，谨慎与怀疑是此次美欧冲突给美欧关系留下的后遗症，而未来的美欧关系将在这种心态下展开。 尽管美欧共同利益及其内部分歧抑制了美欧双方在相互碰撞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防止了美欧裂痕的扩大，但是,美欧之间未来合作的前景却不容乐观。 首先，从大西洋两岸赋予这种合作的重要性来看，双方都不会给予高度重视。科索沃战争是在北约框架下进行的一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战争，事实证明，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协调差强人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次恼人的合作经历，911事件后，美国军方领导层率先拒绝了法国人的帮助提议，因为他们“不想与欧洲人一道干。”对于美国人来说，在战场上，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盟国的参与对于赢得胜利并非是必要的。在是否与盟国合作的问题上，美国的选择确实是比较明了的。既然美国有能力完成使命，它为什么还要联合盟国而使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呢？如果不想让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则组织一个自愿者联盟就够了。从欧洲方面来看，与美国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就意味着跟美国走，任何籍此影响美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在反恐战争中，布莱尔政府紧紧追随布什政府的政策，但是，它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如果欧洲不能平等地参与美国的行动，在行动中不能享有与美国平等的决策权，则显然欧洲不会愿意冒与美国共同采取行动而招致的风险。更何况，在美国决意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欧洲的力量往往受到忽视或轻视的情况下，某些欧洲国家的选择自然就是对美国避而远之，甚至是与它唱对台戏，就像伊拉克战争时期那样。 其次，欧洲的内部分歧也不利于美欧之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其中英法两个欧洲大国一向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步调不一，英国一贯通过支持美国的政策来突显它的重要性，而法国则通过有异于美国的声音来突出它的存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中等国家由于不满于由法德主导欧洲事务而宁愿向美国靠拢；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倾向于与美国的立场一致，这就使得欧盟内部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难以形成。今后，随着欧盟的进一步扩大，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就更难以实现，这无疑会为美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带来困难。 再次，美欧之间在环保、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国际刑事法庭、巴以问题以及反恐等方面的分歧依旧，这些问题还将成为未来引发美欧摩擦、加剧美欧矛盾的诱因，其中反恐是一个最为活跃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对美欧关系的杀伤力最大。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是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主张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就要使用最强硬的手段，即动用武力；而欧洲则认为恐怖主义只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种威胁，它主张以经济援助、协商对话、多边合作等手段从源头上铲除恐怖主义，战争被其视为最后诉诸的手段。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911事件激起的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强烈反应会有所缓解，欧洲会由于马德里和伦敦遭受恐怖袭击而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美欧双方在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段上的分歧不会因此消失，美欧各自的优势所在决定了它们在选择手段上的不同。一旦未来打击恐怖主义再次成为美国的急务，则这种形式上的分歧就会再次迅速升级，成为美欧合作的障碍。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预示了美欧关系不妙的前景。美欧结构性矛盾的核心表现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欧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力量，它们之间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此基础上，它们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手段以及对于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等方面都存在分歧。从一定意义上说，欧盟正在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在目前美国强权的压制下难以推行，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未来的命运。 简单地说，导致美欧因伊拉克问题而冲突的症结并没有消除。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是导致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缘于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受挫后有所收敛，但在美国继续维持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前提下，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趋势就不能改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十余年来，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日益得到加强。有理由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将保持这一优势地位。相应地，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一个拥有25个甚至更多成员国的欧盟在实力上仍然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虽然欧盟在经济总量上与美国日益相当，但二者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仍难以弥合，原因在于，经济实力不能轻易地转化为军事实力，在欧洲的安全威胁明显降低的情况下，欧洲各国民众不会支持政府加大在军事上的投入。美欧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成为引发它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这是因为，由于美国的实力过于强大，致使欧洲将其视为威胁而试图加以限制，而美国自然会不满甚至怨恨这种限制，因此，从美欧实力对比悬殊的层面来看，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 从美欧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有理由预见，在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没有发生动摇的情况下，美国就不会放弃其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单边主义不仅仅是一个选择，它也是美国的军事技术无可匹敌或登峰造极这一事实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始于小布什上台执政，更不是始于911事件，确切地说，它是始于两极格局的解体。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就已经显露出来。在这一时期，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以北约的名义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地雷条约》，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只是加剧了这种单边主义趋势，未来无论美国外交政策是否以单边主义为主导，其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都是不可逆转的。与此同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盟会日益追求提升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会积极倡导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和争端。因此，美欧之间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自身都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目标是追求全球霸权；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欧洲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升欧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美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由欧洲安全的保护者与捍卫者变成单极霸权的追求者；欧洲的影响也正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它变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可能支持者甚或是阻碍力量。因此，与冷战时期相比，美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冷战结束后的10余年来，美欧关系的抗冲击能力之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经历了多次争吵、摩擦和冲突之后，美欧仍然以北约为纽带维系着彼此的同盟关系。但是，未来美欧在战略上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美国自认为有实力实现其在全球的战略目标，欧洲盟友的参与只会限制它的行动自由，空前自信的美国不能容忍自己的战略计划受盟国考虑的牵制。在处理与盟国合作的问题上，美国人遵循着一个简单的公式，要么追随美国，要么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欧洲在是否与美合作问题上是分化的，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愿意与美国一道行动，它们这样做的动因或者是折服于美国的强权、或者是怀抱与美国共谋霸权的野心，抑或是为了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影响。而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则认为，既然没有被美国视为平等伙伴，就没有必要与美国一道共赴险境。有鉴于此，任何夸大美欧关系的一致性或分歧的说法都有失偏颇。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无可匹敌的优势仍然是其追求单极霸权的诱因，这将使得未来的美欧同盟关系龃龉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