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反驳，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它始于对“新政”的反对。“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历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至80年代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探讨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流派、演变和发展进行仔细梳理，对保守主义所钟情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外交思潮进行认真分析，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实力地位及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作出正确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而且还要了解保守主义何以或者为何能够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外交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一、 美国的保守主义及其流派 正如政治学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保守主义”一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一的定义，且不说各国的保守主义的内涵不同， 就是美国本身的保守主义也常常令人困惑：同一流派的保守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同一时代的保守主义也有不同的分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博采众家之说，粗略地对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进行这样的并不完全的界定，即：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二战以后出现的、相对于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而存在的影响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优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价值至关重要，重视宗教信仰。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在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它拥有了不同流派，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唱主角的派别不同；在不同议题上观点也不尽相同。 从思想的源流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分为老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两个流派。老保守主义“保守”的主要部分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它反对的是“被修正了”的当代自由主义，因此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其实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同祖同宗”。当我们探讨美国的保守主义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的传统保守主义。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论述见第二章）。二战初期，学术界中出现了一些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批评“新政”、以“保守”来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 A.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当时正值自由主义处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这些人鼓吹回归古典自由义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这些保守派的思想要等30年后（里根时代）才受到重用，要等40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才能彻底“翻身”，成为显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老保守派在90年代被人称为“新自由派”（Neoliberals），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和宣扬的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立足点的理论学说。 老保守主义除了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以外，还有源自传统自由主义包括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另一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理查德•韦弗(Robert Richard-Weaver)、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Jr.)。传统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的传统，并提倡具有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而传统主义则提倡“保守”过去的传统、习俗、家庭观念和道德观念。 保守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本是源于60年代末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的一群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有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内森•格雷泽尔(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ane Kirkpatrick)等。他们原参加过二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苏反共运动，这成了他们日后意识形态的根基和共识，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的极权主义（如苏联）还是右的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都对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要确保自由民主的美国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制。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意味着在国外要反苏反共；在国内要反对新左派的极端主张。一开始，他们只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出现，在波多霍雷兹主编的《评论》(Commentary)季刊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发表政策建议和评论。但随着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青年反文化运动的高涨，他们与正在变得激进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格格不入，对民主党的政策也失去了信心（如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肯定性行动）。他们在民主党在1968年和1972年大选中两度失利后，终于加入共和党阵营。在里根上任后，新保守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里根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强调以及其反苏反共的政治理念与新保守派不谋而合。这表明，新保守派经过20年的嬗变，最终找到了政治的归宿（莫伊尼汉除外，莫伊尼汉自1976年开始就一直是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直到2000年退休）。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和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均不甚满意，原因是老布什没有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克林顿虽然强调民主价值观念，但与新保守派的着眼点不同 。更重要的或许是克林顿对他们的冷遇，克林顿上台后并未分配给他们一官半职。此外，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所要反对的与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不同，年轻的新保守派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上与老保守派有更多的认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与自由派有更多的认同。此外，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反共（国际上的）反左（国内的）；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进民主和在国内反右（针对的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 。 老保守派与新保守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老保守派受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较大，老保守派基本上是由于宗教而变得保守的，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出身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环境中，后来在耶稣会读中学，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教。他们对美国民族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宗教观念，认为美国首先是基督教国家；而对新保守派来说，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独立宣言》中所阐明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与宗教的联系上的。对于老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分别；而对于新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在自由世界与专制统治的分别。其二，历史观。老保守派持退步的历史观，总认为前现代是黄金时代；而新保守派则持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他们对科技发明和资本主义革新持欢迎态度而不是恐惧态度。其三，地域。老保守派代表“圣经带”(Bible belt) 的南方白人、中西部的农民和小镇居民，他们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新保守派则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其四，种族。新保守派大多数是犹太人，而老保守派则大多数是白人教徒。由于老保守派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反以观点，新保守派认为老保守派有反犹情结。其五，对外政策。老保守派中有些人怀有孤立主义情愫，例如布坎南自称是“新孤立主义者”，他赞同美国终止对外援助，将联合国赶出美国，关闭世界银行，增加关税，减少或制止外来移民等。布坎南和其他老保守派的政策被新保守派称之为“全球孤立”政策。与此相反，新保守派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因而美国应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即实现“仁慈的霸权”或“王道” 尽管新老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点：第一，反对极权和专制，捍卫个人自由；第二，反对国家干预私营企业，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第三、维护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念。新保守派的加盟和老保守派的扩张，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比冷战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社会中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也更大。 从议题上来看，保守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尽管各个部分的成员可能有很大的重合，其意识形态也可能前后不一致，甚至各个部分之间也可能会存在政治敌对），它们是，财政/经济保守主义、社会/宗教保守主义、防务/外交保守主义、联邦主义运动和自由意志主义 。代表这些主义的保守派分别是财政/经济保守派、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保守派、防务/外交保守派、联邦派、自由意志派。 财政/经济保守派所关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必须在财政上负责并且有效率。60年代中、后期，他们一直关注联邦预算的平衡问题，此外，不少人还厌恶庞大的联邦机构及不必要的规章制度。财政/经济保守派中也并非意见一致，有人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削减预算，而其他人则认为应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这部分人主要是南方白人和小企业主。财政/经济保守派的组织有“康科德联盟”、“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等。 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关心道德、信仰、价值观问题。他们将道德败坏归罪于自由主义的左倾因素和世俗的人文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通过传媒大量传播的大众文化。他们主张由国家来加强宗教的力量，强制公立学校作祈祷，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法。与此同时，他们批评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计划鼓励了非婚生子女的出生。道德的衰败，家庭的解体，离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的增多使得社会/文化（宗教）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冷战后的新保守派甚至将强调的重点由价值观转向了道德、性格、文化的作用，宗教右翼更是重生命、重家庭、重道德、重美国。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主要是宗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天主教教徒、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这一派的主要组织有“研究和教育自由委员会基金（及国民授权电视）”，它由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保罗•韦里奇创办于1955年，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全国最大的思想库。韦里奇同时还是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由加里•鲍尔（Gary Bauer）创办，主要游说反对堕胎及反对同性恋者权利，它是在1988年与“关注家庭”(Focus on Family)合并后建立起来的；其他宗教右翼组织（如基督教之声、生命权利、全国神福音派协会、基督教法律协会）。这一派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和“关心美国妇女”（Care for American Women)、“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美国家庭联合会”(American Family Federation)和“鹰论坛”(Eagle Forum)等。 外交－防务保守派。这一派的共同特点是：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保障美国的安全及和平（也即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此外，在冷战后国际主义－孤立主义、 贸易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主义－美国主义（关注美国本土）的争论中，在这一派中有持上述相互对立观点的人，但前者占主流地位，后者居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起引导作用；而后者则常常通过国会在防务授权、外交拨款等具体领域中发挥影响；前者支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对于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促进全球一体化感兴趣（有人将这些思想称之为“保守的国际主义”）；后者只关注美国自己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想要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在海外使用武力也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实行最低限度主义(minimalism)。但他们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些思想可称之为“保守的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外交/防务保守派的主要思想库有、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其主要利益集团有侧重防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指数”及侧重贸易的“美国商会”。 联邦派强调分权（指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纵向分权是指联邦与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适当；横向分权就是在每一层次的政府机构中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其重点是维护州权。联邦派（或称共和派）认为要尽可能使人民接近权力，《宪法》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权。在美国历史上，强调州权的既有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及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民主党人，如1948年南方民主党人成立州权党，推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为州权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有共和党的极右翼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他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第三党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8年他是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冷战后这一派的影响有所增长，使得克林顿在1996年竞选连任中都提出“授权于人民”也就是“还政于民”的主张；并在政策实施上，将过去由联邦政府主要负责的社会福利及肯定性行动的保留部分移交给州和地方。在地域上，这一运动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较有影响。 自由意志派。这一派认为，政府应尽量少干预个人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派强调个人自由的纯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与新保守派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传统道德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而认为个人是关键，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及其他群体认同的优惠或照顾。他们的一些主张如将毒品和色情合法化，使其他保守派深感不安。自由意志派也自称自己是财政保守派、联邦派和外交/防务保守派。自由意志派主要是枪支拥有者和基督教福音派，这两部分人形成保守派所格罗夫•诺奎斯特所说的“别管我们”的联盟，对他们来说，抚养孩子，信仰上帝，保护财产是自己的私事；政府则是头号敌人。自由意志派的思想库有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该研究所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持保守观点，外交上持国际主义观点，防务上主张将美国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撤回本土。 9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对宗教的信仰和爱国热忱，以及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维护以及对“美国例外论”的强化；在国内，积极推行保守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国际上反共的目标在9•11之后让位于反恐的目标 二、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 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包括思想运动，而且还包括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根据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可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至50年代中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1964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 （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起源于20世纪40年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从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发表了大量著作，为后来的保守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经济保守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就来源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1944）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1944）和后人称之为“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思想。哈耶克的观点是：“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制”，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来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米塞斯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会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战争，这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是不相容的。有意思的是，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声称他们不是保守主义者。诚然，这些保守派经济学家并不“保守”，他们只不过是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以市场机制而非中央国家机构来调节经济。 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来源于拉塞尔•柯克和小威廉•巴克利。前者著有《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桑塔亚那》(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并于1957年创办了《现代保守评论》(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后者著有《耶鲁的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并于1955年创办了时至今日仍有影响的保守主义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 传统主义强调美国的保守传统，如宪法、价值观、宗教信仰和道德，他们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被称为西方现代保守主义鼻祖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著有《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法国的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有《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On the Citizen's Disobedience)等。有些传统主义者还提倡具有天主教或具有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他们之中不少人就是天主教教徒（如柯克和小巴克利）。 一些因素促发了这场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 1．40年代中期一批从法西斯极权统治下逃亡英美的中欧知识分子，包括“现代奥地利学派”（Modern Austrian School）的代表人物，为这场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提供了契机。这批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外，还有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953年出版了《自然权利与历史》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政治学家埃里克•冯•屈内尔特•勒丁（Erik von Kuehnelt Leddihn （1952年出版了《自由或平等——我们时代的挑战》(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52年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这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先后到达了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一时间芝加哥大学成了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基地－。 2．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计划，特别是1946年由民主党国会通过并被总统签署的充分“就业法” 引起了保守派的疑惧和反对，因为此法宣称国家的责任是使用一切手段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将大大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于亚当•斯密的信徒来说，这是罗斯福“新政”的扩大和发展。对此，保守派在政治上作出了“防守反击”：1947年，以来自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参议员为首的共和党抓住暂时获得第80届国会的领导权的机会，联合南方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并推翻了杜鲁门的否决，从而事实上部分抵销了1946年就业法的作用。 3．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二战后，法西斯极权统治虽然被推翻，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又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扩大和加强，苏联将其势力扩展到被解放的东欧地区，并开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共产主义扩张。1946年，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首相在美国的富尔顿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笼标志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开始在国际上推行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 这场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是：（1）无组织无指导。虽说是一场“运动”，但它其实只是一些学者文人的个人思想活动，除个别例外，这些思想家互不相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他们对彼此的著作甚至都不熟悉。（2）各说一套，相互矛盾，除了名称外，他们连在保守主义的定义上都不能取得一致，他们所倡导的观念甚至相互排斥，如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强调自由，而源于伯克的传统学派则以秩序为重。 40年代末保守主义的影响甚微，自由主义俨然一统天下，成为美国政治思潮的主流，自由主义的概念成为大众哲学，以至于连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要慨叹：美国思想界太单调了，如果没有比较，怎么能得知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思想呢？ 保守主义者当时处于话语的边缘地位，他们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中的另类，被媒体称之为“新保守派”(New Conservatives)或(Neo-Conservative)。保守主义在社会上没有信徒，在政治上受到轻视。30年后，这场运动的代表人之一拉塞尔•柯克坦承：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都没有拿他们当回事。他们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思想界，他们的思想犹如在自由主义的池塘里扔下一个石子，在思想界只能产生阵阵涟漪。 既然如此，为何这样一种保守派学者著书立说的现象还会被冠之以“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呢？原因是他们的著作问世的时间恰好集中在这一特定的阶段。此外，他们的思想里也还包含了一些共同的信仰：（1）反对极权主义、国家主义或集体主义，主张个人主义；（2）反对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道德绝对主义；（3）反对理性主义和抽象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些共同点的基础又是基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人非至善，需要信仰和法治加以约束）、对历史的认识（人类历史并无必然规律，而是一些偶然事件的累积）及对世界的认识（在自由与极权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从时间上看与一些政治现象相吻合：（1）在这一时期，共和党罕见地两次掌握了国会的领导权：1947-1949年的第80届国会和1953-1955年的第83届国会；（2）共和党人自1932年以来首次赢得了大选胜利：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3）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兴亡。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仍然不能表明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与实际政治发生了联系：首先，如前所述，当时的政治领袖对保守主义不感兴趣，保守主义还不是共和党内的占主流的思想，共和党的领导权还控制在东部权势集团手中，也就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手中。其次，保守主义者也不把艾森豪威尔当成保守派，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与其说是保守主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艾森豪威尔个人的胜利。再次，保守主义思想家不认为他们要对麦卡锡主义负责，相反他们认为麦卡锡主义使保守主义蒙受了不白之冤，致使不少人对保守主义的真正含义产生了误解。因而那种认为“50年代保守主义在思想界占上风，在政治上取得了势力”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内外政策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共识大于分歧，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政策大体上还是前任的“新政”政策和冷战政策；而麦卡锡主义不过是当时两党反共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歇斯底里的高潮，而非保守主义的高潮。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美国的这场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虽然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它都不是自由主义的对手。不过，它为未来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埋下了种子。 （二）1960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 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指保守主义思想家从象牙塔走入社会，通过指导和建立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思想库等来扩大保守主义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这场社会运动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财政保守主义运动、社会/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联邦主义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主要有“新右派”（New Right）和“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运动。“宗教右翼”虽然与“新右派”关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领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新教原教旨主义，既包括天主教正统派，又包括犹太教正统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学色彩。 此外，“新右派”与“宗教右翼”所处的时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基督教右翼”则在八、九十年代和当前的21世纪更为活跃。 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对立面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对立面。“老右派”与“老左派”的对立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引起的。“新右派”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兴起，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晚于“新左派”。自1962年在校园中成立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织开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及这些运动的发展，促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战争权力决议”等；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乔治•麦戈文分别在1968、1972年两次大选中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70年代后日渐式微。 相比之下，在像小威廉•巴克利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指导下的、于1960年在校园中成立“为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的右派学生组织，直到80年代才解体。这一组织的学生大多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他们对共和党感染上自由主义颇不以为然，认为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缺少“保守”古典自由主义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和秩序；而华盛顿的集权制正是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发展过头的结果，政府职能的扩大虽然给予了一部分人自由，但同时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实行新的强制性的种族融合、肯定性行动等。这一组织为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义运动培养了不少骨干力量，如新右派的核心领袖、曾任YAF首任执行主任的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rgurie)成为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直邮筹款(Direct Mailing)专家；YAF的老战士霍华德•菲利普(Howard Phillip)建立了“保守主义核心会议”(Conservative Caucus)组织；保守主义活动家保罗•M•韦里奇(Paul M. Weyrich)发动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义运动。 “新右派”和“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通过四类组织来扩大其对政治的影响： （1）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简称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指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捐款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它的活动主要是筹款和捐款，目的是帮助保守派人士进入政治领导层，从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张，如1974年韦里奇领导成立的旨在帮助保守派人士当选国会议员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1975年菲利普斯领导建立的保守派核心会议，它主要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30万会员；以及1974年特里•多兰组建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 （2）单议题的利益集团。这些单议题的利益集团有爱德华•麦卡提尔(Edward McAteer)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牧师1979年建立的“宗教圆桌会议”(Religious Roundatbles)、罗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lings）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National Christian Action Coalition)、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ulwell)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大，有40万名成员、６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600万美元；以及帕特•罗伯逊（Pat Roberson）领导的“基督教右翼”。 （3）思想库和出版物。1973年，保罗•韦里奇创办了新右派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80年代前，传统基金会很少有超越共和党保守派的活动，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后，随着里根当政，传统基金会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目前它以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经常举办研讨会，提出政策建议。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传统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1994年，共和党的新议员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学听取有关立法方面的报告，而是去传统基金会，这反映出新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此外，1995年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媒体曝光率始终位于第二位或第三位，仅次于布鲁金斯协会，比其他老资格的或大名鼎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或美国企业研究所表现还突出。 小布什上台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布什内阁的许多提名都是由传统基金会人才库推荐的。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理查德•维格里1975年创办的月刊《保守文摘》（Conservative Digest），它现在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此外，“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季刊和《今日传统》月刊。 与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社会运动是右倾的平民主义运动， 它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同时美国社会中自称是保守派的比例稳步增长，到1993年几乎与自称是温和派的比例持平（40%）。 宗教右翼在南部、中西部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地方因而被称为“圣经带”。“宗教右翼”现在已拥有170万成员，自1992年起，它已成为共和党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宗教右翼”的分支机构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权运动事实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党组织。 （2）80年代后，“新右派”和“新宗教右翼”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组织直接将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菲利斯•施拉芙莱(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拥有５万名会员的“鹰论坛”(Eagle Forum)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组织请愿、游说等方式成功地使“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简称ERA)于1983年失效 ；在反对堕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翼”的众多组织 的压力下，自1976年开始，共和党的政纲连续四次写入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保护未出生孩子的权利” 。1981-1982年，“新右派”还在31个州提出了118项议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用子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90年代中期，宗教右翼希望共和党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届国会能通过禁止堕胎的法案，但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于是他们在1995年通过了《与美国家庭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n Families)以表示对共和党议员的不满。 （3）对全体美国人政治观念或公众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芝加哥舆论研究中心的一般社会调查的研究，自1974年后，人们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趋于保守。 1996年即使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也声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表明，保守主义思潮不仅成为共和党内的主流思潮，而且也对民主党的政策观念产生了影响。9•11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更加膨胀。 冷战结束以来，保守派加强了“抢占”思想库和大学的努力，试图推动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并在社会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全国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机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自1992至1994年，美国12个主要的保守基金会向研究所、大学、思想库、媒体和利益集团提供了2.1亿美元的资助，其中赞同“自由市场”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得到的资助最多，为890万美元，其次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690万美元，卡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390万美元，赫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330万美元，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210万美元。韦里奇的自由大会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得到500万美元，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得到190万美元，《新标准》得到170万美元，波多霍罗兹的《评论》得到100万美元，另外320万美元给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腾伯格（Ben Wattenberg）的电视节目。在著名大学中，作为保守思想的堡垒芝加哥大学获得的资金最多，达1000多万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学，960多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800多万美元，耶鲁大学590多万美元。 这些思想库和大学对十年来美国的社会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经济政策（如平衡预算、减税等）、外交/防务政策（如北约东扩、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修订、NMD的提出）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在思想方面的投资更加不惜成本。 （三） 1964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 “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指保守主义者影响政治的努力，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更多的保守主义者担任公职；二是使美国的内外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保守主义的观念，从而实现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这两方面都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新政”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破产。保守主义思潮本来是自发地存在于共和党之外的，它与共和党的联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它包括两方面的动向：一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化，二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化。共和党候选人在议题上的立场与保守派的精英、组织和选民的立场比较接近，因而保守派选择了共和党作为政治靠山。保守派希望借助于共和党实现自己保守主义的目标，而共和党则希望借助保守派来赢得选举政治的胜利。 从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它第一次冒头是在60年代中期，1964年共和党选出极右翼的巴里•戈德华特作为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在职总统林登•约翰逊竞选，结果约翰逊大获全胜。直到80年代里根当政，保守主义才获得出头之日，里根的当选就是借助了保守主义的力量。1992年大选，以新民主党人面目出现的克林顿击败了布什，入主白宫；国会两院也处在民主党人的控制之下，自由主义由此暂时东山再起。1994的中期选举犹如一次“大地震”，共和党人以一部“与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击败了民主党人，从国会中的少数党一跃而成为多数党，把自二战后重建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民主党牢固阵营的的南方抢夺过来，占据了阔别40多年的国会山的领导地位，从而开始了新一轮意义上的真正的“保守主义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1994年的中期选举意义重大，它象征着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形成的新政联盟的瓦解，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大政府时代已经过时了。1996年的大选结果不过是这一趋势的继续和发展。克林顿之所以获得连任，其原因不在于他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纲领，而恰恰在于他“偷”了共和党的主张，包括平衡预算、减税、自由贸易、精简政府机构、实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他充分认识到潮流已经变了，大政府主义的时钟停摆，因而及时地调整了政策。正如他的首席竞选专家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所说，克林顿获得连任的战略就是从根本上变为一名共和党人。他的主张与此前的自由派有明显的不同，因而有人说他与民主党的关系是别扭的“拥抱”。他的胜利是他个人及其政策的胜利，无助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重新获得权力。 1996年共和党在国会继续保持了优势，在参议院的席位比上一届增加了两席，两党的议席之比是55：45，在众议院的优势则比上一届有所削弱。1996年换届选举后，共和党州长与民主党州长的数目仍保持上一届的比例，即33：17，但共和党州议席比民主党多几千席。随着联邦权力的减弱，州和地方政府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比从前要起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医疗保障及社会福利等方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的演进循着这一轨迹发展：从思想运动走向社会运动，又从社会运动步入政治运动，它在美国政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直至发展到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作为美国的两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 。 在不同阶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不同：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独领风骚；此后，保守主义逐渐与自由主义思潮分庭抗礼。从社会情绪和政治气氛来说，近十五年来美国社会偏于保守，保守主义思潮的声势远比自由主义思潮壮大：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思想观点被全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箴言报》、《今日美国报》《华尔街日报》等）引证的百分比远远高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观点 ；1995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八年间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思想库被引证的平均百分比占全部思想库的50%以上，而自由主义或左倾的思想库被引证的百分比平均不到15%。 。最近五年的政局发展也证明了保守主义思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主导美国政坛，政治钟摆还可能会继续向右摆：2000年大选后，近70年来共和党同时控制着了白宫和国会两院；2002年，国会共和党一反常规地在中期选举中获得胜利、从而巩固了在国会的多数地位；2004共和党在各个层级的选举（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州长选举和州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似乎预示着共和党时代的到来。 三、 保守主义钟情的外交理论 在美国的外交思想方面，一般而言，保守主义倾向于现实主义。具体而言，老保守主义钟情于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而新保守主义则更倾向于“新帝国论”等。 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源地虽然是在美国，但它却不是对美国外交史的总结和提炼，而是欧洲国际关系史的典型的产物，它所提倡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或“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与美国所处西半球的国际政治经验格格不入，在威尔逊以前，美国历届总统都恪守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奠定的孤立主义传统，不介入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纷争，因此也就没有“均势”的概念。现实主义基于对人性恶的悲观认识，认为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所关心的是国家利益，其核心是国家的生存或国家的安全；国家利益的界定则依据实力而定，即所谓的“权力界定利益”；一般的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适用国家行为，而应经过具体的时间地点的过滤；也不应将某一特定国家的道德作为普世准则来统治全世界。 现实主义又分为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或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结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e Realism)或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进攻性现实主义(Aggressive Realism)。从时间上看，古典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出现：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经典名著《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the Nations)发表于1948年。现实主义总的来说是对于此前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二战的爆发标志着理想主义的破产，理想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被批评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而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是对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新政”的反动，由于“新政”派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从一开始保守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反对的是同一些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因此而建立起来。现实主义一经确立便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长达四十年。 新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超越，以肯尼斯•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标志，现实主义理论完成了科学化和体系化。华尔兹扬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用科学界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层面上, 因此新现实主义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配状态，国家权力主要由军事力量界定，而国家利益也主要是物质利益。不无巧合的是，新现实主义的问世正值保守主义在国内张扬的前夕。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其理论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1）在继承和融合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最大化和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性质决定了安全困境的无解，每一个国家为了安全和生存的需要总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实现霸权可以消除对安全的忧虑。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而大国之间总是存在安全竞争（不是激烈的战争），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追求霸权。由于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的稀有资源，因此大国争霸战争将不可避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不存在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世界政府。所有国家都具有某种进攻性的军事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在各国之间相差很大，因此霸权之争是大国才能玩儿的游戏，小国就只能靠边站了。各国永远无法知道和确定他国的意图。米尔夏默问道：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但其他国家会相信吗？国家基本上是理性的行为者，是战略算计者，它们总的来说善于确定自我生存的明智战略。 米尔夏默特别强调，对于一个以生存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危险和丑陋的世界，当今国际政治与近现代的国际政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体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国家主权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各个国家必须靠自助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不能拨打“911”，呼叫国际警察来解救它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体系中，国家之间互相惧怕、互相猜忌，唯一感到安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相对力量最大化，尤其是军事力量。大国为了使自己更加安全而一心谋求地区霸权。而一国的军事力量取决于它的人口和财富总量。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米尔夏默认为在世界力量的分布中，未来将是美国和中国最强大，因为美国有源源不断的移民人口（尤其是高技术人口和其他精英人才）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而中国的人口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相比之下，其他发达国家人口连年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从理论上推测，未来20-50年内中美之间为争夺亚洲霸权而发生对抗是很自然的，因为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非常稀缺。虽然从主观意愿上看，这是一个悲剧，但在客观现实上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进攻性现实主义”之得名在于米尔斯海默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损人利己”，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有效地进攻。 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都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1）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体系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3）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或安全；（4）国家利益基本上是由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决定的；（5）国家的行为是自私的、自助的、也是理性的。但对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如何实现国家的目标的解释就各不相同了：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拟人化，认为国家的权力欲类似于人的权力欲，国际关系不过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和投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选择不是源于个人或国家，而是源于体系结构的性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布是两极还是多极或单极，决定了一个国家是采取结盟制衡的策略还是采取跟着强者走、搭便车的策略，权力并非多多益善，能够保障安全就足够了。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主张，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保障绝对的安全。当一个大国获得霸权时，在其霸权辐射之内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犯它的安全。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于稳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前者倾向于“均势稳定”，认为当权力均衡时国际体系最稳定，通常表现为“多极稳定”；后者则认为两极体系最稳定；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无疑主张单极稳定。国际政治理论常常是现实的反映：古典现实主义盛行之时，正是美国在与苏联对峙中处于守势之际；而在新现实主义出现后，美国开始反攻；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问世之时，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这一唯一的霸权。 老保守主义者信奉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思潮。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也是二战之前大多数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之一。从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到杰裴逊主义的不使美国民主卷入欧洲纷争的政策选择，约翰•昆西•亚当斯“不要到国外寻找并消灭怪兽”的警告，“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别来干涉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会通过的《中立法案》，孤立主义达到了顶峰。 孤立主义的逻辑是这样的：建立于纯粹革命原则和思想观念之上的美国民主制是极其宝贵的，在它的成长初期也是及其极其脆弱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为此，美国要严格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与旧大陆的欧洲纠缠在一起，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来保护这些利益。孤立主义者认为，“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进行过度干预，会腐化和破坏美国人民已经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 美国民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美国欢迎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但抵制任何使美国变得更像世界的想法。美国可以率先垂范，以榜样的力量示人，而不是到处干涉，依靠强力输出民主；美国外交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尽力避免使美国卷入海外冲突或战争，而且必须符合宪政规范，防止外交权力过度集中于总统，要捍卫国会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和尊严，如宣战权和缔约权。 二战爆发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几乎绝迹，在冷战期间它也同样受到冷落。越战期间掀起反战运动和主张美国全面撤退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冷战结束后，孤立主义有回潮之势，被称为“新孤立主义”。老保守主义者重新拾起杰斐逊主义的传统，主张在外无强敌、安全无忧的情况下保持最低限度主义的外交，反对美国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9•11之后，孤立主义再度失势。 新老保守主义者都信奉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在各国都存在，其一般的含义是效忠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美国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例外”、“美国第一”的优越感，原因在于：（1）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美国民主价值观，而不是基于种族或民族。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紧密相联，“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平民的民族主义，体现着一系列含义很广的核心价值观念：与集团权利相对立的内在的个人，人人机会平等，反对中央集权，法治以及一种革命的遗产。” （2）美国的民族主义还源于美国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及由此而获得的信心，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美国很少经历过失败，美国的历史基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美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根据9•11恐怖主义袭击以前芝加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90%的美国人说他们“宁可是美国公民，而非其他国家公民”，而“世界价值观”的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70%以上的美国人对当美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美国人一般都有民族主义情结，但新老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更加偏激，他们不允许对美国民主价值观有任何质疑或批评，他们始终把美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置于首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若照此观念制订政策，就表现为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政府的道德权威和其他人民的民族利益；美国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说成是爱国主义，把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说成是排外主义。 新老保守主义者都喜欢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在通常的意义上，单边主义是参与国际事务时的一种外交手段，为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联盟限制，以保持外交灵活性及行动自由。美国的单边主义主要源于“例外论”——美国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美国是“希望之地”、“自由之乡”，美国与众不同，具有更高的道德和思想境界。在老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实力，有能力，有才智；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即使是世界上的事美国也可以自行解决，不必要迁就其他国家，美国是“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其行动是利己利人的，因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美国为他人行善时用不着通过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来寻求合法性，而且单边主义可以使美国的行动保持高效，避免多边主义的官僚主义。 老保守主义者青睐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财政/经济保守派认为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降低了美国的实力。因此美国需要提高进口关税，平衡进出口贸易，减少赤字。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是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经济议题上的变种，它的深层根源是一样的：美国可以独立存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于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削弱美国。 新保守主义者信奉“新帝国论”（“New Empire”Argument）。“新帝国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新帝国的学说，它把美国称为“新帝国”或“新罗马帝国”，使之区别于“旧帝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帝国。“新帝国”之“新”在于它宣称它不像“老帝国”那样靠武力征服来夺取并占有领土，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它在海外的武力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是为别国人民“谋幸福”。它不只是像“老帝国”一样为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及和平），而且还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也就是说，“新帝国主义”与上述老“帝国主义”的区别在于：“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无涉，“新帝国主义”的治理方式也不是殖民统治，而是自由民主；新帝国的国家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国，因而新帝国内不存在老帝国的君主或皇帝，只存在民选总统。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新帝国论”是指在美国流行的、主要是新保守派宣传的“新帝国论”，而不是英国人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提出的“自由主义的新帝国论”(New Liberal Imperialism)。美国的“新帝国论”主张美国要利用当前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使用强权胁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国家，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这些国家，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统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其手段主要是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美国主导的。其目标是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 而库珀的“新帝国论”则是：“我们”之所以仍然需要新帝国主义，是由于由失败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对于国际秩序构成一种新的挑战，解决这些地区混乱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重新殖民化，所以现在需要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依靠自愿原则，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的新帝国主义。 不少人对库珀的“新帝国论”存在误读，将它与美国的“新帝国论”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第一，库珀的“新帝国主义”不是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库珀的“新帝国主义”是自愿合作的“经济帝国主义”或者“毗邻帝国主义”或“自卫的帝国主义”（他在文章中用法不一），其目标是通过欧盟的扩大，建立一个“合作帝国”。“合作帝国主义可能成为最适合有着实质性改变的后现代国家的地方政治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每一个成员都参与政务管理，没有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国家，且其施政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 。显然“合作帝国”中没有美国。事实上，在库珀看来，美国还处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的过渡中，“美国政府或国会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愿望尚不明确，或者说是否需要和愿意接受与后现代的欧洲同等程度的开放、相互监督和干预带来的后果尚不明确”。库珀的这些言论暗示了欧洲国家的社会身份比美国高，所处的历史进程比美国超前，欧洲国家已处于后民族国家阶段，而美国还处在民族国家阶段。库珀当然不喜欢美国的“单极霸权”(Unipolar Hegemony)，更不喜欢美国这个“新帝国”。第二，美国的“新帝国论”虽然像库珀的“新帝国主义”一样承认前现代国家（美国称之为“失败国家”）对世界秩序构成的新挑战，但美国的“新帝国论”并没有提出重新殖民化的主张。第三，美国的“新帝国论”是一场革命，旨在推翻现状，重新塑造一种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而库珀的“新帝国论”并不想“修改”现有的国际法，反而还要完善和加强全球法制，以法治方式进行全球治理，最终形成一种类似国内社会的国际法律秩序(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当然美国的“新帝国论”与库珀的“新帝国论”也存在着共同之处，即两者都主张在“我们”与“前现代国家”或“传统现代国家”（美国称之为“转型国家”）的关系中遵照丛林法则（而不是“我们内部的法律原则”），即使用暴力、先发制人和欺骗手段来取得胜利。 保守主义者信奉的这些国际关系或外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保守主义主要强调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强调维护美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众所周知，保守主义是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是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当共和党在朝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占主导地位，如尼克松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时期；当民主党当政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保守派精英的批评、对宏观战略的引导作用及保守派民众的政治态度对某项具体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如克林顿时期。 尼克松时代 尼克松上台之时，美国正处于“内乱外困”：60年代各种各样的运动极大地分裂了美国，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国际上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伤亡不断，而又欲罢不能，失败主义使美国人对于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而就其实力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对苏联不存在优势，在经济上受到欧洲和日本盟国的追赶。相对于冷战初期而言，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已受到很大削弱。一向以反共著称的保守派尼克松，凭借其在漫长的从政经历（尤其作为艾森豪威尔长达8年的副总统）中获得的对国际事务的广泛了解和敏锐嗅觉，意识到他需要对美国外交作出重大调整，才能保住美国世界头等大国的地位。在与其观点一致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帮助下，尼克松提出要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和道德来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均势”、“缓和”、尼克松主义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主题词。尼克松-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是由几个大国之间的实力平衡而决定的，历史上长久的和平大抵是由均势来保障的。尼克松相信五极平衡，认为“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为了解决越南问题、使美国军队“体面地撤出”，尼克松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年就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三项原则：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义务；第二，在盟国或对我们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核威胁时，美国将提供保护；第三，如果这些国家受到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但防御或抗击侵略的主要人力由这些国家自己负责。“尼克松主义”被普遍认为代表了美国战略上收缩，表明美国今后将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出发审慎决定是否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进行干涉。尼克松政府一改20年来美国外交中肯尼迪的那种美国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克服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 的过度干涉主义及60年代反战运动中那种全面撤退的孤立主义。 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主要是“缓和”（détente）战略，表现在： （1）在东西方关系中，尼克松摒弃长期以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遏制”战略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只有苏联改变其意识形态或国内制度，美苏才能真正实现缓和。虽然在内心里，尼克松也是一个美国例外论者，相信美国比其他国家道德高尚，对于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甚至私下里推崇威尔逊总统， 虽然他对于共产主义绝无半点同情之心，但他承认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为了追求它自己的国家利益，正如美国捍卫西方世界的自由是出于国家利益一样。为此，他从现实主义出发，承认苏联的实力地位，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并在1972年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在2002年被小布什废止），目的是通过谈判，实现战略稳定，暂时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解决越南问题提供喘息之机。 （2）在大西洋关系中，尼克松力图弥合美欧之间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分歧，保持盟国内部的团结，既强调美国在北约的领导作用，又注意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协商，在美苏谈判中尽量与盟国通气，避免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保证产生疑虑，承诺不单方面撤出驻欧美军。 （3）为了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尼克松政府试图捕捉时机，利用中苏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在中苏边界冲突之后，探寻打开中国大门，与共和党中国发展关系，这同正在寻求同美国和解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的中国不谋而合。由于尼克松一向反共，因此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不必担心会被国内的保守派攻击为与共产党专制国家妥协。事实上，发展对华关系是尼克松外交中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时至今日还为外交史学家津津乐道。从国家利益来考虑，发展对华关系也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地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在反对苏联扩张中的准盟国。 （4）在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一直在寻求“胜利”或“退路”，但此前由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僵硬的思维方式，美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一直找不到战争出路。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从而改善了其战略地位后，美国最终撤出了越南。 （5）美国通过“穿梭外交”，成为影响阿以和平进程的最重要的角色。阿以双方逐渐认识到，没有美国，阿以和谈既无从谈起，也肯定无果而终，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对阿以双方施加压力和影响。 显然，在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中，保守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上。如上所述，尼克松和基辛格持保守主义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保守主义者都赞同或支持他们的外交政策。相反，国内不少保守主义者批评他，为了搞“缓和”对苏联让步太大，为了改善对华关系，背弃了“台湾”这一老“盟友”。而尼克松则一再声明他的缓和是以实力为基础，以原则为指导，以谈判为手段，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的。 里根主义 里根当政时期，1979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一是在伊朗爆发了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世俗的亲美巴列维王朝。伊朗新政权不久将美国驻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二是苏联侵略了原来作为美苏争夺的缓冲地带的阿富汗，在战略上摆出了一幅攻势。在美国与苏联搞“缓和”时，苏联却在设法获得其战略优势。更令美国不安的是卡特政府没有及时解决“人质危机”，这极大地打击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并加重了美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里根主义的核心是反共，即美国支持世界上的一切反共力量，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是要击退七十年代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里根重新燃起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他把苏联称为“非法帝国”、“邪恶帝国”，把美国同苏联的较量看作是善与恶之争，从不怀疑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里根在安全政策上的做法是，增加国防预算，研制“星球大战”计划，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在1980-1986年间，美国的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2.2%。在外交政策上，里根政府以实力为后盾，以进攻的姿态争取战略优势，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只要是反苏反共的一概支持，不论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是萨尔瓦多的独裁政权，也不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还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安全观，因为无论新保守主义还是老保守主义都强调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安全。新保守主义者对里根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大，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在里根政府中出任职务，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担任了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珀尔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部长。 在保守派的思想库中，胡佛研究所对里根的影响最大。成立于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在此前影响较小，但在里根时代却显赫一时，原因是：（1）它出版的《80年代的美国》一书全面反映了保守派对美国国内外议题的看法。在美国对亚洲政策上，它提出了“平衡战略”的建议，认为美国不应从亚洲撤军，也不要与日本、中国组成反苏统一战线，而应当在亚洲各种力量之间维持均势，这一建议后来成为里根政府亚洲政策的主轴。（2）里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有15人来自胡佛研究所，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国安安全委员会顾问理查德•V•艾伦(Richard V. Allen)、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享利•罗恩(Henry S. Rowen)、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应当说，里根的外交政策既受现实主义影响，又受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影响。 里根是冷战时期第一位将进攻性的道德讨伐和进攻性的地缘战略结合在一起的总统。不过在其第二任期，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以1985年美苏首脑日内瓦会议为开端，美苏之间进入了新的缓和阶段。 与尼克松相比，里根得到了保守派更多的支持，这除了其所处的形势或客观环境外，也与其个人风格分不开：里根是一位具有强烈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又善于与媒体和国会打交道。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强硬的政策、明星式的政治表演深得保守派的欣赏和支持。 克林顿时期：共和党在野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共和党在野时，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保守派精英人士对政府外交战略的引导作用；二是保守派民众的政治态度对某项具体外交政策的影响。 保守派精英人士一方面通过外交理论来引导美国的外交战略，如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方面通过言论来影响战略的制订。保守派中拥有大量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他们中有的是重要刊物的编辑，如《国家利益》的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旗帜周刊》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外交》杂志前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有些是思想库的主要成员，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托马斯•唐纳利；有些则是学界名人，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塔克尔、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他们在理论界和新闻传媒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和公众对国际问题的认知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人们有一种印象，保守派赞同新孤立主义，对此保守派的精英矢口否认，如保守派杂志《国民评论》声称，这是传媒误导的结果，是一种错觉。毋庸置疑，保守派中的确有一些人赞同新孤立主义，但传媒往往作了夸大。 迈克尔•P•奴南对保守派的164位专家学者（他们中有老保守派、新保守派、中间派和自由意志派，前二者占72.5%）的一份调查也显示出，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赞成美国继续充当“世界领袖”。 如前所述，保守派内部国际主义派与孤立主义派的斗争主要是在新保守派与极端的老保守派之间进行的。 保守派对克林顿政府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态度是：（1）批评克林顿的外交－防务政策缺乏一致性，让人捉摸不透，如他在维和行动或对外干预方面，从积极（1993年在索马里和海地）到消极（对卢旺达内种族大屠杀袖手旁观）再到积极（如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对华政策上从1993年将人权与贸易挂钩到1994年的脱钩政策，再到1997年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从不支持到大力支持，做了180度的大转变。（2）批评克林顿在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没有分清什么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什么是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次要的利益 ，以致美国不必要地卷入与己无关的海外冲突，分散了美国的力量。（3）不支持克林顿主义，即科索沃战争后所确立的“新干涉主义”，强调国家应在力量、代价及效果方面寻求平衡。（4）对多边主义不满。如上所述，保守派的多数意见认为美国应自行其事，不应受多边义务的束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老保守派和自由意志派，他们认为，实行多边主义的结果会损害美国的主权及削弱美国的民族认同。 相比之下，保守派的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与保守派的精英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多有内倾化或孤立主义的情绪。 这些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外交政策，如在民意测验中的表态、利益集团或非政府组织的游说，以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主要是通过对立法的影响。尽管多数议员未必是新孤立主义者，但由于选民的关注点主要是国内问题，因而这些议员在立法议题上的选择是，国内议题优先于国际议题，如在第104届国会中，预算鹰派战胜了防务鹰派，即要求平衡预算的主张战胜了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的声音。此外，外交问题的边缘化也使一些议员对出国旅行不感兴趣，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梅已有13年没有出过国门，他的一些同事甚至根本没有护照。 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年中，在民众和议员中新孤立主义有所抬头，具体表现为：第一，国会对多边机构十分轻视，一些共和党议员甚至提出美国应退出联合国的建议。与此相应的是，国会迟迟不批准美国拖欠联合国的款项，直到“9•11事件”后国会才同意交纳美国所拖欠的款项。此外，国会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中所承担的经费份额也非常不满。第二，对政府外事部门的拨款连年下降，一些原来独立的外事部门也在国会的要求下进行了缩编，如美国新闻署、美国军控和裁军署、国际开发署等被并入国务院。第三，对外援助被大大削减，冷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第四，强烈反对美国军队在其它国家司令官的指挥下执行多国部队的维和任务。第五，反对干涉政策，除非事关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对此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凯•贝利•哈奇逊说“一个超级大国在与地区冲突保持一定距离时是可信的和有效的，但当美国训练有素的军队成为全球的保姆时，它就非但不可信而且无效了。” 按照她的设想，美国只要为自己及其盟国提供导弹防御保护就行了，其他诸如维和这样的事情应交给盟国去做。 总之，在民主党总统当政时，保守主义仍可以通过保守的舆论和国会立法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布什主义 乔治•W•布什总统身处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后冷战时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它的国防费用是排位在它之后的十四个国家防务开支的总和），在经济上经过十年的繁荣增长，它与其他国家的优势进一步扩大（2003年它的GDP相当于排位在其之后的六个国家的总和），在绝大多数的关键技术领域里享有很大的优势。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前，美国表面上没有战略对手，本土安全无忧。在国内，保守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美国社会更加趋于保守。乔治•W•布什的上台主要归功于保守派的支持，他不仅因获得保守派选民的支持而在预选中战胜了竞争对手麦凯因，从而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而且在正式选举后的选举诉讼战中因保守派法官的支持而以微弱多数获得有利的裁决，从而以微弱多数的选举人票获胜。 保守派对布什政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全方位的。首先，布什政府第一任任期中充斥着保守派人士，除了国务卿鲍威尔、环保局局长托德•惠特曼是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交通部长诺曼•丰田是民主党人以外，其他阁僚，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康多利萨•赖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等，都是保守派。其次，布什接受了保守派中各派的观点，例如，他接受了经济/财政保守派观点，上台后最优先考虑的国内政策是减税；接受了外交/防务派观点，把安全问题看作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在安全问题上，支持保守派的导弹防防御计划；还接受了社会－文化保守派的观点，把“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当作自己政治哲学，而其基础是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小布什上台后在白宫建立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创议”（Faith-Based Innitiative，缩写为FBI）办公室，这深受“宗教右翼”的欢迎。再次，在思想库中，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对布什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向布什内阁输送了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姆•霍尔姆斯（Jim Holmes），后者向布什政府输送了包括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Larry Lindsay)、鹰派人物、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前负责军控事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的约翰•伯顿(John Bolton)等七人。 如同里根时期一样，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都对布什的外交政策有影响，它们影响力的消长可以9•11事件为界。在此之前，老保守派对布什外交的影响比较大，表现为温和的国际主义（或最低限度的国际主义）的影响。9•11事件后，新保守派的影响比较大，表现为“新帝国论”的影响。对于人们容易将影响布什外交政策的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混为一谈的一个合理解释是，9•11后，新、老保守派在外交－防务政策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首先，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新、老保守派都认为，美国可以凭借其超强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用太顾及盟国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反应，在外交－防务政策中要随时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说白了就是美国优先，世界要倾听美国的声音。其次，在实现目标的手段选择上，新、老保守派都将单边主义置于多边主义之上，都认为美国要保留行动的绝对自由，应享有绝对的主权，其行动不应受多边条约或国际组织的束缚。美国应首先采取我行我素的做法，其次才是双边联盟，多边合作对于它来说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第三，新的安全形势需要新的安全战略，两派都认为“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攻击”是对付非传统的、非对称的威胁的可靠办法，在这一点上，新、老保守派急于摆脱他们所谓的“冷战思维”模式，即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威慑－遏制战略的冷战思维。在这种共识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用“拳头说话”而不是用“舌头”说话。第四，新老保守派都强调安全利益，注重提升美国的实力，特别注重保持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当然，共识多并不等于没有分歧，而且无论是在新保守派还是老保守派内部都绝非没有分歧。 冷战时期反共反苏的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在冷战后转向反共反华，9•11后转变为反恐反伊。它素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强调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并主张“新威尔逊主义”或强硬的威尔逊主义，追求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变独裁性质的政权，适时推进和扩大美国的价值，建立亲美的民主政权。 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派在思想理论和实际决策两个层面对布什的外交/防务政策产生了影响， 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保守派“催生”了布什主义。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没有多久，“布什主义”的提法已不绝于耳，这种冠以总统名字的“主义”或外交政策学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出炉”，在美国历史上尚不多见。布什2001年３月４日在罗纳德•里根号军舰上的讲话中鼓吹“扩大自由”。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人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很快于3月13日给它贴上了“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标签。《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题为《布什主义初露端倪》的文章分析说，布什主义类似于里根主义，都突出美国的价值观，换言之，就是在外交政策中“以意识形态划界”。6月14日，克劳塞默在分析“布什主义”时说，布什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单边主义。到9月20日，当小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提出“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同流合污”时，布什主义提出了一个二元模式，现在二元论不再是“自由”对“专制”，而是“我们”对“恐怖主义分子”。它不仅是对9•11事件的一个直接反应，也是新保守派一直坚持的“自由对专制”的二元论逻辑的延伸。 2002年1月20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令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惊愕的“邪恶轴心”（Axis of the Evil）论，正好契合了新保守派的自由与极权势不两立的思维模式。“轴心”暗示着那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类似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法西斯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邪恶”则不仅让人联想冷战时期被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也包含了老保守派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念：光明一定会战胜邪恶。此外，新保守派的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和汤姆•唐纳利(Tom Donnally)等也为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要用“先发制人”或“预防性的”战争行动来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声叫好，尤其是为了改变“邪恶轴心”国伊拉克政权的行动。布什说：“反恐战争的第二个方面超越恐怖。这是一场反对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的专制政权的战争。如果必要的话，它将是一场先发制人的、单边的战争。” 这使得新保守派认为，在苏联解体10年后，美国终于明白了新保守派一直鼓吹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并有了承担这种作用的战略，小布什做了他父亲和克林顿总统所没有做的，但早就应当做的事。他们认为，布什主义既不是克林顿总统的多边主义（呼吁联合国、相信军备控制、对和平进程抱有希望），也不是老布什总统搞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通过肯定或实施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原则（即自由）来赢得持久和平和安全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威廉•克里斯托尔在评论布什2002年的国情咨文时说：“布什表明他理解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根除恐怖主义，然后重新回到从前的状况；我们的任务也不仅是管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专制国家的威胁，我们的任务是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除这些对我们的自由和文明的威胁。” 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讲话中明确提出，将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取代过去的遏制战略。同时，小布什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世界的主要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至此，布什主义最终成形。 比较起来，布什主义与里根主义更相像：两者都强调意识形态的对抗（新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者都强调善恶之争，非此即彼；两者都强调以实力为基础的强硬；两都强调以进攻来实现安全；两位总统都相信直觉、本能；两位总统都对复杂的世界事务不胜了了；两位总统都受到保守派的影响和大力支持。所不同的是，里根面对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敌人，而布什面对的则是非传统的敌人；里根时期的美国实力远不如今天的美国这样强大，但布什的跨大西洋关系远不如里根时期那样友好。 （2）大造“倒萨”的声势，鼓吹伊拉克战争。1991年，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支持老布什的海湾战争，而在9•11，所有的新保守派一致支持并鼓吹“倒萨”，即推翻萨达姆政权。还在阿富汗战争打响后不久，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就纷纷在美国主要报刊和电台上撰写文章或发表政见，营造声势，鼓吹“倒萨”。早在2001年10月，理查德•珀尔就认为反恐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拉克，是“倒萨”，如果反恐战争结束时萨达姆还在台上，那么就不能说“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萨达姆对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挑战的总象征。2001年11月19日，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公开谴责伊拉克等四个国家在继续发展生物化学武器，第二天他又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伊拉克与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直接关联，并敦促政府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因为“对付萨达姆的唯一手段就是摧毁他的政权”。克劳塞默在2002年年初分析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报复和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目的是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搞掉萨达姆，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性质。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20日终于请求国会授予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来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两院经过辩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小布什终于拿到了对伊拉克的开战权。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士普遍认为，1991的海湾战争没有搞掉萨达姆是重大的失误，无异于放虎归山，结果遗患无穷，这次反恐一定要吸取前车之鉴。推翻萨达姆政权可以达到三个目的：防患于未然，不让恐怖分子用生化武器来危害美国的安全；杀鸡儆猴，让那些不负责任的极权国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伊拉克身上吸取教训；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自由、民主。 （3）对中美战略关系性质的认识。后冷战以来，保守主义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是（1）总体上突出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视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2）维护与台湾的关系。199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公开称台湾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并表示要继续维持1979年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甚至把对台湾的安全威胁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主张向台湾提供各种防务武器，包括高空战区防御导弹，宣称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3）在战略利益方面，共和党虽然表示中美要互相尊重，但在涉及武器扩散的问题上，则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态度。（4）强烈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态度强硬，不愿给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保守主义思潮对华政策（包括其他对外政策）的准则是现实主义，即从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得失，制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讲究均势，看重并尊重实力。在过去的对华政策中，共和党常常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对华关系，如尼克松时代和里根时代。然而，今天的共和党已非七、八十年代的共和党了，保守主义在共和党中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国会和国防部，这两个部门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可能消极面大于积极面。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论”和“实力论”决定了他们反华反共的基本立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性质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憎恶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蓝队”（Blue Team）。 他们的反共反华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保罗•沃尔福威茨早在1999年就与威廉•克里斯托尔等人联名写信呼吁政府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其编纂的《当前的危险》（the Present Danger）一书中，将中国看作是美国潜在的战略上的敌人；克劳塞默则一再强调中国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新保守派倾向于认为两国将走向冲突，因此他们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应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新保守派大都“亲台”、“保台”，主张对台湾出售平衡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的防御性武器，坚定不移地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敦促政府拒绝接受“武力方式”。 （4）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2002年9月20日，美国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贯穿了布什主义：在非传统的、非对称的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取代传统的威胁后，美国的安全战略也应当从冷战的遏制战略转为先发制人的战略；美国的这一安全战略立足于自身实力和单边行动的能力，在需要的时候美国将与盟友或地区大国进行双边协调，而只有在对实现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用时它才诉诸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多边主义是手段而非目的，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使命。引人注意的是，有人认为，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政策报告“重建美国国防”是布什“新国家安全战略”的蓝本。参与起草报告的托马斯•唐纳利说，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中的人对该报告的政策建议并不十分感兴趣，是9•11事件促成了新保守派的意见被采纳。 美国的大战略显示出“新帝国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新保守派、老保守派和自由派曾在美国的实力地位评估、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及美国的大战略的问题上争吵不休，9•11后三派之间以新保守派的主张为核心取得了某种共识，这些共识是： （1）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实力地位？9•11后的反恐战争凸显了美国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这是“新帝国论”产生的大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美国的兴衰”的大辩论表明美国人对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的认识存在分歧，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处于衰落中，其原因是军事上的“过度扩张” （overstretch）；自由派学者约瑟夫•奈则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理由是，评价一国的力量不仅要看它的“硬实力”（基本的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而且还要看它的“软实力”（国家的凝聚力、文化的全球性普及程度、在国际多边机构中的作用等），结合有形方面和无形方面的力量，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在阿富汗战争后，“新帝国论”呼之欲出。2001年底，威廉•克里斯托尔领导的“新美国世纪计划”就提出支持一个令人自豪的美利坚新帝国的主张，他们认为“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的讨论到此结束，美国事实上就是一个帝国，不论美国人是否愿意承认，别人都会这样看。 克劳塞默亦撰文“再论单极时刻”，称世界已从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历史已经给了美国一个帝国，除非美国自己不愿意维持。 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同样认为，“如果今日美国的优势尚不能构成单极，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构成单极。” 就连保罗•肯尼迪也承认：今日美国的世界性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无可比拟的：查理曼帝国仅局限于欧洲，罗马帝国存在的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区域性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迪帕克• 拉尔（Deepak Lal）宣称“帝国”不公正地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实历史上帝国总是在被征服者中增加了和平与繁荣，而帝国秩序崩溃后，和平与经济就遇到了困难。有人干脆将美利坚共和国比作“新罗马帝国”，认为“21世纪的美利坚既是共和国，也是帝国”，今日的美国就相当于古代的罗马。“古罗马是霸权的典范，它用各种手段在一个失序的世界里促成了秩序，”当然今天的美利坚帝国的影响范围要比古罗马大得多。 布鲁金斯协会的伊沃•戴尔德（Ivo Daalder）也出来为“民主帝国”正名，他说，“民主帝国”的定义是“用美国的力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按美国的样子来改造世界的某些地方，使之成为一个更加民主和繁荣的地方”。“民主帝国”使这些国家更加自由，更加向全球化开放。他假设，如果这些国家变得像美国一样，它们就不太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甚至民主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前第一夫人、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说：“显而易见，就其无与伦比的实力而言，我们美国真正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论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是一个帝国……” 这样，不同派别的人现在都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是无可匹敌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了。 （2）什么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当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苏联跨台后，美国人对安全的威胁来源一度感到迷茫。新保守派一些人很快敏锐地指出，美国安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弹道导弹及其它先进武器技术与“无赖（或流氓）国家”的结合，这使一些“相对落后的处在边缘位置的小国……（能够）迅速成为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威胁”，“美国必须准备好在自愿参加的盟国的支持下单独行动”。 自由派与老保守派虽然也认识到大规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但并没有确切地将它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一些潜在的、未来有可能对美国的地位进行挑战的对手视为敌人。9•11后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变得明朗的是，非对称性的、非传统的威胁已成为对美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对付恐怖主义或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已成为美国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与此相应的是，在军事上，自由派认为威慑－遏制战略并没有过时，而新保守派则认为，应当超越冷战思维，遏制战略已经行不通，由于恐怖主义分子或“无赖国家”根本不会被威慑，对付非传统的威胁最有效可行战略就是先发制人，御敌于外，保障美国的安全。先发制人的战略基础首先是美国拥有用高科技和庞大军费武装起来的超强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改变了传统战争中美国人必须付出惨重伤亡才能赢得胜利的规则。9•11后的形势迫使自由派赞同对恐怖主义者采取某种程度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3）在美国与世界交往时，是遵循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冷战初期，美国出现了新孤立主义的倾向，一些老保守派人士认为苏联已经跨台了，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威胁可以担忧的了，因此主张减少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回到正常状态”（Back to the Normalcy）——美国不仅是生活在“山巅之城”(a City on the Hill)，而且可以生活在“山巅之城堡”(A Castle on the Hill)里。这种孤立主义情绪非常普遍，民众普遍对外交事持冷漠态度， 以致于有“钢女人”之称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做处理国际事务的同时，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做国内公众的工作，呼吁国民支持美国的外交，强调美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国家”(the indispensable country)，世界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利害相关的。在孤立主义弥漫的气氛中，新保守派一直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笃信不疑，相信“由于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经济实力，在击败对世界的两大独裁专制威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它在全世界广泛的独特的利益，美国在世界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和平秩序中无法逃避起领导作用的负担和责任。” 由此可见，精英的主流派，特别是自由派与新保守派都赞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主义。 9•11后，保守主义派中的孤立主义情绪荡然无存，老保守派也不再对美国的世界作用进行置喙，并且迅速向新保守派靠拢。与此同时，民众也变得大力支持美国的领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外交和国防开支占预算的百分比迅速上升，还表现在绝大多数国民在开战前都支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4）应如何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哪些是重要利益、哪些是一般的利益上，自由派与新保守派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新保守派主张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将战略利益与价值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它的国家利益定义既有别于自由派广义的与价值观相联的利益定义，也不同于老保守派过于狭隘的物质层面的国家利益。前者可能导致美国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而进行军事干涉，而这被新保守派讥讽为是充当“国际保姆”。在新保守派看来，一些关键国家的“政权改变”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为此在必要时，美国不得不甚至动用武力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并在此之后承担它们的“国家重建”的工作。 9•11后，新保守派的国家利益观获得了支持。 新保守派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帝国，美国的责任是建立和维持秩序。 也就是说美国应当扮演“世界行政司法长官或世界警察”的角色，即维持世界的稳定、和平及秩序。对此老保守派也大加赞同，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azza Rice）也说，“……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担保者”， 美国军队是用来干大事的，不是用来充当政治调解人和负责维和的，总之，美国不当“国际保姆”。9•11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使新保守派的论调更有说服力，美国决定做好“世界警察”的工作。 （5）采取何种政治和军事手段。在外交上，自由派主张采取多边主义，通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组织等一些多边安排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即使是在需要动用武力时，也要取得合法性，即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或北约的同意。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好方式是机制霸权加均势霸权，这些手段在冷战时期行之有效，在后冷战时代仍然可以经过修补用来维持美国的霸权。通过多边机制，美国付出失去一些单边行动的自由的代价，换来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对美国有利的秩序。 而新保守派则主张单边主义，保持美国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自己确定威胁，自己对付威胁，自己设立标准，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束缚和“挟制”。新保守派批评多边主义行动是“谋求建立一种不以国家主权和力量为基础，而以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甘愿让大巨人受小人国的束缚。而单边主义的目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美国无可匹敌的地位，也就是维持一个单极霸权格局的世界秩序 。 9•11后的国际局势使单边主义占了上风，新保守派继续为单边主义鼓噪，认定“单边主义的实质就是：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无论意图多么良好，来阻止我们追求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基本的安全利益。” 老保守派显然赞同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拉姆斯菲尔德的口头禅就是：“是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联盟决定任务。” （6）什么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约瑟夫•奈称之为指导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北极星”。 在90年代曾经争论不休的几种战略选择——新孤立主义、选择性参与、合作安全和优势主导中，美国所选择的是优势主导的霸权战略，并且现在正在向帝国战略过渡。这种战略强调的是美国的“一超独大”的地位，关心的是美国的行动自由，要提防和阻止的是出现一个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战略对手，要实现的是尽可能长久的美国“单极霸权”，要建立的是美利坚“新帝国”。这种大战略主张美国依靠强权，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扩展到全世界，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新秩序——即自由的国际新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战略包括五个支点：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权改变、国土安全和绝对优势。 伊拉克战争是对“新帝国论”大战略的一次实践和检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要为“正义事业”大胆地、不受限制地、单边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布什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三周前讲得很明白，美国推翻萨达姆的目标之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防患于未然；二是为了在伊拉克实现自由，美国绝不允许用另一个独裁者来代替现在的独裁者。 沃尔福威茨则更加明确地说：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榜样”，叙利亚、伊朗人民将从中得到启发，沙特、埃及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感到不安，从而实行改革；纠缠不休的阿以问题也可以最终得到解决。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虽然认识到伊拉克战争存在着潜在的危险，但他们认为无所作为的危险比行动的危险更大，何况美国的安全不仅建立在强大的国防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自由上。上个世纪美国曾击退了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并将德国和日本成功地改造为和平民主国家，俄罗斯也发生了政权的和平演变。“新帝国论”者认为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为未来提供了指南。 “新帝国论”的反对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强大，但是它并非无所不能，美国不可能像改造德国或日本那样来“改造”伊拉克，原因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和宗教构成相对单一，而在伊拉克存在宗教、种族、部族的内部冲突。况且，即使美国能够成功地改造伊拉克，它能否被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仍未可知。 美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充满了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为解决阿以矛盾而设计的中东和平“方案”也非常脆弱，极易搁浅。“泛中东和北非”民主计划虽然出现了一些美国人愿意看到的景象：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实现了全国普选；在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叙利亚军队从该国撤出；吉尔吉斯斯坦继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之后发生了“郁金香革命”。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在这些地区涌动。但是负面的图景是：虽然伊拉克战争结束两年了，但其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爆炸和伤亡事件从未间断，美国国内要求撤军的呼声在加大；而近来在巴勒斯坦的地方选举中，激进的哈马斯组织获得了优势，在黎巴嫩南部的选举中真主党获胜。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反美的政治领导人，美国将如何与之打交道？ 总之，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化及中东秩序的未来决定着“新帝国论”能否成为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