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媒体、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在美国，新闻媒介发挥着“政府监督员”的作用，并在宪法第一修正案 的支持下赢得了位于三个正式的政府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 之后的“第四权”的美誉。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新闻媒介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就是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对美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的体制化过程 早期的美国报刊业 不过是出版发行小册子的行业，归属或依附相互竞争的政治利益集团，并卷入不断的宣传战。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出资创办、约翰•芬诺主编的联邦党人的《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与反联邦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支持的菲利普•弗雷诺主编的《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便陷入了论战和谩骂之中，而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创办的《费城综合广告报》（Philadelphia General Advertiser），又称《曙光女神报》）更是把对联邦党人的攻击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被激怒的联邦党人后来甚至砸烂了报社，殴打了贝奇。 由于报刊上谩骂成风，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但在一些传媒学者看来，不能用现在的无党派偏见的新闻标准来评价当时的报纸，因为它们的最高目标是为党派事业服务，是以党徒为政治行动的条件来形成新闻和意见，这在当时得到了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广泛认可，并为政党体制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而这种稳定对于这个新生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媒体普遍卷入党派之争，但它们在宣传“天定命运”说，鼓动民众进取精神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早期的美国报刊上，诸如“使大陆落后民族获得新生”、“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大业”之类的话语遍布其间。在报纸上，最有影响的是《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和《纽约早晨新闻》（The New York Morning News）的创办人之一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所提出的关于“天定命运”的观点。 在许多相似的场合，新闻媒体都为那些寻求扩张的人充当工具，甚至在一些时候，新闻媒体还成为了战争的推动者。在美西战争中，《纽约新闻报》的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公然宣称是他一手造成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而这还被视为新闻媒体所起到的独立作用。 真正使媒体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的是广告的出现和工业化的进程。在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报刊的读者，媒体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大，这样，新闻媒介便逐渐从为权贵人物提供信息的工具演变成为广大读者提供信息的重要手段。 而引起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广告的崛起。到18世纪中叶，广告开始成为报纸收入的重要来源，不过在19世纪末期以前，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订户。美国报刊广告事业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1879年，印刷业中的广告收入上升到将近4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广告费历史性地超过了订阅费并成为报业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达到总收入的54%以上。 到了1919年，这个数字突破了65%，这也使得媒体逐渐成为一种新型企业，逐渐摆脱了政党化倾向，真正走上了接近独立性的企业化道路。 媒体对广告的日趋依赖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一是广告商影响力的加强。对媒体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清楚的，那就是“谁是出钱者？”在媒体的运营过程中，广告商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曾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我们是广告主支持的，从整体上讲，我们就必须考虑广告主们的根本目的和愿望。” 不仅如此，广告商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媒体的意识形态取向，广告商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形态偏好的。那些激进的出版物，如《母亲琼斯》、《民族》和《进步》，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结果经常导致它们财政透支，难以发展。“不言而喻，能够吸引富有广告主的只能是捍卫商团制度的媒体。” 第二个后果是传媒公共关系的蓬勃发展。随着报刊广告的日益增加，一批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不仅有广告代理机构，而且还出现了专门处理公共关系和塑造企业形象的商业机构，这些机构的作用是：通过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有效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帮助企业进行危机管理，同时也促进媒体与企业的合作关系。 第三个后果是媒体的财政渐趋独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步入“好内容—发行量上升—广告收益提高”这样的良性循环，就完全可以摆脱经济不独立所导致的思想和管理上的束缚，因为在媒体独立性的前提除了政治独立外，还必须包括财政独立。而且媒体并不担心广告所带来的商业化气息会麻醉媒体的神经或污染新闻自由的空气，如果新闻记者担忧广告客户的压力会造成新闻污染，他们可以在新闻与经营部门之间筑起内墙，类似于美国报刊在20世纪初筑起的那些内墙。如果他们惧怕收集信息过程中的政治污染，他们可以筑起另一面墙，将新闻编辑室与社论部门隔开来，这是现代美国新闻业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媒体财政独立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在美国建国初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受到过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不管政府提供资金是为了确保报刊对政府俯首帖耳、吹捧颂扬，还是出于报刊被当作为公众服务机构对待的动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只有仰仗政府的恩惠才能创办一种报刊，在财政上能否生存几乎更要依赖于政府的慷慨解囊。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清楚地知道，如果冒然向政府发起挑战，就无异于在财源上自取灭亡。但媒体广告的兴起却改变了这种局面，以亨利•卢斯（Henry Luce） 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出版商开始意识到，与其说媒体就是信息，不如说媒体就是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就是产品，媒体就是公司，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美国媒体，并使得媒体在逐渐获得财政独立的同时，更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包括外交事务中去。 进入20世纪，美国媒体的“特性”逐渐稳定下来，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和专业化，而这一切都使得其成为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稳定因素。首先是市场化。在深入地介入市场经济生活中之后，美国媒体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不仅在这种经济制度中运转自如，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媒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懂得如何购买产品，质量如何，价格如何，怎样讨价还价。媒体既懂得制造（新闻）产品，也懂得如何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广告商懂得利用什么样的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更懂得如何进行宣传；而政客和利益集团则懂得如何借媒体的喉舌向公众和社会传递有利于自身形象和利益的信息。事实上，媒体已成为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广告商得到宣传，媒体得到资金，受众得到信息，政府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其次是专业化。美联社是这方面的典型。美联社是媒体客观性法则的主要倡导者和受益者。几乎从一开始，美联社就致力于成倍地增加它的订户，为了使自身在与合众社争夺订户的竞争中不落下风，美联社一直克制着任何类型的政治鼓动，因为任何政治上的宿敌都不会出于同情而考虑与站在对立面的媒体结盟合作。换言之，实行客观性法则是有利可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上的中立就是商业上的赢利” ，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订户，就必须避免政治上偏执一方，就必须平等对待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待各种利益集团，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受制于政府和大公司。 媒体的专业化对新闻报道有着很大的影响。与以往的有党派色彩的报道不同的是，今天的新闻报道走的是无党派立场的道路，新闻工作的准则是强调独立（行动摆脱了外在政治压力）、客观（没有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事实）、公正（避免党派之争，对各党派对立的观点予以调整）的重要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一个多世纪以来，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几乎都与政治组织、政党或政治运动无密切联系，而有意避免与政治势力过密联系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个标志。这一特征既是新闻专业人员感到自豪的原因，也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结果，被视为美国新闻界一个重要特点。 正因为有了如上的特点，在经历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漫长历程之后，美国媒体通过在经济上日益自立而获得了更大的深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并在不知不觉中紧密地融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去，而这也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定者所乐意看到的。 信息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可以追溯到当年美国宪法起草者的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充分了解情况的民众是其自由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起草者将这一想法落实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条法律的必然结果便是，新闻成了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并使公众关注民选官员的不轨行为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两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那条简短的条文未被勒石铭文，但它却是美国新闻业的灯塔和盾牌，由于享有这种保护，美国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和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免遭官方的报复。 对媒体有利的是，在美国，政府官员很难在针对新闻媒体的诽谤案中获胜，因为美国法院裁决，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务员与公众不同，必要时必须经受审查，而且有义务向公众报告其如何履行责任，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媒体的事先约束是媒体难以接受的。媒体的作用就像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合众国”一案中所说的那样，“在第一修正案中，奠基者们给予新闻自由的保护使新闻机构得以在我们的民主政体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闻机构为之服务的应当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废止政府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权是为了使新闻机构能够永远毫无拘束地批评政府。而保护它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暴露政府的黑幕，以为人民知晓。只有自由、不受约束的新闻机构才有可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骗与谎言。而一个自由的新闻机构其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阻止政府愚弄人民把他们送到异国他乡去充当炮灰”。 可以说，宪法的保护和司法部门的支持，是美国媒体得以对美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持续产生影响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大众传媒得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当代，“五角大楼文件案”（The Pentagon Paper Case，或称“《纽约时报》案”）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它于1971年夏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猝然发生，被认为是美国宪法史上涉及第一修正案问题的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同时也是有关“事先约束”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案例。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追述30年来美国逐步卷入的经过》，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五角大楼文件” 。这一事件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应，尼克松总统同意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建议，警告《纽约时报》 ，如果它继续刊登这份材料，将以间谍法对它提出起诉。应联邦政府要求，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法官默里•格尔菲对《纽约时报》发出了一项临时禁令，这是美国有宪法以来，政府第一次试图事先对出版物进行控制，而这正是第一修正案旨在预防的事情。 但事情并没有向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在《纽约时报》连载暂停后，《华盛顿邮报》却跟了上来。之后，《纽约时报》又恢复了连载，4天后，《波士顿环球报》 也开始行动，而美联社也着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份材料。与此同时，格尔菲法官拒绝了政府希望永久性禁止《纽约时报》发表此文的请求 ，但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却推翻了这一判决，规定有关禁令继续执行。官司最终打到了最高法院。 在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中，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报纸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的权利，维护了不能事先对出版物实行控制的原则。雨果•布莱克大法官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第一修正案的条文都表明新闻机构必须不受检查、禁止以及事先约束 ，可以自由地发布新闻，而无论其信息来源。 ” 但最高法院的裁决却并未解决信息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法庭实际做出的裁定只不过认为政府在这起案件中并没有遇到需要对新闻媒体采取事先约束的情况。结果，在1979年，政府得到一项制止令 使得《进步》杂志未能刊登一篇如何制作氢弹的文章，从而再度以国家安全为目的施用了事先约束。尽管后来政府撤回了指控，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些案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更多的媒体的自我新闻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中，怀特大法官的观点是，应当把第一修正案赋予新闻出版的免于事先约束的“特别保护”与第一修正案在事后惩罚问题上给予新闻出版的保护加以区分。而从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角度看，免于事先约束和不受事后惩罚是密不可分的两种自由，“假如报纸的出版者在出版之前享有免于事先约束的自由但却知道在出版后可能会被送进监狱，这岂不是首先就很有效地限制了出版吗？在事后惩罚方面，给予的保护越少实际上就等于采取了事先的约束。” 美国人对政客的不信任是第二个重要原因。在美国人看来，新闻的责任是对于权力的重要检验，“政治家知道，知情的选民能把他们扔出办公室；企业的最高行政长官认识到董事会的权威和股东的影响力；而受贿的警察知道，他们不想被抓。优秀新闻是那些使责任发挥作用的基本源泉。任何企图玷污权力的人都要越过他人的肩膀看看自己是否正被人注视着。理想状态下，应该有一个记者从旁观察报道这一切。” 在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外交问题上，美国民众是乐于看到一个有影响力的“第四权”的存在的。 第三个原因是，在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着广泛影响的情况下，美国人也需要对国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而20世纪通讯技术的革命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媒体对信息的传播也较以往更迅捷和详尽，公众对媒体的依赖也大大加强，这成为媒体加强国际事务报道力度和深度的动力。事实上，在今天的美国，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体验、感情、信仰和向往的共同标准。它们不仅贯穿于不同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还影响到年龄很小的孩子，使他们在能够明辨是非之前，就不自觉地接受了那些东西。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悄无声息却又实实在在地浸入了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成为人们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民众对信息的依赖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也使得政府更加需要认真对待媒体。 二、 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 美国媒体持何种意识形态？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看到底什么样的美国人在看新闻。著名的调查公司佩尤中心的调查（2004年）显示，FOX（福克斯电视台）一半以上（52％）的观众自称自己是保守派，而4年前，这个比率只有40％。另外13％的观众称自己是自由派，比过去下降了20％。而其他观众则自称“温和派”。在CNN的观众中，36％的人说他们是保守派，20％是自由派。微软广播网的观众中，33％是保守派，22％是自由派。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收视率也显示，33％的人为保守派，18％的人为自由派。即使是非商业的国家公共广播和电视台，自由派的受众也没有太明显的优势：30％的自由派对31％的保守派。而在诸如《纽约客》（The 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等美国主流杂志中，自由派的声音也差强人意。对此，科哈特的分析是：“在很多层面上，这一现象和美国的党派间人口特征有关。总体看，美国保守派比自由派教育水平、年龄都要偏高，在经济上也更加富有。在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下，保守派更愿意接触新闻。” 美国媒体的现状也多少与此相吻合。尽管美国媒体大都避免给自己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它们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却是难以抹煞的，从长远看，媒体大都保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却各具特色。 从长期的意识形态色彩来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属于自由主义媒体，《今日美国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属于保守主义，《洛杉矶时报》和《费城问讯报》属于温和派媒体，《华盛顿时报》则属于极右翼报纸。 在杂志方面，《时代》（Times）、《母亲琼斯》（Mother Jones）、《国家》（The Nation）属于左倾媒体，《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哈泼斯》（Harper's）、《滚石》（Rolling Stone）属于自由主义媒体，《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偏自由主义）、《新共和》（偏保守主义）属于温和派媒体，《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读者文摘》（Reader Digest）属于保守主义媒体。而《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则属于右翼媒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和国内报道上，媒体的意识形态倾向常有一些差异。以《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在国际事务中持坚定的国际主义观点，但是在国内问题上则基本持保守观点。不过它在1936年和1944年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在1960年后支持的都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04年的大选中，《纽约时报》就很旗帜鲜明地站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一边，而对布什总统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里，尤其是在“9.11”之后，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选择的是亲布什的立场，这反映了，在国家利益面前，无论持什么倾向的媒体，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要与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在反恐战争期间，新保守主义明显占了上风。 在反恐战争期间，保守派在媒体中占有着双重优势，既有力量优势，也有资金优势。除了《华盛顿时报》、FOX这样的新保守派和共和党右翼的言论阵地，美国媒体中还遍布着诸如《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这样一些明显保守和“右倾”的媒体。即便是在一些较温和的媒体中，保守派也有着自己的声音，《纽约时报》的言论版由脑筋陈旧的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和新保守主义者罗森肖（A．M．Rosenthal）把持，而《华盛顿邮报》 中的保守派更是熙熙攘攘，从迈克•凯利到乔治•威尔（George Will），从查尔斯•克劳撒默到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等等，不胜枚举。 此外，很多著名的专栏作家也都是新保守派，例如《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新共和》（New Republic）周刊的劳伦斯•卡普兰和《旗帜周刊》的马克•格雷希特。 以《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为例。作为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喉舌，这份不到“10岁”、发行量只有5.5万份的区区小刊，如今已成为研读美国对外政策的“风向标”。用《国家》专栏作家、《开明媒体如何？》的作者埃里克•奥尔特曼的话来说，“就读者而言，它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在他看来，《旗帜周刊》的发行量可能很小，但是他们无意与广大的平民百姓说话。这家杂志直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一读这本杂志。 《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被视为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锋，他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他的一个“大手笔”是1997年6月搞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他不仅组织了一系列文章支持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来充当世界警察，还得到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等人的签名，不仅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坚决地投入到了新保守运动中，还使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传统的保守派更多地在行动中支持单边主义做法。这些人不仅成了《旗帜周刊》的固定作者，还成了《旗帜周刊》许多思想的执行者。据悉，切尼每星期一都会派人来取30份杂志。 《旗帜周刊》并非新保守派在媒体中的惟一“旗帜”。有意思的是，新保守派的“据点”虽然在五角大楼，但它的媒体“后台”却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鲁珀特•默多克、英国人康拉德•布莱克和韩国裔美国人文鲜明。媒介大亨默多克不仅支持《旗帜周刊》 为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政府传声，还通过他的FOX（沃尔福威茨参与其中新闻节目的策划）进行宣传。布莱克旗下的《国家利益》杂志和《耶路撒冷邮报》（新保守派重要人物珀尔是该报的董事）则明显站在新保守派一边，受他影响的还有英国与加拿大合资的霍林格帝国（拥有英国发行的《每日邮报》）。而文鲜明（有无英文名字）则拥有着合众国际社和右翼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后者因新保守派色彩和反共立场而颇有“名气”。 不仅如此，这些倾向保守的媒体在经济上还个个成功，而像《国家》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媒体相比之下却是资金匮乏。为了赢得保守力量特别是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财团的好感，一些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还特意引进了一些右翼保守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如被视为都市自由主义代表的《纽约客》唯一的全国性记者就是右翼脱口秀主持人塔克•卡尔逊（Tucker Carlson）。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好战的右翼分子迈克•凯利和温和的新保守派卓•克莱恩都担任着《纽约客》驻华盛顿的记者。而自命为自由主义的《新共和》杂志的一半内容其实是绝对的“新保守主义”，2004年，他们还聘请了迈克•凯利和仇视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主持编辑工作。在波士顿，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中流砥柱的《大西洋月刊》也请右翼的迈克•凯利作编辑。此类现象在其它所谓的“自由主义”杂志中比比皆是，包括《国家》、《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等。而CNN、ABC、NBC、CBS这四大电视台也在“9•11”后不同程度地从原本多少有点左倾的立场向右靠。 尽管处于反恐战争时期，自由派媒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善于丑化布什及共和党政府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可谓首当其冲，这既是因为该报的传统所致，也是因为洛杉矶所在的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同时也是自由派艺术家和IT愤青的天堂。在伊拉克战争前后，《洛杉矶时报》、《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 of Melville, N.Y）、《俄勒冈人》（Oregonian in Portland）都曾在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尖刻地批评小布什总统，而《巴尔的摩太阳报》（Sun of Baltimore）则堪称媒体中不同意战争的阵营里前后最为一致也最有激情的声音，他们评论美国对伊宣战的社论是以这样一句话开篇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原则上的错误，更是在政策上的错误。”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则处于中间偏左的立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它所崇尚的批评精神和中立立场。 尽管美国媒体的党派色彩在淡化，但两党也还是有着自己所偏爱的媒体。以电视网为例，调查显示，29％的共和党人觉得FOX的新闻频道更值得信赖，相比之下，只有26％的人信任CNN；而在民主党人中，45％的人赞赏CNN的新闻报道，只有24％的人青睐FOX。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两家电视网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谈到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时，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媒介所具有的多元主义倾向。美国新闻业的一条基本的价值信条是多元主义，即媒体应容纳形形色色的新闻和观点的理念。人员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样化都是被倡导的。 然而，这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在美国媒体中，多元化通常是指种族和种族划分，多元化的这种含义起源于1968年的一份著名的《克纳委员会报告》。这个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美国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两个社会，“一个白人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两者分离而且不平等。”这个委员会发现当时的媒体在以下两方面尤其缺欠，一是没有各种肤色，来自不同背景的有代表性的员工；二是没有报道有关少数族裔利益的新闻。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一些媒体组织的领导人承诺要雇佣更多的少数族裔 员工，而新闻院校也力图招收更多的少数族裔学生。如今，许多新闻媒介的领导人都在敦促新闻报道更广泛、更全面且更有代表性。 与媒体的总体倾向相比，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作为整体是自由派多于保守派，他们的观点与公众相比更是自由得多。独立媒体分析家李切特（Robert Lichet）在分析了1962年－1996年有关主流报刊、广播和电视记者的政治观点和选举投票倾向后发现，新闻工作者多数持自由立场的特点几乎没有改变。在1996年的一项访谈了1037名报社记者的调查表明，61％的记者自称为“属于或倾向民主党或自由派”，而属于或倾向共和党及其主张的只有15％。2001年普林斯顿一项调查在访问了301名“媒体专业人士”后发现，25％的人自认为是“自由派的”，59％持中间立场，而自称为“保守派”的只占6％。 2001年的这项调查很能说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尽管到了当代，新闻工作已经没有党派之分，但新闻工作者们却并非没有主观的价值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信仰，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社会上依照自由—保守的价值观念去观察世界。 著名记者李普曼曾断言，“我们不是先认识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认识”。意思是说，美国媒体中的主流派喜欢以无党派的传统来处事待人，以基于对世界的“自由—保守”认识而形成的温和主义态度来报道新闻，这一切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之外就已形成，并为大多数新闻报道定下基调。 正如罗赛蒂所说，这种温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影响着记者们对世界的观察，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事件是重要的，这些事件是怎样形成的，应以什么方式公布于世。记者们无论如何努力地力求客观，仍将受到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民主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人很少能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听到与这种传统观念相悖的观点。 在危机期间，美国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就像我们在“9.11”事件期间所看到的那样，新闻工作者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情所左右，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宣传总统观点和政策的角色，很自然地显示出“团结在国旗周围”的景象。与平时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的是，在这种国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常常会丢弃以往的无党派立场，与政府及其政策紧密相连；在报道中不是按新闻“客观性”的要求，使用较为中立的语言，而是使用“我们”和“他们”这样的话语。 这一点在“9•11”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充分。 从根本上说，美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是接近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对此，康拉德•芬克认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新闻事业有如下影响：（1）揭示真理；（2）正义；（3）人情味；（4）自由；（5）服务社会。 具体而言，美国主流媒体通常信奉如下的道德和行为准则：（1）严格限权自由主义；（2）客观性；（3）社会责任感；（4）人民的知情权；（5）信用差距；（6）为公众利益服务；（7）监督权贵；（8）保持平衡与公正；（9）富有同情心；（10）捍卫《第一修正案》；（11）保持独立性；（12）勇敢无畏；（13）思考你的忠诚；（14）自我意识与良知；（15）忠实于社会；（16）以笔谋生，不贪外财；（17）忠实于同业；（18）在一个“纷乱”的世界上行为得体。 那么记者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是社会教育。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因为不同的人对事实的认识不同，人们因为其特殊的出身背景和各式各样的生活经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新闻工作者不带主观色彩地做出判断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新闻工作者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经过了相同的社区、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活，又经受了相同的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的熏陶，其信仰已经适应了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体系。他们也是根据淹没读者和观众的基本相同的新闻做出反应的。他们很少到左派报纸里寻找不同观点或主要新闻媒体不予报道的信息。他们注入到新闻报道中的固有偏见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世界的成见。如此反复循环，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创造的思想概念拿来为现在的报道所用。 二是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与20世纪初企业及广告商通过提供免费旅游等来笼络新闻工作者的情况不同的是，如今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更愿意用软性的方式影响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观念和认识，许许多多保守的思想库都不断地向新闻工作者散发小册子、专家报告书和其他出版物，阐明现行经济制度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各大企业也不断出资奖励积极报道企业活动的新闻工作者，并主动培训他们，“诱导记者应当写什么样的报道，指示编辑应以什么标准来审稿。” 此外，企业还经常提供其他迷人的活动和物品，如宴会、舞会、礼品和到豪华宾馆免费参加用于宣传各个行业奇迹的新闻招待会。从这些地方回来的人，很少有批评主办者的。 三是媒体内环境的影响。尽管新闻工作者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职场中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注意组织文化和上司的喜好的。在这种职场环境中，那些编辑和制片人久而久之就会熟悉了上级的喜好，善于揣摩起上级的意图来，就像一位编辑所说的那样：“不是主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而是我们预计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这便是他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其实就是一种思想调控，只不过这种调控是通过非正式的暗示和自然的推理进行的，表面上都属于“业务”指导。由于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告诫，目睹了一些不“识趣”的同仁所受的冷遇，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在撰写可能惊扰权贵或白宫的稿件时会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感情用事”，不要丧失“客观性”。 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中保守意识占了上风。虽然主导性和全国性媒介的记者往往有较为自由的倾向，但由于编辑和老板往往比较保守，这些记者就不得不较多地表现出保守的一面，至少也要表现得温和一些。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独立见解和不同思维的记者则常常会受到扼制。当赫伯特•马修斯从战场报道古巴革命，详细描述游击队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和革命政权取得初步成就时，《纽约时报》不准他再写报道。 20年后，另一位《纽约时报》记者也领受了同样的教训。1982年，雷•邦纳就萨尔瓦多军方屠杀1000名农民做了一系列报道，而当时，白宫宣称，萨尔瓦多在人权问题上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邦纳的报道揭穿了政府的谎言。为此，美国极右团体发动了一场驱逐邦纳的运动，《华尔街日报》对他进行了谴责，《纽约时报》也把他调了回来，不久他被迫辞职。他的经历对许多别的记者产生了令人心寒的效果。 而最终影响甚至左右新闻工作者意识形态取向的是新闻界的主流意识。尽管个人主义和多样化盛行，但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价值观和习惯做法是基本相似的。这些价值观强调为公众服务，公正报道和舆论兼顾的重要性，而记者们则在媒体私有者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逐渐学会了自我控制，避免在报道中表现出故意的偏见，尽量在不同的立场间保持平衡 。为了避免因“立场”问题引发事端，大多数美国报刊都努力做到明确区分新闻栏和社论版，以便将信息和言论分开。 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的《新闻法》和全面的新闻管制，官方也避免介入媒体的自身运作，但在新闻行业内外还是有针对记者过分行为的非官方“制衡”，其外部检查和制衡包括诽谤法和新闻组织自律守则和协会组织以及新闻界内部的激烈竞争所带来的诚信压力，而内部制约则来自于一些报社任命的读者意见调查员 、内部自律机制和成熟的编辑流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可能成为强大、自由的媒体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要使公众相信他们在大众媒介上读到、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产品”必须是可信的。否则，公众不会购买产品，公司就得赔钱。所以，获利与为公众服务是能够齐头并进的。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包括媒体业主有权控制其所有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即使这家媒体是一个城镇唯一的报纸、电台或者电视台，媒体业主也可以这样做。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拥有媒体发行产业的极少数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第一修正案中所规定的在媒体上传播自己观点的权利。正是意识到所有权集中所带来的影响力优势和丰厚利润，媒体产业开始出现了一个所有权和利润所得不断集中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行业就出现了迅速集中化的趋势，一大批公司加入到了并购的热烈大合唱中。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动画图片的买卖，此后，这一数目在不断缩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 ，其中迪斯尼公司（Disney）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维亚康姆（Viacom）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通用（GE）收购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在线（AOL）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合并。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各大公司对网络媒体有了新的认识，时代华纳通过并购美国在线率先抢占了制高点。 美国媒体的公司化趋势产生了如下效果：一是新闻报道范围更大也更集中了。尽管现存的十多种新闻供应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消息，但地方性媒体却已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更主要的是，全国性媒体的新闻报道往往呈现出“类同性”，而非“差异性”。 这使得受众无论收看哪家电视台的新闻或者阅读哪份报纸，所看到的新闻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看到的解释也差异很小，这必然在一定程度影响到民众对诸多国际问题的认知取向。 换句话说，各大媒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在无形之中渗透到了公众的头脑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的导向。 二是大媒体集团对国家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由于近年来美国媒体市场已被几家大公司所瓜分，这使得大媒体集团对政府决策和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今，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是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例如纽约时报公司属下有四个报业、广播电视和数字化媒体集团，仅其中的一个地区报业集团就拥有14家地方报纸，而这些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靠纽约时报公司的新闻社来供稿。地方电视台大体也是这种模式。绝大部分地方电视台都由ABC、NBC、CBS和FOX这四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 三是媒体的“市场意识”促使它们会积极地推动战争等有利于自身的事件的发生。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战争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件的发生，有着极大的商业价值。一般情况下，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报纸的发行量会上升，电视的收视率和电台的收听率会大幅度提升， 报道有力（特别是与利益集团和大企业意识形态倾向接近）的媒体还会得到来自大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相应资助（如增大广告投入等）。这也是美国媒体热衷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四是媒体的激烈竞争在事实上削弱了新闻报道的冒险精神。随着新闻媒介的集中化和大企业化趋势的加剧，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和市场份额，全国性媒体主要考虑的是吸引而不是疏远受众和广告客户。为此，他们特别注意考虑公众和精英人士的意见，并尽量做到不疏远企业。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竞争的加剧往往使大众媒体采取避免冒险的工作方法。由于担心失去观众和触犯公司赞助人，新闻媒介在内容的选择上非常谨慎，不敢轻易冒险。 它们通常喜欢追随主流的和官方的新闻源，尽量报道美国成功和辉煌的一面，这也使得在客观上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接近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 五是媒体倾向于接近企业精英意识形态。由于企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媒体变成了它本应当监督的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美国的电视网、报纸、杂志和影片公司的经营者与美国的其他公司一样，其成员也是由属于社会富有阶层的董事会组成的，纽约各大银行的代表坐在各大电视网的董事会里控制着信用投资和债务资金的筹措。 不仅如此，许多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出版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银行、保险公司、大型法律事务所、大学以及各种董事会的合伙人或董事。与媒介公司的董事们密切相连的是强大的企业组织，而非公共利益团体；是资方而非劳方；是政府建立的思想库和慈善机构而非相对应的基层部门。像福特这样的一些公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董事会里都有它们的董事。 这种接近的直接后果是，媒体的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属企业及其相关组织的影响，新闻内容也无法完全逃脱公司的干预。重要的是，这种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这种看不见的“干预”往往在媒体内部产生连锁反应。第一个连锁反应是高级新闻主管们自身也要服从公司董事和老板的统治，因为董事和老板对财政和公司业务拥有最高权力，他们必要时还会对处理新闻的方式和属下各级的雇用和解聘人选实行作最后决定。 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编辑和记者变得温顺和“自律”。记者在生产新闻时不会时刻感受到上级的管制，而主编和老板也不会从早到晚进行控制，在他们看来，断断续续地加以管教已经足矣，他们没有必要进行无所不在的监督，只要偶尔干预一下既可。一般来说，只要新闻工作者产生出一种上级有可能反对某种报道的预感，就足以防止他们采写或编发此类稿件了。换言之，对新闻报道的许多限制并不来自正式的新闻检查，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的新闻检查，来自新闻工作者自己——他们在构思稿件时都要预测稿件会不会受到上级的指责，稿件会不会被“枪毙”。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由预感产生的回避行为不但使得老板的直接干预变得更加不需要，而且使得新闻工作者产生出更大的虚假自治感，这种自治是没有任何法定权利保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工作者与其他机构的被管理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一方面要尽力根据预感不断做出反应（即使有时候他们意识不到），另一方面还要在表面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 如前所述，新闻媒体报道的大都是就事论事的新闻，而不是“经过调查的新闻”，大多数资讯都不是记者和媒体经过查阅资料、深入调查得来。美国媒体最重要的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和国际报道的来源是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界人物，新闻报道也往往反映重要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观点，这在客观上使得“新闻媒介关于世界事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国政治思想的动向” 。 全国性新闻媒介和政治环境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确保了新闻媒介在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最重要领导人所持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中立性的新闻报道，这就导致新闻报道有时自由化一些，有时保守一些，有时批评政府，有时支持政府，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却是顺应国内的政治潮流。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当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在全国兴起时，新闻报道就倾向于自由主义一边；而当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保守主义的力量占优势时，新闻报道就变得保守。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媒体“总是反映一种自由—保守观念的中间立场” 。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3年，美国不宣而战，入侵了几乎没有防御力量的仅有11万人口的小国格林纳达，屠杀了几十名居民和抵抗者。对此，美国新闻媒介基本上都持支持态度。绝大部分新闻媒体都在宣传白宫的说法：这次入侵是一次救援行动，是为了帮助在圣乔治医学院就读的美国学生摆脱困境。《时代》周刊的封面图片标题就是《到格林纳达去救援》。新闻媒体还慷慨地拿出大量篇幅来报道官方的观点：格林纳达是古巴的一个堡垒。《每周新闻》称格林纳达的“保卫者是古巴人，而且装备非常精良”。但事实是，在这个国家里只有784名古巴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建筑工人、医疗人员和外交人员。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的“配合”和支持政府的表现尤为明显。2003年3月18日，在布什总统给萨达姆下了“48小时最后通牒”之后，美国报界在开战前最后一次发出声音试图影响政策决定。对当天美国50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社论所作的调查表明，其中有44家在美国开战前发表了关于战争社论，其中三分之一的美国报纸重申了对白宫的强烈的支持，三分之一的美国报纸重申了他们对战争的反对，其余的眼看战争势在必行，便从时政层次撤退到高深的哲学层次来探讨战争的意义。而在战争开始后，大多数主流媒体都站在了政府一边。 但媒体也并不总是“配合”政府。一般情况下，在战争爆发或国难当头（如“9.11”）之际，政府、各党派和媒体都会发出一个声音，以彰显其“爱国主义”基调。但如果战争不能速战速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声音就会出现。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 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美国媒体如今已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媒体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三大广播公司（ABC、CBS、NBC）及FOX和CNN，都是美国政府官员关注的对象，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一天的工作也通常是从浏览这些报刊、观看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或浏览互联网上的新闻网站开始的。 另一方面，媒体还通过把精英们的意见、观点传达给政府的决策者而起到推动政策制定的作用。对华盛顿的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每天早上出现的新闻和评论专栏的内容是他们一天所要谈论的话题。 而这也正是媒体大亨所希望看到的。《新共和》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 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想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 Magazine）。在这个国家，有许多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杂志》等等，都是不赚钱的。但是在它们的发行人背后，都有一个大集团来支撑它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它们来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 更主要的是，媒体还通过影响广大民众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在美国，媒体很少被列入国家顶尖级的产业或者金融组织的行列，但媒体巨头们却在美国顶尖领导者的座次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所控制的经济资源，而是由于他们所主宰的信息资源。他们的权力来自他们能够决定什么是“新闻”，来自他们能够阐释新闻，来自他们能够使广大的受众熟悉政治文化，来自他们能够提供说服、规劝大众的工具。 一言以蔽之，媒体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决定、设定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日程表。而这是其他行业组织所望尘莫及的。 电视节目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用电视为例来说明媒体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很有意义。众所周知，在美国，电视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与报纸等平面媒体相比，电视具有其独特性，它的图像能够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从而进一步影响观众的看法。在报导危机时，电视的威力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时属于危机一部分的问题会被突出并易于被渲染，它所具有的连续性、戏剧性、即时性对受众情感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也正是由于电视新闻报道的视觉图像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得它成为了多数美国人获取信息和了解国际事务的主要新闻媒介。 扩大参与者的范围是电视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一种方式。基于自身的优势，电视以其透明性在客观上将许多非政策制定者卷入到对政策制定有影响的范畴内，从格林斯潘到恐怖份子，都通过吸引观众和各界人士的注意力而间接地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者也很清楚电视的强大影响力：在一次调查中，有81%的政府官员认为电视扩大了政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有25%的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比媒体的影响力更大。 出于这种认识，政府官员往往非常重视那些活跃在屏幕上的人物的言行，他们在制订政策时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暗示。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逐渐学会了积极地去利用媒体。自从1972年以来，政府官员们并没有增加多少对大众传媒的信任，但却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关注媒体报道并与媒体打交道。资料显示，从1962年到1982年间，政府官员每周用在与媒体特别是电视打交道的时间增加了2.4倍。 不仅如此，他们还学会了利用媒体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政策，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 加快政策制定和修正步伐是电视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二种方式。美国媒体在越战期间对“美莱事件”的曝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连队在连长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屠杀。男人立即被枪决，女人被强奸后再杀掉，小孩子则被当作枪靶子。最后，整个村子109名村民无一幸免。这一事件被战地记者西摩•赫什 率先捕捉到，不久，一份小报《圣路易报》以大幅标题“在美莱：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该文章在全美激起了大规模反战游行，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终结越战的作用。 在索马里发生的事情也同样能说明问题。1993年，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在摩加迪沙 上空被击落，10多名美军士兵丧生。愤怒的当地人高喊着反美口号用绳子拖着一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在街头示众，羞辱美国人。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否认美军士兵阵亡并遭暴尸，但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保罗•沃特森却冒死拍下现场照片，随后，成百上千家报纸纷纷转载，美国各大电视网也倾力报道，美国民众震惊了，开始从支持政府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转向强烈抨击政府。克林顿迫于舆论压力下令于1994年3月从索马里撤军。 这件事情突出显示了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它不仅对人的视觉具有很大冲击力，对人的心灵也有极大的震撼力。正如波士顿大学交流学院的约翰•舒尔兹所言，这种画面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在11年后的伊拉克 ，当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美国人再次被震撼了。 但由此还不能断言是媒体的渲染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政府从索马里撤军。有学者认为，克林顿政府当时已在考虑逐渐缩小并最终取消“重建希望军事行动”，而新闻则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借口。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卢旺达种族屠杀中，克林顿政府显然受到了索马里事件的影响，在采取干预方面止步不前，用苏珊．L．卡拉瑟斯的话说，它在反应中明显受到了“越南和索马里综合症”的煎熬，也就是“害怕失败”。 这在第25号总统令中有明确的体现。虽然美国确实为联合国的救援工作做出了贡献，但那纯粹是局限于帮助难民。而这一次，美国媒体也在报道上配合了政府的行动，把卢旺达事件说成是一个难民危机，而非“种族屠杀及其后果”。 设定外交议程是电视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三种方式。显而易见，电视能够把全球性的话题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中来，如环境保护、饥饿、难民、人权等问题。而使电视起到这一作用的，一方面是电视对全球问题的广泛关注，及电视传播的迅捷；另一方面是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它既有新闻，也有影视等文艺作品，而后者更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现实是，媒体关注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关注，这也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性早已不是秘密。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言，新闻媒介对其周围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很有“选择性”，美国的媒体大多关注当地和国内新闻，而对国际新闻很少报道。 这产生了两个微妙的后果。一方面，它在客观上限制了受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鼓励了他们更多地关注国内生活的倾向，主流媒体平均每天5-15条的国际新闻报道难以使民众全面、充分地了解世界，在只有有限的事件和问题变成新闻的情况下，受众很容易受到媒体“选择性”报道的影响。媒体特别是电视的这种影响力是十分惊人的，用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的话说，“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上了电视，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如果没上电视，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当世界上的媒体迫使人们干预索马里的事态时，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有着更大的混乱和更多的饥饿儿童。如今索马里的混乱还是那么糟，但是媒体走了——美国和联合国部队也走了。” 对此，苏珊•卡拉瑟斯指出，有关索马里，美国的电视网做了严肃的承诺，只在政府决定使用军事援助空投食品后才进行报道——即使这时最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 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有限 ，报道的选择性更为明显。这其中，电视的表现最为突出。在对美国媒体的跟踪观察后发现，美国新闻媒介报道的国际新闻往往是以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而不是全球）为中心，以政府官方（而不是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为焦点，突出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和环境问题），强调诸如战争等“消极”事件（而不是富有合作意义的积极信息），可见，“新闻媒介不仅具有选择性，而且往往故意渲染事件的某一方面，这种选择性在国内外发生危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般说来，美国媒体对危机的报道也往往局限于美国被深深卷入或者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而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牵扯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美国媒体对非洲国家发生的一些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忽视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同时也验证了乔治•凯南提出的“CNN效应” 。 显而易见的是，各种新闻媒介所扮演的都是事实“过滤器”的角色，即使某些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多数新闻界的人士都承认，新闻报道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其结果就是对事实的扭曲，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消息来源和政府“看门狗”的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提供“加工过的事实”，而正是这种“加工过的事实”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互联网的崛起及独特影响力 在传媒的发展史上，互联网的普及堪称为一个转折，在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的交互作用下，实时报道和分析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媒体对外交的影响力度和“速度”有了空前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线新闻电视频道可供人们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互联网则给了人们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对此，《纽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安德鲁•罗森塔尔评价说，“实时通信改变了一切。在马其顿边境的一位记者可以随时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或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的另一位记者通电话，这就使情况大不一样。报纸可以把分布在各个地点的记者发回的信息综合起来报道，这种报道方式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在科索沃战争中，互联网第一次表现出它的独特性和活力，有180个网站对此进行了报道，南斯拉夫政府网站甚至公开了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电子信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和发展争取社会公正的全球性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和反战运动 ）中，互联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伊拉克战争中，互联网成为人们了解和影响这场战争的重要平台，许多反战组织都通过互联网对美国和其他参战国政府施加压力。 让政府多少感到有些为难的是，在信息时代，舆论传播新工具和新渠道不断改进，而新闻管制却跟不上这一发展。针对曝光于2004年4月的美军虐俘事件，西班牙《世界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由于虐待战俘事件被媒体曝光，美军对伊拉克的占领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抨击，而将丑闻大白于天下的却是不起眼的数码照相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数码照相机已成为在伊拉克领土上反抗美军占领的有力武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器并非掌握在敌人手里，而是在美国大兵自己的手里。 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对社会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仅从技术性能上看，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的区别似乎是在容量、便捷、快速等要素方面，但是数码相机、摄像机，特别是那些微型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工具 却因在无意间成了新的传播工具而“能量”大增，它们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最便捷、最隐蔽、最迅速的方式传送给各媒体，而这在信息战愈演愈烈的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华盛顿邮报》图片编辑基思•詹金斯认为，以现有的技术手段，业余摄影师拥有与专业记者相同的能力，装备有相同的工具��数码相机、便携式电脑和互联网连接，从而便有了实时传播的能力。 “博客” 的兴起同样成为了影响国际问题的重要因素。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传播形式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近年来，博客作为一种传播形式，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网络连接、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已在互联网上兴起，成为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全世界舆论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 博客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美国政府邀请了500多名各国记者编入美国军队中实施“嵌入式采访”，结果却几乎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滑铁卢” 。相反，博客却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信任，虽然它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却在新闻史上足以写下重重的一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向处于边缘，被指责为“不专业、不严谨”的博客世界，却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主流新闻界所丢失的中立性、公正和公信力。 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是，如今，全球博客数量已经逼近1000万左右，占网民总数的1%-2%。伊拉克战争中博客的表现说明，以个人为中心的博客潮流已开始有力地冲击传统媒体，尤其是对新闻界多年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挑战。 媒体通过影响舆论来影响政府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是非常之大的。据统计，美国人每天平均花21%的时间在工作上，31%的时间睡觉，48%的时间做其他事情，这其中78%的时间是花在传媒上，也即8小时52分钟。具体来说，看电视4小时9分钟，听广播（包括驾车时听）3小时，听音乐36分钟，看报28分钟，看书16分钟，看报\杂志？？?14分钟，看录像7分钟，上影剧院看电影看戏2分钟。 有研究表明，65%的美国人每天靠电视了解新闻，就在这65%的人中，有许多人还阅读报刊杂志、收听广播、收到各种各样的简报和小册子（大部分是他们邮箱中不请自来的广告）。现在，他们还要与通讯家族中的最新成员打交道：电子邮件和交互视频。 事实上，处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传媒国度，美国媒体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中，媒体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用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泰德•格拉舍的话说，“新闻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新闻是有关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的东西。”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战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在越南，媒体与军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一方面，军方蓄意制造假消息和扣压重要信息引起媒体与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媒体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披露和对反战情绪的“煽动”（至少军方是这么认为），使得军方和政府非常难堪和恼火。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和曝光过程中，越战的正义性开始受到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声誉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如果说，在白宫里，约翰逊可以从容、精细地面对摄像头的话，在白宫之外，他却是越发感到无能为力了。从越南战场不断传来的不利消息，席卷全国的反战浪潮，都使他意识到，结束政治生涯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与约翰逊的命运相比，美国媒体却是收益颇丰，尤其是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电视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1968年春，在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首的美国媒体的引导下，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意义开始产生怀疑，林登•约翰逊总统倡导的战争在此时也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泥潭。在这个关键时刻，著名记者和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决定亲赴西贡。在枪林弹雨中，克朗凯特为美国人民展现了清晰、真实而又惨烈的越战场景，就这样，作为一个尊重客观现实的人，克朗凯特做出了独特的但却是历史性的举动，他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专题节目，告诉美国人民，这场战争无望了，即使再派几千名将士也扭转不了局势，现在是应当考虑撤出越南的时候了。克朗凯特的报道改变了原有的平衡，约翰逊的支持力量受到可致命的打击。由一个新闻广播员宣布战争结束，这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外交决策 对利益集团来说，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一个重要的实现政治利益的途径。正如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进程》中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新集团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 这其中，利益集团是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以犹太利益集团为例，众所周知，美国的犹太人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在美国的主流社会有很大的声音，从行动委员会到政府代言人，从主流媒体到著名学者。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活动要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自那时起，它们就通过美国国会不断左右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仅在2002年，一个称作华盛顿协会的犹太人利益集团，就组织它的成员发表了90篇专栏文章，其中14篇发在《洛杉矶时报》、9篇发在《新共和》、8篇发在《华尔街日报》、6篇发在《华盛顿邮报》、4篇发在《纽约时报》，这些都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所有这些文章都在探讨中东问题，其中少不了为以色列辩护，也不乏对伊拉克的攻击。犹太利益集团为了“倒萨”还出了很多书。比如有劳里•麦罗伊的《萨达姆•侯赛因未完成的反美战争》，戴维•沃姆斯的《美国倒萨的失败教训》，都从理论的高度探讨倒萨的重要性和应当吸取的教训。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利益集团并非是惟一的通过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利益集团，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在国际新闻报道有限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政府在外交方面对舆论和媒体的引导 在美国，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原则，但政府仍然是可以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的。事实上，政府官员和社会集团都试图影响甚至控制媒体对国家事务的报道，他们很清楚媒体的重要性，清楚新闻报道对政治议程和舆论的影响力。美国的政治家不仅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不应告诉媒体，更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 政府对新闻报道施加影响是有很多先天优势的。由于总统被认为是外交活动的中心，因此，国内媒体虽然有自身的新闻采访系统和新闻客观性的标准，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部门才能获得有关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信息。为了换取采访总统等政府高层官员的机会，许多记者和媒体放弃了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这也使得他们在批评总统和政府高官的时候非常慎重。更多的时候，对政府的微词是通过专栏作家的嘴“输出”的。 越南战争堪称“媒体总统” 时代的真正开端。在此之后，总统和政府要员的公关意识大大增强，到了里根时代，总统的公关技巧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程度，这些技巧在克林顿和小布什主政时期得到了升华。 一般来说，总统及白宫在外交方面影响传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日常的舆论引导。美国人毫不讳言，白宫的日常新闻操作就是引导舆论。每天早晨新闻秘书同白宫官员围绕前一天或当天的美国新闻进行讨论，他们讨论希望新闻朝哪个方向发展，白宫的立场是什么，然后在得出统一意见后，通知政府新闻机构，向白宫新闻团谈观点，而新闻团的记者则根据白宫的观点以各自的立场去报道。 在这种新闻采访体系中，政府是占优势地位的，它能够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声明左右信息的发布，而且在危机期间更是会成为媒体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信息来源。在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期间，美国媒体几乎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来提供消息。以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为例，里根政府发布了史无前例的禁令，战争结束3天后，才允许新闻记者进行采访，而有些情况甚至在一年后才为公众所知。 不仅如此，媒体还成为总统和国务卿影响其他国家舆论及其领导人的重要“工具”，或他们试探其他方面反应的“气球”。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曾通过媒体释放了大量“气球”，试探各国及国际组织对“倒萨”的“必要性”及方式的反应，并有效地利用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丰富和完善了它的外交和军事方案。 二、对总统形象的系统策划。由于无论什么时候总统的言行都具有新闻价值，这使总统得到无与伦比的有利条件，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向民众宣传他的观点并推广他的政策，也可以通过加强个人关系吸引记者和媒体做出有利于他的个人形象及政策执行的报道。 以小布什政府为例，作为有现代意识和经济头脑的领导人，布什鼓励并支持白宫的高层官员和媒体、公关人员花费大量时间与新闻界交谈，商议新闻策略，回顾他们最近在某个新闻上所做的努力。如果布什要会见记者，或发布消息，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他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等人都会预先推敲好措辞、帮助布什排练好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回答，以防他不按讲稿讲话，授新闻界以口实。 事实上，在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小布什都被包装成为一名“反恐总统”和国家安全的保护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的反恐政策得到了国内的支持，并帮助他在2004年大选中击败对手。 三、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针对某一细节展开“专题”宣传常常被证明具有很好的效果。在“倒萨”战争开始前，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和公关公司对舆论进行了很好的策动。以一家名为雷东集团的公关公司为例，这家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工作十分“单纯”，那就是为讽刺萨达姆的演讲做翻译及配音并做一些嘲讽性的新闻节目以便在伊拉克播放（位于伊拉克北部和科威特的电台每周广播一次），它招募了很多来自海湾特别是伊拉克的学生，给了他们很高的薪水，任务就是做有关伊拉克的宣传节目。 事实上，雷东集团所做的一切只是美国对伊拉克心理战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无论是2002年热播的《萨达姆大叔》，还是战前一年间美国各大媒体不断重磅推出的有关萨达姆家族的种种“丑闻”（甚至涉及到体育领域，如乌代体罚运动员等）报道，都是丑化萨达姆政权，赢得国际社会对推翻萨达姆政权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的一种心理战。而美国和英国媒体则成为这方面最重要的“战争武器”。事实证明，政府策动的这项“专题策划”是非常见效的，由于这种新闻的数量和广度都非常之大，久而久之，很多人们便会接受这样一些认识：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血腥、贪婪的政权，萨达姆本人则是一个残暴、无能甚至有些变态的领导人。基于这种认识，更换萨达姆政权便越发变得容易被人接受了。 四、以新闻源操纵媒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宫和新闻媒体彼此之间的日常关系就像是“谈判”，而由于白宫掌握了新闻的源头，因而在这场“谈判”的开始便处在了优势地位。在美国，记者虽然是无冕之王，但也并非总是有恃无恐。对于白宫，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毕竟他们是靠信息吃饭的。 物以稀为贵，媒体对独家的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这使美国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掌握了一种操纵媒体的技巧，那就是将即将发生的事情透露给某家媒体，这样的新闻肯定会得到大力宣传，而且其他记者也会跟着做报道，很少有记者能够抗拒毫不费劲地报道“总统明天将宣布……”的诱惑，这使他们看上去就像装备有先进窃听器的消息灵通人士。这种做法还使一些媒体产生了对白宫的依赖性，因为他们希望能“分配”到这种“独家新闻”。“我给你独家新闻”实在是充满吸引力的语言。 同样的，对不“配合”的媒体予以消息封杀也成了白宫操纵媒体的手段。而与此相关的，便是对 “不友好”记者进行打压。对于那些“喜欢生事”的记者，白宫则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他们就会借机打压，轻者给他的上司打个电话说“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则让他丢饭碗。 在白宫面前，个人的力量无疑是虚弱的，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从业人员被炒鱿鱼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记者因为说真话而被撤职。2003年3月30日，美国资深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 在巴格达出席一次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采访。他说：“由于遭到伊拉克抵抗，（美国的）初步作战计划已经失败，他们显然没有料到伊军的抵抗如此顽强。”结果，次日他就被NBC和国家地理学会解聘。 五、与记者发展私人关系。与记者发展私人关系是现代总统的重要公关手段。克林顿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和记者发展关系的总统，他经常通过与记者的私人会晤增进感情，改善个人形象。此外，克林顿还小心翼翼地培养了一小批年轻的、新民主党作风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如《华盛顿邮报》的E．T．迪翁、《纽约客》杂志的乔•克莱因等人，请他们帮助高层做决策。这些作家的报道和书籍对其他记者和电视制片人都有影响力，这使他们能够引导国家的舆论导向。 而这正是克林顿所希望看到的。 白宫的这种做法有很大的代表性，事实上，美国的许多政府机构都很重视与媒体发展关系，即便是五角大楼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据悉，五角大楼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全国举办军事力量、空军装备的展览，以取得公众对军方的大力支持。 六、通过参与制作节目和撰写文章影响舆论。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总统及其管理团队往往是多管齐下，各尽所能。以小布什政府为例，为了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取得先机，不仅小布什本人积极进行“表演”，他手下的人也都热情地与媒体作周旋。像布什一样，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事务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都与地方媒体有过亲密接触；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新保守派思想家沃尔福威茨则常常在政策出台前撰写“气球”性的文章试探民众和国外的反应，为政策进行理论铺垫；副总统切尼负责的是与电台、电视台的联络，他一直定期出现在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并常常在星期日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则主要为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辩护。 七、媒体同政府的默契配合。事实上，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政府官员，与官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在其《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曾评论说，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正“打败”政府。事实上，在经过与政府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已形成了一种看法：政府与媒体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互依存的，美国政府的强大也会给媒体带来更大的利益。作为必要的妥协，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公众的消息量或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像一位政治顾问所说的，“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 无论是白宫，还是媒体，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胜利，是为胜利而做出努力。人们注意到，在布什政府一步步接近“倒萨”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很自觉地站到了政府一边。美国电视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播报新闻、发表评论和播放对该国一些官员的采访，力图解释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必要性，俨然是阐述美国政府观点的发言人。根据菲尔公司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75%应邀参加美国电视新闻网圆桌座谈会的人都是美国现政府或前政府军方官员和政府官员，只有17%的被邀请者对白宫提出过批评。对此，美国一反战组织领导人丹尼•佩尔逊在将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进行比较后，抱怨说，时代变了，在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公开报导美国领导人的错误、目的和失败；但现今，这些媒体对任何不信任政府官员的人的声音进行审查。而这一切，对于媒体与政府的合作史来说，也不过是管中观豹。 传播媒介的官僚化也使得政府更便于引导媒体的新闻报道。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和日常工作程度而组织起来的。 很显然，媒体的这种官僚化倾向对媒体的新闻报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样的采访系统中，记者往往被所属的媒介机构指派采访某一事件并进行报道。尽管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美国记者表现出良好的深入和独立调查的意识，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媒体的企业化和集中化使得媒体从业人员的亲企业和政府意识有所上升，即便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优异的《华盛顿邮报》，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政府有关部门上，从而方便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这一点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全国性的新闻媒介都定期派遣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门，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国会和最高法院，并以此为主要新闻的来源，使得大部分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都围绕着政府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做好“策划”、制定议题、引导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记者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并在一些敏感报道上笔下留情，因为他们一旦得罪政府，就很有可能失去饭碗。 白宫记者团人数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人数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多数记者必须尽力在同样的时间期限内报道近乎相同的事件，“不漏报重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新闻机构的竞争点，而为了不漏报，就必须与“重大新闻”的提供者（往往是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达成某种默契。 白宫记者还必须学会与消息灵通人士们相处。这些消息灵通人士是政治新闻的源泉，也是一些媒体希望获得独家新闻和提前获得内部消息的关键所在。对那些富有经验的白宫记者来说，关系网的扩展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掌握重要新闻来源的人群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消息，为此白宫记者必须努力与这些人建立联系，与他们交往并尽量了解他们。而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白宫记者和他们身后的新闻机构就越发难以下决心“伤害”他们的“衣食父母”了。 媒介官僚化对国际新闻的报道范围和选题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的新闻媒体有近千名驻外记者，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常驻在欧洲国家，而在非洲、拉美和中东的记者则不到10%，这使得美国媒体对其盟国的报道在一般情况下要远远多于对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报道，而这种派驻的比例也往往与美国的海外利益份量相吻合。 为了协调在海外的宣传和报道，1994年，克林顿总统还签署了国际广播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几个机构归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国际广播局的九人委员必须由参议院通过的跨党派成员组成，由国务卿负责。这一法案的通过，不仅使得美国的海外宣传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而且也有助于政府与各大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形成合力，共同追求美国的海外利益。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突出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其他一些国家多边主义追求的冲突，那么在传媒的领域中，美国媒体则受到了传媒多元化的挑战。如今，媒体的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新闻报道的多元化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对美国政府的传媒公关策略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一方面，它增加了美国政府通过影响媒体来争取舆论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它也迫使美国政府把媒体公关的对象扩展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的媒体公司对全球媒体并购和参股的“欲望”，而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所乐于见到的。 素以新闻自由著称的美国不仅在和平时期引导对新闻的报道，而且实际上在战时实施对新闻的管制。一般来说，美国的战时新闻管制主要采取三种办法，即新闻阻断、新闻约束、集体采访。美国的战时新闻管制起源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随着全美实行战时体制，针对媒体的战时管制便显得顺理成章了。1942年1月15日，政府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严格规定所有印刷品不得有军队、飞机、舰船、战时生产、武器、天气等“不适当”的消息，类似的指示也下达到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政府还设立了新闻检查局，有14462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往来邮件、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的强制性检查。新闻检查局同时也发布官方的战争消息，引导战争时期媒体的舆论导向。 美国军方在战争期间也有战地新闻检查职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停止的军方新闻检查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得到了恢复，还加上了控制无线电广播的内容。而在此后的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更是在1951年实施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不仅涉及军事消息，还适用于可能损害联合国军士气或者令美国及其盟国和中立国感到为难的一切言论。它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新闻检查制度，更是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新闻检查制度。 在越南战争期间，尽管南越政府给驻西贡记者团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美军驻西贡司令部对西贡记者团却只是实行了简单的新闻检查，这使得当时的记者较之后辈得以更多地直面战争，他们的采访和报道自由令后来的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者们羡慕不已。多少是因为越战期间新闻检查的宽松，美国媒体才得以更深入地揭露越战中的黑暗面，并最终导致了美军从越南的尴尬撤退。 在媒体获得空前“成功”的同时，军方也开始反思“经验教训”，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对战时新闻报道的控制，以免重蹈越战的“覆辙”。因此，在入侵格林纳达时，里根政府就不允许记者到部队驻地采访，并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这样一来，新闻媒介对这次侵略事件的报道只能完全依赖于里根政府所提供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把这次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支持人道主义事业而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就，却避而不谈这次行动背后所掩盖的地缘政治的动因以及地面军事行动的混乱局面。 自此以后，政府与主流媒体便达成了一种非正式协议，允许少数新闻记者在政府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代表全国新闻媒介，按严格规定随军进行采访。 同样的，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五角大楼对记者进行了“真正的审查”，并企图通过对记者的限制来美化战争。令记者们困惑和头疼的是，他们只能得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而无法全面、充分和真实地报道战争，尤其是在战争的破坏性方面。 尽管媒体多有抱怨，但海湾战争的胜利却给了当局以极大的启发。白宫和五角大楼很清楚，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一场战争都很难持久进行下去，如果你不给他们信息，他们就不会支持那些他们不了解的事情。因而，必须给媒体以适当的报道权，让他们满足民众了解真相和事态发展的愿望。不过在为媒体创造的环境中，可以做些“调整”，使媒体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得力助手”。政府和军方的这种“战略调整”直接影响到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至伊拉克战争的战时新闻报道。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军方进一步吸取了越战时期的教训，它的做法改变为一方面定时由“发言人”提供消息，另一方面则有效限制记者在战场上的行动。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首次向全世界媒体开放，允许嵌入式随军记者采访，但事实上，军方的新闻管制收到了更好的效果。2003年3月23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的录像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先转播了这一录像带，但随即五角大楼便介入了，它要求美国电视新闻网在这些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家人被通知前不要播放这一录像带。此后，美国所有主要的电视台，都心领神会地实行了自我约束，不播放美国战俘的画面，对阿拉伯电视台提供的报道画面也几乎不再予以转播。随着战争逐步升级，一些美国电视台承认，就象人们战前所担心的那样，他们派出的记者已经不能完全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而与平面媒体相比，电视媒体展现的多是经过“净化”处理的战争观点。 战时的新闻管制既显示了媒体的困境，也表明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的底线。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媒体与军方的关系是合作多于冲突 ，尽管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政府喂什么就吃什么的懒汉”，但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新闻理想之间，美国媒体很难作出选择，尤其是在“9.11”之后的爱国主义氛围和反恐旗帜的引导下，媒体不得不在诸多方面“配合”政府的对内及对外宣传。 更进一步说，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有疑义，但由于主流媒体的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及利益取向与政府和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就像一位官员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所说的那样，“当一位总统站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