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与中美关系：2002年7月至8月 就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的互动而言，2002年的7月和8月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时段。在这一时段里，发生了许多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事情，最突出的是《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简称“中国军力报告”）和《美中安全评论报告》两个报告的出炉，中美两国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更趋深入特别是美国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台湾当局提出“一边一国论”再次考验中美关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华。在这些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华报道比较全面和公正 在这一期间，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呈现出如下几大特点：一是平衡报道。尽管这其间不乏一些负面报道，但就总体而言，还是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不仅有很多正面报道，而且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基本做到了不偏不倚。 应该说，平衡报道是近年来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主流色彩，而促成这种微妙平衡的因素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它源于美国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功能角色，也即提供多元化的议题和尽可能全面真实的信息，这不仅是媒体的力量所在，也是它对稳定社会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所在，因为过于偏激和一边倒的报道和舆论倾向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中美关系中的积极面的增加，以及在深入和全面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媒体的“成熟”和日趋理性。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如大企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而政府所起到的作用更值得一提。 二是报道范围更加广泛。随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注意力增强，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不仅关注政治、军事、台湾问题等传统热点，还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社会问题、中美文化交流等予以了充分报道，这也在客观上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更趋全面和真实。 三是更趋理性。除了像《华盛顿时报》这样有着明显反华倾向的媒体，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开始趋于理性和现实。在“两个报告”和“一边一国论”问题上，美国几大主流媒体都表现出了理性的态度，能够站在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高度冷静应对，没有给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和台独分子已可乘之机，并且能够与美国政府保持相对的默契，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上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 反恐战争的影响。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映，表现出明确的同情和对美国反恐的支持。而在美国方面，为了争取反恐合作也从战术上调整了对外政策，特别是缓和了此前较紧张的中美关系，并且，中美关系还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而得以提升。 可以说，“9.11”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识，而反恐也为中美关系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合作领域，政治上的合作同时还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标志着中美之间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被以法律形式的框架，从根本上得到确认和强化。 对于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及中美合作的必要性，美国媒体也十分清楚。无论是媒体配合政府的自觉意识，还是媒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的利益驱动，抑或是政府在对外宣传方面巧妙的引导和协调，都使得美国媒体在2001年9月以后的对华报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较以往更加理性和客观了。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入世以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了，而这种日趋全面的对华报道也在客观上使得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在总体显得更加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9.11”特别是中国入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都纷纷将报道重心从日本转移到中国。继《芝加哥论坛报》之后，以分析国际形势著称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关闭了驻东京记者站，有关日本的报道由北京记者站担负，该报的一位编辑坦言，“这是由报道的价值决定的。我们必须去有新闻的地方。”在他看来，发自东京的消息的魅力正在不断减弱。《纽约时报》也认为，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在对“衰退的日本”和“经济实力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过日本的中国”进行比较时，编辑们将选择“更有生气的中国”。 这说明，中国问题及中美关系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心目中地位在逐渐上升，而相应的，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发引人注目和重要起来。 （二） 美国政府的引导和协调 在美国，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原则，但政府仍然是可以影响媒体、引导舆论的。事实上，政府官员和社会集团都试图影响甚至控制媒介对国家事务的报道，他们很清楚媒介的重要性，清楚新闻报道对政治议程和舆论的影响力。表现在中美关系上，政府在引导舆论、平衡负面报道、发布（消息）时机的把握等方面，也颇为用心，并且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两个报告”为例。对于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国会的长达209页的年度报告和五角大楼提交的长达56页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布什政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淡态度，7月16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甚至称，布什政府正在贬低它们的重要性。该报透露说，一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记者说：“东西太多也就不值钱了。”而在谈及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力作”时，另一位官员则坦言，“政府内部可能没有一个人有时间从头到尾地审阅这份报告，因此，没有一个建议能得以实施。”而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份报告企图彻底颠覆华盛顿的现行对华政策。 政府的表态很能说明问题。就在五角大楼报告出炉当天，国务卿鲍威尔就指出，他很清楚中国正在使其武装力量现代化，但他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并不可怕，并不代表任何新的战略目标，也不代表对这个地区的任何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布什则指示主管防务的官员加紧努力，设法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关系。这说明了被国内问题弄得自顾不暇、又面临着中期选举压力并希望能够一心一意对付萨达姆政权的布什政府，出于战略的考虑，并不希望节外生枝。诚然，布什是需要鹰派支持的，但却不希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唱主角。对此，施密特可谓一语道破，“为了集中精力于即将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华盛顿不希望在另一个地区招惹太多麻烦。”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也保持着比较冷静的态度，特别是在“一边一国”论问题上给陈水扁政权泼了冷水。8月5日，就陈水扁的“台独”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瑞克表示，美国长期以来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并未改变。瑞克称，美国相信，这项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间的议题，应由两岸的人民解决。 美国的立场是，任何的解决方式，都应该是和平的。 瑞克同时还宣布，副国务卿阿米塔奇将从8月22日起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亚洲国家，8月25至27日，他将赴北京与中方讨论江泽民主席10月访美事宜。选择此时发布这一消息也颇有深意，这也等于是在告诉台湾，在未来的2个月里，江主席访美将是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事情。对此，《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当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麦科马克也针对陈水扁“一边一国”与“完成公投立法”等“台独”言论表示，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具有一致性，“迄今没有改变”。他说，“我们尊重中国的政策众所周知，而且已经实行了很久，这并没有改变。”此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8月3日回答媒体询问时，曾重申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并引用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上海公报”一段话表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对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以上便是美国官方对陈水扁讲话的正式反应，可以说没有一点陈水扁们所期望听到的内容。很显然，政府的这种表态对媒体的报道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美关系平稳渡过“一边一国”论的漩涡。 对于日趋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美国政府也保持了比较冷静的态度，避免经贸领域的摩擦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针对中美在农产品等问题上的争端，白宫试图以积极的信息引导舆论，以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7月30日，在北京参加为期３天的中美农业贸易谈判的美国农业部长安•维尼曼说，经过有关北京将如何执行新的生物技术规定（它实际上将阻挡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的争论之后，双方同意设立一个农业工作小组，商讨有关基因改良作物的问题。关键的讯息是：在从汽车到苹果的绝大多数领域里，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遵守开放市场的承诺。这一信息通过几大主流媒体的释放，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在一些敏感消息的发布上，政府也破费脑筋。以《中国军力报告》为例，该报告早已完成了好几个月，但五角大楼却一直推迟其发表，以避免在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５月访美期间冒犯北京。报告的发表还被推迟到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彼得•罗德曼访问中国之后。 而在发布时间上，则巧妙地选择了星期五的下午，从而在客观上避免了媒体进行过度炒作。 而在罗德曼访华之后，五角大楼还通过媒体发出了加强对华军事交流的信号。《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罗德曼在北京与中方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并获得了大陆了解美方所关切事务的印象，而美方也认为可以从事一些推动（关系恢复）进程的事。而列入值得考虑的事项有：扩大军官教育方面的交流，重开1990年以来高层军事官员的经常性对话（也即军事咨询对话）等等。美方的基本意向是，逐渐推进，并随时检视中方的回应。 在谈到发出这一信号的背景时，国务院对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视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说明，在中美关系变动中，局部关系的变化是要顺应总体的战略需求的。 积极报道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 这一时期，美国主流媒体拿出了很大篇幅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给予报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够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有争议的问题，持有积极的认识角度和立场。 以在香港出版的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为例。与一些媒体不时散发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不同的是，《亚洲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该报８月１５日刊发了高盛公司（亚洲）研究大中华问题的高级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是亚洲的纸老虎吗？》，指出，中国已经从一个销售低级商品的农业经济国家变成一个能够生产ＤＶＤ机和手机的国家。而有了中国，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作者看来，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国的崛起已经损害了亚洲或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该报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比较优势法则给人的主要启迪是贸易决不是一种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损的游戏，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双赢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实力发挥着相对应的作用，各地的消费者都获得了好处，他们有更广泛的选择余地，商品的价格也较低。这些经济学原理只有在人们试图违背自然方向或完全放弃调整的时候才会失效。 而此前，该报在７月１２日—１４日刊发了安德森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戳穿中国奇迹的神话》，从另一个角度批驳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指出“中国热”带来的忧虑和期待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日本热”带来的恐惧和希望一样，是没有根据的，并提出了四点理由进行论证。 该报的结论是，中国将继续发展下去，并保持增长的势头。不过，即便乐观地设想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在今后２０年的增长情况，其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依然会落后于发达国家，谈不上对美国的威胁。 而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的入世承诺问题，美国媒体也还是能够对其中的积极面给予肯定。７月３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遵守世贸承诺》的报道，称“中国正在逐步履行与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成员身份相关的自由贸易承诺，甚至在棘手的农业领域也是如此。”对中国入世后的表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二是能够并乐于看到中国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和进步趋势。 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媒体给予了积极的报道。7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就以“中国铺设新铁轨以刺激经济增长”为题，报道了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大动作。 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迅猛发展，铁路投资并没有跟上步伐，老化的铁路系统在不断增加的货物和乘客的重压之下呻吟着。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该文还将此比作19世纪美国利用铁路连接东西海岸的动作，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能够公平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对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发展，美国媒体也给予了肯定。合众国际社8月1日的报道（《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奋斗》）称，50年来，中国的教育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进步，如今，文盲人数及其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大大下降。而8月9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则以《图书馆里忙充电》为题对中国青年的学习热情给予了积极的报道。 而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狮子之年》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以“狮子会”为例介绍了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勃兴，指出“深圳狮子会的成立对于中国而言是个里程碑。在中国经历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过渡的同时，社会福利需要弥补不足，诸如狮子会、拯救儿童联盟和无国界医师协会等组织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主动帮助弱势人群的行动”。很显然，对于狮子会这种“利用社会资源为公众谋福利的新模式”，中国社会给予了积极认同，会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华尔街日报》还对中国简化抗艾滋药审批程序给予了报道，认为此举为中国降低艾滋病治疗费用、对付艾滋病在全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而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合作，也是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内容之一。 对中国人祥和、幸福的生活，美国媒体也时有报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19日以《北京公园歌声四起》为题对中国人的丰富的业余生活和良好的精神面貌给予了积极的报道。 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与瑙鲁建交，《亚洲华尔街日报》（7月24日）的解读是，中国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使得北京较为容易在发展中世界吸引盟友。 三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政府的合作给予积极报道。 如前所述，中美两国政府无论是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还是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的冷静、平和态度，都能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得到积极体现，而这些客观、理性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美关系的理性因素。 而中美民间友好往来也时常赢得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对于出生在圣迭戈的中国大熊猫“华美” 的回国，美国人就表现出恋恋不舍的感情。7月8日的《洛杉矶时报》在题为“3岁生日意味着在中国的新开始——对在圣迭戈出生的熊猫来说”的报道中，充满感情地说，“一个超级明星的告别舞台演出永远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尽管“华美”的归期当时还没有最终确定，但电视广告和在动物园里各式各样的标语牌都提醒着来访者，熊猫“华美”在当地的长期旅行即将告一段落。 “中国威胁论”市场有限 这一时期对中美关系有着一定冲击的是美国国防部抛出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和美国国会“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撰写的《美中安全评论报告》相继出炉，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沉渣泛起。 7月12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这份多达56页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军事恐吓和军事占领台湾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甚至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报告认为，“中国大搞军事现代化给它声明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向罩上了阴影。”这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报告第一次对中国的“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政策提出质疑，而这一“基本政策”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发表的三项“联合公报”中的核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该报告清晰表明国防部把中国军队看成是美国利益的主要的潜在威胁，这不仅是指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利益，而且包括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 时隔数日，7月15日，美国国会“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撰写的《美中安全评估报告》也随之公布，就中美关系、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番评估，并得出结论说，由于中国一向被认为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中国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方面应敦促美国国会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就这样，两个报告一唱一和，不仅做足了台海文章，渲染了“中国威胁”，还把战火点燃到经济领域。 很显然，这两份报告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反映的只是以五角大楼为基地的美国鹰派的主流认识。在报告问世之前，美国的鹰派分子、新美国世纪计划执行董事加里•施密特就已在《旗帜周刊》（7月15日号，提前出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矛盾的中国政策》的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暗中角力正在加强，中国在试图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的领袖甚至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权威，而美国也在悄悄地缩小着对中国的包围（美国的军队已出现在中国后门）。施密特在文中提到了即将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并认为这个报告将会告诉人们中国国力的增长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将是个威胁。此外，他还对中国军费增长、中国从俄罗斯购买8艘以上的潜艇以及中国正在增强空军实力表示忧虑。他还提到越来越多的导弹正对准台湾，并相信这一切都将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 在施密特等人看来，中国的“野心”使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应利用中国埋头国内事务的机会，加紧对亚太地区进行重新整合。而具体的做法则是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增加基地和通路，扶持亚太地区的民主力量，从而使亚太成为美国的防御墙，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有迅速的强有力的反应。 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鹰派学者费希尔也在叫嚣：要击败中国的反航母系统。费希尔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撰文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使美国航空母舰丧失作战能力或击沉它们的方法，美国若要在台湾海峡维持阻遏力，现在正是考虑击败中共日增的反航空母舰武力所需系统的时候。”费希尔警告说，苏联花了20多年时间才对美国航空母舰构成相当大的威胁，而中国试图在未来几年内做到这一点，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建立所需的武力，一旦拥有这种武力，它势必会将多层远程感应器与配备新式远程导弹的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武力结合，美国要防患于未然。 此间，还有一些相关的“中国威胁论”的报道。7月1日，《华盛顿时报》率先报道了有关中国试射新型空对空导弹的消息，该报援引知悉情报的官员的话说，这是一枚俄制“AA-12蝰蛇”式导弹，这种导弹由于具有先进的导航系统而被军方称为“超视距”导弹，《华盛顿时报》对此的评价是，这意味着中国空对空导弹的火力大大加强了。 而《华盛顿邮报》7月2日的报道则指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确定，大陆军队在台湾对面的福建省部署了反雷达武器。该报援引匿名人士的话说，在福建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大陆军队部署了几架以色列制造的“哈比”无人驾驶飞机。同日出版的《华盛顿时报》对此更是做了详尽报道，并认定这是一种攻击性武器，“在台湾海峡是一种特别具有威胁性的装置。它惟一的目的就是去除台湾的电子耳目，使台湾容易遭到中国导弹和炸弹的攻击。” 该报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在最近几年“成为中国主要武器和武器技术提供者之一”，暗示政府应该对以色列方面施加更大压力。而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中，美国对以色列多次施加压力，阻止以方与中方进行军事和技术合作。 对于中国试射导弹的消息，具有明显反华倾向的《华盛顿时报》最为感兴趣。在7月23日的报道中，该报称“中国最近试射了一种中程导弹（ＣＳＳ－５导弹），这种导弹包含许多假弹头，目的是挫败导弹防御系统。” 《华盛顿时报》甚至还宣传中国正在为中美冲突做准备。该报刊登美国加夫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的一篇题为《重返中国阵线》的文章，警告说，“虽然布什政府目前全力投入反恐战争，但是决不容忽视，更不容看错中国所蕴藏的危险。鉴于青年男子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人因此而可能变得更具挑衅性，此外，中国对进口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洞察》周刊也与《华盛顿时报》遥相呼应。8月12日一期（提前出版）的《洞察》周刊发表了佐利•西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武装自己以便对美国发动战争》，指称“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对美国海军——同时也对美国国土——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该刊援引国防大学彼得•休西的话说，扩散巡航导弹的目的“是试图不让美国（通过派出舰队来）保卫自己的盟国”。 此前，《洞察》周刊还在7月29日一期发表了题为《高科技继续流向中国》的文章，提醒美国向中国转让的敏感技术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刊援引无党派公益律师事务所“司法观察”的负责人汤姆•菲顿的话说，在转让敏感技术给中国这方面，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一样糟糕，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布什政府甚至“放宽了克林顿执政期间制订的规定”。该刊还指出，国会总审计局给予政府恶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商务部从来没有对产品的最终用户进行过调查，因而大家搞不清楚出口的技术是否被用于军事目的。然而，对此专家作出了肯定的估计。”这一观点与《美中安全评估报告》颇为相近。 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段“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但它在美国的“市场”却已经出现收缩迹象。以两个报告为例，尽管美国媒体在7月13日普遍报道了五角大楼的报告，但应看到，各报的消息来源基本上都是美联社，介绍的都是五角大楼的报告内容，口径基本一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配以评论，也没有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和评述，基本上是在报道报告本身、中国大陆的反应、台湾方面的反应等，明显采取了与白宫相一致的低调。对于中国军力报告，《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具有鹰派色彩” ，可谓一语中的，表现出了与这份报告的距离。 对于《美中安全评估报告》，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也做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以《洛杉矶时报》为例。该报于7月12日对《美中安全评估报告》提前进行了介绍，但介绍的文字却十分有限，而更多的版面则被用来引述一些反对此报告的意见。该报引述了评估委员会成员、商业游说组织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的负责人威廉•赖因施的话说，这是就“美国事实上也存在的经济问题”批评中国。该报还特别提到，在投票表决时，只有赖因施投了反对票，而军事专家在评估委员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以此暗示这份报告的军方色彩之浓重。 不仅如此，该报还引用了支持美中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的人话说，美中之间数额达121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有助于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繁荣的国家，使它有能力购买美国的飞机、小麦和药品。虽然是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说话，但还是表现出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客观、理性态度。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也较为客观。7月1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一篇题为《中国让华盛顿忧心忡忡》的文章中称，美国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它也有可能夸大中国的实力。在该报看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根本目的一直都是：增加实力，扩大影响。美国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去扭转这种势头，而是对自己的利益做出更准确的阐释。 不仅如此，《国际先驱论坛报》还认为，同中国接触是美国的最佳选择。该报8月8日发表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的题为《接触是最佳选择》的文章，认为《美中安全评估报告》的大多提议都是倒退的，而且异想天开，根本行不通。 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邀请五角大楼和国会撰写这些报告的作者前来访华的举动，认为这种对话可能会成为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进行更密切交流的一个起点。 作者还肯定了五角大楼7月22日宣布它将考虑采取措施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关系的做法，并认为此举表明美国承认了减少误解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着积极的解读。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迅速改变，中国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中国人民和政府对各种不同的影响都持开明态度，并由此认为，“一个继续对外开放并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接触显然仍然是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最佳选择”。 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聚焦双边合作 这一期间，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可谓丰富而全面，这既表明了美国媒体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大大增强，也反映了中美两国沟通和交往层面的丰富。这其中，美国主流媒体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是台湾问题、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中美经贸关系、中美两国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而这也正是中美关系中的几大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也可见美国主流媒体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和对国家目标的认同。 （一）台湾问题 与以往一样，台湾问题仍是美国媒体关注的主要问题，而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陈水扁当局提出的“一边一国”论。 8月3日，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表态，支持制定公民投票法，就台湾是否应宣布独立举行公民投票，并声称：“台湾与中国，一边一国。”这是陈水扁自2000年5月上台以来发表的最强烈的反华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现出谨慎的立场。8月4日的《纽约时报》认为，（陈水扁的）这种立场肯定会激怒北京。并指出，这一讲话“是陈水扁两周来第二次发表激怒北京的言论”。７月２１日，陈水扁在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承认北京、断绝与台北的所谓外交关系之后说，台湾人民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寻求台湾的未来”。 8月6日，《洛杉矶时报》也发表题为《台湾领导人主张台独》的文章，指称这番讲话是三年前李登辉提出“国与国关系论”以来最严重的挑衅。 《纽约时报》的“激怒”说和《洛杉矶时报》的“挑衅”说代表了许多媒体的忧虑，就是担心陈水扁的危险做法会引发大陆的强烈反应。 而另一大报《华盛顿邮报》则对陈水扁讲话引发的非议进行了充分报道。该报在8月4日的《陈水扁支持就台湾独立问题进行投票》的报道中称，陈水扁的讲话引来了台湾反对派政治家的批评。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中得票数量位居第三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指责陈水扁向独立方向倾斜，并警告说，这只会带来“灾难和威胁”；而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中得票数排在第二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警告陈水扁说，陈的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饶有意味的是，该报特别指出，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承诺，他不会支持就台湾的国际地位举行公民投票——而今天，他彻底推翻了这一立场。这就等于是在责问陈水扁，为何出尔反尔。而在美国这样一个讲诚信的社会中，对领导人的重要承诺是很在意的。 在对陈水扁自我否定的言辞表达不满的同时，该报还提到了瑙鲁问题，特别指出，如今与大陆建交的国家有165个，而台湾只有27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 ——而这种近乎讥笑的措词是以往所不多见的。在该报看来，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日渐孤立使陈水扁感到很郁闷。 对于陈水扁讲话的负面影响，美国媒体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在《纽约时报》看来，台湾经济正处于低潮，中国大陆是它最大的市场，其他市场又不振，陈水扁刺激中共采取惩罚性的举动，可能对自己即使不是政治自杀，也是经济自杀。 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特别提到了台湾股市的震荡，指出，台湾股市单日跌幅近5.8%，而台湾股市底线是7%。 该报还用图表的形式列举了台湾在大陆投资的上升势头。8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还特别提到了来自台湾商界的反对意见，称陈水扁将“面临来自商界的巨大压力，这些人要求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它提醒人们，自１９８７年台湾放松了一项投资禁令以来，台湾公司已向中国注入了７００多亿美元的投资。这个提醒与《纽约时报》的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市场的提醒可谓不谋而合。 8月7日，《华尔街日报》更进一步地指出陈水扁讲话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在题为《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濒临危险》的文章中，美国—台湾企业家理事会主席鲁珀特•哈蒙德—钱伯斯（作者）直言不讳地说，陈水扁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独立问题，令在全球市场工作和交易的人们感到浑身战栗；而此举背弃了与美国和中国的一项最重要的——尽管是没有明说的——谅解。作者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将会不顾陈水扁及其党内支持者的愿望而继续扩大：台湾企业将继续在海峡对岸投资，以增强自己的全球竞争力；中国大陆将继续鼓励投资，因为如果北京要想维持其惊人的增长率，为不断增加和迁移的人口提供新的就业和机遇，资金的持续流入是至关重要的，而来自台湾的投资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对新一代技术的使用、熟练劳动力队伍的扩大以及对全球技术供应链和与之相伴的全球市场的进一步融合。 ８月２６日（提前出版）一期的《商业周刊》也从商业和美国利益角度委婉表明了美国工商界和利益集团的态度。该刊在《台湾的愤怒者》一文中指出，这（指陈水扁的讲话）恰恰是这个脆弱的世界所不需要的东西：又一次大规模的台湾—中国（大陆）危机。它冲击太平洋地区投资者的信心，破坏华盛顿与北京几个月来重归于好的关系，逼迫北京采取它不希望采取的好战行动。该刊相信，“（陈水扁）也许错误估计了形势”，并透露说，私下里，布什政府也并不对陈的言论表示满意。和以往历届政府一样，布什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和平解决分歧，反对任何一方采取挑衅行动。尽管布什宣称他将“竭尽全力”保卫台湾，但甚至连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强硬派也反对台湾独立。 尽管陈水扁希望以此来表明他的所谓坚决态度，但一些美国媒体却相信这恰恰说明陈水扁当局的软弱。8月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台湾领导人进一步推动台独》的文章，认为“陈水扁实际上可能是出于软弱才发表这一大胆言论的，是出于台北对中国最近的对台战略正在发挥作用的担忧。”该报认为，无论动机如何，陈水扁都是正在玩一个高赌注游戏。 即便是极右的《华盛顿时报》也认为陈水扁发表“台独”言论不合时宜。该报８月１４日刊登了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阿诺德•比奇曼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海峡的动荡局面》，认为，从美国的观点看，陈水扁发表讲话的时机没有比此时更糟糕的了，“他恰恰选择在布什总统准备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打击的时候发表这番讲话。正当布什政府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在中东建立一个反萨达姆联盟的时候，难道美国还需要陈水扁与中国打嘴仗吗？” 但也有不和谐音。《波士顿环球报》８月１５日刊登杰夫•雅各比的一篇文章，题为《过时的“一个中国”神话》，称美应抛弃“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独。该报宣称，华盛顿应当打击中国政府的蛮横好战气焰并且表明美国将无保留地支持台湾自卫。 但很显然，该报的这一观点不具有主流影响力。 从一定程度上，陈水扁的讲话折射出美国主流媒体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台海形势保持稳定对美国有利，而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反恐战争形势和即将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决定了布什政府不希望台湾问题横生枝节。即便是从美国的亚太经济利益来看，陈水扁的挑衅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一切，都影响到美国媒体对“一边一国”论的报道倾向，同时也为此后的台湾问题的报道定下了一个基调——不鼓励台独，不刺激大陆。 （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中美经贸关系 在中国2001年11月入世之后，美国媒体和业界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入世承诺的兑现情况和市场开放情况。以《华尔街日报》为例，该报在2002年7月至8月间，就多次发表文章报道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 7月2日，在一篇题为《中国放宽对航空业中外国股份的限制》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非常欣喜地指出，“中国将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航空公司和机场中持有更多的所有制股份，以期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进入这一行业。” 该报援引中国民航的一项新规定说，在2002年8月1日之后，外资持有中国航空公司的股份，将从此前规定的35%提高到49%，并且不再要求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在该报的报道中，基本论调是此举将使中国的航空业获益，尽管此举实在是美国航空业和投资者梦寐以求的。在8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该报还对百事可乐公司借助中国入世拓展对华业务进行了报道。 而对于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该报以本特利和劳斯莱斯轿车特许经营店在北京开张为由头，就入世对中国各个行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报道，涉及到了汽车业、零售业和制药业等。该文以惊奇的笔触写道，“尽管许多人都已经预计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但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新的经济气象会来得如此迅速。”该报客观地指出，“尽管观察人士往往将目光集中在中国不愿实行自由贸易等反面例子上，例如大豆进口禁令和新的银行业限制性规定等，但例如本特利汽车销售的增加就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迹象。此外，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一系列行业都在发生变化，这也表明了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自由贸易论坛的原因。” 但对中国兑现入世承诺的抱怨也仍然存在。7月15日的《商业周刊》以“贸易伎俩”为题，抱怨中国未能充分履行入世承诺。该刊借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之口指责“北京答应（兑现入世承诺）得很坚决，但执行起来一团糟。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又出现了新的难题。”文章警告说，“虽然目前中国主要是在农业方面背弃诺言，但在其它领域也对外国公司设置了重重障碍。” 但该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入世后的“成熟”速度很快。该刊分析说，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中国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全球论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转移人们对它的关注。6月24日，北京与欧盟、日本以及另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世贸组织抗议美国的钢铁税政策，尽管通过间接补贴和控制进口许可证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做法并非中国首创的。 事实上，中国在入世之后也确实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能力，在国际经济舞台表现出越发高明的博弈能力。 这一时期，美国媒体的对华经济和社会报道面有明显拓宽趋向，不但关注中国的崛起，也对在“崛起”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给予关注，而在经济领域，则主要集中金融、税收和能源等问题上。 7月17日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税收增加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行了分析。在题为《中国税收增加》的文章中，该报认为税收增长的阴影正笼罩着中国经济中生产力最高的一些部门——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鉴于公司所得税已经很高，征收理论上拖欠的税款可能会使企业积极性严重受挫。 对于打击偷漏个人所得税的行动，《华尔街日报》也给予了报道，指出，尽管逃避个人所得税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通病，但在中国这种现象过去10年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该报还特别提到了刘晓庆因涉嫌虚报收入和开支被捕的消息，认为这一行动表明北京对偷税漏税的公司进行多年的整顿后，现在开始追查个人偷漏税。 而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美国媒体也同样表现出忧虑。《亚洲华尔街日报》８月７日刊登了菲利普•西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基础已存在》，认为一旦发生危机的条件成熟，各种冲击将引发一场危机，而有可能导致中国银行危机的问题是巨额不良贷款和快速增长的政府借贷。该文援引高盛公司的执行董事弗雷德•胡的话说，“按我看，中国已经面临着危机了。这就是中国领导人为何如此关注银行系统的原因所在。没有危机，就不会有足够的压力来促使人们给予银行改革所需要的那种政治关注。”他希望中国问题观察家应该少关注一点引发乌拉圭危机的原因，而应该多关注一下如下事实：危机为何会如此迅速爆发。 对于中国银行的腐败问题，美国媒体也非常注意。8月16日，《纽约时报》以《中国起诉银行家》为题，对中国严肃处理朱小华案件进行了报道，并认为公开通报朱小华案件似乎是在向中国企业领导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腐败不可容忍。 同一天的《华尔街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在此后的几年里，配合着人民币升值的争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进行了持续报道。 美国媒体对中国能源问题也给予了关注。７月５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国同三家大型外国石油公司签署一项铺设一条天然气输气管合同的消息。对于此事的解读，该报认定它是政府减轻这个国家对石油和煤依赖的计划的一部分，标志着这个国家做出的满足其未来能源需要的努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如此，该报还相信这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北京一直认为它的广阔的天然气田和油田是它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御宝，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禁止外国人进入。”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对中国能源市场变化表现出相当的敏感。在《华尔街日报》看来，铺设这条输气管的决定反映出中国能源市场发生了变化。虽然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但是它的经济在过去２０年中的崛起已经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目前每年消费的石油有１／３以上依靠进口。随着它的经济的继续发展，它对外国石油的依靠也将会增加。北京担心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使它的经济受制于外国产油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国家石油储备，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心。”在此之后，《华尔街日报》一直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变化予以密切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美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依然是美国媒体关注的问题，如矿灾和假药问题。7月2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惯用手段掩盖了中国矿井的严重隐患》的报道中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糟糕的矿灾记录。作为由头，该报提到了刚刚结案 的2001年8月发生在广西的一次造成81名矿工死亡的矿灾，并特别提到了矿灾家属和新闻记者在曝光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该报列举的另一个案例 中，也提到媒体和矿工家属所起到的作用，并暗示了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失位，这种失位从安全防范、事故公开到矿井管理不一而足。 《华盛顿邮报》则提及了中国的假药问题。该报8月30日发表了题为《假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的文章，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药产地，假药已成为中国老大难问题。 此前，美联社于8月2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假药交易在中国出现抬头迹象。而7月22日提前出版的《时代》周刊则提到了中国的地下网吧问题。此间，多家媒体还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报道。 而对于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美国媒体也时有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8月1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富足与痛苦》的报道，以北京宫家三兄弟的生活变迁为线索，折射了中国社会向一种竞争相当激烈的体系转型的事实。 综合分析这段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报道面进一步拓宽，几乎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而这也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社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对华不实报道的消极影响。二是聚焦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兑现入世承诺方面出现的问题，而这也是此后几年美国媒体和经济界尤为关心的事情。三是报道具有系统性，在有关中国入世承诺、银行改革、能源战略等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予了长期的关注，从而使得报道具有了纵深感，也更为冷静和深刻。这些都对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也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的作用，美国媒体在一些问题的报道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涉及到中美双方利益冲突和竞争的关系的问题上难以保持足够的客观态度，而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使得一些媒体对华报道不够友好，过多聚焦于中国问题的消极面。表现在评估中国在世界经济和亚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一些媒体就不能十分客观地报道中国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正如乔舒亚•库兰齐克所说的那样，“美国的媒体……并没有对北京确保亚洲经济健康发展所作的努力给予足够的赞赏”。 （三）反恐和防扩散问题 对布什政府来说，反恐和防扩散是对外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它也十分重视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而美国媒体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具体到2002年7月到8月间，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颁布新的导弹技术出口管理规定和华盛顿将“东突”列为恐怖组织。 8月22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管制清单》， 强调国家对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实行严格管制，对此，美国媒体给予了积极回应。 8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中国颁布导弹出口管制条例》 的报道中，特别微妙地谈到了规定出台的时机，称北京颁布新条例之际适逢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前来讨论江主席访美事宜，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决定跟中美首脑会晤息息相关。 同一天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在题为《中国在导弹协议上采取关键步骤》的报道中指出，“9.11”事件发生后，北京欣然同意在反恐怖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美中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改善。该报认为中方此举将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 结合美国随即宣布“东突”为恐怖主义的消息，美国媒体做出了中美加强反恐合作的判断。《亚洲华尔街日报》８月２７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和美国在反恐怖战争问题上交换姿态》的报道，指出，作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内容之一，中国和美国互相做出让步。该报认为，中国限制导弹技术出口和美国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这两件事是自中国承诺加入华盛顿的反恐怖战争以来，两国政府做出的最具体的相互支持的表示。在该报看来，中美双方最初的相互怀疑已让步于反恐形势的变化，“自从恐怖主义成为华盛顿首要关注的问题以来，美国一直力图结束怀疑中国向伊朗及其他国家扩散武器的局面。同样，北京也设法在打击新疆分离主义分子的问题上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而《华盛顿邮报》对东突的报道则显得意味深长。该报（7月21日）在叙述了东突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后，特别提到，恐怖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和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一样，都应受到谴责和惩罚。 耐人寻味的是，此后不久，美国便于8月26日宣布，认定“东突”为恐怖组织，并宣布冻结该组织的资产。而阿米蒂奇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论调也与《华盛顿邮报》相似，他指出，“在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我们断定它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对于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实施暴行，毫不顾及受伤害人员的身份。” 《华盛顿邮报》对东突可能对美国海外目标造成威胁也给予了报道。该报8月29日援引美国驻华使馆的消息称，与中国政权对抗的一个新疆伊斯兰组织一直在策划对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发动恐怖袭击。这也是美国和中国首次指责“东突”策划对美国人发动袭击。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对“东突”的恐怖活动的危害性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而这种报道对增进中美双方在打击“东突”等恐怖主义活动的合作无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应该说，对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美国主流媒体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也不乏有媒体对此表示怀疑。乔治敦大学学者奥德丽•克罗宁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就指称，中国并不真心反恐。克罗宁说她与解放军将官打交道的经验让她体会到，中共军方只在乎台湾，也怕美国不把他们当一回事；至于打击恐怖主义，解放军既不了解，也不在乎。他声称，“中方宁可在台海生事，也不愿认真协助美国反恐；对他们来说，势力平衡的政治游戏才是重点，恐怖主义的威胁只会使人分心，令人讨厌。” 无独有偶，同时期（7月22日）出版的《新共和》周刊 也指称，布什政府部分官员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和美国站在反恐的同一阵线上，但事实上，北京领导人所盘算的是，“恐怖首脑本•拉登不是他们的头号敌人，美国才是”。 但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布什政府内部相信这种观点的是主管防止武器扩散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博尔顿和国防部副部长费斯，他们主张对北京采取较强硬立场，但他们的主张未被接受。事实上，美国媒体很清楚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反恐和防扩散形势，也很清楚赢得中国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性，因而在相关问题的报道上，多持理性立场，与政府的主流态度也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