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和案：美国媒体的“杰作” 1996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所谓“中国可能自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窃取核武器设计机密”时，将怀疑目标锁定华裔科学家李文和（Wen Ho Lee） 。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就对李文和进行了长达5年的监视与调查，窃听他的电话，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从而使李文和蒙受了5年的不白之冤。 199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理查森下令解雇李文和，称其触犯安全条例。３月上旬，美国《纽约时报》重点对李文和案进行报道 ，对此事大加炒作，其后，联邦大陪审团于1999年12月10日以“非法”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计算机“下载机密资料”、违反安全规定等59项罪名对李文和正式提出起诉，但是没有犯下间谍罪。李文和随即被捕。 在监狱中被关单人禁闭长达9个月后，2000年9月李文和仅被认定一项不当处理机密资料的罪名，随即获得释放，他被控的罪名不包括为他国从事间谍活动。对此，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当庭指责了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称将一个59岁的老人关进监狱而又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其有罪，“使整个美国感到羞愧”。 而更值得羞愧的是一些美国媒体，正是它们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才使得这一莫须有的事件最终演变为对一个无辜者的迫害，也使得中美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媒体造势促成冤案 　　在李文和事件发展过程中，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不负责任地恶性炒作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这其中，《纽约时报》扮演了令人不齿的角色。 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出现的这一有争议事件上，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对华裔美国人的所谓“不忠诚”进行了不负责任的、带种族偏见的攻击。在没有确切证据、李文和尚未被解聘之前，《纽约时报》就于3月6日发表题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突破：特别报道；美国说中国窃取核弹机密》的耸人听闻的独家报道，引用匿名政府官员的话称，在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内，“中国间谍” 涉嫌把美国W—88微型核弹头机密泄露给中国，并引用中情局前任反间谍主任保罗•雷蒙德的话说：“这个案件的严重程度将不亚于罗森堡夫妇……它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破坏大大超过了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此报道在美国政坛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其他各大媒体——各主要报纸、各主要电视新闻、各主要电台、互联网上各主要新闻网站——都蜂拥跟上，争先恐后地就“中国间谍”事件进行报道。《纽约时报》也“成功”地抢得了不是先机的先机。 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刊出：在美国原子弹实验中心——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以涉嫌向外国泄露美国原子弹机密而被开除。据称他早在1996年就开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并怀疑他跟所谓的“80年代美国Ｗ-88微型核弹头资料失窃”有关，该报还不负责任地说Ｗ-88核弹头资料早在80年代就被李文和偷偷带到了中国。 此文一出，舆论大哗。一时间，李文和事件成为了第一大新闻热点，而在媒体的造势起哄下，李文和也很快成了美国公敌，中国则成了邪恶的、窃取美国机密的敌人。 就此，《纽约时报》也便拉开了炒作李文和案的大幕，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设计”，该报仅于1999年3月就发表了31篇与李文和案相关的文章，有报道，有评论，还有读者来信，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信息冲击力，同时也在客观上迫使其他的媒体竞争对手跟进此事，使得李文和案最终成为全国主流媒体炒作的热点。 在这个过程中，《纽约时报》犯下了以下几点错误： 一是主观臆断，以认定李文和有罪的态度组织报道。这使得《纽约时报》在报道过程中，更多地是寻找不利于李文和的证据，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不是抱着发现事实真相的公正态度。 人们注意到，在此案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用了大量的不容争辩的语气，不加区别地把所有怀疑、推测甚至夸张都以叙述事实口吻加以报道。相比之下，《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此案就与《纽约时报》有所不同，它们在叙述美国官方疑虑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疑问，对于未经证实的细节和某些人的猜测，也都根据逻辑常理和科学常识加以客观评论。 对于《纽约时报》的做法，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里公开批评说，“我本人对《纽约时报》关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十分失望。该报在政府还没有对李文和提出控告前，就把矛头指向他，定了他的罪。” 人们很难原谅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中通篇充斥着“间谍”、“核威胁”、“泄密”、“罪行”、“中国间谍”等不准确的、有煽动性和挑衅味道的词语。 《内幕》杂志评论员卡尔也认为，《纽约时报》在报道李文和案时犯了捏造和偏颇的错误，因为该报从第一篇报道起，就采取了不公正态度，煽动舆论对李文和窃密案的狂热误解。更严重的是，《纽约时报》自视为审判者，处处误导读者认为李文和窃密案事实存在，实在与其标榜的捍卫人权的宗旨背道而驰。 对《纽约时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不公正态度，当事人李文和抱有极大的愤慨。在回忆录中，李文和提到了一个细节。在著名的“新闻一小时”节目中，主持人吉姆•莱雷尔先后三次追问能源部长比尔•理查森：“怎么还不把那个人抓起来？”遗憾的是，无论是莱雷尔还是理查森——包括其他政客和记者——似乎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李文和并没有犯罪。而他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美国，一个遭到指控的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是清白的， 也就是无罪推定 。但遗憾的是，《纽约时报》等媒体采用的却是有罪推定原则，也即只要不能证明无罪，就将其当做有罪对待。 不仅如此，《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这种寻找罪证的报道态度还影响了李文和所在社区的居民们的生活。在李文和居住的怀特罗克，那个本来宁静、和谐的社区很快便成为了媒体安营扎寨的地方，李文和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转眼之间也成了国际头条新闻和媒体竞相报道的内容。在仅有六千人的怀特罗克，一夜之间，便冒出了一街的新闻记者、电视卫星转播车、拿着带长焦照相机的摄影记者、扛着笨重摄像机的电视记者，他们见人就打听李文和以及他家人的情况。更有甚者，《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跟李文和的邻居唐和琼•马歇尔搭话时说的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邻居是间谍？”这种事把唐弄得很紧张，晚上觉都睡不着。 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的人都在李文和家的附近大摇大摆地走动，寻找愿意向他们提供“罪恶的间谍李文和”情况的人。 二是牵强附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李文和有利的事实。 在对李文和案的前期报道中，以詹姆斯•里森和杰夫•格斯为代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人员，充分发挥想像力，随意猜测，“加工事实”，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李文和的“中国助手”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3月24日的报道中，把李文和说得比“罗森堡夫妇还坏”的记者里森继续发挥着他的想像力，编出一个神秘助手的故事。里森说李文和1997年录用了一个读博士后的中国公民当助手。这一点没有说错，但李之所以录用他，是因为他是匹茨堡大学的尖子生，而且这是经过李的上司和实验室领导认可的，他所干的也只是些不涉密的工作。事实上，只要这位记者到实验室问一下，就可以了解到这些情况。可是里森却说：“这位研究助理失踪了。FBI想找到他进行询问。政府官员说，他们怀疑他在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间谍活动中扮演了角色。……这些官员说，他回到了匹茨堡大学。他们说，这个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学习的助手现在是否还在美国，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实际上，这个助手以前是在宾州大学学习机械工程的，他的姓名在该大学的网站上随时都能查到，甚至在电话号码簿上也可以查到。如果里森想把情况弄清楚，只要问一下实验室的官员就可以找到他。 从而把读者的胃口调了起来，进一步增强了“间谍故事”的趣味性。令人遗憾的是，几天后，当联邦调查局在宾州大学找到这个“中国助手”后，《纽约时报》仍然心有不甘地说，还没有证据表明此人与与泄密案无关。 格斯和里森的报道还时常忽略对李文和有利的事实。在他们的报道中从未明确说明李文和不是一个核武器设计人员，只是一个参与核武器研究计划的电脑工程师。《纽约时报》曾报道说“李文和可能应对冷战后造成最大破坏的间谍活动负责”，尽管该文指出了这是“政府官员、议员主要是共和党人士”的看法，但并没引用看法与此相反的人士的看法。 而在下载文件的问题上，《纽约时报》也采取了与其他媒体不同的缺乏新闻道德的做法。在有关李文和如何把从红色、保密计算机系统上的文件下载到绿色、公开系统上的事，里森和格思再次引用了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这些数据资料——模拟我国核弹头爆炸状况的成千上万行计算机代码——被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系统中下载。据这些官员说，该实验室只有那些持绝密安全许可证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叫李文和的科学家把这些文件下载到实验室里一个大家都能访问的计算机网络上，并改换它们的文件名进行存放。……美国官员们说，有证据表明，这些文件存放在非保密计算机系统之后，曾被人访问过。这些官员还说，有证据表明，访问者使用了不正确的密码。” 事实上，这些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知道，李文和在那些文件上设置了三道密码，可是《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李文和的这些文件似乎每个人都能访问。这些官员也知道，他们对计算机系统的诊断性搜索之后，发现李文和的文件并没有被人访问过。但《纽约时报》却暗示说改变文件名称是可疑的欺骗行为。其实这是标准的计算机规程——而且从李文和给这些文件的名字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内容。 相比之下，《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弗农•洛布和沃尔特•平卡斯对同样的事情进行的报道(1999年4月29日)就显得客观多了：“一位高级行政官员……说，即使李从保密计算机系统上下载了信息，要访问这些文件还要有密码才行。……另一位高级官员则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信息受到过危害。他否认有证据表明有人想访问它、但密码使用错误的报道。他还否认1996年间谍案调查开始的时候，FBI因疏忽而没有检查李文和的计算机的说法。当时，来自FBI阿尔伯克基分局的特工想检查那台计算机，可是被告知，他们必须持有由秘密联邦法庭根据外国情报调查法案规定签发的检查证。这位官员说，他们申请检查证的要求被否决了，因为他们缺乏能证明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在报道时过分依赖匿名消息的来源是里森和格思等人的“创作”特点。例如，《纽约时报》曾报道说，李文和没有通过测谎试验，他们斩钉截铁地得出“在是否泄密问题上，李文和有欺骗行为”的结论。这样的报道当然会给公众产生强烈的影响：李文和既然是个撒谎者，那他毫无疑问是个可耻的间谍。而事实是，所谓“李文和没有通过测谎试验”完全是个骗局，是联邦特工为了套出李文和的口供而编的谎话。 里森和格思的行为激起了李文和及其律师的极大反感。他们经过商量，决定不再接受里森和格思的采访，表示只要还是让里森和格思报道这个案子，就不再理会这家报纸（《纽约时报》）。显然，斗争取得了一些效果，后来《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对李文和的事件和案件进行报道的时候，内容就显得平衡多了，李的律师们也才重新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里森和格思等人最终也为他们的行径付出了一定代价。2004年8月18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托马斯•杰克逊裁定5名美国记者没有执行联邦法院2003年的一项命令，因而犯有藐视法庭罪，并对每人处以每天500美元罚金，直到他们向法院提供有关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盗窃机密的消息来源为止。这5名记者分属于4家美国著名媒体，其中两人就是《纽约时报》的里森和格思，另外3人为《洛杉矶时报》、美联社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三是煽动舆论，对政府施压，扩大事态，以期“可持续”地炒作李文和案。 有着百年历史的《纽约时报》深知新闻炒作的要义，懂得如何选择报道角度，如何通过影响社会舆论以影响政府，从而有效地引导李文和案——这一重要报道重点的发展方向。 在李文和事件中，《纽约时报》通过设定议程、吸引眼球、扩大参与者的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公众的注意力锁定在李文和案及与之相关的中国问题上。由于《纽约时报》等媒体采用了模糊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想像力的手法，极大地调动了公众的兴趣，也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从政客到学者，从民众到利益集团，都以不同方式对李文和事件给予了关注，从而直接影响到政府对此事的调查和国会中的辩论。 在率先曝光李文和事件后，《纽约时报》连续推出了数篇后续报道，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重视和及时查处这起耸人听闻的“中国核武器窃密案”，把“核间谍案”同所谓“中国政治捐款案”挂钩，企图搞出更大的丑闻来。3月17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质疑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１９９６年４月发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有可能有间谍活动时白宫没有立即采取调查和安全措施？是不是１９９６年中国对克林顿的竞选捐款影响了白宫的决策？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既然媒体和国会对政府的保密不严进行了严厉攻击，克林顿政府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亡羊补牢”的姿态来：李文和被《考克斯报告》点了名，克林顿就立案来证明他有决心堵塞漏洞。《考克斯报告》是以共和党反华保守势力为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炮制又强加到克林顿政府头上的，并不是克林顿政府所为，但为了保全自己在选民中的声誉，克林顿政府在没有经过详细周密调查就匆匆将李文和立案审查，这也使得克林顿政府最终在李文和一案中以尴尬收场。 对于媒体炒作对事件调查工作的影响，著名的《六十分钟》节目在一台追踪李文和案的报道节目中引用了埃德•柯伦 说过的一句话，指出，“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最糟糕的就是报界对李文和的狂热报道，主要是由《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引起的。李文和的名字出现之后，我们的调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因为这使得他对我们的进一步调查更加警惕了。由于没有能证明李文和从事违法活动的证据，所以应当认为他是清白的，把他的名字抖露出来的做法，对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生活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就连白宫也在李文和获释后指责说，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压力，促使司法部对本案进行了过于狂热的调查。 不仅如此，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对李文和事件的恶性炒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纽约时报》等媒体通过炒作李文和事件“揭露”了中国政府的所谓窃取美国武器秘密的努力，结合《考克斯报告》的重磅出击，在华盛顿和北京引起了激烈的、有时是令人尴尬的辩论。一方面，美国企业界和一些政府官员担心这样的揭露可能打乱美国经济中这个最成功的部门之一。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担心，向中国和其它国家出售美国高性能计算机可能逐渐削弱美国军方在高技术武器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 尽管克林顿政府极力避免这一系列事件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冲击，但媒体和国会在李文和案上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和不断质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出台几个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和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如白宫与国会讨论并公布针对中国的《考克斯报告》、白宫公开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并决定在4月份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再提反华议案、美方推迟原定在朱镕基总理访美时要签署的贸易协议、克林顿总统宣布考虑导弹防御计划以应对潜在威胁、克林顿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亨利•谢尔顿将军推迟访华，等等。与此相关的，中国的入世问题也再次因为“新话题”的出现而引起争论，入世脚步放缓。 事实上，对李文和案的偏颇报道，甚至连《纽约时报》自己都感到不安。随着李文和案陷入僵局，“间谍”色彩日益淡化，《纽约时报》也开始做出缓和的姿态，以为自身留有余地。1999年8月20日，该报发表社论称，“每个卷入李文和案件的人，都有动机歪曲事实。李文和现在声称，他下载机密文件资料以及和中国科学家交往，并没有做错，也很平常，他是成为调查的唯一目标，只是因为他是美籍华人。”该报建议，应由具有公信力，立场中立，了解情报工作和国家安全事务的第三者，重新检讨李文和案的处置；如果李文和确实是因为种族歧视而被冤柱，美国政府应向他道歉，立即还他清白。 同年9月7日，《纽约时报》还以巨大篇幅刊出了“中国究竟是凭自己本事还是靠间谍来突破核武技术发展”的特稿，这篇由时报记者布罗德所撰写的“长篇大论”，由首页转至A14页全版再转至A1 5页半版，堪称时报近年来罕见的连占三个版面的巨作。 文章指出，《考克斯报告》断言中国主要靠窃取核机密而取得核弹头小型化的突破性进展显然没有证据。该文称，现在看来，所谓流失的机密材料实际上该实验室的其他技术人员也都可以接触到。 2000年9月，在李文和含冤得雪后，《纽约时报》破天荒地专门刊登文章，“澄清”对李文和案报道的情况，进行“自清”行动，间接认错。在9月26日发表的长篇编辑文章《纽约时报与李文和》中，《纽约时报》承认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主要表现：在记者未能及时发现对李文和的指控缺乏证据，甚至忽视了检控方一度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对李文和进行电话窃听的事实。此外，记者们没有对“李文和案”的政治背景做过深层次的分析，也没有仔细研究过相关的同类案件，并且在整个案件的报道过程中始终未对李文和本人进行过全面客观的介绍，这些都是《纽约时报》的失误之处。该报称，“我们也发现，在本案的报导中，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本应该做得与实际所作有所不同，以充分给予李文和在证据不足时应假定无罪的权力。”同时承认某些文章的一些段落的定调也存在问题。 但遗憾的是，《纽约时报》最终还是没有承认它所犯下的最主要的一些错误，文章中更多地还是为自身进行辩护，未能充分意识到它的所作所为给李文和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带来的难以弥补的伤害和痛苦，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损害。 媒体为什么会犯下如此错误？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之所以会犯下如此的错误，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针对个人和中美关系的风波，是有着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的。 一、就外部原因而言，《考克斯报告》的煽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话题设计来看，《纽约时报》的系列之所以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报道印象的是一个固有的话题——“中国威胁论”，通过所谓的窃密案，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中国的导弹技术的发展和可能的针对美国的导弹威胁。在这方面，《纽约时报》等媒体炒作的李文和案与《考克斯报告》可谓相互呼应，互为支持，共同掀起了一个“中国威胁论”的高潮。 事实上，FBI调查李文和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正是众议员考克斯等人于1999年5月25日抛出的《美国国家安全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商业关注》报告（简称为《考克斯报告》）。该报告声称以往20年里，中国多次窃取美国机密技术 。它罗列了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十大罪状”，几乎涉及核技术、导弹技术、空间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发动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所有高科技领域，这其中，李文和案正是它莫须有的“事实依据”。 《考克斯报告》产生的一个直接反响是，5月26日，美参院多数党领袖洛特便提出了加强高技术保密措施修正案，与《考克斯报告》遥相呼应。而另一个后果是，美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窃取核技术”的炒作愈演愈烈，而李文和也最终难逃牢狱之苦。 二、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党派斗争无疑是李文和案事态发展和媒体炒作升级的一个重要助推器。在李文和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便指出，对李文和的指控别有用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不要把攻击政府同实施政策混为一谈》一文中称，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对于共和党来说，牵涉到安全保障的中国问题是攻击政府和戈尔副总统的绝好材料。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李文和事件甫经媒体报道之后，共和党人就气势汹汹地向民主党政府问责起来。3月7日，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就要求举行调查听证会，并扬言，如果调查发现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间谍窃取核战争技术的活动视若无睹，就要对政府实行制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指责说，“政府仍在抵制对这个问题的真正起因进行调查并解决这个（从事间谍活动并擅自将未经授权的核技术转让给中国的）问题”。洛特说：“国会在同政府打交道时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尤其应当这样。” 洛特及其同事除了认为政府在调查间谍活动和加强核实验室保密工作方面行动不力之外，还抱怨政府没有随时向国会通报据称的间谍活动的情况，因为白宫害怕在政治上陷入尴尬境地。 在共和党人的鼓噪下，国会在李文和问题上施加了很大压力，仅仅在1999年3月16日至6月10日之间，就举行了15次听证会，利用李文和的问题大作文章。对此，李文和深有感触。在被指控为间谍之前，李文和对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没有多少兴趣。可在他成为媒体和党派寻求利益更大化的“猎物”后，他便成了两党之间踢来踢去的一只足球。在此之前，李文和从来没有听说过“替罪羊”这个词，现在他彻底明白它的意思了。李文和辛酸地自嘲说，“我是正在接受美国公民权的速成教育呢，而且我觉得字典使我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已经成了一只替罪羊。” 对此，柏克莱加大人文学院族裔研究系主任王灵智指出，李文和案不是情报战、外交战，而是政治战，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因为共和党、纽约时报过去两、三年来一口咬定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武机密，以此来攻击柯林顿政府的不负责任，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政府于是祭出李文和作为代罪羔羊。 一些媒体对此也是洞若观火。1999年5月20日，《洛杉矶时报》在题为《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心只会加深美国的怀疑》的新闻分析中转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鲍勃•卡根的话说：“中国现在成了共和党人演讲时煽动听众强烈反应的话题。对于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人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少有能引起鼓掌喝彩的话，但谴责中国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话肯定能博得鼓掌喝彩。” 但尽管如此，由于有着丰富的报料，一些主流媒体还是对于报道这种热闹的场面乐此不疲。 而那些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发展的政界人士对此则是忧心忡忡。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撰文指出，闹得沸沸扬扬的间谍事件引起了一个要求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合唱。在他看来，尽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注定要成为最复杂的关系，但不管多么困难，这个是太重要了，以致不能出错。但如果我们要使其正确，那么就必须以冷酷的国家利益感作为指导，而不是以不可避免的党派意愿的竞争作为指导。” 几天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把对华政策当作党派之间的皮球踢来踢去，那就危险极大。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后来都不得不花好几年时间，在一堆竞选时说过的敌对言辞的瓦砾上重新建立起正面的对华政策共识。” 三、媒体自律的不足。 从内因的角度看，媒体自身管理和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李文和式媒体丑剧的重要原因。除去一些媒体恶意炒作的主管意志，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在新闻自律方面的不足之处和管理上的漏洞，在李文和事件得到了初步曝光，而2003年5月曝光的《纽约时报》杰森•布莱尔丑闻则全面暴露了美国媒体自律的不足。 无独有偶，李文和事件和布莱尔丑闻都与对匿名新闻的不慎使用有关，而这也正是造成一些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失律的原因之一。在布莱尔丑闻曝光后，《主编与发行人》等新闻评论媒体分析称，《纽约时报》此次“翻车”，与该报向来“严重滥用匿名消息”有很大关系，而对匿名消息的滥用，也正是《纽约时报》在李文和事件中为人诟病的所在。 不仅如此，读者意见调查员（ombudsman，又称新闻监督专员）的缺失，也是造成《纽约时报》在李文和事件及其后的布莱尔事件中接连出错的重要原因。在《华盛顿邮报》等设立这一职位的报社中，读者意见调查员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他们要对报社内部的诚信问题负责，对员工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在《华盛顿邮报》，这一职位被赋予以下职责：“努力预防编辑犯下任何有损报社形象和声誉的错误；如果编辑在工作中出现错误，他们可以代表报社进行调查和评判。”但遗憾的是，在李文和事件中，尽管里森等人接二连三做出缺乏诚信和有失新闻道德的事情，却没有人能够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使得《纽约时报》在妖魔化李文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只是到爆发了布莱尔丑闻这样恶性事件后，一直对读者意见调查员不以为然的《纽约时报》的高层才痛苦地意识到，丑闻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专人和健全的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那些不良的苗头和错误，缺乏内部新闻督察机制是《纽约时报》这样的百年大报接连犯错的关键所在。 四、媒体的商业化和垄断趋势。 在李文和事件中，透过表面的喧嚣，我们会发现事件炒作背后的商业气息，而这与美国媒体的垄断化趋势有着很大关系。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行业就出现了迅速地集中化的倾向，一大批公司加入到了并购的热烈大合唱中。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动画图片的买卖，此后，这一数目在不断缩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 。 这种垄断的状态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有助于个别大媒体公司制造议题、垄断受众的注意力，这在李文和事件表现十分明显。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属下有四个报业、广播电视和数字化媒体集团，仅其中的一个地区报业集团就拥有14家地方报纸，其活动能量极大，而这也是它能够把李文和事件炒得热火朝天的基础所在。 其次，媒体的垄断趋势的加重也使得主流媒体的商业化倾向越发明显。从根本上说，媒体的“市场意识”促使它们会积极地推动战争、丑闻、冲突等有利于其自身的事件的发生。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向“中国间谍”这样吸引眼球的事件的发生，有着极大的商业价值。而这也是《纽约时报》等媒体执着地炒作李文和案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媒体的商业化和垄断趋向，也宣告了媒体发挥高度批判自主性的时代的终结。普利策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巴格迪奇安在《媒体垄断》一书里，特别提到一个他始终念兹在兹的问题，那就是在麦卡锡主义的时代，流氓爱国主义当道，不断的罗织与迫害，却无人质疑。巴格迪奇安教授指出，那是一种媒体的“被造的偏见”所致，它使媒体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爱国主义的召唤下，成了迫害者的同谋。而媒体商业化意识的加剧则在客观上增加了媒体成为“同谋”的可能性。而这也是当代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在《制造同意》一书里得到的相同结论。 从这种意义上说，《纽约时报》等媒体在李文和事件中沦为一些“中国威胁论”者的“同谋”，也并非偶然。 五、对亚裔社区了解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2001年8月举办的“全美亚裔新闻协会”的研讨会上，《世界日报》记者李秀兰指出，2000年《世界日报》曾深入报道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起诉非法下载机密资料的事件，虽然全美各大主流新闻媒体都广泛追踪报道李文和案，但主流媒体的报导偏重联邦政府的检控行动，忽略亚裔社区的声音，包括李文和案被拒保释的问题、联邦执法单位调查工作可能涉及的“族裔偏见”问题和亚裔社区的声援运动等。 对此，《亚洲人周刊》总编辑三中认为，由于主流媒体对亚裔社区的报道十分缺乏，又倾向报道负面新闻，导致不少美国人对亚裔存有不正确印象， 在客观上加剧了一些主流媒体对李文和的歧视和偏见。而《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李文和案的真正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歧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被问及政府为何解雇他并认为他是嫌疑间谍时，作为过去十八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绝密部工作的唯一东方人，李文和痛苦地表示，“我对这个问题的最恰当解释是他们认为我是华人……我生在台湾，我想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其次，他们想找出某种替罪羊，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要归罪的最适当的一个。” 此外，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利益集团的作用和突发事件（如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李文和案的发展，也折射出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媒体所扮演的特别角色。 媒体中也不乏冷静的声音 诚然，在李文和事件中，《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主要媒体都不能够冷静、客观地报道这一事件。事实上，在美国，不同的媒体都有着与其他媒体不尽相同的新闻风格、组织文化和政治倾向，而相互间的竞争关系也决定了它们很难在李文和事件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而即使是在同一个新闻机构里，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 对李文和的报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3家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报道，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与《纽约时报》相比，《洛杉矶时报》在李文和事件中的报道就显得要客观和冷静许多。 1999年3月16日，在《纽约时报》曝光李文和案十天后，《洛杉矶时报》就刊登了该报主编罗伯特•希尔的题为《间谍丑闻是无中生有》的署名文章称，“这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明智的接触政策。” 在他看来，对中国的指责已经被夸大到荒唐的地步。而事实证明，他对《纽约时报》等媒体和一些共和党政客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纽约时报》的过于注重报道不利于李文和的消息的做法，《洛杉矶时报》也不以为然。4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鲍勃•德罗金在其文章中提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一些不同意对李文和进行起诉的科学家的看法。 “一位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科学家说，李仍然可以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如果他是20世纪最大的间谍，那他为什么还在外面修剪自己的草坪？’这位科学家问道。‘从前，那些超级间谍一旦得到联邦特工要来的风声，就会立即逃之夭夭，若干年后又会在莫斯科露面。’其他一些问题同样令人不解。例如，正因为李在被解聘后仍然同意联调局特工检查他的个人计算机，他们才发现了那些被窃取的核武器文件。” 《洛杉矶时报》的这种客观、全面的报道，对迷惑其中的公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而随着事态的进展，《洛杉矶时报》很快就认定这一事件很可能将以闹剧收场。9月14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罗伯特•希尔的一篇文章，题为《间谍丑闻该收场了》，认为“现在该宣布中国核武器间谍案是一个骗局了”。 在该报看来，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４０年代一部蹩脚电影的情节。先是美国特工得到北京叛变者提供的秘密武器设计的草图，不久我们的侦探就紧紧盯上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一名台湾出生的科学家，把他作为最可能的嫌疑犯，接着由愤怒的考克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迅速展开。考克斯代表了加利福尼亚南部比较右倾的分子，那些人迫切希望找一个新的罪恶帝国作为加强军事力量的理由，而军火业一度是那个地区经济的主要成份。 该报遗憾地指出，在此案的整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提出这个国家绝密的武器资料（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讲的“我们核武库中珍贵的宝石”）失窃的骇人听闻的指控。甚至严肃的《纽约时报》似乎也迫切希望证实从考克斯委员会透露出的一切。但是，令那些想成功的冷战斗士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中国核间谍恐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没有抓到间谍，没有证据证明机密丢失，没有危险的新武器部署。它甚至不能成为一篇令人激动的小说的素材。 《洛杉矶时报》继续对李文和表示了同情，“代人受过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李文和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移居的国家忠心耿耿，他从来没有受到犯罪指控。……没有“丝毫证据”证明李把核机密送给了中国。” 10月5日，《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政府欠李文和一个道歉》的专栏文章，文章强烈批评美国政府不顾事实根据，对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政治迫害。文章同时还指责美国多数媒体随波逐流、道听途说，在所谓“李文和窃密案”中也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这篇由该报社论版编辑罗伯•席尔撰写的文章的开头第一句话便是：“你已被定罪，除非你可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这句话实际上与美国的司法制度的标准截然相反，任何人一看便知，文章是在对美政府在李文和案中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依然独断专行，草率地将李文和解雇，并对此事件进行渲染的做法进行讽刺和批判。 文章遗憾地说，已为美国政府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到头来却被政府无端地扣上了一顶间谍的帽子，这实在让人感到难过。而在过去6个月中，美国内众多媒体在没有进行采访与调查的情况下，对联邦众议员考克斯透露的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李文和窃取核技术“的假机密大肆进行炒作，从而使李文和的名字不断地被卷入到文字狱中，使其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这种在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将李文和先行定罪的做法更令人感到不解与遗憾。而现在看来，媒体对李文和的这些指控全都是空穴来风。” 12月21日，《洛杉矶时报》再次发表文章，批驳所谓的中国间谍丑闻。在这篇题为《无中生有的中国间谍丑闻》的文章中，作者罗伯特• 希尔指称，虽然司法部指控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前科学家李文和在1993年到1997年间不适当地下载秘密文件，但他们没有指称这同中国爆炸与Ｗ－８８类似的武器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中国是在1992年9月25日爆炸这种武器的，即在李文和下载文件之前。 现在看来，在1999年那个充满浮躁和喧嚣气氛的春夏之交，《洛杉矶时报》的客观报道和冷静判断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李文和事件也进行了客观的报道。1999年5月17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哈罗德•阿格纽 写的一封与李文和的案件有关的重要信件，批驳了对中国和W—88的一些不实说法。在阿格纽看来，华盛顿那些喊得很起劲的人，对所谈的问题却非常无知，甚至一窍不通。事实上，“要能够实际运用国家实验室的代码信息，就需要大量的知识，这远非会照葫芦画瓢就可以做到的。甚至中国人的计算机与我们国家实验室的武器代码是否兼容还是个问题……启发当然是有的，可是要说抄袭，即使有，也微乎其微。”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文和尘埃落定后，一些媒体还坚持为李文和讨还公道。2001年8月27日，《华盛顿邮报》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侦办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涉嫌窃取核机密案的过程中，其缺陷和不当作法的严重程度超过官员们承认的范围。 该报还于次日发表社论称，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控窃取核武机密的调查过程错误百出，主事官员应为此事负责。 一些主流媒体在“红色恐惧”风潮中保持的冷静态度和积极做法也颇为值得肯定。 针对“中国威胁论”的沉渣泛起，3月9日，《洛杉矶时报》刊发题为《中国的间谍活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应使对间谍的恐惧发展为对中国的“红色恐惧”。该报援引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理查德•鲍姆的话说：“异乎寻常的不是一些中国人在美国研究所周围窥探，想不花钱就得到技术情报，而是一些美国记者、政界人士和国会助手想把这类活动说成是中国政府协调的对美国安全的大规模袭击，他们激起的红色恐惧远远超出了问题的实际程度，然后把由此引出的自发的歇斯底里作为打击克林顿总统的棍棒。”该报警告说，美国看上去正在为反共、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做准备，而这种前景使亚洲领导人惊恐，他们坚持说，华盛顿能为亚洲做出的最重大贡献是同北京建立稳定的非对抗关系。 ３月10日，美国《商业日报》刊登题为《中国危险》的评论，指出，两党政治家都想竞相对中国显然偷窃美国核技术一事表示义愤。但是，主要的怒火应该针对放置核技术的地方，针对美国的安全系统和该系统的失灵。虽然这种怒气无疑将蔓延到贸易和经济领域，但是不应让这种愤怒抹掉经济现实。该报警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能忽视它，也不能隔离它。如果忽视中国或者把中国作为一个美国国内政治问题对待，那将是愚蠢的。美国对此已尝试了20多年，并没有起作用。 3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称，“眼下正在华盛顿爆发出来的这场有关中国搞间谍活动的骚动不大可能改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因为不论哪个党入主白宫，美国在其有争议的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关系方面采取的政策仍然是为经济和战略上关注的问题所驱使”。 3月15日，中国总理朱镕基举行记者招待会，严正批驳美国媒体爆炒的“核间谍案”，而美方也表示不希望中美关系因此受到影响，自此以后，美国主流媒体上出现了对反华风潮的反击言论，使在此之前几乎是一边倒的争论发生逆转，要求不要让“核间谍案”影响中美关系，不要把“核间谍案”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挂钩，不要让党派斗争破坏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的呼声冲破了一时甚嚣尘上的反华噪音。 3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负有领导责任的美国能源部部长理查森的署名文章称，本届政府同中国领导人和公民接触的努力不但没有削弱防止武器技术扩散的工作，反而大大促进了这项工作，“接触不是给中国好处，而是促进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对中国不抱幻想，但是，通过对不当行为进行有力的调查，加强国家设施的安全和严格控制技术转让，我们能够在推行广泛接触政策的同时保守我国的核秘密”。 3月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请别再次失去中国》的社论，提醒说，绝对没有必要再次“失去中国”了。恰恰相反，美国有各种理由在其国内调查核泄密事件的同时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到中国去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不去中国就别对世界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的事务胡说八道。 3月17日，《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说，国会中的共和党及其总统候选人正在发出冷战的号召，抓住一个可能是安全疏漏的问题来斥责克林顿政府并要求倒退性地改变对华政策。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表演中，荒谬总是与胡言乱语共生。如果说让北京加入世贸组织符合美国利益的话，那么，这种利益就不应该因８０年代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的安全松弛而受到阻碍。社论最后说，华盛顿最不该做的就是捏造出来一个“中国威胁论”。 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的一篇文章，题为《把洛斯阿拉莫斯的过失归咎于克林顿而不是归咎于中国》，希望这一事件不应该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不应该影响到朱镕基总理即将开始的对美国的访问。 《华尔街日报》在它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还谈到了美国企业界对国会的反华叫嚣所感到的忧虑，称此前对这类事件保持沉默的企业正在苏醒，“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英特尔公司、太阳微电子公司和优利公司在内的一批计算机公司在中国问题上发动了它们的攻势。这些公司寻求放宽对向中国出口计算机所加的限制，把它们的情况提到国会山去，发动一个运动，教育那些抨击中国的人懂得所有这种敌对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在该报看来，既然大企业最终共同采取行动了，所有那些擂起反华战鼓的共和党人都将坐立不安。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中国既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机会，又是一个巨大的两难处境问题。尽管共和党人谈论国家安全，但是他们经受不起同企业界完全疏远。企业界是共和党的核心拥护者。实际上，批评克林顿政府最尖锐的许多共和党议员来自就业同中国有联系的高技术地区。 以上媒体的表态表明，不仅克林顿政府，就是主流媒体和大企业也大多不赞成“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不希望李文和事件会引发一场新的中美对峙。即便这场“旋风”的发起者《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应把间谍案与美对外政策主流分开不应影响中美关系。3月14日，在题为《中国综合症：困难的是让视野超越间谍案》的文章中，该报援引基辛格的话说：“我们正在转向对抗，因为我们不能使外交政策得到公众的支持。你打开报纸就必定会看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对昔日对抗的怀念。”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警惕也表现在随后对待《考克斯报告》的态度上。在《考克斯报告》出台后，主流媒体在三个方面表现出较冷静和清醒的认识。 （一）报告的结论武断，例证离奇，只不过是个第一流的间谍故事。 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关于“中国间谍”的报告是一个第一流的间谍故事。问题是，没能确定它意味着什么。没有确实的答案，没有被逮捕的嫌疑犯，这个案子就会像一部缺少最后几页的惊险小说一样，有头无尾。这家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还说，报告的结论是武断的：称中国已经窃取了美国的每一种重要核弹头的数据；窃取的秘密帮助中国设计和试验了核武器；中国在美国最大的政府武器试验室的间谍活动是长期的而且仍在继续。与报道李文和案有所不同的是，该报提到了一些反面意见，援引美国能源部新任反间谍首脑、老资格的联邦调查局特工 爱德华•柯伦的话说，没有情报让我们必须承认，核情报在他们手里。 另一家大报《华盛顿邮报》也指出，美国政府官员一直不同意让报告的结论部分披露高度敏感的情报，他们指责考克斯委员会用最糟糕的语言评估中国“窃取”技术造成的影响，强烈反对该委员会关于被窃取的核秘密使中国拥有了和美国一样的热核设计情报的结论。 （二）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小心处理报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应按国家对国家的原则处理间谍问题，以避免中国掀起民族主义浪潮。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共和党需要小心处理中国的诡计》的署名评论说，公布考克斯委员会的报告在美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在美国政府和共和党国会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许多危险。中国对于世界将是极端重要的，美国需要与之建立一种鼓励其按照积极路线发展的关系。因此，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国会凭直觉就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 （三）报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将在美国和中国产生巨大反响，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洛杉矶时报》指出，报告反复警告说，中国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成功地获取了美国的军事技术，对美国、美国在国外的驻军和关键的亚洲盟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不能无视美国同中国对抗的可能性，而这将在华盛顿和北京产生巨大反响，几乎肯定会促使国会对美中关系进行“严厉的再评估”，使本来急剧恶化的美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5月28日的《洛杉矶时报》还以“3000家外围公司都是谁？”为问题，借贸易专家之口，对考克斯报告提出质疑，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克•拉迪说，认为大多数在美中国公司都是中国安全机构“安置的”这种观点“纯粹是无稽之谈”。 应该说，一些主流媒体在李文和事件及贯穿其间的“中国威胁论”叫嚣中得以保持冷静态度，得益于它们自身的良好新闻传统和难得的自律意识，也得益于美国媒体的多元化的“生态环境”。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媒体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大多能够与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表现出责任心和全局意识。具体到李文和事件、《考克斯报告》这样一些影响中美关系乃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制商业炒作的欲望，对各种不同的观点给予关注，尽可能超越党派之争和“中国威胁论”的偏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向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 李文和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后移民到美国。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他长期供职于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拉斯-阿拉莫斯国家核试验室。 此事最早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透露出来。 报道没有说这个受怀疑的人是谁，但说他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科学家，是个华裔美国人，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李文和。 James Risen & Jeff Gerth ，China Stole Nuclear Secrets From Los Alamos, U.S. Officials Say，The New York Times，March 6, 1999. 事实上，较早报道此事的媒体是《华尔街日报》。该报1999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Carla Anne Robbins ：China Got Secret Data on U.S. Warhead）称，一个台湾出生的科学家被怀疑为向中国提供了有关W—88核弹头的机密。但该报没有提到李文和的名字及其他具体情况。 James Risen，U.S. Fires Nuclear Scientist Suspected of Spying for China，The New York Times，March 9, 1999. 《参考消息》，2004年1月27日。 Dan Stober, Ian Hoffman ，A Convenient Spy：Wen Ho Lee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Espionage（N.Y.：Simon & Schuster，2001），p196. 同上。 Wen Ho Lee with Helen Zia，My Country Versus Me（N.Y：Hyperion Books，2002），p127. 在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主体有罪的情况下，只能将其当做无罪对待。 My Country Versus Me，p89. My Country Versus Me，p146. James Risen，Though Suspected as China spy，Scientist Got Sensitive Job at Lab，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4，1999. My Country Versus Me，p129. James Risen，F.B.I. Interviews Chinese Man in Spy Cas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7，1999. James Risen，Jeff Gerth，U.S.Says Suspect Put Code On Bomb in Unsecure Files，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8，1999. My Country Versus Me，p130. My Country Versus Me，pp130-131. My Country Versus Me，p132. Editoral. The Year China Policy Went Awry，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7，1999. 柯伦原先是FBI特工，是负责能源部反间谍工作的处长，也是下令对李文和进行心理测试的人 My Country Versus Me，p182. 刘鉴强：从李文和案看《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性，《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China Exploits U.S.Computer Advances; American Export Trade Raise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9，1999. 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认为：“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和考克斯报告都使局势复杂化了。”而大多数分析人员都认为，如果这一努力在1999年失败，选举年的政治斗争将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被搁置到2001年。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The Case of Wen Ho Lee，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0，1999. William Broad，Spies vs. Sweat: The Debate Over China's Nuclear Advance，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7, 1999. 《美国舆论不相信李文和事件》，《羊城晚报》，1999年12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world/1999-12-12/41131.html The Times and Wen Ho Lee，September 26, 2000. 在考克斯等人的眼中，中国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高科技成果都是从美国的保险箱里偷来的。 《参考消息》，1999年3月17日。 GOP Calls for Hill Probe of Chinese Nuclear Spying，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8，1999. My Country Versus Me，p140. 《华声报》，2000年1月5日 。 Jim Mann，Fears of Chinese Spying Only Deepen U.S. Mistrust，Los Angeles Times，May 20, 1999. U.S.Should Engage China---With Its Eyes Wide Open，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5，1999. 《参考消息》，1999年4月8日。 美国全国有近1600种日报，8800多家电台和8900多家电视台。98％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 刘小彪：《西方媒体的渲染》，新浪读书，http://cul.sina.com.cn/s/2003-01-13/26096.html 相比较而言，华文媒体不但比主流媒体报导更多有关亚裔社区的消息，也协助第一代华裔移民解决语言障碍，了解美国主流社会的运作，投入美国社会。 《亚裔记者呼吁美主流媒体加强亚裔新闻内容》，中新社，2001年8月10日。 中新社，1999年8月15日。 即便在《华盛顿邮报》社，评论部和新闻部在对待如何报道中国这个问题上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Robert Scheer，Spy Scandal Is Much Ado About Nothing，Los Angeles Times，Mar 16, 1999. Bob Drogin，FBI Sends Experts on Chinese Spying to Los Alamos Lab，Los Angeles Times，Apr 30, 1999. My Country Versus Me，p131. Robert Scheer，Time to Say Farewell to Spy Scandal ，Los Angeles Times，Sep 14, 1999. Robert Scheer，Government Owes Wen Ho Lee an Apology，Los Angeles Times，Oct 5, 1999. Robert Scheer，The China Spy Scandal That Never Was，Los Angeles Times，Dec 21, 1999. 阿格纽是洛斯阿拉莫斯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早期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当过实验室主任。 My Country Versus Me，pp153-154. 其他一些科学家也对考克斯报告以及其中耸人听闻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协会开始在他们的网站上讨论李文和的问题，对那些关于核科学方面极不准确的说法提出批评。 Dan Eggen，More Blunders by FBI In Lee Probe Detailed ，The Washington Post， Aug 27, 2001. The Wen Ho Lee Mess，The Washington Post; Aug 28, 2001. The China Spy Case，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 12, 1999. Bill Richardson，“Guading Our Nuclear Security”，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5，1999. Don't Lose China – Agai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 16, 1999. Losing China Again，The Boston Globe，March 17, 1999. Jame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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