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公司影响美国外交 李晓岗 《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2005年9月16日 据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不久前与美国著名游说公司巴顿－博格斯公关公司签定合同，聘请后者在“国会事务”方面提供建议。此举引起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认为中国开始尝试采取美国人的方式，通过公关公司游说，做国会工作，化解其对“中国威胁”的担忧。 美国公关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出谋划策，帮助其做国会工作。具体说，就是为客户游说国会议员，影响他们在与公司客户利益有关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行政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国防部等也是重要的游说目标，但相比之下，由于这些部门官员都是由总统任命，与总统保持一致，游说人员难以利用分歧，找到游说机会。 华盛顿K街是美国公关公司最集中的地方，这里因此有“游说一条街”之名，游说人员则被戏称为“K街一族”。对公关公司来说，关系是最大的资产。公关公司是否有名，游说能否成功，不光要看它是否精通国会运做程序，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在国会拥有过硬的“人脉”关系。大公关公司的合伙人或主要游说人员往往都是曾在联邦政府中任过职的退休“高干”，这些人也乐于发挥“余热”，利用其在朝为官期间与国会议员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出入议员办公室，了解立法动向、议员态度，并相应做工作，以此获取客户酬金。例如，克林顿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迈克尔·麦克利离开政府后建立了自己的游说公司公共战略集团，美国前贸易代表肯特开办了迈耶布朗和普拉特游说公司。前任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布雷克斯从国会退休之后，加盟巴顿·博格斯公关咨询公司，传说要请他出山游说，服务费高达200万美金。 公关公司的业务反映国会党派势力消长。近年来，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为了便于和人多势众的共和党议员们说上话，Ｋ街的公关公司大量聘用共和党人做说客，结果出现了民主党人背景的说客找工作难或即使找到工作也比共和党说客工资低的情况。一名前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游说）这个行当是一门关系生意，如今，共和党的关系更值钱。”不过，虽然民主党在国会是少数，但它在参议院毕竟还有44个席位，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真正有眼光的客户一般都两边下注，即聘请与共和党人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向国会多数派吹风，而委托民主党公司向少数派议员递话，但付给共和党公司的服务费往往要比后者多。 公关公司在外交政策上发挥作用，与冷战后美国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相关。冷战期间，维护国家安全是全社会的共识，绝大多数议员自觉地与总统保持一致，对于总统提出的外交政策建议，基本都予以支持，公关公司无从在国会物色到游说对象,因此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受到限制。 冷战结束后，公关公司仅能够在国内问题上发挥影响的局面发生变化。由于主要敌人消失，经贸、人权、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与内政外交均有密切关系的“低度政治”问题在外交议程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因为国会在这些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会由于权力中心分散，535名议员互不隶属，委员会、小组委员会都象是一方诸侯，在各自领域大权在握，公关公司容易找到游说的对象，通过游说国会，公关公司得以在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作用。 就中美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原来在遏制苏联目标上存在的对华政策共识不复存在。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争斗，前者强调接触与交往，后者则要求采取强硬立场，制裁中国。公关公司得以利用政府两大部门间的分歧施展作用，有意扩大或缩小这种分歧。 其次，由于没有共同的压倒性关切，国会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缺乏共识，议员们在不同问题上经常变换阵营，传统的党派路线也越来越模糊。例如，在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反对者既有共和党保守派，也有左翼的自由民主党人、亲劳工议员。支持者则既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间派，也有亲工商业保守派、自由贸易支持者。在国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规则委员会、商务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商务委员会，支持扩大对华贸易、推进中美关系。而两院与军事、国防、情报、劳工问题有关的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则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较为强硬。国会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便于公关公司找到做工作的对象。 再次，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交往领域的扩大，两国间的摩擦范围也在增加，公关公司能够涉足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在台湾问题、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问题、法轮功等问题的争论背后，都有公关公司在活动。 第四，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方面存在根本差异，90年代前，美苏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冷战结束后，两国在人权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凸显。一些公关公司便试图利用抨击中国，推进自己反华客户的利益或目标。台湾当局尤其乐于在此方面利用公关公司做文章。 美国公关公司的客户分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来自工商界的客户最多，一些大的行业雇佣公关公司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游说，它们的目标类似，推动外贸增长，扩大自己的出口。工会是第二大客户。他们通过公关公司在对外政策上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游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出口，增加就业保障。近年来，它们要求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显然，工会客户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与工商业集团正相反。 公关公司最特别的客户是外国政府。受雇于外国政府的美国人帮助该国向美国议员解释其政策，影响国会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是为以色列游说的公司，这些公司游说人员多，资金雄厚，策略灵活，活动范围广。它们既重视国会，又重视国务院；既与执政党拉关系，又注意和在野党及普通民众联系感情。另外，这些公司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还在于它们在花费大量金钱从事活动的同时，用美国的价值观向美国社会解释以色列的政策，“上策攻心”，通过做“思想工作”，打动美国议员，赢得其好感，使其长期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公关公司最大的国外客户。 等而下之，利用类似方法取得较大影响的，还有台湾当局和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势力。过去，台湾一直聘请卡西迪公关公司帮助其在国会游说，今年4月开始，巴伯·葛瑞菲斯·罗杰斯公关公司又与台湾签定了合同，协助台湾“落实与美国政府的沟通”。为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对华政策，台湾当局通过公关公司在国会大力宣扬其以美国为范本的“民主制度”，宣传台湾同祖国大陆不能统一的障碍在“中共不实行民主”。同时，台湾又通过这些公司与国会议员拉关系，耗费巨额游说费用，用金钱收买美国的亲台派。例如，由公关公司出面，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及助理到台湾从事“一切费用全包”的旅行访问。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财大气粗的日本政府一度成为美国各大公关公司的座上宾。为化解当时的“日本威胁论”，影响国会和行政当局对日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日本斥巨资聘请一些最有名的公关公司为其活动。但日本这种“世事难行钱作马”的方式做得似乎太过，反而招来了负面影响。一部名为《代理人的影响》的书称日本通过游说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已达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程度”。 　　美国公关公司为国外客户的游说活动反映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各国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不但国际问题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国际问题国内化；而且，美国的国内政治也影响着国际问题，国内问题国际化。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正受到外国政府越来越大的影响。 公关公司并不能制定美国对外政策，它只是试图影响对外政策。同时，对公关公司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不同的公关公司所代表的客户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公关公司之间相互竞争，各自的游说作用常常相互抵消，这是公关公司活动面临的主要困难。对于突发性的事件或危机，由于决策是在机密的状态中，由行政当局的少数核心人物迅速做出的，公关公司也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最重要的是，公关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动。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治标”之术，通过公关公司在美国国会中做增信释疑工作；更不能忘记“治本”之道，通过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化解美国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