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管齐下应对中国崛起 2005年3月10日，由美国国会指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罗德曼就明确表示，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正在做很多事，显示我们对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对于中国正在增长的国力，包括军力，非常认真地对待。” 几场现代化战争使中国感到了军事现代化的紧迫性 不少美方官员和学者认为，美国自上个世纪90年来以来发动的几次对外战争，特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都使得中国军队切实感到了实现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加快了中国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引发外界关注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军费的增长幅度。在中国召开两会期间，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威廉姆•法隆(William Fallon)就告诉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中国军事力量正迅速崛起，中国军费开支的增加是“前所未有的”，已引起了美方和相关国家的“关注”。事实上，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2004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是2117亿元人民币；而2005年的国防经费为2477亿人民币。中国的国防费用占中国财政开支的比重，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较低的。这个数目和其他大国，尤其和美国相比，数目相差甚远。2004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是4559亿美元，是中国的17.8倍，人均国防开支则是中国的77倍。 不过，美方朝野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实际国防开支数目上要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就2000年国防开支来说，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实际上是官方预算的2倍多，从而排在当年世界第三位。而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年7月提交国会的报告，更是认为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是公开宣布的官方预算的4倍之多。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国防开支大约接近650亿美元，到了2020年则可能增长3倍或甚至4倍，从而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事实上，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表示：“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中国军事技术落后美国一大截 在普遍认同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美国朝野在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遭受威胁的程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派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应当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加以应对。这一派主要是以共和党内的极右反共分子为主。他们信奉传统的现实主义理念，认定中国和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相似，其崛起后会试图改变现状，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些人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往往非常浓厚，从另一角度强化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理念。在他们看来，“极权体制”下的中国军事力量强大后会给世界带来严重的震荡。这些人中，既有智囊团（如传统基金会）中的学者、报刊的记者（如《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也有保守的国会议员，还有一些栖身于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们经常将党派政治和对外政策掺杂在一起，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克林顿政府时期名噪一时的“蓝队”就是典型的代表。 另一派人士则认为应当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军费开支，不宜过分夸大解放军的威胁。他们认为，尽管解放军的军费开支有了明显的上升，但就总体而言经费还非常有限，大量经费用在了人员工资待遇的开支上，而花在武器研发上的经费十分有限。尽管近年来中国军队加强了研发工作，并从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购买了一些先进的武器，但中国的军事技术还远落后美国一大截，短期内还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况且，中国还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内面临很多的挑战。2003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但在军事技术和能力方面至少落后美国20年，远没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大国，目前阶段尚无法和美国全面对抗。 对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意图的不同看法，导致处理对华政策的思维也有所差别。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人士则主张对华推行强硬政策。他们对于相互依赖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繁荣必然导致民主化的论调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在寻找时间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采取与美国利益相悖的行动，对地区稳定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应当通过与其传统盟友的合作，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来平衡中国不断崛起的力量。这一派中的部分极右人士甚至认为，在美国能够与中国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之前，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美国政府内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智囊团和商界人士则主张通过对华交往来对中国施加影响，推进中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在他们看来，不能过早将中国视为威胁，那样会将中国推到美国的对立面，从而制造出一个敌人。况且，一旦美国对华推行强硬政策，周边国家也未必紧跟美国，因此对华遏制政策可操作性不大。不过，即使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人士，也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抱有不确定感，因此也支持采取防范性的措施。 通过“软遏制”推动中国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美国在政治外交层面推行所谓的“软遏制”，加强对华交往，试图提升对中国的影响力，尽可能推进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克林顿时期，正式提出了“扩展与接触”的全球战略。除了和中国领导人加强沟通之外，美国也试图通过和解放军的交往，推进合作，加深对解放军军事战略和实力的认识。1994年，国防部长佩里访华，和中方就发展两国军事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诸如加强高层官员互访、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建立互信机制等。1997年，两国首脑同意致力于建立两国“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高性能武器的扩散；两国高层定期进行互访；定期就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等问题展开次内阁级的磋商等等。1998年，克林顿访华，中美不再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瞄准对方；就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发表联合声明；就人道救援、救灾和军事环境保护达成协议；相互选送观察员观察对方的联合军事演习。 依照两国元首的商定，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从那个时候起，中美开始了海上军事安全的磋商，并启动了海空军安全工作小组会议。不仅如此，自1998年以来，中美就防务展开了6次磋商，领域涉及反恐、朝核、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今年年初的中美国防部政策会议开辟了两军交流的新渠道。双方就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调整、海上军事安全、中美建立军事热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军事交流会进一步深入，更为务实。 除了双边之外，美国还鼓励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试图通过多边机制来“约束和规范”中国的行为。尽管亚太地区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但美国有意鼓励地区内国家在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内相互磋商，以维护地区内的和平。 美国官员多次表示，尽管中国的崛起是对当今国际格局的巨大挑战，但美国不应预先判定中国“对美国有敌意”，或是“必须把中国作为对手对待”。而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意图，用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必须加强同中国的来往和沟通，从而加大机会，使中国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 军方已经将解放军作为假想敌 熟悉五角大楼的官员透露，美军密切关注中国军方在武器系统，作战理论，军事院校建设等方面的系统转型，特别是中国军方针对台湾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不久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中国视为“非文明国家”，并认为中国的海军扩张将会挑战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对华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走向。首先是依赖先进的高科技手段，通过卫星监测、军用侦察机监听和侦测中国沿海地区的无线电和军事动向。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实际上只是中美在这一领域激烈对抗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都加强了对华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甚至公开招募华人或中国留学生担当线人。 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保持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存在，试图从军事上吓阻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曾一度考虑大幅削减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重新修正了军事计划，放慢了军事调整的步伐。1995年，美国国防部推出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确立美国将在亚太地区保持大约10万美军的军事力量，主要驻扎在美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之所以这样做，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应对可能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所谓军事威胁。在1997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克林顿政府的防御战略强调了“构建、应对和准备”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必须构建可以推进其自身利益的战略环境；保持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和为未来该地区任何短期和长期威胁和危险做好准备。布什政府上台后，除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之外，美日借口对付来自朝鲜的威胁，开始部署地区导弹防御体系。不仅如此，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在加强日本军事基地、提升驻日韩美军远程作战能力的同时，美军开始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部署在靠近东亚地区的关岛一线。针对中国潜艇力量的威慑力，美军在夏威夷地区专门展开演练。此外，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军借着反恐的名义，进驻中亚地区，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东西夹击的钳制作用。 美国还加强与亚太地区主要伙伴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以便平衡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面对东亚地区的挑战，美国强化《美日安保条约》，一度有意组建美澳日三国组成的“亚太小北约”。尽管美国公开否认这一点，但动向的确值得关注。今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在“2+2”安全磋商会议之后发表了“共同战略目标”宣言。对此，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了由卜大年（Dan Blumenthal） 所撰写的研究报告，认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宣言是美日安全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实际上是美日联盟全面转型的纲领，它的战略意义大于战术意义。这宣告着美日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的大国野心”。 美国还竭力保持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并提升同印度的战略合作。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他们在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地区保持军事力量的存在，以便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牵制，从而实现本地区军事力量的均衡。美国抓住这种心态，就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推进同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1998年，美国和菲律宾达成协定，两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训练和舰队往来，从而确保了美军在关闭菲军事基地之后继续出入菲律宾。而在和新加坡合作方面，美军战斗编队则得以使用新加坡军港。 不难看出，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美国方面通过其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和与相关国家的同盟合作关系，试图压缩中国的对外战略空间。与保持对华交往的柔性政策相对应，美国意在从硬的一面来“规制”中国的对外行为，防止这一地区出现任何失控的局面。 加强对华出口武器封锁力度 在中美关系所有的问题上，最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就是台湾问题。 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实现统一，但同样也不愿看到海峡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至少在目前看来，“和而不统，分而不独”，维持现状最符合其国家利益。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推行的是双轨政策。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台军售力度，不断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并加强美台之间的军事磋商与合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反对任何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克林顿政府派出了航母舰队驶近台湾海峡地区。依照美方学者的看法，其目的就是要向中方发出清晰的威慑信号，美国不会坐视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不断渲染台海军事力量的失衡，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所谓的“防御性武器”，包括F-16战斗机、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空中预警飞机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私下里，美国还在考虑是否将台湾纳入地区导弹防御体系。只是由于考虑到中方的强烈反应，美国才没有在这一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骤。不仅如此，2月19日，美日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列为美日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之一。至此，美日联手干预台湾的野心暴露无遗，从而给动荡不安的台海局势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鉴于未来中美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美国加强了对华武器封锁的力度，试图延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美国不仅拒绝解除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严格限制军用产品流入中国，还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先进的武器系统。2000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被迫取消向中国出售机载雷达预警系统的合同。2003年，以色列又不得不暂时冻结对中国的所有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出口合同。近期，美国又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放弃了帮助中国升级无人攻击型侦察机的计划。美国还公开反对欧盟对华解除军事禁运，并扬言将对欧盟施加制裁。尽管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大势所趋，但由于美国的干预，最终欧洲在对华军售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会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采取了一种复合式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战略。既有建设性的交往来试图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又有预防性的硬性措施来遏阻中国的“出轨”。而最终的目的，自然是维护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稳定，防止任何大国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