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美国反恐战争的社会背景 李晓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5-19 “9·11”事件后，进行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单边主义则是其外交政策的最突出表现。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和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国社会上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有着内在联系。一 广义上说，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因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对国家的热爱和支持与对本民族的忠诚之间的区别难以清楚地予以界定，所以爱国主义又往往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人经常把自己对本国的感情说成是“爱国主义”，而把其他民族对他们国家或民族的态度称为“民族主义”。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一直针对苏联“邪恶帝国”来确定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反共被认为是响应“显然天命”的召唤，支撑着美国的“爱国主义”。共同敌人的持续存在，需要美国国内团结一致，外部威胁培育了冷战时期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塑造了这一时期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爱国主义”一度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多元文化主义抬头，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爱国主义”的基础随之发生动摇。二 “9·1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遏止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势头。民众对恐怖威胁的共同担忧使得美国重新根据“敌手”的存在确定自己的使命，美国“爱国主义”内涵中的使命感、“例外论”和非白即黑的宗教善恶观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外交提供了国内动力。 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主义”情绪，人们到处悬挂国旗，高唱国歌，孩子们诵读“国旗誓词”。与此同时，保卫国家安全的呼声压倒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报复心理、排外意识得到大肆宣泄，以至于电视主持人丹·拉瑟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达到“杀气腾腾”的程度。排外和宗教不宽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是排外概念中的敌人，恨乌及乌，美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也成为美国人排斥的目标。美国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掩饰不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右翼的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莱姆牧师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的宗教”。南方浸礼会前主席杰里·瓦恩斯牧师则宣布先知穆罕默德是“被恶魔缠身的孩童”。 既然恐怖分子是恶魔，支持自己的国家打击威胁美国生活方式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反恐就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公众的这种报复心理转化为对军事报复行动的普遍支持，整个国家弥漫着战争气氛，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获得了道德上一致的支持。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向恐怖分子和全世界表明，我们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应对危机、保护国家和社会安全为加强行政当局权力提供了正当性，支持政府被美国公众视为展示其“爱国主义”的重要方式。公众、媒体都自觉地与政府保持一致，以避免被指责为威胁国家团结。对政府的信任显著上升又为国会赋予总统更广泛的新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国会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对行政当局的配合，而失去了制衡作用。例如，未经听证和辩论，国会匆忙召开会议，压倒性地批准了包含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内容的《通过提供为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必要手段巩固和加强美国法》（简称《爱国者法》），各州议会也迅速制定了类似的反恐立法。通过这些措施，反恐战争扩大到国内战线。一向反对大政府的美国共和党人也支持加强政府的权力，认为“现在，政府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 布什政府积极利用大大加强的政府权力，通过倡导“爱国主义”，凝聚国内政治支持，推行自己的反恐战争政策。“9·11”事件后，布什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一方面迎合民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一方面以美国的“普适”价值观和“例外论”来提升美国人的自豪感。布什把美国等同于正义的化身，代表着“自由、同情、宽容和品德”，把反恐斗争说成是“善”与“恶”的搏斗，以此为美国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道德辩护，也使美国以“敌人”的存在确定自己认同的“爱国主义”有了连续性，即美国不断与邪恶的势力做斗争，里根时期是与苏联“邪恶帝国”战斗，克林顿时期重点打击“流氓国家”，布什则要反恐并打击“邪恶轴心”。与此同时，在这种非白即黑的道德问题上，美国政府宣称，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不允许有中间立场，“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反对我们”。 在布什看来，美国不仅是一个自由国家，而且还代表着全世界的自由，代表着人类正义。通过把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说成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攻击，布什实际上说出了美国人想听到、内心里也认可的话，即美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代表”，反对美国就是反对全人类，美国所做的就是维护全世界的利益。同时，布什还赋予了美国反恐战争以宗教神圣性和使命感，他提醒美国人，美国是特殊的，因为上帝在它一边。这样，反恐成了美国新的神圣的“天赋使命”。 既然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就是袭击全世界，保卫美国就是保卫全世界，那么美国就可以判定其他国家的动机和行为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其他国家不能判定美国的行动，“因为美国是上帝恩宠的国家”，只能由上帝来判定。这样，布什就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做了辩护。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前国务卿鲍威尔则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先发制人攻击其他国家，那就是“侵略”。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对自己、对别国推行双重标准，而美国则振振有辞，认为自己根据的是“全人类的利益”。 美国社会上的“爱国主义”气氛和布什政府的大力引导二者相互推动，促使美国公众“团结在国旗周围”,积极支持政府的反恐战争。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尽管公众最初预计到战争的代价巨大而要求政府争取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但当联合国反对美国的行动时，美国大多数公众就支持抛开联合国，直接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同时并希望政府惩罚法、德等国在安理会的阻挠行为。而且，很多美国人自发地罢买法国货，拒吃法国餐，不喝法国酒。反战人士则被认为是不爱国。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国的反战运动分化，大的一派转而表示支持前线美军，不再表示反对立场；小的一派则被进一步指责为“叛国分子”。三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激发了美国社会的“爱国主义”热情，暂时扭转了美国国家认同衰退的趋势。虽然“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会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或危机的消退而逐渐减弱，但美国以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主要目标的反恐战争所遭遇和将要遭遇的“文明冲突”，会转而刺激美国国内对国家认同的担忧，促使其国内加强“爱国主义”呼声的持续存在。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颂扬布什是“反恐英雄”，而民主党则质疑他在越战期间的表现并大力宣传本党候选人克里当年“为国浴血征战”的履历，就说明美国社会仍在呼唤爱国“英雄”。 从哲学角度来说，美国的国家认同含有一般性的内容，如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全球性追求，如标榜要“领导世界”。但是，美国的“爱国主义”却不符合上述要求，而是自我中心的，它倡导的是爱美国，宣传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面临危机时刻，美国社会所展示的“爱国主义”更是带有排外、不宽容和强烈的报复倾向。可以说，“9·11”事件后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势头显著上升，与其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的推动密不可分。因此，美国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其含有“普适性”内容的国家认同之间相互矛盾。 对美国来说，“9·11”事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亚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美国把恐怖主义作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恐怖主义虽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但并不一定就是所有其他国家压倒性的关切。美国作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在反恐战争中把自己的安全当成是世界的安全，把自己的利益当成世界利益，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其他关切，继续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它的“普适性”价值追求就更加会被认为是虚伪的谎言，它自己的“爱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人民看来也就只是片面维护自己利益的傲慢偏见。长此以往，美国的“爱国主义”越强，其他国家的“反美主义”就会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