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展望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 王缉思李晓岗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3-17 美国是同我国现代化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也是我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同时，美国又是当前惟一有能力、有野心称霸全球的国家，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战略压力的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是我们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重要环节。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哪些变化，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从美国全球战略动向来看，未来四年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主要安全威胁。对美国来说，大中东是其战略重心，反恐、反扩散是主要目标，伊拉克稳定是压倒性的问题，伊朗、朝鲜核问题是头疼的两大难题。因此，美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再把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大国确定为战略敌手。在这种情况下，在美行政当局内部，即使是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对华政策上的“鹰派”，也不希望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分散其注意力，因而他们明显降低了反华调门。另外，美坚持“先发制人”原则，主要是应对恐怖主义和在必要时针对伊朗、朝鲜的，而不是针对中国的。美防范中国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威慑战略。 在国际安全方面，美国解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重建等问题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布什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幕僚多次强调，布什总统同胡锦涛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工作关系；对华关系的改善是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大国外交中最显著甚至是仅有的成就，不会轻易破坏。同时，美国试图通过与我接触和交往，影响我发展方向，将我纳入现存的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维持和发展中美关系将继续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 随着我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家利益的范围也在不断向外延伸。中美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互动增加，两国利益既有重合，也有碰撞。例如，美国在一些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我扩大对外投资和贸易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对苏丹、伊朗等国的制裁和军事威胁，影响到我同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开发项目和长期石油供应。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等地加强军事活动将造成的影响，则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的来说，美国在国际安全方面对我的战略需求呈增加趋势，两国关系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朝核问题是美当前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对我最大的战略需求。在朝核问题上，美进退两难。在伊拉克动武的严重后果，使美国在对朝鲜动武问题上必须三思而后行。尽管布什政府暂时放弃了在近期内对朝鲜动武的选择，但是美若坐视不管，朝鲜可能很快拥有核武器（并且已宣布拥有），并可能向外输出核技术或核材料，还有引发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的危险，使美国竭力维护的核不扩散原则遭到彻底的破坏。因此，通过谈判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研发，应该是美国的较佳选择。然而，接受朝鲜提出的双边谈判，布什政府又担心被认为屈服于朝鲜的“核讹诈”。而且，布什认为朝鲜是不可信任的国家。 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有着共同利益。通过参加中国主办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布什政府在忙于伊拉克战争之时，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朝核问题的失控和激化。即使是布什政府内部的反华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美在朝核问题上有求于我，承认我发挥了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会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解决朝核问题，希望我利用对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与美合作施加影响。因此，未来四年，在朝核问题上我国的回旋余地减小，同美国的摩擦可能增加。 在中美安全关系保持稳定的同时，两国间的经贸来往持续扩大。20年来，中美贸易往来增长迅速。根据美方统计，双边贸易额从1985年的77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2310多亿美元，增幅达30倍。 中美经贸关系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美国有高科技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利用美国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美国进口中国价格低廉的消费品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中国用通过对美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大量购买美国的债券，又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的投资和消费。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11.3%，居世界第一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又把中国列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一。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 但是，中美经贸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据美方统计，2004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已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民主党议员和劳工组织在贸易赤字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态度激烈。布什政府虽然不断在这些问题上向我发难，但更多地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纠纷可望控制在经济领域，通过两国商务部、财政部间协商解决，而不会过分政治化，破坏两国的政治关系。 伴随安全、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意识形态分歧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新保守主义与激进伊斯兰势力的矛盾因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恶化，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进而转向中东地区。同时，虐俘丑闻也使美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使其在推行人权外交时不得不有所收敛，美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因此减弱。虽然美方在双方领导人会谈时仍然不忘提出人权问题，美反华势力也仍然在利用我国境内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事端，但美政府已经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将“中国人权状况改善”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前提条件。例如，2004年美再次提出反华人权提案，主要出于大选年的国内政治考虑。不过，在美国领导人的内心深处，反共意识仍根深蒂固，“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打消。 美国在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崛起心存疑虑。一方面，美国认识到我崛起势不可挡，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出于反共心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又对我发展方向感到不放心，企图加紧牵制。近年来，我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十加三”、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中十分活跃，大大增强了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影响，美国便怀疑我欲乘其深陷于“大中东”和反恐斗争之机，在周边国家拓展势力范围，担心我削弱其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美与日本加强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对中国的警惕。同时，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以制衡中国的意图，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表现。 美国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态势，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疑虑正在落实为实际上的防范措施。虽然美国当前的主要战略对手不是中国，但它一直没有停止对我的防范和制约。美军方对我国防力量的发展保持高度警觉，美国防部主要官员至今没有来华访问，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对我抱有很强的敌意。美坚持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美军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重新部署，虽然反映了机动灵活的反恐战略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我国的。 对台政策突出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中合作与防范的两面性。一方面，着眼于中美合作的大局，美朝野对“台独”的危害有越来越明确的认识，政治手段阻独趋势日益明显。鲍威尔和阿米蒂奇的“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地雷”等谈话反映出美对陈水扁“台独”行径的不满。为加强阻独政策的有效性，美在约束台当局的方式上也有所改变，即从过去的私下告诫转为更多地通过公开表明立场，影响台湾民意，通过民意反过来再给陈水扁施加压力。 但从长远考虑，美又希望利用台湾这枚战略棋子牵制中国的发展，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台售武、加强美台军事关系阻止我对台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美也不愿过度打压台湾。去年12月，台湾“立法院”选举结束后，看到“泛蓝”仍保持多数席位，对“台独”势头能够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又转而要求我展现“灵活”态度，与台湾当局进行对话，缓解两岸紧张局势。同时，美国仍继续向台发出混乱信号。例如，就在阿米蒂奇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第二天，美国防部公开透露将在2005年派一名现役军官驻台，具体负责美台双方的军事联系工作。这将是美台“断交”26年以来首次派现役军官常驻台湾。美方类似的不一致举动大大冲淡了布什政府尤其是美国务院对“台独”警告的分量。由此可见，尽管美加强了阻独力度，但它还是会与两岸同时分别发展关系，又分别施压，对台“阻独”，对大陆“阻武”，在两岸间搞平衡。大陆军力强，则增加对台军售；台湾独立倾向明显，则加强政治阻独。 总的来说，布什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将保持基本框架稳定、高层接触频繁、战略协调增加、经贸合作扩大的特点，但是长远的战略定位（是否将互为敌手）仍然不够清晰，双边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改善的势头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仍然来自“台独”倾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