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禁运背后的政治较量 刘卫东 武器是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讲究精确打击和指挥控制能力的今天，高科技武器更成为世界各国趋之若鹜的抢手货。但世界上真正能够生产此类武器的国家就那么几个，自然会形成卖方市场，这些国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武器虽然也属于国际贸易领域里的一种商品，但鉴于这种商品本身的敏感性，它的输出不仅关系到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更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反映。武器制造者是否愿意出口，愿意向谁出口，出口什么档次的装备，都可以成为各种力量在幕后纵横捭阖、讨价还价的条件。在对华售武问题上，长期以来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打开一条顺畅的通路，但是在众所周知的曲折背后，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只黑手在不断试图操纵整个国际军贸市场，以阻止高科技武器流入中国。那么其政治动机何在？是否能够得手？作为被动的一方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便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禁运幕后的黑手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的武器输入国是俄罗斯。但因俄对华武器出口在技术上始终有所保留，而且单一的武器系统结构也加剧了国防战略总体上的脆弱性，所以中国一直就在尝试从其他渠道获得现代化武器供应。但是这一努力并不顺利，近年来与许多国家进行的接洽都因为受到阻挠无为而终。 1998年香港创律集团通过招标方式，以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政府手里买下没有动力的航母“瓦良格”号，打算把它拖到澳门改装成海上赌场。但土耳其政府在外国压力下将它扣留在黑海3年多才准许放行。 2001年捷克一家公司准备向中国出售“维拉”双基雷达，尽管捷克官方认为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应伟大朋友的要求做出的”，但在外国压力下最终还是取消了授权。 2000年以色列也是在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向中国出售4架“法尔康”空中预警机的合同，并为此支付了3.5亿美元的违约金。2003年1月以色列又不得不暂时冻结对中国的所有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出口合同。最近应中方要求以色列将以前出售给中国的一套武器系统运回厂家维修，但受到“悄悄对其进行了系统升级”的强烈指责。以方只得再度屈服。 在对华军售方面潜力最大的就是欧盟国家，近来它们的这种愿望也愈发强烈。欧中首先在“伽利略计划”上开始合作。这是一种与美国GPS相似的卫星定位系统，但更先进也更可靠。根据2003年10月的双方协议，中国将拥有这一系统20%的所有权和全部使用权。但又有国家随即提出将“伽利略”与GPS系统联网，甚至扬言将来可能因为中国的使用而对该系统进行攻击。不过这已难以阻止欧洲国家对解禁的热望。2004年1月，欧盟外长会议讨论了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立即又引发一连串的强烈抗议，尽管最终与会的15国外长只有一人投票反对，但按照欧盟一票否决的表决机制，此议案不幸夭折。12月8日的中欧首脑会议期间，法德意再度提出这一议案，但在扩大了的欧盟内部仍未做出一致决定。 在这每一桩交易的背后晃动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影子，那就是美国。它就像一个灭火器，任何国家表现出对华出口高科技武器的热情，它马上都要过去扑灭，除非遇到鞭长莫及的俄罗斯。实际上美国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的态度并非一直如此顽固，中美建交后，美国政府先后批准向中国出口20多个武器项目，还表示不反对盟国对华出售防御性武器。里根上台后宣布准备出售进攻性武器，甚至还要把中国从武器禁运的名单上抹掉。1984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了24架没有武器的黑鹰直升机。1985年底“巴统”宣布其成员国以后对华出口可不再送审。但在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立即联合盟友宣布停止一切对华军售；停止审议“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提案。这一行动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美商几乎所有对华生意都要受到审查，以免中国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目前在华的一些黑鹰直升机因为缺乏零配件而难以飞行，中国多次提出购买要求均遭拒绝。毕竟“此事有太多的政治内涵。” 　 围追堵截的真实政治用心 美国煞费苦心要在中国周边建立一条军备封锁线，他们打出的第一个幌子是“中国的人权状况还不够好”，但这一理由非常牵强。倒不是因为中国已经满足了欧美在人权方面的要求，而是在欧美对华关系中这一问题已不再是关注重点。反恐、贸易和防扩散等现实问题使得双方的合作已变得更加紧迫，鲍威尔称中美关系已处1972年以来最佳时期，而欧洲从1997年开始就决定在日内瓦联大年度会议上不再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扩散武器。实际上中国每年的武器出口数量不足美国的零头，也没有像美国一样把它用于政治目的，国内个别企业出于商业利益出口一些敏感零件纯属孤立的私下行为，政府在得到美方照会后也马上进行了干预。倒是美式装备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甚至散落在对手手中，连美军自己的直升机也载在对手手中的“毒刺”导弹下。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近年军售总值约120亿美元，而美方宣称每年对华贸易逆差超过此数10倍以上。只要愿意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对华军售方式减少自己的逆差总额。但是历来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美国在面对这样一个完全开放的超级市场时，却主动选择了闭关锁国政策，如此“舍己为人”的真实目的只能在政治方面去找原因了。 军售问题首先涉及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美国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反恐，但是长远目标仍是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任何可能对它造成甚至是心理威胁的国家都成为其防范目标。综合国力正迅速发展的中国到底是伙伴还是对手，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论。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听之任之。而美国能做的只有从外部切断中国可能得到的一切帮助，仅能冀望于闭门造车，这样短期内就不可能取得很大突破。美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至少30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依此来决定对华出口”。美国媒体宣称：美国坚持对华军事制裁的原因“不是担心同中国在一场可能的军事冲突中失败，而是要保证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付出最小的代价”。既然军方有人把中国看成可能会同美军打仗的敌人，那么制裁敌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是朋友的敌人，朋友帮忙一起制裁才够义气，不然是连朋友也做不得的。所以在反对欧盟解禁时会明确表态说“我们很不愿意看到中国使用美国盟友制造的武器来伤害美军”。 美国建立制裁同盟的另一个考虑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美国的控制力，并以此作为考察美国对盟国影响力的一个指标。一些美国盟友打算对华出口的武器就其性能而言实际上并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军事能力，但如果这个口子一开，只怕今后会一发而不可收。况且这不仅涉及到对华军售问题，以后遇到任何事情如果盟国都是只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本身也就失去了实际价值，老大也就成了寡人。所以对于希拉克所言“对华武器禁运今天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的话，美国的反应则是：“对美国而言，我们的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品。我们相信，其它各方也应该维持目前的武器禁运。” 第三，联合禁运也是美国试图维持台海两岸军力平衡的一种措施。美国官员曾表示，欧盟向中国转移军事科技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也会使台海军力失衡。“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欧盟给中国大陆增加军力、美国给台湾增加军力的局面，这样美国就会跟欧盟站在对立面上，使北约组织内部产生巨大的战略分歧。”美国作为台湾主要武器供应国的地位不会改变，这是由它在亚太地区的总体战略决定了的，而台湾的购买力又无法与大陆相比，一旦放开供应，大陆可能很快会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获得的军购取得对台军事优势，这无疑会使美国面临更多责任和风险。如果中国为参加军备竞赛而采购武器，美国或许会重新考虑禁售问题，但事实证明中国决策层早已从苏联解体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既如此美国只好尽其所能向所有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家发号施令，以此来减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 传统法宝历久弥新 在军购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前景可以说喜忧参半。可喜的是，欧盟在经过15年的对华武器禁运以后，已经越来越难以抵御这块市场带来的巨大诱惑，在对华军售中一直关门偷着乐的俄罗斯想继续阻止眼红者染指已不再现实；同时武器禁售本身已成制约欧洲军火工业发展的紧箍咒。欧盟不久前虽未通过解禁方案，但明确表示在2005年6月前对华军售“可能”解禁。这是对中美双方要求的折中，也是在趁机向美国反施压，解禁显然已是大势所趋。但让人担忧的问题更多。首先美国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欧盟不会为了对华军售而甘冒美欧关系受损的风险，小国更不愿为此去开罪老大；其次欧盟内部的表决机制使得美国的意志比较容易得到体现，欧洲保守势力对于一个富强的中国自由采购现代化武器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充满忧虑；再次，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一贯的“抠门”特色可能会随其经济发展而愈发明显，最新产品即使自己无钱装备也愿意出口到印度甚至韩国，但对中国则只允许采购早期型号；第四，从全球层面上看，日本、印度、东南亚甚至俄罗斯都公开或暗自反对对华武器解禁，因为这都威胁到它们各自的利益。 作为国际贸易中一类极为特殊的战略商品，军备出口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国近年来虽然打破堵截，花费巨资采购到一些先进武器，但一直都是别人研发我们买单。如果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无疑会使中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自身的防护能力永远处于别人的掌控之下。一个国家的国防现代化是买不来的，欧盟即使解禁，其政治意义也大于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就很清楚了。 应该看到我们也有两个法宝。中国的传统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国防能力，还是必须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曾经受到西方国家几十年的严密封锁，也经历过朋友一夜之间撕毁一切合同的背叛，当然明白凡事不能依靠别人的道理。自身及时消化吸收进而创新是一条永不过时的道路，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打市场牌，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是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在不断稳步发展，政治上不为敌就为经贸合作打下了基础，即使是敏感的武器贸易最终也无法逃脱市场规律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谦逊务实的外交风格，继续培养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消除有关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在具体操作中要加强与非欧盟先进国家的军事交流，适当采用进出口挂钩的策略，并促进欧盟和俄罗斯在对华军售中的竞争，以便获取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