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赫金 潘小松 一直以来恪守行业的规矩，对不熟悉的语种的东西哪怕是翻译的，也小心地不去评论。结果是：英语以外的著作家的东西读的越来越少，甚而至于干脆不去碰。有一天突然发现英语的世界其实并不那样宽广，别的语种的著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玩味之处，哪怕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巴赫金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读的，尽管《巴赫金文集》六卷在我的书柜里已经躺了几年了。钱中文教授在“论巴赫金的意义”时说“理论是可以常青的”，好书也可以是常新的。 巴赫金是“前苏联”思想家兼文学批评家，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其后自然命途多桀，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巴赫金1895年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意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得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1915 年就学彼德堡大学历史语文系，1919年在涅维尔当中学老师，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1920年在维捷布斯克教音乐史和音乐美学。1924年，按他本人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主要从事语言创作美学”。20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 1929年不经审讯被判5年。1933年刑满。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1934-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40 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50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巴赫金的理论不是我阅读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我只对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论述感兴趣。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洋洋洒洒写了360页，限于篇幅，我只能略述如上了。 文章写了快两千字了，还没说到巴赫金如何评价拉伯雷。巴赫金觉得拉伯雷在苏联最不受重视。然而，在欧洲文学创造的历程里，拉伯雷却“名列前茅”。别林斯基说拉伯雷是16世纪的伏尔泰。“其小说是既往时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巴赫金则认为拉伯雷是近代文学家中最民主的一个。老拉伯雷的身上“独特地洋溢着未来的气息”。拉伯雷让人敬而远之是因为人们大抵不理解他。巴赫金以为拉伯雷也最难研究，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趣味在作祟。“他的小说应该成为开启尚少研究和几乎完全未被理解的民间诙谐创作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假如不是误读，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与他的“狂欢理论”是有关系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若要深入阅读需要做一些知识准备，比如戏仿体语法传统源于《维吉尔语法》之类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再比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是古代大腹丰收魔鬼之类，“教人一些不懂了。”“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形象体系标志着怪诞现实主义的繁荣……”恐怕读这样的文字都需要一些欧洲文学史的训练。巴赫金的魅力也在于此，他给你的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见，他很有欧洲文学的知识。- 《巴赫金文集》六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定价208元。 `读《哲学的慰籍》（博览群书2004年10月） 潘小松 算起来，我们这一辈的读者读哲学的时间并不短，但却始终害怕读哲学。因为，哲学书籍常常摆出高不可攀的架势，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弄哲学的人有时也故弄玄虚，把本来可以理解的东西弄得“一些不懂了”。西方哲学于文字又隔了一层，我们只好仰仗三家村夫子们的翻译，结果追求到的是影子的影子，离真理更加远了。我自己阅读哲学的经历大抵如此，也许只能怪自己愚钝而没有悟性。有一天，在自己的破书堆里找到威尔·杜兰（ WILL DURANT ）写的《哲学的故事》，发现原来哲学也并不难读如许。杜兰说读哲学也有快乐，连形而上学都有诱人之处。每个学哲学的人都曾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是迫于生计，人们在刨食的过程里忘却了这样的体验。诗人勃郎宁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日常必需一如饮食。思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过程。《哲学的故事》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一样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我努力寻找一个学科的边缘而怀有写作热情的人物的著作来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比如，英国的阿兰·德波顿（ ALAIN DE BOTTON ）；他的《哲学的慰籍》（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4月）就给了我这样的阅读乐趣。译者资中筠先生推荐我读这本小册子时，我内心有着一向的对于书的傲慢，并不以为会一字一行一页地读的。及至书到手，不知不觉竟然全读了。资先生的散体文功夫当然给这本书的中文本增色不少。不过，原文据说也得英语古典散文的三昧的。“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我把这句话视为资先生的翻译主张。也因为这个我拿到了英文本也不愿意去看。我不想破坏已读中文本给我带来的文字享受。两种文字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的翻译在文字上应当说是一种创作。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中国脍炙人口，是因为翻译家们把莎士比亚的文字用地道优美的中文转达给中文读者了。我读《哲学的慰籍》一开始就读的是中文本，语感定势有了之后，并没有想到要读原文。这就是有语言魅力的翻译所具有的效果。假如，让我来做文字翻译的裁判，我宁愿给风格记分，而不在科学界定上纠缠不清。因为，任何文学翻译都是不能用科学的手段来裁判的。两个人同为高手来翻译同一部著作，结果一定是两个文本，因为两人的语言感觉和文化理解是各自的。翻译批评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因素就谈不上专业。钱钟书说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翻译的理论家尤其缺乏实践。鉴于此，我通常不从事翻译评论。这当然也有心虚的原因，一提翻译批评，就感觉人家要批评我自己的翻译嗄。 《哲学的慰籍》书分六章，分别“慰籍”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折、有缺陷、伤心和困难的众生。哲学的终极作用大概就在于此吧。真正的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或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哲学家对世俗的东西弃置不顾……你可能以为我会这样引下去。然而我不会。假如《哲学的慰籍》只有这些，我就没有必要想读者介绍了，这样描述哲学家的书籍太多了，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哲学的慰籍》里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个别人选如蒙田算不算哲学家，作者并没有按照学院的规定来安排。我接触蒙田超过20 年，《哲学的慰籍》却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了这位随笔作家。饮食男女在蒙田的笔下都有细微的观察，异地风俗也是他散文挥发极致的对象。“我之所以为我，每一样器官都同样重要……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在写叔本华的爱情故事时，德波顿说：“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这种思索本身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写尼采时，德波顿用了“推崇悲苦的哲学家”这样的字眼：“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尼采把大多数哲学家讥笑为“卷心菜头脑”。“说实在的，在活着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是我在意的。我喜欢的人都在很久以前作古……”关于尼采，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并不想在这里误导读者。我感兴趣的也许跟哲学沾一点边：资先生做了几十年入世的学问，从事的一直是理性思维。德波顿选的几位哲学家或者思考人世问题的角度不合常规，您翻译时有什么样的感想？人在摆脱了职业读书的羁绊之后，阅读趣味是否更合人性一些？思想的闪光和逻辑的亮点是一回事吗？理性如果能指导实践，思想又能解决什么？与其说这些是我读《哲学的慰籍》时产生的疑惑，毋宁说是读书以来就有的疑惑。哲学如果真能慰籍人生，读书倒是一件幸事。理性思维的极致有时近乎疯狂，几个循环你便找不到北了。这个时候，没有哲学的人可能倒能解脱。如此，幸福倒离无知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