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爱国主义”与反恐战争 李晓岗 美国“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美国的“爱国主义”一度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多元文化主义抬头，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爱国主义”的基础随之发生动摇。“9·11”事件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命感、“例外论”和非白即黑的宗教善恶观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外交提供了国内动力。 关键词 爱国主义 反恐战争 美国外交 作者李晓岗，196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广义上说，“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就此而言，各国人民对本国的感情是相似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爱国主义。本文从这一广义概念出发，分析美国的“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美国“爱国主义”与反恐战争的关系。 对于“爱国主义”，美国哲学界和政治学界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哲学界，对爱国主义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持排斥态度，认为所有爱国主义都是不正当的，不符合普适性和公正的道德判断的要求。 这种观点认为，“仁者爱人”应当是普适的，即一个人应当对全人类怀有一视同仁的爱。而爱国主义都是自我中心的，它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和同胞的特别的关注，一个爱国者对自己国家的爱超过了对其他国家的爱，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注。因此，爱国主义中的爱实际是与“我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爱国是因为这是“我的”国家，这里的人民是“我的”同胞。因此，爱国者的关注是根据“我的”一词做出的，但“我的”一词本身并不能证明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有价值的。 第二种看法是为爱国主义辩护，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艾拉斯代尔·麦克因特指出，爱国主义是道德的基础，应当超越其他任何有可能与之冲突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对本国的爱没有强到超越对人类的爱或对普适正义的关切，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仅仅是空喊口号的爱国主义。 还有一些哲学家试图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寻找中间立场，既使爱国主义在道德意义上可以接受，又不与普适性的要求相冲突，斯蒂芬·纳森桑称之为“温和的爱国主义”。 持这种立场的哲学家主张爱国主义可以是普适化的：每个人都有资格偏爱自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强烈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同胞，而不是其他国家及其居民。一个人说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真诚的道德判断，但如果一个人否认外国人有爱他们国家的权利，那他就失去了参与这一道德话语的资格，他在道德上就无法自圆其说，在理性上则有排外的嫌疑。同时，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有特殊的关爱，并不妨碍他对其他国家及其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关爱。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整个人类的关注可以超越对自己国家和同胞利益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 爱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主观概念或感情上的。爱国主义中的“爱”涉及哲学和道德范畴，而其中的“国”则具有政治含义。因此，爱国主义情感和政治参与行动密不可分，一位“爱国者”所热爱和忠诚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实体。爱国主义涉及对“我的”政府的特殊关注，涉及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不算是一个爱国者。 在现实政治中，对自己国家的爱常常转化为对政府维护本国利益政策的公开支持。因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对国家的热爱和支持与对本民族的忠诚之间的区别难以清楚地予以界定，所以爱国主义又往往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政治学家一般认为，前者是褒义的，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又尊重其他国家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感情；而当代“民族主义”概念是贬义的，是对本民族的一种过度的爱，片面强调本民族优越意识，将自己的民族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利益之上，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例如，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指出，“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视之”，但“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是如此”。 所以，在美国，既有人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是反义词，也有人视它们为同义词。但总的来说，美国人经常把自己对本国的感情说成是爱国主义，而把其他民族对他们国家或民族的态度称为民族主义。例如，在1999年“炸馆事件”后，中国民众出于爱国热情举行的抗议示威被美国朝野污蔑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 一 美国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在大多数国家，国家认同是通过共同的民族血缘关系、地域、语言、宗教等来确立的，但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华盛顿、杰弗逊等美国的“国父们”被称为“1776年的爱国者”，但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爱国者。他们出生时是英国臣民，英国是他们的祖国， 发动独立战争显然并不是为了“祖国”而战。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所来自的国家不同，信仰、语言各异，他们与宗主国英国决裂后，要长久地生存下去，需要一种能够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意识，一种不同族群共同拥有的“我们”意识。1876年，美国有“伟大的不可知论者”之称的罗伯特·英格索尔谈到他对美国建国的看法：“有仇恨圣公会的清教徒、仇恨天主教的圣公会教徒以及既仇恨清教徒也仇恨圣公会的天主教徒，同时教友派信徒对这些教派都瞧不起。他们就是这样，各种类型、各种肤色，他们如何走到了一起？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除此之外，他们都仇恨英国；他们相互发誓忘掉宗教成见，至少暂时；并同意在他们共同生活之前，应当只有一种宗教，这就是爱国主义宗教。” 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前主席弗里德里克·爱德华兹也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把它统一起来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其他任何信仰，甚至不是后来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宗教’，而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信仰系统，被称为‘美国主义’”。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把这一信仰系统称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国家没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一种，我们的国家命中注定应该如此。” 归纳起来，美国的“爱国主义宗教”或“美国主义”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只爱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一片土地，也不是爱根据民族血缘结合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是爱一套原则或精神，有人把这套原则称为“美国信条”。英国记者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在1922年写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信条上的国家。这一信条是通过《独立宣言》，以教条甚至是神学的明晰阐明的。”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信条”来源于18、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个人主义、自由放任是其主要内容。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或背景如何，做一个爱国者，他只需要坚持一套理想：自由、个人主义、人民主权、机会均等。自由和人权是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民族自豪感的真正源泉。 因此，最初美国国家认同观念至少在原则上说，在民族性上是包容的和独特的。虽然这种“美国爱国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的定义显然排除了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国民和爱国资格，将妇女置于较低的地位，绕开了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但美国建国神话的精神是自由的和普适的：美国的国家认同不是以血缘衡量而是以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衡量。 第二，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人最爱国时也最为宗教化。美国爱国主义虽然强调爱美国，但其基础是承认超越性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上帝。《独立宣言》中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意思就是上帝赋予了这些真理以神圣性。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和早期的总统在言论中都提到了上帝。他们把美国视为《旧约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应允之地”。杰弗逊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我应当也需要上帝的恩惠。我们从属于上帝。他引领我们的父辈离开他们的原住国，将他们安置在一个有生存所必须的所有资源的国家；在我们幼年时期，上帝以他的神意庇护着我们，而在我们成熟时又赐予我们智慧和力量……”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辞”中表示，如果没有宗教原则，就无法确立国家道德。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美国意识形态是把主流社会的爱国情感及其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化建构。 对上帝的信仰使美国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认为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反对自己的人就是违背上帝意志。例如，为了使美国人支持战争，他们把战争赋予道德色彩，把对手描绘为撒旦，而美国是站在上帝一边与邪恶做斗争。美国人因此习惯于认为他们进行战争是出于更高的道德原因，而不是庸俗的物质追求。 “我们相信上帝”和“上帝保佑美国”是美国的国家口号,它们的含义是“如果想真的爱国，你就得信教”。 第三个特点是使命感。受殖民地时期清教徒传统的影响，美国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性。清教徒认为，上帝选择了他们，把他们引领到北美，他们肩负着上帝的嘱托，在北美荒野中开拓，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就会在全世界光大上帝的荣耀。因此，他们的事业具有世界意义。这种意识投射到其人民身上，使早期的美国人把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视为开发国内的“荒野”，又使许多当代美国人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干预和侵略看作是给国外的荒野带去“文明”。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领导”世界、“拯救”世界、输出“民主自由”，不是美国自私自利的考虑，而是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根据这种使命感认识自己的国家，美国人不仅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把它看做是“人类进步的火车头”，也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人民站得高，看得远。在“制造”美国时，美国人展示了这种信念，把美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等同起来：他们反抗英国的起义不仅是为自己争正义，而且预示着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人类可以管理自己。潘恩宣布，“我们拥有让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汉密尔顿写到：“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结果，“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是一致的和同样的。……它也保存了这样的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确被美国的原则所指导。虽然国家认同和全球抱负如此地傲慢，但美国人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第四，相信美国“例外论”。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美国“例外论”概念，他主要是根据美国历史、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主要是与当时的法国对比），而并非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但后来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是个“例外”的国家这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例外论”暗示“做榜样（山巅圣城），或者是世界灯塔；或者是没有社会病和过去困扰其他共和国家的腐败……” 。受这种信念影响，美国人认为，保护和保卫美国的这种“例外”，发挥“榜样”作用，就是保护“地球上最后的最好希望”。 第五，认为爱国主义是对本国的自豪和致力于维护本国的政治体制的结合，它既是内心的一种感情，也是一种需要展示的行动。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美国爱国主义的这种双重性：“我认为这种市民精神与行使政治权利是不可分开的，”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骄傲的感情的副作用是民族性的和排外的。 市民政治参与行动和美国人内在的爱国主义感情交织在一起，使美国人经常为捍卫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达到极其不宽容的程度。对美国个人自由和民主最为感到骄傲的人对移民、共产主义、无神论者或种族主义者比大多数美国人更不宽容。例如，投票是爱国行为，但投票支持共产主义就不被认为是爱国行为。 显然，美国爱国主义的内涵是根据当时白人主流价值观即所谓“瓦斯普”文化（白人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文化）确立的。这种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拥有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理性的“普适”价值观、承担着上帝所赋予的神圣使命的“爱国主义宗教”，对美国来说有将不同族裔维系在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又导致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疯狂和固执。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怀特在谈论美国爱国主义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美国显然比其他所有国家都优越，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全世界才承认我们是伟大的自由和机会之国。美国是一个光辉实验，但只有全人类都享有我们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这一实验才彻底完成。通过理性的爱国主义，美国能够塑造一个大同世界，消除束缚自由和机会均等的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美国是人类建立真正自由和和平世界的唯一希望”、是“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的代表”，这一说法有的国家并不知道，还有的国家即使知道但也不相信。 二 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 在国内，美国爱国主义以白人主流价值观为依托；对外，从建国起美国的爱国主义就一直根据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首先是反对英国，美国宣称自己要求自由和建立自治政府。随后是反对整个欧洲，美国认为欧洲是邪恶和专制的摇篮，与它们相比，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例外”榜样光芒耀眼。欧洲发生变化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眼中“邪恶”的代名词，美国不仅声称自己是各国的榜样，而且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先是与法西斯主义战斗并击败之，然后是反对共产主义。在二次大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一直通过苏联“邪恶帝国”确定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反共被认为是响应“显然天命”的召唤，支撑着美国的爱国主义。共同敌人的持续存在，需要美国国内团结一致，所以外部威胁培育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认同，凝聚了这一时期美国的爱国主义。 冷战后影响美国国家认同的最根本问题是美国没有了“参照物”（The other）。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失去了使命感，美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缺失”。最初被认为是美国观念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的冷战的结束，很快对美国来说失去了意义。国外“邪恶”敌人的消失，使美国人失去了确定自己身份的“使命感”，正如戴维·卡里欧所说，“美国作为单极世界的中心，无法找到一个道义上自我辩护的理由。”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混乱认识又造成对“美国主义”的本质认识的混乱，“没有了冷战，做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 美国一些学者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困惑与两战之间和二战刚结束时的短暂和平时期相比，告诫美国人没有时间自满，新的挑战将很快出现。但即使是外交政策精英，也无法在界定美国利益问题上形成共识。因此，在经历了海湾战争期间短暂的爱国热情高涨后，美国公众不了解美国干预波黑和海地事务等外交行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在冷战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漂浮不定的。 没有新的国际使命能够凝聚美国人的认识，这一问题引起美国知识精英的警觉，他们认为美国认同本身面临危险。有人提到罗马帝国灭亡的“殷鉴”，很多人尤其是保守派精英认为美国有可能象罗马帝国那样分裂、衰落和灭亡，并因此忧心忡忡。王缉思教授曾指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虽然谈的是对国际政治中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可能的冲突，但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忧虑。 苏联威胁的消失，使美国爱国主义失去了来自外部的凝聚动力；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卷土重来，则从美国内部冲击着爱国主义的白人主流价值观基础。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类似于一个由族群或文化集团组成的邦联，所有有显著特色的文化在道德和理性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种族、文化或语言应当有独特的优越地位。政府必须努力在所有文化集团间实现平等，并且将这种平等推广到政治和经济领域。多元文化主义寻求保存甚至提高现存文化的差别，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对“美国化”运动的反动，会推动美国进一步朝向“文化分裂”的方向发展。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并受到移民成份变化因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迅速增加）的推动。在20世纪初，面对连续不断的移民潮，美国社会出现“熔炉说”，认为所有外来移民（当时并不包括黑人、亚裔等非欧洲人）都可以以“瓦斯普”文化为主体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美利坚民族。60年代，美国黑人等少数族群认为“熔炉说”是白人主导的、压迫性的，他们转而追求一种“马赛克”文化。即主张社会由许多族群构成，各族群应当在一种和谐均衡中共存，政府作为协调者确保各族群的平等地位。相应地，当时占多数的白人中产阶级认为多元文化威胁了长期以来由“合众为一”口号所体现的美国社会构成，保守派提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是“美国，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调查表明，民族自豪感在主体民族中表现得更强烈，在美国，白人比其他少数族群更为美国感到骄傲。 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美苏间对抗加剧，国际局势的紧张压倒了国内政治中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重新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团结，里根的强硬反共政策因此被认为是恢复美国爱国热情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对国内，里根再次打出“例外论”的旗帜，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他的“重振国威”、美国是“闪耀着的山巅圣城”、是“命中注定的国家”等说法一时家喻户晓。这一时期，在国内政治中，新保守派反对种族、族群和性别优先；反对政治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淡化学习英语的双语教育；支持权利和责任存在于个人而非团体的传统观念；支持将移民融入美国生活方式的爱国同化；支持在学校进行爱国和市民价值观教育；支持“一个美国”的认同观念，反对根据种族、族裔、性别、阶级和语言划分的美国。 冷战结束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重新抬头并成为美国的政治话语，给美国国家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爱国主义的基础随之发生动摇。 1992年，《哈波斯》杂志编辑刘易斯写到，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人”，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国籍前加上一个限定性形容词，他哀叹，现在美国人只是作为“年老的美国人、女性美国人、白种美国人、富裕美国人、黑色美国人、同性恋美国人、贫穷的美国人、土著美国人或死的美国人存在”。他认为，这些形容词所修饰的名词嘲弄了“民主精神”。刘易斯指责各族群和文化集团意识狭隘，而且这种狭隘认同正在扩散，他呼吁美国人重视爱国主义所强调的共同价值观基础。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等人也意识到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威胁，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对种族的、性别的甚至是个人的认同崇拜，对共同的民族意识建设构成了显著威胁。施莱辛格责备极端主义者为了在少数族群中制造自豪感，而不惜歪曲美国历史。他担心，由于缺乏共同的伦理和种族起源，少数族群正在忘记美国是通过遵守“民主和人权理想”而凝聚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一种“族群邪教”已经在少数族群中出现，对创造“一个民族”的梦想造成了挑战。 移民问题是反映美国国家认同出现问题的最突出标志。1993年，55%的美国人认为，移民所带来的多样性对美国文化构成最大的威胁。1997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公众相信，与20世纪初期的移民相比，今天的移民更难以适应“美国生活方式”。1995年盖洛普调查发现，对于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是否能象19世纪的欧洲人一样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人非常拿不准。1997年的民调发现，31%的美国人相信，新移民不如20世纪初期的移民能够适应“美国生活方式”。三分之一多的人认为白人比其他美国人更爱国，而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亚洲人和拉美裔人不如白人爱国。 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着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观。19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竞选总统，多尔是位二战老兵、战争英雄，他呼吁老一代人反对一个“从未为国作出过贡献”的年轻人当总统。虽然选民认为多尔比克林顿爱国，但只有39%的人认为对一位总统来说，爱国是至关重要的品质。 尽管克林顿一度因性丑闻而狼狈不堪，但他在国内和外交工作方面的成绩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在道德上的缺陷。从1995年起，通过向波黑派兵实施“代顿协议”，克林顿的外交成绩获得的支持率在一直上升。芝加哥外交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表明，1998年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的支持率几乎与布什一样高。 由于国外没有明确的对手，美国的使命感也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国内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上升，使外交政策更象是国内政策，族裔集团竞相影响外交政策进程，以参与塑造美国对其母国的政策。因此，在美国的希腊和土耳其政策、高加索地区政策、承认马其顿、支持克罗地亚、制裁南非、援助黑非洲、干涉海地、北约东扩、制裁古巴、调解北爱冲突、巴以冲突等等外交问题上都可以看到族裔集团作用的影子。在海地和南非问题上，族裔集团的压力甚至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族裔集团越来越多地强调族群认同的同时，由于克林顿政府对拓展贸易的重视，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明显增加，力图通过游说等手段左右对外政策。 为了消除国内因利益集团政治造成的涣散状态，加强社会凝聚力，亨廷顿指出，“要取代对各自特别利益的关注，美国公众需要致力于新的首要的国家利益，而使商业和族群利益服从这种国家利益。”但当时，美国领导人无法阐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一些战略分析人士则另辟蹊径，开始处心积虑地为美国寻找新的竞争对手，以新敌人来重新界定美国自己的认同，中国因此一度被一些极右派视为潜在对手。欧文·克里斯托尔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并且具有威胁性的敌人，一个值得我们去勇敢面对的敌人，一个能够使我们在面对敌人时能够团结起来的对手……” 三 反恐战争与爱国主义的高涨 “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社会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暂时遏止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势头。至少从美国国内舆论上看，对恐怖威胁的共同担忧超越了任何族裔集团或工商业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美国重新根据“敌手”的存在确定自己的使命，国内共识的形成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01年1月，55%的人表示对自己作为美国人感到极其自豪，而“9·11”袭击后以及伊拉克战争时期，这一比例稳定上升，到2003年6月，70%的人说他们为做美国人而感到极其自豪，20%的人说他们非常自豪。 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主义情绪，人们到处悬挂国旗，高唱国歌，孩子们诵读“国旗誓词”。但与此同时，保卫国家安全的呼声压倒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报复心理、排外意识得到大肆宣泄，以至于电视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达到“杀气腾腾”的程度。 排外和宗教不宽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是排外概念中的敌人，恨乌及屋，美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也成为美国人排斥的目标。有名的保守派人物保罗·威瑞奇和威廉·林德在一本名为《为什么伊斯兰教是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的小册子里说：“很简单，伊斯兰教是战争宗教”。林德在谈到美国穆斯林时说，“应当鼓励他们离开美国。他们在美国是第五纵队”。专栏作家安·柯尔特建议，“我们应当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导人，并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掩饰不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右翼的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莱姆牧师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的宗教”。南方浸礼会前主席杰里·瓦恩斯牧师则宣布先知穆罕默德是“被恶魔缠身的孩童”。 既然恐怖分子是恶魔，支持自己的国家打击威胁美国生活方式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反恐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布兰迪斯大学从事电影研究的教授托马斯·多厄蒂说，“我认为，对美国进行的这场事业在道德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前国务卿伊格尔伯戈提出：“对付这样的人，仅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你必须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袭击事件。”福克斯电视台评论员比尔·奥瑞利明确表示：“美国应当把阿富汗的基础设施炸成碎片”。 《纽约时报》和CBS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92%的美国人认为应当对应对“9·11”负责的组织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 公众的这种报复心理转化为行动上对军事报复行动的普遍支持，整个国家弥漫战争气氛，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获得了道德上一致的支持。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向恐怖分子和全世界表明我们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应对危机、保护国家和社会安全为加强行政当局权力提供了正当性，支持政府则被美国公众视为展示其爱国主义的重要方式。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1998年时为33%，“9·11”后飚升到64%。 公众、媒体都自觉地与政府保持一致，以避免被指责为威胁国家团结。对政府的信任显著上升又为国会赋予总统更广泛的新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国会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对行政当局的配合，而弱化了制衡作用。例如，未经听证和辩论，国会匆忙召开会议，压倒性地批准了包含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内容的《通过提供为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必要手段巩固和加强美国法》（简称《爱国者法》）。各州议会也迅速制订了类似的反恐立法，通过这些措施，反恐战争扩大到国内战线。一向反对大政府的共和党人也支持加强政府权力，认为“现在，政府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 布什政府积极利用大大加强的政府权力，通过倡导爱国主义，凝聚国内政治支持，推行自己的反恐战争政策。“9·11”后他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一方面迎合民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一方面以美国的“普适”价值观和“例外论”来提升美国人的自豪感。布什首先是把美国等同于正义的化身，代表着“自由、同情、宽容和品德”，并称是这些使美国成为邪恶敌人的目标。在解释“他们为什么恨我们？”时，布什说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他们仇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信仰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自由、集会自由和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是要杀害生命，而且要摧毁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挡住了他们的路。” 但“我们的国家太伟大了，不能容许邪恶的人影响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这是一片伟大的土地。因为我们的人民是如此的正直、坚强和富于同情心。” 布什把反恐斗争说成是“善”和“恶”的搏斗，这样就可以为美国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道德辩护，也使美国以“敌人”的存在确定自己认同的爱国主义有了连续性，即美国不断与邪恶的势力做斗争，里根时期是与苏联“邪恶帝国”战斗，克林顿时打击“流氓国家”，布什则要反恐和打击“邪恶轴心”。同时，在这种非白即黑的道德问题上，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不允许有中间立场，“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反对我们”。 在布什看来，美国不仅是一个自由国家，而且还代表着全世界的自由，代表着人类正义。他在2002年国庆讲话中说，“从1776年的这一天开始，自由有了家园，有了一位捍卫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美国的诞生给人类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 布什称，捍卫自由一直是美国人的职责。“在每一代人，世界都出现自由的敌人。它们攻击美国，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家园和捍卫者。”他解释说，美国对自由的捍卫有世界意义，美国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影响世界命运的斗争。基地组织是“自由的敌人”，“企图把他们的激进信仰强加给全世界的人们，以改造这个世界。” “这不只是美国的战斗，面临危险的不仅是美国的自由。这是全世界的战斗，这是文明世界的战斗，这是所有相信进步和多元化、宽容和自由的人民的战斗”。这样，布什把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说成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攻击。“我们敌人攻击的不仅是我们的人民，而且是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这将是一场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但善良将取得胜利。” 布什实际上说出了美国人想听到、内心里也认可的话，即美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代表，反对美国就是反对全人类，美国所做的就是维护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对历史的责任是明确的：回击这些攻击，使世界摆脱邪恶。” 布什还赋予了美国反恐战争以宗教神圣性和使命感。“我们知道邪恶是现实的，但善将战胜它……我们没有要求这一使命，但历史召唤我们承担这一使命，这是我们的荣誉。”“在我们的悲痛和愤怒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使命。推进人类自由、我们时代的巨大进步和希望，现在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将努力将世界人民团结到我们的事业中……自由和恐惧、正义和残暴一直在战斗。我们知道，上帝不会保持中立。”布什提醒美国人，美国是特殊的，因为上帝在它一边：“今天，就象以前曾经历的时刻，美国承担着世界的希望。而从我们一建国开始，美国自己的伟大希望就从来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国父们谦恭地寻求上帝的智慧和天意的祈祷。愿我们依靠这同样的信任生活，愿上帝继续关照美利坚合众国。” 这样，反恐成了美国新的神圣的“天赋使命”。 对于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布什把它比作一场新冷战。他向美国人呼吁，“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立场。在这方面，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而在冷战中道德明晰对我们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善与邪恶的斗争中” 既然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就是袭击全世界，保卫美国也就是保卫全世界，那么美国就可以判定其他国家的动机和行为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其他国家不能判定美国的行动，“因为美国是上帝恩宠的国家”，只有上帝来判定。这样，布什就为美国在这场新冷战中的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做了辩护。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则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攻击其他国家，那就是侵略。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对自己、对别国推行双重标准，而美国则振振有辞，认为自己根据的是“全人类的利益”。 社会上的爱国主义气氛和布什政府的大力引导二者相互推动，促使美国公众“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 around the flag),积极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尽管公众事先预计到战争的代价巨大，当时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结论是，即使速战速决，也需动用25万军队，花费400-600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则估计将花费1000-2000亿美元。 公众最初要求政府获得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但当联合国反对美国的行动时，美国公众就支持抛开联合国，并希望政府惩罚法德在安理会的阻挠行为。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自发地罢买法国货，拒吃法国餐，不喝法国酒。57%的美国人仍然认为值得进行战争，69%的人支持美军留住伊拉克。 而美国反战人士则被认为是不爱国。战争开始后，美国反战运动分化，大的一派转而表示支持前线美军，不再表示反对立场。小的一派则被进一步指责为叛国分子。 对于为什么虽然公众倾向于多边政策，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压倒性地支持布什的单边政策；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单边行动但普遍支持伊拉克战争？罗伯特·柯尔斯指出，这和美国领导人在战争时期对公众进行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有关。刚刚经过“规劝”的公众使决策者更容易在形势要求团结和放弃分歧时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如果领导人追求并阐释反映这些共同价值观的国际政策，他们就会更确信美国公众会支持他们。” 四 结语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激发了美国朝野的爱国主义热情，暂时扭转了美国国家认同衰退的趋势，但战争和危机期间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会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或危机的消退而逐渐减弱。另一方面，美国爱国主义热潮的回落，不一定就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会重新抬头。王缉思先生多年前曾指出，如果美国“瓦斯普”价值观在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中都不再作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美国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美国又如何在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中占上风？ 反过来说，美国以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主要目标的反恐战争所遭遇和将要遭遇的“文明冲突”，会转而刺激美国国内对国家认同的担忧，促使国内加强爱国主义呼声的持续存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颂扬布什是“反恐英雄”，而民主党则质疑他在越战期间的表现并大力宣传本党候选人克里当年“为国浴血征战”的履历，就说明美国社会仍在呼唤爱国“英雄”，这与前面提到的1996年的大选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哲学角度来说，美国的国家认同的确含有普适性内容，如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全球性追求，如标榜要“领导世界”。但美国的爱国主义却不符合普适性要求，而是自我中心的，它倡导的是爱美国，宣传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面临危机时刻，美国社会所展示的爱国主义更是带有排外、不宽容和强烈的报复倾向，可以说，“9·11”后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势头显著上升，与其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的推动密不可分。因此，美国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其普适性的国家认同之间自相矛盾。美国哲学家马撒·努斯鲍姆尖锐地提出，美国爱国主义“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因为它鼓励美国人只考虑自己关切的问题，而淡化或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关切。 另一方面，美国爱国主义强调美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国家，“肩负”上帝赋予的“使命”，代表着全人类利益，这本身就是自我优越意识的表现。自以为优越不可避免地会与贬低其他民族的意识伴随在一起，这便与美国政治学家关于“爱自己国家，但尊重并平等对待其他国家人民爱国情感”的爱国主义定义自相矛盾。而片面维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行为更使其他国家人民认识到，美国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民族利己主义。美国前资深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早在60年代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倾向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 “权力往往将自己与美德混为一谈，而一个伟大的国家尤其容易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认为它的权力是上帝青睐的标志，上帝授予它对其他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使它们更富裕、更幸福和更睿智，并按照自己的光辉形象重新塑造它们。权力把自己与美德混为一谈，并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旦沉浸于这种使命观，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很容易以为它既有办法也有责任去做上帝的工作。最终，上帝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国家做他的代理人，而且不会允许它拥有推进他的意愿的剑。” 对美国来说，“9·11”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亚于当年的“珍珠港事件”，美国把恐怖主义作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是可以理解的。但恐怖主义虽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并不一定就是所有其他国家压倒性的关切。美国作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在反恐战争中把自己的安全当成是世界的安全，把自己的利益当成世界利益，无视其他国家人民的其他关切，继续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它的普适性价值追求就更加会被认为是虚伪的谎言，它自己的“爱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人民看来也就只是傲慢的偏见。长此以往，美国的爱国主义越强，其他国家的“反美主义”就会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