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黄  平
    编辑《美国战略研究简报》，是美国研究所在承担“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及其调整研究”的过程中萌生的想法，目的是把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展示出来并通报给同行们，以求得到各位同行的及时批评和指正。
    研究美国的对外战略，包括美国对华战略及其调整动向，是美国研究所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些年来，国内外关注美国问题和美国外交的同事们都在考虑，除了一些社会问题，如金融风暴、经济危机；或者一些外交政策，如朝核政策、伊核政策；再或者一些军事行动，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还要不要研究美国的战略？怎样研究美国的战略？如果说，美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其根本利益，并确保其世界领导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战略其实从未改变过，那么，所谓的“美国战略调整”究竟是在什么层面呢？
    过去我们一说“战略”，马上就会想到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地缘政治战略。今天，除了这些战略研究界一直关注的老问题外——其中许多问题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得到解决，经济、能源、气候、信息、网络乃至文化，也日益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议题；或者，它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战略问题。
    人们下棋的时候都知道，每一颗棋子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哪颗棋子，离开了棋路，就没有意义；而任何一个棋路，只有在总体的棋局里，才能显出它的高明或不高明；但最终，不管什么棋局，总体上棋盘存在，棋盘不乱，才能布局，才能展开。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再大的棋盘、再高明的棋局，只要一个棋路错了，甚至一颗棋子臭了，都有可能满盘皆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下棋的人既要关注棋子怎么摆，棋路怎么走，更要知道棋局是什么，棋盘在哪里。
就美国战略走向包括美国亚太和中国战略调整的研究和分析而言，这份《简报》仅仅提供了一个很小的窗口。我们希望随便翻看它的人们能有所得，更希望通过这个窗口能不时闻到窗外飘来的清新气息。
2012年3月30日

               美国“重返”亚洲及其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倪峰

2009年7月，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曼谷机场喊出“美国回来了”的口号时，一场新的超级博弈拉开了帷幕。从那时起，在亚洲国际舞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身影变得颇为抢眼。美国总统和外交、国防官员，像“走马灯”一样穿梭于亚洲各地。浩浩荡荡的美国舰群，不断在亚洲海域炫耀武力。对这一地区的各种争端, 无论是“天安号事件” 、“钓鱼岛事件” ，还是“南海争端” ，美国都积极介入。所有这一系列举动正在亚太地区持续发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安全和发展环境。

               美国为何“重返”亚洲

实际上，“重返”并不是描述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准确词语，因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占领菲律宾以来，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这里拥有众多的基地和大量的驻军，并建立了以美日、美韩、美澳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总统，也从未忽略过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克林顿总统甚至提出过“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之所以高调打出“重返亚洲”的旗号，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上届美国政府的失误与奥巴马政府的“纠偏”
在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执政8年期间，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反恐，资源投放最多的是中东地区。自美国2001年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从3040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160亿美元。10年来，美国的反恐开支每年达 750亿美元。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就已经耗费了约1.3万亿美元，而且估计后续费用会更加惊人。根据今年1月5日发布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在10年战争中死亡的美军士兵达到6200人，另有4.6万人受伤。两场战争已成为消耗美国软、硬实力的巨大黑洞。与此同时，美国对亚太地区有所忽视，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多次缺席这一地区重要的多边活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为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不久就表示，要纠正前任政府的做法，其中包括结束两场战争，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关注投向亚太地区。正如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指出的那样，“21世纪美国的外交和经济防线并不在于中东和欧洲，而在于亚洲。”为此，美国要把外交、经济、军事安全和价值观传播的重点全面向亚洲转移或倾斜。她还强调，“从奥巴马政府上任的第一天起，这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地缘经济原因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整个世界经济最富于活力的地区。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成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的亮点，其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比重有所加大。世界能源通道、原料通道、产品通道，都逐渐集中在亚太地区。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早在1750年，亚洲人口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三，总产出占全球的四分之三。20世纪初，即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亚洲在世界总产出中的贡献缩减到五分之一。然而，到2050年，亚洲的经济水平预计会重新回到300年前的水平。而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东亚又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持续高速发展。目前，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而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如下图所示，从出口来看，自2002年起，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出口总额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进口来看，自2002年起，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进口总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也呈现较快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在这16年间只增长了不到1%，跟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发展势头形成鲜明对比。从近16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进口还是出口方面，亚洲都比欧洲对美国更为重要，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在美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地位不断攀升这一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1995-2010年美国出口总额在亚洲和欧洲的分配比例（%）
 
1995-2010年美国进口总额在亚洲和欧洲的分配比例（%）
    
    2010年，美国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商品出口总额为775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25.5%，占美国对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61%。2010年，美国对该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约830美元，占美国对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2%。美国私营服务业在2009年的出口总额为1770亿美元，占美国私营服务业对世界出口总额的37%。2009年，仅美国中小企业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就达1710亿美元。”根据美国东西方中心在2009年所作的评估，美国出口带来的就业岗位中，有27%是由亚太地区支撑的。2011年11月12日，奥巴马在参加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也表示，亚太地区对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将与亚太地区经济体在经济、贸易和安全等方面开展合作。他说：“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地区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我们希望与亚太地区伙伴在多个方面合作，确保环太平洋地区的就业、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
3. 应对中国的崛起
奥巴马上台后，有三件大事使美国战略界再度反思美国对华战略。
首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GDP是15.0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将GDP总量从占美国GDP约1/8提升至约1/2，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未来预期看，美国面临国内经济金融体制调整，经济低迷态势短期内难有改观，而中国后发优势依然强劲。仅从GDP来衡量，国际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中国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而形成的国际格局变迁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两强对比拉近的态势。
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同美国10年来首次大幅削减军费也形成某种反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防与军队建设也在实现同步协调的发展，研制了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虽然这些武器装备完全出于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需要，其性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相比也相距甚远，但却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觉，并被其大肆渲染，称中国在部署具有威慑性的强大“反进入/区域拒止”部队。
第三，随着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和吸附效应正在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这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的贸易区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涵盖18亿人口，成立之初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自贸区创建以来，在相互开放的市场中不断密切的合作关系，使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因此，美方认为，如果不做出反应，就有可能让出亚洲。
尽管中美两国的军事、经济差距依然明显，质与量仍然不对等，但这种变化客观上已然引发两国民众心态的巨大变化。美国的战略敏感性和焦虑感明显上升。在美国人眼中，中美之间霸权国与挑战国关系的特征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开始不加隐晦地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奥巴马在2012年1月发布的《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要求用规章制度来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国防部在2012年1月5日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防务战略指南）报告里，公然将中国与伊朗并列视作美国反“反介入”的主要障碍。报告称，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要“有效地威慑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伊朗）” ，阻止它们达到目的。2012年2月5日，美国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最大的敌人系伊朗，中国排名第二。总之，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逐步成为美国精英和公众的“中国意象”，而此次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在这一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

               美国如何“重返”亚洲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来看，提出将战略关注转向亚洲并不是从奥巴马开始的。冷战结束后，对于当时盛行的“太平洋世纪”的提法，老布什就已经予以关注，认识到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强调美国需要继续留在这个关键地区。在克林顿总统任内，美国政府曾发表了两份专门的《东亚战略报告》，进一步强调这个主题。而此次“重返”与以往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在其全球战略中的权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正如希拉里2011年11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声称的那样，“未来的全球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大量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且，美国重返亚洲的规模和实施的全面性，都大大超过以往，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安全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齐头并进。
1．政治外交上高调“重返”
首先，美国政府高官频繁访问亚太地区。2009年11月，奥巴马首访亚洲。在东京，他宣布自己是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从2009年到2011年，他连续三年出访亚洲，足迹遍布亚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亚洲。2010年1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不是亚洲的“过客”，而是一个“常住国家”。到目前为止，她已7次出访亚洲。前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更是14次出访亚洲，而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也将出访的首站选在亚洲。美国高官频访亚洲凸显了亚洲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美国增加了与东盟的互动。小布什政府曾经一度忽视东盟，国务卿赖斯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前任对东盟的政策和态度，于2009年7月派国务卿希拉里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为后来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扫清了障碍。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表明了美国希望参加东亚峰会的意愿，称“随着东亚峰会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期待着以更正式的方式与之接触。” 2010年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亚洲政策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态度。她说：“我们提议与亚洲的伙伴和盟友开始磋商，探讨美国在东亚峰会中的作用，以及东亚峰会怎样才能融入更广大的制度图景之中。”经过努力，美国于2011年11月正式参加了东亚峰会。通过参加东亚峰会，美国希望影响东亚峰会的议程，进而推动东亚峰会成为地区政治和安全对话的主渠道，并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对东盟的重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参与东盟地区论坛，而且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美国驻东盟外交使团，并派出首任常驻代表。由于美国不肯改变对缅甸的政策，美国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一直未能展开。奥巴马政府改变对缅甸的政策之后，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得以于2009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纽约再次举行，并于2011年11月在巴厘第三次举行。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外长举行会议，启动了湄公河流域行动计划，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展开更频繁的合作。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抵达缅甸新首都内比都。这是自195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被外界普遍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赌博”。而美国此举希望获得的“红利”之一，就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东盟逐渐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
第三，美国积极介入区域纠纷，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
钓鱼诸岛位于台湾基隆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日本依据国际法中的“无主地先占” 原则和有效治理的事实，坚持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不承认在钓鱼岛主权上存在争议。对这一争议，美国原先采取“中立模糊”的立场，不愿意得罪中日任何一方。
然而，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官员一方面公然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并举行美日联合岛屿防卫演习；另一方面又力促日本方面通过放人尽快解决危机。美国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在中美日这一决定东亚格局的三角关系中，通过保留中日冲突的根源，在中日时而因此发生的冲突中，以居间制衡者的身份，达到左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大致走向的目的。事件发生后，曾一度回暖的中日关系大幅受挫，而2009年鸠山上台后一度松动的美日关系得到大幅度增强。
南海问题本是南海周边国家围绕相关岛礁归属以及海域划分存在的分歧和争端。美国以往历届政府都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从2010年5月起，美国官员以非正式场合中中国官员的一些议论为依据，通过媒体炒作“南海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说 ，从而激化了中国与其他南海争议国家的矛盾，为美国介入此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一些南海问题的声索国由于惧怕中国的力量，便试图拉拢外来势力来平衡中国。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外长论坛上声称，“在南海自由航行，保持亚洲海上事务的开放状态，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这些都关乎美国利益。”美国由此正式介入南海问题。8月8日，美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10日，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亦到达岘港，并与越南海军展开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也公开宣称，“美国军舰进入越南岘港，对越南来说有重大战略意义。这显示了国防事务上的地区平衡。我认为美国将在区域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公然插手南海问题。2010年9月24日，在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上，奥巴马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在纽约就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的主权争议，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很重要。10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越南时声称，亚洲国家应该通过多边渠道解决领土争端。他向亚洲国家保证，美国仍将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保护东南亚国家。在10月于河内举行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上，盖茨又表示，区内的核心问题包括领土纠纷、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海盗，但依靠双边关系很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由多边组织处理。在美国的撑腰打气下，一些声索国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气焰升高，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在美国介入的大背景下，南海问题演化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国际热点问题。
2．经济上强势引导亚太区域合作
奥巴马政府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上台的。为刺激国内经济复苏，美国政府对亚太战略做出新的调整，谋求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方式，构建、参与和领导崛起中的将可能主导东亚的合作机制，试图以强势引领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重构亚太合作的体系。概而言之，奥巴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以APEC推动亚太自由贸易，敲开亚太市场大门。为了帮助美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奥巴马希望尽快消除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以贸易自由化打开亚太各国市场的大门，从而扩大美国的出口，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国民就业，最终实现竞选时许诺要提供300万个就业机会的誓言。
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APEC失去东亚国家的支持而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但APEC目前有21个成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全球贸易总额的45%、全球人口总数的40%，仍是重量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有4个是APEC成员。因此，美国依然将APEC作为它与亚太经济体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平台。21世纪初，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应该对过于宽松、缺乏约束力的APEC现有机制进行改革。2011年11月，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18年来美国首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希望通过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性来塑造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程。
第二，以TPP引领亚太经济合作，重塑亚太经济格局。TPP的全称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早于2005年由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4个小国（P4）缔结，起初并未受到美国的重视。由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裹足不前，而1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东亚合作机制却稳步推进，美国不禁开始担忧自己会被排斥在亚太经济合作之外。于是，它试图以TPP为突破口签订一个泛太平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力求囊括APEC的所有21个成员，从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
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美国有意参与TPP谈判。2010年3月，美国、P4、秘鲁、澳大利亚、越南等八国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进行了TPP第1轮谈判；6月，八国在美国的旧金山进行了第2轮谈判；10月，八国与最新加入的马来西亚在文莱进行了第3轮谈判；12月，九国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进行了第4轮谈判。截至2011年底，TPP先后进行了9轮谈判。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先后决定参与谈判，使得谈判参与国数目增至12个。从长期来看，TPP的目标是吸收APEC的21个成员，全面覆盖亚太合作。在2010年11月举行的APEC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TPP与东盟“10+3” 、“10+6”被一起列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因而再次成为亚太地区瞩目的焦点。
美国参与TPP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目前，美国只鼓励亚太小国加入TPP，以保证自身在TPP谈判中的主导权，让TPP根据自己的设想建章立制；制度成型之后，才会同意大国加入，最终达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高标准的21世纪区域贸易协议”。从地域范围看，TPP是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机制；从参与国的数量看，TPP目前有12个谈判参与国，尚存在较大的扩容空间；从性质来看，TPP一开始就是具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化程度较高，而APEC、东盟“10+X” 、东亚峰会等都不过是官方论坛。综合考虑以上几方面特征，TPP将成为美国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
3．军事上点面结合，全面铺开
加强和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重返” 亚洲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开始尝试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2001年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暗指中国）。为应对这些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美国将发展一个能为美军在关键区域拥有更大灵活性的基地体系，重点发展西欧和东北亚之外的基地；在美国没有永久性实验场和基地的地方提供临时准入外国设施，以进行训练和演习；根据地区威慑需要重新分配军事力量和装备等。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军事行动的重点一直放在中东地区，但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的战略力量，如远程战略轰炸机、航母、核潜艇、巡航导弹以及各种新型战斗机，一直在向位于这一地区的关岛基地集结。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投以更多的关注。2011年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认为，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促进其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并拓展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利益” ，并暗指中国“展示民族主义和自信，考验美国伙伴的韧性和美国的领导力”，因此美国“将继续仔细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关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和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在外空、网络、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自信。” 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防务战略指南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包括西太平洋、东亚，并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和阿拉伯地区。这一弧形地带与美国都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是不断变化着的挑战与机遇的混合体。” 为此，报告认为，美军将继续为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做出贡献，“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而所谓“再平衡”则是美国军方有关“重返”亚洲的另一种说法。在奥巴马政府的主导下，美国的军事“重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在消减军费预算、减少欧洲兵力、抽身两场战争的大背景下，维持和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当前，美国常年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左右的军力，并将一半以上的航母、核潜艇、“宙斯盾”战舰和战略轰炸机部署到亚太地区。1月5日，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军方将会重组，并且集中于更广泛的挑战，尤其是针对亚太地区。”1月10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宣布，美国未来10-15年将把海军1/3的战舰转移至西太平洋。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总共285艘战舰中的将近100艘将转移到该地区。他声称，“这些舰只中大约一半部署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的前沿海上，包括我们最先进的航空联队、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及其他装备和反潜力量。我们将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西太平洋。”2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国会预算委员会指出，亚太与中东地区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来源，美军必须在当地保持足够的军力。他称：“为达成重心移转亚太的目标，美军将维持现有的轰炸机队，包括11艘舰艇与10组机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大型两栖登陆船队。亚洲驻地部队和陆战队人数都将维持现状。” 3月27日，美国考虑在东印度洋岛屿部署无人机监视南海。
另外，2010年5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盖茨正式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作为一种全维作战理念，其实质是强调美军要充分利用在航空航天、网络、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以关岛和日、韩、澳等盟国的作战和后勤基地为依托，以空海作战力量、太空及网络空间作战力量为主导，联合构成一个以天基系统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构成的多层次立体作战体系，在全维空间内加速实现其各种作战力量的有效融合，在西太平洋战区组织实施战役级别的作战行动，以摧毁作战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
其次，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现有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在这其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二战后，美国在日本驻扎了大量的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基地。岸上军力约为38000人，海上军力约为11000人。美国的打击力量分布于冲绳等85个基地，设施设备规模从天线到几千英亩的训练区域，大小不等。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強化了同盟关系。
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而进一步得到強化。美韩宣布，将原定于2012年4月进行的战时指挥权交接推迟到2015年12月。2010年10月24日，韩国李明博政府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在东亚推动数年的导弹防御计划。2010年7月，美韩宣布在黄海进行了有8000人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出动了200多架战机，包括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以观察员的身份首次参加了美韩的黄海军演。2011年，在日韩国防部长会议上，双方同意互相提供军事后勤支援和军事情报交流。这显示出，美日韩的军事合作有三边融合的趋势。
美菲军事关系也逐步加强。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菲律宾，承诺与菲律宾开展军事及经济领域的合作，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菲律宾。2012年1月底，两国展开进一步磋商，探讨增加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国海军访问菲律宾港口频率的问题。4月16-27日，菲律宾与美国之间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国吕宋岛中部及西南隅的巴拉旺省等地举行。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支点。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置了很多海军通讯站、导航站、宇宙跟踪站，用于监控太空并为空间力量服务。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协商，澳大利亚同意无限制地与美国分享军事情报。这项协议使得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其中坐落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松峡（Pine Gap）情报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卫星地面站之一。这里收集的信息曾被用于对伊朗和阿富汗实施联合空中打击。2011年11月奥巴马访澳期间，美澳宣布美国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首批25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进驻。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军首次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
第三，建立和强化新型军事关系。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声称，要在亚太地区“扩大多边演习的范围和参与度”，“扩展同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和演训活动“，在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寻求推动更大范围地区安全合作的新途径”。这些年来，美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国的军事关系显著加强。目前新加坡已同意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并增加两国军队联合训练与行动的机会。美国和印度、越南之间的军事关系也在呈现升温趋势。2010年，美国对印度出售约80亿美元的武器，使印度成为美国武器的第二大买主。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高频度双边和多边军演在亚太地区展示实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0年，美国牵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军演就达21次之多。截至2012年3月4日，美日、美泰、美日澳、美韩、美菲之间已经举行了5场军演。
第四，大幅提升关岛军事基地的地位。关岛位于北纬13°26＇，东经144°43＇，是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也是该群岛最大的岛屿，面积540多平方公里。关岛是西太平洋空、海交通的重要枢纽，岛上建有国际机场，辟有七条国际航线，加之靠近多条海上国际运输航线，可扼守美国宣布要控制的全球16个航道中的4个。从地理上看，在东南亚和夏威夷之间广阔的太平洋中，惟有关岛的港口所处位置最为优越。如果舰只从关岛出发，4天之内即能抵达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北部和马六甲海峡。驻扎在关岛的美国海空军力量，能够遏制北至对马海峡、南至马六甲海峡的广大海域，也可对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及亚洲大陆的所有国家进行战略威慑。美军从关岛向北可以威慑朝鲜半岛，控制朝鲜海峡，对我国的华东地区造成威慑，对可能的台湾海峡危机实施及时的干预，还可快速前往南海，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航道。同时，关岛基地与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联动，可对中亚、中东及非洲等地做出反应。
目前，美国正耗巨资在关岛修建核动力航母停靠的码头、导弹防御系统和实战演习基地等军事基础设施。这一项目是二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推进的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基地项目。关岛军事基地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空军基地将变成最大的燃料供应库、太平洋上最大的弹药库、极佳的训练场和战略轰炸机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则是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之一，也是重要的舰艇维修、补给、停泊修整基地。它是西太平洋上唯一的核潜艇基地，能保障一个航母编队所需的装备。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则是美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的主要侦察和反潜基地。2009年月1 月18日，12架来自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F-22A“猛禽”隐形战斗机进驻关岛。为加强亚太地区的空中监视能力，美国空军 2010年开始在关岛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到 2011年上半年，已有 3架无人侦察机在西太平洋执勤。

                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洲

“重返”亚洲是美国在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的大背景下推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举动。它正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
1．随着“重返”政策的推出，亚太地区首次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战略设计固然着眼于全球。但由于实力的制约，其战略实施的过程实际上有着较为严格的“次序安排”和“重点应对。”冷战结束后，固然历届美国政府都对亚太地区高度关注，但是，在冷战结束的头10年，其核心目标是消化冷战成果，主攻方向是捆绑和弱化俄罗斯，为此美国大力推动北约东扩。在本世纪的头10年，由于2001年发生了九一一事件，本•拉登及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定位仪，恐怖主义及其滋生的主要地区——中东，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正如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的那样，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 而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应当说始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行动。
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锁定亚太地区，这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和学界各种讨论中都有表述。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ss)就曾指出：“美国有充足的理由更深入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不管21世纪是否会是另一个‘美国世纪’，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是一个亚太世纪。不管这一事实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美国确保自己扮演主要角色，是很自然和明智的做法。好消息是这一决策似乎得到美国政界的一致支持。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承诺加快造船业的步伐，显然与美国要增加在太平洋的实力有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说，美国的重点正从大中东地区转移：‘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也更加关注亚太地区。’”
    随着这一主攻方向的确定，美国正在大力将资源向亚太地区配置和汇聚，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以往。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Lampton）所言：“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洲的这项再平衡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军事政策，而是指将所有国家资源往这个方向的再平衡，包括经济注意力以及文化和外交注意力。”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将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并全方位投入资源，势必极大地影响这一地区的权力结构，从而使有关国家都不得不根据环境的改变而调整其对外和周边政策。
2. 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复杂化
在当前的大国中，中国的周边环境也许是最复杂的。中国周边国家众多，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与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周边还存在不少热点问题。尽管在东亚地区，中国总的地缘环境并不十分理想，但是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周边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六方会谈”逐渐机制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出现缓和。在东南亚，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推进，我国面临的周边环境正在日趋复杂。
首先，我国周边的军事安全压力正在不断增大。目前美国正在加强从日本、韩国、关岛直到澳大利亚的网格化基地建设，推出了主要针对亚太地区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已将60%的潜水艇部署在亚太，今后还将把60%的航母派往这一地区。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呈加剧之势。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计划投资近360亿美元建造自己的潜艇编队。日本在2011年投入14亿美元采购P-1反潜巡逻机，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还计划将现有的16艘潜艇编队扩充至24艘。从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和覆盖为近年之最。印度还在研发隐形无人战机，以向俄罗斯租借的方式装备了第一艘核潜艇，并进行了射程为5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试射。越南则在大批购进先进的潜艇、导弹和战机。
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日益增多的变数。在此次“重返”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不仅强化和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关系，而且致力于全面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充分发挥越南与菲律宾的作用，并推动美国与缅甸的关系实现突破。美国在实施的手段上也推陈出新，包括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如利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推动韩国疏远中国，强化美韩同盟；利用钓鱼岛撞船事件强化美日同盟；利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的争议介入南海问题。由于美国的撑腰打气，一些对中国心存疑虑或与中国存在纠纷的国家被鼓动了起来，纷纷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更具挑衅性的行动，例如菲律宾、越南、印度、日本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并互相抱团取暖。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将中国比作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将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比作“六国”，鼓励这六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推行连横战略，共同对抗中国。
第三，中国在地缘经济上面临新挑战。奥巴马政府把加强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确立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作为“重返”的优先战略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两大步骤，一是大力提升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将其作为美国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主攻方向。这势必会加剧它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市场竞争，增大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压力。二是美国通过TPP扩大，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势头，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架空“10＋X”体制，尤其是“10+1”和“10+3”，并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规则压力。有国内专家指出，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随着未来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可能加入TPP，美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清除各种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方面的主张如果被不折不扣地写入协定，很可能会变成新的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开展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形成进一步要求中国“接受更加开放的贸易、扩大其加入WTO时同意的降低贸易壁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低责任”的强大压力。
3．美国“重返”亚洲所面临的内外牵制
“重返”亚洲是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而进行的重大调整。然而，此次“重返”能否持续实施下去，并进而实现其预定目标呢? 目前，美国面临着诸多内外牵制。
首先，金融危机对美经济实力造成很大冲击。2008年以来，美国深陷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过去10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也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消耗，其结果是到2011年11月16日，联邦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突破了历史纪录，分别达到1.4万亿和近15万亿美元。这些都导致美国可用于外交和军事部门的财政投入大幅缩水。2011年8月，国会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联邦开支中被削减的各项安全项目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务院的国际事务、情报机构的管理部分。为响应国会的要求，国防部需要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由此可见，美国对外战略的意愿与其能力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落差。为此，美国的一位国会官员曾对美国的战略东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没有预算的战略还能算是战略么？”
其次，中东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不仅打破了中东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使中东地区陷入混乱状态，而且也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大耗损了美国的国力。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就提出了“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想法。关于阿富汗的基本策略则是先增后撤。然而，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至今，伊局势依然堪忧。阿富汗的局势更是让美国揪心。最近发生的美军士兵焚烧《古兰经》事件和美军士兵故意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事件，让美军的处境和阿富汗的安全形势雪上加霜。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就在美国提出战略东移后不久，自2010年年底开始，中东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冲击最广、影响最深的大变局。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20个相继迅速陷入程度不同的动荡，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受严重挑战。经过这场大变局的冲刷，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盟友要么已发生政府更替，要么正经历严重动荡，要么面临发生动荡的危险。其中，使美国受挫最大的当数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垮台。这导致被美国视作寇仇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大增，并将在未来埃及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埃及新政府最终对西方不再言听计从，无疑会打乱美国所主导的中东平衡。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格局中的战略处境变得更加有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棘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埃及民众发起了针对军政府的“二次革命”，“基地”组织在也门趁火打劫，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伊朗核危机加剧。中东乱局进入关键期，可谓是一团乱麻。美国在其中左支右绌，唯恐局势失控。其敏感神经被牵制，战略精力亦被牵扯。
第三，美俄关系渐行渐远。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面临着中俄孰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两难选择。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北约挤占和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直是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中心工作。小布什执政初期曾一度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然而九一一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在小布什离任之际，中美关系被形容为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与此同时，美俄则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过程。在俄罗斯宣布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接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并支持推动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建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一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美俄关系却由于美国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鼓动“颜色革命”和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一落千丈，跌至冰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郑重宣布“重启”美俄关系，并在“重启”精神的指导下，在多个领域内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和对话。奥巴马政府的这种“重启”战略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回应。这使得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曾经陷入低谷的美俄关系重新回暖。然而，由于东欧反导问题，两国关系再度趋冷。尤其是2011年11月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希拉里在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时，公开宣称俄罗斯的这次选举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并要求俄罗斯对这次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两国关系由此急转直下。今年3月4日，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无悬念胜出，西方国家对此普遍反应冷淡，美国的态度最为明显。美国国务院的贺电中甚至连普京的名字都没有提，反而敦促俄政府对所有选举违规现象开展独立可信的调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甚至发表言论称：“俄大选是虚假的，普京的时日已经不多，‘阿拉伯之春’已来到俄罗斯，并将持续下去，而且在某个时候还会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普京的回归宣告两国关系“重启”无疾而终。美俄矛盾虽然不意味着两国将走向正面对抗，但带来的烦恼之多是美国不能轻易摆脱的。
第四，亚太国家不愿“选边站”。对于美国“重返”亚洲，这一地区的国家普遍抱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们希望把美国“请回来”，以此来平衡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响力，并指望美国在与华争端事务中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搭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顺风车，为自身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多数周边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相互投资伙伴，相互间的重大经济利益是维护周边国家同中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强大动力。到2011年11月2日，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商务部2011年11月11日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预计，全年进出口额将达3.5万亿美元。中国很有可能很快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外贸进出口总额规模最大的国家。谁能忽视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新加波总理李显龙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提醒说：“企业家们不要忘记你们从对中国的出口中获得的利益。”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各国之间把纷争和处理纷争的方式限制在一定的度之内，否则，两败俱伤。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普遍形成了一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奇特场景。它们普遍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严重碰撞，从而被迫在其中“选边站”。
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最近就明确指出，他注意到，一些美国媒体报道出现了对中国采取围堵策略等充满冷战言论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应放弃这种论调，因为那是站不住脚和逃避现实的说法。他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人才济济，擅于掌握新的科技，中国会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围堵的。“事实是中国必然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变得强大，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越早接受事实，对所有人越好。美国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可以开始思考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让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和区域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他认为中美之间固然存在竞争，但竞争之余也可合作。“这是一个互惠互依的经济关系，两国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竞争与合作可以在一个不影响区域稳定的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美国若使用冷战言论会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自在。
东盟国家还对战略东移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疑虑。例如，最近印尼外长马蒂就明确指出：“我们觉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达尔文驻扎完全没有问题，美国此举的矛头并非对准印度尼西亚。但除非妥善地说明白，否则会在国家之间制造不信任……那里有那么多潜在的冲突燃点。”另外，在去年11月召开的第六次东亚峰会上，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抵制了美菲两国试图将南海问题纳入会议议题的提议。而对于美国大力推动的TPP，许多东盟国家也担心它在客观上分化了不少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合作在其压力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对于亚太国家对美国战略东移所持的矛盾心态以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疑虑，美国方面似乎也有所认识。美国两位有影响的东亚问题专家最近就撰文指出，“美国‘重返亚洲 ’的提法让这一地区的各国政府感到困惑。这段时间我们遍访这一地区的国家，所有朋友都在问我们美国‘重返亚洲’这项新政策的含义。那些从不质疑美国承诺的人也搞不清楚‘重返’的提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担心，在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离开’的情况下谈‘重返’，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在亚洲掀起一股‘巨浪’或‘狂潮’，其中将包含更具进攻性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政策。他们尤其担心的是，美国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担心中国和它的意图，但他们希望美国是一种安慰性质的存在，而不是教唆犯。”因此，美国很难在中国周边建立一道“围堵”之墙，但同时要警惕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一道“隔阂”之墙。
4．中美是否会滑向“新冷战” ？
美国高调打出了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旗号，明确将亚太定位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枢纽，采取的各种举措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色彩，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出更多的“竞争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会爆发新的冷战，因为中美关系已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在安全领域是一种“防范”姿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则是一种竞争姿态，部分具有安抚其亚洲盟国和伙伴对中国崛起担忧的作用，并非全然的对抗态势。第二，无论在全球问题还是地区问题上，中美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在诸多地区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显然不可能在谋求对抗中国的同时希望得到中国的合作。第三，虽然中美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趋向广深发展，经贸领域的分歧也较安全领域的分歧易于化解。两国的交往亦非冷战时期可比，并且中美之间已经存在60多个对话机制，双边分歧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对抗不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博士断言，中美之间不可能以冷战方式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因为这“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的对抗，令美中两国精疲力竭，也令不得不和美中两国打交道的国家精疲力竭。”
在经历了不平凡的2010年之后，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中美两国达成了建立“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新目标，确立了新框架。2012年适逢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中美两国都高调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直面彼此间存在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经贸、人权、地区安全、国际热点问题等），坦诚交换了意见。中国并没有自己的“亚太版门罗宣言”，欢迎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指出，太平洋是如此之宽，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 “（中美）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在习近平访美17天后，希拉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讲话认为，“2012年的中美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美国尝试着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共同努力，将她的成长塑造成有利于全球安全、稳定、繁荣的积极因素，同时维持和维护美国在世界格局变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我们正在努力防止两国陷入不健康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状态；不将获取利益建立在牺牲对方利益和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坚持担负起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双边关系模式，即打造一个稳定与双方认可的竞争与合作平衡的模式。这无先例可循。” 她指出，“中美两国不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中国和美国，全球面临的问题则得不到解决。”所有这些都表明，中美两国高层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选择，尽管困难重重且无先例可循，但双方愿意努力尝试，大胆试验。
总之，面对美国“重返”亚洲的种种举动，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以“巧实力”对“巧实力”，它所带来的风险和战略压力可以逐一破解。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将迟早转化为世界各国发自内心的共识。

　　

占领华尔街：原因、时机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欢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反对社会两极分化的左翼社会运动。它抨击美国巨富阶层特别是金融资本过渡攫取社会财富，反对政府成为巨富阶层的获利工具，希望通过社会压力迫使政府改善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自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市金融区展开之后，这场运动在一个多月内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被一些人视为1968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左翼社会运动，激起人们在世界各地纷纷效仿，展开占领行动。本文力图阐释“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隐藏的三个容易引起困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很快变得声势浩大？第二个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发生在2011年，而不是2008年或2009年？第三个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为什么这场运动很快变得声势浩大？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声势。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很快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报导最多的事件之一。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的新闻覆盖指数系列报告显示，这场运动在9月26日至10月2日的一周之内，迅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占新闻空间的2%；10月10日至16日增至10%；在经历相对冷遇之后，于11月14至20日达到占新闻空间的13%，超过了该周内2012年总统选举所占的新闻空间。其次，它很快成为新媒体中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的新媒体指数系列报告显示，“占领华尔街”运动展开一周之后即进入最受新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列。在9月24日至30日的一周当中，纽约警察9月24日向一些女性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的视频在YouTube新闻和政治类视频观看排行榜上名列第二。该视频也在推特网的被讨论最多话题榜上并列第五名。在10月17日至21日的一周当中，“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举跨入网上博客界讨论最多的五大话题之列，排名第三位。第三，它很快成为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新闻事件之一。皮尤公众与媒体研究中心10月6日至9日的调查显示，“占领华尔街”运动被7%的受访者列为自己跟踪最紧的新闻，跻身公众最密切关注事件的第六位。而10月13至16日的调查则显示，18%的受访者把它列为跟踪最紧的新闻，仅次于美国经济的受关注度（20%）。第四，占领华尔街激起全球众多地方民众的效仿，掀起全球性的占领浪潮。根据英国《卫报》的列表统计，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展开至2011年11月中旬，全球至少有700多个城市爆发了占领行动，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波及到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全球性影响。
这场占领运动之所以很快变得声势浩大，其中既有结构性的深层社会原因，也有机制性的运动过程因素。
结构性的深层社会原因
首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统治精英增加社会福利、减小贫富差别的政治动力大减，政府比之前更多地维护资本和高收入阶层的利益，由此助长了这些国家贫富差距的普遍拉大。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苏联东欧面临比西方世界更大的困境，计划经济和苏联东欧政治体系失去了吸引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范式上占据优势地位，其政治精英层的政治信心普遍增强，缓减贫富差别的国际竞争压力减弱。其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滞胀的过程中，知识界和政界对五、六十年代建设福利国家过程中的政府规制措施抨击日见增多，减少政府干预和刺激投资成为主流观念，减缓贫富差别的国内政治压力减弱。这两大因素直接激励了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后进行有利于资本所得和高收入阶层的政府改革措施，包括减税、放松规制和限制社会支出增长等。而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资本与劳动相比处于社会组织和生产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劳动力内部也在收入分配上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因此，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足够社会支出，贫富差别会自然增大，逐渐积累成下层群众反弹的社会基础。
其次，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精英和普通公众受全球经济分工的正、负面影响对比强烈，为这些国家贫富差距的拉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相当突出。1970年以来，美国全球化程度大幅增强。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美国进出口总额（包含商品与服务进出口以及国外投资报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70年、1990年和2010年分别约为0.124、0.253和0.364，40年间增加了两倍。这至少从三个方面加剧了美国的贫富悬殊问题。首先，由于资本具有较高的全球流动性，而劳动力（至少是不熟练工人）的流动性较差，随着美国资本国外投资报偿净值增大，美国资本相对于本国劳动力在全球化当中处于相对获益的地位，加大了贫富悬殊。其次，随着美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激增，美国不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低附加值进口产业和高附加值出口产业的劳动力之间、普通劳动者和管理精英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三，伴随着美国第二产业的逐步衰落和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增长，美国工会力量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趋减弱，不仅降低了劳动者向企业和政府争取更高工资和福利的能力，也成为劳动者内部薪酬差距拉大的重要推手。
上述两方面政治和经济原因的结合，导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加大，奠定了这些国家的公众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服务普通公众的社会基础。以美国为例，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从1975年的0.397攀升至2010年的0.469。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占所有家庭收入的比重，从1975年的43.6%上升到2010年的50.2%；而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占所有家庭收入的比重，从1975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3.3%。相形之下，家庭财富分配更为悬殊，财富净值最高的20%的家庭占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1983年的81.3%上升到2009年的87.2%；而财富净值最低的20%的家庭则资不抵债，占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1983年的-0.3%下降到2009年的-1.4%。
机制性运动过程因素
首先，“占领华尔街”运动所选取的空间和名称极具象征意义，形成容易吸引全球性关注的聚焦点。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并不是最早反对金融资本及其政治操控、要求增加政府社会支出的占领行动。2011年的西班牙“5•15”运动出现的更早，而且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学习对象。但是，占领华尔街的象征意义无可比拟。华尔街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而且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倒下的雷曼、贝尔斯登和美林等金融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长久以来被视为金融资本的象征，因此作为美国民主政治中最大的败坏分子和美国的“金融蛾摩拉”，而被本次运动选中。运动所占领的“私有公共空间”祖科迪公园虽然不在华尔街上，但与华尔街近在咫尺，位于金融区核心地带，并不妨碍使用“占领华尔街”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名称。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占领华尔街”成为最早受到全球瞩目并广泛效仿的占领行动。
其次，纽约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的过激行为，大幅增加了该运动的社会影响。事件的戏剧性是引发关注的重要环节，新媒体和传统新闻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注都体现了这一点。如前所述，“占领华尔街”运动首次进入最受新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列，缘于9月24日的胡椒喷雾事件所引发的广泛讨论。而皮尤研究中心新闻覆盖指数系列报告显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新闻覆盖率经历明显的阶段式攀升和下降。从基本被忽视到备受关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戏剧性事件的影响。导致这次占领运动被主流媒体关注的最重要事件，是10月1日纽约市警察局在布鲁克林大桥大规模逮捕示威者，被捕人数超过700名。在“占领华尔街”运动达到新闻覆盖率顶峰的11月14至20日，绝大部分报道都集中在抗议者和执法部门以及市政府公共空间管理部门之间的对抗事件上。
第三，“占领华尔街”的开放性在运动初期有利于激起参与者的热情。无论是加拿大媒体“广告克星”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倡议博客、网群“匿名者”关于参与占领运动的号召、纽约市积极分子对运动的酝酿，还是运动的决策机构纽约市大会发布的“占领纽约市声明”，都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议题呈开放态度，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只笼统地提出一些原则性问题。这次运动在开展过程中采用的大会、委员会、工作群和轮辐理事会（Spokes Council）等开放的组织形式和协商式工作机制，也使得对现状不满的各类左翼人士都有机会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并参与直接的民主过程。此外，该运动的开放性也有利于激发人们通过新媒体进行参与的热情，一方面扩大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的受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他地方的人们学习占领运动的技巧，从而有利于占领运动的扩散。
总之，结构性的深层社会原因和机制性的运动过程因素，共同推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受关注程度和对外扩散，使得它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

 为什么这场运动发生在2011年？

对美国社会来说，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4 年中，2011年既不是经济状况最恶化的一年，也不是政治形势最严峻的一年。相比之下，2008年和2009年的局面更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2008年和2009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GDP负增长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1947年以来的季度测算数据显示，除1974年之外，2008年是美国唯一三个季度实际GDP负增长的年份。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是1947年以来唯一连续四个季度实际GDP负增长的时期，经季节折算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3.7%、-8.9%、-6.7%和-0.7%，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是1947年以来实际GDP负增长第二严重的季度，仅次于1958年第一季度的-10.4%。事实上，美国实际GDP在2009年中期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谷底之后，开始持续增长，在2010年第二季度就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也在2010年9月发表声明，宣布2009年6月是最近一轮商业周期的谷底，指出该月份是经济衰退的终点和复苏的起点。经历了一年多的持续增长之后，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时，美国国内的生产状况已经明显改善。
其次，2009年中后期失业问题比2011年更为严重。2009年至2011年是1947年以来美国失业问题最严重的两个时期之一，但是严重程度从2010年12月开始已经有所缓和。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和劳工部劳动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月度数据，经季节调整的16岁以上劳动人口失业率自2008年5月开始持续攀升，从2008年4月的5.0%增加到2009年10月的高峰10.0%，之后一直在9.5%之上徘徊，直至2010年12月才降至9.4%，并缓慢下行到2011年12月的8.5%。尽管这一时期最高失业率低于1982年和1983年时期的最高失业率（10.8%，而且当时失业率超过10%的月份有10个），但是失业率连续在8.5%及以上的月份数则明显超出1982年的34个月和1983年的24个月。值得指出的是，2011年度的月失业率最高为9.1%，比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之间的任何月份都低。
再次，2008年美国人对社会状况的不满情绪比2011年更为严重。盖洛普公司的月度民调显示，2011年美国人对国内状况的满意度年内平均值只有17%，是1979年以来倒数第二，与1986年、1998年和2000年高达60%的满意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的满意度更低，只有15%。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10月3日颁布的《经济稳定紧急法案》所引起的社会抗议和争议力度，超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前的社会争议的力度。该法案规定设立问题资产救助项目，授权财政部高达7000亿美元的使用额度，用于紧急援助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仅2008年9月，就有四十多个州至少发生了数百起抗议活动，包括劳联-产联和教师联合会在内的多个重要工会组织都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把资金用于支持劳动者，而不是用于支持金融机构。
那么，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发生在2008年、2009年或者2010年，而是发生在GDP增长率和就业率等重要经济指标好转的2011年？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运动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具体而言，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这场运动发生在2011年。
左翼民众对常规政治过程的期望幻灭
2011年之前，左翼民众对通过常规政府过程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抱有相当大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三年之间逐步幻灭，展开政治抗争的必要性于是凸现出来。一方面，奥巴马及其民主党主导下的联邦政府满足不了劳动阶层认为合理的利益诉求。金融危机以来，富裕阶层成为救市和经济刺激等各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收入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463逐年增加至2010年的0.469，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加剧。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也大幅加重，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占所有家庭财富净值的百分比从2007年的34.6%跃升到2009年的35.6%，1%最富有家庭财富净值与家庭财富中位值的比率，从2007年的181倍增加到了225倍。2009年中期以来的低就业复苏不断加剧左翼民众对奥巴马及其民主党政府的幻灭感。民众日益认为，2008年大选时他们投票期待的变革并没有实现。此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普遍持续恶化，通过政府财政手段改善民生的难度加大。《2011年预算控制法》甚至使得一些社会支出直接面临缩减的危险。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政治的大幅度右翼回潮，加深了左翼民众对常规政策的忧虑。这一回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10年中期选举结果形成的政府右摆。共和党夺取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缩小了参议院中与民主党的差距，并且在州长数和所控制州议会数量方面也实现了对民主党的大幅逆转。二是茶党运动推动下的社会舆论和组织力量右摆。2009年以来，主要由共和党自由放任主义势力形成的茶党运动兴起，在右翼精英的主导和财力支持下，抨击美国的巨额政府支出和财政赤字，要求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这不仅使社会舆论大幅度右倾，而且在国会中形成了茶党连线组织，在社会中形成诸多支持和代言组织。
“阿拉伯之春”和西班牙抗议运动带来启示
具有可行性的社会运动方式方法，本身就是激励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占领华尔街”运动所采用的要地占领和大会协商形式，受到了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和西班牙抗议运动的启发。如果没有这种启发，2011年美国是否会产生持续性左翼运动还有待商榷。即使发生了左翼运动，也很难采取占领运动这种形式。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中占领手段的成功运用，和2011年5月西班牙马德里市太阳门广场大会的经验，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美国左翼民众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成效的信心。“广告克星”在2011年7月13日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博客中提出，“你为Tahrir时刻做好准备了吗？”该号召直接表明，占领令人瞩目的公共空间这一运动方式来自对2011年初埃及人占领解放广场（Midan Tahrir）行动的效仿。而“广告克星”的资深编辑弥迦•怀特（Micah White）在日后的采访中也指出，占领华尔街在技术上“基本的想法是结合埃及和西班牙起义的方法。在埃及，人们聚集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在西班牙，人们结成大会，对所有事情一起投票，进行基于共识的决策。”在2011年夏天纽约市最初策划抗议运动的30多人之中，不仅有参加过纽约市反对削减预算行动的当地人，也有刚参加过埃及、西班牙和希腊社会运动的外国人。正是在参加过西班牙占领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建议下，与会者决定借鉴大会这种核心组织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在前期的酝酿设计过程中直接借鉴了西班牙占领运动的组织经验，而且在运动实施过程中与西班牙抗议者进行密切联系，不断交流想法和具体战术。
纽约人反预算削减行动提供组织准备
2011年6月纽约市发生的反对削减预算的抗议活动，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的爆发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动员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工会组织在内的各种左翼社会组织重视选举政治、游说活动和短期施压活动，对持续性的社会运动方式缺乏兴趣，而主题宏大的抗议活动却不得不依赖于小型、面对面的关系密切的群体。6月16日，纽约市发生了纽约人反预算削减行动，一些小群体为反对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削减预算的提案，在市政厅附近露营三周进行抗议。尽管核心成员只有几十人，但这次抗议行动的目标明确。其核心机构和决策机制是大会，所采取的直接民主方式带来了非常密切的群体氛围。这种氛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大会、委员会、工作群和轮辐理事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者锻炼了队伍，进行了预演。“广告克星”的倡议发布之时，恰逢反预算抗议结束。反预算削减行动的积极分子抱着尝试心态，组织大会商讨运动开展事宜，准备把网上的声音落实为行动，并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展之前就建立了大会以及多个委员会和工作群，保证了运动的落实和可持续性。此外，美国其他一些地方在2011年发生的反对削减预算的抗议活动，也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这些地方的扩散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动员基础。
总之，上述三个因素共同形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展开的现实条件。

这场运动还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2011年11月15日纽约市警察局清理祖科迪公园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走向低谷，不仅抗议活动随着天气转冷和新年到来迅速沉寂，而且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很快下滑。首先，该运动不再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在11月28日至12月4日的一周中，根据皮尤新闻覆盖指数报告，“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占据的新闻空间大幅下滑到3%。之后，直到2012年2月底，它再也没有进入主流媒体最关注的事项之列。2012年初至2月底，它在5大类主流媒体中再没有进入过任何一类的前十名。其次，该运动迅速被新媒体冷落。根据皮尤新媒体指数系列报告，2011年9月底至11月底，“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是新媒体中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甚至曾分别在博客、推特和YouTube最受关注事件排行榜上名列第一。但是，从11月28日开始到2012年2月底，该运动没有在其间任何一个星期进入上述任何一个榜单的前5名。
这里自然出现了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占领华尔街”作为社会运动已然成为过去，还是在经历蛰伏之后有机会回暖爆发呢？
“占领华尔街”运动具备惊蛰复苏的社会条件
首先，美国政府近年来并没有落实、近期也很难采取任何缓解（更谈不上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有力政策和措施，而美国社会中对左翼运动的基本社会需求依然存在。一方面，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最具有缓减贫富差距可能性的两大立法成果都存在严重问题。《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重视政府与巨型金融机构的伙伴关系，重视机动干预而不是规则性预防，难以实现对金融巨头的制度性规制。《病患保护与平价医疗法》则面临各州立法落实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等一系列问题，其落实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当前国会议员的政治立场严重极端化。2010年国会通过医疗改革法时投票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2011年两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斗争几乎导致联邦政府预算流产。这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精英一直经历的政治“极化”的最新写照。在没有左翼社会运动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近期内很难采取实质措施改善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公众的生活状况。
其次，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出现提供缓解贫富差距政策的机会，为左翼社会运动提供了获得政策成效的社会条件。一方面，从增加富豪阶层税负角度讲，存在三项有利的社会条件：一是美国社会对1%最富裕阶层获得过大收入份额几乎达成共识，对超级富豪征收“巴菲特税”已经具备一定的舆论基础；二是当前资本利得税和资本增值税远低于普通收入税，即使2012年12月两税优惠到期，资本利得税率与短期资本增值税率和普通收入税率一致之后，长期资本增值税仍然大幅度低于普通收入税，存在上升空间，至少存在阻止新一轮两税优惠法案出台的可能性；三是有关美国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进而提高财政收入的理论，受到更多质疑。学界所持的美国税率远远低于拉弗曲线最佳税率的观点，得到最近30年财政实践的佐证，降低税率上限对公众的说服力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从增加社会支出的角度讲，也开始出现两个有利条件。一是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和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美国每年用于反恐战争的1千多亿美元所谓“海外应急行动”经费将大规模减少，为未来财政形势好转之后提高社会支出提供了一部分空间；二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持续增长，在经历2010年后半年和2011年一季度增速放缓之后，增长速度稳步回升，2011年四季度增速折合年增速达到3%。随着美国能源自给率提高，以及有可能在清洁能源等新技术领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财政状况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好转，为社会支出奠定基础。
从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的角度来讲，“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资金和组织支持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但是也具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首先，“占领华尔街”运动经费匮乏，但是存在迅速改善的可能性。运动初期的一个月是获得捐助最多的一个月。根据纽约大会会计工作群的财务报告，9月16日到10月18日之间，该运动总计获得了超过45.4万美元的捐助净收入，其间共计支出约5.5万美元，结余超过39.9万美元。之后捐助幅度显著下降，到2012年1月11日，总计捐助净收入只有73.3万美元，净结余只剩约19万美元。2012年2月底至3月初的一周，占领运动只收到捐款1556美元，而实际开支却将近1.5万美元，除预计用于保释被拘人员的约9万美元之外，3月2日剩余的约4.5万美元经费只够支持到3月下旬。这和茶党运动期间接受巨额资金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历史上从来不乏上层开明人士支持下层民众运动的先例。由于包括巴菲特在内的一些超级巨富曾经表态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诉求，运动有可能争取到这些巨富的资金支持。其次，“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缺乏大型社会组织的支持，也缺乏政治精英的实质性参与，但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组织协作能力的扁平组织网。和民权运动受到五大左翼社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相比，这次占领运动基本上是民众自发组织进行的。对运动支持最多的两个工会组织都不是组织实力强大的工会，而且对运动的组织协调影响有限。在这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甚至也不能和受到众多保守派精英分子和保守派组织支持的茶党运动相提并论。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拥有自己的网状组织体系。2011年8月份和9月初，纽约人反预算削减行动的参加者所主导的酝酿大会为落实占领运动，建立了食品委员会、学生委员会、拓展委员会、战术委员会以及互联网工作群和艺术文化工作群，进行分工协作。之后大会建立了众多委员会和工作群，开展相应的具体工作。而在决策方面，起初大会是唯一的决策机构，后来大会建立了具有决策权的轮辐理事会,由每个工作群派出代表组成。这样一方面更便于对财务和法规问题进行决策，另一方面更易于解决场地问题。尽管自2011年11月底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行动陷入低谷，但是运动形成的组织体系仍然存在，一部分积极分子仍然在密切沟通和活动，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复苏形成了组织基础。
“占领华尔街”运动未来的政治影响
那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还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呢？
简单说来，在已经展现出的舆论关注和运动效仿之外，这场运动至少还会在两个方面产生政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将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重启之后的运动策略及其规模有一定关系。
首先，“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大的影响在于思想意识方面。它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美国政府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增加对贫富差距问题的考量。占领华尔街运动显著增加了公众对美国贫富悬殊加大问题的关注程度。包括奥巴马和巴菲特在内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精英也明确表态希望支持缩小贫富差距，使之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盖洛普公司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之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联邦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减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极其重要、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受访者分别达到17%、29%和26%，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不重要。与此相对应，在盖洛普公司2012年1月23日的民意调查中，高达63%的受访者赞成对高收入阶层增收联邦个人所得税。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会在民意上撼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皮尤民众与媒体研究中心2011年12月7日至11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占领运动进行近三个月之后，对资本主义持正面和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分别为50%和40%，与2010年4月21-26日的52%对37%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缘于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庞大中产阶级队伍及其自我意识。1%对99%的简单划分并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反对把美国社会简单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群体，如果非选择不可的话，把自己归为有产者的受访者为46%，多于把自己归为无产者的人（39%）。
其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程度。一方面，这次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左翼民众对政治极化背景下右翼回潮的反应；另一方面，这种反应将进一步增强而不是减弱政治极化程度。这里存在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可能会把大量本来政治上比较冷漠的社会边缘人群带入政治生活当中。这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运动复苏之后的运动策略。如果运动仍然坚持不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和不动员参与选举的原则，那么这场运动很快会因为缺乏激励参与者的具体目标而成为难以维持的筵席，吸引边缘人群进入常规政治生活将难以实现。如果运动转向占领投票箱，尤其是在左翼力量较强的地方占领地方选举的投票箱，以及转向提出公众支持率较高的政策诉求，比如征收巴菲特税，那么很可能会因为存在成功的希望而把政治冷漠分子带入常规政治生活当中。第二个原因在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增强了左翼力量的凝聚力和组织信心，使他们高估了左翼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高估了运动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式本身就受到相当质疑。皮尤中心2011年12月7日至11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总体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比反对者多，比例达到44%对35%，但是对运动形式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者，分别是49%和29%。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复苏并继续采取原有的运动策略，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反对者和更强的反对力度。
总之，“占领华尔街”运动具备复苏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无论其是否复苏，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形成重要影响，一方面迫使政府加强限制贫富差距的政策考量，另一方面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
 

“2012年中美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2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美国对华战略发展趋势”创新项目组承办的“2012年中美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议题：
一、对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总体评价
与会学者认为，习近平副主席此次访美达到了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促进友谊的目的，落实了两国元首在2011年1月达成的“两国致力于建设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的签署，显示出两国将认真对待彼此的经贸关切。首次“中美农业合作论坛”的召开和《中美农业战略合作规划（2012--2017）》的签署，则体现了双方对中美农业领域合作的重视。
二、近期中美在安全和经贸议题上的态势及其走向
与会者认为，2012年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美国国内政治将对近期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缺乏解决国内诸多问题的办法和决心，彼此会通过指责对方、寻找外部借口来证明自己。这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二、中美关系面临几个值得重视的新问题：1. 随着两国制度性竞争和对抗的加剧，双方在秩序塑造和亚太地区领导力方面的竞争将会加剧；2.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信息现代化的发展对美国构成一种竞争态势，引起美国的警惕和疑虑；3.中美两国产业关系的升级，导致中美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呈现由互补向竞争发展的态势；4. 中国国内政治多元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5. 中国模式的发展和成功将会冲击美国模式，从而加剧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三、中美关系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两国安全机构正在增长的战略互不信任。两国在核安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和海洋安全等领域中的竞争态势逐渐明显。美国想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体系维护其全球霸权，同时防范中国。四、第三方因素（如缅甸、菲律宾、东盟等）的走势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安全问题，与会者认为，在美国未来的战略忧虑中，中国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在双边层次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美国的忧虑，中美间的不信任感加强，美国希望加强两军交流。在地区层次上，中美在朝核、伊核、南亚、南海、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美国希望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另外， 美国把构建全球互联网体系看成是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撑，希望与中国共同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
关于中东地区安全，与会者认为，美国对中东地区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重塑其秩序，会尽力避免因插手中东事务而损害自身的利益。
关于亚太地区安全，有学者指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是全方位的——包括外交、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底线，是维持地区的稳定。美国不希望在亚洲抗衡中国，只希望扮演小国引领者的角色，但中美的战略互信赤字正在加大。随着中国海军深入太平洋活动，美国更加忧虑中国军事能力的上升。在对台军售问题上，201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的可能性不大，客观上有利于今年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是中国外贸出口里质量最高的外部需求，因此中美经贸一旦出现问题，会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已走到现有经贸关系框架的边缘，美方正在这个框架中后退。美国在加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和约束。在规则上，美国成立专门的规则办公室，主要目的是审查中国；同时调整反补贴的法律，试图收缩给中国的空间。目前中国在经济战略层面上比较被动，国企改革没有明确方向，没有按意识形态重建一个秩序的构想，这使得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突破。中美经贸关系在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但双方的竞争会越发激烈。中美之所以产生经贸摩擦，首先是双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其次从经济角度看，美国不真诚希望中国发展；最后，这里存在安全利益问题。美国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开放，推动经济民主化，最终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因此，为了使中美经贸合作顺利发展，中国要注意维护战略机遇期，争取充分时间发展自己的实力。
                                            (李恒阳 刘元玲 整理)
 

“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研讨会综述
 
2012年3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承办的“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宇航学会、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2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就首尔核安全峰会、金正日之后的朝核问题走势、当前伊朗核问题的形势进行了研讨。
针对不久前在首尔召开的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与会学者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有大量的核材料未得到有效保护，核恐怖主义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美国推动核安全峰会的主要意图有：一、提升国际社会对核材料安全的关注度，将美国的首要关切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二、确立美国设计、国际社会分担责任的核安全机制。三、推广美国的核安全观，将核裁军、核军控、防扩散与核安全作为一揽子问题处理。四、谋求大国间的合作，引导地区和热点问题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与会学者认为，加强核材料安全和反应堆安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促进国内核安全，深化与日韩等周边国家的核安全合作。核安全峰会也有利于中美两国就核安全展开建设性合作，扩大双边利益。
关于金正日逝世后的朝核问题走势，与会学者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原因涉及国际环境、朝美关系、朝韩关系和国家政策。如果这些因素不改变，朝鲜不会放弃其已经拥有的核能力，但为了维护对其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会在其核能力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做出妥协。近期美朝在第三次会谈后达成协议是出于维持半岛局势稳定的需要，并不意味着突破，朝核问题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
关于当前伊朗核问题的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去年的报告和今年2月伊朗公布的核技术进展情况可以判断，伊朗的核技术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以色列商讨对伊朗动武是出于政治考虑，意在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更寄望于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限制伊朗国内的经济发展，如有可能则推动其政权更迭。美国和以色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对伊朗动武。联合国安理会、欧盟和美国盟国制裁伊朗的措施以及涉及伊朗的防扩散措施，是美国制裁的国际化。美国希望通过经济制裁引发伊朗国内政治势力的变化，但实际上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美伊在核问题上的互动，有学者指出，伊朗问题涉及能源安全、中东和平、防扩散和反恐等方面，但美国只想与伊朗谈核问题，结果就容易导致谈判失败。今后美国可能同意保留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但加大对伊朗发展民用核能的限制。
                                                 （李恒阳 整理）
                                 

美国战略要闻（2012年1-3月）

1月3日  衣阿华州共和党、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诸多党团会议分别举行，拉开了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提名战的帷幕。
1月5日  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与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共同举行记者会，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防务战略指南）报告。报告的要点包括：美国将在确保欧洲安全的前提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未来10年，美国将削减军费开支和地面作战部队的规模；美国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目标，代之以“1+”战略，即在打赢一场主要战争的同时，有能力应对和“毁掉”第二个潜在敌手的战略意图。报告称，“从长期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它将具有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潜力”。报告认为，中国和伊朗将会继续发展非对称手段以对抗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该报告是在美国经济有待提振和美国进入大选年的背景下出台的，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诸多考量和谋求战略再平衡的意图，被视为美国实现战略东移的“公开宣言”。而美国地缘战略的东移和安全战略优先任务的调整，将使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1月8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竞争对手，虽然美国决定裁减陆军兵力，削减国防预算，但它仍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新的军事战略着重强调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同时在其他地区保持驻军。
1月10-11日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访华，游说中国减少伊朗石油进口，协助美国制裁伊朗，同时与中方探讨了中美和全球经贸问题。
1月11日  五角大楼宣布第二艘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抵达海湾地区，并称这只是“例行”调动，否认与不断紧张的伊朗局势有关。加上“林肯”号航母和“斯坦尼斯”号航母，目前共有3艘美国航母齐聚海湾地区，美伊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国当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国债高达15.23万亿美元，已超过当年经济产出。这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国债超过经济产出。
1月16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纪念活动并致辞。
1月16-17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访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多哥和佛得角西非4国。希拉里此行旨在进一步推销“美国式民主、良政”。其随行官员称，美国在非洲错过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美国的缺位让中国获得了在非洲国家发展的机会。
1月18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称，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美国清楚中国的短期意图，但中国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意图令全世界担心。
1月22日  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审查全球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称“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报告把攻击中国人权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其评判标准的双重性、政治性、偏面性和有失严谨的工作方法，受到不少媒体和分析人士的批评。
1月24日  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咨文聚焦美国选民最为关心的国内经济问题，勾画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蓝图。咨文多次提及中国，宣布创建一个“贸易执法机构”，负责调查中国等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咨文还肯定了反恐战争取得的胜利，表达了美国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重申了美国决定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构想，强调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1月26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公布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他表示，未来5年内美国将削减大约10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提升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拥有一支“更精更小”的部队；未来10年美国的军备开支将总共减少4870亿美元；美国在亚太的军力将不减反增，在中东地区则维持有事时能及时应对的警戒态势。该预算进一步表明了美军战略调整的意图。
1月26-27日  美国和菲律宾在华盛顿举行第二届双边战略对话并发表《联合声明》。美方表示寻求与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但不会在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将向菲律宾转让汉密尔顿号巡洋舰，以增强菲律宾海上预警能力。菲律宾国防部长之后表示，美国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能够帮助菲律宾阻止“边界入侵”事件发生，菲方正在考虑美国提出的在南海部署侦察机的计划。美菲加强军事合作一方面起到了威慑中国的作用，一方面助长了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和资源的野心，从而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1月27日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海军上将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介绍亚太地区的军事概况，称美中两军缺乏信任，美国有意与中国进行联合军演，但这需要双方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对话，并在双方都有强烈意愿的情况下来实现。
1月30日  奥巴马在白宫会见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议会把此次会见视为“支持格鲁吉亚的信号和对俄罗斯的警告”。据格鲁吉亚驻美国大使称，美国国会准备支持格鲁吉亚的决议。美国力挺格鲁吉亚的主要动机是牵制俄罗斯。
2月2-3日 美国国防部部长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首次就美军结束在阿富汗战斗的时间表态。
2月3日  第4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主要讨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机制、亚洲的崛起、金融危机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及欧洲防务改革和欧盟与跨大西洋联盟的前途。尽管美国已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并撤走了1万多人的驻德部队，但此次仍派出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参会，以显示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关注。
2月2-5日 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视伊朗为“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国、朝鲜分列二、三位。盖洛普表示，今天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深感不安，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形象比伊朗正面。 
  2月6日   奥巴马总统签署新的制裁伊朗的行政命令，宣布伊朗中央政府和其他伊朗金融机构的在美资产将被冻结。新的制裁措施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在收到伊朗相关资产时予以没收和冻结，而不是退回给伊朗。美国此举意在给伊朗施压，迫使其放弃核发展项目。伊朗外交部7日回应说，这些措施是一种“心理战”，对伊朗核计划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2月7-17日 由美国及泰国主导的第31次“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在泰国展开，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参加，军演规模进一步扩大。美国参加此次军演的意图是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落实其战略调整，防范新兴力量。
2月13日   奥巴马总统宣布总值3 .8万亿美元的2013年度财政预算案，并向国会提交新国防预算。美国2012财年的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33万亿美元，连续四个财年超过万亿美元。因应国会的削支要求，新财年国防经费总额为6139亿美元，削减部分主要在陆军。
2月13-22日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此次访美旨在落实2011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中美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也是对美国副总统拜登去年访华的回访。双方表达了对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关切，阐明了各自的原则和立场，签署了《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和《中美农业战略合作规划（2012--2017）》。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2月16日 《巴黎公约》阿富汗毒品问题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美国提议在中亚五国组建打击毒品黑社会的特种部队，并由自己出资和领导，试图以打击毒品为借口，削弱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2月19-20日  首届G20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各国就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和国际经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20日   驻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美军士兵焚烧《古兰经》，引发阿富汗国内反美浪潮和多起暴力冲突事件，导致数百人伤亡，4名美军士兵和2名美军顾问被枪杀。由于正值阿富汗政府正式打开与塔利班对话大门之际，此次事件为阿富汗和谈进程蒙上阴影。
2月23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英国，参加旨在推动政治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发表公报称，国际社会决心帮助索马里解决海盗和恐怖主义问题。
2月23-24日 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率领美国代表团，与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官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双边高级别会谈。
2月24-25日 “叙利亚之友”会议在突尼斯举行，6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外长或代表参会。大会承认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追求民主和平变革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中俄两国拒绝参会，希拉里呼吁中俄改变对叙立场。
2月27日-3月9日  美国与韩国举行“关键决断”系列联合军事演习。韩美联合司令部说，“关键决断”演习是以防御为目的的年度例行演习。包括驻韩美军在内的2100余名美军人员和约20万名韩军参加演习。据韩媒体称，演习中首度模拟联军进攻中朝边境鸭绿江。韩美军演为避免触怒朝鲜和引发中国的警觉，一向保持低调，此次军演细节在媒体的曝光耐人寻味。
2月28日  奥巴马总统签署总统行政命令，批准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简称ITEC)，以处理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2月29日 美国和朝鲜发布高级别会谈结果。朝鲜决定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验和铀浓缩活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返回朝鲜。美国则表示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品援助，并采取措施改善美朝关系。
3月4日  奥巴马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一个拥有核武装的伊朗不符合美以两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将使用“美国力量的所有元素”来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但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机会” 仍然存在。他说美国和以色列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目前没有核武器，国际社会仍有对伊朗施压的时间和空间，伊朗领导人仍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3月7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于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专题会议上讲话，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在支持中国的崛起与促进美国的利益之间并无内在的矛盾。同时，她要求中国停止借“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两头占便宜”，并对中国提出6项疑问，要求中国“证明意图”。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就2013财年军费预算需求中五角大楼划拨专款用以研发新型隐形远程轰炸机解释说，美空军发展新型远程轰炸机是“着眼于确保能穿透中国的防空网络”。他声称，新型隐形轰炸机将是美国着力打造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9日  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接替罗伯特•威拉德，正式出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作为美军规模最大的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现有兵力逾32万，责任区域横跨亚太及印度洋地区。此前洛克利尔曾表示，尽管双方存有分歧，他上任后将尽其所能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同时敦促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
3月11日 一名美军士兵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在阿富汗引发新一轮反美浪潮,加剧了阿富汗局势的动荡。
3月12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的美军士兵应受严惩，一旦罪行认定，可能被判处死刑。
3月12日 第三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双方表示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和习副主席的访美成果，积极拓展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双方商定今年下半年在华举行第四次磋商。
3月13日  奥巴马政府批准美国国会通过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1930年关税法的反补贴税》法案（H.R.4105号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可以对原产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并要求商务部在征收反补贴税时，调整适用于该产品的反倾销税。该法案未来将成为美国对华进行反补贴裁决的重要依据。据《华尔街日报》测算，它将“允许美国商务部继续向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等国的商品征收总计近50亿美元的关税”。
3月15日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式生效。该协议是美国17年来签订的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自协定生效之日起，两国间80%左右的进出口产品立即互免关税。该协议对美韩双方具有战略上和贸易往来方面的重要意义，可能对中国汽车零件、电子、机械、化工和纺织等产业带来冲击。
3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包括日本以及欧盟10国的11个国家获得伊朗制裁豁免权，而包括中、印、韩在内的12国必须在7月底削减自伊朗进口原油，否则将无法获得豁免。
3月21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第七届“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的活动中发表讲话，竭力弱化奥巴马政府“转向（Pivot）亚太”战略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首次用“额外关注” （Additional Focus）的措辞取代“转向”，传递出美国力图弱化对华冲突性的信息。关于中国方面极度关注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他表示美国准备向中国开禁46项技术出口。
3月23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为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必须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为此，美国将对那些破坏国际制裁尤其是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进行制裁。据悉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12个国家被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此举意在向中国和印度施压，同时为两国留下后路，希望它们支持美国制裁伊朗。
3月25-27日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和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会议通过了《首尔公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核恐怖主义仍是全球一大威胁，而世界和平取决于此次核峰会上各国的行动。美国积极推动核安全峰会的目的在于，提升国际社会对核材料安全的关注度，确立美国设计、国际社会分担责任的核安全机制，在核安全问题上与大国合作。
3月27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正考虑进一步扩大彼此间的军事关系，包括在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海外领地科科斯岛建设美国的空军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以及为美国海军进出澳港口提供方便。科科斯群岛地理位置独特，战略意义重大。在该岛建立空军基地将便于美国从空中监视南海海域和东南亚地区。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7日通过涉藏决议，借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坚决反对。
3月29日  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称，美中经贸亟需深化互利合作，美国不会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遏制中国。美国现行的政策远非要遏制中国，而是与中国进行广泛接触和对话，并取得一系列成果。
3月30-31日 首届海湾合作委员会与美国战略合作部长级会议在沙特召开。会议敦促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考虑在叙利亚政府未能停止流血冲突的情况下，采取应对方案。希拉里会后表示，对叙利亚当局是否真正接受安南提出的六点和平建议持怀疑态度。她同时抨击伊朗不断威胁邻国，对海湾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称美国关于帮助海合会国家维护安全和抵御外来威胁的承诺和决心绝不动摇。
                                                      (罗伟清 整理)
 

学术活动与交流

1月5 日 黄平所长参加中欧工程师学院毕业典礼，并就全球化问题作主题发言。
1月8日 黄平所长会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兰普顿先生。
1月10日  陶文钊研究员会见澳大利亚国家评估署高级分析师瑞安•曼纽尔（Ryan Manuel）先生，就我国对外关系和社会发展有关问题进行交流。
倪峰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及周琪、袁征、王荣军等科研人员会见法国国防部战略事务司司长米哈耶率领的法国国防部代表团一行，双方就东北亚战略环境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等主题展开讨论。
1月11日 黄平所长出席国防部军事外交研讨会 。
1月12日 黄平所长出席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讨会”。
1月14日 黄平所长出席北师大金融所主办的“美国金融风暴及后果研讨会 ”。
1月16日  黄平所长出席文化部“2012中欧文化交流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并就相关问题作说明；出席“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晩会。
2月2日  黄平所长出席清华大学与美国企业研究所座谈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一秘毕翔波（BrettBlackshaw），与其探讨中美关系。
2月9－15日  黄平所长、周琪研究员、沈鹏助理研究员应伊朗驻华大使馆邀请，赴伊朗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就伊朗对外政策、美伊关系、中伊关系等问题与伊方进行了交流。
2月16日 黄平所长出席外交学会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发布会。
2月17日 黄平所长出席在钓鱼台举办的“中东变局座谈会”。
2月23日  美国驰华特公司总裁约翰•驰华特（John Chwat）先生到访美国研究所，以“2012：美国国会与中国”为题与科研人员座谈。
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官员到访美国研究所，就美国新近出台的“国防战略评估文件”与我所科研人员座谈。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
2月24日 黄平所长参加战略文化学会理事会会议。
2月29日 “2012年中美关系” 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研究所召开，黄平所长主持会议。我所科研人员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学者和专家参会。
3月1日  黄平所长与伊朗驻华大使座谈。
3月6日  美国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教授赵全胜先生来访美国研究所，作题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大转变：对美国亚太外交的一项案例研究”的学术报告。倪峰副所长主持座谈会。
3月7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主办、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协办的“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研讨会在美国研究所召开，孙海泉书记、倪峰副所长、刘尊副所长和相关科研人员参会。
3月11日 黄平所长会见美国华盛顿大学敎授赵全胜；参加战略文化学会理事会会议。
3月12日 黄平所长会见塞尔维亚驻华大使、前白宫负责伊朗问题高级官员。
3月15日 黄平所长会见美国亚洲研究局的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坎保森（Roy D. Kamphausen）先生和“全球挑战论坛”发起人沃尔特博士。
美国空军学院代表团到访美国研究所，与我所科研人员座谈。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3月17日 黄平所长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3月23日 黄平所长会见伊朗外交与战略研究会主席哈拉齐先生。
3月28日-4月1日  黄平所长赴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社会发展所的理事会年会。

                                              （方锐华 余功德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