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朱维之先生在其编著的《希伯来文化》一书中曾提及“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很快，它的根源有二：一个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认为在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研究中不可“言必称希腊、罗马，却不谈希伯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见解。笔者认为通常所谓的西方文化是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一条线索，而以希伯来——犹太教为另一条线索的。前者构成了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经线，而后者则是一条纬线穿插于其中，共同构成了西方历史文化之网。对前者在西方文明发展的作用国内学术界引述颇多，但是对后者的作用则关注者寥寥，甚至往往将二者加以混淆，未曾予以明晰。 希伯来——犹太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贯穿始终。其显在影响主要是于上古和近现代发生的。基督教之产生便是希伯来——犹太教对西方文化在上古时期发生影响的最经典事例。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拥有强势地位，犹太人受到歧视和迫害，而犹太文明则颇显暗淡，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未曾发生，而是以一种隐在的状态存在。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中世纪以来的商业、金融活动直接地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犹太人的“解放”，犹太人在近现代学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则更是蔚为壮观。综观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犹太背景的大师级学者充斥于近现代学术的各个领域，撇开自然科学界及文学艺术界不谈，单以哲学社会学界为例，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均为犹太人，如斯宾诺莎、马克思、伯恩斯坦、考茨基、亨利·伯格森、乔治·卢卡契、赫伯特·马尔库塞、卡尔·雷蒙德·波普尔、艾德蒙德·胡塞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西尔、马丁·布伯、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埃里希·弗洛姆、亚伯拉罕·哈罗尔德·马斯洛、柏林、大卫·李嘉图、乔姆斯基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犹太人学者，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会失色不少。 鉴于犹太学者在近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禁要问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何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犹太群星？相对于西方非犹太系统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思想意识有何独特之处？作为拥有共同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的学术群体，民族心理积淀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何种烙印？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以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建立一种犹太视野。通常的学术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这些大师级思想者的学术贡献，侧重于学理性的分析。而犹太视野的确立则帮助我们从更深层面了解影响某些大师或学派其思想之缘起以及问题分析理路、甚至思想学术风格形成等更深层次的因素。 在西方的历史上，犹太人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从起源上讲她是一个东方民族，公元一世纪时开始流散到欧洲，但是在欧洲各国中的政治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关系，犹太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就业与居住方面均受到严格的限制，被贴上许多劣等性格的标签，饱受歧视和迫害，排犹、屠犹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犹太人却又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肩负伟大的使命，甚至苦难竟也成为优秀的佐证。面对困境犹太人时刻祈盼救世主的降临，信徒得以拯救，重返“应许之地”。中世纪生活在狭小、拥挤、肮脏的生活区（隔都）的犹太人虽然在外面受到排斥和歧视，但是在回到“隔都”内，回到犹太大众中间，接触犹太宗教和文化之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精神优越感，一份自豪与荣耀。然而以其寄居国的角度看来，犹太人着实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基督教国家最初处理犹太问题的方法极为简单，用得着时就用，用不着时要么驱除出国门，要么就限制其居住和就业，更有甚者，还要煽动民间的反犹情绪，大开杀戒。直到18世纪末，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许多人开始从理性的角度考虑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了。赋予犹太人公民权成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一些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在道德和文化上的低劣是由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使之。一旦其生存境遇得以改善，相信犹太人也会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即使作到这一步要耗费时日。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拿破仑一度充当了犹太人的解放者角色。法国犹太人率先获得了公民权，继而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犹太人纷纷从围绕着高墙的“隔都”中走出来，感受自由的阳光。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犹太人彻底解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不过依靠理性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已是大势所趋，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逐渐地获得了公民权，而古老的犹太人文化也开始更频繁地与寄居国的文化发生全方位的接触。 如果没有比较，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任何一个群体在其所熟悉的文化环境氛围中大多都能感受到因习惯而带来的自如轻松，进而形成认同意识，产生归属感。然而一旦有了比较就不同了，处于相对劣势的文化要被强势文化粘贴上诸多的标签，其中不乏误解或诋毁之辞。而劣势文化在反思自身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因认识上的改变，或出于功利目的，放弃了对原有文化的认同，试图同化进入优势文化中间去；又有一部分人或固守本民族文化，或做出程度不等的改革，割除一些文化弊端使之与与之相遇的强势文化和谐共处。这些反应类型在犹太文明面对基督文明之时均有所体现。 自十九世纪以来犹太教内部分化为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以及重建派。而改宗基督教或世俗化的犹太人也日渐增加。正是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学术思想大师。 尽管近代学术思想大师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放弃犹太教信仰，去接受基督教或当时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潮，但是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难以割弃的。这是笔者以为犹太视野之应当予以重视的立论基础。对于犹太裔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境遇对其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犹太人的民族传统赋予整个民族以必要的智力训练，为他们带来了必要的智力、学术培养。历史上，犹太人就以所谓的“有经的民族”而著称。犹太教不但拥有丰厚的典籍文献，而且读书也成为每一个信徒的义务，有知识的人在社区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备受尊重。典籍阅读不但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意识，还培养了犹太人的想象能力和思辨能力。在欧洲流散和商业经营活动的经历又使犹太人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具备驾御欧洲多种语言进行著述、交流的能力，得以更有效地吸收周围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也使之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犹太哲学家拜克认为“犹太人始终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且是一个被迫去思想的少数民族。那是它的命运所赐······多数人的信念（conviction），以拥有者的支持为基础；少数人的信念借助持续不断的探求之活力而表现出来。这种内在的活动已成为犹太教的重要部分”。 独特的历史命运使犹太人成为一个多思的民族。而犹太人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又与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犹太文明和历史对近代犹太学术的有益滋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犹太人知识分子乃至犹太民众，依然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没有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这对犹太裔学者和思想家的思想活动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对于很多放弃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而言，融入西方基督教社会并没有因为政治上平等权的获得甚至改宗基督教而一帆风顺。虽经过多年的努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纳。在遭到主流社会的拒绝之后，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和学术活动依然停留在非主流的边缘地位，遂产生了认同危机，甚至一度产生文化自卑，进而发展成文化自恨的心理。这一历史境遇对犹太裔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更为直接的。 边缘化一直是欧洲犹太人所处的生存状态。“隔都”虽为一个自治性的空间，但属于地域上的边缘化，商业、金融活动在中世纪则属于职业上的边缘化。然而“解放”之后，犹太人的地域性、职业性的边缘化程度虽有所减弱，但是文化性、精神性的边缘化开始显现，并日渐强化。边缘化对犹太民族的心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犹太人的使命感、优越感是与不安全感、挫折感相伴而生的。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对犹太人的接纳程度是由西向东逐渐递减的。德语国家（以德意志最为突出）、斯拉夫语国家（以俄国最为突出）对犹太人的接纳程度远远低于英语国家和拉丁语国家（尤其是法国）。这也是犹太思想家何以在德、俄两国更为活跃的原因。以德国为例，犹太人在1812年获得解放之后逐渐进入德国社会，1869年北德联邦承认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两年后伴随德国统一进一步扩大到德国全境。政治解放之后的犹太人是以非常急切的心情进入德国社会，渴望被主流社会接受。一时间改宗者如过江之鲫，这里有我们熟悉的大文豪海涅、门德尔松家族（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的祖父为近代改革派犹太教的理论奠基人，而他的八个子女均改宗基督教）、马克思的父亲等等。海涅曾经把改宗基督教看作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场券，而门德尔松的父辈们则更是认为改宗对于个人的事业和后代的发展有利。 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之多，以至于基督教的人士已经开始担心教会的犹太化了。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德国封建性的顽强存在，改宗后犹太人还是难以进入军界和官界，只好活跃在所谓医生和法律家这些“自由职业”中，而大学教授中犹太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加，这种职业结构性构成使他们成为知识的创造者。虽然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作为犹太人历史境遇的承担者，又无法摆脱民族边缘化为之造成的心理影响。融入主流社会之难，遂在文化心理上犹太人知识分子阶层曾一度产生自卑进而发展成自恨的心理。为了急于得到主流文化的承认，很多的皈依者最初对犹太文化或是真心或是违心地加以贬斥。海涅把成为犹太人看成是一种类似身体残疾一样的不幸。而改宗或者彻底放弃信仰走向世俗化道路需要彻底否定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迎合主流社会的好恶，这对于许多出于功利目的，实则对犹太教有着深厚感情的改宗者或放弃信仰者而言又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主流社会的拒绝和歧视，依然被敏感的知识分子所感知。海涅在失望之余称普鲁士为其“小继祖国（little stepfather land）”。 而在十九世纪末，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迅速明显化，表现在这一时期反犹主义风潮骤兴，并很快呈迅猛发展之势。反对犹太人的专有名词反犹主义（即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为德国记者威廉·马尔（Wilhelm Marr）所发明应用。而此时的反犹主义正是针对犹太人在学术和文化上的活动而来的。罗伯特·M·塞尔茨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反犹主义不同于大多数此前反犹情绪的表现形式，它是在犹太解放之后，以阻碍犹太人成功地进入欧洲主体社会为主要目的，是以文化了的，而不是因循守旧的犹太人为主要的恐惧对象的”。 曾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犹太人评论家莫里兹·戈尔德斯坦(Motitz Goldstein)在《艺术瞭望台》杂志撰文称犹太人不论对德国文化做出怎样的贡献，也要被德国人视为亚裔或另类，这种状况应给予严肃对待，“对德国我们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该文章在犹太社区中一度引起了轰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时期中，德国犹太人社区更是充满着不安和恐惧。反犹风潮愈演愈烈。那时，粮食如果不足，就说是犹太人的阴谋；物价如果上涨，就宣传是国际犹太资本的策略。就连共产党所发的传单，都把慕尼黑革命形容为“犹太人共和国”。 其后希特勒上台，犹太人的命运更是急剧恶化，最终酿成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所产生的挫折感对犹太知识分子的成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在其1946年所著的《反犹主义和犹太人》（Anti-Semitism and Jews）一文中认为对于德国犹太知识分子而言，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项行业或者一种职业选择，而是摆脱犹太身份这一污点的一条“通衢大道（the royal road of flight）”或者“腾达之途（an avenue of flight）”。甚至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对于流行于欧洲的理性的认识与选择也是出于这一心理和动机。由于理性所具有的普世性使犹太知识分子认识到：“真理只有一个，···感觉自己不再是犹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寻求理性（to reason），因为理性思考（reasoning）对所有人都适用，也可以为一切所诉求”。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犹主义又很快地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身份上的污点是难以消除的。由此产生一股文化上自恨风潮。1930年哲学家西奥多·莱辛在无奈中发出反问表明了犹太知识分子在遭受主流文化的拒绝之后的苦闷心境，“你知道诅咒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认为）从自己的根部汲取的是毒素而非养素、……愚蠢并终生地憎恨你的父母、你的师长以及所有抚育并按照他们自己独特形象塑造过你的那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为逃避这种困扰和挫折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甚至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而俄国的境况相对于德国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今的英语语汇中，有两个词汇是与犹太人的命运有着直接联系的，其一就是上文所提及希特勒时代的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另一个则是Pogorom，它特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屠杀。相对于德国而言，犹太人在俄国“解放”的历程更为缓慢和曲折，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被接纳的程度更低，贵族和农民的反犹情绪异常强烈，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更是恶劣。 对于无论是改宗的、还是世俗化的犹太人，民族文化这条精神脐带是难以割裂的，作为其成员的一部分都不免要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对于犹太裔的学者而言，这种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存在：一种状况是：不自然、无意识地接受犹太历史和思想的影响，尽管其本人并未接受过系统的犹太教的教育，但是犹太身份本身，乃至犹太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境遇的普遍性对其思想之产生打下了无形的烙印。如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且不必说有西方学者（如Nicolas Berdyaev）从犹太教的启示和救世说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与犹太教的联系 ，更有人咒骂马克思是“红色拉比”，是“犹太先知”的后裔，并说他用“诡计多端的犹太教法典”来扰乱这个世界， 单就其从事学说创建的动机而言，就与犹太人反压迫、追求平等和正义的奋斗历程和民族传统结下不解之缘。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几千年来使犹太人联结在一起，而且今天还在联结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甚至在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里，就已浸透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对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都有良好的影响······像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 再以本雅明为例，尽管其否认自己与犹太教有任何的思想渊源，称：“我经历的决定性的精神体验是在认识犹太文化之前。······当时我在宗教上与犹太教无缘，作为民族性的存在也对犹太世界一无所知。”但也承认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在曾学习近两年的田园教育舍，认识了后来创建自由学校共同体维卡司堡的维内肯博士。···在那里、对理念恪守忠诚的基本上都是犹太人。” 犹太思想和神学对于本雅明的思想所具有的意义在1960年以后不断有人议论，但是无论它的发展趋势怎样，美国研究者保尔法特作出了“他天生就了解犹太族的东西”这一点结论； 此外，对于一部分学者，不但犹太人的境遇影响了其学说，甚至其学说中某些分析路径与传统的犹太教教派的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弗洛伊德，西方有学者认为他的学说中所谓的必须由自我（ego）加以教化的本我（id），实质上就是犹太民间故事中认为存在于每一个犹太人心中的“the Yid”即“小犹太人”(意梯绪语为dos pintele Yid)，无论犹太人被同化程度如何，都要压制这个粗俗的小犹太人； 而在犹太教神秘主义运动哈西德运动的哈巴德系那里，人被分为三种类型：恶人、普通人和圣徒。 而在出身哈西德家庭、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弗洛伊德那里，在反观人类内心得出的本我、自我、超我（superego）的划分，似乎与这种分析路径有某种程度的暗合。而弗洛伊德后期的作品中对犹太教的分析著述亦不在少数；再如当代思想巨子以塞亚·柏林的传记作家把柏林某些学术风格的形成看成是与柏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有关， 这说明犹太历史和文化对犹太裔学者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也是深刻的；第三种学者是对犹太历史和思想产生强烈认同并主动回归犹太教思想，从中汲取养分并利用犹太宗教及其思想消解现代哲学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如马丁·布伯和亚伯拉罕·海舍尔之于存在主义正是如此，通过对犹太教传统的回归，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悲观性理解被消解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升华。 对于许多犹太裔学者之犹太背景的普遍存在应当成为我国学术界予以重视的一个研究角度。 鉴于希伯来——犹太教这条线索在西方历史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方历史和文明的书写，离开犹太人这个维度则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无法被深刻理解的。予以犹太历史足够关注，才能真正、全面理解和把握西方历史，西方历史方得以完整补充。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学术界对犹太历史和文化研究起步较晚，随着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型犹太文化译作书系的相继面世，犹太历史和文明的全貌日渐凸显出来，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主题能够得到更为深刻的解释。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到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潮、从两次世界大战熊熊战火到当今世界恐怖主义者的爆炸活动、从犹太人教堂的宗教活动到欧美校园的学生风暴，无不显示着这个弱小但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民族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犹太人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带来的历史主题也是世界性的。举例说来，革命是人类历史进入近现代，尤其是19、20世纪的历史主题，然而无论是其理论抑或是实践，如果摒除对犹太人境遇的把握，就无从了解革命的来龙去脉。犹太人不但是近现代革命的理论贡献者，同时也是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德国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产生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包括许多拥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构建革命理论。而德国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却没有为之提供理论实践的广阔舞台。犹太革命理论家们停留在所谓“书斋里的革命”状态。俄国的实际情况则不然，那里的犹太人不但为革命贡献了必要的理论，更为突出者则在于产生众多的革命实践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还是犹太区的“崩德主义者”，犹太人都是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不但与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强烈排斥有关，更是与犹太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帕雷居住区（又译作栅栏区）”的犹太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蚀而进一步的无产阶级化有关。犹太民众的贫困化为革命理论提供了实践的载体。犹太人的革命热情更是让一般的非犹太的革命者望尘莫及，这甚至成为革命阵营分裂的主要因素[如托洛茨基（犹太名字为L.H. Bronstein）与斯大林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此]。继欧洲革命之后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活动，即使没有犹太人的直接参与和影响，但是是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即革命爆发前的该民族社会结构是不是也因在某些方面具有与昔日犹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而易于接受犹太人创建的革命理论的影响呢？而曾一度风行欧美的新左派运动（包括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也因为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间，可以看作承犹太人革命传统之余绪。对于犹太人与革命这一主题，西方学界关注颇多，有社会学家从犹太家庭结构及心理学的角度（Nathan Glazer），经济史家从犹太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的角度（W. Sombart）作出解释，更有学者认为许多犹太人的性格中有着为骚动而骚动的成分：“或许他们因长时间地生活于动荡之中，处于安定中也会感到有不安定的因素”（Chaim Bermant）等等。 这一问题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犹太历史在西方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犹太史的研读具有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之可能，我认为在《世界历史》著作的编纂过程中应该给予犹太历史相应的空间和地位，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我国目前犹太史研究所取得阶段性成果之肯定，同时也能更好地体现世界历史所追求的全球史色彩。